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事迹
——一个有点“本本”的问答（内圣一）
首先，约翰·里德在《震撼世界的十天·第二章》中曾这样描述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的内部斗争：
“[彼得格勒苏维埃确实并没有下令举行示威游行。不过，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会正在考虑武装起义的问题。10月23日他们通宵达旦地在开会。全党的知识分子，领袖人物，以及彼得格勒工人和卫戍部队的代表都出席了。在那些知识分子当中，独有列宁和托洛茨基赞成武装起义。甚至连军人都表示反对。投票的结果，主张武装起义的议案竟被否决！
于是有一个粗鲁的工人站起来说话，他的脸愤怒得发抖。他用严厉的口吻说道：‘我代表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发言，我们是赞成武装起义的。你们愿意怎样做就怎样做吧！不过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让苏维埃被摧毁掉，那末我们就和你们一刀两断！’有些士兵附和他的意见。之后他们重新投票表决，主张武装起义的议案被通过了。]”【1】
可是，也不知道斯大林到底是哪根筋（据斯大林——后来逃到西侧诸国去的——曾经的秘书——之一——的巴让诺夫说，斯大林恰恰是靠“收集列宁的话”来攻击对手的【2】）搭错（可列宁恰是给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写过序的：“我以极大的兴趣全神贯注地读完了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由衷地把这部著作推荐给各国工人。我希望这本书能发行千百万册，译成各种文字，因为它真实地、异常生动地记述了那些对于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事件。这些问题现在正得到广泛的讨论，但是在决定接受或拒绝这些思想以前，必须了解所作的决定的全部意义。约翰•里德的这本书无疑有助于阐明这个问题，而这正是世界工人运动的基本问题”【3】）了，它非要在1924年11月19日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中称约翰·里德在《震撼世界的十天》中的这段描述是“谣言”：
“[首先来谈谈十月起义。有人在党员中间散布谣言，说整个中央委员会曾经反对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举行起义。他们老是说，十月十日，当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组织起义的决议的时候，大多数中央委员最初反对起义，就在这个时候似乎有一个工人闯进中央委员会的会场说：‘你们决定反对起义，但是我告诉你们，不管怎么样，起义终究是要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受到这样的威胁以后似乎害怕了，于是重新提出了起义问题，通过了关于组织起义的决议。
同志们，这不单是谣言。有名的约翰·里德在他的《十日》一书中就写到这件事。约翰·里德离我们党很远，当然不会知道我们十月十日秘密会议的经过，因而就上了苏汉诺夫之流的先生们编造的谣言的当。这个故事后来在托洛茨基分子所写的许多小册子中传述和重复着，最近出版的塞尔金所写的论述十月革命的小册子便是其中的一本。这些谣言在托洛茨基最近的一些著作中得到了有力的支持。]”【4】
而且，还通过所谓“我们党中央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二十三日）的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有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乌里茨基、捷尔任斯基、科隆泰、布勃诺夫、索柯里尼柯夫和洛莫夫。讨论关于目前形势和起义的问题。讨论以后列宁同志提出的关于起义的决议。决议以十票对两票的多数通过。看来很清楚：中央委员会是以十票对两票的多数决定立即转入组织起义的实际工作的。就在这个会议上，中央委员会选出了名为政治局的领导起义的政治总部，其成员如下：列宁、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勃诺夫’）”【5】得出结论称：
“[这些记录一下就揭破了某些奇谈。这些记录揭破了说大多数中央委员似乎反对起义的那种奇谈。这些记录也揭破了说中央委员会在起义问题上似乎面临分裂的那种奇谈。从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反对立即举行起义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同赞成起义的同志一样参加了起义的政治领导关。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分裂。
托洛茨基肯定说，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十月革命时是我们党内的右翼，差不多是社会民主党人。只是令人不能理解：党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没有发生分裂；我们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意见分歧怎么只继续了几天；既然有意见分歧，这些同志怎么还是被党放到最重要的岗位上去，还是被选进了领导起义的政治总部等等？……]”【6】
但是，我不知道，（按——我刚才提到的——理来说）斯大林知不\应该是知道，早在1917年11月1日（公历）的时候，列宁在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就称：
“[……季诺维也夫居然厚颜无耻地说：‘没有向全党征求意见’，这样的问题‘不是10个人所能决定的’。真令人难以想象。所有的中央委员都知道，出席这次有决定意义的会议的不止10个中央委员，全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参加了，加米涅夫本人在这次会议上还说过：‘这次会议是有决定意义的。’至于没有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大家都清楚地知道，他们大多数都不同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意见。在加米涅夫本人也承认有决定意义的会议上中央作出了决定以后，这位中央委员竟然恬不知耻地说：‘没有向全党征求意见’，‘这样的问题不是10个人所能决定的’……]”【7】
那，从列宁当时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所谓的约翰·里德在《震撼世界的十天》中的这段描述是“谣言”的说辞在间接上也就不攻自破了（实际上，早有人指，10月23日——公历——的会议由于有列宁出席，因此会议过程是“十分保密的”【8】，只有少数人——准确说就是斯大林所言的那12个人——知道，像约翰·里德这样的外人根本不可能知道，但当时的布尔什维克不仅在10月23日——公历——开了一次会，还在一个星期之后的10月29日——公历——又开了一次会【9】。而10月29日——公历——的会议就不止这12个人参加了——也就是列宁在11月1日——公历——的信中说得，“出席这次有决定意义的会议的不止10个中央委员，全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参加了”。所以，这些人认为，约翰•里德把10月29日——公历——的那次会议被误记在了10月23日——公历——上【10】）。
首先，约翰·里德在《震撼世界的十天·第二章》中曾这样描述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的内部斗争：
“[彼得格勒苏维埃确实并没有下令举行示威游行。不过，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会正在考虑武装起义的问题。10月23日他们通宵达旦地在开会。全党的知识分子，领袖人物，以及彼得格勒工人和卫戍部队的代表都出席了。在那些知识分子当中，独有列宁和托洛茨基赞成武装起义。甚至连军人都表示反对。投票的结果，主张武装起义的议案竟被否决！
于是有一个粗鲁的工人站起来说话，他的脸愤怒得发抖。他用严厉的口吻说道：‘我代表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发言，我们是赞成武装起义的。你们愿意怎样做就怎样做吧！不过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让苏维埃被摧毁掉，那末我们就和你们一刀两断！’有些士兵附和他的意见。之后他们重新投票表决，主张武装起义的议案被通过了。]”【1】
可是，也不知道斯大林到底是哪根筋（据斯大林——后来逃到西侧诸国去的——曾经的秘书——之一——的巴让诺夫说，斯大林恰恰是靠“收集列宁的话”来攻击对手的【2】）搭错（可列宁恰是给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写过序的：“我以极大的兴趣全神贯注地读完了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由衷地把这部著作推荐给各国工人。我希望这本书能发行千百万册，译成各种文字，因为它真实地、异常生动地记述了那些对于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事件。这些问题现在正得到广泛的讨论，但是在决定接受或拒绝这些思想以前，必须了解所作的决定的全部意义。约翰•里德的这本书无疑有助于阐明这个问题，而这正是世界工人运动的基本问题”【3】）了，它非要在1924年11月19日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中称约翰·里德在《震撼世界的十天》中的这段描述是“谣言”：
“[首先来谈谈十月起义。有人在党员中间散布谣言，说整个中央委员会曾经反对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举行起义。他们老是说，十月十日，当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组织起义的决议的时候，大多数中央委员最初反对起义，就在这个时候似乎有一个工人闯进中央委员会的会场说：‘你们决定反对起义，但是我告诉你们，不管怎么样，起义终究是要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受到这样的威胁以后似乎害怕了，于是重新提出了起义问题，通过了关于组织起义的决议。
同志们，这不单是谣言。有名的约翰·里德在他的《十日》一书中就写到这件事。约翰·里德离我们党很远，当然不会知道我们十月十日秘密会议的经过，因而就上了苏汉诺夫之流的先生们编造的谣言的当。这个故事后来在托洛茨基分子所写的许多小册子中传述和重复着，最近出版的塞尔金所写的论述十月革命的小册子便是其中的一本。这些谣言在托洛茨基最近的一些著作中得到了有力的支持。]”【4】
而且，还通过所谓“我们党中央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二十三日）的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有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乌里茨基、捷尔任斯基、科隆泰、布勃诺夫、索柯里尼柯夫和洛莫夫。讨论关于目前形势和起义的问题。讨论以后列宁同志提出的关于起义的决议。决议以十票对两票的多数通过。看来很清楚：中央委员会是以十票对两票的多数决定立即转入组织起义的实际工作的。就在这个会议上，中央委员会选出了名为政治局的领导起义的政治总部，其成员如下：列宁、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勃诺夫’）”【5】得出结论称：
“[这些记录一下就揭破了某些奇谈。这些记录揭破了说大多数中央委员似乎反对起义的那种奇谈。这些记录也揭破了说中央委员会在起义问题上似乎面临分裂的那种奇谈。从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反对立即举行起义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同赞成起义的同志一样参加了起义的政治领导关。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分裂。
托洛茨基肯定说，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十月革命时是我们党内的右翼，差不多是社会民主党人。只是令人不能理解：党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没有发生分裂；我们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意见分歧怎么只继续了几天；既然有意见分歧，这些同志怎么还是被党放到最重要的岗位上去，还是被选进了领导起义的政治总部等等？……]”【6】
但是，我不知道，（按——我刚才提到的——理来说）斯大林知不\应该是知道，早在1917年11月1日（公历）的时候，列宁在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就称：
“[……季诺维也夫居然厚颜无耻地说：‘没有向全党征求意见’，这样的问题‘不是10个人所能决定的’。真令人难以想象。所有的中央委员都知道，出席这次有决定意义的会议的不止10个中央委员，全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参加了，加米涅夫本人在这次会议上还说过：‘这次会议是有决定意义的。’至于没有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大家都清楚地知道，他们大多数都不同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意见。在加米涅夫本人也承认有决定意义的会议上中央作出了决定以后，这位中央委员竟然恬不知耻地说：‘没有向全党征求意见’，‘这样的问题不是10个人所能决定的’……]”【7】
那，从列宁当时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所谓的约翰·里德在《震撼世界的十天》中的这段描述是“谣言”的说辞在间接上也就不攻自破了（实际上，早有人指，10月23日——公历——的会议由于有列宁出席，因此会议过程是“十分保密的”【8】，只有少数人——准确说就是斯大林所言的那12个人——知道，像约翰·里德这样的外人根本不可能知道，但当时的布尔什维克不仅在10月23日——公历——开了一次会，还在一个星期之后的10月29日——公历——又开了一次会【9】。而10月29日——公历——的会议就不止这12个人参加了——也就是列宁在11月1日——公历——的信中说得，“出席这次有决定意义的会议的不止10个中央委员，全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参加了”。所以，这些人认为，约翰•里德把10月29日——公历——的那次会议被误记在了10月23日——公历——上【10】）。
@联合进步 2019-07-08 16:33:02
最后终于决定要请医生，但是，好医生早就被斯大林通过贝利亚给弄死的弄死，流放的流放，怎么办？于是，核心人物们只得推出一个政治决议：在莫斯科请一帮“好”医生来给伟大领袖进行急救；
于是，内务部的打手们连忙去请，但医生们看见可怕的内务人员来了，个个吓得四散逃窜。
耽误来耽误去，医生被请到来为领袖治病，并且还让斯大林睁开了眼。他想说话，奈何说不出来，显然是临死前的回光返照。这个重要时刻，围聚......
-----------------------------
而且，自从川鳖上来之后，那部喜剧能比的“川鳖肥皂剧”呢！
最后终于决定要请医生，但是，好医生早就被斯大林通过贝利亚给弄死的弄死，流放的流放，怎么办？于是，核心人物们只得推出一个政治决议：在莫斯科请一帮“好”医生来给伟大领袖进行急救；
于是，内务部的打手们连忙去请，但医生们看见可怕的内务人员来了，个个吓得四散逃窜。
耽误来耽误去，医生被请到来为领袖治病，并且还让斯大林睁开了眼。他想说话，奈何说不出来，显然是临死前的回光返照。这个重要时刻，围聚......
-----------------------------
而且，自从川鳖上来之后，那部喜剧能比的“川鳖肥皂剧”呢！
******
当然，斯大林的“谣言”在间接上不攻自破还是个小事，真正的大事则是斯大林所谓的“十票”，为什么呢？因为，“十票”虽然存在，但并不为列宁所重（“出席这次有决定意义的会议的不止10个中央委员，全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参加了”），亦不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所重（“不是10个人所能决定的”）。所以，我到现在都始终想不明白，斯大林所谓“十票辩护”的意义又在何处（拍马蹄子上了）！
自然，这时又有人会说，这种事其实也不用想得太明白。毕竟，苏联官僚（斯大林）最后不还是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给 “清洗”了吗！对此，我说，的确，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确被“清洗”。但（反过来看）也正因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被“清洗”，让斯大林这所谓“十票辩护”的意义就显得更加的耐人寻味了，难道真的仅仅只是因为短暂的“三驾马车”（的关系）才使得斯大林用了这“十票辩护”的手法吗？
实际上，如果考虑到“斯大林在这个短暂的‘十票辩护’之后，用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那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11】来‘揭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这个疮疤’”【12】这一点，那事情看起来，也并非那么的简单，什么意思？有人问。对此，我说，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1917年10月30日（公历），为什么？因为，列宁在这一天，在给同志们的信中谈到10月24日（公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背叛行为的时候，（列宁）曾说：
“[……10月16日（此处为俄历——马克思门徒注）星期一的早晨，我才遇到了一位前一天在彼得格勒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的同志，他把讨论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我。会议讨论的就是星期日各派报纸也都在讨论的起义问题。出席会议的有首都布尔什维克各工作部门的所有的最有威信的代表。会上只有极少数的人，总共只有两个同志抱否定态度。这两个同志所持的理由毫无力量，鲜明地反映出他们张皇失措、惊恐万状，布尔什维主义和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在他们身上已丧失殆尽，因此很难为这么可耻的动摇找到辩解。……]”【13】
那从列宁给的这段话来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看起来是“极少数的人”，但从约翰·里德的描述（“全党的知识分子，领袖人物，以及彼得格勒工人和卫戍部队的代表都出席了。在那些知识分子当中，独有列宁和托洛茨基赞成武装起义。甚至连军人都表示反对。投票的结果，主张武装起义的议案竟被否决！”）来看，则列宁当时反倒是“极少数的人”。
那么，当时的列宁到底是“极少数”，还是“大多数”呢？有人问。对此，我说，从当时列宁留下的话来看，当时的列宁的确是处在了“极少数”，只不过这个“极少数”是相对于当时布尔什维克的上层（例如：1917年9月底—10月初，列宁在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10月8日会议上的报告以及决议草案和给党代表大会代表的委托书的提纲中说，“在党的上层领导人员中显然有动摇，似乎‘害怕’夺取政权的斗争，倾向于用决议、抗议和代表大会来代替这一斗争”【14】；1917年10月5—7日——公历，列宁在《政论家札记·我们党的错误》中说，“毫无疑问，在我们党的‘上层分子’中，显然存在着动摇的现象。这种动摇可能会招致灭亡，因为斗争正在发展，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的时机，动摇会把事业葬送掉。现在还不晚，应当拿出全部力量来进行斗争，捍卫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路线”【15】；1917年10月12日——公历，列宁在《危机成熟了》中说，“应当老实承认：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在党的上层分子中存在着一种主张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反对立即夺取政权，反对立即起义的倾向或意见”【16】；1917年10月21日——公历，列宁在给参加北方区域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同志的信中说，“显然，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没有理会到我们一致公认、一再重复的那个口号的特殊意义。这个口号就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17】）来说的（所以， 1917年10月12日——公历——列宁才会在《危机成熟了》的最后说，“我不得不提出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请求，在此我提出这一请求，同时保留在党的下层以及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进行鼓动的自由”【18】——列宁的这一行为，我们以后还会再次提到）。
当然，斯大林的“谣言”在间接上不攻自破还是个小事，真正的大事则是斯大林所谓的“十票”，为什么呢？因为，“十票”虽然存在，但并不为列宁所重（“出席这次有决定意义的会议的不止10个中央委员，全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参加了”），亦不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所重（“不是10个人所能决定的”）。所以，我到现在都始终想不明白，斯大林所谓“十票辩护”的意义又在何处（拍马蹄子上了）！
自然，这时又有人会说，这种事其实也不用想得太明白。毕竟，苏联官僚（斯大林）最后不还是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给 “清洗”了吗！对此，我说，的确，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确被“清洗”。但（反过来看）也正因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被“清洗”，让斯大林这所谓“十票辩护”的意义就显得更加的耐人寻味了，难道真的仅仅只是因为短暂的“三驾马车”（的关系）才使得斯大林用了这“十票辩护”的手法吗？
实际上，如果考虑到“斯大林在这个短暂的‘十票辩护’之后，用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那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11】来‘揭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这个疮疤’”【12】这一点，那事情看起来，也并非那么的简单，什么意思？有人问。对此，我说，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1917年10月30日（公历），为什么？因为，列宁在这一天，在给同志们的信中谈到10月24日（公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背叛行为的时候，（列宁）曾说：
“[……10月16日（此处为俄历——马克思门徒注）星期一的早晨，我才遇到了一位前一天在彼得格勒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的同志，他把讨论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我。会议讨论的就是星期日各派报纸也都在讨论的起义问题。出席会议的有首都布尔什维克各工作部门的所有的最有威信的代表。会上只有极少数的人，总共只有两个同志抱否定态度。这两个同志所持的理由毫无力量，鲜明地反映出他们张皇失措、惊恐万状，布尔什维主义和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在他们身上已丧失殆尽，因此很难为这么可耻的动摇找到辩解。……]”【13】
那从列宁给的这段话来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看起来是“极少数的人”，但从约翰·里德的描述（“全党的知识分子，领袖人物，以及彼得格勒工人和卫戍部队的代表都出席了。在那些知识分子当中，独有列宁和托洛茨基赞成武装起义。甚至连军人都表示反对。投票的结果，主张武装起义的议案竟被否决！”）来看，则列宁当时反倒是“极少数的人”。
那么，当时的列宁到底是“极少数”，还是“大多数”呢？有人问。对此，我说，从当时列宁留下的话来看，当时的列宁的确是处在了“极少数”，只不过这个“极少数”是相对于当时布尔什维克的上层（例如：1917年9月底—10月初，列宁在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10月8日会议上的报告以及决议草案和给党代表大会代表的委托书的提纲中说，“在党的上层领导人员中显然有动摇，似乎‘害怕’夺取政权的斗争，倾向于用决议、抗议和代表大会来代替这一斗争”【14】；1917年10月5—7日——公历，列宁在《政论家札记·我们党的错误》中说，“毫无疑问，在我们党的‘上层分子’中，显然存在着动摇的现象。这种动摇可能会招致灭亡，因为斗争正在发展，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的时机，动摇会把事业葬送掉。现在还不晚，应当拿出全部力量来进行斗争，捍卫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路线”【15】；1917年10月12日——公历，列宁在《危机成熟了》中说，“应当老实承认：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在党的上层分子中存在着一种主张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反对立即夺取政权，反对立即起义的倾向或意见”【16】；1917年10月21日——公历，列宁在给参加北方区域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同志的信中说，“显然，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没有理会到我们一致公认、一再重复的那个口号的特殊意义。这个口号就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17】）来说的（所以， 1917年10月12日——公历——列宁才会在《危机成熟了》的最后说，“我不得不提出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请求，在此我提出这一请求，同时保留在党的下层以及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进行鼓动的自由”【18】——列宁的这一行为，我们以后还会再次提到）。
******
首先，斯大林的这个“揭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疮疤’”的手法，多少让人觉得有些拙劣，为什么？因为，斯大林抓住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不是偶然的”的说法来咬文嚼字式（例如：1927年10月23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会议上的演说——《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中说，“决不能信任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因为他们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他们会重犯而且必定会重犯这些错误”【19】）的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但是，如若仔细分析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那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的话，便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即：
为什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呢？
对此，我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好回答，为什么？因为，早在1917年10月31日（公历）的时候，列宁在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中的一句“让季诺维也夫先生和加米涅夫先生同几十个惊慌失措的分子或立宪会议的候选人去建立自己的政党吧”【20】的话，就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换句话说，从列宁的这个话来看，当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的确不是他们的个人行为，而是“几十个人”的共同行为，他们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顶多算挑头的，那挑头的“罪过”虽不是“偶然的”，但也大不过——“但是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而应该归于——那“几十个”——怂恿教唆的“罪过”——用我们“更听得懂的语言”说，就是当时没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两个人，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也会有别的什么人出来搞这个事的）。不过，这样一来，就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即：
这“几十个人”到底是为了什么（才）导致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呢？
对此，我觉得，表面上看，应该是和列宁当时提出的方案（“列宁同志提出的关于起义的决议”；“在党的上层领导人员中显然有动摇，似乎‘害怕’夺取政权的斗争”）有关，可若是（从列宁的话中）细看的话，则这个事情好像也与苏维埃（“显然，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没有理会到我们一致公认、一再重复的那个口号的特殊意义。这个口号就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和立宪会议（列宁在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1917年10月31日——公历——中的那句“让季诺维也夫先生和加米涅夫先生同几十个惊慌失措的分子或立宪会议的候选人去建立自己的政党吧”还不算是最劲爆的，列宁在1917年9月30日和10月6日——公历——之间写得《论进行伪造的英雄和布尔什维克的错误》中的“布尔什维克在革命的（不是‘立宪的’）紧要关头，对议会活动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21】和列宁在《危机成熟了》——1917年10月12日——公历——中的“要是布尔什维克落入立宪幻想的圈套，落入‘相信’苏维埃代表大会、‘相信’立宪会议的召开和‘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等等的圈套，——毫无疑问，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就成了无产阶级事业的可耻的叛徒”【22】才算是最劲爆的——之所以这么说，我们以后会提到）有关。但是，这样一来，就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即：
为什么这个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会与苏维埃和立宪会议都有关呢？
首先，斯大林的这个“揭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疮疤’”的手法，多少让人觉得有些拙劣，为什么？因为，斯大林抓住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不是偶然的”的说法来咬文嚼字式（例如：1927年10月23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会议上的演说——《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中说，“决不能信任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因为他们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他们会重犯而且必定会重犯这些错误”【19】）的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但是，如若仔细分析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那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的话，便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即：
为什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呢？
对此，我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好回答，为什么？因为，早在1917年10月31日（公历）的时候，列宁在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中的一句“让季诺维也夫先生和加米涅夫先生同几十个惊慌失措的分子或立宪会议的候选人去建立自己的政党吧”【20】的话，就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换句话说，从列宁的这个话来看，当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的确不是他们的个人行为，而是“几十个人”的共同行为，他们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顶多算挑头的，那挑头的“罪过”虽不是“偶然的”，但也大不过——“但是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而应该归于——那“几十个”——怂恿教唆的“罪过”——用我们“更听得懂的语言”说，就是当时没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两个人，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也会有别的什么人出来搞这个事的）。不过，这样一来，就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即：
这“几十个人”到底是为了什么（才）导致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呢？
对此，我觉得，表面上看，应该是和列宁当时提出的方案（“列宁同志提出的关于起义的决议”；“在党的上层领导人员中显然有动摇，似乎‘害怕’夺取政权的斗争”）有关，可若是（从列宁的话中）细看的话，则这个事情好像也与苏维埃（“显然，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没有理会到我们一致公认、一再重复的那个口号的特殊意义。这个口号就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和立宪会议（列宁在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1917年10月31日——公历——中的那句“让季诺维也夫先生和加米涅夫先生同几十个惊慌失措的分子或立宪会议的候选人去建立自己的政党吧”还不算是最劲爆的，列宁在1917年9月30日和10月6日——公历——之间写得《论进行伪造的英雄和布尔什维克的错误》中的“布尔什维克在革命的（不是‘立宪的’）紧要关头，对议会活动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21】和列宁在《危机成熟了》——1917年10月12日——公历——中的“要是布尔什维克落入立宪幻想的圈套，落入‘相信’苏维埃代表大会、‘相信’立宪会议的召开和‘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等等的圈套，——毫无疑问，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就成了无产阶级事业的可耻的叛徒”【22】才算是最劲爆的——之所以这么说，我们以后会提到）有关。但是，这样一来，就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即：
为什么这个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会与苏维埃和立宪会议都有关呢？
******
1917年12月24日或25日（公历），列宁在《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中曾说：
“[……苏维埃（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更高类型的民主机构的形式（与通常那种戴有立宪会议花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相比），而且是能够保证痛苦最少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23】
然后，考茨基据此在它那篇臭名昭著的《无产阶级专政》中称，“未免遗憾的是，他们直到在立宪会议中居于少数之后，才具有这种信念的。从前谁也没有像列宁那样激烈地要求召集立宪会议”【24】。当然，也“未免遗憾的是”，列宁在名著《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中据理反驳了考茨基的此种观点：
“[这真是妙论！只有向资产阶级献媚的奴才，才能这样伪造事实，使读者得到一种印象，好象布尔什维克关于更高类型的国家的一切议论，都是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中成了少数之后编出来的！！只有卖身给资产阶级或者（这完全是一样的）信赖帕·阿克雪里罗得而又把自己的情报员隐瞒不说的混蛋，才能说出这种卑鄙的谎话。
因为大家知道，我在回到俄国的第一天，即1917年4月4日，就当众宣读了我的提纲，指出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比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优越。后来我又屡次在出版物中，例如在论各政党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曾译成英文，1918年1月刊载于美国纽约《晚邮报》）中，谈到这一点。不仅如此，1917年4月底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无产阶级—农民共和国高于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我党不能以后者为满足，党纲应该作相应的修改。
既然如此，那么考茨基向德国读者断言，我曾激烈要求召集立宪会议，只是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中成了少数之后我才‘贬低’立宪会议的荣誉和声望，——考茨基的这一花招该叫作什么呢？根据什么理由可以原谅这种行为呢？是考茨基不知道事实吗？真是这样，他为什么又要写到这些事实呢？他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说：我考茨基是根据孟什维克施泰因和帕·阿克雪里罗得这帮人的情报写的呢？考茨基是想佯装客观以掩盖他给那些不甘心于失败的孟什维克充当奴仆的事实。]”【25】
但是，近来，我就在想了，就算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说过“苏维埃（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是比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优越”这样的话，那难道就能否认“列宁也曾激烈地要求召集立宪会议”这一点吗？显然，不能！为什么呢？下面我就来列举当时列宁的（部分）几段话来作为例证：
1917年7月18日和8月8日（公历）之间，列宁在《论立宪幻想》中曾说，“在7月4日以后，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献媚和胆怯使反革命取得了‘胜利’以后，《言语报》就露出了一句简短而又妙不可言的话：召开立宪会议‘过于急促’！！7月16日，《人民意志报》和《俄罗斯意志报》发表短评，说立宪民主党人借口立宪会议‘不可能’在这样‘短促的’期间内召开，要求推迟开会日期，而且据这篇短评说，向反革命摇尾乞怜的孟什维克策列铁里已经同意延期到11月20日召开！”【26】；
1917年9月底—10月初，列宁在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10月8日会议上的报告以及决议草案和给党代表大会代表的委托书的提纲中说，“中央委员会公布的候选人名单拟得令人不能容忍，必须对此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因为在农民的立宪会议里必须有多3倍或4倍的工人，只有他们才能密切联系农民代表。同样完全不能容忍的是，经受考验很少、不久前才加入我们党的人（如拉林）被提为候选人的过多。中央委员会把这些本来应该先在党内工作相当时间的人列入名单，这就为追名逐利，为追求立宪会议席位敞开大门。必须刻不容缓地重新审议和修改名单”【27】；
1917年10月10日（公历），列宁给芬兰陆军、海军和工人区域委员会 伊·捷·斯米尔加的信中说，“其次，无论水兵或者士兵，当然都有休假。应当把到农村作短期休假的人组成鼓动队，让他们有计划地走访各省，在农村进行一般的以及关于立宪会议的鼓动工作。您的地位非常优越，因为您能马上开始实现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只有这个联盟能使我们在俄国建立巩固的政权，在立宪会议中获得多数。趁那里事情还没有头绪，立即在你们那里结成这样的联盟，组织印制传单的工作（请说明，为了完成这一工作，为了把传单运到俄国来，哪些技术工作你们是可以做到的），务必使每一个农村鼓动组至少有两个人：一个布尔什维克，一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目前社会革命党人的‘招牌’在农村里很吃香，因此，应当利用你们的好机会（你们那里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利用这块招牌，在农村中实现布尔什维克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使农民同工人而不是同资本家结成联盟”【28】。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列宁从语言（相对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到实践（“水兵或者士兵，当然都有休假。应当把到农村作短期休假的人组成鼓动队，让他们有计划地走访各省，在农村进行一般的以及关于立宪会议的鼓动工作”），（都显示出（连布尔什维克“立宪会议候选人名单”都要从严把关，这还不是）——实际上，早在列宁的名著《四月提纲》——《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17日和18日（公历）中——“列宁（就已经在）恰恰是激烈地要求召集立宪会议”（了——“有人硬把一个观点加在我的头上，说我反对尽快召开立宪会议！！！”、“我抨击临时政府，是因为它不但没有确定近期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甚至根本没有确定召开的日期，只是用些诺言来搪塞。我曾一再说明，没有工兵代表苏维埃，立宪会议的召开是没有保证的，是不可能成功的”【29】）吗！
实际上，当时认为“列宁是激烈地要求召集立宪会议”的也并非考茨基一人，罗莎·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中也（曾称）是这么认为的（“列宁和他的同志们直到十月胜利以前都激烈地要求召开立宪会议”【30】）。当然，罗莎·卢森堡这么一认为，也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呢？有人问。对此，我说，这个好处就是，可以堵住某些现在的宵小之徒将我刚才提到的“列宁是激烈地要求召集立宪会议”的逻辑歪曲成“错在列宁”的说辞，为什么呢？因为，在罗莎·卢森堡的认为中，“激烈地要求召集立宪会议”的并不仅仅只是列宁一个人，还有 “他的”所谓的“同志们”。但是，列宁当时的所谓“同志们”（大部分）到底是个什么鬼样，从我之前引用的列宁的话中，人们应该也能看出来（ps：1917年10月12日——公历——列宁在《危机成熟了》中的“鉴于中央委员会甚至迄今没有答复我自民主会议开幕以来所坚持的上述精神（指灭掉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马克思门徒注）的主张，鉴于中央机关报删掉了我的文章中指出布尔什维克作出参加预备议会的可耻决定，把苏维埃 团的席位让给孟什维克等等，是犯了不可容忍的错误的几段话，我不能不认为这是‘微妙地’暗示中央委员会甚至不愿意讨论这一问题，‘微妙地’暗示要封住我的嘴，并且要我引退”【31】的话其实更加劲爆）。
那，既然人们能看出来这一点。那，我想人们应该也能明白，“当时的列宁在多大程度上是被布尔什维克内部的‘上层分子’绑架来‘激烈地要求召集立宪会议’”就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了。
1917年12月24日或25日（公历），列宁在《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中曾说：
“[……苏维埃（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更高类型的民主机构的形式（与通常那种戴有立宪会议花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相比），而且是能够保证痛苦最少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23】
然后，考茨基据此在它那篇臭名昭著的《无产阶级专政》中称，“未免遗憾的是，他们直到在立宪会议中居于少数之后，才具有这种信念的。从前谁也没有像列宁那样激烈地要求召集立宪会议”【24】。当然，也“未免遗憾的是”，列宁在名著《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中据理反驳了考茨基的此种观点：
“[这真是妙论！只有向资产阶级献媚的奴才，才能这样伪造事实，使读者得到一种印象，好象布尔什维克关于更高类型的国家的一切议论，都是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中成了少数之后编出来的！！只有卖身给资产阶级或者（这完全是一样的）信赖帕·阿克雪里罗得而又把自己的情报员隐瞒不说的混蛋，才能说出这种卑鄙的谎话。
因为大家知道，我在回到俄国的第一天，即1917年4月4日，就当众宣读了我的提纲，指出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比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优越。后来我又屡次在出版物中，例如在论各政党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曾译成英文，1918年1月刊载于美国纽约《晚邮报》）中，谈到这一点。不仅如此，1917年4月底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无产阶级—农民共和国高于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我党不能以后者为满足，党纲应该作相应的修改。
既然如此，那么考茨基向德国读者断言，我曾激烈要求召集立宪会议，只是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中成了少数之后我才‘贬低’立宪会议的荣誉和声望，——考茨基的这一花招该叫作什么呢？根据什么理由可以原谅这种行为呢？是考茨基不知道事实吗？真是这样，他为什么又要写到这些事实呢？他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说：我考茨基是根据孟什维克施泰因和帕·阿克雪里罗得这帮人的情报写的呢？考茨基是想佯装客观以掩盖他给那些不甘心于失败的孟什维克充当奴仆的事实。]”【25】
但是，近来，我就在想了，就算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说过“苏维埃（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是比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优越”这样的话，那难道就能否认“列宁也曾激烈地要求召集立宪会议”这一点吗？显然，不能！为什么呢？下面我就来列举当时列宁的（部分）几段话来作为例证：
1917年7月18日和8月8日（公历）之间，列宁在《论立宪幻想》中曾说，“在7月4日以后，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献媚和胆怯使反革命取得了‘胜利’以后，《言语报》就露出了一句简短而又妙不可言的话：召开立宪会议‘过于急促’！！7月16日，《人民意志报》和《俄罗斯意志报》发表短评，说立宪民主党人借口立宪会议‘不可能’在这样‘短促的’期间内召开，要求推迟开会日期，而且据这篇短评说，向反革命摇尾乞怜的孟什维克策列铁里已经同意延期到11月20日召开！”【26】；
1917年9月底—10月初，列宁在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10月8日会议上的报告以及决议草案和给党代表大会代表的委托书的提纲中说，“中央委员会公布的候选人名单拟得令人不能容忍，必须对此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因为在农民的立宪会议里必须有多3倍或4倍的工人，只有他们才能密切联系农民代表。同样完全不能容忍的是，经受考验很少、不久前才加入我们党的人（如拉林）被提为候选人的过多。中央委员会把这些本来应该先在党内工作相当时间的人列入名单，这就为追名逐利，为追求立宪会议席位敞开大门。必须刻不容缓地重新审议和修改名单”【27】；
1917年10月10日（公历），列宁给芬兰陆军、海军和工人区域委员会 伊·捷·斯米尔加的信中说，“其次，无论水兵或者士兵，当然都有休假。应当把到农村作短期休假的人组成鼓动队，让他们有计划地走访各省，在农村进行一般的以及关于立宪会议的鼓动工作。您的地位非常优越，因为您能马上开始实现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只有这个联盟能使我们在俄国建立巩固的政权，在立宪会议中获得多数。趁那里事情还没有头绪，立即在你们那里结成这样的联盟，组织印制传单的工作（请说明，为了完成这一工作，为了把传单运到俄国来，哪些技术工作你们是可以做到的），务必使每一个农村鼓动组至少有两个人：一个布尔什维克，一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目前社会革命党人的‘招牌’在农村里很吃香，因此，应当利用你们的好机会（你们那里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利用这块招牌，在农村中实现布尔什维克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使农民同工人而不是同资本家结成联盟”【28】。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列宁从语言（相对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到实践（“水兵或者士兵，当然都有休假。应当把到农村作短期休假的人组成鼓动队，让他们有计划地走访各省，在农村进行一般的以及关于立宪会议的鼓动工作”），（都显示出（连布尔什维克“立宪会议候选人名单”都要从严把关，这还不是）——实际上，早在列宁的名著《四月提纲》——《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17日和18日（公历）中——“列宁（就已经在）恰恰是激烈地要求召集立宪会议”（了——“有人硬把一个观点加在我的头上，说我反对尽快召开立宪会议！！！”、“我抨击临时政府，是因为它不但没有确定近期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甚至根本没有确定召开的日期，只是用些诺言来搪塞。我曾一再说明，没有工兵代表苏维埃，立宪会议的召开是没有保证的，是不可能成功的”【29】）吗！
实际上，当时认为“列宁是激烈地要求召集立宪会议”的也并非考茨基一人，罗莎·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中也（曾称）是这么认为的（“列宁和他的同志们直到十月胜利以前都激烈地要求召开立宪会议”【30】）。当然，罗莎·卢森堡这么一认为，也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呢？有人问。对此，我说，这个好处就是，可以堵住某些现在的宵小之徒将我刚才提到的“列宁是激烈地要求召集立宪会议”的逻辑歪曲成“错在列宁”的说辞，为什么呢？因为，在罗莎·卢森堡的认为中，“激烈地要求召集立宪会议”的并不仅仅只是列宁一个人，还有 “他的”所谓的“同志们”。但是，列宁当时的所谓“同志们”（大部分）到底是个什么鬼样，从我之前引用的列宁的话中，人们应该也能看出来（ps：1917年10月12日——公历——列宁在《危机成熟了》中的“鉴于中央委员会甚至迄今没有答复我自民主会议开幕以来所坚持的上述精神（指灭掉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马克思门徒注）的主张，鉴于中央机关报删掉了我的文章中指出布尔什维克作出参加预备议会的可耻决定，把苏维埃 团的席位让给孟什维克等等，是犯了不可容忍的错误的几段话，我不能不认为这是‘微妙地’暗示中央委员会甚至不愿意讨论这一问题，‘微妙地’暗示要封住我的嘴，并且要我引退”【31】的话其实更加劲爆）。
那，既然人们能看出来这一点。那，我想人们应该也能明白，“当时的列宁在多大程度上是被布尔什维克内部的‘上层分子’绑架来‘激烈地要求召集立宪会议’”就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了。
******
1926年11月1日，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中引用了托洛茨基的一份（在7月的）声明【32】中的一段话：
“[的确，在《十月革命的教训》里，我曾把政策上的机会主义的变动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人的名字连在一起。中央委员会里的思想斗争的经验证明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犯这个错误的原因是那时我没有可能观察七人团内部的思想斗争，并及时判明机会主义的变动是斯大林同志领导的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的集团所引起的。]”【33】
然后，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中就此评论称，“这就是说，托洛茨基公开背弃了他的喧嚣一时的《十月革命的教训》，借此‘大赦’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报答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给他的‘大赦’”【34】。
但是，对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的评论，我觉得要是不考虑我之前提到的1924年11月19日（斯大林）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中的那些“斯大林放的谣言”和斯大林那段“五十步笑百步”的话（“托洛茨基肯定说，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十月革命时是我们党内的右翼，差不多是社会民主党人。只是令人不能理解：党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没有发生分裂；我们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意见分歧怎么只继续了几天；既然有意见分歧，这些同志怎么还是被党放到最重要的岗位上去，还是被选进了领导起义的政治总部等等？”）的话，那事情看起来还真是没什么！
不过，托洛茨基这段话中提到的“七人团内部的思想斗争”和“机会主义的变动是斯大林同志领导的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的集团所引起的”还是让我觉得有些奇怪，为什么呢？因为，流传下来的史料（早在1917年11月4日或5日——公历——的时候，列宁在给雅·米·斯米尔德洛夫的信中曾说，“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事件上，如果你们（+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和捷尔任斯基）要求妥协，就请提出不同意我的意见的建议——把这一事件提交党的法庭审理（事实很清楚，季诺维也夫也蓄意破坏过）：这样做将是拖延时日”【35】）与托洛茨基的这个说法（“七人团内部的思想斗争”和“机会主义的变动是斯大林同志领导的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的集团所引起的”）相矛盾（结合着1917年10月31日——公历——列宁在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中的——“让季诺维也夫先生和加米涅夫先生同几十个惊慌失措的分子或立宪会议的候选人去建立自己的政党吧”——的话、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声明——《论时局》——中的一些话——“我党在立宪会议选举中获胜的机会很大”、“我们可以在立宪会议上获得三分之一或更多席位”、“立宪会议加上苏维埃，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争取的混合型的国家机构。在这一政策基础上，我们党具有取得真正胜利的巨大可能性”【36】和斯大林在《论俄国革命胜利的条件》——1917年3月18日——中的另一些话——“必须尽速召开立宪会议，因为这个立宪会议在社会各阶层中是唯一有威信的机关，它能够使革命事业完成，从而把振翅欲飞的反革命的翅膀一刀砍断”、“迅速召开立宪会议，——这就是革命胜利的第三个条件”【37】来分析，列宁在给雅·米·斯米尔德洛夫的信中提到的“斯大林所谓的‘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事件上要求的妥协’”则这个事只会显得有些奇怪）。
所以，这到底是真有其事（“七人团内部的思想斗争”和“机会主义的变动是斯大林同志领导的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的集团所引起的”）呢？还是托洛茨基在唬烂（难道真的仅仅只是为了“拉帮结派”——这一点，不仅是我刚才提到的斯大林，后来的有些人都在这么说【38】）？甚至，会不会像后来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产生的（这一）问题一样是（按现在一些人的说法，在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产生的问题时，托洛茨基在斯大林的压力下【39】违心的说了一些）“虚词”（我们以后会提到）？
对此，我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一些这方面的蛛丝马迹，我还是能踅摸到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
1926年11月13日，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结论中，斯大林在针对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中的“斯大林同志在二月革命后执行了错误策略（‘真理报’上的文章和关于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的决议中），列宁称之为考茨基主义倾向的”【40】之语进行辩解的时候，（斯大林）曾说过“同志们，这是不真实的。这是诽谤。斯大林没有‘宣传过’任何考茨基倾向。我流放回来后有过一些动摇，这一点我并没有隐瞒，而且亲自写在我的《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那本小册子里了。但是，我们中间谁没有过一瞬间的动摇呢？【41】”这样的话。
那斯大林的这话一方面（将我刚才提到的1917年10月5—7日——公历——列宁在《政论家札记·我们党的错误》中说过的“毫无疑问，在我们党的‘上层分子’中，显然存在着动摇的现象。这种动摇可能会招致灭亡，因为斗争正在发展，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的时机，动摇会把事业葬送掉”的话与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结论中的话结合起来看，则当时的布尔什维克上层“中间”根本不是什么“一瞬间的动摇”，而是“可能会招致灭亡”的“动摇”，那斯大林在这里的轻描淡写——“我们中间谁没有过一瞬间的动摇”——看似是“邀买人心”，但实则是）强行绑架了当时的“老布尔什维克”来为己所用【42】，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当时布尔什维克内部（上层）“可能会招致灭亡”的“一瞬间的动摇”与“考茨基倾向”有关，但（列宁所称的）当时的这个“考茨基倾向”到底都有些什么内容呢？有人问。
对此，我说，从列宁在名著《国家与革命·第六章》（1917年8—9月）中谈到潘涅库克与考茨基的斗争的时候，曾引用的一段潘涅库克斗考茨基的内容（“潘涅库克在一篇谈到了国家问题的文章《群众行动与革命》（《新时代》第30年卷（1912）第2册）里，说考茨基的立场是‘消极的激进主义’立场，是‘毫无作为的等待论’。‘考茨基不愿看到革命的过程。’（第616页）”【43】）来看，（列宁所称的）当时的这个“考茨基倾向”应该就是指（列宁引用的潘涅库克的话中那句）“毫无作为的等待论”，为什么呢？因为，列宁在《危机成熟了》（1917年10月12日——公历）中所指的当时布尔什维克的上层的行为的“罪过”恰恰就是“毫无作为的等待”（“要是布尔什维克落入立宪幻想的圈套，落入‘相信’苏维埃代表大会、‘相信’立宪会议的召开和‘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等等的圈套，——毫无疑问，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就成了无产阶级事业的可耻的叛徒”、“应当老实承认：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在党的上层分子中存在着一种主张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反对立即夺取政权，反对立即起义的倾向或意见”）。
当然，要是将考茨基的臭名昭著的《新策略》中的话（“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驾于政府之上的主宰。但是，不是破坏国家政权”【44】）也一并考虑进去的话，则当时的布尔什维克上层的“考茨基倾向”就会显得更为严重，为什么？因为，早在1917年9月25—27日（公历）的时候，列宁在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的信（《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中就曾称的，“等待布尔什维克得到‘形式上的’大多数，这是天真的想法，没有一次革命这样等待过”【45】。
自然，说到这，我相信，这时会有（现在的）斯大林主义者从阴暗的角落里跳出来说，你马克思门徒说的这些（例如：“毫无作为的等待论”），就算是能加在当时布尔什维克的上层头上，也加不到斯大林的头上，为什么呢？因为，斯大林早在1917年4月14日在《给农民土地》这篇这《真理报》的署名社论中就已经在说“不要‘等待’立宪会议”（“我们号召他们立刻做这件事情，不要等待立宪会议，不要理会阻碍革命前进的部长们的反动禁令”【46】、“等待和拖延到立宪会议再作处理的政策，民粹派分子、劳动团分子和孟什维克所推行的‘暂时’不没收土地的政策，在各个阶级之间随风转舵（千万不要得罪人！）和可耻的裹足不前的政策，并不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政策”【47】）这样的话了。
对此，我说，的确，但斯大林的“嫌疑”仍在，为什么呢？因为，斯大林的“嫌疑”的这个“点”正在列宁在给雅·米·斯米尔德洛夫的信中（（1917年11月4日或5日——公历）那句话（“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事件上，如果你们（+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和捷尔任斯基）要求妥协”）中的“要求妥协”（更确切些说，在当时的“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事件上”斯大林为什么能够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达成“妥协”？）。
1926年11月1日，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中引用了托洛茨基的一份（在7月的）声明【32】中的一段话：
“[的确，在《十月革命的教训》里，我曾把政策上的机会主义的变动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人的名字连在一起。中央委员会里的思想斗争的经验证明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犯这个错误的原因是那时我没有可能观察七人团内部的思想斗争，并及时判明机会主义的变动是斯大林同志领导的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的集团所引起的。]”【33】
然后，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中就此评论称，“这就是说，托洛茨基公开背弃了他的喧嚣一时的《十月革命的教训》，借此‘大赦’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报答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给他的‘大赦’”【34】。
但是，对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的评论，我觉得要是不考虑我之前提到的1924年11月19日（斯大林）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中的那些“斯大林放的谣言”和斯大林那段“五十步笑百步”的话（“托洛茨基肯定说，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十月革命时是我们党内的右翼，差不多是社会民主党人。只是令人不能理解：党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没有发生分裂；我们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意见分歧怎么只继续了几天；既然有意见分歧，这些同志怎么还是被党放到最重要的岗位上去，还是被选进了领导起义的政治总部等等？”）的话，那事情看起来还真是没什么！
不过，托洛茨基这段话中提到的“七人团内部的思想斗争”和“机会主义的变动是斯大林同志领导的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的集团所引起的”还是让我觉得有些奇怪，为什么呢？因为，流传下来的史料（早在1917年11月4日或5日——公历——的时候，列宁在给雅·米·斯米尔德洛夫的信中曾说，“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事件上，如果你们（+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和捷尔任斯基）要求妥协，就请提出不同意我的意见的建议——把这一事件提交党的法庭审理（事实很清楚，季诺维也夫也蓄意破坏过）：这样做将是拖延时日”【35】）与托洛茨基的这个说法（“七人团内部的思想斗争”和“机会主义的变动是斯大林同志领导的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的集团所引起的”）相矛盾（结合着1917年10月31日——公历——列宁在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中的——“让季诺维也夫先生和加米涅夫先生同几十个惊慌失措的分子或立宪会议的候选人去建立自己的政党吧”——的话、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声明——《论时局》——中的一些话——“我党在立宪会议选举中获胜的机会很大”、“我们可以在立宪会议上获得三分之一或更多席位”、“立宪会议加上苏维埃，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争取的混合型的国家机构。在这一政策基础上，我们党具有取得真正胜利的巨大可能性”【36】和斯大林在《论俄国革命胜利的条件》——1917年3月18日——中的另一些话——“必须尽速召开立宪会议，因为这个立宪会议在社会各阶层中是唯一有威信的机关，它能够使革命事业完成，从而把振翅欲飞的反革命的翅膀一刀砍断”、“迅速召开立宪会议，——这就是革命胜利的第三个条件”【37】来分析，列宁在给雅·米·斯米尔德洛夫的信中提到的“斯大林所谓的‘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事件上要求的妥协’”则这个事只会显得有些奇怪）。
所以，这到底是真有其事（“七人团内部的思想斗争”和“机会主义的变动是斯大林同志领导的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的集团所引起的”）呢？还是托洛茨基在唬烂（难道真的仅仅只是为了“拉帮结派”——这一点，不仅是我刚才提到的斯大林，后来的有些人都在这么说【38】）？甚至，会不会像后来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产生的（这一）问题一样是（按现在一些人的说法，在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产生的问题时，托洛茨基在斯大林的压力下【39】违心的说了一些）“虚词”（我们以后会提到）？
对此，我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一些这方面的蛛丝马迹，我还是能踅摸到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
1926年11月13日，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结论中，斯大林在针对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中的“斯大林同志在二月革命后执行了错误策略（‘真理报’上的文章和关于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的决议中），列宁称之为考茨基主义倾向的”【40】之语进行辩解的时候，（斯大林）曾说过“同志们，这是不真实的。这是诽谤。斯大林没有‘宣传过’任何考茨基倾向。我流放回来后有过一些动摇，这一点我并没有隐瞒，而且亲自写在我的《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那本小册子里了。但是，我们中间谁没有过一瞬间的动摇呢？【41】”这样的话。
那斯大林的这话一方面（将我刚才提到的1917年10月5—7日——公历——列宁在《政论家札记·我们党的错误》中说过的“毫无疑问，在我们党的‘上层分子’中，显然存在着动摇的现象。这种动摇可能会招致灭亡，因为斗争正在发展，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的时机，动摇会把事业葬送掉”的话与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结论中的话结合起来看，则当时的布尔什维克上层“中间”根本不是什么“一瞬间的动摇”，而是“可能会招致灭亡”的“动摇”，那斯大林在这里的轻描淡写——“我们中间谁没有过一瞬间的动摇”——看似是“邀买人心”，但实则是）强行绑架了当时的“老布尔什维克”来为己所用【42】，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当时布尔什维克内部（上层）“可能会招致灭亡”的“一瞬间的动摇”与“考茨基倾向”有关，但（列宁所称的）当时的这个“考茨基倾向”到底都有些什么内容呢？有人问。
对此，我说，从列宁在名著《国家与革命·第六章》（1917年8—9月）中谈到潘涅库克与考茨基的斗争的时候，曾引用的一段潘涅库克斗考茨基的内容（“潘涅库克在一篇谈到了国家问题的文章《群众行动与革命》（《新时代》第30年卷（1912）第2册）里，说考茨基的立场是‘消极的激进主义’立场，是‘毫无作为的等待论’。‘考茨基不愿看到革命的过程。’（第616页）”【43】）来看，（列宁所称的）当时的这个“考茨基倾向”应该就是指（列宁引用的潘涅库克的话中那句）“毫无作为的等待论”，为什么呢？因为，列宁在《危机成熟了》（1917年10月12日——公历）中所指的当时布尔什维克的上层的行为的“罪过”恰恰就是“毫无作为的等待”（“要是布尔什维克落入立宪幻想的圈套，落入‘相信’苏维埃代表大会、‘相信’立宪会议的召开和‘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等等的圈套，——毫无疑问，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就成了无产阶级事业的可耻的叛徒”、“应当老实承认：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在党的上层分子中存在着一种主张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反对立即夺取政权，反对立即起义的倾向或意见”）。
当然，要是将考茨基的臭名昭著的《新策略》中的话（“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驾于政府之上的主宰。但是，不是破坏国家政权”【44】）也一并考虑进去的话，则当时的布尔什维克上层的“考茨基倾向”就会显得更为严重，为什么？因为，早在1917年9月25—27日（公历）的时候，列宁在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的信（《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中就曾称的，“等待布尔什维克得到‘形式上的’大多数，这是天真的想法，没有一次革命这样等待过”【45】。
自然，说到这，我相信，这时会有（现在的）斯大林主义者从阴暗的角落里跳出来说，你马克思门徒说的这些（例如：“毫无作为的等待论”），就算是能加在当时布尔什维克的上层头上，也加不到斯大林的头上，为什么呢？因为，斯大林早在1917年4月14日在《给农民土地》这篇这《真理报》的署名社论中就已经在说“不要‘等待’立宪会议”（“我们号召他们立刻做这件事情，不要等待立宪会议，不要理会阻碍革命前进的部长们的反动禁令”【46】、“等待和拖延到立宪会议再作处理的政策，民粹派分子、劳动团分子和孟什维克所推行的‘暂时’不没收土地的政策，在各个阶级之间随风转舵（千万不要得罪人！）和可耻的裹足不前的政策，并不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政策”【47】）这样的话了。
对此，我说，的确，但斯大林的“嫌疑”仍在，为什么呢？因为，斯大林的“嫌疑”的这个“点”正在列宁在给雅·米·斯米尔德洛夫的信中（（1917年11月4日或5日——公历）那句话（“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事件上，如果你们（+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和捷尔任斯基）要求妥协”）中的“要求妥协”（更确切些说，在当时的“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事件上”斯大林为什么能够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达成“妥协”？）。
自然，这时有人可能会问了，你马克思门徒说了这么半天，不像是在说，斯大林的“考茨基倾向”。倒更像是在说，列宁逻辑上的混乱（例如：“‘革命民主派’等等嗤之以鼻”的“字眼”）。要是有人这么认为，我也没办法。不过，正如我之前指出的那样，这并非是什么“列宁的错误”。甚至，（我要指出的是）某些人眼中的这所谓的“列宁的这种‘逻辑上的混乱’”，与其用“混乱”来形容，不如用“策略”来形容，为什么呢？这从我刚才引用的列宁的那些“激烈地要求召集立宪会议”（部分）的话中的就能看出（列宁当时之所以“激烈地要求召集立宪会议”是为了将“立宪会议”中的俄国农民阶级从“立宪会议”中“吸引出来”——“在农民的立宪会议里必须有多3倍或4倍的工人，只有他们才能密切联系农民代表”、“无论水兵或者士兵，当然都有休假。应当把到农村作短期休假的人组成鼓动队，让他们有计划地走访各省，在农村进行一般的以及关于立宪会议的鼓动工作。您的地位非常优越，因为您能马上开始实现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只有这个联盟能使我们在俄国建立巩固的政权，在立宪会议中获得多数。……务必使每一个农村鼓动组至少有两个人：一个布尔什维克，一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目前社会革命党人的‘招牌’在农村里很吃香，因此，应当利用你们的好机会（你们那里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利用这块招牌，在农村中实现布尔什维克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使农民同工人而不是同资本家结成联盟”）。
******
首先，让我们将事情往后推，往后推到什么时候呢！有人问。推到列宁后来写了名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1920年4—5月，为什么呢？有人又问。因为，列宁在名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针对立宪会议问题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9—11月间，岂不是比西方任何一国的共产党人都更有理由认为议会制在俄国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吗？当然是这样，因为问题不在于资产阶级议会存在时间长短，而在于广大劳动群众对于采用苏维埃制度、解散（或容许解散）资产阶级民主议会的准备（思想上、政治上、实践上），达到了什么程度。至于1917年9—11月间，由于种种特殊条件，俄国的城市工人阶级、士兵和农民对于采用苏维埃制度和解散当时最民主的资产阶级议会已经有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这是丝毫不容争辩的、明明白白的历史事实。虽然如此，布尔什维克还是没有抵制立宪会议，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都参加了立宪会议的选举。……]”【48】
那列宁的这段话，在斯大林后来给自己的《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书所写的序言《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1924年12月17日）中也曾引用（原文有出入）【49】。并且，斯大林在引用列宁的这段话之后，还据此攻击托洛茨基称：
首先，让我们将事情往后推，往后推到什么时候呢！有人问。推到列宁后来写了名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1920年4—5月，为什么呢？有人又问。因为，列宁在名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针对立宪会议问题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9—11月间，岂不是比西方任何一国的共产党人都更有理由认为议会制在俄国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吗？当然是这样，因为问题不在于资产阶级议会存在时间长短，而在于广大劳动群众对于采用苏维埃制度、解散（或容许解散）资产阶级民主议会的准备（思想上、政治上、实践上），达到了什么程度。至于1917年9—11月间，由于种种特殊条件，俄国的城市工人阶级、士兵和农民对于采用苏维埃制度和解散当时最民主的资产阶级议会已经有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这是丝毫不容争辩的、明明白白的历史事实。虽然如此，布尔什维克还是没有抵制立宪会议，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都参加了立宪会议的选举。……]”【48】
那列宁的这段话，在斯大林后来给自己的《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书所写的序言《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1924年12月17日）中也曾引用（原文有出入）【49】。并且，斯大林在引用列宁的这段话之后，还据此攻击托洛茨基称：
“[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不了解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这个特点，把立宪会议和苏维埃配合的‘理论’看做希法亭主义而嗤之以鼻。
他不了解，在举行起义的口号下，在苏维埃可能胜利的条件下，容许这种配合而召开立宪会议是唯一革命的策略，和把苏维埃变成立宪会议附属品的希法亭主义策略毫无共同之点；某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并不能使他有理由指责列宁和党主张在一定条件下成立‘配合国体’的那个完全正确的立场。（参看《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一七〇页）
他不了解，布尔什维克如果没有对立宪会议采取这种特殊政策，就不能把千百万人民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而布尔什维克如果没有把千百万人民群众争取过来，就不能把十月起义变为深入的人民革命。
有趣的是，托洛茨基甚至对那些在布尔什维克的文章中出现的‘人民’、‘革命民主派’等等字眼也嗤之以鼻，认为使用这些字眼是有伤马克思主义者的体面的。
托洛茨基显然忘记了，列宁这位不容置疑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在1917年9月即在无产阶级专政胜利前一个月还写道：‘必须使全部政权立即转归革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民主派掌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八页）]”【50】
他不了解，在举行起义的口号下，在苏维埃可能胜利的条件下，容许这种配合而召开立宪会议是唯一革命的策略，和把苏维埃变成立宪会议附属品的希法亭主义策略毫无共同之点；某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并不能使他有理由指责列宁和党主张在一定条件下成立‘配合国体’的那个完全正确的立场。（参看《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一七〇页）
他不了解，布尔什维克如果没有对立宪会议采取这种特殊政策，就不能把千百万人民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而布尔什维克如果没有把千百万人民群众争取过来，就不能把十月起义变为深入的人民革命。
有趣的是，托洛茨基甚至对那些在布尔什维克的文章中出现的‘人民’、‘革命民主派’等等字眼也嗤之以鼻，认为使用这些字眼是有伤马克思主义者的体面的。
托洛茨基显然忘记了，列宁这位不容置疑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在1917年9月即在无产阶级专政胜利前一个月还写道：‘必须使全部政权立即转归革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民主派掌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八页）]”【50】
但是，从斯大林（引用完列宁的话之后，据此）攻击托洛茨基的这段话中，多少听出来些让我觉得有点可笑的声音！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拿斯大林引用完列宁的话之后，据此对托洛茨基的攻击中提到的“托洛茨基甚至对那些在布尔什维克的文章中出现的‘人民’、‘革命民主派’等等字眼也嗤之以鼻，认为使用这些字眼是有伤马克思主义者的体面的”来说，列宁虽然当时说过“必须使全部政权立即转归革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民主派”（1917年9月26—27日——公历——列宁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马克思主义和起义》——【51】这样的话，但不代表列宁就不对“‘革命民主派’等等字眼也嗤之以鼻”，毕竟这“等等字眼”最喜欢用的人是当时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1917年9月23—27日——公历，列宁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中就说，“‘革命民主’一语在我国（特别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那里）几乎成了一句口头禅，就象‘感谢上帝’这句话一样，即使不是愚昧到相信上帝的人也常常会说的，或者象‘可敬的公民’这个称呼”、“无论在美国或德国，无论是政府或统治阶级，就我们所知，根本不追求‘革命民主’这个称号，而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追求这个称号（其实是玷污这个称号）”【52】）。
所以，斯大林当时对托洛茨基的攻击，现在看起来多少有些牵强。并且，这种牵强中也透露出斯大林的“考茨基倾向”，何以见得呢？这从斯大林提到的所谓“列宁主张的立宪会议和苏维埃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成立‘配合国体’”的逻辑（斯大林所谓之“完全正确的立场”）中就能看出（一方面，斯大林的这个逻辑，根本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中“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逻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当时发布的声明——《论时局》——中就已经有“配合国体”的表述——“立宪会议加上苏维埃，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争取的混合型的国家机构。在这一政策基础上，我们党具有取得真正胜利的巨大可能性”——所以，斯大林给自己的《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书所写的序言《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1924年12月17日——中的这段话，显然又是——当然是——一个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辩护的——暗——例子。另一方面，考茨基说得很清楚“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驾于政府之上的主宰。但是，不是破坏国家政权”）。
头脑风暴一下：
我相信，这时有人可能会“脑洞大开”的认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及“要求妥协”的斯大林所认为的 “配合国体”（“立宪会议加上苏维埃，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争取的混合型的国家机构。在这一政策基础上，我们党具有取得真正胜利的巨大可能性”）是一种将当时俄国的工人（“苏维埃”）和农民（“立宪会议”）以“平等”的，“内外有别”的，联合在一起的方式。所以，要是成功了，怎么着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工农联盟”。不过，我对此却觉得，要是真的按照这个“脑洞大开”的逻辑思考下去，那后来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后解散立宪会议的行为，不就变成了后来斯大林攻击托洛茨基的“不要农民”的序幕了吗！？然后，我发现，当时的事（史）实，好像真是这样，何以见得呢？且听下回分解。
内圣一
1922年1月12日，托洛茨基在名著《1905》的第一版序言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正是在1905年一月九日事变到十月罢工这个期间，本书作者对于俄国革命发展的性质形成了获得‘不断革命’论名称的那些观点。这个奇妙的名称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直接摆在俄国革命面前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目的，可是它不能停留在这些目的上面。除非使无产阶级执掌政权，革命就不能解决它当前的资产阶级任务。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又不能以革命的资产阶级范围来限制自己。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它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53】
那对托洛茨基所写的这段话，我还能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是在斯大林的《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中【54】。当然，同时见到的还有斯大林对托洛茨基这段话的（当然，知道苏联官僚——斯大林——与季托联盟之间的政争历史的人应该也都知道，斯大林为什么）攻击（当然，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中对给托洛茨基这段话的攻击——其实斯大林对当时任何人的攻击都——非常的啰嗦，故我在这就只引用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中这段“啰嗦攻击”的最后一段）：
（托洛茨基的这段话中所透露出来的） “‘不断革命论’并不是对农民运动的革命能力的一种简单的估计不足。‘不断革命论’是对农民运动的一种会导向否定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估计不足。”【55】
但是，我不知道（按——我刚才提到的——理来说）斯大林想没\应该想过，早在1920年的4月底，列宁在同一个叫雅·弗里斯的谈话（《俄国的形势和其他国家的革命策略》）中，（列宁）就已经阐述了一个与托洛茨基在名著《1905》的第一版序言中的观点相类似的观点：
首先，雅·弗里斯问了列宁一个“大问题”，即：“农民阶层将如何发展？当重新建立贸易关系时，货币是否将重新具有价值？农民中是否又将出现资本主义的兴趣？”
然后，列宁回答说：“当然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因此，我们的政策是尽可能把农民需要的产品集中到国家的手里，同农民进行商品交换。我们征集了粮食。我们第一年征集了3000万普特，第二年征集了1亿普特，现在征集了15000万普特。我们按固定价格向农民收购粮食，但是由于货币没有任何价值，农民卖了粮，实际上一无所得。比如，当我们有食盐时，农民宁愿要盐而不要钱。这势必会给农民造成许多困难。他们积攒了成堆的钞票，这一点对他们是有影响的。因此，他们中有一大部分人拥护孟什维克，他们要求‘自由贸易’。统计表明，城市所需要的粮食，一半由国家供应，另一半则是投机商以高于国家牌价十倍的价格出售的。”
其次，雅·弗里斯接着又问列宁：“那么，是不是打算动用红军来对付这一新的‘内部敌人’呢？”
然后，列宁回答说：“是的，当然要这样做。农民称之为‘天性’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叛国。这是很大的差别。农民有两个灵魂。他看到革命解放了他，他第一次看到一个对富人行使权力的政府。他理解苏维埃制度，并且在这个制度下劳动。他懂得，政府虽然还会犯许多错误，但它的意图是好的。这就是他的一个灵魂。这是我们要加强的。另一个灵魂是私有者的灵魂。这是我们要消灭的。办法是搞宣传、发传单、进行教育，但也要用步枪，运用国家的权力。为了农民，工人什么苦没受过？无产阶级专政给工人带来了什么呢？比过去更严重的饥饿。而农民却过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我们很难吃到肉，然而现在农民自己却能吃上肉了。在沙皇统治下，农民被洗劫一空。现在他们吃饱喝足。工人过去每年平均得到11普特粮食，现在只有7普特。而农民现在每年却有17普特。这最好不过地证明，工人阶级实行专政不是出于一己的私利，而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觉悟的工人是懂得这一点的。……”【56】
实际上，就在（1920年4月底的）列宁在同这个叫雅·弗里斯的谈话（《俄国的形势和其他国家的革命策略》）之前的（1920年）3月29日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文献·2.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也曾说过一段比（列宁）在同这个叫雅·弗里斯的谈话（《俄国的形势和其他国家的革命策略》）中的话（另一个方面）更为详尽的话：
“[……不久以前出版了《中央统计局公报》。公报上刊出了一些绝无信仰布尔什维主义嫌疑的统计学家们得出的总结数字。其中有两个有趣的数字：在1918年和1919年，各消费省中每个工人每年领得7普特粮食，而各产粮省中每个农民每年却消费了17普特粮食。在战前，这些农民每年只消费16普特粮食。这两个数字表明了粮食斗争中的阶级对比关系。无产阶级继续作出牺牲。竟有人对暴力大叫大喊！但是无产阶级认为采用这种暴力是正当的、合法的，并且用作出最大牺牲的事实证明了采用这种暴力是正确的。在我们忍饥挨饿的、满目疮痍的俄国，各产粮省的大多数居民即农民，几百年来第一次比在沙皇俄国、资本主义俄国的时代吃得好。但我们要说，在红军获得胜利以前，群众还将挨饿。工人阶级先锋队必须作出这种牺牲。……
……
……我们打赢了火线上的那场战争之后，还要打一场不流血的战争。结果是我们的胜利愈大，像西伯利亚、乌克兰、库班这样的地区也就愈多。那里有富裕农民，那里没有无产者，即使有无产阶级，那也是已经被小资产阶级的习惯腐化了的；并且我们知道，那里凡是有一小块土地的人都说：‘我才不在乎政府呢！我要尽量敲一下饿肚子的人的竹杠，我才不把政府放在眼里呢！’……]”【57】
所以，这样看来，这托洛茨基的话并不能导致斯大林所言的什么“‘不断革命论’并不是对农民运动的革命能力的一种简单的估计不足。‘不断革命论’是对农民运动的一种会导向否定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估计不足”。相反，这（托洛茨基的话）正是对当时的客观现实（“1918年和1919年，各消费省中每个工人每年领得7普特粮食，而各产粮省中每个农民每年却消费了17普特粮食。在战前，这些农民每年只消费16普特粮食”）的一个最精准的描述喽！有人问。对此，我说，的确，但要是仅仅只注意到这一层，那就把这件事的意义看低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列宁早在《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1905年9月14日——公历）中就曾称：
“[……当农民运动是革命民主运动的时候，我们是支持它的。当它一旦变为反动的、反无产阶级的运动的时候，我们就准备（现在立刻就准备）同它作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实质就在于提出这一双重任务，……]”【58】
马克思门徒
2019年5月28日——2019年6月22日
我相信，这时有人可能会“脑洞大开”的认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及“要求妥协”的斯大林所认为的 “配合国体”（“立宪会议加上苏维埃，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争取的混合型的国家机构。在这一政策基础上，我们党具有取得真正胜利的巨大可能性”）是一种将当时俄国的工人（“苏维埃”）和农民（“立宪会议”）以“平等”的，“内外有别”的，联合在一起的方式。所以，要是成功了，怎么着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工农联盟”。不过，我对此却觉得，要是真的按照这个“脑洞大开”的逻辑思考下去，那后来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后解散立宪会议的行为，不就变成了后来斯大林攻击托洛茨基的“不要农民”的序幕了吗！？然后，我发现，当时的事（史）实，好像真是这样，何以见得呢？且听下回分解。
内圣一
1922年1月12日，托洛茨基在名著《1905》的第一版序言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正是在1905年一月九日事变到十月罢工这个期间，本书作者对于俄国革命发展的性质形成了获得‘不断革命’论名称的那些观点。这个奇妙的名称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直接摆在俄国革命面前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目的，可是它不能停留在这些目的上面。除非使无产阶级执掌政权，革命就不能解决它当前的资产阶级任务。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又不能以革命的资产阶级范围来限制自己。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它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53】
那对托洛茨基所写的这段话，我还能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是在斯大林的《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中【54】。当然，同时见到的还有斯大林对托洛茨基这段话的（当然，知道苏联官僚——斯大林——与季托联盟之间的政争历史的人应该也都知道，斯大林为什么）攻击（当然，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中对给托洛茨基这段话的攻击——其实斯大林对当时任何人的攻击都——非常的啰嗦，故我在这就只引用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中这段“啰嗦攻击”的最后一段）：
（托洛茨基的这段话中所透露出来的） “‘不断革命论’并不是对农民运动的革命能力的一种简单的估计不足。‘不断革命论’是对农民运动的一种会导向否定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估计不足。”【55】
但是，我不知道（按——我刚才提到的——理来说）斯大林想没\应该想过，早在1920年的4月底，列宁在同一个叫雅·弗里斯的谈话（《俄国的形势和其他国家的革命策略》）中，（列宁）就已经阐述了一个与托洛茨基在名著《1905》的第一版序言中的观点相类似的观点：
首先，雅·弗里斯问了列宁一个“大问题”，即：“农民阶层将如何发展？当重新建立贸易关系时，货币是否将重新具有价值？农民中是否又将出现资本主义的兴趣？”
然后，列宁回答说：“当然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因此，我们的政策是尽可能把农民需要的产品集中到国家的手里，同农民进行商品交换。我们征集了粮食。我们第一年征集了3000万普特，第二年征集了1亿普特，现在征集了15000万普特。我们按固定价格向农民收购粮食，但是由于货币没有任何价值，农民卖了粮，实际上一无所得。比如，当我们有食盐时，农民宁愿要盐而不要钱。这势必会给农民造成许多困难。他们积攒了成堆的钞票，这一点对他们是有影响的。因此，他们中有一大部分人拥护孟什维克，他们要求‘自由贸易’。统计表明，城市所需要的粮食，一半由国家供应，另一半则是投机商以高于国家牌价十倍的价格出售的。”
其次，雅·弗里斯接着又问列宁：“那么，是不是打算动用红军来对付这一新的‘内部敌人’呢？”
然后，列宁回答说：“是的，当然要这样做。农民称之为‘天性’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叛国。这是很大的差别。农民有两个灵魂。他看到革命解放了他，他第一次看到一个对富人行使权力的政府。他理解苏维埃制度，并且在这个制度下劳动。他懂得，政府虽然还会犯许多错误，但它的意图是好的。这就是他的一个灵魂。这是我们要加强的。另一个灵魂是私有者的灵魂。这是我们要消灭的。办法是搞宣传、发传单、进行教育，但也要用步枪，运用国家的权力。为了农民，工人什么苦没受过？无产阶级专政给工人带来了什么呢？比过去更严重的饥饿。而农民却过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我们很难吃到肉，然而现在农民自己却能吃上肉了。在沙皇统治下，农民被洗劫一空。现在他们吃饱喝足。工人过去每年平均得到11普特粮食，现在只有7普特。而农民现在每年却有17普特。这最好不过地证明，工人阶级实行专政不是出于一己的私利，而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觉悟的工人是懂得这一点的。……”【56】
实际上，就在（1920年4月底的）列宁在同这个叫雅·弗里斯的谈话（《俄国的形势和其他国家的革命策略》）之前的（1920年）3月29日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文献·2.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也曾说过一段比（列宁）在同这个叫雅·弗里斯的谈话（《俄国的形势和其他国家的革命策略》）中的话（另一个方面）更为详尽的话：
“[……不久以前出版了《中央统计局公报》。公报上刊出了一些绝无信仰布尔什维主义嫌疑的统计学家们得出的总结数字。其中有两个有趣的数字：在1918年和1919年，各消费省中每个工人每年领得7普特粮食，而各产粮省中每个农民每年却消费了17普特粮食。在战前，这些农民每年只消费16普特粮食。这两个数字表明了粮食斗争中的阶级对比关系。无产阶级继续作出牺牲。竟有人对暴力大叫大喊！但是无产阶级认为采用这种暴力是正当的、合法的，并且用作出最大牺牲的事实证明了采用这种暴力是正确的。在我们忍饥挨饿的、满目疮痍的俄国，各产粮省的大多数居民即农民，几百年来第一次比在沙皇俄国、资本主义俄国的时代吃得好。但我们要说，在红军获得胜利以前，群众还将挨饿。工人阶级先锋队必须作出这种牺牲。……
……
……我们打赢了火线上的那场战争之后，还要打一场不流血的战争。结果是我们的胜利愈大，像西伯利亚、乌克兰、库班这样的地区也就愈多。那里有富裕农民，那里没有无产者，即使有无产阶级，那也是已经被小资产阶级的习惯腐化了的；并且我们知道，那里凡是有一小块土地的人都说：‘我才不在乎政府呢！我要尽量敲一下饿肚子的人的竹杠，我才不把政府放在眼里呢！’……]”【57】
所以，这样看来，这托洛茨基的话并不能导致斯大林所言的什么“‘不断革命论’并不是对农民运动的革命能力的一种简单的估计不足。‘不断革命论’是对农民运动的一种会导向否定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估计不足”。相反，这（托洛茨基的话）正是对当时的客观现实（“1918年和1919年，各消费省中每个工人每年领得7普特粮食，而各产粮省中每个农民每年却消费了17普特粮食。在战前，这些农民每年只消费16普特粮食”）的一个最精准的描述喽！有人问。对此，我说，的确，但要是仅仅只注意到这一层，那就把这件事的意义看低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列宁早在《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1905年9月14日——公历）中就曾称：
“[……当农民运动是革命民主运动的时候，我们是支持它的。当它一旦变为反动的、反无产阶级的运动的时候，我们就准备（现在立刻就准备）同它作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实质就在于提出这一双重任务，……]”【58】
马克思门徒
2019年5月28日——2019年6月22日
注释：
【1】《震撼世界的十天》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56页。
【2】《斯大林秘书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第86—88页、《我曾是斯大林的秘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第69—70页。
【3】《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60页。
【4】《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281—282页。
【5】均取自《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282—283页。
【6】《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283页。
【7】《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416页。
【8】《震撼世界的十天·附录》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335页。
【9】这两次会议列宁的发言在《列宁全集》中均有记载（参见《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383—385页和《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386—389页——ps：10月29日的会议由于参加人数众多无法保住秘密的，故列宁的补救方法便是在公开的言论中不承认参加了这次会议——参见列宁1917年10月30日——公历——发表的《给同志们的信》，《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390页）。
【10】《震撼世界的十天·附录》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335—337页。
【11】《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3版第745页。
【12】《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321页、《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196页、《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71、126页、《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253、164、167页。
【13】《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390页。
【14】《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336页。
【15】《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57页。
【16】《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76页。
【17】《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379页。
【18】《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78页。
【19】《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253页。
【20】《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412页。
【21】《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47页。
【22】《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74页。
【23】《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163页。
【24】《无产阶级专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7月第1版第38页。
【25】《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66—267页。
【26】《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0页。
【27】《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338页。
【28】《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60—261页。
【29】《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117页。
【30】《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第494页。
【31】《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78页。
【32】《关于个人问题的声明。1926年7月14日—23日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第4版第103页。
【33】《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209页；《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93页。
【34】《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209页。
【35】《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429页。
【36】均取自《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8辑》第275—276页。
【37】均取自《斯大林全集·第三卷》第16页。
【38】例如：《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93页；《托洛茨基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第405页。
【39】《托洛茨基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第394页；《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100页。
【40】《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1924—1927年）》第275页。
【41】《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59页。
【42】《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第547页。
【43】《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107页。
【44】《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反动言论》人民出版社1964年11月第1版第14页。
【45】《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34页。
【46】《斯大林全集·第三卷》第34页。
【47】《斯大林全集·第三卷》第35页。
【48】《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39页。
【49】《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340—341页。
【50】《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341—342页。
【51】《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39页。
【52】均取自《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193页。
【53】《托洛茨基文选》第66页。
【54】《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317—318页。
【55】《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319页。
【56】均取自《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364—365页。
【57】《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84—285页。
【58】《列宁全集·第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222页。
【1】《震撼世界的十天》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56页。
【2】《斯大林秘书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第86—88页、《我曾是斯大林的秘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第69—70页。
【3】《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60页。
【4】《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281—282页。
【5】均取自《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282—283页。
【6】《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283页。
【7】《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416页。
【8】《震撼世界的十天·附录》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335页。
【9】这两次会议列宁的发言在《列宁全集》中均有记载（参见《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383—385页和《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386—389页——ps：10月29日的会议由于参加人数众多无法保住秘密的，故列宁的补救方法便是在公开的言论中不承认参加了这次会议——参见列宁1917年10月30日——公历——发表的《给同志们的信》，《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390页）。
【10】《震撼世界的十天·附录》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335—337页。
【11】《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3版第745页。
【12】《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321页、《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196页、《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71、126页、《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253、164、167页。
【13】《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390页。
【14】《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336页。
【15】《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57页。
【16】《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76页。
【17】《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379页。
【18】《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78页。
【19】《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253页。
【20】《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412页。
【21】《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47页。
【22】《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74页。
【23】《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163页。
【24】《无产阶级专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7月第1版第38页。
【25】《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66—267页。
【26】《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0页。
【27】《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338页。
【28】《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60—261页。
【29】《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117页。
【30】《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第494页。
【31】《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78页。
【32】《关于个人问题的声明。1926年7月14日—23日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第4版第103页。
【33】《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209页；《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93页。
【34】《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209页。
【35】《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429页。
【36】均取自《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8辑》第275—276页。
【37】均取自《斯大林全集·第三卷》第16页。
【38】例如：《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93页；《托洛茨基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第405页。
【39】《托洛茨基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第394页；《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100页。
【40】《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1924—1927年）》第275页。
【41】《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59页。
【42】《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第547页。
【43】《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107页。
【44】《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反动言论》人民出版社1964年11月第1版第14页。
【45】《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34页。
【46】《斯大林全集·第三卷》第34页。
【47】《斯大林全集·第三卷》第35页。
【48】《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39页。
【49】《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340—341页。
【50】《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341—342页。
【51】《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39页。
【52】均取自《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193页。
【53】《托洛茨基文选》第66页。
【54】《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317—318页。
【55】《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319页。
【56】均取自《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364—365页。
【57】《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84—285页。
【58】《列宁全集·第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