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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社会党国际为什么大发展

世界信仰百科（工具书）(26-4)2019。07。17。星期三，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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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而在性.爱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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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红玫瑰－－全球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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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人们却总想用最多的时间做那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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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国际主义的提法不一样外，美国民主党与上述左派区基本吻合。很多人说美国没有社会主义，那是天大的无知。新教教义里本来就包含着强大的社会主义因素，比如平等，博爱，人道主义与人类大同思想等，也是与右派的传统相区别的。共和党在经济领域实行着自由主义，却号称“保守主义”，是因为美国清教徒在形式上的传统基础，这些清教徒拒绝更加开放的价值观念，比如性解放，离婚，堕胎，同性恋，移民潮和文化多元等。虽然共和党的经济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它的很多平民选民大多是因为宗教上的保守观念将票投给它的。由此观之，美国民主党总统奥巴马的当选，与他是否属于有色人种关系不大，因为他的胜利一直是国际左派为之奋斗的目标，早在美国民主党还处于19世纪种族主义盛行的时代大多支持种族隔离政策时，欧洲社会主义者就在为废除这种制度做着坚定不移的斗争了。而当时几乎所有的右派都在奉行着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政策，压迫工人阶级的同时，也在压迫少数人种和殖民地人民。马丁•路德•金当年的抗争，与社会党人从19世纪以来的斗争息息相连，如果没有社会党率先在欧洲废除种族主义和解体殖民主义，马丁•路德•金根本找不到精神支柱和国际上的广泛支持。对民主社会主义稍微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基督教社会主义也是其主要的组成部分,而马丁•路德•金就是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左派.美国民主党自从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的肯尼迪以来，实际上都接受了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观点与成果。坚决反对种族主义并为之奋斗终身的南非总统曼德拉也一样，最后他将自己的政党推进了社会党国际，以完全会员党的资格成为彻底意义上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而一直奉行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排外政策的右派们，虽然因为左派通过立法奠定了反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基础，他们大多时候无可奈何，却依然不同程度地在实行着某些传统的价值观，哪怕他们也以“自由”和“民主”的名义在进行着这些行为。
美国民主党则完全相反，她的选民基础更多来自工薪阶层，外来移民，有色人种，非基督徒和其他弱势群体，是在美国率先进行反种族主义立法的政党。
美国以前也有共产党和社会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和反种族主义斗争，极左的共产党因为前苏联的关系被镇压，温和的社会党也受到牵连，后来很多社会党人加入到有左翼化可能的美国民主党中，对民主党的政策给予了大量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开放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看来，除了国有化浪潮和过度福利外，美国民主党基本上体现了欧洲社会党的主要诉求，美国民主党也以不同形式在美国推行着社会党国际主张的三大民主，所以新旧美国社会党人都没有必要组建大规模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目前属于社会党国际会员党的美国民主社会党，在美国力量微小，还不如抛掉身上意识形态方面的历史包袱，干脆与民主党合并，其实她的党员都投民主党的票。可想而知，因为工业化社会本身的规律，如果美国民主党没有高度社会民主主义化，美国肯定会有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民主党与共和党形成三党鼎力的局势，最后很可能民主党和共和党要么有一个彻底衰落下去，像英国自由党一样，要么实现合并，如日本自民党。
社会党国际一直和美国民主党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因为双方的理念与政策都差不多，在国际领域的观点也很接近，比如和平裁军，彻底改革联合国，反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签订“京都议定书”等，其实就是社会党国际主张的国际民主。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和美国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宣称的“第三条道路”及国际领域的紧密合作，彰显了双方更走近一步半同志式的关系。
社会主义改革者布莱尔和民主主义改革者克林顿的一致性和自由保守主义右派依然是有本质区别的。克林顿想在美国国内推行社会主义性质的全民基本福利保障体系，被真正奉行自由主义的共和党议员多方阻绕而未果。布莱尔后来之所以和美国共和党总统布什在伊战上的合作，更多的是基于和美国民主党的传统价值观和友谊，与奉行新保守主义的共和党关系不大，最多是在反对独裁专制主义方面有所交合罢了。
在西方，很多人反对布什，并不是因为小布什“愚蠢没水平”，主要是因为共和党的右翼价值观，布莱尔的夫人切丽本人就非常反感小布什，和小资们所谓的“牛仔”与“粗鲁”毫无关系，她主要反感的是美国共和党与英国保守党一样的自私冷漠，布什只不过是西方反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一个符号罢了。而这些最重要的东西到了中国，一经过滤处理，就变成清一色布什可笑的私人缺陷。这次民主党奥巴马当选，社会党国际第一时间发表了欢迎辞，本来就是因为民主党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价值观基本趋同的原因，是一种接近同志式的祝贺，说明也是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在美国社会的胜利。
只有当中国哪天真正拥有了左右平衡的宪政民主时，大家才能真正地了解其中的原因。
社会党国际再开放一步，抛掉一些传统的意识形态包袱，美国民主党完全可以成为她的会员党，双方相互跨近的第一步不在于两者本来就日益相近的基本价值观，而在于放弃一些字面定义的分歧。奉行与社会党国际160多个组织成员等相近的基本价值观的国际力量还有很多，社会党国际近二十年来的迅猛发展，本来就与自己的日益开放和那些奉行相近价值观的力量逐渐加入进来有关。就在这二十年新加入进来的会员党中，有的曾是社会党国际的对手和敌人，比如极左的原共产党和激进的民族主义政党，还有的甚至是从右派阵营转变过来的。相对来说，美国民主党的差别都比这些会员党的前身要小得多。总有一天，红玫瑰会握在美国民主党人的手上。

3社会民主党和伯恩斯坦20
谈到社会民主党的时候，往往要提到“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现如今，在苏东解体的形势下，如何给“社会民主党”和“伯恩斯坦”定位？让我们来看看各方面的辩论吧。家强在本章分7节说明：（1）如何认识社会民主党. （2）爱德华•伯恩斯坦（1850年1月6日－1932年12月18日）; （3）如何评价伯恩施坦修正主义 张世鹏。（4）关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评价。（5）正确认识和评价修正主义思想——读《伯恩斯坦文选》笔记。（张小泉，负）。（6）评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路线的形成及其教训——对伯恩施坦在恩格斯逝世后发表在《新时代》上的几篇文章的探讨。（陈学明，正）（7）伯恩施坦和修正主义（负）。

（1）如何认识社会民主党

“社会党”指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民主共和主义者，两者联盟，合称社会民主党或民主社会党。1869年德国建立了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各国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大都用社会民主党这一名称。并于1889年共同组成了第二国际。后来，第二国际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日益滋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社会民主党纷纷支持本国政府进行战争，第二国际破产。一些社会民主党内的左派另建新党，取名为共产党，此后，在工人运动中，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成为两类不同性质的政党。在当代，社会民主党通常是对以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的泛称，其中包括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独立社会党、社会劳动人民党等。社会党国际为这些政党和组织的国际联合体，现有成员党及组织143个。
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19世纪40年代，“民主党”当时在法国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社会党”指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民主共和主义者，两者联盟，合称社会民主党或民主社会党。1869年德国建立了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各国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大都用社会民主党这一名称。并于1889年共同组成了第二国际。后来，第二国际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日益滋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社会民主党纷纷支持本国政府进行战争，第二国际破产。一些社会民主党内的左派另建新党，取名为共产党，此后，在工人运动中，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成为两类不同性质的政党。在当代，社会民主党通常是对以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的泛称，其中包括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独立社会党、社会劳动人民党等。社会党国际为这些政党和组织的国际联合体，现有成员党及组织14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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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国际主义的提法不一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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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比的是谁更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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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爱德华•伯恩斯坦（1850年1月6日－1932年12月18日）;

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及政治家。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也是进化社会主义（改良主义）的建立者之一。
伯恩斯坦于1850年1月6日出生在柏林市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政治生涯开始于1872年，那年他成为了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的一员。1875年，他在哥达同奥古斯特•倍倍尔及威廉•李卜克内西准备了 ("统一党国会") 。
从1878年起，伯恩斯坦就作为社会民主机构的私人秘书在苏黎世工作；1888年，由于来自普鲁士的压力，他被驱逐出瑞士来到伦敦，并且和恩格斯开始有了密切的联系。
在1880年到1890年之间，伯恩斯坦发表了名为“社会民主”的杂志；1891年，他成为了Erfurt Program的作者之一。从1896年到1898年，他发表了一系列标题为“社会主义的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导致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关于修正主义的争论。伯恩斯坦还在1899年写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的任务》一书。该书与奥古斯特•倍倍尔，卡尔•考茨基及威廉•李卜克内西的观点有强烈的冲突。罗莎•卢森堡在1900年的论文《改革还是革命》也与伯恩斯坦有不同的观点。
1901年，随着禁止他回国的禁令的取消，伯恩斯坦回到了德国，并且于1902－1918期间担任德意志帝国议会的一员。1913年在一次军备制表的投票中，他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分子投了反对票。1915年7月他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他成为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的创始人之一。直到1919年他一直都是USPD的成员，然后他重新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从1920年到1928年，伯恩斯坦再次成为了德意志帝国议会的成员。他于1928年退出了政坛。
1932年12月18日，伯恩斯坦逝世于柏林。在Berlin-Schöneberg有一块纪念他的墓碑，他从1918年一直到逝世一直生活在这个地方。

人物观点
Die Vorraussetzungen是伯恩斯坦最重要的作品，它主要是驳斥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预测。在其中伯恩斯坦指出马克思的预测并没有被论证，他认为尽管资本家产业的集中过程很显著，但它并没有成为普遍现象，并且资本的所有权变得更加分散。他还指出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一些缺陷。
总的来说，伯恩斯坦的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强有力的批判，而这导致了许多“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他的诽谤。即使这样，身为一个十足社会主义者的伯恩斯坦坚持认为（尽管是一个非正统的，因为他反对工会和生产商合作社）社会主义是可以通过资本主义实现的，而不是通过资本主义的灭亡而实现（工人会逐渐争取到权利，因此他们痛苦的根源就会消失，同样革命的基础也会消失）。马克思认为自由贸易既是资本主义最快的成就也是资本主义的结束，但伯恩斯坦却把贸易保护主义看成是一种反对进步的行为，因为它保护的是少数人，却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伯恩斯坦认为德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只是为了政治的权益，它将德国与世界隔离（尤其是英国），造成了一种让德国与世界产生矛盾的自给自足的糟糕局面。
伯恩斯坦还被认为是最早的对同性恋采取同情态度的社会主义者之一。

（3）如何评价伯恩施坦修正主义 张世鹏

近年来国内有人提出应给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平反，说修正主义的定义就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与时俱进，大胆创新”，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实践中的新发展”，并且歌颂伯恩施坦“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气壮山河，光照千秋”。我认为，这些话很失分寸，讲得太过分。下面我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一、关于伯恩施坦的评价
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广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围绕对于他的评价历来争论不休。
熟悉伯恩施坦、长期和他打交道的人，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在20世纪初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时候说过，伯恩施坦是一个易受外界影响的人，政治立场反复无常、不断变化：年轻时读了杜林的书，迷恋杜林主义；后来到苏黎世，担任年轻富豪卡尔・赫希伯格的私人秘书，追随伦理社会主义；直到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才开始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伯恩施坦在倍倍尔的陪同下到伦敦，在马克思恩格斯面前检讨了宣传伦理社会主义的错误，此后伯恩施坦与两位革命导师保持了密切联系，特别是1881年伯恩施坦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以后，与恩格斯保持了长达10年的频繁通信交往，90年代伯恩施坦移居伦敦，更是当面聆听教导。在这期间，伯恩施坦很好地宣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反对俾斯麦非常法的斗争策略，与考茨基一起，成长为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受到恩格斯的称赞，这是伯恩施坦一生中走正道的时期。

恩格斯去世前后，伯恩施坦开始陷入英国费边社的影响之下，他在1899年写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前提和任务》一书，被称作修正主义的开山之作，基本上遵循的是费边社的社会改良主义理念。恩格斯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察觉到费边社对伯恩施坦的影响，但是，没有想到后来伯恩施坦会全盘接受费边主义、转向修正主义。对于伯恩施坦的这个变化，倍倍尔毫不意外，他认为这是伯恩施坦接受英国自由主义政治文化影响的结果。在党代表大会批判修正主义的时候，倍倍尔不同意把伯恩施坦开除出党，建议想办法让他回国工作，预料他再换个环境就会改变想法。德国严酷的政治环境是治疗社会改良主义幻想的药方。
果然，1901年伯恩施坦受到德国政府特赦回国，很快就和党内改良主义右派不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他与右派断绝了往来，尽管理论上还坚持修正主义，但是在实践政策上倾向于考茨基的中派主义。1905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关于政治罢工的辩论中，他曾表示有条件地支持政治罢工；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他曾投票反对政府战争军事拨款，以和平主义（但不是马克思主义）立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在二、三十年代魏玛共和国时期，伯恩施坦一度离开社会民主党，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后又退出，回到原来右派把持的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内。在这期间，他坚持主张保卫民主制，反对大地主大资本家支持的军国主义势力，反对国内极右派、反对法西斯主义；同时也反对列宁主义，反对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专政。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主要观点就是政治上放弃阶级斗争，放弃暴力革命，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主张阶级妥协，劳资合作，和平发展，全盘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但是，经济上还保留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变革目标。他把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经济上的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伯恩施坦自称是自由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化，他在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的《1921年格尔利茨纲领》中具体阐述了这些主张。当时伯恩施坦还没有放弃消灭私有制的主张。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彻底放弃生产资料社会化，接受混合经济、市场经济制度，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
众所周知，社会改良主义方案的顺利实施是要以资本主义长期持续和平发展为前提条件的。1905年以后，特别是1914年以后，欧洲结束了自1871年巴黎公社以来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进入了一个战争与危机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尤其是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后，在动荡不安的欧洲社会中，社会改良的活动空间日益缩小，和平改良的梦想完全破碎，严酷的政治环境下，暴露出社会改良主义者的懦弱无能和胆怯。修正主义失去了魅力，伯恩施坦失去了理论威信，晚年在党内十分孤立，政治上被排挤和冷落。1932年12月18日，也就是希特勒上台担任总理的6个星期以前，伯恩施坦在柏林去世，享年82岁。
今天，我们在评价伯恩施坦的时候，要区分出两个活动层面，或者说，对于伯恩施坦来说，有两个活动舞台。一个是德国国内政治斗争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右派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军国主义势力、法西斯分子。伯恩施坦和他所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尽管此时已经蜕变为社会改良主义工人政党，但是，在反对右派势力的斗争中，还是站在广义的左派方面，具体说来就是政治上中间偏左的立场。另一个舞台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蔡特金、列宁、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共产国际是左派，奉行社会改良主义的多数欧洲社会民主党，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多数派，都属于右派，伯恩施坦是理所当然的右派，个别时期有一点中派的色彩。这两个舞台、两个层面，也是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内部派别斗争和外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总之，在评价伯恩施坦这个历史人物的时候，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他属于国内取中间偏左立场的改良主义工人政党，总体上是批判和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另一方面，他属于党内右派，政治上对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度全盘接受，这决定了他采取的反对资本主义立场是不坚决、不彻底的，尤其是在革命斗争的关键时刻，信奉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不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而是一味迷信议会民主，畏缩退让，毫不作为，一些党内极端右派分子，如诺斯克有时甚至反对和镇压工人和士兵的革命。魏玛共和国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不应把工人运动内部路线斗争同外部阶级斗争混淆起来，把党内右派说成是比法西斯还坏的敌人，但是，也不能否认他们的改良主义错误。把马克思恩格斯一直批判的社会改良主义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吹捧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创新”，并以此给伯恩施坦平反，是断然不行的。即使是目前的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也不会认可这种观点。他们历来认为伯恩施坦最大的功劳在于帮助他们告别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抛弃科学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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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爱德华•伯恩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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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我才知道，那事不止在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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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评价

对于修正主义的评价，也是一个多年争论不休的问题。什么是修正主义？伯恩施坦在1899年曾明确地说：“修正主义，这个基本上只有对理论问题才有意义的词，翻译成政治用语就成为改良主义，即系统的改良工作的政策，它同把革命灾变当作运动的符合愿望的或被承认为不可避免的阶段的政策相对立。”（伯恩施坦：《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40页）他还说：“修正主义力求为一种原则上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供理论论证并且粗略地指明这一政策的基本方针。”（伯恩施坦：《历史和传说》，同上，第477页）这也就是说，修正主义就是社会改良主义的同义语。与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不同的是，修正主义出现在工人运动内部，打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旗号，颠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伯恩施坦承认修正主义“是长年以来的内心斗争的产物”，他对于自己从马克思主义者到修正主义者这个思想变化的过程，曾借用德国农业化学创始人尤斯图斯・李比希的学术用语，称为政治上的“脱毛”。在1898年10月20日写给倍倍尔的一封信中，伯恩施坦说：“这次脱毛是很长时期发展的结果，或者不如说，经过很长时期我才清楚地认识到，这次脱毛不仅涉及个别问题，而且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伯恩施坦：《给奥・倍倍尔的信》，《伯恩施坦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5、206页）在1899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非常粗暴的全盘否定的态度，公开向马克思主义宣战。在为这本书撰写的序言中，他公开承认：“我完全知道，本书在许多要点上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所主张的见解。”而此书的任务就在于向人们指出，“我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在那些点上大体是错误的或者自相矛盾的。”在这部书中，伯恩施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全面攻击，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
奥古斯特・倍倍尔读了伯恩施坦的文章以后写信给考茨基说：“要是恩格斯今天看见，爱德把他曾经亲自帮助建立起来的一切都葬送掉了，他会说些什么呢？”（《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页）在189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上，倍倍尔在报告中说：“我开诚布公地声明，一旦伯恩施坦在这里为之辩护的那些原则在党内得到实行，我将宣布：你白白地工作了36年，现在你走开吧，去沉思默想吧。”（同上，第224页）考茨基在1903年写给倍倍尔的一封信中说：“要是伯恩施坦在恩格斯在世时就写出了《前提》，将军对他可不像我们对他那样客气，将军会赏他一脚，并且对他喊道：‘滚出去，你这个无赖！’”（同上，第540页）考茨基在写给伯恩施坦的信中质问伯恩施坦：“你宣称价值理论、辩证法、唯物主义、阶级斗争、我们运动的无产阶级性质、资本关于原始积累的结论都是错误的，那么，马克思主义还剩下什么呢？”（同上，第77页）威廉・李卜克内西也有同样的感受,他在1898年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讲话说：“如果伯恩施坦的论述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埋葬我们的纲领，埋葬我们整个的过去和整个的社会民主党了，那么我们就不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了。”（同上，第51页）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读到伯恩施坦的文章以后，写信给考茨基说：“假如伯恩施坦的批评的尝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问，从我们的导师们的哲学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中还剩下了什么？从社会主义中还剩下了什么？而实在只有回答说，不多。或者更确切说：是一点东西也没有。”（同上，第5页）大家一致认识到：伯恩施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不是纠正个别结论，而是整体上全盘否定。所以说，给伯恩施坦戴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帽子是一点也不冤枉的。

有人说，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有很多是正确的。例如，他认为《共产党宣言》过于乐观地估计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但是，读一读恩格斯在1895年3月发表的《〈1848年至1851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就会明白，历史上，是恩格斯而不是伯恩施坦，最先发觉这个问题，并且作了自我批评。伯恩施坦则是抓住这个自我批评不放，大做文章。
有人说，伯恩施坦对于19世纪末资本主义发展最新趋势的分析，特别是关于诸多缓解经济危机的新因素的分析，有很多是正确的。但是，读一读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554页恩格斯所写的长篇注释，就会知道，伯恩施坦的许多论点论据都是从恩格斯那里搬来的。在这段注释中，恩格斯谈到19世纪末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阶段的若干新现象、新趋势。他讲到交通工具惊人的发展，世界市场的第一次真正形成，无限广阔的投资领域的开辟，地方性过度投机的克服，卡特尔、托拉斯的出现，保护关税的实行等等。恩格斯说：“由于这一切，以前的危机策源地和造成危机的机会，多数已经消除或大大削弱。”但是，他同时又指出：“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4页）恩格斯逝世后，这些手稿都落在伯恩施坦手里，他片面地搬用了恩格斯关于危机缓解因素的论述，与此同时，又用这些因素否定恩格斯关于总体趋势的判断，即关于“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预见。
前面说过，社会改良主义的成功必须具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资本主义长期持续地和平发展与繁荣。伯恩施坦的全部理论建筑在对于他所谓的“马克思的危机灾变论”的批判基础之上。伯恩施坦把自己的理论集中为这样一句话：“我反对这样的见解：我们面临指日可待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崩溃，社会民主党应当根据对这种即将到来的巨大社会灾变的指望来确定自己的策略或使自己的策略以它为转移。我不折不扣坚持我的意见。”（《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199页）他认为，形势发展并不像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阶级矛盾将越来越缓和，再也不会出现类似社会灾变的革命形势。他甚至认为，经济危机再也不会出现了。在1898年1月发表的《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一文中断言：“随着经济发展的迈进，一般说来，我们将根本不再遇到一向的那种营业危机，并且必须抛弃一切把它当成巨大社会变革前导的那种冥想。”（同上，第152页）话说得这样绝对，以致一年之后就陷入困窘境地。伯恩施坦并不讳言，一年之后，也就是“在1900年春天开始出现一个营业危机”。7年以后，1907年再次出现危机。但伯恩施坦并不认错，千方百计进行辩解。直到1920年，伯恩施坦被迫表示自己不得不“一再考虑到应当改写关于营业危机的一章以及实际上在许多点上已经过时的论述社会民主党当前任务的若干章节”。（同上，第120页）事实上，伯恩施坦已经认识到修正主义理论的失灵。但是，他拒不认错，继续否定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在他负责起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1921年格尔利茨纲领》中，删去了原有纲领中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大段论述。结果这个纲领受到广大党员干部的抵制，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最短命的纲领。纲领通过一年之后，党执委会在党内压力下，被迫决定重新制定一个新纲领。伯恩施坦虽然继续挂名于起草委员会，但是，新纲领基本上是由鲁道夫・希法亭主笔起草的。1925年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海德堡纲领》重新恢复了关于经济危机的论述。1927年伯恩施坦还在自我辩解，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他再也没有话说了。
那么伯恩施坦对于未来政治发展趋势的预见又如何？伯恩施坦说：“在一百年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变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实现了。”（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出版社1973年版，第7页）但是，事实上，魏玛共和国时期残酷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希特勒法西斯夺权的历史已经清楚地证明，至少是在20世纪前期的德国，阶级斗争远远没有文明化到伯恩施坦所形容的那种地步。为了所谓“文明化”放弃革命暴力的社会民主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毫不作为，结果帮助了法西斯上台，然后被法西斯反革命暴力强制解散，他们的干部和积极分子被逮捕，被屠杀，被送进监狱、集中营。这真是历史的极大讽刺。很多革命左派把德国社会民主党过分迷信议会民主的错误称为“议会痴呆症”。当代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克罗茨巴赫说过一句很有分量的话：“今天，我们可以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如此坚持议会民主做出这样的评价：对于它所处的时代来说，这一政策是过分超前了。”（克罗茨巴赫：《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发展概要》，《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在当时，完全放弃暴力强制，不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无法进行，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也无法保存。魏玛共和国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前面说过，1905年以后，资本主义世界持续30余年的和平发展阶段已经结束，开始进入一个战争与革命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两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1918―1919年德国革命，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此后魏玛共和国终结、法西斯上台，这些难道不是制度性的巨大灾变？从1914年到1944年这30年曾被一些西方自由主义学者说成是欧洲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重新组建的社会党国际尽管奉行社会改良主义，但也不得不汲取历史教训，在《1951年法兰克福声明》中，用很大篇幅谈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政治灾变。这也就是说，新的社会党国际也没有接受伯恩施坦的形势预测。我们完全可以做出结论，伯恩施坦所作的未来形势预测，也就是所谓“无危机、无灾变”，以及“阶级斗争文明化”的断言，以及在斗争战略和策略方面的建议，被历史特别是1905年以后战争与危机时代的证明是基本错误的，政治影响是消极的，有时甚至是反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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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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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男女在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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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修正主义就是社会改良主义，所以最后要谈谈对于社会改良主义的评价。社会改良与社会改良主义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一般说来，在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没有革命形势，没有发动革命的时机和获得胜利的可能，工人阶级政党只能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利用资产阶级民主，从事社会改良斗争。只要是有利于改善工人阶级的政治权益、经济利益、劳动条件、社会状况的社会改良成果，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大力支持的。特别是在第二国际时期，恩格斯指导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在政治领域参加竞选，积极从事议会斗争，力求通过参与社会立法，改善工人阶级状况；在经济上支持工会组织罢工，进行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的劳资斗争；在文化领域，创办宣传社会主义的报刊杂志，努力推进教育改革，改善工人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组织工人职业教育。这三个领域的斗争都属于社会改良范畴，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于欧洲社会民主党近百年来在努力改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驯化资本主义的社会改良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是积极肯定、高度评价的。

而社会改良主义则是把社会改良极端化，无论什么时候，即使是在具有革命形势的危机时期，也要放弃革命，把社会改良作为唯一手段，把它的功用片面夸大，指望用缓慢的和平改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强调这种社会改良的局限性，它只能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作一些修补，不可能实现制度性的根本变革。因为社会改良是建立在资本让步基础之上，而这种让步是有底线的，是以不损害资本核心利益为基准的。社会改良成就再大，也跳不出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德国至今依旧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欧洲，社会改良成就最大的当属瑞典社会民主工党，它创立的社会福利国家受到举世赞扬。尽管如此，瑞典至今依旧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私人垄断资本，也就是瑞典的跨国公司，始终执掌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而当今世界的许多问题，如严重的贫富分化、长期持续的大规模失业、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生态环境危机、核武器与战争的威胁，等等，在把资本赢利放在首位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是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的，它只能缓解，无法根除。这就是社会改良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局限性。

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社会改良主义的作用一方面是驯化资本主义，使这头野兽不要那么野蛮，就是所谓促使资本主义“文明化”；另一方面就是拯救资本主义，这个提法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发明的。在1931年6月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莱比锡代表大会上，弗里茨・塔诺提出要拯救资本主义，做资本主义的“床前医生”。（《德国社会民主党莱比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31年版，第45、46页。转引自卡尔・兰道尔：《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66、267页）他的讲话后来被简化为十分著名的所谓“在临床医师和遗产继承人之间的替代选择”，用以比喻社会改良与社会革命之间的二者择一。伯恩施坦要求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一些社会改良主义右派关键时刻反对革命，有时甚至参与镇压革命，这本身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拯救。所以，我们今天在思考资本主义如何逃脱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的劫难，表现出如此旺盛的生命力的时候，一定要把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的拯救因素考虑进去。在当前听取西方学者谈论未来资本主义生命力的时候，也要想一想，这里面是否具有拯救资本主义的因素？

(5）正确认识和评价修正主义思想——读《伯恩斯坦文选》笔记 张小泉

提起修正主义，我们的教课书或各种政治词典，一直评价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至于伯恩斯坦为什么要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修正主义伯恩施坦到底说了些什么等等，不仅普通的人不关心，就是党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对此也讳莫如深，发源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思潮长期以来被打入了理论禁区。但是，站在今天的现实高度，尤其是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与发展的事实，我认为应该到了重新认识伯恩施坦和重新评价所谓修正主义理论的时候了。在写这篇笔记之前，我是偶然关注并读到《伯恩施坦文选》的，发现了一些理论上的问题，为了避免任何观点先入为主，没有再进一步查阅各种资料，我想凭自己个人的独立思考来判断伯恩施坦正主义的是是非非。
一、 伯恩施坦本人对所谓“修正主义”概念的表述。
伯恩施坦本人在文章著作中多次重申自己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只是结合当时的工人运动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观点进行了重新“修正”或“阐释，同时代人或后人将“修正主义”定义为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强加给伯恩施坦，这与历史事实是有出入的。伯恩施坦本人在《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历史和传说》、《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和《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等著作文章中，对“修正主义”概念有如下表述：
1、与历史上一些其他的称呼叫法一样，修正主义也是其他人或党派对一种理论观点的称呼，“修正主义者的名称是强加的、第三者编造的、并非自由选择的名称”。（《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第410页），伯恩施坦在1909年4月阿姆斯特丹手工业者协会的一次集会上演讲指出：“ 先生在他的友好的致词里提到了社会民主党内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之间的对立。我认为，这种把两者对立起来的提法是不完全妥当的，在演讲中我将有机会对此作我认为必要的纠正。但是，我首先想从你们都知道的那一情况谈起：很久以来，在各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内，事实上出现了被称为修正主义的或者修正主义者的派别和分子。我故意说被称为，因为当事人绝不是，至少不是原来就自己把这个名称加在自己身上的。”
2、修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为一方，修正主义者为另一方面。这种看法甚至流传很广，但是我不能承认它正确。因为如果它是中肯的话，就要以一个修正主义者必须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为前提才行。然而我不知道有任何修正主义者可以安得上这一称号。”（《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第413页）
3、修正主义的实质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符合实际部分的“修订”，伯恩施坦在其被称为修正主义的代表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第一万三千册版序言中说强调了这本的写作目的：“工人阶级伟大解放斗争的历史性权利和目的不取决于任何现成的公式，而是由这一阶级的历史的存在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经济的、政治的、和道德的需要决定的，工人阶级所必需实现的是理想而不是教义。如果有人要把这种观点成为‘修正主义’、那么他尽可以这样做。不过他总不应当忘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当时也是修正主义者，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历史上所见到的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任何一种新的真理，任何一种人的认识都是修正主义。既然发展不会停顿，既然斗争的形式也要随着斗争的条件一同受变化规律的支配，那么在实践中和理论中也就永远会出现修正主义。”（第119、120页）
4、修正主义是学术政治的产物，“大家已经习惯把马克思主义看做一成不变的学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或他们的弟子所作出的结论是同它的理论基础紧密联系不可分离的东西。因此，对于这些结论的任何辩驳，哪怕是局部的，似乎都要威胁全部建筑。尤其是，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权威解释者几乎有了一种习惯，以同样的敌视态度看待对于导师的学说的任何批评，不管批评是针对这一学说的基本观念，还是仅仅针对它的派生性假说，这就使上述情况更加严重。但是我的研究促使我怀疑这些假说中的某几个的效用并且表述了某些多少与之相反的假说，于是就引起了这样的叫喊：马克思主义被自己队伍中的一个人破坏了。”（第122页）
5、从维护党的利益高度，提出对马克思主义一些理论假说的“修订”，“对我的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不是对教义的批评，而是根据事实对假说所做的修订”。“修正主义者，的确，我所提倡的是修正。但是把这个词用到辩论中去的不是我，我并没有自称为修正主义者。当我写《社会主义问题》这一系列论文时，我没有什么大的抱负。我打算在社会主义者中间引起的争论，肯定是为了加强正在沿着自己已经开辟的道路前进的社会民主党。事与愿违，它变成了党内的一场党的存亡所系的战斗，并且我被推倒了它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双重的痛苦，因为我明白，关于我所说过的话，我不能收回任何有重要意义的论点。”（《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第515页）
综合上述文章中伯恩施坦的论点，可以看出主观上伯恩施坦并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是结合当时的历史实际，抱着客观公正的科学态度，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派生性假说提出了批评或修订，这些派生性“假说”，主要是社会主义的空想残余、资本主义的“大崩溃”、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性等等；至于历史上伯恩施坦被称为机会主义或者修正主义是迎合资本主义利益等等，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理论正确与否必须接受实际或实践的检验，如果将马克思恩格斯与伯恩施坦关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现实结果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就能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言大部分落空了，而伯恩施坦的预言则大部分成为了现实。历史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验证理论的历史现实也是有阶段性的，至少在今天看来，伯恩施坦的所谓“修正主义”成为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500年的主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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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修正主义就是社会改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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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任何时间都可以交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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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伯恩施坦“修订”了马克思主义的哪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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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而且交媾的姿势千奇百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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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施坦指出，马克思的价值论（剩余价值论）是经过了多次抽象和还原的，即抽象掉使用价值，再抽象掉个别劳动种类的特征（把高级的或复杂的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或复杂劳动），再抽象掉个别工人在勤勉、能力和装备方面的差别），再抽象掉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等。“这样一来，只要所考察的是个别的商品或商品范畴，价值就失去了任何可衡量性，成了纯粹的思维的构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价值’成了什么样子呢？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剩余价值是商品的劳动价值同对于生产商品时工人消耗的劳动力的付款之间的差额。因此可以明白，当劳动价值还只能作为思维的公式或科学的假说而要求得到承认的时候，剩余价值更加不过成了单纯的公式，成了一个以假说为根据的公式。”（第176页）
伯恩施坦指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有以下几点不足：
历史地看劳动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在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劳动价值就日益从表面消失，生产价格就突出在首位了（商品是按照自己的生产费用——生产成本加利润率出售的）
只要生产是在各不同单位及部门进行，并且是在根本不同的条件下生产，那么以劳动价值为基础的交换就不能成为普遍的规则。
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事实上无法衡量，它仅仅涉及有关商品的制造方式，还是同时也涉及这一商品的生产量同现实需求的比例？这根本无法调和，对此他写道：“我们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仅仅在表面上是统一的。它以两个毫无共同之处的原则的融合为基础：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和社会效用。马克思为了分析剩余价值的规律，对效用问题进行了抽象——这就是说，他假定在一定时期之内，供给和需求平均起来是相等的。但是他承认或者说他自己在《资本论》第3卷中好几次宣布，有必要对社会效用作更为深入的分析。如果说不对供给和需求或者社会效用进行抽象就不能分析劳动价值的话，那么对于供给和需求的分析显然必须以生产费用即结晶在商品中的劳动为前提。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这些抽象中的一个在原则上并不比另一个更为正确或者更为错误。它们是否合理，取决于进行分析的目的。而从这一观点看来，我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加认为，即使对于马克思的研究来说他的抽象是完全有道理的话，那么当问题在于把价值当作决定价格的因素来分析时，就不再容许进行这种抽象了。”（第132页）
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与边际效用价值理论事实上并无不同（“英吉利——奥地利学派[杰文斯——柏姆]的价值理论可以同李嘉图——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并列”[第132页]），比如一个无法确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另一个无法度量社会总需求，两种理论都以现实的关系为基础，但二者都建筑在抽象上面。
⑤剩余价值只形成于生产领域里的雇佣工人劳动，其他行业的剩余价值只是雇佣工人劳动剩余价值的转移形式，可见马克思的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的界限很狭小。
总之，包括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在内的价值理论，“所设想的不再是现存的社会，而是构想出来的一个共同经营的社会。这是价值理论的一切模糊之处的钥匙。价值理论只能根据这一图式来理解。我们已经看到，剩余价值作为可衡量的量，只有在假定存在着总经济的情况下才可以理解。马克思没有能做到为他的学说完成十分重要的关于阶级的一章。否则在这一章中就会极其清楚地表明，劳动价值绝对不过是一把钥匙，不过是同有灵魂的原子一样的思想印象。这一钥匙经马克思的巨匠之手使用，就导致对资本主义经济机制的揭示和说明，而过去从来没有做过与它同样深入、同样合乎逻辑和透辟的揭示和说明。但是从某一点开始这一钥匙就失灵了，因此它成了对马克思的几乎每一个学生都是致命的东西。”“劳动价值学说之所以令人迷惑，首先是由于劳动价值屡次被当成衡量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尺度，而把剩余价值率称为剥削率等等，则是引起这一错误的原因之一。”伯恩施坦指出：“仅仅根据雇佣工人不能获得他的劳动的全部价值这一事实，是不能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做出科学的论证的。”（第182、183页）
4、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客观必然性。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等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基于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剩余价值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论述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度的客观必然性，提出了疑义或否定，他写道：“人们愈是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客观必然性——也就是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或者理解为从某些目的看来的必然性，经济积累的诸问题就变得愈是重要。”（第129页）“由于这一切原因，我不像信奉社会主义的客观必然性理论的人们那样重视工业企业的所谓自动集中化。不错，存在着趋向这一方向的力量，而且如果没有工业集中化的这一显而易见的趋势，没有大工业中心的创立与发展，无疑是不会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不可能否认社会主义运动的这一经济基础或者（如果人们愿意这样说的话）物质基础。但是一批数目愈来愈多的工人和他们的赞助者的废除资本主义统治的愿望或意志即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精神，如果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经济运动为基础的话，那么它决不会因此就仅仅是一个产物。它本身也是创造的力量。我们在先进民族的政治生活中每天都可以证实这一力量。┄┄我甚至敢说，从经济必然性的观点看来，工业的社会化的实现差不多是同它们的集中化成反比列的。在多数情况下，导致它们的社会化的是非技术的原因。”（第131页）伯恩施坦站在机械唯物主义以及二元论的立场表达了如下观点：
①“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正确性，就是关于历史必然性及其根源的问题。做一个唯物主义者，首先意味着把一切现象归因于物质的必然运动。根据唯物主义理论，物质的运动是作为机械过程而以必然性实现的。┄┄如果说他不相信任何神定的宿命，那么他毕竟相信而且必须相信，不管从随便什么时刻起，此后的一切现象都是由已存在的物质的总和和它的各部分的力量关系预先决定的。”（第141页）“所以把唯物主义转用于解释历史，就意味着从根本上主张一切历史的过程和发展的必然性。”（同上）在各种关系中，马克思把各个时期的物质生产力和人的生产关系称为决定性因素。伯恩施坦引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著名论断，指出：“‘意识’和‘存在’被如此截然地对立起来，以致几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说把人仅仅看成历史力量的活的代理人，他几乎是违反着自己的意志而执行历史力量的任务”（第，142页）
②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表述的所谓“修订”，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有带有宿命论的表述，如，这里说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问题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伯恩施坦认为，“铁的规律”的死板概念与具有伸缩性的“趋势”相矛盾。还有恩格斯在后期著作中更进一步对生产关系的决定力作了限制，比如，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所写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得出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因此，伯恩施坦认为对于非经济因素对历史进程发生的影响这一事实，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起初承认的非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协助作用以及它们对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比在他们的后期著作中所承认的要小得多。”（第144页）
③并不存在纯粹的客观必然性，“至少在我看来，社会主义的论证和实现并不取决于这些趋势（注：指社会发展趋势）的彻底实现。有其他力量——经济的力量和思想意识的力量——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迈进。如同我在我的书中所说的，按照我的意见，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不取决于它的内在的经济必然性。我认为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赋予它以纯粹的物质的基础。”（第126页）因为，“社会的一个特殊集团的改善地位的需要从来不是客观的事物。”“一般的饮食需要是客观力量，但是改变饮食的愿望则是主观力量。为实现一个想法或者预期的目的所必需的超出日常生活习惯以外的事物，不是客观上必需的，不是以客观必要性为基础的。”所以，“凡是在人的意志并不指示方向的场合——例如在竞争中——当然可以谈到客观力量。但是在它形成决定性因素的场合，我们遇到的就是主观力量了。”（以上见第127页）伯恩施坦阐述了这些观点后，最后总结道：“凡是涉及集体的逾期目的时，在历史运动或社会运动中就存在着主观力量。但是凡是涉及社会的结果（这无非是个人或者甚至集体的行动的无意的产物）时，我们面临的就是客观力量。在经济竞争中，每一个人的心目中都有预期的目的，但是总的结果同有关的个人所期望的始终不是一回事。”“我所反对的只是根据客观的历史必然性来论证社会主义的那种想法。”（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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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施坦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