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听古人有哪些官场交友之诫(转载)
人生在世，焉能无友？身在官场，岂能无朋？然而，人生多歧路，官场多险恶，从政者要想结交几个志同道合之友是很不容易的。
《庄子·列御寇》中讲：“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说的是世人之心，比山川还要险恶，比预测天象还要艰难。确实如此，要想完全了解一个人的内心真实变化，是困难的；要在官场上读懂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更是难上加难。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有不少人在官场交友中，由于不谨慎，真伪不能识别，以致工作失误，事业受挫，给国家造成损失，自己也留下终身遗憾。那么，作为一个从政者，在交友时，应该从历史上古代圣贤那里听取哪些警戒呢？
一诫，慎所从。
谨慎结交，知人而友，这是从政者交友必须具有的正确态度。孔子说过这样的话：“君子慎所从，不得其人，则有罗网之患。”一个人格高尚道德修养深的人，应当谨慎选择自己所跟从的人，跟从了不适当的人，就有可能进入罗网的祸患。（见刘向《说苑·敬慎》）
墨子曾有深刻的阐述，他用染丝作比喻，说明天子、诸侯、大夫、士，必须正确选择自己的亲信和朋友，以便获得良好的熏陶和积极的影响。其影响的好坏，不仅直接关系到一生事业的成败，而且还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亡。对国君尤其如此，如舜、禹、汤、武王，由于正确选择了亲信和朋友，受到积极影响，故能称王天下。而夏桀、殷纣、周厉王、周幽王，由于错误地选择了亲信和朋友，听信谗言，受到坏的影响，结果导致国亡身亡。（见《墨子·所染》）
荀子以南方小鸟蒙鸠、西方植物射干等生动的比喻，阐明了交友必须谨慎的道理：“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强调了道德高尚的人，居住时一定要选好处所；出外游历，一定要结交德才兼备的人，其目的就是谨防邪恶而靠近正道。（见《荀子·劝学》）
孔子关于交友的论述早就流传千古。“益者三友，损者三友”也，跟为人正直的结为朋友，跟秉性诚实的人结为朋友，跟见多识广的人结为朋友，这都是对人有益的。同惯于歪门邪道的人结为朋友，同喜欢阿谀奉承的人结为朋友，同善于甜言蜜语的人结为朋友，这都是对人有害的。（见《论语·季氏》）
二诫，不滥交。
志不同道不合者，不可与之相交。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见《论语·卫灵公》）说的是与志道不合的人结为朋友，便不可能在一起筹谋，不可能共干一番事业的道理。
汉魏时期，傅嘏与何晏、邓飏、夏侯玄同朝为官。何晏等三人请求与傅嘏结交，而傅嘏却一直不答应，于是何晏他们就请荀粲去说服傅嘏。荀粲对傅嘏说：“夏侯玄算得上是当世的豪杰，他这样虚心对您，而您却不同意。如果你们结为了朋友，这是一件好事。如果结交不成，彼此就会产生隔阂。二贤相处，还是以和睦为好，这也是国家的幸运。昔日的蔺相如愿意拜廉颇之下，也是这样的吧！”
傅嘏说：“夏侯玄志大才疏，喜欢追慕虚荣，他是那种能言善辩倾覆国家的人。何晏、邓飏虽然有所作为，却急躁不稳，知识虽然渊博，却不得要领，外表追求名利，内心又不能约束自己，与自己观点相同的人就喜欢，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就厌恶。他们话多，而且还嫉妒比自己优秀的人。话多的人，常爱挑起事端。好嫉妒的人，就不可能有亲近的朋友。依我看来，这三个所谓的贤人，都是败坏道德的人。远远地躲开他们还怕遭到灾祸，怎么还能去亲近他们呢？”后来，三人的下场，果真像傅嘏分析的那样。（见冯梦龙《智囊·明智部·忆中》）
重权势财利者，不可与之相交。隋代的王通说过：“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着，利穷则散。”说的是，凭借权势交往的朋友，权势一旦没有了，那么交往也就断绝了。凭借财物利益交往的朋友，一旦财物散尽了，利益没有了，那么交情也就烟消云散了。（《文中子·礼乐》）
谄谀之人不可交。宋代宰相王安石执政实行新法时，吕惠卿极力曲意逢迎。当王安石变法失败罢相后，吕惠卿执掌了大权，便很快背叛了王安石。当时大臣邵雍曾给王安石写信说：“谄谀之人，于今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公以自售者。”信中所指谄谀之人即是吕惠卿，后来事情果如邵雍所言。（见冯梦龙《智囊·明智部·忆中》）因此，谄谀者，尤需慎防。
不听忠言者不宜交。北魏大臣翟黑子，是太武帝拓跋焘的宠臣。他曾经利用出使并州的机会，受贿千匹布帛。此事很快就被人知道了，翟黑子有些心慌，忙与几个朋友商量。他问高允：“如果太武帝查问此事，我是自首好还是避开不说好呢？”高允直言：“您是朝廷宠臣，回答时应该实说。”可是，中书侍郎崔览和公孙质等人，都认为如果实说了，那治罪之重，一定是不可估测的，还是应该避开，说没有这件事情。
翟黑子听后，认为崔览和公孙质等人是亲近自己的知己，而对直言的高允产生了怨恨。他对高允恼怒地说：“如果真的按你说的去说，等于引诱我去死！”于是，他与高允就此断绝了交往。结果，翟黑子按照崔览和公孙质等人的意见去做，没有对太武帝说实话，被太武帝疏远了，最后终于因罪被杀。（见《魏书·高允传》）因此，不听忠言者，结交宜慎。
三诫，防人之心不可无。
从政者对朋友应该信任，应该代之以诚意，但谨防之心不可无的。这是社会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尤其在官场这个充满风险的舞台上。
据《隋书·元胄传》记载，隋炀帝杨广登上皇位后，朝政混乱。当时，慈州刺史上官政因事牵连而调职岭南。将军丘和也因为被治罪而被罢官。当时最高武官上柱国元胄，与丘和是昔日老朋友，为安慰老朋友便请丘和一起喝酒。元胄喝醉了，他对丘和说：“上官政，是个壮士啊！现在调职岭南，岂非大有原因吗？”于是，又一边抚摩着自己腹部一边说：“像他这样的人，不是偶然的。”第二天，丘和便将这话禀告了隋炀帝。结果，元胄竟因此事致罪而死。
清朝同治年间，“东乡冤狱案”事发。直接制造人李有恒将要受到惩处。因李有恒手中持有上司护督官文格的文札，以法律定刑，文格也难逃惩处。文格便设法笼络了李有恒的朋友田秀栗。田秀栗与李有恒是多年的朋友，他事先写好一份假文札，放在袖中，并预约一位朋友同去探访李有恒。李有恒没有怀疑田秀栗是别有意图，失去了设防心理，被田秀栗运用“掉包”法将原文札换走了。结果，李有恒被处置，而文格竟逃脱了法办。田秀栗行事诡诈、出卖朋友，竟然这样令人莫测，这不能不叫人警醒啊！（见《近代史事与人物》）
《庄子·列御寇》中讲：“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说的是世人之心，比山川还要险恶，比预测天象还要艰难。确实如此，要想完全了解一个人的内心真实变化，是困难的；要在官场上读懂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更是难上加难。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有不少人在官场交友中，由于不谨慎，真伪不能识别，以致工作失误，事业受挫，给国家造成损失，自己也留下终身遗憾。那么，作为一个从政者，在交友时，应该从历史上古代圣贤那里听取哪些警戒呢？
一诫，慎所从。
谨慎结交，知人而友，这是从政者交友必须具有的正确态度。孔子说过这样的话：“君子慎所从，不得其人，则有罗网之患。”一个人格高尚道德修养深的人，应当谨慎选择自己所跟从的人，跟从了不适当的人，就有可能进入罗网的祸患。（见刘向《说苑·敬慎》）
墨子曾有深刻的阐述，他用染丝作比喻，说明天子、诸侯、大夫、士，必须正确选择自己的亲信和朋友，以便获得良好的熏陶和积极的影响。其影响的好坏，不仅直接关系到一生事业的成败，而且还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亡。对国君尤其如此，如舜、禹、汤、武王，由于正确选择了亲信和朋友，受到积极影响，故能称王天下。而夏桀、殷纣、周厉王、周幽王，由于错误地选择了亲信和朋友，听信谗言，受到坏的影响，结果导致国亡身亡。（见《墨子·所染》）
荀子以南方小鸟蒙鸠、西方植物射干等生动的比喻，阐明了交友必须谨慎的道理：“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强调了道德高尚的人，居住时一定要选好处所；出外游历，一定要结交德才兼备的人，其目的就是谨防邪恶而靠近正道。（见《荀子·劝学》）
孔子关于交友的论述早就流传千古。“益者三友，损者三友”也，跟为人正直的结为朋友，跟秉性诚实的人结为朋友，跟见多识广的人结为朋友，这都是对人有益的。同惯于歪门邪道的人结为朋友，同喜欢阿谀奉承的人结为朋友，同善于甜言蜜语的人结为朋友，这都是对人有害的。（见《论语·季氏》）
二诫，不滥交。
志不同道不合者，不可与之相交。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见《论语·卫灵公》）说的是与志道不合的人结为朋友，便不可能在一起筹谋，不可能共干一番事业的道理。
汉魏时期，傅嘏与何晏、邓飏、夏侯玄同朝为官。何晏等三人请求与傅嘏结交，而傅嘏却一直不答应，于是何晏他们就请荀粲去说服傅嘏。荀粲对傅嘏说：“夏侯玄算得上是当世的豪杰，他这样虚心对您，而您却不同意。如果你们结为了朋友，这是一件好事。如果结交不成，彼此就会产生隔阂。二贤相处，还是以和睦为好，这也是国家的幸运。昔日的蔺相如愿意拜廉颇之下，也是这样的吧！”
傅嘏说：“夏侯玄志大才疏，喜欢追慕虚荣，他是那种能言善辩倾覆国家的人。何晏、邓飏虽然有所作为，却急躁不稳，知识虽然渊博，却不得要领，外表追求名利，内心又不能约束自己，与自己观点相同的人就喜欢，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就厌恶。他们话多，而且还嫉妒比自己优秀的人。话多的人，常爱挑起事端。好嫉妒的人，就不可能有亲近的朋友。依我看来，这三个所谓的贤人，都是败坏道德的人。远远地躲开他们还怕遭到灾祸，怎么还能去亲近他们呢？”后来，三人的下场，果真像傅嘏分析的那样。（见冯梦龙《智囊·明智部·忆中》）
重权势财利者，不可与之相交。隋代的王通说过：“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着，利穷则散。”说的是，凭借权势交往的朋友，权势一旦没有了，那么交往也就断绝了。凭借财物利益交往的朋友，一旦财物散尽了，利益没有了，那么交情也就烟消云散了。（《文中子·礼乐》）
谄谀之人不可交。宋代宰相王安石执政实行新法时，吕惠卿极力曲意逢迎。当王安石变法失败罢相后，吕惠卿执掌了大权，便很快背叛了王安石。当时大臣邵雍曾给王安石写信说：“谄谀之人，于今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公以自售者。”信中所指谄谀之人即是吕惠卿，后来事情果如邵雍所言。（见冯梦龙《智囊·明智部·忆中》）因此，谄谀者，尤需慎防。
不听忠言者不宜交。北魏大臣翟黑子，是太武帝拓跋焘的宠臣。他曾经利用出使并州的机会，受贿千匹布帛。此事很快就被人知道了，翟黑子有些心慌，忙与几个朋友商量。他问高允：“如果太武帝查问此事，我是自首好还是避开不说好呢？”高允直言：“您是朝廷宠臣，回答时应该实说。”可是，中书侍郎崔览和公孙质等人，都认为如果实说了，那治罪之重，一定是不可估测的，还是应该避开，说没有这件事情。
翟黑子听后，认为崔览和公孙质等人是亲近自己的知己，而对直言的高允产生了怨恨。他对高允恼怒地说：“如果真的按你说的去说，等于引诱我去死！”于是，他与高允就此断绝了交往。结果，翟黑子按照崔览和公孙质等人的意见去做，没有对太武帝说实话，被太武帝疏远了，最后终于因罪被杀。（见《魏书·高允传》）因此，不听忠言者，结交宜慎。
三诫，防人之心不可无。
从政者对朋友应该信任，应该代之以诚意，但谨防之心不可无的。这是社会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尤其在官场这个充满风险的舞台上。
据《隋书·元胄传》记载，隋炀帝杨广登上皇位后，朝政混乱。当时，慈州刺史上官政因事牵连而调职岭南。将军丘和也因为被治罪而被罢官。当时最高武官上柱国元胄，与丘和是昔日老朋友，为安慰老朋友便请丘和一起喝酒。元胄喝醉了，他对丘和说：“上官政，是个壮士啊！现在调职岭南，岂非大有原因吗？”于是，又一边抚摩着自己腹部一边说：“像他这样的人，不是偶然的。”第二天，丘和便将这话禀告了隋炀帝。结果，元胄竟因此事致罪而死。
清朝同治年间，“东乡冤狱案”事发。直接制造人李有恒将要受到惩处。因李有恒手中持有上司护督官文格的文札，以法律定刑，文格也难逃惩处。文格便设法笼络了李有恒的朋友田秀栗。田秀栗与李有恒是多年的朋友，他事先写好一份假文札，放在袖中，并预约一位朋友同去探访李有恒。李有恒没有怀疑田秀栗是别有意图，失去了设防心理，被田秀栗运用“掉包”法将原文札换走了。结果，李有恒被处置，而文格竟逃脱了法办。田秀栗行事诡诈、出卖朋友，竟然这样令人莫测，这不能不叫人警醒啊！（见《近代史事与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