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绝地天通”一词的最精准含义，来自《尚书孔氏传》：“帝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
关键词：人、神不扰。也就是人和神各过各的日子，谁也别干涉谁。像古希腊那种神仙下凡抢帅哥美女之类的事情，是绝对不允许的。
为什么说这个思想有利于集权？
说人和神互不干扰，当然不是说彻底的互不干扰，不然还要神干嘛？统治阶级，准确地说是地位最高的那个人，打出这个口号的真实意图其实是：只有我，天子，才能与神进行沟通，其他人都不允许，也不可能。
这样一来，天子就垄断了神权，其他人，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不得借神的名义批判他。统治阶级长期把持对“天意”解释权的后果就是：他们会尽量用最简单的逻辑来诓骗别人，而不是复杂的。比如：“我是神的儿子，神说你们得听我的！”自然要比“宙斯说要怎么怎么样，但是雅典娜说不能怎么怎么样，于是大家问命运女神能不能这样，命运女神不得不……”
这多麻烦啊！
西方有一个“奥卡姆剃刀原理”：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能一句话解释的，别废话，不然言多必失。
可以推测，正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中国宗教才长期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但随着社会的越来越发展，民智逐渐开化，简单粗暴的理论显然不能再胜任愚民的政策了，于是统治阶级就要开发出更先进、更有说服力的东西来忽悠人，这便是真正意义上宗教诞生的原因。

1.3道教“道”味不浓

简单的历史教学往往让人形成一个不客观的印象，那就是春秋战国的道家思想是一种接近神秘主义的理论，而中国最早的土生宗教——道教的出现似乎也印证了这个道理。但实际上当我们翻阅老、庄等先秦古籍时便会发现，这个说法不能说错了，但至少是过于绝对化的。
通读《道德经》，我的最大感受不是老子（假如作者真的是老子的话）在故弄玄虚，而恰恰相反，他是在很努力地解释世界的规律，但是身为一个公元前4、5世纪的人，有些东西他真的解释不了，于是发出了“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感慨。
除此外，老子的学说带有很明显的帝王之术味道，韩非子就经常引用其思想，这绝对是一门高级管理学教程，而不是忽悠一般老百姓的那种成功学。

全言注：关于《道德经》的作者，至今是没有定论的。古今中外向来都有假借古代“高人”之口来阐述自己的理念，比如《黄帝内经》显然就不是黄帝写的，《太公兵法》也不大可能是姜子牙所著，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更不是琐罗亚斯德说的。我也写过一本书，叫《剑桥三国史》，但是和《剑桥中国史》也没毛线关系。
老子的事迹在春秋战国流传甚广，由于孔子很有名，而孔子见了老子后对他大加赞扬，假托他的名义创作，自然能提高著作的身价。关于老子身份的问题，司马迁就模棱两可过，其他学者的争论也一直存在，这里就不复赘言了。

至于庄子，本是一逍遥之人，他的思想更接近无政府主义，没有、也没兴趣进行类似传教性质的工作，正如其好友惠子所说的“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很难直接改造为宗教思想。

全言注：此段不代表说庄子的思想不似宗教。相反，庄周的学说能与宗教完美兼容，尤其是与佛学、禅宗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其想象力丰富，故能成为忽悠之大艺术。但是庄子学说确实只能在已有宗教上“锦上添花”，而不能直接诞生宗教，因为庄子的相对主义理论无法提供一个宗教所必需的框架，也无一个明确的宗教目的。
比如禅宗素来以无法无天著称，《金刚经》动辄“非法、非非法”，一上来就是各种“三千大千世界”，但是仍然明确指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修福德”。但是庄子呢？你说他扯那么多“逍遥游”之类的，为了什么？恐怕庄周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也不想为了什么。自己尚且混沌其中，又如何能“普渡众生”呢？
简单比喻就是：庄子思想可以作为宗教的一个优秀补丁，但是离开了别的软件，就什么也不是。

先秦最接近宗教的思想，是一个与道家和儒家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学派——阴阳家。一般都认为阴阳家是源自道家，毕竟大家都讲一些很深奥的辩证法道理，有关联很正常。但是随着秦朝的一统天下和汉武帝独尊儒术，阴阳家的思想开始逐渐被儒家所吸收。
比如秦始皇找的一堆明显有阴阳家思想的“术士”，有时候就和“儒生”混为一谈；而董仲舒后来又搞什么“天人感应”学说，神神秘秘；再到两汉之际谶纬之说诞生，正式代表了儒学的神秘化。

1.4道教：阴阳、谶纬学的简化版本

谶纬是什么？谶是秦汉间儒家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是汉代附会儒家经义衍生出来的一类书。
说再多不如举个例子，汉朝有一句十分牛逼的话相信大家都听过：代汉者当涂高。似乎是在说汉朝灭亡后会有个叫“涂高”的玩意儿来代替它，但什么是涂高，不知道，这就是典型的谶纬。简而言之，就是说一些神秘的预言来吓唬世人。
一开始谶纬还是些人话，比如王莽代汉的时候也抛出什么“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后来大家发现说太直白了不行，也可能有些大师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所以编出来的段子鬼都看不懂。

全言注：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晦涩难懂的谶纬？或可以理解为高级知识分子为自保而故意为之，或可以理解为这是民间文化水平比较低的人邯郸学步所作，谁也说不清。

不过谁都看不懂也有好处，那就是：看不懂就对啦，天机不可泄露。要是写太直白了，万一预言没有灵验，岂不就丢脸丢大了？
而且看不懂的东西就是最容易被利用的东西，比如那句“代汉者当涂高”，袁术要称帝，可以找一万个理由出来解释它为什么是说袁氏；等袁术失败了，你说这不是说袁氏，那也可以找一万个理由出来解释它为什么不是说袁氏——反正没说清楚，爱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嘛！
所以天下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民间就会有各种政治预言扩散开来，这也深刻影响了后来道教的产生。我们看张角兄弟那什么“苍天当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不就是赤裸裸的谶纬style吗？
至于太平道那些鬼画符烧成灰、喝了治病的法子，说白了，就是秦汉方士们炼丹术的简易版本：
炼丹是为了成仙，烧符是为了治病；
炼丹需要金属，烧符就是烧纸符；
炼丹需要极丰富的物理化学经验积累，烧符显然是个人都会。
很显然，道教的产生与秦汉盛传的谶纬之学息息相关，只是一个主要在知识分子中流行，而另一个，则开始简化那些复杂的内容，开始逐渐“接地气”。事情讲到这儿，我们终于可以直面道教的历史了。

1.5番外篇：宗教与邪教的区别

宗教和邪教的区别，首先在于创教目的的不同：宗教总是怀着某些“中二”目的而诞生的，邪教却并非如此。
我们看历史上的那些宗教领袖，哪个不是胸怀天下、心系万民？哪个又不是命途多舛、甚至不得善终？世界三大宗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放弃王族身份，绝食悟道；耶稣苦行传教，最终自己殉死；穆罕默德“嫁入豪门”，也是绝食悟道……总而言之，他们都是靠燃烧自己去照亮别人的。
而邪教却总是一些“异想天开”的人，以利己为目的，诓骗他人来受益自己。我们看邪教动不动就是让教徒有钱捐钱、有力出力，教主自己却只动动嘴皮子，就坐享荣华富贵。可能要担一些风险，但是大部分时间一定是吃苦在后、享受在前的。
这样创立出的玩意儿，怎么可能成为宗教而流芳百世？
正因为有这样的区别，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宗教的创始人，大多来自上层知识分子。因为这群人是有条件、见过“花花世界”的，这才更具备脱离低级趣味的可能。一般的屌丝，比如现在某些“农民的儿子”，打小就不知道低级趣味有多爽呢，你让这种人得势了，又怎么能脱离低级趣味呢？
就算有仍然保持淳朴的底层人，他们也会面临另一个问题：宗教领袖都是一个宗教的理论奠基人，没什么文化水平的话，怎能写出传世的著作？又怎能靠一张嘴皮子以理服人？
古代我们都知道，读书识字都不是一般平民百姓所能享有的待遇，所以六祖慧能可以做一个教派的领袖，但是你要让他自己独立发明创造一个宗教，那基本不可能，因为他不识字。

宗教和邪教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宗教是改造已有的、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的思想，然后推广到更大范围；而邪教则常常东拼西凑各种“舶来品”，或者是已知宗教中的一些冷门知识，加上一些肤浅的欲望勾引，以达到骗取信徒信任的地步。
我们看佛教就与印度教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督教是直接脱胎于犹太教；伊斯兰教的很多思想在穆罕默德之前就已经在阿拉伯半岛流行。可以说，三大宗教都是在借鉴改造本地区已有的、经过时间检验的思想精华后提炼而成的。
反观那些邪教，大多是反其道而行之，要么从别处抄些本地人所不懂的玩意儿（比如很多外地宗教的“变种”），要么在某本经典中找一些谁都不在意的细节（比如大家都拜上帝，有人偏偏就要拜撒旦），然后加以最低级的改造，以此来诱惑大家。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有二：
外来的东西当地人大都不懂，冷门的细节平时都没人注意，所以邪教领袖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
这些内容多有新鲜感，也往往具备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性，既能博取世人的眼球，又能激发老百姓心中对传统或多或少的叛逆心理，进而在狂热中迷失自我，将自己的金钱、肉体甚至是生命奉献给邪教。
说白了，邪教领袖就是想找一些陌生的词汇和理念来掩盖自己肮脏的目的，宗教领袖却毫不掩饰自己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因为对他们不但不是来搞破坏的，相反而是来搞“和谐”的：佛教向来“慈悲为怀”；耶稣说自己被打了左脸还要把右脸伸给对方；“伊斯兰”的原意为“顺从”、“和平”——大家都是讲忍让、和谐的，只是不知道那些伟大的人物看到今天他们的某些徒子徒孙的行为，会做何感想呢！
但至少，最早的那批人，爱过，也单纯过……

1.6于吉与张（道）陵：两个隐藏在迷雾中的人物

我们判定一个宗教成立的重要依据，在于其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经典。佛教有各种经，基督教有《圣经》，伊斯兰教有《古兰经》，那么道教的经典是什么呢？
有人说，《道德经》呗！这当然是彻底错误的，《道德经》是道家学派的经典，不是道教的经典。真正道教最早的经典，都是出现在汉顺帝时期（公元115年~144年）：
一是天师道创始人张（道）陵所写的《老子想尔注》，这本书源于老子《道德经》，却实际上是一本夹私货的原创作品——诺，如上一篇《番外》所说的，正儿八经的宗教创始人都是积极吸收、而不是排斥传统文化的。
二是太平道的先驱，于吉、宫崇所传的《太平清领书》，而和《老子想尔注》一样，本书与《道德经》的关系也十分密切，这里不复赘言。

需要指出的是，于吉号称《太平清领书》的作者，但实际上只是一个活在传说中的人物；他的徒弟宫崇的事迹相对比较实在，因为他曾跑到皇宫去向朝廷进贡这本书，而这种情况政府都是会做记录的。也正是他，自称自己上面还有一个师傅，叫于吉。
不过此于吉和后来小霸王孙策怒斩的于吉应非一人，且不考虑宫崇献书与孙策所处的年代相差了60年左右，于吉能不能活这么久还有的一说；就算能活，孙策杀他的时候别人求情都是说于吉“于先生亦助军作福，医护将士，不可杀之”，却不提于吉“年纪大”，这就很可疑。
所以总而言之，三国时代的那个于吉，大概是冒充的。反正古代交通不发达，东吴之地本就落后，冒充大师搞诈骗并非难事。
回到主题。

光有经典还是不够成为一个宗教的，书读得再多，不拿去普渡众生的话就只是做学术罢了：宗教当然也做学术，但是更注重改造世界、改造人心。这张（道）陵和于吉几乎同时起家，但是现在大多把前者称为道教最早的创始人，原因就在于他率先开始传教。
根据传说（事实上，有关张道陵的记载，也不知道有几分真几分假，他和于吉一样，也是一个隐藏在历史迷雾中的人物），张道陵在世的时候就“分领二十四治，第子户至数万，道教遂大行于巴蜀一带”，这些记载虽可能有夸大之嫌，但只要天师道从个人传播到了群体、转化成立了组织，那就算是完成创教的完整步骤了。
与之相对的，于吉本人没有进行传教活动（他身后那个冒牌货似乎也只是冒充大师混吃混喝，并没有组建真正的宗教组织），他徒弟宫崇走的仍然是秦汉方士的老路子，即骗取皇上信任，获得国家权威资格证书。这种个人行为性质的上层路线显然无法催生出一个系统的宗教机构来，这也是为什么张道陵最终摘得了“中国道教创始人”这颗桃子的原因。
不过于吉和宫崇没做的，另一个人做了，而且做得比张（道）陵还成功，他就是——张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