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随笔]刘邦――最早戴三块表的人
什么三块表无非是代表先进的文化、社会发发展方向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两千年前汉人的老祖宗刘邦就戴过这三块表。以下内容部分取自看透刘邦。
一、司马迁的评价基础
司马迁的角度是什么呢？就是他在《高祖本纪赞》中所说的：“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司马迁的这个结论，看上去具有太多的宿命色彩，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似乎陈旧过时，对此持反对意见或不以为然者不在少数。但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司马迁通过对几千年的历史考察而得出的结论，并不会因不合现在人的胃口，或缺少时代感而失去其合理成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对历史内在规律认识的深刻性，比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要高明的多。在司马迁看来，刘邦所为就是“忠”，正如《史记正义》所说：“汉人承秦苛法，约法三章。反其忠政，使民不倦，得天统矣。故太史公引礼文为此赞者，美高祖能变易秦敝，使百姓安宁。”如果参之以《秦楚之际月表序》，司马迁的意思就更加清楚了。其曰：“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馀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馀载，至始皇，乃能倂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鉏豪杰，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原来刘邦的功绩是使自周王朝东迁后动荡了几百年的社会生活复归于正常，这样的功绩，当然只能用大圣来形容。
其实，司马迁的结论也并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在吸收了前人总结的基础上从总体上作出的。刘邦去世后，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3]我们今天熟悉的拨乱反正一说，其一大半就是源自于刘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秦结束战乱建立王朝，本来是有条件这样做的，即应该由秦来重新开始自夏以来三王之道的循环局面。诚如贾谊在评论秦亡时所说：“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4]但秦的立国之本并非宽厚，而是更加不合时宜的刻薄严酷，使三王之道无以为继。这个拨乱反正的历史局面，只是借着刘邦的成功，才得以出现。所以“陆生曰：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皇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轝，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5]由此可见，司马迁对刘邦的评价是根据对人民的贡献而言的，是针对周王朝东迁后数百年天下战乱不止，人民流离失所，终因汉兴而获安定的结果而得出的。那么，这种贡献或者说这个局面，刘邦是有心做出，还是无意得之？从历史记载来看，应该是出自其本心的有意为之。
我们从历史的记载上，看到更多的是刘邦的功臣受封得益，实际上，汉初的百姓得益也非常多。秦王朝穷奢极欲，收天下太半之赋，至汉初百废待兴，然而赋税并未增加，反而有所减少。“宋周密《齐东野语》云：井田之法废，赋名日繁，独两汉最轻。自高、惠以来十五税一，文帝再行赐半租之令。景帝元年亦尝赐半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税一，即所谓半租耳。盖先时十五税一，则三十合征其二，今乃止税其一，乃所谓半租之制也。自后守之不易，故光武诏曰：顷者师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税，今粮储差积，其令三十税一，如旧制。是知三十税一，汉家经常之制也。”[15]这个持续了几百年的情况说明，刘邦胜利的最大受益者并非他本人和他的部下，而是广大人民群众。这正符合老子所说的“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主张，而司马迁的评价也有了落脚点。
可以想见，在仁者效其仁，勇者效其勇，智者效其智，力者使其力的情况下，不仅战争取得了胜利，也为日后的文化复兴建设开创了良好的局面。前人有言：“汉高帝天性明达，好谋能断，是以知三杰之谋，用之而不疑；善陈平之计，从之而不吝；当食纳子房之策，挥洗听郦生之说。娄敬有定都之谋，则嘉纳不宠，赐以姓；陆贾有《新语》之献，则亲览而每称其善；谏易太子，周昌之言切矣，则爱之；论次萧何，鄂千秋之言当矣，则赏之。其用人之明断也，为何如。惩秦敛之苛，则约三章之法；殚项羽之恶，则发义帝之丧；监胡亥之死，则立太子于草昧之初；惨焚书之祸，则祀孔子于过鲁之日，立宗庙；尊太公封同姓，而孝悌之风行；申军法，定章程，起朝仪，而制度之美之一，政之因革当矣。丁公不忠，则戮之以徇军士；季布各为其主，则封之以表舆；论政之赏罚明矣，为政之明断也为何如。”[29]
因为汉初的动荡，或许，汉高祖刘邦本身对文化建设没有直接的作为，但他以天下之心为心的做法，对于恢复文化就是一种导向作用。刘邦的态度造成了客观上的无为状态，与暴秦的“以吏为师”及焚毁百家之说的作法截然不同。刘邦是楚人，其故乡与老子的出生地相去不远，不知老子的学说会不会对他产生作用。这方面没有直接的证据，只有间接的曹参为齐相国取无为之道，而司马迁的父亲也崇尚黄老之术。大概这些人从刘邦的态度上感受到老子提倡的东西。老子曾说过：“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考察刘邦的个人品质，隐约与老子主张相吻合。最终造成的结果是，汉高祖的名望在终封建之世，始终是相当高的。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讨论刘邦对汉文化的影响，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天下之心为心，就是相信人民群众有选择知识的能力与权力，采取不干涉原则，让人民与社会自己发展自己，从而造成了整个文化的繁荣。中华民族的大多数之所以被称作汉人，就是与汉代文化在经秦火之后的迅速发展分不开的。孟子说，君子之德如风，小人之德如草。以刘邦为首的汉王朝统治者在立国之初采取了无为的政策，造成了汉代雍容大度的文化基础。在今天对刘邦评价拨乱反正的同时，也应该给他在建立汉文化一道上，给予应有的地位。
最早骂刘邦的人和事
阮籍过广武战场有言：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这可能是我们能见到的最早骂刘邦的语言。这在当时以及稍后的历史时期内，几乎成了让人耻笑的话柄。
李太白登广武战场就针锋相对地写了《登古战场》，其诗云，沈湎呼竖子，狂言非至公。直斥阮籍之语为狂言。
对此，苏东坡以为阮籍所称竖子，非指沛公，而是指他同时代的达官贵人。他在《广武叹》中说：
昔先友史经臣彦辅谓余，阮籍登广武而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岂谓沛公竖子乎？余曰：非也，伤时无刘项也。竖子，指魏晋间人耳。其后，余闻润州甘露寺有孔明、孙权、梁武、李德裕之遗迹，余感之赋诗。其略曰：四雄皆龙虎，遗迹俨未刓。方其盛壮时，争夺肯少安。废兴属造化，迁逝谁控抟。况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难。聊与广武叹，不得雍门弹。则犹此意也。
苏东坡至此仍意犹未尽，又评论李太白的广武战场歌，曰：乃知太白亦误认嗣宗语，与先友之意无异也。嗣宗虽放荡，本有意于世。以魏晋间多故，故一放于酒，何以至以沛公为竖子乎。
按苏东坡的意思，阮籍对刘邦也是了解的，不会骂的。后人是否就对阮的话信以为真了呢。有可能。因为刘邦被李宗吾先生直斥为又黑又厚，他能是好人吗？故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出来后，或再也没有以刘邦为好人者了。因为毛泽东在信中就引用阮的话，其用意应该和苏东坡理解的阮狂言相同，只因在传达解释中，没有指出阮籍此言对否，故一般人都以为阮说得对。
这里应该来点拨乱反正，为刘邦正名。刘邦是第一个以平民身份做皇帝的人。但他当了皇帝之后，坚持给老百姓休息，整个汉代的赋税是所有封建时代最轻的。不折腾老百姓，也是汉代的一大特色。除了诛杀了三个(实际上是两个，有个英布是真的反了)功臣外，还没有什么劣迹。凡是给老百姓好处的人，后人都会纪念他。故直到元代，刘邦的庙中香火始终很盛。历代统治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刘为参照，来难验证自己的统治是否得人心。这就是刘邦，是竖子吗。
打不过项羽，实在是因为项羽的才气，为刘所不及。但当时也只有刘能与项抗一膀子，其他人都不够这个斤两。因为刘的最后胜利，使人忘记了项羽的才华，这也是刘邦之所以被低估的原因。
苏辙《徐州汉高帝庙祈晴文（代子瞻）》
熙宁十年六月癸巳，具官苏某谨以清酌少牢之奠，告于汉高皇帝之神曰：此方之民，以麦为命。今兹岁首，雨雪失候。麦苗病瘁，获不偿种。恃秋有成，庶几无饥。菽粟满野，淫雨为害。丰沛庳下，鞠为潴泽。暑雨方作，晴未可觊。雨旸之间，死生系之。吏民相视，无所控告。
惟神奋自 兹土，扫灭强暴。虽宅关辅，实怀故乡。俯仰千岁，遗语犹在。闾里告病，其有不恤。驱除阴云，导迎秋旸，神实能之。疏放流潦，改种秋稼，民实望之。道民之言，徼神之福，吏实职之。苟克有应，敢忘其报。尚飨。
古之圣人驱天下之人而尽用之，仁者使效其仁，勇者使效其勇，智者使效其智，力者使效其力。天下之人虽杂，然皆列于前，安得仁人君子而后任之？且虽有天下之善人，与之处而不知其情，御之而不中其病，则虽有好善之心，而不获好善之利。何者？彼不徒为吾用也，而况乎天下之英雄，欲收其功而不制其心哉！
昔者秦汉之际，奸宄猛悍之人，所在而为寇。高祖发于丰沛之间，行而收之。黥布、彭越之伦，皆抚而纳诸其中。所以之者甚备也。玉帛子女、牛羊犬马，以极其豪侈之心；轻财好施，敦厚长者，以服其趑趄之怀，倨肆傲岸，轻侮凌辱，以折其强狠之气。其视天下之英雄，不啻若匹夫孺子，然皆得基欢心而用其死力。至于元、成之世，天下久于太平，士大夫生于其间，无复英雄难制之风。天下之士，皆书生好儒，其才气勇力无足畏者，俯首下气求为之用而不暇。元、成、哀、平亦欲得天下之贤才而用之，然而不知其情，不获其术。贤人君子，避谗畏讥，远引而去，而小人宦竖，纵横放肆，而制其事，此甚可悯也。
《栾城应诏集》卷六《进论五首之二》。
秦载其暴，豪杰并力，海内同仇，独夫受诛。西楚肆虐，空国而斗。成败为速。非得信、越略不世出之士，不能出奇制胜，转战千里，收成功于五载之间。故汉兴用人不次，予夺自我，天下已定而异姓俱起，高帝日不暇给矣。思复堂文集卷八史论
三峰史论 明断篇 程楷
汉高帝天性明达，好谋能断，是以知三杰之谋，用之而不疑；善陈平之计，从之而不吝；当食纳子房之策，挥洗听郦生之说。娄敬有定都之谋，则嘉纳不宠，赐以姓；陆贾有新语之献，则亲览而每称其善；谏易太子，周昌之言切矣，则爱之；论次萧何，鄂千秋之言当矣，则赏之。其用人之明断也，为何如。惩秦敛之苛，则约三章之法；殚项羽之恶，则发义帝之丧；监胡亥之死，则立太子于草昧之初；惨焚书之祸，则祀孔子于过鲁之日，立宗庙；尊太公封同姓，而孝悌之风行；申军法，定章程，起朝仪，而制度之美之一政之因革当矣。丁公不忠，则戮之以徇军士；季布各为其主，则封之以表舆；论政之赏罚明矣，为政之明断也为何如。然而不事诗书学问不足，虽有明断之资，而不能成明断之美。枕席之情，而牵爱于戚姬，是断之不足也；蓄疑忌之心，而屠戮夫功臣，是断之伤猛也。使帝少加学问之功，岂至若是之失耶！三峰史论 明断篇
松窗百说 宋李季可
汉高祖
汉高祖天资明悟绝人而无学以自发明，得三杰、陈平、陆贾辈，左右开导，然后克济大业。每诸人献替，虽在仓卒间，莫不与己意相符合，至论萧何功，未有能明之者，独高祖以谓在曹参上，而无以难伏众口。鄂千秋大言，遂取封侯，以能明己之心尔。凡心知其然，而词不足以自达者，不学之过也，高祖之谓欤。
汉初计户口
汉高祖惩亡秦孤立之弊，故大封同姓。圣人谓百世损益可知，皆类是也。周以封建亡，故秦必损之；秦以不封建亡，故汉必益之。事势相因，必至于此。兼汉初户口减少，封诸王时，计户而不计地，故封三庶孽，分天下半，其后户口日蕃，所以强大。《千百年眼》卷四
两千年前汉人的老祖宗刘邦就戴过这三块表。以下内容部分取自看透刘邦。
一、司马迁的评价基础
司马迁的角度是什么呢？就是他在《高祖本纪赞》中所说的：“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司马迁的这个结论，看上去具有太多的宿命色彩，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似乎陈旧过时，对此持反对意见或不以为然者不在少数。但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司马迁通过对几千年的历史考察而得出的结论，并不会因不合现在人的胃口，或缺少时代感而失去其合理成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对历史内在规律认识的深刻性，比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要高明的多。在司马迁看来，刘邦所为就是“忠”，正如《史记正义》所说：“汉人承秦苛法，约法三章。反其忠政，使民不倦，得天统矣。故太史公引礼文为此赞者，美高祖能变易秦敝，使百姓安宁。”如果参之以《秦楚之际月表序》，司马迁的意思就更加清楚了。其曰：“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馀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馀载，至始皇，乃能倂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鉏豪杰，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原来刘邦的功绩是使自周王朝东迁后动荡了几百年的社会生活复归于正常，这样的功绩，当然只能用大圣来形容。
其实，司马迁的结论也并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在吸收了前人总结的基础上从总体上作出的。刘邦去世后，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3]我们今天熟悉的拨乱反正一说，其一大半就是源自于刘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秦结束战乱建立王朝，本来是有条件这样做的，即应该由秦来重新开始自夏以来三王之道的循环局面。诚如贾谊在评论秦亡时所说：“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4]但秦的立国之本并非宽厚，而是更加不合时宜的刻薄严酷，使三王之道无以为继。这个拨乱反正的历史局面，只是借着刘邦的成功，才得以出现。所以“陆生曰：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皇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轝，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5]由此可见，司马迁对刘邦的评价是根据对人民的贡献而言的，是针对周王朝东迁后数百年天下战乱不止，人民流离失所，终因汉兴而获安定的结果而得出的。那么，这种贡献或者说这个局面，刘邦是有心做出，还是无意得之？从历史记载来看，应该是出自其本心的有意为之。
我们从历史的记载上，看到更多的是刘邦的功臣受封得益，实际上，汉初的百姓得益也非常多。秦王朝穷奢极欲，收天下太半之赋，至汉初百废待兴，然而赋税并未增加，反而有所减少。“宋周密《齐东野语》云：井田之法废，赋名日繁，独两汉最轻。自高、惠以来十五税一，文帝再行赐半租之令。景帝元年亦尝赐半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税一，即所谓半租耳。盖先时十五税一，则三十合征其二，今乃止税其一，乃所谓半租之制也。自后守之不易，故光武诏曰：顷者师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税，今粮储差积，其令三十税一，如旧制。是知三十税一，汉家经常之制也。”[15]这个持续了几百年的情况说明，刘邦胜利的最大受益者并非他本人和他的部下，而是广大人民群众。这正符合老子所说的“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主张，而司马迁的评价也有了落脚点。
可以想见，在仁者效其仁，勇者效其勇，智者效其智，力者使其力的情况下，不仅战争取得了胜利，也为日后的文化复兴建设开创了良好的局面。前人有言：“汉高帝天性明达，好谋能断，是以知三杰之谋，用之而不疑；善陈平之计，从之而不吝；当食纳子房之策，挥洗听郦生之说。娄敬有定都之谋，则嘉纳不宠，赐以姓；陆贾有《新语》之献，则亲览而每称其善；谏易太子，周昌之言切矣，则爱之；论次萧何，鄂千秋之言当矣，则赏之。其用人之明断也，为何如。惩秦敛之苛，则约三章之法；殚项羽之恶，则发义帝之丧；监胡亥之死，则立太子于草昧之初；惨焚书之祸，则祀孔子于过鲁之日，立宗庙；尊太公封同姓，而孝悌之风行；申军法，定章程，起朝仪，而制度之美之一，政之因革当矣。丁公不忠，则戮之以徇军士；季布各为其主，则封之以表舆；论政之赏罚明矣，为政之明断也为何如。”[29]
因为汉初的动荡，或许，汉高祖刘邦本身对文化建设没有直接的作为，但他以天下之心为心的做法，对于恢复文化就是一种导向作用。刘邦的态度造成了客观上的无为状态，与暴秦的“以吏为师”及焚毁百家之说的作法截然不同。刘邦是楚人，其故乡与老子的出生地相去不远，不知老子的学说会不会对他产生作用。这方面没有直接的证据，只有间接的曹参为齐相国取无为之道，而司马迁的父亲也崇尚黄老之术。大概这些人从刘邦的态度上感受到老子提倡的东西。老子曾说过：“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考察刘邦的个人品质，隐约与老子主张相吻合。最终造成的结果是，汉高祖的名望在终封建之世，始终是相当高的。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讨论刘邦对汉文化的影响，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天下之心为心，就是相信人民群众有选择知识的能力与权力，采取不干涉原则，让人民与社会自己发展自己，从而造成了整个文化的繁荣。中华民族的大多数之所以被称作汉人，就是与汉代文化在经秦火之后的迅速发展分不开的。孟子说，君子之德如风，小人之德如草。以刘邦为首的汉王朝统治者在立国之初采取了无为的政策，造成了汉代雍容大度的文化基础。在今天对刘邦评价拨乱反正的同时，也应该给他在建立汉文化一道上，给予应有的地位。
最早骂刘邦的人和事
阮籍过广武战场有言：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这可能是我们能见到的最早骂刘邦的语言。这在当时以及稍后的历史时期内，几乎成了让人耻笑的话柄。
李太白登广武战场就针锋相对地写了《登古战场》，其诗云，沈湎呼竖子，狂言非至公。直斥阮籍之语为狂言。
对此，苏东坡以为阮籍所称竖子，非指沛公，而是指他同时代的达官贵人。他在《广武叹》中说：
昔先友史经臣彦辅谓余，阮籍登广武而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岂谓沛公竖子乎？余曰：非也，伤时无刘项也。竖子，指魏晋间人耳。其后，余闻润州甘露寺有孔明、孙权、梁武、李德裕之遗迹，余感之赋诗。其略曰：四雄皆龙虎，遗迹俨未刓。方其盛壮时，争夺肯少安。废兴属造化，迁逝谁控抟。况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难。聊与广武叹，不得雍门弹。则犹此意也。
苏东坡至此仍意犹未尽，又评论李太白的广武战场歌，曰：乃知太白亦误认嗣宗语，与先友之意无异也。嗣宗虽放荡，本有意于世。以魏晋间多故，故一放于酒，何以至以沛公为竖子乎。
按苏东坡的意思，阮籍对刘邦也是了解的，不会骂的。后人是否就对阮的话信以为真了呢。有可能。因为刘邦被李宗吾先生直斥为又黑又厚，他能是好人吗？故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出来后，或再也没有以刘邦为好人者了。因为毛泽东在信中就引用阮的话，其用意应该和苏东坡理解的阮狂言相同，只因在传达解释中，没有指出阮籍此言对否，故一般人都以为阮说得对。
这里应该来点拨乱反正，为刘邦正名。刘邦是第一个以平民身份做皇帝的人。但他当了皇帝之后，坚持给老百姓休息，整个汉代的赋税是所有封建时代最轻的。不折腾老百姓，也是汉代的一大特色。除了诛杀了三个(实际上是两个，有个英布是真的反了)功臣外，还没有什么劣迹。凡是给老百姓好处的人，后人都会纪念他。故直到元代，刘邦的庙中香火始终很盛。历代统治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刘为参照，来难验证自己的统治是否得人心。这就是刘邦，是竖子吗。
打不过项羽，实在是因为项羽的才气，为刘所不及。但当时也只有刘能与项抗一膀子，其他人都不够这个斤两。因为刘的最后胜利，使人忘记了项羽的才华，这也是刘邦之所以被低估的原因。
苏辙《徐州汉高帝庙祈晴文（代子瞻）》
熙宁十年六月癸巳，具官苏某谨以清酌少牢之奠，告于汉高皇帝之神曰：此方之民，以麦为命。今兹岁首，雨雪失候。麦苗病瘁，获不偿种。恃秋有成，庶几无饥。菽粟满野，淫雨为害。丰沛庳下，鞠为潴泽。暑雨方作，晴未可觊。雨旸之间，死生系之。吏民相视，无所控告。
惟神奋自 兹土，扫灭强暴。虽宅关辅，实怀故乡。俯仰千岁，遗语犹在。闾里告病，其有不恤。驱除阴云，导迎秋旸，神实能之。疏放流潦，改种秋稼，民实望之。道民之言，徼神之福，吏实职之。苟克有应，敢忘其报。尚飨。
古之圣人驱天下之人而尽用之，仁者使效其仁，勇者使效其勇，智者使效其智，力者使效其力。天下之人虽杂，然皆列于前，安得仁人君子而后任之？且虽有天下之善人，与之处而不知其情，御之而不中其病，则虽有好善之心，而不获好善之利。何者？彼不徒为吾用也，而况乎天下之英雄，欲收其功而不制其心哉！
昔者秦汉之际，奸宄猛悍之人，所在而为寇。高祖发于丰沛之间，行而收之。黥布、彭越之伦，皆抚而纳诸其中。所以之者甚备也。玉帛子女、牛羊犬马，以极其豪侈之心；轻财好施，敦厚长者，以服其趑趄之怀，倨肆傲岸，轻侮凌辱，以折其强狠之气。其视天下之英雄，不啻若匹夫孺子，然皆得基欢心而用其死力。至于元、成之世，天下久于太平，士大夫生于其间，无复英雄难制之风。天下之士，皆书生好儒，其才气勇力无足畏者，俯首下气求为之用而不暇。元、成、哀、平亦欲得天下之贤才而用之，然而不知其情，不获其术。贤人君子，避谗畏讥，远引而去，而小人宦竖，纵横放肆，而制其事，此甚可悯也。
《栾城应诏集》卷六《进论五首之二》。
秦载其暴，豪杰并力，海内同仇，独夫受诛。西楚肆虐，空国而斗。成败为速。非得信、越略不世出之士，不能出奇制胜，转战千里，收成功于五载之间。故汉兴用人不次，予夺自我，天下已定而异姓俱起，高帝日不暇给矣。思复堂文集卷八史论
三峰史论 明断篇 程楷
汉高帝天性明达，好谋能断，是以知三杰之谋，用之而不疑；善陈平之计，从之而不吝；当食纳子房之策，挥洗听郦生之说。娄敬有定都之谋，则嘉纳不宠，赐以姓；陆贾有新语之献，则亲览而每称其善；谏易太子，周昌之言切矣，则爱之；论次萧何，鄂千秋之言当矣，则赏之。其用人之明断也，为何如。惩秦敛之苛，则约三章之法；殚项羽之恶，则发义帝之丧；监胡亥之死，则立太子于草昧之初；惨焚书之祸，则祀孔子于过鲁之日，立宗庙；尊太公封同姓，而孝悌之风行；申军法，定章程，起朝仪，而制度之美之一政之因革当矣。丁公不忠，则戮之以徇军士；季布各为其主，则封之以表舆；论政之赏罚明矣，为政之明断也为何如。然而不事诗书学问不足，虽有明断之资，而不能成明断之美。枕席之情，而牵爱于戚姬，是断之不足也；蓄疑忌之心，而屠戮夫功臣，是断之伤猛也。使帝少加学问之功，岂至若是之失耶！三峰史论 明断篇
松窗百说 宋李季可
汉高祖
汉高祖天资明悟绝人而无学以自发明，得三杰、陈平、陆贾辈，左右开导，然后克济大业。每诸人献替，虽在仓卒间，莫不与己意相符合，至论萧何功，未有能明之者，独高祖以谓在曹参上，而无以难伏众口。鄂千秋大言，遂取封侯，以能明己之心尔。凡心知其然，而词不足以自达者，不学之过也，高祖之谓欤。
汉初计户口
汉高祖惩亡秦孤立之弊，故大封同姓。圣人谓百世损益可知，皆类是也。周以封建亡，故秦必损之；秦以不封建亡，故汉必益之。事势相因，必至于此。兼汉初户口减少，封诸王时，计户而不计地，故封三庶孽，分天下半，其后户口日蕃，所以强大。《千百年眼》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