知青回家
一九六九年
3月 苏联军队入侵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珍宝岛，造成严重流血事件。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作战。
4月1日－24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4月28日 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 ，林彪为副 。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军委名单，毛泽东任 。
9月23日 中国成功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
3月 苏联军队入侵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珍宝岛，造成严重流血事件。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作战。
4月1日－24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4月28日 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 ，林彪为副 。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军委名单，毛泽东任 。
9月23日 中国成功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
一九七一年
9月13日 林彪等人外逃叛国，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附近机毁人亡。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10月25日 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的票数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
9月13日 林彪等人外逃叛国，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附近机毁人亡。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10月25日 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的票数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
一九七二年
2月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1973年1月2日，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从国外引进43亿美元成套工业设备和单机的方案。
2月21日－28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此前，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于1971年4月应邀访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分别于1971年7月和10月两次访华。尼克松访华期间，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周恩来同尼克松举行会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标志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
9月25日－30日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国，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毛泽东会见田中角荣，周恩来同田中角荣举行会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2月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1973年1月2日，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从国外引进43亿美元成套工业设备和单机的方案。
2月21日－28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此前，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于1971年4月应邀访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分别于1971年7月和10月两次访华。尼克松访华期间，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周恩来同尼克松举行会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标志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
9月25日－30日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国，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毛泽东会见田中角荣，周恩来同田中角荣举行会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一九七三年
3月29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外事活动。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邓小平参加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
8月5日－20日 国务院召开首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制定《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
8月24日－2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
8月26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100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试制成功。
8月30日 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 ，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 。
本年 中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袁隆平等人，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功强优势的籼型杂交水稻。
3月29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外事活动。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邓小平参加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
8月5日－20日 国务院召开首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制定《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
8月24日－2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
8月26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100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试制成功。
8月30日 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 ，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 。
本年 中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袁隆平等人，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功强优势的籼型杂交水稻。
一九七四年
1月19日－2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对南越西贡当局军队的武装进攻进行自卫反击作战，胜利保卫了西沙群岛领土。
4月6日－16日 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10日，在会上全面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中国的对外政策。
1月19日－2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对南越西贡当局军队的武装进攻进行自卫反击作战，胜利保卫了西沙群岛领土。
4月6日－16日 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10日，在会上全面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中国的对外政策。
一九七五年
1月13日－17日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选举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此前，邓小平在1月5日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 ，在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 。
2月 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开始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7月，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主持工作期间，对全国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收到显著成效。11月，整顿被迫中断。
1月13日－17日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选举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此前，邓小平在1月5日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 ，在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 。
2月 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开始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7月，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主持工作期间，对全国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收到显著成效。11月，整顿被迫中断。
一九七六年
1月8日 周恩来逝世。
3月下旬－4月5日 北京、南京等地爆发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4月5日，首都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被错误地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3月30日－5月22日 万吨远洋科学调查船“向阳红5号”和“向阳红11号”在太平洋海域成功进行首次远洋科学调查。
4月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 、国务院总理。邓小平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月8日 周恩来逝世。
3月下旬－4月5日 北京、南京等地爆发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4月5日，首都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被错误地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3月30日－5月22日 万吨远洋科学调查船“向阳红5号”和“向阳红11号”在太平洋海域成功进行首次远洋科学调查。
4月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 、国务院总理。邓小平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7月6日 朱德逝世。
7月28日 河北唐山、丰南地区发生里氏7.8级强烈地震，并波及天津、北京等地，24.2万多人罹难，16.4万多人重伤。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和解放军的大力支援下，灾区群众奋力抗震救灾。
9月9日 毛泽东逝世。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举行了悼念活动。
10月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延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结束。
7月28日 河北唐山、丰南地区发生里氏7.8级强烈地震，并波及天津、北京等地，24.2万多人罹难，16.4万多人重伤。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和解放军的大力支援下，灾区群众奋力抗震救灾。
9月9日 毛泽东逝世。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举行了悼念活动。
10月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延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结束。
一九七七年
4月10日 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这封信。
7月16日－21日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 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 、中央军委副 、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
8月12日－1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20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未能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8月19日 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 ，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 。
9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要求抓紧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迅速恢复被撤掉的科研机构，恢复科研人员的技术职称，建立考核制度，实行技术岗位责任制。之后，中国科学院破格晋升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取得世界领先成就的陈景润为研究员。
10月12日 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决定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恢复“文化大革命”中被废弃的高考制度。11月至12月，全国约570万人参加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组织的统一考试，27.3万人被录取。
4月10日 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这封信。
7月16日－21日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 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 、中央军委副 、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
8月12日－1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20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未能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8月19日 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 ，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 。
9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要求抓紧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迅速恢复被撤掉的科研机构，恢复科研人员的技术职称，建立考核制度，实行技术岗位责任制。之后，中国科学院破格晋升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取得世界领先成就的陈景润为研究员。
10月12日 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决定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恢复“文化大革命”中被废弃的高考制度。11月至12月，全国约570万人参加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组织的统一考试，27.3万人被录取。
一九六八年12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决定调整政策，逐步缩小上山下乡的范围，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不再动员下乡。到1981年11月，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我做为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在花了将近五年的时间，学了三学年的课程，其他将近二年的时间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我们己经高中毕业，七月初准备进行高考，这时我们学校(高中，铁路子弟)全体学生开了一张集体免票，到北京学习红卫兵造反，我们目睹十四、五的女红兵手舞军用皮带将人押上火车，送回原籍。目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学生斗老师、领导的情况，两派互斗的情况。广播中喊的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大乱大治。""打倒XXX！"……
我们回来后，有些同学开始写大字报，给一些老师挂牌子，戴高帽子，强迫老师游校……
有的同学勇当闯将，大部分同学当消遙派，我当了红保军，保卫红色政权，红保军垮台后，当了造反派，后来我们组织湘x风雷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树倒猢狲散，我退出该组织。我已经灰心，我看穿了文革，我们就是四人帮的棋子，随黑手而被摆布……
我们几个同学，都是铁路子弟，我们坐火车有经验，于是我们坐上火车，到了不少城市，这些地方的风景，文革情况，我写进了《煮酒论史》之《真诚对话》，欲知详细，清看该文。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我下放到南岳勾X峰，我吃尽了辛酸甜苦辣的苦，我吃过盐水汤泡过的饭，我一歺吃过准备吃一天的一小脸盆饭，我那时想，如果我不下放，到城里扫公厕，我都愿意干……
谢天谢地，我当了两年知青后，我被招工进x金机械厂，当了泥工。……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八年，这十二年里我没有上大学的可能，所以我说，天之骄子梦想破灭。一九七七年大学恢复招生，一九七八年七月，我考上了湖×大学，学习工业自动化专业，我当了老大学生，我梦想成真。
我后来成为高级工程师，再后来我退休，为了老有所乐，我写了五部长中篇小说，希望大家看我写的小说。
我当过知青，了解知青，有些知青是六八、六九届初中毕业生，他们更本就没有上过什么初中课，他们学工、学农，耗费了宝贵的学习时间。他们不少人没有什么文化，他们最容易下岗。
现在，还有些知青，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永远回不到自己的家乡，我们应该关心他们。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我做为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在花了将近五年的时间，学了三学年的课程，其他将近二年的时间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我们己经高中毕业，七月初准备进行高考，这时我们学校(高中，铁路子弟)全体学生开了一张集体免票，到北京学习红卫兵造反，我们目睹十四、五的女红兵手舞军用皮带将人押上火车，送回原籍。目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学生斗老师、领导的情况，两派互斗的情况。广播中喊的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大乱大治。""打倒XXX！"……
我们回来后，有些同学开始写大字报，给一些老师挂牌子，戴高帽子，强迫老师游校……
有的同学勇当闯将，大部分同学当消遙派，我当了红保军，保卫红色政权，红保军垮台后，当了造反派，后来我们组织湘x风雷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树倒猢狲散，我退出该组织。我已经灰心，我看穿了文革，我们就是四人帮的棋子，随黑手而被摆布……
我们几个同学，都是铁路子弟，我们坐火车有经验，于是我们坐上火车，到了不少城市，这些地方的风景，文革情况，我写进了《煮酒论史》之《真诚对话》，欲知详细，清看该文。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我下放到南岳勾X峰，我吃尽了辛酸甜苦辣的苦，我吃过盐水汤泡过的饭，我一歺吃过准备吃一天的一小脸盆饭，我那时想，如果我不下放，到城里扫公厕，我都愿意干……
谢天谢地，我当了两年知青后，我被招工进x金机械厂，当了泥工。……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八年，这十二年里我没有上大学的可能，所以我说，天之骄子梦想破灭。一九七七年大学恢复招生，一九七八年七月，我考上了湖×大学，学习工业自动化专业，我当了老大学生，我梦想成真。
我后来成为高级工程师，再后来我退休，为了老有所乐，我写了五部长中篇小说，希望大家看我写的小说。
我当过知青，了解知青，有些知青是六八、六九届初中毕业生，他们更本就没有上过什么初中课，他们学工、学农，耗费了宝贵的学习时间。他们不少人没有什么文化，他们最容易下岗。
现在，还有些知青，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永远回不到自己的家乡，我们应该关心他们。
上面我说过我们应该关心知青，要关心知青，就必须关注知青，下面请看我是小六九。什么是小六九，他们就是六九届初中生，小六九很多人都弄不懂，看了我是小六九，你就明白了。
我是小六九
作者：张杏彦
上
提起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会提起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上山下乡。提到上山下乡，就会提到“老三届”。“老三届”是指六六、六七、六八届的毕业生。那么六九届呢？其实六九届也含在其中，也有说是“老四届”的。
当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来时，我们小学即将毕业，中学还未接收。我们又在小学滞留了两年，这两年仍由所在小学管理。十三四岁的孩子能干什么呢？似懂非懂，没有学上，没有书看，没有像“老三届”那样参加组建红卫兵，搞大批判，大字报，大串联等等。除了偶尔到小学校里参加些活动外，我们在家就是疯玩儿，一玩儿就是两年。
我们在小学整整呆了八年，中学只呆了一年，在历次填写履历表时，我都这样写：
1960年9月——1968年8月北京白家庄小学
1968年9月——1969年8月北京第八十中学
不明底细的人还以为我在小学蹲班两级，在中学没有毕业就辍学了呢。
在老三届里，我们排在最后，有人称我们为“小六九”。“小六九”叫的顺口，听的顺耳，可是个中之苦只有“小六九”们自己知道。
一九六八年九月，在党中央复课闹革命的指令下，我们和七0届学生同时迈进了中学大门。
当时别看我们年纪小，但是极其封建。男女生是从不说话的，认为男女生在一起接触就是流氓，坏学生。每班分六个小组，教室的座位男女小组是挨在一起的，不管男生还是女生，只要谁先进教室就把桌子拉开，双行三组变成六行单组了。教室里如有女生在，男生就不进教室了。该上课了，不进不行了，他们就在门口挤成一团，嘴里喊着“一二三”一起涌入教室，女生就偷偷的笑。
在中学，虽说是复课，但没有课本，没有教材，主课只有政治、外语、数学。政治学习毛 语录，外语学了英文二十六个字母，数学学了正负数。在这短短的一年里，参加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政治活动。还参加了多种多样的劳动，我们曾到北京汽车制造厂学工一个多月，又到北京近郊东坝参加三夏劳动，紧接着又去怀柔莲花池学农，说是去一个月，结果半个月就被学校召回，参加毕业分配。
毕业分配的去向是云南、内蒙、黑龙江三大生产建设兵团，我们这届分配的宗旨是“一片红”，统统全走，没有插队的，没有留京的。我的头脑当时很简单，简单的就如同一张白纸。前边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插队都走了，我们别无选择，晚走不如早走，早走还落个积极响应毛 的号召呢，我当时最先报的名，去什么地方呢？听说第一批去黑龙江，第二批是内蒙，不管是哪儿，我要第一批走，所以就报名去黑龙江。
来校招“兵”的人，让我们排队围着操场走一圈，一个班连着一个班，队伍长长的，他们在 台上检阅，大概是看看我们里边有没有残疾人吧。我们大多十六岁，个别早些上学的只有十五岁，有的小女生体重才八十来斤，记得外班的一个女同学穿的条绒衣服上，两个兜儿一边绣的小猫，一边绣的毛线球，满口的娃娃腔，简直就是一个大孩童。
我们脑子里灌满了“革命”的大口号，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想大干一番革命事业。就这样，我们这些小学文化水平的年轻人，戴着“知识青年”的桂冠，喊着“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口号，于1969年8月26日乘上北去的列车，驶离祖国的心脏——北京。这一去，就是人生旅途的九年漫长之旅。
下
到了边疆，我们分在了一师一团，地处黑河地区。一师在全兵团排头，一团又是全师排头，这意味着我们所在地区是最北最冷的。在一团又有山上连队和山下连队，山上山下虽一字之差，节气就差了半个月呢，说明山上的冬季更冷。在山上的连队还有老点儿和新点儿之别，老点儿是老连队，新点儿是新建连队。我们被分到山上的新建点儿，这又意味着是个更艰苦的连队。
团里把我们班的男生与另一个班的男生互换，这是领导防止我们早恋的一个手段，这样一来，本来就不熟悉的同班男生很快就被我们淡忘了。全团每个连队都是这样的，同班的男女生没有分在一起的。我认为上边这么做根本就没有必要，由于从学校带来的风气，我们北京知青男女生是从不主动说话的，这种状况长达两年之久。
先于我们一年来的哈尔滨知青和上海知青已经打好了一些生活基础，最最苦的日子由他们先尝了。但记得我们刚到连队时的生活依然很艰苦。男生住的是马棚，南北两趟大通铺，木板搭在木架子上，就是床了。女生住的一间砖房，有五六十平方米的样子，住着五十多人，分上下铺，挤挤叉叉的。好在入冬时新房盖好了，男生搬出了马棚，我们也稍稍宽松了一点儿。
到北大荒当年就赶上了水灾，粮食歉收。因为兵团是自产自销，自给自足，所以只能吃捂了的麦子磨的面粉，馒头又黑又粘，见不到蔬菜，人人饥饿难耐。我们还处在长身体节段，再加上劳动繁重，真是苦不堪言。
“小六九”们，个子小，文化低，又没有社会经验，而且不懂得团结，像一团散沙。我当时使出全身的解数，使自己融入到这个群体之中。政治学习，积极踊跃。遵守纪律，听从指挥。劳动中往往力不从心，我只能咬咬牙坚持住。我给自己下的定律是不争第一，但绝不落在最后。
到连队半年时，过北大荒的第一个春节。我们表面上乐乐呵呵、打打闹闹，可背后想家偷偷哭鼻子的又有多少，谁知道呢。在春节的大会餐上，一个六九届大小伙子喝多了，旁若无人地大声哭喊：“妈妈呀，我想你呀……”我们无不动容。
由于缺医少药，加上交通不便，我连北京战友卢玉兰，因患病几日高烧不退，从病到死从未离开过她的床板。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永远的去了，她的年龄永远定格在二十岁。我们用泪水送别了战友，并牢牢地记住这个日子——1973年7月8日。
北京男知青小崔刚到疆时，才一米五几的个子，和马站在一起，还没有马高。两年后竟长到一米七八的个子，请大家看看照片。
我们伴着风雨，伴着严寒，伴着苦累，伴着汗水和泪水，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成熟。个子长高了，身体长壮了，学会在艰难困苦中生存，掌握了各种劳动技能，在北大荒一干就是九年。在大返城之后，又从零开始，艰难地寻找着自己栖身之地、找工作、成家立业、养家糊口……一切都比别人慢了数拍。当然了，六九届个别的佼佼者除外，我指的是我们这个群体的大多数人。
可是我发现，与老三届们比，不论从哪个方面，我们与他们都有着很大的差距，不只是差在知识的缺失上，差在哪儿？有种说不清的感觉。在老三届面前我们是永远的“小六九”。
生的静美，死的惨烈
原创： 王智娜
春英长得很清秀。她眼睛清亮，肤色如雪，头发柔顺。特别是她处子般的沉静腼腆，如新月明净纯洁。
春英非常胆小。小学去农村割麦子，女生们看到蚂蚱尖叫四散时，春英吓得发不出声也不能动弹，泪珠串串滾落。男生找到了恶作剧的有效目标，凡捉到昆虫就拿来吓她，有个促狭鬼竟然把虫子放到她脖子上，春英吓得失禁了。
春英是好学生。家里兄妹几人都品学兼优，她的哥哥和弟弟还当过全校大队长，斜佩着绶带让人肃然起敬。
春英极其听老师的话。老师让抱臂坐着，她就像小雕塑端正在那儿，这姿势搁我不出半分钟就塌陷得东倒西歪了。所以老师总拿她和我作为正反典型褒贬。春英人前不敢大声说话，上课也不主动发言。班主任了解体谅她，任课老师并不知情。音乐老师抽同学独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春英被点中了。让她当众唱歌还不如直接杀了她，但她还是听话地战战兢兢立了起来。前奏弹了好几遍，春英硬是没唱出一个字。老师火极了，春英连吓带怕终于憋出了抖音。全班同学极力压抑的笑声在老师没忍住的笑中喷薄而出。
班主任每天下午的第二节自习都会特赦几个同学提前放学，我和春英通常在此列。当然我们待遇相同，缘由不同。她是因为纪律好招老师喜欢，我是作业完成得快且无错老师虽心不甘情不愿却也无奈。春英和我每天早放学时同路，她家在学校和我家之间，旁边是一照相馆。路上，她端庄得像小淑女，我则围着她三蹦两跳，特赦所带来的自由使我开心得要飞了起来。就这样从小学二年级我们因天天同路而成了相伴相随的朋友。
春英是乖巧孝顺的女儿。她包揽了家里的家务，一回家就不得闲。洗洗刷刷的活计做好后，就纳鞋底鞋垫。我记得她的墨绿色裤子磨得稀薄了，手巧而有耐心的她垫了衬布纳，针脚细密整齐，很是讲究。
我们是无话可说的奇怪的朋友。通常她娴静地做针线，我倚着被子看书，或者放空自己无意识地看着她细致地刷这儿擦那儿。那种充满安全的放松是我一生中唯从春英处获得的。
高中毕业我们都下了乡。春英到了潢川潢湖农场，我到了光山寨河农场，之间相距百里地。1974年端午春英与几个知青来到寨河。望着从天而降的春英，我喜出望外，竟然忙手忙脚不知怎么招待，可谓是从头到尾的窘相。她离开好久，我念叨的都是：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安安份份的人，怎么就能跑上百里地来这么远呢？
有年我俩都在家探亲，我假到了，她送我到车站。车开时，她跟着车小跑，声音抖抖地说：一路平安，一路平安。她颤巍巍的声音使我伤感，知道再不会像往日那样与她相随相伴，倍觉孤独寂寥。
1975年3月，我因患腰肌横突炎休假在郑。春英回潢川前来和我告别。她平时不会大声说话，声音一高就有点怯声怯气。她在楼下叫我名字时颤抖的声音，我记了一辈子，想起就心酸。
春英的病退申请批准了，她回去办手续。那天我们很反常。破天荒地相互说了好多话。记得她说，她不爱多想事，想的是让家人吃的比自己好，穿的也比自己好，只要家人过得好她就高兴。她劝我要多想高兴的事，开开心心地活。
说也奇怪，平时我们来去彼此的家就像出入自己家一样，没有迎送。那天她走时，仿佛上天怜惜我们，牵引着我送她过了一条马路又一条马路。两人走走停停，常常静默着面对面站着，谁都不先提告别。
3月22号，朋友邀我到省工人文化宫看译制片《爆炸》。我约两点钟上了公交车。在车上我突然莫名焦躁，站立不安。我挤到司机旁无理地要人家开快点。这言行对我这越活越腼腆越自闭的人可说是匪夷所思。看电影时我全身火烧火燎，心跳异常，电影爆炸没看进去，我人却要爆炸了。
几天后，噩耗传来，春英在潢川车祸去世。算时间竟是我几乎狂乱那天的下午两点多。
我在春英家门口徘徊了好久，走一步退两步没勇气推开我从小进到大的那扇门。院里的妇人低声说：进去吧，闺女，一边帮我敲了门。妈妈、姐姐和春英最喜欢的小外甥扑上来和我相拥大哭。妈妈哭道：我的小三妞没了，我最孝顺的闺女没了。三岁的宝宝黑葡萄似的眼睛汪着泪水哭喊：小姨不回家了，不抱我了。我泪如雨下，第一次觉得心绞着疼。
哥哥告诉了我春英遇难的经过。春英和另外两位知青到潢川县城办好了回城手续，返回农场时，她们在路旁招手截车。当年农村交通不便利，几十公里地靠徒步，走得很艰难。知青大多以截车解决交通问题。信阳车队的一辆解放牌卡车在马路对面减慢速度要停下来的样子，姑娘们以为司机同意载她们，就过马路朝车走去。
先过去的知青站在驾驶室旁的踏板上与司机商量，第二名知青已走过车身，春英刚到车前。车子猛然开动，将走到车右侧的知青吓得跌到路沟里。车前的春英退无可退，反手抱着车灯坐在车的前挡板上。她吓得哭着哀求：师傅求求你，停停车，我再也不敢坐你的车了。站在驾驶室旁踏板上的同伴也哭着求司机停车。行人看到了都呼喊起来，有的还把挑着的筐子都扔在一边，追着叫：司机快停车，小女子要掉下来了。副司机也在劝那个信阳车队有名的恶人停车。
没人性的东西非但不减速反而加档，车子飞速地行驶在坑坑洼洼的路上。春英惊吓得七魂六魄皆散，悲惨的哀哭声听得让人战栗。车行了200多米，春英从车上掉了下来，车子从她身上挤压了过去。恶棍过去掀起春英看了看，没人性地说了句：看你以后还截车不截了，就逃离了现场。
春英没等送到医院人就去了。下到潢湖农场的郑州十五中的知青同学们悲愤交加，春英安葬那天，知青们在农场前的公路上强行拦了上百辆车，命令司机同时按喇叭鸣笛，向春英致哀。从那天起，郑州知青和信阳司机就结下了梁子。
哥哥和我认为这不是寻常的交通事故，是故意伤人致死的刑事案件。我们写状子起诉杀人凶手，那个人渣竟然只被判了五年刑。
我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那么一个与世无争贤良淑德的人临了遭受惨绝人寰的罪痛，疼得把自己的舌尖都咬了下来，衔冤离世；为什么那么一个胆小出奇安分守己的人终是受尽惊吓魂飞胆裂而去；为什么那么一个生前静如秋月的女子走得如此惨烈，走后引起那么轰轰烈烈的反响；为什么那么一个对家人充满了热爱、简简单单希望家人过得比自己好的人，却在刚满20岁时就与亲人天人永隔。
44年了，早就看破红尘的我仍苟且在世上，柔顺安静用心生活的春英早已化作一缕香魂飘然世外。
有一年，被父母重病压得精神几近崩溃的我路过春英家，像被雷击中般我看到春英在照相馆橱窗里望着我，还是那双清清亮亮的眼睛，还是那娴雅的神态。我不自主地下了自行车向她走去，倏忽间春英不见了，一个清秀且与春英眉眼有几分肖似的姑娘在照片上正隔着橱窗望着我。
几十年的酸涩苦楚顿时化作满眼泪水，我朦朦胧胧地看着经风吹日晒已变成浅白色的像片，心里呼唤：春英，没有你的世界，我去哪儿能找回内心的安然？从8岁到20岁12年间的和睦相处，我们早已像亲人一般，奈何缘份太短，叹天不顺人愿。
知青们都回家了，可怜的春英孤零零永远留在了潢川黄湖农场。柔弱胆小连小虫子都害怕的人，住在那冰冷黑暗蛇虫出没少有人烟的地方，该是多么戚惶悲凉啊。
说什么知青岁月青春无悔！我知道我悔。为我想念的春英悔，为英年早逝的所有知青悔。
春英忠厚老实的模样泪珠涟涟的面庞常入我梦，我深深地痛惜想念她。痛惜她好人不长红颜薄命结局凄惨，想念她的沉静善良温婉贤淑，更想念并感激她赐予我的所有安谧温暖的时光。
原创： 王智娜
春英长得很清秀。她眼睛清亮，肤色如雪，头发柔顺。特别是她处子般的沉静腼腆，如新月明净纯洁。
春英非常胆小。小学去农村割麦子，女生们看到蚂蚱尖叫四散时，春英吓得发不出声也不能动弹，泪珠串串滾落。男生找到了恶作剧的有效目标，凡捉到昆虫就拿来吓她，有个促狭鬼竟然把虫子放到她脖子上，春英吓得失禁了。
春英是好学生。家里兄妹几人都品学兼优，她的哥哥和弟弟还当过全校大队长，斜佩着绶带让人肃然起敬。
春英极其听老师的话。老师让抱臂坐着，她就像小雕塑端正在那儿，这姿势搁我不出半分钟就塌陷得东倒西歪了。所以老师总拿她和我作为正反典型褒贬。春英人前不敢大声说话，上课也不主动发言。班主任了解体谅她，任课老师并不知情。音乐老师抽同学独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春英被点中了。让她当众唱歌还不如直接杀了她，但她还是听话地战战兢兢立了起来。前奏弹了好几遍，春英硬是没唱出一个字。老师火极了，春英连吓带怕终于憋出了抖音。全班同学极力压抑的笑声在老师没忍住的笑中喷薄而出。
班主任每天下午的第二节自习都会特赦几个同学提前放学，我和春英通常在此列。当然我们待遇相同，缘由不同。她是因为纪律好招老师喜欢，我是作业完成得快且无错老师虽心不甘情不愿却也无奈。春英和我每天早放学时同路，她家在学校和我家之间，旁边是一照相馆。路上，她端庄得像小淑女，我则围着她三蹦两跳，特赦所带来的自由使我开心得要飞了起来。就这样从小学二年级我们因天天同路而成了相伴相随的朋友。
春英是乖巧孝顺的女儿。她包揽了家里的家务，一回家就不得闲。洗洗刷刷的活计做好后，就纳鞋底鞋垫。我记得她的墨绿色裤子磨得稀薄了，手巧而有耐心的她垫了衬布纳，针脚细密整齐，很是讲究。
我们是无话可说的奇怪的朋友。通常她娴静地做针线，我倚着被子看书，或者放空自己无意识地看着她细致地刷这儿擦那儿。那种充满安全的放松是我一生中唯从春英处获得的。
高中毕业我们都下了乡。春英到了潢川潢湖农场，我到了光山寨河农场，之间相距百里地。1974年端午春英与几个知青来到寨河。望着从天而降的春英，我喜出望外，竟然忙手忙脚不知怎么招待，可谓是从头到尾的窘相。她离开好久，我念叨的都是：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安安份份的人，怎么就能跑上百里地来这么远呢？
有年我俩都在家探亲，我假到了，她送我到车站。车开时，她跟着车小跑，声音抖抖地说：一路平安，一路平安。她颤巍巍的声音使我伤感，知道再不会像往日那样与她相随相伴，倍觉孤独寂寥。
1975年3月，我因患腰肌横突炎休假在郑。春英回潢川前来和我告别。她平时不会大声说话，声音一高就有点怯声怯气。她在楼下叫我名字时颤抖的声音，我记了一辈子，想起就心酸。
春英的病退申请批准了，她回去办手续。那天我们很反常。破天荒地相互说了好多话。记得她说，她不爱多想事，想的是让家人吃的比自己好，穿的也比自己好，只要家人过得好她就高兴。她劝我要多想高兴的事，开开心心地活。
说也奇怪，平时我们来去彼此的家就像出入自己家一样，没有迎送。那天她走时，仿佛上天怜惜我们，牵引着我送她过了一条马路又一条马路。两人走走停停，常常静默着面对面站着，谁都不先提告别。
3月22号，朋友邀我到省工人文化宫看译制片《爆炸》。我约两点钟上了公交车。在车上我突然莫名焦躁，站立不安。我挤到司机旁无理地要人家开快点。这言行对我这越活越腼腆越自闭的人可说是匪夷所思。看电影时我全身火烧火燎，心跳异常，电影爆炸没看进去，我人却要爆炸了。
几天后，噩耗传来，春英在潢川车祸去世。算时间竟是我几乎狂乱那天的下午两点多。
我在春英家门口徘徊了好久，走一步退两步没勇气推开我从小进到大的那扇门。院里的妇人低声说：进去吧，闺女，一边帮我敲了门。妈妈、姐姐和春英最喜欢的小外甥扑上来和我相拥大哭。妈妈哭道：我的小三妞没了，我最孝顺的闺女没了。三岁的宝宝黑葡萄似的眼睛汪着泪水哭喊：小姨不回家了，不抱我了。我泪如雨下，第一次觉得心绞着疼。
哥哥告诉了我春英遇难的经过。春英和另外两位知青到潢川县城办好了回城手续，返回农场时，她们在路旁招手截车。当年农村交通不便利，几十公里地靠徒步，走得很艰难。知青大多以截车解决交通问题。信阳车队的一辆解放牌卡车在马路对面减慢速度要停下来的样子，姑娘们以为司机同意载她们，就过马路朝车走去。
先过去的知青站在驾驶室旁的踏板上与司机商量，第二名知青已走过车身，春英刚到车前。车子猛然开动，将走到车右侧的知青吓得跌到路沟里。车前的春英退无可退，反手抱着车灯坐在车的前挡板上。她吓得哭着哀求：师傅求求你，停停车，我再也不敢坐你的车了。站在驾驶室旁踏板上的同伴也哭着求司机停车。行人看到了都呼喊起来，有的还把挑着的筐子都扔在一边，追着叫：司机快停车，小女子要掉下来了。副司机也在劝那个信阳车队有名的恶人停车。
没人性的东西非但不减速反而加档，车子飞速地行驶在坑坑洼洼的路上。春英惊吓得七魂六魄皆散，悲惨的哀哭声听得让人战栗。车行了200多米，春英从车上掉了下来，车子从她身上挤压了过去。恶棍过去掀起春英看了看，没人性地说了句：看你以后还截车不截了，就逃离了现场。
春英没等送到医院人就去了。下到潢湖农场的郑州十五中的知青同学们悲愤交加，春英安葬那天，知青们在农场前的公路上强行拦了上百辆车，命令司机同时按喇叭鸣笛，向春英致哀。从那天起，郑州知青和信阳司机就结下了梁子。
哥哥和我认为这不是寻常的交通事故，是故意伤人致死的刑事案件。我们写状子起诉杀人凶手，那个人渣竟然只被判了五年刑。
我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那么一个与世无争贤良淑德的人临了遭受惨绝人寰的罪痛，疼得把自己的舌尖都咬了下来，衔冤离世；为什么那么一个胆小出奇安分守己的人终是受尽惊吓魂飞胆裂而去；为什么那么一个生前静如秋月的女子走得如此惨烈，走后引起那么轰轰烈烈的反响；为什么那么一个对家人充满了热爱、简简单单希望家人过得比自己好的人，却在刚满20岁时就与亲人天人永隔。
44年了，早就看破红尘的我仍苟且在世上，柔顺安静用心生活的春英早已化作一缕香魂飘然世外。
有一年，被父母重病压得精神几近崩溃的我路过春英家，像被雷击中般我看到春英在照相馆橱窗里望着我，还是那双清清亮亮的眼睛，还是那娴雅的神态。我不自主地下了自行车向她走去，倏忽间春英不见了，一个清秀且与春英眉眼有几分肖似的姑娘在照片上正隔着橱窗望着我。
几十年的酸涩苦楚顿时化作满眼泪水，我朦朦胧胧地看着经风吹日晒已变成浅白色的像片，心里呼唤：春英，没有你的世界，我去哪儿能找回内心的安然？从8岁到20岁12年间的和睦相处，我们早已像亲人一般，奈何缘份太短，叹天不顺人愿。
知青们都回家了，可怜的春英孤零零永远留在了潢川黄湖农场。柔弱胆小连小虫子都害怕的人，住在那冰冷黑暗蛇虫出没少有人烟的地方，该是多么戚惶悲凉啊。
说什么知青岁月青春无悔！我知道我悔。为我想念的春英悔，为英年早逝的所有知青悔。
春英忠厚老实的模样泪珠涟涟的面庞常入我梦，我深深地痛惜想念她。痛惜她好人不长红颜薄命结局凄惨，想念她的沉静善良温婉贤淑，更想念并感激她赐予我的所有安谧温暖的时光。
我说过有永远不能回家的知青，这些知青是不幸遇难的知青，他们埋葬在下放的地方。也有下面所讲的知青，他们是精神病患者，永远在知青精神病院冶疗和收养。
北大荒知青精神病院
《冷暖人生》| 主持人 陈晓楠
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郊区
有一栋神秘的建筑
那里住着一群特殊的人
一代人的青春与热血
一代人的泪水和伤痛
他们中一些人
已经永远走不出北大荒
北大荒知青安养院
陈晓楠：2009年的秋天，我们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郊区找到了一栋僻静的看起来有点神秘的建筑，这里住着近百名六七十岁的老人，而在佳木斯这样的东北腹地，这些老人说起话来就代表特别浓重的异乡的口音。比如北京腔、上海腔、天津腔，他们当中绝大多数的人已经不再能够复述自己的过往经历，甚至有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而他们身上的这乡音就成了来自异乡的唯一的印记。这些人曾经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他们都是北大荒知青。但是让这些原本散落各地的老人们又再一次得以相聚的却是因为他们共同命运当中的另外一重共同的特殊身份，他们都是精神病人。这里就是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七年前，在我们初次进入安养中心的时候，这里很少为外人所知，也几乎没有任何媒体报道过。在过去的这七年之间，我们数次走进那里，打探来自那里的消息，是因为那里有着这个世界上最后几十个再也走不出北大荒的人。
据知青安养中心工作人员介绍，曾经的北大荒知青当中，有近三百人，在下乡过程中或返城之后因各种原因刺激而罹患上精神疾病。2008年末，黑龙江农垦总局特地建设了这个安养中心，并开始四处寻找散落在各农场的患病知青以及知青子女。截至2009年秋，中心共聚拢了82名病患，姜盈国，哈尔滨知青，据说当年他在农场开拖拉机时，压了一捆稻草，由于夜深，他误以为压死了一个人，就此犯了精神病。
姜盈国 知青精神病患者
早在2005年，《冷暖人生》摄制组为制作知青系列节目时，在黑龙江勤得利农场结识了李文魁，那时他已经被农场职工康金环一家收养了20年。
李文魁 知青精神病患者
李文魁，哈尔滨知青，当年下乡于勤得利农场。1970年代初，部分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时，表现优秀、出生良好的李文魁被选中。然而，当时的李文魁却做出了一个让战友们意外又佩服得决定，为了能让同为知青的女友早日回城，他把自己念大学的指标让给了女友。但是，女友回城上学后不久，就跟他提出了分手，受到巨大刺激的李文从此精神失常。
李文魁唱自编歌曲
2010年1月10日，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勤得利农场找到了李文魁，在和康金环一家商议之后，中心将李文魁接来，这里将成为他人生中的最后一站。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又有一位病人被中心省城哈尔滨接来，对于那些返城后发病，有自己亲人照顾的知青，中心同样收留。因为精神病人在家中是不可能得到有效治疗的。根据农垦总局残联提供的名单，安养中心逐一寻找那些患病知青，他们最终的目标就是将所有身患精神病的知青全部接回北大荒。
在记者采访中，有一位老人插话进入记者的视线，这位插话的老人名叫赵印宝，他的知青经历最为传奇，一张大字报改变了他的人生。
赵印宝 知青精神病患者
赵印宝，北京知青，文革时期在北大荒当知青，写了一张“刘少奇万岁”的大字报，被定为“现反”，人生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改变了。为了能够寻找赵印宝知青岁月的只痕片影，摄制组驱车前往他下乡所在地，距离安养中心大概六十公里的宝泉岭农场十队。在那里，我们找到了一位赵印宝当年的兵团战友任友善。他也是北京知青，插队后在北大荒结婚安家，至此再没有离开。
赵印宝当年的“贴反标”事件是知青点的一件大事，作为同队战友，任友善是事件的见证人之一。
任友善：它上面写着“……，刘少奇万岁”。赵印宝随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知青点受到特殊监视，并强制劳动改造。
任友善：（在之后的知青生活中）就这么说吧，就是比较艰苦的事儿都得叫上他。
改造期间，赵印宝出现精神病症状，并逐渐恶化，1973年，他被送回了北京。
赵桂兰讲述弟弟的事情
赵桂兰是赵印宝的姐姐，她说，在去北大荒下乡之前，弟弟在外语学校学习俄语，平常爱好体育、音乐，是师生眼中的才子，也是全家人的骄傲。早在1955年，北京团市委就开始了知识青年到边疆垦荒的倡议，这一热潮一直延续到文革后大规模的知青下乡运动。1963年，19岁的赵印宝主动退学，去了北大荒，而十年后回到家中的他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赵桂兰：不说，他什么都不说，一句话都不说，他不说东北的事儿。
1980年，赵家收到一封发自宝泉岭农场的信函，内容是对赵印宝“现行反革命”平反的通知，直到那时，家人才推测出赵印宝致病的原因。2009年初，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联系到赵桂兰，提议将赵印宝送到安养中心，于是在40年后，赵印宝再次回到了北大荒。
任友善讲给张印宝的话
任友善：赵印宝，我是任友善，咱们是一起来到十队插队的，我希望你呀好好治病，保重身体，你这一生已经是很悲惨了，一定要多活几年。
陈晓楠：据安养中心的医生介绍，很多病人的意识其实还停留在他们发病的时候，之后漫长的岁月在他们头脑当中其实只是一片混沌，没有留下任何记忆。所以，也可以这样说，这些老知青的生命是永远地滞留在了他们的青春岁月里，他们就像是来自那个年代的活着的群雕和化石。
岁月流逝，生命也终将流逝，2016年，当我们再一次探寻安养中心消息的时候，得知因为老人们日渐凋零，现在在院的已经不足40人。那么中心为了维持经营，也已经从专门的知青精神病院转型为了普通的精神病院，剩下的老知青们也就不再统一安置，而是分散在了各个病房。
因为长期服药，他们的身体和精神也都在慢慢衰退，所以可以想见，终有一天，当最后一位老人离去的时候，这段历史也将失去最后的认证，只能成为文字和图片里的某种记忆吧。
不知道算不算是一种幸运，这最后的岁月里，他们将在留下青春和血泪的这片土地上度过，而最后陪在他们身边的还是当年的那些战友。
那些留在黑龙江的“知青”
作者：曹晓波
今天看到袁敏的“知青”的文章，突然想起她曾经在采访前给我的电话，找出2010年3月我写的文字，希望大家不要忘记那一段岁月，再一次感谢佳木斯的农垦局，善待我们的知青弟兄！
大巴终于在雪中停了，久违的佳木斯火车站。
四十年前，我在依兰过第一个冬天时，这车站常常是伴了漫天大雪入我梦的。梦醒中，我也问过：难道我一辈子就这么过了？直到现在，还是不敢相信，我将要去看望的他们，这一辈子，就是在此度过的。出租车不失时机地过来，司机探头问我去哪？见我不答，摇上车窗。零下26度，他知道我走不了。
下午3点半，白茫茫中的黑龙江农垦总局精神病院前已旷无一人。我进了陈旧的办公大楼，经指点，再出门西转。
突然，一座带有圆弧门厅的崭新六层大楼，出现在了远处，楼顶上的九个立体大红字：“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如同暖流，卷走了我全身的寒气。
安养中心暖如仲春，吴斌主任和李萍护士长说患者都在活动厅。我迫不及待啊：有杭州知青吗？吴斌说：有，徐国宝！有护士说徐国宝在洗澡。“方媛，方媛在哪！”李萍又叫另一个，她的脆声没有压倒室内的喧哗：打乒乓球的；打台球的；卡拉OK正在唱“我们一起摇啊摇啊摇”，一个穿大红毛衣的女人，捏了话筒，有东北特有的鼻音高腔，也有跟着哼的；更多的是沿墙排排坐，呆呆地“深思”，像夕阳下的村头。
一个穿粉红夹克式绒衣的男人过来，吴斌说：“他就叫徐国宝，杭州的，是这里恢复得最好的”。徐的外衣有“农垦残联”图案，内里露出白底蓝条病服，厚道地看吴斌的嘴，微笑。
我：住杭州哪里，家还有人吗？他居然一口纯正的杭州话：我是杭十二中的，家里有阿爸姆妈。我阿爸住在下城区万寿亭，现在搬到中河那边了，去么认识的，地址说不出了。我：你哪一年来的？徐：69届的，家里经济条件木老佬佬（很）差，我想趁钞票，一动员，就报名来了。没有来的，后来都分配杭州了（注：1970年，是66、67、68届毕业生动员支边黑龙江的最后一年，次年就恢复了“四个面向”）。
我：当时下乡哪里？徐：香兰，以前我每年回杭州一趟，后来犯病了，住在汤原，不住香兰的（了）。
杭州“知青”徐国宝
黑龙江农垦局最早的精神病院在汤原县，“犯病”是东北话。我说：你犯的啥病？徐撸起裤子，先说是下水稻田，脚烂了。后又说：在砖瓦厂，想入团，想考大学，专门做，拼命做，晚上困不好（觉），精神错乱。我们砖瓦厂没有一个十二中的，没有人际关系，（只有）两个（杭州）男伢儿，一个周济光（音），浙大附中的，一个杭大附中的。
听得出，当时这两个“高才学校”的杭州人和69届（几乎是小学水平）的徐国宝不很融洽，在57岁的徐国宝嘴里，他们依然是40年前的“男伢儿”。我：最初你觉得精神错乱是一件啥事情？徐：两个人在说话语，我晓得是在说我，不是杭州人，哈尔滨的。我：说你什么？徐：说我观察力表现力天下无敌。后来我就多想，钞票么要说人民币，篦（划）根洋火（火柴）么要害毛 ，想想想，想出毛病了。我同领导说，我精神错乱了。他说，什么？你有什么病（徐学的是官腔）！拖了三四年，厉害的（了）。到汤原，一诊断是精神分裂。1978年，我阿爸来汤原领我回杭州，送到古荡（精神病院）。
这时，护士拿来了两张粉红的塑料方凳，亲切地说：“来，徐国宝，坐下来和老乡唠。”
徐：你比我小？我：我是51年生的。徐：我52年。我：你现在恢复得蛮好。徐（笑得很真诚）：你牙齿蛮好，我牙齿没有你好（徐张嘴给我看，牙齿缺了不少）。你啥时候从杭州回黑龙江的？徐：哦，82年一次，97年一次。82年香兰（农场）变成劳改农场，知青一个都没有了。我给小分队挑水，他们是管犯人的。后来要我看大门，三个月，又不要我做了，叫我回去，我也没有做错事情哎（注：这中间应该又犯病了）。汤原（精神病院）不收我（此后应该被送回到了杭州）。97年（再回）到汤原，就没有回过杭州，9年了（注：应该是12年）。
吴斌：他父亲在不在世都不好说了，兄弟姐妹一直没来联系过。
徐：你们记者好，全国各地跑。
我知道徐国宝向往“外面”，我没问他“想不想家”的废话，或许他的父亲已经年迈；兄弟姐妹也有难处。听得出，徐国宝的敏感，已经不能适应一个以财富为等级的社会。或许，一句弱肉者已经习以为常的呵斥，都会激活他潜在的狂躁。
孙萍：“方媛来了，方媛来了！”一个一脸笑意的圆脸中等个儿的女人，也是粉红夹克式绒布衣，看不出病态。孙：他是杭州日报的，特意来看你们。方说的是普通话：杭州的？我：是的。
徐国宝为我介绍：她也是香兰的，七分场。我：一个农场的啊，原来认识？方：不认识的。我：你杭州话不地道了。方：杭州话我说不好了。徐：杭州话，我是不会忘记的。
我问方媛：你杭州哪里？方：东园巷，我叔叔在那里。吴斌：她在汤原成家了，丈夫是当地人，有两个孩子。方：一个是儿子。我：老公也在农场？方（不好意思）嘿嘿，到台湾去了。
吴斌后来说，方的丈夫在汤原务农，去台湾是方的臆想。方在当地结婚较早，知青全都返乡，应该是她再次发病的根源。在她的想象中，现在的人都在趋富附贵，包括她的男人。她的意识还停留在改革初期，台湾有亲戚，几乎就是大陆“陈世美”们的祸根。
我：方媛，你是哪个“媛”？方：我叫方晓媛（她一笔一划描）。哦，我想起了东北的风俗，三个字的姓名如果省略中间一个，那是一种家人式的亲切。我在黑龙江时，有一个王国邦，有人叫他“王邦”，怎么听都像“王八”，但叫者应者却真挚可亲。
方晓媛问我：你是坐什么车来的？我：飞机到哈尔滨，火车没赶上（其实我说的是动力火车没赶上，但对于她，毕竟是一个没有联想的概念），坐的是汽车。方：我的婆婆也是台湾人，不来看我了。徐国宝（向方说）：我在杭州晓得你的，你七中的。方：我没回过杭州。徐：我从杭州古荡（精神病院）出来，我兄弟拷（打）我，我要用刀儿杀我兄弟。他们把我送到安溪，住了三个月。徐国宝应该是想说在杭州怎么晓得方晓媛的，回忆还是岔开去了。我：你兄弟为啥拷你？徐：看不起我。
我问吴斌：还有浙江人吗？吴：有，一共五个，那是宁波的。宁波人被吴斌招了过来，我：宁波哪里？宁波人答非所问：萝北。萝北是黑龙江的一个县。吴：那个是上海的。被指的上海人有点木呐。我：上海什么地方啊？上海人眼神发滞。孙萍说：完了，又傻了，又说不出来了。孙的话有一种家人的亲切。
吴斌指另一个：他也是宁波知青，新华农场，以前的兵团十七团。吴斌说：我也是十七团出来的，我父亲是哈尔滨卫校的，1963年下的乡，先是在阿城插队，后来到新华农场卫生院。69年后，知青来了很多，和我父亲关系都不错，常常一帮一帮在我家。我老师也是知青，我对知青真的很有感情。
活动大厅的患者纷纷站了起来，向门外走。我：吃晚饭了？孙萍：活动结束了，晚饭还早。这几乎是患者生物钟的反应。方晓媛也站了起来：太感谢你了，这么关心我们，这么远，这么大冷的天，还来看望我们，谢谢你。我：你住哪里？方：三楼。征得护士同意后，我和方晓媛一起走。
我：你怎么得病的？方：我没事，就是打仗（打架），四五个人，全让我打翻了，起不来了。说这话，方晓媛有一种“气场”，三十多年前我们这代人曾经的“尚武”豪气。我：打的是谁？方：杭州人。现在想想也没啥大事。领导问我，你是怎么一回事？我说就这么一回事。医生都说我没病的，我在农场打稻谷、扛麻袋、扛饲料，力气蛮大的。
香兰是黑龙江为数不多的水稻产地，以前是一个劳改农场。1969年，为了安排知青，迁走了犯人，管教留了下来，对知青的管理，依然有对待犯人的痕迹。1970年，我去香兰一分场看一个姓陈的朋友，因为打架，他带了脚镣在地里干活，有人看守，不让靠近。方晓媛的那一场打架，结果是送进了汤原精神病院。
副院长古国防与负责宣传的兰博来了。我提出晚上能不能睡安养中心？多了解一点。古副院长很为难：我们院长去哈尔滨开会了，他很重视你来，宾馆都安排好了。我还是坚持。古副院长让步。但护士说：患者超员，被褥没多余的。
知青安养中心大楼落成于2008年12月25日，前身是农垦总局精神病院八科。按农垦总局“残联”的统计，2008年以前，每一个严冬过去，系统内就有近40名精神病患者在流离中不知所终。现在，发现一个接收一个。去年与团中央所属的光华基金会携手成立了光华知青安养中心后，农垦系统外的知青病人也收了，知青子女也收了。
男病区的晚饭，站着穿白大褂的是吴斌医生。晚饭的菜是土豆，豆角炖肉片。
古国防副院长走后，我去看病人吃饭，男女分开。菜是土豆炖豆角，有肉片，一人两只馒头。馒头很大，是我一顿只能吃一只的那种“高庄馒头”。吴斌掰开一只说：这里的馒头发得特别“玄”（松软）。一个将两只馒头落肚的患者，盯了吴的手。吴：给你吧！护士拦住：不能给他吃了。吴：哦，忘了，这人没有饥饱，曾经一顿吃过四个馒头，吐了一地。
这时，我看见披了棉衣的徐国宝，端了饭菜要出门。我：你去哪里？徐：有个病人住在骨科病房，去喂饭。我说我和你一起去。
黑龙江的冬天黑得特别快，五点刚过，浑沌一片。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有白的雪地。从暖气中走出，不觉得太冷，雪在脚下“吱吱”响，不一会，寒凤在耳朵上凌迟似的割了。
当晚院外的雪，以及扫成大堆的“雪山”，徐国宝每晚在此行走，去骨科病房。
我：前几天零下30多度，你也这么走？徐：晚上不回来了，在那住。
徐：1997年，是那边医院把我送回来的，农场欠他们一万多块。
我：“那边医院”是谁？徐：古荡咯。徐的记忆又开闸了，可惜骨科病楼到了。床上的患者听到开门声，睁了一下眼，无神、乏色。我：他哪里的？徐听岔了：是别人不小心推了一把，没站稳，大腿骨折。动手术时才晓得骨头老早有毛病了，不骨折，早晚也要住院的。病房很热，徐脱了棉衣，我没脱，我说，国宝，喂饭咯，我拍一张照就走。徐说，护士交代过，刚打了胰岛素，要等10分钟才能喂。要不，胰岛素没有起作用，血糖要上升的。
10分钟后，徐国宝开始剥鸡蛋。我：你们晚饭没鸡蛋啊？徐：特别给他加的，中午还有大骨头汤。我：食堂为他做的？徐：护士长炖的。我突然觉得胸口有点发堵，岁月与磨砺，我的理智已经远远超过了情感，但在这一个佳木斯的傍晚，我还是被孙萍感动，不仅仅为她北人南相的秀丽与细腻，更为她那份对知青患者的情感。吴斌后来告诉我，除了大骨头汤，孙萍掏钱还买过鸡，用电饭煲炖的。
徐：关怀病人，关爱知青，这个病院连美国都晓得的，凤凰电视一放，美国的一个大老板就来了，送来10万美金，30只手机。徐说的这话我后来在资料上得到了证实，美国的ABAT集团 付治国，曾经的哈尔滨知青。手机是按“安养中心”的医生护士人数配的。
喂饭，骨折病人每张一次嘴，也睁一下眼，看徐，也看我。我知道他的经历并不会像他的眼神那么空乏，安养中心所有的患者，都应该有一段跌宕起伏的身世。可惜，他们大多已忘记了以往；我也不能像凤凰卫视那样驱车百里去患者的原地寻找知情人，还原那一段让人唏嘘的历史。2005年，我曾去过我插队的谢屯，当年赶车的王叔半瘫在炕上，他一家对我35年前的还原，连我这记忆不错的人都感到茫然。譬如，王的女儿说，我曾经剃过一次光头，屯里的小女孩好叫我“方块K”。
北京知青赵印宝，你问他怎么来的这里？他会老马嚼食一样费力地说：“写刘少奇万岁”。但他忘得干干净净的是写这五个字的后来：“批斗、非人的劳动、监狱”。当他假释后被人送回北京姐姐家时，浑身裹满了干屎，傻傻的乐。5年的监禁，永远的失忆，2009年，赵印宝被安养中心接回。
不少患者是知青大返城时被遗留后忧郁多思发的病，方晓媛是一个，哈尔滨知青肖景秀也是。肖的妹妹是另一个农场的，返城临走，想去看姐姐，要打边防证，一时半天批不下来。妹妹返城心切，等不及了，等她回到哈尔滨与姐姐通信时，才发现姐姐已经精神失常。患者李启的经历更离奇，整天叨咕：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当年，他精神失常后，背了锅四处流浪，不离不弃跟着他的，是一条狗。要不是当地老乡韩富财的收留，也许，一场大雪过后，他就不在人世间了。
遗留者的痛苦、恐惧，也许不只是对前途，更多的，是现实。一位女知青告诉我，她17岁去大兴安岭，父母是右派在外地，她一人在闸口上的车。当时一位男同学的妈妈问了她一个很私密的问题，她一脸茫然。这妈妈赶紧叫女儿去买了，塞进了她的包。到了大兴安岭，由于水土的变异，生理发生了变化，那“东西”她马上就用上了。很难想象的是，那“东西”在大兴安岭根本就没有，替代的是柴灰、净土和苞米帮外皮。这女知青是12月份被动员去的，没有春夏秋的过渡，一头扎进了零下30度的深山。她说第一次上茅厕，四处通风、落地冰挂，手麻木了，根本系不上扣子。那时的女裤哪有拉链，她只能站着哭。想不通的也有，和我从小长大、一起下到依兰县团山子的一个邵姓知青，大回城的前半年，想把户口迁往浙江农村。“公社”的知青办头儿，将他递上香烟扔在地上认为太差，绝望的他回来后就悬梁自尽了。
次日一早，在兰博的陪同下，我再次进了安养中心，电梯里有一桶牛奶。兰博说：这是医院自办的奶牛场，给患者免费喝的。我先到女饭厅，牛奶桶前的桌上摆满了不锈钢茶杯，分奶的是那个穿大红毛衣好唱歌的患者，拿一个大勺。
我：昨天是你在唱歌？她：我唱歌好听吗？你喜欢，等一会儿我唱“千年等一回”给你听。我：你是知青子女？她：是啊，你吃糖，我妈寄来的，她在广州打工，不来接我了。这时，我看见了方晓媛，我：记得杭州的牛奶瓶吗？你这么大一杯奶，抵得上杭州两瓶了。方：记得。
有人怯怯地挨近我：你是记者吗？你对人民负责吗？我不是精神病。我：你能写名字吗？她写了“曹瑞兰”。曹穿的是安养院的粉红外衣，内里一件姜黄色部队卫生衣：我是851农场的，我老头子（丈夫）是上海知青，我是唐山的。为了户口去上访，送这来了。
吴斌告诉我：曹景兰刚来时是有精神病的偏执现象，现在好多了。我们得对她负责，这么冷的天，她要走，只能他丈夫来接。吴斌的话给了我温暖。
孙萍带我去看病房，一间房两张床，被褥整洁；两开门的一只立柜，两人共用；桌上一只彩电。有一间房内躺了一个女患者，佝偻干枯，一双鸡爪似的手露在被外，眼似睁非睁。孙萍说：她叫鲍莉莉。我看见有一张着地的席梦思，孙萍说：这住的就是那个地上爬的患者，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长期在野外睡造成的，上不去床了。
孙：鲍莉莉，来客人了，握个手吧。鲍似乎不太情愿。孙：鲍莉莉，你是北京哪的啊？又忘了吧？鲍：海——淀——区。哪年下的乡啊？鲍发了一个很模糊的声音。孙：鲍莉莉来时不到40斤，肚皮和脊梁贴在一起，命都快没了。现在很“逗”，有的小护士好零食，也分给她吃，有一次喂她，说“这叫八宝粥”。鲍丽丽后来一见到这护士，就叫：“八宝粥——”。
兰博说：哪怕受金融危机影响，职工发80％的工资，都没亏待过患者。有出生日期的，护士还出钱买大蛋糕，唱“祝你生日快乐”的歌。手脚不便的患者，不管男女，都是护士帮洗的澡，不少护士还是小姑娘呢。为此，我问护士王文革、刘杰、李莉，她们的外表，几乎是40、30、20岁三个档次。王与刘说：小时候，我们的老师就是知青，他（她）们给北大荒带来文化，带来了繁荣，回报她（他）们是应该的。
方晓媛送我一把糖果，我说谢谢，我有糖尿病，不能吃甜的。方又捧出了几只新鲜桔子，浙江的特产。她说这里什么都能吃到。真难为她了，桔子很甜，我还是吃了。喝完牛奶的患者大多沉思状的坐着，有一个闭了眼在做眼保健操，腰板挺直，四十年前的学生样子，也许，这也是她尚剩的记忆。
有智障的男知青由护士帮助剃胡子，刚才还迫不及待，现在是一副享受的样子
男患者区正在搞个人卫生，一个20出头的女护士拿了电动剃须刀给一位穿蓝条服的患者刮胡子，围在一起的一个穿粉红病服的患者等不及了，不时用手去碰护士剃须的手。护士说，一个一个的来，不要急。
也有患者在剪指甲，护士表扬说：剪得真干净。被表扬的面无表情。也有不愿剪的，说指甲“不长”。护士说“你看，还算不长？黑东西都在哪！”光听声音，像是在幼儿园。
有人在吹口哨，很委婉，听不出曲子的由来；也有很轻的嘀咕，被人“举报”在骂人，护士批评了，一个20出头的胖子在笑。胖子说：我叫毛松翔，爸爸是上海知青，下大雪了，爸爸来不了。
毛松翔的爸爸说好是接他回去过年的，他指了一边的白发者告诉我：他是上海的。我：上海哪里？那人一口上海话：“虹口区”。我：会写名字吗？他在我的本上写了“戴志坤”，一笔一划的楷书。我：什么时候来的黑龙江？戴：1968年。我：怎么生的病？戴：到这里9个月头，没生病。戴的“月”发“额”音。
上海知青的孩子毛松翔知道助人为乐，对上海知青戴志坤很亲。
戴说话恬淡：上海同学送阿拉来的，先送到荣军农场，农场送到此地。阿拉（我）爹（父亲）在，姆妈没了。毛松翔：他的胳膊坏了。戴纠正说：肩周炎。毛抓了戴的右手，帮他上举：来，扳起来，扳起来，自己摸自己的脑袋！伸，向上。毛的一举一动，学的是医生。
患者除了农场送来的，也有医院去接的。吴斌说：2008年4月去北安分局接患者时，正好冰冻开化，路泛着稀泥，车子开了一天一夜。有一个佳木斯知青邬淑芹，丈夫是上海知青，是不是走了？不清楚。邬淑芹在一间暗屋，一天给一点吃的，她不吃，也没人管。没有炕席，吃拉都在上面，那味儿啊，熏人。
孙萍：她的头发是一个大包，棒棒硬，一碰哗哗掉灰。没办法，贴了脑皮剪，拿下来像一只锅盔。身上七层衣服，粘在一起，也是硬壳，外层全是土。几个人按住，层层剪，换了病服，到车上还是有味。
一车来的还有一个王金香，和邬淑芹完全一样。你说，这一路怎么能进饭店吃饭？一箱面包，饿了就啃。那个爱唱的穿红毛衣的，也是一车来的。傻的傻，唱的唱，从上车唱倒天黑，睡觉才闭了嘴。从齐齐哈尔一早走的，第二天凌晨车才回到佳木斯。黄院长不放心啊，还守在办公室等我们。
吴斌、孙萍还指着后窗的漫天雪地说，天暖和时，患者也去地里干一点农活。不少患者，铲地、喂牛很在行；搓苞米，女的还会手把手教护士。我看过兰博提供的录像，除了农活，他们会将“欢欢喜喜迎九大”，和那个年代的语录歌唱得一字不差。他们也会唱张敏敏的“我的中国心”；一个牙齿剩得不多的老头，唱“松花江水波连波”时，尽管快得像机枪的连发，模糊得如同周杰伦的Rap，但也能看出，他们的记忆深处，依然有知青岁月以外的痕迹。
中午的时候，毛松翔的爸爸毛振国风尘仆仆地来了，满口东北话，一脸沧桑。毛说：855农场大雪封道，从密山到勃利，差一点没赶上火车。我问：侬是上海咯？啥学校？他也用上海话回答：上海孝和中学（以王孝和烈士命名），66届毕业生。
毛振国的身上，有一种类似“孝和中学”那样久远的质朴和忠诚，和他同样朴实的，还有站在一边的他的东北老妻。我：你们完全可以要第二胎的。毛：一直没要。毛振国的话透出的是对儿子的深深地爱，他说残联的理事长是上海人，劝是将儿子送到（安养）中心，他来考察过两次，才下的决心。他说：八月节（中秋节）我想接松翔回去，他说这里好，不愿走。过几天要春节了，我还是想接他回去。
中午的天空灰灰的像是傍晚，我看到的却是明媚，一种孩子在父母怀抱的明媚！温暖得让人眼眶潮润。当年十几万来黑龙江的“知青”，有慷慨激昂写血书的；有大雪天被彻夜办“学习”班的。曾几何时，慷慨激昂的早就走了，留下的大多是被彻夜办班来的。留下来的不仅仅是徐国宝，方晓媛，鲍莉莉、戴志坤们；还有毛振国们。
我想，这未必是他（她）们的不幸，毕竟这是一个以富为荣、并越来越注重虚拟交流的社会。而他（她）们需要的，却是实实在的亲情；也许，他（她）们生命中这最后一站，会过得比常人更加温馨。
纪录片：用爱播撒阳光
作者：曹晓波
今天看到袁敏的“知青”的文章，突然想起她曾经在采访前给我的电话，找出2010年3月我写的文字，希望大家不要忘记那一段岁月，再一次感谢佳木斯的农垦局，善待我们的知青弟兄！
大巴终于在雪中停了，久违的佳木斯火车站。
四十年前，我在依兰过第一个冬天时，这车站常常是伴了漫天大雪入我梦的。梦醒中，我也问过：难道我一辈子就这么过了？直到现在，还是不敢相信，我将要去看望的他们，这一辈子，就是在此度过的。出租车不失时机地过来，司机探头问我去哪？见我不答，摇上车窗。零下26度，他知道我走不了。
下午3点半，白茫茫中的黑龙江农垦总局精神病院前已旷无一人。我进了陈旧的办公大楼，经指点，再出门西转。
突然，一座带有圆弧门厅的崭新六层大楼，出现在了远处，楼顶上的九个立体大红字：“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如同暖流，卷走了我全身的寒气。
安养中心暖如仲春，吴斌主任和李萍护士长说患者都在活动厅。我迫不及待啊：有杭州知青吗？吴斌说：有，徐国宝！有护士说徐国宝在洗澡。“方媛，方媛在哪！”李萍又叫另一个，她的脆声没有压倒室内的喧哗：打乒乓球的；打台球的；卡拉OK正在唱“我们一起摇啊摇啊摇”，一个穿大红毛衣的女人，捏了话筒，有东北特有的鼻音高腔，也有跟着哼的；更多的是沿墙排排坐，呆呆地“深思”，像夕阳下的村头。
一个穿粉红夹克式绒衣的男人过来，吴斌说：“他就叫徐国宝，杭州的，是这里恢复得最好的”。徐的外衣有“农垦残联”图案，内里露出白底蓝条病服，厚道地看吴斌的嘴，微笑。
我：住杭州哪里，家还有人吗？他居然一口纯正的杭州话：我是杭十二中的，家里有阿爸姆妈。我阿爸住在下城区万寿亭，现在搬到中河那边了，去么认识的，地址说不出了。我：你哪一年来的？徐：69届的，家里经济条件木老佬佬（很）差，我想趁钞票，一动员，就报名来了。没有来的，后来都分配杭州了（注：1970年，是66、67、68届毕业生动员支边黑龙江的最后一年，次年就恢复了“四个面向”）。
我：当时下乡哪里？徐：香兰，以前我每年回杭州一趟，后来犯病了，住在汤原，不住香兰的（了）。
杭州“知青”徐国宝
黑龙江农垦局最早的精神病院在汤原县，“犯病”是东北话。我说：你犯的啥病？徐撸起裤子，先说是下水稻田，脚烂了。后又说：在砖瓦厂，想入团，想考大学，专门做，拼命做，晚上困不好（觉），精神错乱。我们砖瓦厂没有一个十二中的，没有人际关系，（只有）两个（杭州）男伢儿，一个周济光（音），浙大附中的，一个杭大附中的。
听得出，当时这两个“高才学校”的杭州人和69届（几乎是小学水平）的徐国宝不很融洽，在57岁的徐国宝嘴里，他们依然是40年前的“男伢儿”。我：最初你觉得精神错乱是一件啥事情？徐：两个人在说话语，我晓得是在说我，不是杭州人，哈尔滨的。我：说你什么？徐：说我观察力表现力天下无敌。后来我就多想，钞票么要说人民币，篦（划）根洋火（火柴）么要害毛 ，想想想，想出毛病了。我同领导说，我精神错乱了。他说，什么？你有什么病（徐学的是官腔）！拖了三四年，厉害的（了）。到汤原，一诊断是精神分裂。1978年，我阿爸来汤原领我回杭州，送到古荡（精神病院）。
这时，护士拿来了两张粉红的塑料方凳，亲切地说：“来，徐国宝，坐下来和老乡唠。”
徐：你比我小？我：我是51年生的。徐：我52年。我：你现在恢复得蛮好。徐（笑得很真诚）：你牙齿蛮好，我牙齿没有你好（徐张嘴给我看，牙齿缺了不少）。你啥时候从杭州回黑龙江的？徐：哦，82年一次，97年一次。82年香兰（农场）变成劳改农场，知青一个都没有了。我给小分队挑水，他们是管犯人的。后来要我看大门，三个月，又不要我做了，叫我回去，我也没有做错事情哎（注：这中间应该又犯病了）。汤原（精神病院）不收我（此后应该被送回到了杭州）。97年（再回）到汤原，就没有回过杭州，9年了（注：应该是12年）。
吴斌：他父亲在不在世都不好说了，兄弟姐妹一直没来联系过。
徐：你们记者好，全国各地跑。
我知道徐国宝向往“外面”，我没问他“想不想家”的废话，或许他的父亲已经年迈；兄弟姐妹也有难处。听得出，徐国宝的敏感，已经不能适应一个以财富为等级的社会。或许，一句弱肉者已经习以为常的呵斥，都会激活他潜在的狂躁。
孙萍：“方媛来了，方媛来了！”一个一脸笑意的圆脸中等个儿的女人，也是粉红夹克式绒布衣，看不出病态。孙：他是杭州日报的，特意来看你们。方说的是普通话：杭州的？我：是的。
徐国宝为我介绍：她也是香兰的，七分场。我：一个农场的啊，原来认识？方：不认识的。我：你杭州话不地道了。方：杭州话我说不好了。徐：杭州话，我是不会忘记的。
我问方媛：你杭州哪里？方：东园巷，我叔叔在那里。吴斌：她在汤原成家了，丈夫是当地人，有两个孩子。方：一个是儿子。我：老公也在农场？方（不好意思）嘿嘿，到台湾去了。
吴斌后来说，方的丈夫在汤原务农，去台湾是方的臆想。方在当地结婚较早，知青全都返乡，应该是她再次发病的根源。在她的想象中，现在的人都在趋富附贵，包括她的男人。她的意识还停留在改革初期，台湾有亲戚，几乎就是大陆“陈世美”们的祸根。
我：方媛，你是哪个“媛”？方：我叫方晓媛（她一笔一划描）。哦，我想起了东北的风俗，三个字的姓名如果省略中间一个，那是一种家人式的亲切。我在黑龙江时，有一个王国邦，有人叫他“王邦”，怎么听都像“王八”，但叫者应者却真挚可亲。
方晓媛问我：你是坐什么车来的？我：飞机到哈尔滨，火车没赶上（其实我说的是动力火车没赶上，但对于她，毕竟是一个没有联想的概念），坐的是汽车。方：我的婆婆也是台湾人，不来看我了。徐国宝（向方说）：我在杭州晓得你的，你七中的。方：我没回过杭州。徐：我从杭州古荡（精神病院）出来，我兄弟拷（打）我，我要用刀儿杀我兄弟。他们把我送到安溪，住了三个月。徐国宝应该是想说在杭州怎么晓得方晓媛的，回忆还是岔开去了。我：你兄弟为啥拷你？徐：看不起我。
我问吴斌：还有浙江人吗？吴：有，一共五个，那是宁波的。宁波人被吴斌招了过来，我：宁波哪里？宁波人答非所问：萝北。萝北是黑龙江的一个县。吴：那个是上海的。被指的上海人有点木呐。我：上海什么地方啊？上海人眼神发滞。孙萍说：完了，又傻了，又说不出来了。孙的话有一种家人的亲切。
吴斌指另一个：他也是宁波知青，新华农场，以前的兵团十七团。吴斌说：我也是十七团出来的，我父亲是哈尔滨卫校的，1963年下的乡，先是在阿城插队，后来到新华农场卫生院。69年后，知青来了很多，和我父亲关系都不错，常常一帮一帮在我家。我老师也是知青，我对知青真的很有感情。
活动大厅的患者纷纷站了起来，向门外走。我：吃晚饭了？孙萍：活动结束了，晚饭还早。这几乎是患者生物钟的反应。方晓媛也站了起来：太感谢你了，这么关心我们，这么远，这么大冷的天，还来看望我们，谢谢你。我：你住哪里？方：三楼。征得护士同意后，我和方晓媛一起走。
我：你怎么得病的？方：我没事，就是打仗（打架），四五个人，全让我打翻了，起不来了。说这话，方晓媛有一种“气场”，三十多年前我们这代人曾经的“尚武”豪气。我：打的是谁？方：杭州人。现在想想也没啥大事。领导问我，你是怎么一回事？我说就这么一回事。医生都说我没病的，我在农场打稻谷、扛麻袋、扛饲料，力气蛮大的。
香兰是黑龙江为数不多的水稻产地，以前是一个劳改农场。1969年，为了安排知青，迁走了犯人，管教留了下来，对知青的管理，依然有对待犯人的痕迹。1970年，我去香兰一分场看一个姓陈的朋友，因为打架，他带了脚镣在地里干活，有人看守，不让靠近。方晓媛的那一场打架，结果是送进了汤原精神病院。
副院长古国防与负责宣传的兰博来了。我提出晚上能不能睡安养中心？多了解一点。古副院长很为难：我们院长去哈尔滨开会了，他很重视你来，宾馆都安排好了。我还是坚持。古副院长让步。但护士说：患者超员，被褥没多余的。
知青安养中心大楼落成于2008年12月25日，前身是农垦总局精神病院八科。按农垦总局“残联”的统计，2008年以前，每一个严冬过去，系统内就有近40名精神病患者在流离中不知所终。现在，发现一个接收一个。去年与团中央所属的光华基金会携手成立了光华知青安养中心后，农垦系统外的知青病人也收了，知青子女也收了。
男病区的晚饭，站着穿白大褂的是吴斌医生。晚饭的菜是土豆，豆角炖肉片。
古国防副院长走后，我去看病人吃饭，男女分开。菜是土豆炖豆角，有肉片，一人两只馒头。馒头很大，是我一顿只能吃一只的那种“高庄馒头”。吴斌掰开一只说：这里的馒头发得特别“玄”（松软）。一个将两只馒头落肚的患者，盯了吴的手。吴：给你吧！护士拦住：不能给他吃了。吴：哦，忘了，这人没有饥饱，曾经一顿吃过四个馒头，吐了一地。
这时，我看见披了棉衣的徐国宝，端了饭菜要出门。我：你去哪里？徐：有个病人住在骨科病房，去喂饭。我说我和你一起去。
黑龙江的冬天黑得特别快，五点刚过，浑沌一片。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有白的雪地。从暖气中走出，不觉得太冷，雪在脚下“吱吱”响，不一会，寒凤在耳朵上凌迟似的割了。
当晚院外的雪，以及扫成大堆的“雪山”，徐国宝每晚在此行走，去骨科病房。
我：前几天零下30多度，你也这么走？徐：晚上不回来了，在那住。
徐：1997年，是那边医院把我送回来的，农场欠他们一万多块。
我：“那边医院”是谁？徐：古荡咯。徐的记忆又开闸了，可惜骨科病楼到了。床上的患者听到开门声，睁了一下眼，无神、乏色。我：他哪里的？徐听岔了：是别人不小心推了一把，没站稳，大腿骨折。动手术时才晓得骨头老早有毛病了，不骨折，早晚也要住院的。病房很热，徐脱了棉衣，我没脱，我说，国宝，喂饭咯，我拍一张照就走。徐说，护士交代过，刚打了胰岛素，要等10分钟才能喂。要不，胰岛素没有起作用，血糖要上升的。
10分钟后，徐国宝开始剥鸡蛋。我：你们晚饭没鸡蛋啊？徐：特别给他加的，中午还有大骨头汤。我：食堂为他做的？徐：护士长炖的。我突然觉得胸口有点发堵，岁月与磨砺，我的理智已经远远超过了情感，但在这一个佳木斯的傍晚，我还是被孙萍感动，不仅仅为她北人南相的秀丽与细腻，更为她那份对知青患者的情感。吴斌后来告诉我，除了大骨头汤，孙萍掏钱还买过鸡，用电饭煲炖的。
徐：关怀病人，关爱知青，这个病院连美国都晓得的，凤凰电视一放，美国的一个大老板就来了，送来10万美金，30只手机。徐说的这话我后来在资料上得到了证实，美国的ABAT集团 付治国，曾经的哈尔滨知青。手机是按“安养中心”的医生护士人数配的。
喂饭，骨折病人每张一次嘴，也睁一下眼，看徐，也看我。我知道他的经历并不会像他的眼神那么空乏，安养中心所有的患者，都应该有一段跌宕起伏的身世。可惜，他们大多已忘记了以往；我也不能像凤凰卫视那样驱车百里去患者的原地寻找知情人，还原那一段让人唏嘘的历史。2005年，我曾去过我插队的谢屯，当年赶车的王叔半瘫在炕上，他一家对我35年前的还原，连我这记忆不错的人都感到茫然。譬如，王的女儿说，我曾经剃过一次光头，屯里的小女孩好叫我“方块K”。
北京知青赵印宝，你问他怎么来的这里？他会老马嚼食一样费力地说：“写刘少奇万岁”。但他忘得干干净净的是写这五个字的后来：“批斗、非人的劳动、监狱”。当他假释后被人送回北京姐姐家时，浑身裹满了干屎，傻傻的乐。5年的监禁，永远的失忆，2009年，赵印宝被安养中心接回。
不少患者是知青大返城时被遗留后忧郁多思发的病，方晓媛是一个，哈尔滨知青肖景秀也是。肖的妹妹是另一个农场的，返城临走，想去看姐姐，要打边防证，一时半天批不下来。妹妹返城心切，等不及了，等她回到哈尔滨与姐姐通信时，才发现姐姐已经精神失常。患者李启的经历更离奇，整天叨咕：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当年，他精神失常后，背了锅四处流浪，不离不弃跟着他的，是一条狗。要不是当地老乡韩富财的收留，也许，一场大雪过后，他就不在人世间了。
遗留者的痛苦、恐惧，也许不只是对前途，更多的，是现实。一位女知青告诉我，她17岁去大兴安岭，父母是右派在外地，她一人在闸口上的车。当时一位男同学的妈妈问了她一个很私密的问题，她一脸茫然。这妈妈赶紧叫女儿去买了，塞进了她的包。到了大兴安岭，由于水土的变异，生理发生了变化，那“东西”她马上就用上了。很难想象的是，那“东西”在大兴安岭根本就没有，替代的是柴灰、净土和苞米帮外皮。这女知青是12月份被动员去的，没有春夏秋的过渡，一头扎进了零下30度的深山。她说第一次上茅厕，四处通风、落地冰挂，手麻木了，根本系不上扣子。那时的女裤哪有拉链，她只能站着哭。想不通的也有，和我从小长大、一起下到依兰县团山子的一个邵姓知青，大回城的前半年，想把户口迁往浙江农村。“公社”的知青办头儿，将他递上香烟扔在地上认为太差，绝望的他回来后就悬梁自尽了。
次日一早，在兰博的陪同下，我再次进了安养中心，电梯里有一桶牛奶。兰博说：这是医院自办的奶牛场，给患者免费喝的。我先到女饭厅，牛奶桶前的桌上摆满了不锈钢茶杯，分奶的是那个穿大红毛衣好唱歌的患者，拿一个大勺。
我：昨天是你在唱歌？她：我唱歌好听吗？你喜欢，等一会儿我唱“千年等一回”给你听。我：你是知青子女？她：是啊，你吃糖，我妈寄来的，她在广州打工，不来接我了。这时，我看见了方晓媛，我：记得杭州的牛奶瓶吗？你这么大一杯奶，抵得上杭州两瓶了。方：记得。
有人怯怯地挨近我：你是记者吗？你对人民负责吗？我不是精神病。我：你能写名字吗？她写了“曹瑞兰”。曹穿的是安养院的粉红外衣，内里一件姜黄色部队卫生衣：我是851农场的，我老头子（丈夫）是上海知青，我是唐山的。为了户口去上访，送这来了。
吴斌告诉我：曹景兰刚来时是有精神病的偏执现象，现在好多了。我们得对她负责，这么冷的天，她要走，只能他丈夫来接。吴斌的话给了我温暖。
孙萍带我去看病房，一间房两张床，被褥整洁；两开门的一只立柜，两人共用；桌上一只彩电。有一间房内躺了一个女患者，佝偻干枯，一双鸡爪似的手露在被外，眼似睁非睁。孙萍说：她叫鲍莉莉。我看见有一张着地的席梦思，孙萍说：这住的就是那个地上爬的患者，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长期在野外睡造成的，上不去床了。
孙：鲍莉莉，来客人了，握个手吧。鲍似乎不太情愿。孙：鲍莉莉，你是北京哪的啊？又忘了吧？鲍：海——淀——区。哪年下的乡啊？鲍发了一个很模糊的声音。孙：鲍莉莉来时不到40斤，肚皮和脊梁贴在一起，命都快没了。现在很“逗”，有的小护士好零食，也分给她吃，有一次喂她，说“这叫八宝粥”。鲍丽丽后来一见到这护士，就叫：“八宝粥——”。
兰博说：哪怕受金融危机影响，职工发80％的工资，都没亏待过患者。有出生日期的，护士还出钱买大蛋糕，唱“祝你生日快乐”的歌。手脚不便的患者，不管男女，都是护士帮洗的澡，不少护士还是小姑娘呢。为此，我问护士王文革、刘杰、李莉，她们的外表，几乎是40、30、20岁三个档次。王与刘说：小时候，我们的老师就是知青，他（她）们给北大荒带来文化，带来了繁荣，回报她（他）们是应该的。
方晓媛送我一把糖果，我说谢谢，我有糖尿病，不能吃甜的。方又捧出了几只新鲜桔子，浙江的特产。她说这里什么都能吃到。真难为她了，桔子很甜，我还是吃了。喝完牛奶的患者大多沉思状的坐着，有一个闭了眼在做眼保健操，腰板挺直，四十年前的学生样子，也许，这也是她尚剩的记忆。
有智障的男知青由护士帮助剃胡子，刚才还迫不及待，现在是一副享受的样子
男患者区正在搞个人卫生，一个20出头的女护士拿了电动剃须刀给一位穿蓝条服的患者刮胡子，围在一起的一个穿粉红病服的患者等不及了，不时用手去碰护士剃须的手。护士说，一个一个的来，不要急。
也有患者在剪指甲，护士表扬说：剪得真干净。被表扬的面无表情。也有不愿剪的，说指甲“不长”。护士说“你看，还算不长？黑东西都在哪！”光听声音，像是在幼儿园。
有人在吹口哨，很委婉，听不出曲子的由来；也有很轻的嘀咕，被人“举报”在骂人，护士批评了，一个20出头的胖子在笑。胖子说：我叫毛松翔，爸爸是上海知青，下大雪了，爸爸来不了。
毛松翔的爸爸说好是接他回去过年的，他指了一边的白发者告诉我：他是上海的。我：上海哪里？那人一口上海话：“虹口区”。我：会写名字吗？他在我的本上写了“戴志坤”，一笔一划的楷书。我：什么时候来的黑龙江？戴：1968年。我：怎么生的病？戴：到这里9个月头，没生病。戴的“月”发“额”音。
上海知青的孩子毛松翔知道助人为乐，对上海知青戴志坤很亲。
戴说话恬淡：上海同学送阿拉来的，先送到荣军农场，农场送到此地。阿拉（我）爹（父亲）在，姆妈没了。毛松翔：他的胳膊坏了。戴纠正说：肩周炎。毛抓了戴的右手，帮他上举：来，扳起来，扳起来，自己摸自己的脑袋！伸，向上。毛的一举一动，学的是医生。
患者除了农场送来的，也有医院去接的。吴斌说：2008年4月去北安分局接患者时，正好冰冻开化，路泛着稀泥，车子开了一天一夜。有一个佳木斯知青邬淑芹，丈夫是上海知青，是不是走了？不清楚。邬淑芹在一间暗屋，一天给一点吃的，她不吃，也没人管。没有炕席，吃拉都在上面，那味儿啊，熏人。
孙萍：她的头发是一个大包，棒棒硬，一碰哗哗掉灰。没办法，贴了脑皮剪，拿下来像一只锅盔。身上七层衣服，粘在一起，也是硬壳，外层全是土。几个人按住，层层剪，换了病服，到车上还是有味。
一车来的还有一个王金香，和邬淑芹完全一样。你说，这一路怎么能进饭店吃饭？一箱面包，饿了就啃。那个爱唱的穿红毛衣的，也是一车来的。傻的傻，唱的唱，从上车唱倒天黑，睡觉才闭了嘴。从齐齐哈尔一早走的，第二天凌晨车才回到佳木斯。黄院长不放心啊，还守在办公室等我们。
吴斌、孙萍还指着后窗的漫天雪地说，天暖和时，患者也去地里干一点农活。不少患者，铲地、喂牛很在行；搓苞米，女的还会手把手教护士。我看过兰博提供的录像，除了农活，他们会将“欢欢喜喜迎九大”，和那个年代的语录歌唱得一字不差。他们也会唱张敏敏的“我的中国心”；一个牙齿剩得不多的老头，唱“松花江水波连波”时，尽管快得像机枪的连发，模糊得如同周杰伦的Rap，但也能看出，他们的记忆深处，依然有知青岁月以外的痕迹。
中午的时候，毛松翔的爸爸毛振国风尘仆仆地来了，满口东北话，一脸沧桑。毛说：855农场大雪封道，从密山到勃利，差一点没赶上火车。我问：侬是上海咯？啥学校？他也用上海话回答：上海孝和中学（以王孝和烈士命名），66届毕业生。
毛振国的身上，有一种类似“孝和中学”那样久远的质朴和忠诚，和他同样朴实的，还有站在一边的他的东北老妻。我：你们完全可以要第二胎的。毛：一直没要。毛振国的话透出的是对儿子的深深地爱，他说残联的理事长是上海人，劝是将儿子送到（安养）中心，他来考察过两次，才下的决心。他说：八月节（中秋节）我想接松翔回去，他说这里好，不愿走。过几天要春节了，我还是想接他回去。
中午的天空灰灰的像是傍晚，我看到的却是明媚，一种孩子在父母怀抱的明媚！温暖得让人眼眶潮润。当年十几万来黑龙江的“知青”，有慷慨激昂写血书的；有大雪天被彻夜办“学习”班的。曾几何时，慷慨激昂的早就走了，留下的大多是被彻夜办班来的。留下来的不仅仅是徐国宝，方晓媛，鲍莉莉、戴志坤们；还有毛振国们。
我想，这未必是他（她）们的不幸，毕竟这是一个以富为荣、并越来越注重虚拟交流的社会。而他（她）们需要的，却是实实在的亲情；也许，他（她）们生命中这最后一站，会过得比常人更加温馨。
纪录片：用爱播撒阳光
@米家山2019
我不知道你的年纪多大，经历过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的生活没有，如果没有经过，对武斗一无所知就不奇怪了。如果经历过，那你对当时文革武斗一无所知，只说明你生活在世外桃源。你还说平民之间不存在动枪动炮。 你可能没有参加过文革，但你受文革的影响可不小，从你的言谈就可以知道。你对我的讲话，我全部送还给你。
你说说你的年令，你你那里文革情况，我洗耳恭听。
你说你上网查湖南文革武斗二四批示，没有查到，要我提供来源。我很奇怪，一个喜欢上网的人居然查不到相关资料，我刚刚在手机屏上写上湖南湘江风雷，百度一下马上有了结果，结果如下:
我不知道你的年纪多大，经历过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的生活没有，如果没有经过，对武斗一无所知就不奇怪了。如果经历过，那你对当时文革武斗一无所知，只说明你生活在世外桃源。你还说平民之间不存在动枪动炮。 你可能没有参加过文革，但你受文革的影响可不小，从你的言谈就可以知道。你对我的讲话，我全部送还给你。
你说说你的年令，你你那里文革情况，我洗耳恭听。
你说你上网查湖南文革武斗二四批示，没有查到，要我提供来源。我很奇怪，一个喜欢上网的人居然查不到相关资料，我刚刚在手机屏上写上湖南湘江风雷，百度一下马上有了结果，结果如下:
靖县知青
《我在疯狂年代》十二 湘江风雷 只看楼主
1楼 山野居士
收藏 2015-12-24 11:23:12
《我在疯狂年代》十二 湘江风雷
长沙的“八·一九” 后，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矛头直指党政机关，社会上公然叫嚣“火烧”、“ 炮打”， 提出打倒省委领导xxx与yyy 等人.。9月24日在省直机关领导人会上，张平化书记具体布置了如何在群众中抓“黑鬼” 任务，广大群众似有身居“白色恐怖” 中的感觉。于是，许多单位与工矿机关“造反派” 纷纷上北京向党中央告状，痛诉省委行为。9月28日在北京中宣部小礼堂，原中南局第一书记、时任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陶铸同志会见了这群代表，这就是后来活跃在舞台上的叶卫东、唐忠富、胡勇等人。
我是26日到北京的，应邀去了中宣部。陶铸同志很关心湖南，特意带上张平化并责令他作了捡查。长沙市一中的叶冬初老师异然活跃，在会上代表“造反派” 们千谢万谢党中央、毛 和陶铸同志，后来他迅速改名叶卫东、再后来回了长沙逢人便与他人握手声称“这是陶铸同志握过的手”。 在北京的几天，造反派头头商量成立一个大型造反派队伍，能震慑湖南省，经叶卫东提议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10月3日，在京的湖南造反派包乘两节车厢南下，杀气腾腾回了长沙。
我因想探望一位同学的父亲、“狼牙山五壮士” 电影原作者邢 也，而离开这伙造反者，正往山西太原的火车上。
在往后的三个月里，“湘江风雷”声势浩大漫延全省城乡，发展为一百多万人的群众性队伍，叶卫东担任司令。“湘江风雷” 的过激行为与无政府主义思潮在社会上引发人们的反感，属下的《金猴兵团》与别动队《青年近卫军》成了打砸抢抄的代名词，于是出现了与它相对立派别、甚至同派里分裂出别样组织，在“一月风暴” 之后的夺权斗争中引惹中央政府的重视。1967.2.4.“湘江风雷” 终归被定为反动组织，当夜遭到公安机关与部队的镇压，其队伍支队长以上的头目被抓捕，同时捉了部分无辜的群众。此后至五月底，虽经人们奔走呼号得以平反，其势大不如前，后归属于“省无联”。
我没有参加“湘江风雷” 及以后的“省无联”， 我坚守“革命造反”。虽然后来的“红中会”、“ 红造会” 与我们有往来，但我们依然“我行我素”。
《我在疯狂年代》十二 湘江风雷 只看楼主
1楼 山野居士
收藏 2015-12-24 11:23:12
《我在疯狂年代》十二 湘江风雷
长沙的“八·一九” 后，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矛头直指党政机关，社会上公然叫嚣“火烧”、“ 炮打”， 提出打倒省委领导xxx与yyy 等人.。9月24日在省直机关领导人会上，张平化书记具体布置了如何在群众中抓“黑鬼” 任务，广大群众似有身居“白色恐怖” 中的感觉。于是，许多单位与工矿机关“造反派” 纷纷上北京向党中央告状，痛诉省委行为。9月28日在北京中宣部小礼堂，原中南局第一书记、时任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陶铸同志会见了这群代表，这就是后来活跃在舞台上的叶卫东、唐忠富、胡勇等人。
我是26日到北京的，应邀去了中宣部。陶铸同志很关心湖南，特意带上张平化并责令他作了捡查。长沙市一中的叶冬初老师异然活跃，在会上代表“造反派” 们千谢万谢党中央、毛 和陶铸同志，后来他迅速改名叶卫东、再后来回了长沙逢人便与他人握手声称“这是陶铸同志握过的手”。 在北京的几天，造反派头头商量成立一个大型造反派队伍，能震慑湖南省，经叶卫东提议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10月3日，在京的湖南造反派包乘两节车厢南下，杀气腾腾回了长沙。
我因想探望一位同学的父亲、“狼牙山五壮士” 电影原作者邢 也，而离开这伙造反者，正往山西太原的火车上。
在往后的三个月里，“湘江风雷”声势浩大漫延全省城乡，发展为一百多万人的群众性队伍，叶卫东担任司令。“湘江风雷” 的过激行为与无政府主义思潮在社会上引发人们的反感，属下的《金猴兵团》与别动队《青年近卫军》成了打砸抢抄的代名词，于是出现了与它相对立派别、甚至同派里分裂出别样组织，在“一月风暴” 之后的夺权斗争中引惹中央政府的重视。1967.2.4.“湘江风雷” 终归被定为反动组织，当夜遭到公安机关与部队的镇压，其队伍支队长以上的头目被抓捕，同时捉了部分无辜的群众。此后至五月底，虽经人们奔走呼号得以平反，其势大不如前，后归属于“省无联”。
我没有参加“湘江风雷” 及以后的“省无联”， 我坚守“革命造反”。虽然后来的“红中会”、“ 红造会” 与我们有往来，但我们依然“我行我素”。

2楼 游客晏生
2015-12-24 13:40:29
1967年2月4日，湘江风雷被打成反革命组织，2月5日上午，我正好在靖县城里，看到了抓捕湘江风雷的成员那一幕：县城所有造反组织都集中在县电影院门前，大家大声呼喊：“打倒湘江风雷！”
县“钢铁兵团”的头头身穿军装，头戴军帽，他那张娃娃脸上还带有几分杀气。他手拿麦克风，操着那口甘棠拗口音：“一切行动听从钢铁兵团指挥！要听从钢铁兵团指挥！”。
抓捕行动开始，由十几个年轻壮汉开路，两边人手拿着机枪。我一直跟在后面看热闹。当走到河街边时，只见两挺机枪架在路口，那伙人冲进一户人家，一会儿工夫就抓出了一名“湘江风雷”的罪犯。只听见喊“打倒湘江风雷”，把那罪犯的头压下，连拖带推押走了（这罪犯是个裁缝）。
我以前只在电影里看见过抓人，那次真的亲眼看见抓人了，心里真有点害怕。不过，他仍然跟在后面看热闹.....
2015-12-24 13:54:04
谢你关注！ 眼见为实。亲见的场情是难忘的。 我亲身被抓进黑屋、过山堂挨打，历历在目。 让后人不忘，所以我在写···
武陵人远
2015-12-24 20:19:06
引用: 山野居士 发表于 2015-12-24 13:54 谢你关注！ 眼见为实。亲见的场情是难忘的。 我亲身被抓进黑屋、过山堂挨打，历历在目。
1967年2月4日，是中央文革批示“湘江风雷是反动组织”的一天，史称“2.4”批示。2月5日，我和梁瑞祥（祥哥）、弟弟几强正好串联到了广州，刚好看见街上贴了“2.4”批示，当时我还不相信：因为年前，中央文革还接见了湘江风雷的代表，肯定他们是革命组织。后来，湘江风雷翻过来了，中央文革又说是因为“二月逆流”把湘江风雷打成反动组织的。所以，后来又有“揪‘二月逆流总后台’的情况，湖南当时连一个大队支书都知道，当时是要搞周恩来了。湖南是极左思潮的重灾区，在 “唱红打黑”的时候响应的人也不少。张宏良等人在为文革翻案，我想，即使当年有极左思潮的人，应该也不会就认为文革是应该的吧？还是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文革是动乱，任何人要翻案都是愚不可及的。
2015-12-24 20:19:06
引用: 山野居士 发表于 2015-12-24 13:54 谢你关注！ 眼见为实。亲见的场情是难忘的。 我亲身被抓进黑屋、过山堂挨打，历历在目。
1967年2月4日，是中央文革批示“湘江风雷是反动组织”的一天，史称“2.4”批示。2月5日，我和梁瑞祥（祥哥）、弟弟几强正好串联到了广州，刚好看见街上贴了“2.4”批示，当时我还不相信：因为年前，中央文革还接见了湘江风雷的代表，肯定他们是革命组织。后来，湘江风雷翻过来了，中央文革又说是因为“二月逆流”把湘江风雷打成反动组织的。所以，后来又有“揪‘二月逆流总后台’的情况，湖南当时连一个大队支书都知道，当时是要搞周恩来了。湖南是极左思潮的重灾区，在 “唱红打黑”的时候响应的人也不少。张宏良等人在为文革翻案，我想，即使当年有极左思潮的人，应该也不会就认为文革是应该的吧？还是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文革是动乱，任何人要翻案都是愚不可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