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不是有争议的人物吗？ ——与马识途先生商榷
郭沫若不是有争议的人物吗？
——与马识途先生商榷
尤九州
在纪念郭沫若诞辰120周年沙湾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原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会长、四川省郭沫若研究会创会会长马识途发表一篇讲话，《郭沫若学刊》随后（2012④）以《郭沫若是有争议的人物吗？——在郭沫若诞辰12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为题公之于世。在讲话中，马识途除了设问“郭沫若是有争议的人物吗”外，还以近乎辱骂和恐吓的口气怒斥持有此类观点的说法都是些“无耻谰言”，发誓要深究追查这些中外学者作家连同他自己的新朋旧友“到底是一些什么货色”？
这个讲话很重要，影响很大，促令该会议当即就做出对郭沫若的研究评价今后要“摆脱政治意识形态思维、道德人格”等方面问题的决定。这无疑又给本来就不怎么安定景气的郭沫若研究增加几分紧张气氛，实在不应该。
（一）
郭沫若是当代中国的第一文人，对文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等都做出了优异的成绩，也曾任副总理、副委员长、文联主席、中科院院长、文教委主任、中国世界和平主席，中共中央委员等高级职务，又曾获得过斯大林奖——这些都够辉煌够荣耀的。但是，在人生评价整个体系中，除了取权地位，业绩勋劳外，更核心部分还应该包括他的思识意识、品德个性、人格精神等内容。郭沫若在这些方面究竟如何呢？现略举几例如下，供大家鉴赏：
①叛离共产党。1928年初，郭沫若入党不足半年，当他看到共产党“危机重重，前途茫茫，饮刃喋血之时，数次违抗周恩来的指令，坚不从命，拒绝前往莫斯科，并为自身安宁，立即提出脱党要求”。党中央“原谅其苦衷，准其脱党”。郭沫若临难脱逃的背叛行为，有人说是党中央安排他去日本搞学术研究的，保留党籍，1937年一回到上海党组织关系就恢复了——这纯是无稽之谈。（中组部错批的有关文件，也应公开纠正和收回）
②贪盗公款。郭沫若也犯有世界上很多人都犯的通病——贪盗腐败。郭在去广州参加北伐前实在困窘，连买公交车票都发愁，穷得准备“实在不能活的时候，我们把三个儿子杀死，然后紧紧抱着跳进博多湾里去”。可是，时隔只一年零四个多月，从1926年6月下旬入伙北伐至1927年11月中旬潜回上海躺在内山书店与安琳小姐拥吻度蜜月止，他已腰缠万贯，私下存三万银元，约折现人民币1200万元（市场价)，今大学教授100年工资，这巨笔钱财全是贪盗来的赃款。
③骗奸年轻女记者，造成人命血案。《大公报》女记者于立忱，24岁，前往东京休养疗病。郭沫若骗她说将与日本妻子安娜离婚，和她一起回上海结婚；于怀孕后，郭却冷漠、躲避，要她打胎。知道受骗，羞愧难当，陷于绝望中的立忱，乃刀断腕脉，自杀身亡。
④逛窑子，嫖妓女。如果不因感染淋病，又传染给妻子，被迫向朋友小野寺直助写信求助，信并保存下来，恐怕今天谁也不会有幸知晓我们的第一文人郭沫若还在暗地里搞了这么一档子名堂。
⑤欺骗党中央，欺骗周恩来。1928年初准备长期流亡日本，是在上海就瞒着周恩来偷偷决定好的。所以一到东京即马不停蹄，分秒必争，去找住处，找熟人，并声明退党，为长久居留创造环境条件。在这件事上，具有伟大智慧的周恩来却被表面看不怎么狡猾的郭沫若完全欺骗了！
⑥充当毁灭文化，破坏文化的带头羊。1966年4月，文革尚未正式开张，只闻得一点信息，郭沫若就先声夺人，立即表态说：“我自己写的书，应该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这十足的假话，助燃了即将降临的文化灾难的烈焰。
⑦制造谎言文学，粉饰现实，欺骗公众。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饥荒，他却在诗中说挣扎于死亡线上的饥民“每食有鱼，既肥且鲜”，“鹅鸭浮塘，猪兔满圈”……“文学家和诗人，本该贴近生活，反映生活，拨动心弦上最敏感最强烈的音符，弹奏出人民和时代最深沉的呼声”,而郭沫若却“以实际上的谎言文学带头混迹于当时的欺骗浊流。郭沫若背叛了文艺家的圣洁精神，背叛了文学艺术的崇高宗旨”。
⑧也是一个“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对国家，对人民是不负责任的。我们知道郭沫若任过很多高级职务，的确算是一位国家重臣，肩负重大使命和责任，可是在历次错误政治运动中，他无一句谏政诤言，无一次敢于坚持正确立场态度的作为，总是唯唯诺诺，躬身俯首，一切适应屈从。他的言行原则和目标就是自我保全，就是权力，就是利益，就是那王府大院，那高高的座椅，鼓鼓的钱袋。
⑨背信弃义。背叛家庭、背叛亲情、背叛爱情、背叛友情、背叛信仰，需要即背叛。儿子郭博说，郭沫若是一个罪人；情人于立忱说，郭沫若是卑鄙无耻，人面兽心的大骗子；鲁迅说，郭沫若是才子+流氓；评论家说，郭沫若是近百年来中西文化撞击中的罪恶产儿。另外，请再观赏最精彩的他的自我评述：我不是一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自己的人格，确实坏透了。我觉得比高德斯密还堕落、比海涅还懊恼、比波德莱尔还颓废”，“我的罪恶如仅只是破坏了恋爱的神圣——直接了当的说，如仅只是苟合，那我也不至于自谴……我写了这长篇，简直好像个等待宣布死刑的死囚一样。你说要人格公开，我几乎莫有可公开的人格……我简直是个罪恶的精髓。” “过去只在黑暗地狱里做鬼”，“连阿米巴也不如”。
以上，只是郭沫若有关问题的简单例证，欲知详情，请见拙著《我看郭沫若》，书中《郭沫若的人格问题》、《郭沫若文学作品中的人格问题》、《郭沫若在领袖面前的人格问题》、《郭沫若的人格伟大吗？——答税海模教授》诸篇有集中阐述。（全国各大著名图书馆和高校均藏有此书；中国人民大学复印件《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0年第Ⅱ期及网上也载一小部分可参考）。
（二）
郭沫若是否有争议的人物，我不需要将《我看郭沫若》中所谈郭沫若人格问题的“八大领域”和“十八条灰色地带”的风景全部搬过来展示，广大读者仅凭以上少许几例就可判定郭沫若确实是有争议人物，并且认为不仅是有争议人物，还违反党纪，触犯刑律，活着的话，应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交法庭审判。
我相信，无论四川，无论全国，无论世界各地读者的认知，都够水平，够标准，是普世价值观。
大家可以想象。1936年1937年，郭沫若四十五六岁，已属中老年，床前陪有夫人安娜，膝下五子女环绕，又是国家通缉要犯，正亡命异国他乡，在法西斯治下偷生，本该小心谨慎，行为检点，可是他不，他仍未忘怀寻觅男女苟合，色情取乐，逛窑子，嫖娼妓，不惜染性病大疮危害妻子家庭；同时，24岁年轻漂亮的女记者于立忱一到东京，郭沫若就死死盯住，如蝇如蟥，加上花言巧语；屡屡骗奸怀孕后，他又冷漠，躲藏，女方痛悔，绝望，直至被伤害自杀身亡——请问：几近半百的郭沫若这种陋劣品质，道德人格，给他人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和恶果如此严重，难道不值得大加争议吗？
当然，上面所列其他各项——贪污盗窃，脱逃叛党，欺骗周恩来、党中央，充当文革破坏文化的领头羊，制造谎言文学，精致的利己主义，背信弃义的种种背叛行为等，都同样值得批评、批判，进行谴责。
郭沫若是中国文化教育界最应该大加争议的人物。他是典型，他是顶尖人物。郭沫若搞的女性虽不如张二江（107人）、徐其耀（145人）多，贪腐的金钱也比不上徐才厚、周永康，脱逃叛党更不像龚楚、张国焘转过脸就真刀真枪向党进攻，但性质、情节、后果和影响有的并不算差，甚或超过，人命关天于立忱之死就是最生动的一例，并且天下皆知！连国外学者都揶榆和挖苦，不屑于我们这位“文化巨人”和“圆形天才”郭沫若。历史事实胜过石雕铁铸，任谁去涂抹，也只能是枉费苦心。
（三）
我们在这里论定的郭沫若是大有争议的人物问题，理由充分，证据确凿，谁都难以推翻，难以否认，但辩解者还是不乏其人。在此次讲话中，马识途就一再提到郭沫若又歪又邪的品质人格是解放后“复杂甚至诡悖的文化环境”造成的；李一氓（郭第一次入党介绍人）也曾说，“郭沫若的错误是在党犯错误的时候出现的”，因此也不能由他个人负责，应由党负责。
我认为这二者的说法不对，不公平，不公正。应该是谁的错误谁负责，各负各的责任，有多大错误负多大责任，错误不能推诿，不能替代。不错，党是执政党，总揽一切，对环境的形成很有影响，对一个人的成长、发展甚而整个命运常常会起到关键作用，但我们仍不可将郭沫若的过失和人格缺陷都推托转嫁给客观环境和执政党。因为客观因素必须通过主观因素起作用。所以我们只有依据郭沫若的行为事实来评论他，来描绘他的形象。至于郭沫若的生存环境社会背景之类，即马识途所谓“知人应该先论世”中的“世”，真正写出来这个“世”，那需要超凡的大手笔！这样的大手笔谁知道什么时候诞生？
我们面前只有这么一个郭沫若，这是规定，谁也改变不了！
（四）
隐瞒和垄断是学术中的最大弊端。马识途这一次讲话，对于郭沫若研究是一大损失，对于他本人也是一大损失。几十年来，中央三令五申：我们是文艺百花齐放，是科学百家争鸣，“学术研究无禁区”。这是中央定的政策，中央立的规矩，谁也无权改变，我们郭沫若学会组织怎么可以擅自下令禁止学者们在郭沫若研究中进行“政治意识形态、道德人格等问题”的思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郭沫若身上这方面的细胞比谁都活跃。他之所以被列为研究对象，有研究价值，其复杂性、多元性、丰富性也是原因之一；何况现实中，选人用人的第一条件就是要求政治、道德，我们研究时为什么必须排除、摒弃？这是一种极其明显的逆时逆势而行，是负能量，这无异于学术公开腐败！
此种地方性的、行业性的，个别人、个别组织制造的“诡悖环境”条规万万要不得，特别是在学术界思想界。28年前，在拙文《略谈郭沫若的党籍问题及其研究状况——与吴奚如、周而复等商榷》中，我曾对葛一虹（文化部副部长）类似的“那种堵塞言路，封锁思想，背离党的双百方针的学术霸权主义、学术官僚主义、学术专制主义的说法和做法”，提出过尖锐批评。这三大“主义”也就是封建把头主义，不得人心，我们不要向葛一虹学习。春风关不住，潮水关不住，比春风比潮水更伟大的思想能关住吗？
学者是社会的教师，是生活的向导，是人类的教养者，是思想文化的长子，精英中的精英，学会协会之类应当精心、热心为他们服务。例如郭研会就要千万百计深挖郭沫若的日记、书信等等资料，毫无保留地直接提供给学者参考利用，而不是目前必经郭平英二传手或处在完全封闭状态。
学者大多志存高远，具有极其强烈的责任心、使命感，是国家民族学术思想文化繁荣昌盛的骨干力量，他们一定会为这份人民的高贵事业鞠躬尽瘁，绝不仅仅只满足于位子、车子、票子、房子、妻子、儿子的“六子登科”！（个别的除外）；他们一定在这里想通过郭沫若研究，帮助树立中国知识分子的伟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便其形成真正伟大的人格精神定力！
（五）
引发我重又写出这篇短小论文的马识途讲话，已经过去了3个春秋。这么久才回应，为什么？一是因为马老是我的老师时有恒（鲁迅朋友）先生三四十年代的故交挚友，二是因他又给我题写过《我看郭沫若》书名，这五个字大概是马老百年笔下最漂亮、最美妙、最富神韵的书艺，我非常珍惜这份情谊。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在讲话里说：“我年事已高，又长久远离郭研工作，在这样的学术讨论会上，本来是没有发言权的，我的这些带着个人感情、缺乏学术理性的发言，恐怕会贻笑大方。”我相信百岁老人的智慧和知觉，所以一直在等待、等待、等待马老收回讲话；现在我还是希望马老将讲话收回并道歉！
马老如此崇拜郭沫若干什么，应该留点心情崇拜自己。马老也有17卷本巨著，一生的道德文章也不乏亮点，有的还堪称师表楷模。无论怎样崇拜与辩解，郭沫若被永远钉上大有争议人物“耻辱柱”的结论不能够改变！
天下最难的事是修正错误，特别是名人、要人修正错误尤其难；不过，无论缠绕多少利益关联因素，再难错误也要修正，像郭沫若这样大有争议的人物决不可例外。
——与马识途先生商榷
尤九州
在纪念郭沫若诞辰120周年沙湾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原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会长、四川省郭沫若研究会创会会长马识途发表一篇讲话，《郭沫若学刊》随后（2012④）以《郭沫若是有争议的人物吗？——在郭沫若诞辰12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为题公之于世。在讲话中，马识途除了设问“郭沫若是有争议的人物吗”外，还以近乎辱骂和恐吓的口气怒斥持有此类观点的说法都是些“无耻谰言”，发誓要深究追查这些中外学者作家连同他自己的新朋旧友“到底是一些什么货色”？
这个讲话很重要，影响很大，促令该会议当即就做出对郭沫若的研究评价今后要“摆脱政治意识形态思维、道德人格”等方面问题的决定。这无疑又给本来就不怎么安定景气的郭沫若研究增加几分紧张气氛，实在不应该。
（一）
郭沫若是当代中国的第一文人，对文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等都做出了优异的成绩，也曾任副总理、副委员长、文联主席、中科院院长、文教委主任、中国世界和平主席，中共中央委员等高级职务，又曾获得过斯大林奖——这些都够辉煌够荣耀的。但是，在人生评价整个体系中，除了取权地位，业绩勋劳外，更核心部分还应该包括他的思识意识、品德个性、人格精神等内容。郭沫若在这些方面究竟如何呢？现略举几例如下，供大家鉴赏：
①叛离共产党。1928年初，郭沫若入党不足半年，当他看到共产党“危机重重，前途茫茫，饮刃喋血之时，数次违抗周恩来的指令，坚不从命，拒绝前往莫斯科，并为自身安宁，立即提出脱党要求”。党中央“原谅其苦衷，准其脱党”。郭沫若临难脱逃的背叛行为，有人说是党中央安排他去日本搞学术研究的，保留党籍，1937年一回到上海党组织关系就恢复了——这纯是无稽之谈。（中组部错批的有关文件，也应公开纠正和收回）
②贪盗公款。郭沫若也犯有世界上很多人都犯的通病——贪盗腐败。郭在去广州参加北伐前实在困窘，连买公交车票都发愁，穷得准备“实在不能活的时候，我们把三个儿子杀死，然后紧紧抱着跳进博多湾里去”。可是，时隔只一年零四个多月，从1926年6月下旬入伙北伐至1927年11月中旬潜回上海躺在内山书店与安琳小姐拥吻度蜜月止，他已腰缠万贯，私下存三万银元，约折现人民币1200万元（市场价)，今大学教授100年工资，这巨笔钱财全是贪盗来的赃款。
③骗奸年轻女记者，造成人命血案。《大公报》女记者于立忱，24岁，前往东京休养疗病。郭沫若骗她说将与日本妻子安娜离婚，和她一起回上海结婚；于怀孕后，郭却冷漠、躲避，要她打胎。知道受骗，羞愧难当，陷于绝望中的立忱，乃刀断腕脉，自杀身亡。
④逛窑子，嫖妓女。如果不因感染淋病，又传染给妻子，被迫向朋友小野寺直助写信求助，信并保存下来，恐怕今天谁也不会有幸知晓我们的第一文人郭沫若还在暗地里搞了这么一档子名堂。
⑤欺骗党中央，欺骗周恩来。1928年初准备长期流亡日本，是在上海就瞒着周恩来偷偷决定好的。所以一到东京即马不停蹄，分秒必争，去找住处，找熟人，并声明退党，为长久居留创造环境条件。在这件事上，具有伟大智慧的周恩来却被表面看不怎么狡猾的郭沫若完全欺骗了！
⑥充当毁灭文化，破坏文化的带头羊。1966年4月，文革尚未正式开张，只闻得一点信息，郭沫若就先声夺人，立即表态说：“我自己写的书，应该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这十足的假话，助燃了即将降临的文化灾难的烈焰。
⑦制造谎言文学，粉饰现实，欺骗公众。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饥荒，他却在诗中说挣扎于死亡线上的饥民“每食有鱼，既肥且鲜”，“鹅鸭浮塘，猪兔满圈”……“文学家和诗人，本该贴近生活，反映生活，拨动心弦上最敏感最强烈的音符，弹奏出人民和时代最深沉的呼声”,而郭沫若却“以实际上的谎言文学带头混迹于当时的欺骗浊流。郭沫若背叛了文艺家的圣洁精神，背叛了文学艺术的崇高宗旨”。
⑧也是一个“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对国家，对人民是不负责任的。我们知道郭沫若任过很多高级职务，的确算是一位国家重臣，肩负重大使命和责任，可是在历次错误政治运动中，他无一句谏政诤言，无一次敢于坚持正确立场态度的作为，总是唯唯诺诺，躬身俯首，一切适应屈从。他的言行原则和目标就是自我保全，就是权力，就是利益，就是那王府大院，那高高的座椅，鼓鼓的钱袋。
⑨背信弃义。背叛家庭、背叛亲情、背叛爱情、背叛友情、背叛信仰，需要即背叛。儿子郭博说，郭沫若是一个罪人；情人于立忱说，郭沫若是卑鄙无耻，人面兽心的大骗子；鲁迅说，郭沫若是才子+流氓；评论家说，郭沫若是近百年来中西文化撞击中的罪恶产儿。另外，请再观赏最精彩的他的自我评述：我不是一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自己的人格，确实坏透了。我觉得比高德斯密还堕落、比海涅还懊恼、比波德莱尔还颓废”，“我的罪恶如仅只是破坏了恋爱的神圣——直接了当的说，如仅只是苟合，那我也不至于自谴……我写了这长篇，简直好像个等待宣布死刑的死囚一样。你说要人格公开，我几乎莫有可公开的人格……我简直是个罪恶的精髓。” “过去只在黑暗地狱里做鬼”，“连阿米巴也不如”。
以上，只是郭沫若有关问题的简单例证，欲知详情，请见拙著《我看郭沫若》，书中《郭沫若的人格问题》、《郭沫若文学作品中的人格问题》、《郭沫若在领袖面前的人格问题》、《郭沫若的人格伟大吗？——答税海模教授》诸篇有集中阐述。（全国各大著名图书馆和高校均藏有此书；中国人民大学复印件《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0年第Ⅱ期及网上也载一小部分可参考）。
（二）
郭沫若是否有争议的人物，我不需要将《我看郭沫若》中所谈郭沫若人格问题的“八大领域”和“十八条灰色地带”的风景全部搬过来展示，广大读者仅凭以上少许几例就可判定郭沫若确实是有争议人物，并且认为不仅是有争议人物，还违反党纪，触犯刑律，活着的话，应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交法庭审判。
我相信，无论四川，无论全国，无论世界各地读者的认知，都够水平，够标准，是普世价值观。
大家可以想象。1936年1937年，郭沫若四十五六岁，已属中老年，床前陪有夫人安娜，膝下五子女环绕，又是国家通缉要犯，正亡命异国他乡，在法西斯治下偷生，本该小心谨慎，行为检点，可是他不，他仍未忘怀寻觅男女苟合，色情取乐，逛窑子，嫖娼妓，不惜染性病大疮危害妻子家庭；同时，24岁年轻漂亮的女记者于立忱一到东京，郭沫若就死死盯住，如蝇如蟥，加上花言巧语；屡屡骗奸怀孕后，他又冷漠，躲藏，女方痛悔，绝望，直至被伤害自杀身亡——请问：几近半百的郭沫若这种陋劣品质，道德人格，给他人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和恶果如此严重，难道不值得大加争议吗？
当然，上面所列其他各项——贪污盗窃，脱逃叛党，欺骗周恩来、党中央，充当文革破坏文化的领头羊，制造谎言文学，精致的利己主义，背信弃义的种种背叛行为等，都同样值得批评、批判，进行谴责。
郭沫若是中国文化教育界最应该大加争议的人物。他是典型，他是顶尖人物。郭沫若搞的女性虽不如张二江（107人）、徐其耀（145人）多，贪腐的金钱也比不上徐才厚、周永康，脱逃叛党更不像龚楚、张国焘转过脸就真刀真枪向党进攻，但性质、情节、后果和影响有的并不算差，甚或超过，人命关天于立忱之死就是最生动的一例，并且天下皆知！连国外学者都揶榆和挖苦，不屑于我们这位“文化巨人”和“圆形天才”郭沫若。历史事实胜过石雕铁铸，任谁去涂抹，也只能是枉费苦心。
（三）
我们在这里论定的郭沫若是大有争议的人物问题，理由充分，证据确凿，谁都难以推翻，难以否认，但辩解者还是不乏其人。在此次讲话中，马识途就一再提到郭沫若又歪又邪的品质人格是解放后“复杂甚至诡悖的文化环境”造成的；李一氓（郭第一次入党介绍人）也曾说，“郭沫若的错误是在党犯错误的时候出现的”，因此也不能由他个人负责，应由党负责。
我认为这二者的说法不对，不公平，不公正。应该是谁的错误谁负责，各负各的责任，有多大错误负多大责任，错误不能推诿，不能替代。不错，党是执政党，总揽一切，对环境的形成很有影响，对一个人的成长、发展甚而整个命运常常会起到关键作用，但我们仍不可将郭沫若的过失和人格缺陷都推托转嫁给客观环境和执政党。因为客观因素必须通过主观因素起作用。所以我们只有依据郭沫若的行为事实来评论他，来描绘他的形象。至于郭沫若的生存环境社会背景之类，即马识途所谓“知人应该先论世”中的“世”，真正写出来这个“世”，那需要超凡的大手笔！这样的大手笔谁知道什么时候诞生？
我们面前只有这么一个郭沫若，这是规定，谁也改变不了！
（四）
隐瞒和垄断是学术中的最大弊端。马识途这一次讲话，对于郭沫若研究是一大损失，对于他本人也是一大损失。几十年来，中央三令五申：我们是文艺百花齐放，是科学百家争鸣，“学术研究无禁区”。这是中央定的政策，中央立的规矩，谁也无权改变，我们郭沫若学会组织怎么可以擅自下令禁止学者们在郭沫若研究中进行“政治意识形态、道德人格等问题”的思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郭沫若身上这方面的细胞比谁都活跃。他之所以被列为研究对象，有研究价值，其复杂性、多元性、丰富性也是原因之一；何况现实中，选人用人的第一条件就是要求政治、道德，我们研究时为什么必须排除、摒弃？这是一种极其明显的逆时逆势而行，是负能量，这无异于学术公开腐败！
此种地方性的、行业性的，个别人、个别组织制造的“诡悖环境”条规万万要不得，特别是在学术界思想界。28年前，在拙文《略谈郭沫若的党籍问题及其研究状况——与吴奚如、周而复等商榷》中，我曾对葛一虹（文化部副部长）类似的“那种堵塞言路，封锁思想，背离党的双百方针的学术霸权主义、学术官僚主义、学术专制主义的说法和做法”，提出过尖锐批评。这三大“主义”也就是封建把头主义，不得人心，我们不要向葛一虹学习。春风关不住，潮水关不住，比春风比潮水更伟大的思想能关住吗？
学者是社会的教师，是生活的向导，是人类的教养者，是思想文化的长子，精英中的精英，学会协会之类应当精心、热心为他们服务。例如郭研会就要千万百计深挖郭沫若的日记、书信等等资料，毫无保留地直接提供给学者参考利用，而不是目前必经郭平英二传手或处在完全封闭状态。
学者大多志存高远，具有极其强烈的责任心、使命感，是国家民族学术思想文化繁荣昌盛的骨干力量，他们一定会为这份人民的高贵事业鞠躬尽瘁，绝不仅仅只满足于位子、车子、票子、房子、妻子、儿子的“六子登科”！（个别的除外）；他们一定在这里想通过郭沫若研究，帮助树立中国知识分子的伟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便其形成真正伟大的人格精神定力！
（五）
引发我重又写出这篇短小论文的马识途讲话，已经过去了3个春秋。这么久才回应，为什么？一是因为马老是我的老师时有恒（鲁迅朋友）先生三四十年代的故交挚友，二是因他又给我题写过《我看郭沫若》书名，这五个字大概是马老百年笔下最漂亮、最美妙、最富神韵的书艺，我非常珍惜这份情谊。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在讲话里说：“我年事已高，又长久远离郭研工作，在这样的学术讨论会上，本来是没有发言权的，我的这些带着个人感情、缺乏学术理性的发言，恐怕会贻笑大方。”我相信百岁老人的智慧和知觉，所以一直在等待、等待、等待马老收回讲话；现在我还是希望马老将讲话收回并道歉！
马老如此崇拜郭沫若干什么，应该留点心情崇拜自己。马老也有17卷本巨著，一生的道德文章也不乏亮点，有的还堪称师表楷模。无论怎样崇拜与辩解，郭沫若被永远钉上大有争议人物“耻辱柱”的结论不能够改变！
天下最难的事是修正错误，特别是名人、要人修正错误尤其难；不过，无论缠绕多少利益关联因素，再难错误也要修正，像郭沫若这样大有争议的人物决不可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