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台湾政治简史(1949~2022)】(有图有真相)
【1956 蒋介石七十大寿 《自由中国》公开叫板】
进入1956年，台湾的一件大事是10月31日将迎来蒋介石的七十大寿。早在头一年，祝寿风就已经徐徐吹起。1955年11月5日，蒋介石在招待归国侨团团员及球队队员时曾经表示：“明年将为我个人的七十初度。……我希望侨胞随时回到自由祖国来观光，或参加每年双十节国庆，这是对于我们自由祖国的军民同胞予以一种鼓励，对于我个人亦是一种督导和嘉勉。但若为个人生辰而来，则我认为实在不必；因为‘赤祸’横流，失土未复，大陆同胞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个人只有愧怍万分，何敢言寿。而且大家如果明年不言祝寿，后年也许我们就可打回大陆，到那时，我一定要欢迎诸位在北平或南京相叙，再来为我祝寿，岂不更有意义！”
蒋介石本人对祝寿似乎是真心反对的，但是在个人崇拜兴起的大环境下，举办活动恭维总统也是在所难免的。1956年初，蒋经国早早地对外宣布要动笔写一本名叫《我的父亲》的书，为父亲的七十大寿献礼。在蒋经国的影响下，其他人就更不可能无动于衷，于是上上下下都为祝寿活动忙得不可开交。10月10日的国庆阅兵也由于赶上蒋介石七十大寿而成为民国政府迁台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参阅官兵共有两万余人。由于阅兵十分成功，蒋介石特别发给参阅官兵每人新台币10元，作为犒赏。
而面对越刮越猛的祝寿风，蒋介石10月17日让总统府发出公告，呼吁大家不要为他祝寿，而是能够针对建设台湾、反攻复国等大事以及针对他本人提些意见。一些军政官员马上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不过多半仍是对总统的歌颂。另外，中央电影公司专门为蒋介石拍摄了纪录片《领袖与中国》，正中书局则出版了《蒋总统言论汇编》多卷本。蒋介石原来吩咐不要前来祝寿的海外祝寿团也纷纷提前到达台湾。
万众瞩目的蒋介石寿辰终于来到。10月31日上午，总统府前的广场上人山人海，军政要员和各界人士近三万人前来祝寿，副总统陈诚主持大会。空军飞机飞临上空，排成“中正”二字，向蒋介石致敬。陈诚领导众人对着总统府前的蒋介石画像行礼、鞠躬，宣读训词。之后，空军飞机再次飞临上空，排成“七十”二字队形，众人则高呼“总统万岁”。典礼结束后进行了国防表演，中午之前全部节目结束。陈诚等人又驱车赶到蒋介石夫妇“避寿”的郊区大溪行邸，当面进行祝寿。行邸别墅里准备好了庆生寿宴，除蒋介石夫妇外，还有陈诚夫妇、从美国赶来的宋美龄大姐宋霭龄、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和其他一些比较亲近的军政官员。众人祝寿后，同进午餐。而在这之前，蒋介石已经分别设宴招待了多批客人。
就在蒋介石七十大寿的同一天，1949年11月在台北创办的自由派半月刊《自由中国》特意出版了一期“祝寿专号”。总共16篇文章名义上是响应总统“直率抒陈所见”的号召，实际上却向蒋介石以及台湾的现行制度提出了质疑。杂志刚一发行，就引来民众争相购阅，风头简直要盖过总统的寿礼。
《自由中国》杂志社社长雷震撰写的社论《寿总统蒋公》中声称：“行宪垂十年，责任内阁，事实上还是徒有其名。其所以致此，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一党执政，为时过久，民主政治各方面的制衡作用，无从发挥；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历届的行政首长，类都为蒋公一手提拔的后辈，就难免要多受一点蒋公个人的影响，以致对施政的得失成败，都未能负起积极的责任来，国家成了一个由蒋公独柱擎天的局面。”
远在美国的《自由中国》杂志名义发行人胡适在《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一文中赞美了艾森豪威尔的“领袖风度”：“一个第一流的军人做了一个世界有名的大学的校长，而能自己承认没有专门的知识，愿意全权信任负责的首长，……这是何等风度！做了世界第一强国的元首，遇着了自己一时不能决断的问题，能够自己不轻易下决断，……这是何等风度！”然后，胡适含蓄地希望蒋介石以艾森豪威尔为榜样，学做一个合格的“国家元首”：“我们的总统蒋先生是终身为国家勤劳的爱国者。我在二十五年前第一次写信给他，就劝他不可多管细事，不可躬亲庶务。……二十多年的光阴轻轻的飞去了，蒋先生今年七十岁了，我也六十六了，……我想来想去，还只能奉劝蒋先生要彻底想想‘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来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呢？”
青年党和民社党这两个岛内除国民党之外仅有的可以公开活动的政党也发出声音。青年党的陈启天在《改革政治，团结人心》一文中强调：“一党在朝执政，他党在朝监督”的重要作用，“据我看来，依据民主政治原则，讲求改革政治的具体方法，当以培养和平的健全的有力的反对党为第一要务，没有这样的一个反对党，便很难促进实际政治的不断改革。因为任何政府党，如果缺少反对党在野的监督，便必然酿成专权专利的流弊，并养成不负责任的官僚习气。”
民社党的蒋匀田则在《忠诚的反应》一文中强调两点：第一，自由与权力，属于个人者为“自由”，属于政府者为“权力”，并以英国为例，“政府自身羁勒权力，使不侵犯人民的自由，不如以人民的自由，限制政府的权力，永闭权力侵犯自由之门”；第二，军队国家化问题，又以美国为例，“美国现在处两党争夺政权剧战之际，而能全国宴然无事者，即由于美国的军队、警察、特务皆能严格地超然于党争之外，拒受任何政党的影响。……今日国民党党化军队的设计，还是黄埔练兵时，受苏俄顾问的影响，所生的观念的回顾，也可以说是历史的惰性，没有什么新的内涵，发生不了新的奇迹。打破历史的惰性，如同断绝嗜好一样，需要痛下决心”。
这一期“祝寿专号”在台湾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很快就被抢购一空，一个月内就再版11次，但是也引来官方的强烈反弹。官方报纸纷纷围剿和讨伐《自由中国》，指责《自由中国》“扛着自由民主的招牌”，“发表反动言论，散布毒素思想”等等。政府还向印刷厂施压，阻止刊物的印刷出版。“祝寿专号”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
一本杂志毕竟撼动不了蒋介石的地位，而且也影响不了蒋介石的好心情——12月25日，蒋介石的得意之作《苏俄在中国》出版。《苏俄在中国》初稿由国民党理论家陶希圣执笔，蒋介石阅读后欲罢不能，不断下令增加篇幅。蒋介石的秘书楚嵩秋表示：“蒋公曾以一年半的时间完成此书，他所花的精力和时间，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一篇原约五六万的文章，经过蒋介石不断地增补、修改，到定稿出书，竟成为多达24万字的巨著，一字一句，无不是蒋公心血的结晶。”
蒋介石在这本回忆录性质的著作中回顾了与苏俄（苏联）和中共将近30年的恩怨情仇，并检讨了在大陆失败的原因。蒋介石在书中总结说：“若要追问过去大陆上反共斗争失败的责任，只怪我们国民革命尚未成功，国家建设没有基础，因之对强权侵略者，没有维护我们领土主权的力量。更只有怪我个人自己，在这长期反共斗争中，应该见到的，未能预见，已经见到的，又未能取信于人。……只要我们能痛定思痛，提高警觉，埋头苦干，雪耻图强，向三民主义国民革命建国的目标，直前迈进，深信我们必能践履自己的责任，掌握自己的命运，完成我们反共抗俄复国建国的使命。”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1月22日至12月8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第16届夏季奥运会上，国际奥委会同意台湾以“中华民国”名义参赛，北京交涉无果，放弃参赛。虽然台湾没能在奥运会期间摘得任何奖牌，给蒋介石的七十大寿锦上添花，不过和1952年未能参加赫尔辛基夏季奥运会相比，这次能够成功参赛也算是取得了一个小的胜利。
进入1956年，台湾的一件大事是10月31日将迎来蒋介石的七十大寿。早在头一年，祝寿风就已经徐徐吹起。1955年11月5日，蒋介石在招待归国侨团团员及球队队员时曾经表示：“明年将为我个人的七十初度。……我希望侨胞随时回到自由祖国来观光，或参加每年双十节国庆，这是对于我们自由祖国的军民同胞予以一种鼓励，对于我个人亦是一种督导和嘉勉。但若为个人生辰而来，则我认为实在不必；因为‘赤祸’横流，失土未复，大陆同胞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个人只有愧怍万分，何敢言寿。而且大家如果明年不言祝寿，后年也许我们就可打回大陆，到那时，我一定要欢迎诸位在北平或南京相叙，再来为我祝寿，岂不更有意义！”
蒋介石本人对祝寿似乎是真心反对的，但是在个人崇拜兴起的大环境下，举办活动恭维总统也是在所难免的。1956年初，蒋经国早早地对外宣布要动笔写一本名叫《我的父亲》的书，为父亲的七十大寿献礼。在蒋经国的影响下，其他人就更不可能无动于衷，于是上上下下都为祝寿活动忙得不可开交。10月10日的国庆阅兵也由于赶上蒋介石七十大寿而成为民国政府迁台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参阅官兵共有两万余人。由于阅兵十分成功，蒋介石特别发给参阅官兵每人新台币10元，作为犒赏。
而面对越刮越猛的祝寿风，蒋介石10月17日让总统府发出公告，呼吁大家不要为他祝寿，而是能够针对建设台湾、反攻复国等大事以及针对他本人提些意见。一些军政官员马上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不过多半仍是对总统的歌颂。另外，中央电影公司专门为蒋介石拍摄了纪录片《领袖与中国》，正中书局则出版了《蒋总统言论汇编》多卷本。蒋介石原来吩咐不要前来祝寿的海外祝寿团也纷纷提前到达台湾。
万众瞩目的蒋介石寿辰终于来到。10月31日上午，总统府前的广场上人山人海，军政要员和各界人士近三万人前来祝寿，副总统陈诚主持大会。空军飞机飞临上空，排成“中正”二字，向蒋介石致敬。陈诚领导众人对着总统府前的蒋介石画像行礼、鞠躬，宣读训词。之后，空军飞机再次飞临上空，排成“七十”二字队形，众人则高呼“总统万岁”。典礼结束后进行了国防表演，中午之前全部节目结束。陈诚等人又驱车赶到蒋介石夫妇“避寿”的郊区大溪行邸，当面进行祝寿。行邸别墅里准备好了庆生寿宴，除蒋介石夫妇外，还有陈诚夫妇、从美国赶来的宋美龄大姐宋霭龄、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和其他一些比较亲近的军政官员。众人祝寿后，同进午餐。而在这之前，蒋介石已经分别设宴招待了多批客人。
就在蒋介石七十大寿的同一天，1949年11月在台北创办的自由派半月刊《自由中国》特意出版了一期“祝寿专号”。总共16篇文章名义上是响应总统“直率抒陈所见”的号召，实际上却向蒋介石以及台湾的现行制度提出了质疑。杂志刚一发行，就引来民众争相购阅，风头简直要盖过总统的寿礼。
《自由中国》杂志社社长雷震撰写的社论《寿总统蒋公》中声称：“行宪垂十年，责任内阁，事实上还是徒有其名。其所以致此，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一党执政，为时过久，民主政治各方面的制衡作用，无从发挥；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历届的行政首长，类都为蒋公一手提拔的后辈，就难免要多受一点蒋公个人的影响，以致对施政的得失成败，都未能负起积极的责任来，国家成了一个由蒋公独柱擎天的局面。”
远在美国的《自由中国》杂志名义发行人胡适在《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一文中赞美了艾森豪威尔的“领袖风度”：“一个第一流的军人做了一个世界有名的大学的校长，而能自己承认没有专门的知识，愿意全权信任负责的首长，……这是何等风度！做了世界第一强国的元首，遇着了自己一时不能决断的问题，能够自己不轻易下决断，……这是何等风度！”然后，胡适含蓄地希望蒋介石以艾森豪威尔为榜样，学做一个合格的“国家元首”：“我们的总统蒋先生是终身为国家勤劳的爱国者。我在二十五年前第一次写信给他，就劝他不可多管细事，不可躬亲庶务。……二十多年的光阴轻轻的飞去了，蒋先生今年七十岁了，我也六十六了，……我想来想去，还只能奉劝蒋先生要彻底想想‘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来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呢？”
青年党和民社党这两个岛内除国民党之外仅有的可以公开活动的政党也发出声音。青年党的陈启天在《改革政治，团结人心》一文中强调：“一党在朝执政，他党在朝监督”的重要作用，“据我看来，依据民主政治原则，讲求改革政治的具体方法，当以培养和平的健全的有力的反对党为第一要务，没有这样的一个反对党，便很难促进实际政治的不断改革。因为任何政府党，如果缺少反对党在野的监督，便必然酿成专权专利的流弊，并养成不负责任的官僚习气。”
民社党的蒋匀田则在《忠诚的反应》一文中强调两点：第一，自由与权力，属于个人者为“自由”，属于政府者为“权力”，并以英国为例，“政府自身羁勒权力，使不侵犯人民的自由，不如以人民的自由，限制政府的权力，永闭权力侵犯自由之门”；第二，军队国家化问题，又以美国为例，“美国现在处两党争夺政权剧战之际，而能全国宴然无事者，即由于美国的军队、警察、特务皆能严格地超然于党争之外，拒受任何政党的影响。……今日国民党党化军队的设计，还是黄埔练兵时，受苏俄顾问的影响，所生的观念的回顾，也可以说是历史的惰性，没有什么新的内涵，发生不了新的奇迹。打破历史的惰性，如同断绝嗜好一样，需要痛下决心”。
这一期“祝寿专号”在台湾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很快就被抢购一空，一个月内就再版11次，但是也引来官方的强烈反弹。官方报纸纷纷围剿和讨伐《自由中国》，指责《自由中国》“扛着自由民主的招牌”，“发表反动言论，散布毒素思想”等等。政府还向印刷厂施压，阻止刊物的印刷出版。“祝寿专号”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
一本杂志毕竟撼动不了蒋介石的地位，而且也影响不了蒋介石的好心情——12月25日，蒋介石的得意之作《苏俄在中国》出版。《苏俄在中国》初稿由国民党理论家陶希圣执笔，蒋介石阅读后欲罢不能，不断下令增加篇幅。蒋介石的秘书楚嵩秋表示：“蒋公曾以一年半的时间完成此书，他所花的精力和时间，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一篇原约五六万的文章，经过蒋介石不断地增补、修改，到定稿出书，竟成为多达24万字的巨著，一字一句，无不是蒋公心血的结晶。”
蒋介石在这本回忆录性质的著作中回顾了与苏俄（苏联）和中共将近30年的恩怨情仇，并检讨了在大陆失败的原因。蒋介石在书中总结说：“若要追问过去大陆上反共斗争失败的责任，只怪我们国民革命尚未成功，国家建设没有基础，因之对强权侵略者，没有维护我们领土主权的力量。更只有怪我个人自己，在这长期反共斗争中，应该见到的，未能预见，已经见到的，又未能取信于人。……只要我们能痛定思痛，提高警觉，埋头苦干，雪耻图强，向三民主义国民革命建国的目标，直前迈进，深信我们必能践履自己的责任，掌握自己的命运，完成我们反共抗俄复国建国的使命。”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1月22日至12月8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第16届夏季奥运会上，国际奥委会同意台湾以“中华民国”名义参赛，北京交涉无果，放弃参赛。虽然台湾没能在奥运会期间摘得任何奖牌，给蒋介石的七十大寿锦上添花，不过和1952年未能参加赫尔辛基夏季奥运会相比，这次能够成功参赛也算是取得了一个小的胜利。
【1957 台北民众暴力反美 美台关系初起波澜】
1957年4月21日，第三届县市长选举进行投票。在21个县市长席位中，除了台南市市长由无党籍人士叶廷珪夺得之外，其余20席全部由国民党拿下。叶廷珪曾在1950年12月成功当选台南市第一届民选市长，1954年寻求连任，但是败给了国民党候选人杨请。1957年，叶廷珪卷土重来，角逐第三届台南市长选举，以“党员选党员，民众选民众”为号召，再次对阵杨请，最终胜出。作为中华民国首都的台北市由无党籍人士连续执政两届之后，这次实现翻盘，由国民党候选人黄启瑞将市长席位收入囊中。
虽然地方选举进展还算顺利，但是美台关系骤然出现风波。5月24日，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发生暴力抗议事件，大使馆被民众冲击和损毁。合众社的报道称，“这是台北美国大使馆第一次受到的攻击；自从蒋介石政府尚未迁到台湾时大陆上发生共产党领导的示威运动以来，这是反美情绪最猛烈的一次爆发。”
这场暴力反美活动的起因是两个多月前的3月20日，革命实践研究院的职员刘自然在台北市阳明山美军顾问团宿舍区内被枪击，身中两枪身亡。警方赶往现场，准备逮捕嫌犯——驻台美军罗伯特?雷诺上士，将其移送法办，同时前往现场处理的美国宪兵却以“驻台美军享有外交豁免权”为由阻拦，并将雷诺带走。之后，驻台美军军事法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雷诺声称他是以为有人偷看他夫人洗澡才向刘自然开枪，但是台北警方表示刘自然身处灯光之中，被近距离射击，而且尸体并不在雷诺所说的地点。坊间则有传闻称刘自然与雷诺曾一起卖过毒品，雷诺因怀疑刘自然有对他“黑吃黑”的嫌疑，才萌生杀机。尽管疑点重重，美军法庭还是在两个月后的5月23日宣布雷诺“杀人罪嫌证据不足”，因此无罪释放，并且不准上诉。自从1951年美国开始向台湾提供军援，派美军顾问团来台以来，美军不时有驾车肇事、骚扰女性等劣行发生，台湾人已经颇有微词。另外，人们还记得今年年初一名驻日美军杀害一名日本妇女后，日本尚有权对凶手进行独立审判。这次的刘自然案件完全由美方审判，就已经反映出台湾的地位低人一等，而且审判结果还是“杀人无罪”，一时之间舆论哗然。
5月24日上午，刘自然的遗孀奥特华穿着黑色丧服来到美国驻台北大使馆门前抗议，并展示一块写着“杀人者无罪吗？我控诉，我抗议”的标语牌。中午，中国广播公司记者前往现场采访，奥特华通过广播哭诉，引来民众围观。下午，有人大喊“雷诺已经坐飞机走了”，现场气氛开始沸腾。不久，民众增至6000人，他们高喊“杀人偿命”、“打倒帝国主义”，并开始用石头、砖块、木棍攻击大使馆。随后，有民众翻墙而入，砸毁大使馆中的汽车、家具，烧毁文件，并殴打使馆人员。几名青年还撕下了星条旗，现场气氛更加高涨。位于中山堂前的美国新闻处也遭到数十名民众的攻击，附近警局的警车和消防车也遭到纵火破坏。直到晚上，军方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于实施宵禁戒严，大批台北市卫戌部队开赴现场，持续大约十个小时的暴乱场面才被压制下去。冲突造成数十名警察和平民受伤。
第二天，美军顾问团致电美国国防部，表示有证据显示整起事件是“早有预谋的安排”；而美国中情局的情报也指出，事发前一天，许多外籍天主教神职人员曾接到神秘电话，告诫他们隔天不要外出，就算万不得已，也要避开美国大使馆一带。美方还声称看到一名成功中学的教官率领几十名学生到现场助阵，有人在现场散发十元钞票唆使民众进攻大使馆，而大使馆办公室中的保险柜也被以非常专业的手法打开，里面的机密文件全被拿走。
美国大使蓝钦先是向外交部提出抗议，之后又专门前往士林官邸，“诘问”蒋介石为何政府未能及早出动军队和警察，导致美国大使馆落入“暴民”手中数个小时之久。蒋介石向蓝钦表示歉意，但是否认政府与事件有关。尽管如此，美方仍然坚信事件背后有高层指使，而这个高层直指蒋经国。蒋经国的夫人是俄国人这一事实，也让美方认为蒋经国反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到了9月，美国总统特别助理李查兹奉命到台湾调查五二四事件时对蒋介石表示，美国盛传蒋经国指挥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在煽动群众捣毁美国大使馆的行动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不过蒋介石仍旧不置可否。然而，为了平息这场风波，给美方一个交代，蒋介石还是将几名相关官员撤职，并将蒋经国调任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委，负责修筑东西横贯公路。虽然风波逐渐平息，台湾也仍旧需要美国的支持，但是台湾民众对待美国的心理已经默默发生了变化。
《自由中国》继去年的“祝寿专号”风波之后，1957年8月1日这一期又发表了让蒋介石恼火的社论《反攻大陆问题》。社论指出反攻大陆的想法是狂妄臆想，之后又分析了这种想法的危害：“反攻大陆”的公算在相当时期内并不太大，而官方不仅嘴里说出十分必然的样子，这且不说，而官方这几年来在台湾的措施却是以“马上就要回大陆”为基本假定。这种办法，真是弊害丛生。第一，因为一切都是为了“马上就要回大陆”，一般人就形成事事“暂时忍受”和“暂时迁就”的心理状态。……第二，因为被“马上就要回大陆”的心理所误，官方的许许多多措施都是过渡性的措施。第三，因为“马上就要反攻大陆”，官方人士拼命办这种训练，那种训练，弄得颇紧张的样子。紧张的时间太长，大家所追求的目标尚渺不可得。但是迫于威势，屈于利害，大家不敢形之于色，言之于口。久而久之，双重人格就出现了：在公共场合，满口“拥护”、“革命”、“反攻”，在私人场合就是牢骚、怅惆、悲观、失望、彷徨。”
这期《自由中国》刚从印刷厂出来，就被盯上。官方报刊抨击《自由中国》破坏了“反共抗俄”的大业、“散布反攻无望论”、“帮共产党的忙”。作为回应， 9月1日出版的《自由中国》又刊登了社论《关于反攻大陆问题的问题》，指出：当局目前负不起“反攻大陆”的任务，……因为通过几十年的政治斗争，蒋介石将近半个世纪历练出来的“国家”人才、精华斗完了。在国民党内，稍有才能的人，只要有一点不合分寸，定遭踢出于能发挥作用的位置以外；稍有雄心的人，也因不被信任而遭遇被淘汰的命运。在台湾的指导机构里，现在有的是欢呼队，鼓掌团；有的是事务科长、交际干事、文书录事、财务帐房，有原创力的思想家、有眼光的政治家、有新思想的军事家，均被排挤出局了。今日台湾政治机构的最大特色就是自己束缚自己。《自由中国》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批评越来越激烈，让人们不禁对这本杂志的前途感到担忧。
1957年4月21日，第三届县市长选举进行投票。在21个县市长席位中，除了台南市市长由无党籍人士叶廷珪夺得之外，其余20席全部由国民党拿下。叶廷珪曾在1950年12月成功当选台南市第一届民选市长，1954年寻求连任，但是败给了国民党候选人杨请。1957年，叶廷珪卷土重来，角逐第三届台南市长选举，以“党员选党员，民众选民众”为号召，再次对阵杨请，最终胜出。作为中华民国首都的台北市由无党籍人士连续执政两届之后，这次实现翻盘，由国民党候选人黄启瑞将市长席位收入囊中。
虽然地方选举进展还算顺利，但是美台关系骤然出现风波。5月24日，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发生暴力抗议事件，大使馆被民众冲击和损毁。合众社的报道称，“这是台北美国大使馆第一次受到的攻击；自从蒋介石政府尚未迁到台湾时大陆上发生共产党领导的示威运动以来，这是反美情绪最猛烈的一次爆发。”
这场暴力反美活动的起因是两个多月前的3月20日，革命实践研究院的职员刘自然在台北市阳明山美军顾问团宿舍区内被枪击，身中两枪身亡。警方赶往现场，准备逮捕嫌犯——驻台美军罗伯特?雷诺上士，将其移送法办，同时前往现场处理的美国宪兵却以“驻台美军享有外交豁免权”为由阻拦，并将雷诺带走。之后，驻台美军军事法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雷诺声称他是以为有人偷看他夫人洗澡才向刘自然开枪，但是台北警方表示刘自然身处灯光之中，被近距离射击，而且尸体并不在雷诺所说的地点。坊间则有传闻称刘自然与雷诺曾一起卖过毒品，雷诺因怀疑刘自然有对他“黑吃黑”的嫌疑，才萌生杀机。尽管疑点重重，美军法庭还是在两个月后的5月23日宣布雷诺“杀人罪嫌证据不足”，因此无罪释放，并且不准上诉。自从1951年美国开始向台湾提供军援，派美军顾问团来台以来，美军不时有驾车肇事、骚扰女性等劣行发生，台湾人已经颇有微词。另外，人们还记得今年年初一名驻日美军杀害一名日本妇女后，日本尚有权对凶手进行独立审判。这次的刘自然案件完全由美方审判，就已经反映出台湾的地位低人一等，而且审判结果还是“杀人无罪”，一时之间舆论哗然。
5月24日上午，刘自然的遗孀奥特华穿着黑色丧服来到美国驻台北大使馆门前抗议，并展示一块写着“杀人者无罪吗？我控诉，我抗议”的标语牌。中午，中国广播公司记者前往现场采访，奥特华通过广播哭诉，引来民众围观。下午，有人大喊“雷诺已经坐飞机走了”，现场气氛开始沸腾。不久，民众增至6000人，他们高喊“杀人偿命”、“打倒帝国主义”，并开始用石头、砖块、木棍攻击大使馆。随后，有民众翻墙而入，砸毁大使馆中的汽车、家具，烧毁文件，并殴打使馆人员。几名青年还撕下了星条旗，现场气氛更加高涨。位于中山堂前的美国新闻处也遭到数十名民众的攻击，附近警局的警车和消防车也遭到纵火破坏。直到晚上，军方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于实施宵禁戒严，大批台北市卫戌部队开赴现场，持续大约十个小时的暴乱场面才被压制下去。冲突造成数十名警察和平民受伤。
第二天，美军顾问团致电美国国防部，表示有证据显示整起事件是“早有预谋的安排”；而美国中情局的情报也指出，事发前一天，许多外籍天主教神职人员曾接到神秘电话，告诫他们隔天不要外出，就算万不得已，也要避开美国大使馆一带。美方还声称看到一名成功中学的教官率领几十名学生到现场助阵，有人在现场散发十元钞票唆使民众进攻大使馆，而大使馆办公室中的保险柜也被以非常专业的手法打开，里面的机密文件全被拿走。
美国大使蓝钦先是向外交部提出抗议，之后又专门前往士林官邸，“诘问”蒋介石为何政府未能及早出动军队和警察，导致美国大使馆落入“暴民”手中数个小时之久。蒋介石向蓝钦表示歉意，但是否认政府与事件有关。尽管如此，美方仍然坚信事件背后有高层指使，而这个高层直指蒋经国。蒋经国的夫人是俄国人这一事实，也让美方认为蒋经国反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到了9月，美国总统特别助理李查兹奉命到台湾调查五二四事件时对蒋介石表示，美国盛传蒋经国指挥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在煽动群众捣毁美国大使馆的行动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不过蒋介石仍旧不置可否。然而，为了平息这场风波，给美方一个交代，蒋介石还是将几名相关官员撤职，并将蒋经国调任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委，负责修筑东西横贯公路。虽然风波逐渐平息，台湾也仍旧需要美国的支持，但是台湾民众对待美国的心理已经默默发生了变化。
《自由中国》继去年的“祝寿专号”风波之后，1957年8月1日这一期又发表了让蒋介石恼火的社论《反攻大陆问题》。社论指出反攻大陆的想法是狂妄臆想，之后又分析了这种想法的危害：“反攻大陆”的公算在相当时期内并不太大，而官方不仅嘴里说出十分必然的样子，这且不说，而官方这几年来在台湾的措施却是以“马上就要回大陆”为基本假定。这种办法，真是弊害丛生。第一，因为一切都是为了“马上就要回大陆”，一般人就形成事事“暂时忍受”和“暂时迁就”的心理状态。……第二，因为被“马上就要回大陆”的心理所误，官方的许许多多措施都是过渡性的措施。第三，因为“马上就要反攻大陆”，官方人士拼命办这种训练，那种训练，弄得颇紧张的样子。紧张的时间太长，大家所追求的目标尚渺不可得。但是迫于威势，屈于利害，大家不敢形之于色，言之于口。久而久之，双重人格就出现了：在公共场合，满口“拥护”、“革命”、“反攻”，在私人场合就是牢骚、怅惆、悲观、失望、彷徨。”
这期《自由中国》刚从印刷厂出来，就被盯上。官方报刊抨击《自由中国》破坏了“反共抗俄”的大业、“散布反攻无望论”、“帮共产党的忙”。作为回应， 9月1日出版的《自由中国》又刊登了社论《关于反攻大陆问题的问题》，指出：当局目前负不起“反攻大陆”的任务，……因为通过几十年的政治斗争，蒋介石将近半个世纪历练出来的“国家”人才、精华斗完了。在国民党内，稍有才能的人，只要有一点不合分寸，定遭踢出于能发挥作用的位置以外；稍有雄心的人，也因不被信任而遭遇被淘汰的命运。在台湾的指导机构里，现在有的是欢呼队，鼓掌团；有的是事务科长、交际干事、文书录事、财务帐房，有原创力的思想家、有眼光的政治家、有新思想的军事家，均被排挤出局了。今日台湾政治机构的最大特色就是自己束缚自己。《自由中国》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批评越来越激烈，让人们不禁对这本杂志的前途感到担忧。
【1958 海峡两岸的超级热战——金门炮战】
1958年7月，伊拉克推翻王室，建立伊拉克共和国，并退出巴格达条约，美、英立即派兵进驻黎巴嫩与约旦，中东形势骤然紧张。北京一面宣称“声援中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一面加强沿海兵力，形成将要攻打台湾的局势。7月15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台澎金马地区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8月23日傍晚，解放军突然开始炮击金门，600多门重型大炮两小时内打出四万多发炮弹。金门岛上一时间烟雾弥漫，弹片横飞。国军被彻底打蒙，第二天才得以展开反击。解放军则封锁海运线，围困金门。
对于炮击金门的目的，8月23日晚上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说：“我们的要求是美军从台湾撤退，蒋军从金门、马祖撤退，你不撤我就打。”而对于是否登陆金门，毛泽东又表示：“登陆金门不是一件小事，……问题不在于那里有95000蒋军，……而在于美国政府的态度。美国同国民党订了共同防御条约，防御范围是否包括金门、马祖在内，没有明确规定。美国人是否把这两个包袱也背上，还得观察。打炮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侦察蒋军的防御，而是侦察美国人的决心，考验美国人的决心。”
美国的确表现出保护台湾的决心。金门炮战的第二天，美国就向台湾海峡调来大量舰只，并向国民党提供火炮等军事援助。国军由美国海军护航，得以维持金门补给线。但是美国很快又表态希望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以此换取北京不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承诺。与此同时，美国海军避免与解放军直接交火。台北和北京对美国的态度都不认可。10月1日，蒋介石表示反对减少外岛驻军，要坚决死守金马。
10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发布《告台湾同胞书》，宣称：“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期间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蒋介石则在双十国庆回应道：“在这六个多星期的恶战苦斗中，不仅打破了共匪在金门登陆作战的阴谋，制压了他侵略东南亚的野心，更将他虚声恫吓、图穷匕见的一切弱点，都对世界暴露无遗。”
如果说炮击金门是为了摸清美国的底线，现在美国已经亮明了底牌。解放军宣布解除封锁，并改为“单打双停”（逢单日炮击，双日不炮击）的象征性炮击。蒋介石则在美国的压力下表示放弃以武力返回大陆。金门和马祖继续由国军占领，成为防止两岸彻底隔开的一个纽带。
1958年7月，伊拉克推翻王室，建立伊拉克共和国，并退出巴格达条约，美、英立即派兵进驻黎巴嫩与约旦，中东形势骤然紧张。北京一面宣称“声援中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一面加强沿海兵力，形成将要攻打台湾的局势。7月15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台澎金马地区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8月23日傍晚，解放军突然开始炮击金门，600多门重型大炮两小时内打出四万多发炮弹。金门岛上一时间烟雾弥漫，弹片横飞。国军被彻底打蒙，第二天才得以展开反击。解放军则封锁海运线，围困金门。
对于炮击金门的目的，8月23日晚上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说：“我们的要求是美军从台湾撤退，蒋军从金门、马祖撤退，你不撤我就打。”而对于是否登陆金门，毛泽东又表示：“登陆金门不是一件小事，……问题不在于那里有95000蒋军，……而在于美国政府的态度。美国同国民党订了共同防御条约，防御范围是否包括金门、马祖在内，没有明确规定。美国人是否把这两个包袱也背上，还得观察。打炮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侦察蒋军的防御，而是侦察美国人的决心，考验美国人的决心。”
美国的确表现出保护台湾的决心。金门炮战的第二天，美国就向台湾海峡调来大量舰只，并向国民党提供火炮等军事援助。国军由美国海军护航，得以维持金门补给线。但是美国很快又表态希望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以此换取北京不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承诺。与此同时，美国海军避免与解放军直接交火。台北和北京对美国的态度都不认可。10月1日，蒋介石表示反对减少外岛驻军，要坚决死守金马。
10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发布《告台湾同胞书》，宣称：“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期间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蒋介石则在双十国庆回应道：“在这六个多星期的恶战苦斗中，不仅打破了共匪在金门登陆作战的阴谋，制压了他侵略东南亚的野心，更将他虚声恫吓、图穷匕见的一切弱点，都对世界暴露无遗。”
如果说炮击金门是为了摸清美国的底线，现在美国已经亮明了底牌。解放军宣布解除封锁，并改为“单打双停”（逢单日炮击，双日不炮击）的象征性炮击。蒋介石则在美国的压力下表示放弃以武力返回大陆。金门和马祖继续由国军占领，成为防止两岸彻底隔开的一个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