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秦楚之际”的未知世界

——《刘邦解码》序

田秉锷

菜九段先生《刘邦解码》一书，在分章发表阶段，曾以《刘邦密码》标名。今将“密码”改为“解码”，自然强调了作者的主观介入。

“密码”是存在的。宇宙，天地，历史，人生，无处不在。

“密码”虽然“秘不示人”，但“密码”又是可解的。

“密码”的可解，只是对“解码者”、“揭秘者”而言。若无意于此之吾辈，虽见“密码”而不敏，总难免闻“解密”而心喜。

所以，在认识领域，“解码者”、“揭秘者”总是先行者。因为他们的存在，尤其因为他们不断的“泄露天机”，吾辈的认知才得以日趋清醒。

在汉史领域，尽管有《史记》、《汉书》、《后汉书》外加《汉纪》等的互补互证互参，诸多的隐秘面后人还是无法探知。

在这一背景下，菜九段先生将目光盯在汉高祖刘邦身上，并以独特的质疑和求证，揭示出刘邦历史功业的诸多隐秘，由此，让人们对秦末汉初的那一段历史也有了全新的认知。

借“一个人”，认识“一个时代”，这或者就是菜九段先生撰写《刘邦解码》的初衷吧。

其实，在菜九段的历史思维里，“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至于这“一个人”因为是帝王，因为是布衣帝王，因为与“秦”、与“西楚”、与“反秦”“保秦”、“反楚”“保楚”的各种势力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以“一人之身”维系着“一个时代”，那当然都是在历史研究者的预料之中的。但不论如何，从“一个人”的隐秘，触发“一个时代”的隐秘，仍然是《刘邦解码》一书的阅读价值。

这“一个时代”，就是“秦楚之际”。

司马迁《史记》中，在十二“本纪”与八“书”之间，列有十“表”，其中第四“表”即《秦楚之际月表》。此“月表”提出了一个新的时间观念，即“秦楚之际”。

“秦”即“秦朝”，“楚”即“西楚”，这是没有异议的；但司马迁将“秦楚”连说，并将“秦楚之际”作为一个“时段”加以“标识”，此一“时段”尽管包含了“西楚”的全部，却不能包含“秦”的全部，此“秦”字只能涵盖“秦”的末期。因而我们对“秦楚之际”的近似认知或是从秦始皇死、即秦二世登基开始，或是从陈胜吴广起义开始，直到项羽死亡，西楚湮灭。以朝代年号纪年，是为秦二世元年至汉高帝五年，以公元纪年，是为前209至前202，前后八年。

这一时段的历史，先是陈涉起，秦灭，继则汉兴、西楚建，终则汉建、西楚灭，可谓大开大合、大兴大灭。面对这一巨变格局，甚至明察天人之变的司马迁都要慨叹：“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於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於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说“号令三嬗”不假，但实际是四个“权力主体”：秦政权、张楚政权、西楚政权、汉政权。而汉高祖刘邦作为终极的胜出者，其身上的历史承载自然就囊括了他之前所有的同盟者和对手，具有“时代力量代表”的标志意义。因而，从泛化的历史层面考量，“刘邦解码”其实就是“秦楚之际”的解码。基于这一认识，我才于序文标题中强化了“秦楚之际”的时间内涵，并将此书视为探秘未知世界的路径。

就“解码”而论，菜九段先生发力不谓不劲，用心不谓不周，这才有其文章的剥笋抽丝，鞭辟入里。作为同道文友，我知菜九段先生颇深，甚至戏言他就是为解析汉初历史而生的。二十多年来，于江苏古籍出版社、江苏科技出版社的编务之外，他几乎将所有的学术关注都献给了汉史的探究。那份坚持，那份投入，鲜有并驾而骋者；尤其他对汉高祖刘邦因承担大命而作出的历史贡献，思考最多，感悟最深，沉淀为文案，大都收入《刘邦解码》一书。

作为“非专业”的汉史学者，我不想将菜九段先生与同时代的历史学者相比。“单干户”就是“单干户”，无忧无惧无骄无卑，以文字书己见，以学问较长短，以意气感知己，以良知慰平生，此外何求？此外何有？

所以，比乎规规学人，菜九段先生自是“另类学者”。唯“另类”，其治史套路、治史思维，反而在践越了诸多的程式之后，直击焦点，进而撞出了璀璨的火花。

《刘邦解码》在此，读而后知，读而后评，这都是无须繁言的。对于汉高祖刘邦研究及汉初历史研究而言，《刘邦解码》的价值还有一种“拨乱反正”的取向，尤其在矮化刘邦、丑化刘邦、误读刘邦成为百家学者竞相夸嘴的时代，《刘邦解码》的出版，将提供一些具有回应性质、正名性质的资料，以此证明刘邦活动的“秦楚之际”的一个大时代，刘邦本人是一位历史巨人，以“刘邦文化”为“标的”的“汉文化”则是决定中华民族历史走向的大文化。

是为小序，言不尽意。

2018.3.5于彭城



作者的话

两千多年前的古人汉高祖刘邦，到今天还是重磅话题——是邪还是正，是英雄还是流氓，是厚黑还是仁爱，是才高八斗还是平庸低劣，等等等等截然相反的评判，差不多可以将整个中国分剖成拥刘与倒刘两大派别。虽然其中以起哄为多，也表明对刘邦的认知还是一个远没有完成的议题，需要解构之处所在多有。明人胡应麟有言：“神矣哉，汉高之智也！其智之神，盖不惟颠倒一世，且笼络万世而愚之。” 这是胡前辈在读懂了韩信一案后的拍案惊呼。以胡前辈的眼光打量当今天下汹汹的口舌之争，看到的多是鸡同鸭讲的旷世奇观。

汉高祖生前是个万人迷，死后又是迷万人，真是生迷世人，死迷后人。诚可谓生前砥定天下，身后颠倒乾坤。这种颠倒众生的热闹长盛不衰，实则是充满了对刘邦的不理解。这里面主要有刘邦本人做的局，当然，也有后人添的乱。欲使这种乱象得以改观，除了回到司马迁提供的基本史料上来，别无他途。

刘邦是个既简单又复杂的人物。说简单，是因为本纪的材料就那么万把字，且直线条的，明明白白；说复杂，是这么一个深深影响了历史的人物远非这种直线条式的记载就可以讲清楚的。因为更多的东西隐含在对同时代的人和事的相关记载之中，只要一点一点细细抠，就有可能得到比以往丰富得多的认识。二十多年前，笔者很偶然地发现了刘邦赵高联络一事上有猫腻，写出自己的疑惑后，很快便得到田秉锷先生的正面回应。从此在田先生的赞赏与鼓励下，花了较多的时间打理楚汉这段历史，渐渐对刘邦的理解超乎当下。

其实，刘邦研究是个源远流长的事业，最早可以上溯到刘邦大获成功之初。比如传说中那个最有名的“知其一不知其二”，可以视之为刘邦本人为此类研究拉开了序幕。刘邦及其成功令人眩惑之处确实太多了。正如田秉锷先生在《汉高祖刘邦的“遗产”点击》中所说，刘邦到四十八岁才是个副股级至多副科级干部，身处边远，升迁无望，就这样一个起步最晚、起点最低的人，却居然分别用了二年与三年就彻底战胜了两个世上最强的对手秦与楚，创造了成功最快、成就最大、功业最久、影响最远的伟大事业。刘邦登上历史舞台的时间只有十五个年头，实际不足十四年，创下了如此巨大的功业，仅此一项，就足以令后人久久回味，探究不已。

即以刘邦引发的争执来看，其可探究处亦复精彩。循着田秉锷先生的点拨，笔者发现，刘邦的评价早先是一面倒的好。此类好评直到元代以后才开始走低，影响主要在文化人的圈子里；近百年来，这种低评熏陶到全体国人。私心揣摩，其原因可能是元代出了个睢景臣的《高祖还乡》，近代出了个李宗吾的《厚黑学》。此现象说明文学作品的威力实不容小觑，也提示要纠正这股歪风，只能以嬉笑怒骂对嬉笑怒骂。因此，笔者完全依据《史记》资料，以不正经作文手法写出了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一系列文字，在颠覆了固有成见的同时，也引领出一小股深究汉史之风。看到那些随行者在刘邦研究方面又远胜于我的细作功夫，感觉刘邦研究还是一项很有奔头、很有余地、很有前景的事业。近年将对刘邦的研究集中在刘邦与吕泽的关系、与韩信的关系方面，取得了若干颠覆性认知，对解读刘邦有相当多的提升与突破，同时也揭示了刘邦研究的无解困局。

本集所收新作之外的篇什都是早已在网络上广泛传开的、并且基本上都作为备课资料进入了各种中学语文教学网站。将《古风探求》置于最前，是因为此文篇幅较小，相当于一个药引子，以便读者对其他部分产生兴趣。《解读项羽》一篇的收入，是因为说刘邦而不涉及到项羽是不可能的。项羽不仅是刘邦的对手，更是一个参照物，此举或者可以避免就刘邦而论刘邦之弊。《千古不散鸿门宴》一文篇幅畸长，但其中蕴含着大量隐秘，对刘邦的成功做了不少揭示，故不避其长，全部收入。2017年的新作《走出芒砀山，刘邦的前沛公时代》《刘吕关系大猜想》《中国人最不认真——韩信根本不会跑》《刘邦在下一盘很大的棋》《看刘邦如何玩死项羽》之收入，应该丰富了刘邦认知。有了这些新作，加上《子虚乌有汉三杰》及《刘吕斗法 殃及韩信》的加入，刘邦研究才显出无穷魅力，可以吸引人们源源不断投身其间，享受探究之趣味。

其实，对待先贤的态度，我们真应该向我们非常看不起的日本人学习，他们基本上从来不说前人的不是。想想日本人的做法也很有道理。古代圣贤也有长有短，那些短已经与我们后人无关，而那些长，则正是我们后人一直享用不尽的。《汉高祖招谁惹谁了》一文就是本着这一精神而作，可以视之为一个受到汉高遗风惠泽的后辈，对前贤的一点心意，将其置于本书的前部既表明作者对刘邦的极度推崇，也作为本书的基调。如果本书诸篇什对刘邦的解密，能多少消除一点对刘邦的误解，也不枉菜九二十多年的用功。

菜九段

初稿于2013年9月

终稿于2018年2月



目 录

古风探求

汉高祖招谁惹谁了

解读项羽

千古谁识沛丰邑

走出芒砀山，刘邦的前沛公时代

刘吕关系大猜想

千古不散鸿门宴

韩信根本不会跑

刘邦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看刘邦如何玩死项羽

当刘邦想起项羽的旧情来

张良的地位是铁哥们刘邦捧起来的

附 股评家张良与操盘手刘邦

吕太后的婚前协议

附 我来剥周昌的画皮

汉孝惠帝的身世成谜

子虚乌有汉三杰——兼论三位一体同功

刘吕斗法 殃及韩信

跋

古风探求

很小的时候，就听说了“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老话。几十年来，对于什么是古风，始终没有一点概念。近读《史记·季布栾布列传》，对于古风一道，似乎找到了一点模糊的感觉。

季布是项羽手下的一员猛将，在楚汉战争中有几次差点将刘邦活捉。刘邦当了皇帝，即下令通缉季布：有举报者，赏千金；藏匿不报，罪斩三族。季布起先藏在濮阳周氏家。周氏觉得自己家不安全，就告诉季布，应换个地方躲一躲，如果季布不领情，周氏愿意以死明志（表明出此策不是怕死的缘故）。季布知道，在周氏这里也只是条生路而不是出路，也就答应转移到曲阜朱家处。朱家去找刘邦朝中的高官夏侯婴，告诉对方，像朝廷这样急于抓季布，逼急了，季布北走胡，南走越，会给大汉王朝带来麻烦。奇的是，作为朝廷高官，夏侯婴也太不讲政治了，他明知季布就在朱家处，没有给朱家定威胁、窝藏之罪，竟认可朱家所言之理，不仅没有逼朱家交出人来，而且将朱家的意思通报刘邦了。而刘邦居然也就从善如流，不仅不再追究计较季布的战争罪行与战犯身份，反而赏季布一个官做。

那么，季布是不是值得周氏和朱家冒生命危险去救呢？看来值。刘邦死后，吕太后掌权。匈奴单于写信给吕太后，说什么，我死了老婆，你死了老公，老寡妇正好可嫁给老光棍。吕太后大怒，召开殿前会议，准备讨伐匈奴，绝大多数人都与吕太后保持一致，大将樊哙更是扬言，只要有十万人马，就可以横扫匈奴。只有季布一个人持异议，他说：“樊哙说这话，就该杀头。想当初高皇帝（也就是刘邦）带了四十万人马攻打匈奴，樊哙也参与其事，结果被围在平城七天七夜，死伤无算。*现在说什么只要十万人，简直是胡说八道。国家刚刚经过战乱，不应再起战端。”季布的这些话，吕太后显然不愿意听，但因说的都是事实，吕太后不仅接受，而且打消了与匈奴开战的念头。季布此举至少拯救了胡汉几十万人的性命。

那么，所谓古风，实际上就是为了公义，可以将私利抛在一边且不论付出多大代价的一种风气。季布是国家需要的人材，周氏、朱家认定这一点，甘愿冒满门抄斩的危险为其奔走；夏侯婴认可了这一点，甘愿冒断送前程丢乌纱帽的危险为其开说；刘邦接受了这一点，甘愿把自己的圣旨送进垃圾堆，让一个见证自己当年屁滚尿流狼狈相的人进入朝廷。国家不能轻启战端，季布认定这一点，不顾自己出身不干净、会被人新账旧账一块算的危险，出头与最高当局、与所有朝廷同僚唱反调；吕太后认可这一点，宁愿自己被单于平白羞辱一顿。在这一连串的事件中，有一点很重要，即坚持正义的一方往往能有好的收场。这就是令今人羡慕不已的了。

刘邦与吕太后在今人的心目中形象很糟糕，而查一查他们的底案，竟没有做任何祸国殃民的事。此二人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者，而且都具有强烈的报复心，能有如此记录确实不易。说白了，他们没有为了维护自己的颜面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在国家利益面前，个人的面子一钱不值。为什么汉王朝能延续四百年，并且绝大多数中国人至今被冠之为汉人，原因或者就在于刘邦很具有古风，后世的治国者难以望其项背。遗憾的是，汉人的这种古风，并没有溉泽日后的汉人。而这半个世纪中国的所有灾难，中国目前泛滥的腐败，又无不与古风的失缺有关。其中的关窍，读者诸君自能体会。

*平城之役，应该有刘邦轻敌的原因，他只带领前锋部队，脱离大队冒进遇险，并非其能力不及匈奴。

汉高祖招谁惹谁了

如果要问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小人是哪一个，汉高祖刘邦肯定会被高频率的选中。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人们对刘邦人品的反感，应该是普遍存在的。那么，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汉高祖究竟犯下了何等弥天大罪，时间都过去两千多年了，这种反感怎么还是那么强烈呢？因了这种反感，人们对鸿门宴上没杀了刘邦，真是痛心疾首，也不知有多少人恨不得能早生个几千年，那就可以冲到鸿门宴上亲手宰了刘邦。菜九不禁要疑惑，汉高祖招谁惹谁了，怎么结下了如此深的梁子啊？是啊，他到底招谁惹谁了？应该说，汉高祖没招谁也没惹谁。但长期以来，汉高祖的形象之差也是前无古人的，似乎只要一想到什么坏事，都能让人一下子就与汉高祖拉上关系。
汉高祖没招谁惹谁，跟今天的人更没什么瓜葛，怎么把印象搞得这么差啊？可能人们会说啦，我们之所以讨厌刘邦，都是史书上写的。什么史书啊？司马迁的书。那菜九就更觉得奇怪了，司马迁对刘邦的推崇可不是一般二般的高啊好啊。到底是司马迁的水平太臭，还是后世人们的水平太差，恐怕还不是一下子就能回答的上来呢。说后世无数的人水平太差吧，人们肯定不干。一个人搞错倒也罢了，总不能世世代代无数的人都搞错了吧？说司马迁水平太臭吧，恐怕也说不通。世世代代的人不读司马迁的书不行啊。如果让人们开出中国的必读书目，菜九敢断言，无论怎么开，司马迁的书总会排进前十名。那么，司马迁的水平如何，人们应该非常清楚，应该用不着菜九再来饶舌了。只不过如此之多的人，与司马迁的看法相左，评判起来是不是颇为困难啊？其实一点也不困难，与司马迁的看法相左的人再多，还不是由一个一个个体所组成，在史学鼻祖司马迁面前，这些个体不过是阿猫阿狗之类角色，一点也不值得认真对待。因此，在司马迁这堵泰山面前，即使这些阿猫阿狗成千上万、成群结队、蜂拥而来，不过是一地鸡毛而已，何足道哉。甚至放在天平上称，这些成千累万累亿的阿猫阿狗加在一块，应该也不足司马迁的斤两。菜九的话说得一点都不中听，但这是事实。历史上对司马迁说三道四的人多了去了，最终怎么样？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最终人们不还是要读司马迁的书吗？既然司马迁的书人人要读，那些阿猫阿狗之类角色的瞎嚷嚷，也就没有必要去理会了。但这些瞎嚷嚷成天在耳边聒噪，也非常烦人，所以还是要予以痛诋，即使不能让他们住口，不能让他们改弦更张，至少也可以宣泄一下长期以来听够了这些混账话的闲气；至少可以让人知道，与司马迁的结论唱反调，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

前两年，有个陈瑞红君因不愤汉高祖被搞得名声那么差，发奋立志要写一本真实的刘邦，以还汉高祖的本来面目，他通过网络知道菜九也发过一些夸赞刘邦的文字，便辗转找到菜九，想一起写写汉高祖，也顺便让菜九发一笔横财。菜九见财起意，便答应了下来。后来见其稿件的基础不如意，便抽身退出。但为刘邦正名一事，并未因此而放下来。刘邦名声的好坏，实在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因为这个名声很坏的古人，应该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祖先。这可不是菜九说的，而是司马迁的意思。这就让我们重温司马迁的评价：

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秦楚之际月表序》）

听听这个口气，简直是推崇备至、倾倒不已的口气。司马迁推崇刘邦，人们推崇司马迁，但又非常讨厌刘邦，这种关系怎么那么别扭啊，怎么看怎么不对劲。菜九对司马迁是要搞两个凡是的，以为凡是撇开司马迁的说法另搞一套的作法，不是浅薄无知，就是痴人说梦；凡是对司马迁结论说三道四、指指点点，不是信口雌黄，就是没事找抽。那么，对刘邦的憎恨即使普遍存在，因其与司马迁的看法相反，也应该属于浅薄无知、没事找抽的行为。当然，人们会说其憎恨刘邦的理由是刘邦人品太差。这又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了。难道司马迁不如你们这些阿猫阿狗，居然把一个人品奇差的人封为大圣。可能人们以为司马迁是汉朝的臣子，对老皇爷说点吹捧之辞也很正常，如果真有谁持这种认识，不免栽入菜九所说的最不认真的坑里去了。须知，司马迁是汉政权的受害者，是刘邦的子孙让司马迁受了腐刑。司马迁并没打算将其著作公之于世，他完全可以在他的地下写作中狠狠地丑化抹黑汉武帝的列祖列宗。但他没有这么干，这就是司马迁的伟大之处。也正因为这样，才会有伟大的作品问世。因此，对刘邦的认识评价，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是非观问题，绝对不能轻易放过。差不多人人都以为刘邦是个大坏蛋，这也应该是一桩千古奇冤了。问题是，这个评价本身是既没有定案，也没有谁为这件事负责，相当于一个全民的选择。这里可能又用得着菜九的那块鲜亮招牌了，中国人就最不讲认真嘛。因为不认真，所以免不了爱非其爱，恨非其恨，没有是非，最终颠倒黑白，铸成大错。看看，不要以为不认真是小事，一个不认真，真不知要耽误多少事。
比如司马迁的书，世世代代都受推重，那肯定是一本好书，一本好经。既然是好书好经，那么总应该认真看吧。但就因为普遍存在的不认真，中国读书人就表现出把好书读错、好经念歪的超强能力，这些人动不动就把司马迁的见解抛到一边，另搞一套，还越搞越来劲。
像那个非常有名，被选入高中课本的元人睢景臣的《高祖还乡》，就是把好书念错、把好经念歪的典范。这个名声显赫的作品，可能自打问世以来就好评如潮，说穿了，也就是说上一些插科打诨的俏皮话，将一个高高在上的大人物贬得一钱不值。真是灭了大人物的威风，长了小人物的志气。要说有多少艺术性，菜九水平菜，实在看不出来。至于真实性，就更不值得一提了。其出发点似乎是一个普通的村民对原先也是自己一拨子的人，一家伙当上了皇帝，感觉非常不爽，于是将早年的一些糗事抖露抖露出来，一出胸中那口恶气。只是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实在提不上筷子。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几百年前的恶搞片段：
〔二煞〕你身须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犋扶锄。
〔一煞〕春采了俺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秤了麻三秤，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胡突处？明标着册历，现放着文书。
〔尾〕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撮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

大家看清楚了，刘邦被此名作羞辱的元素也就这么多，犯得上让天下汹汹，群情鼎沸，人人口诛笔伐吗？
睢景臣的文字虽然俏皮，但还不是对刘邦形象影响最大者。对刘邦形象损害最大的，当属魏晋时人阮籍。阮籍过广武战场有言：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这可能是我们能见到的最早骂刘邦的语言，也是开了骂刘邦之先河，打响了对刘邦发难的第一枪。这在当时以及稍后的历史时期内，几乎成了让人耻笑的话柄。
李太白登临广武战场，写下了《登古战场》的诗篇，与阮籍所言就很有针锋相的意思。其诗云，沈湎呼竖子，狂言非至公。直斥阮籍之语为狂言。
对此，苏东坡以为阮籍所称竖子，非指沛公，而是指他同时代的达官贵人。他在《广武叹》中说：

昔先友史经臣彦辅谓余，阮籍登广武而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岂谓沛公竖子乎？余曰：非也，伤时无刘、项也。竖子，指魏晋间人耳。其后，余闻润州甘露寺有孔明、孙权、梁武、李德裕之遗迹，余感之赋诗。其略曰：四雄皆龙虎，遗迹俨未刓。方其盛壮时，争夺肯少安。废兴属造化，迁逝谁控抟。况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难。聊与广武叹，不得雍门弹。则犹此意也。

苏东坡至此仍意犹未尽，又评论李太白的广武战场歌，曰：

乃知太白亦误认嗣宗语，与先友之意无异也。嗣宗虽放荡，本有意于世。以魏晋间多故，故一放于酒，何以至以沛公为竖子乎？

按苏东坡的意思，阮籍对刘邦也是了解的，不会辱骂的。后人是否就对阮的话信以为真了呢？有可能。因为刘邦被李宗吾先生直斥为又黑又厚，他能是好人吗？故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出来后，或再也没有以刘邦为好人者了。因为毛泽东在信中就引用阮的话，其用意应该和苏东坡理解的阮氏狂言相同，只因在传达解释中，没有指出阮籍此言对否，故一般人都以为阮说得对。
苏东坡兄弟对刘邦的推崇也不是一般二般的高，因而其将心比心，以为阮籍也绝不会存心轻慢刘邦。应该说，苏东坡对阮籍的开脱是出于宽容之心，实际上与《高祖还乡》的作者一样，阮籍可能还真的不以刘邦为然呢。何以这么说呢？看不懂《史记》、曲解《史记》的事情实在是太普遍了。像后世的李宗吾《厚黑学》就把刘邦当了靶子猛泼污水，也可以说其此举是出于对当世人物的不屑，但更多的是没看懂《史记》、没看懂刘邦。如果看懂了《史记》，如果对刘邦的历史功绩哪怕有一丁点儿尊重的话，就会对刘邦有敬畏尊崇之心，断不至说上一大堆不三不四的俏皮话，更不会把刘邦作为靶子狂贬。因为以他们的才华，并非不将刘邦作为靶子就做不起文章，就使他们在狂贬那些他们看不上眼的人物时发不出力道。

菜九是颇看重语言的魔力的，以为语言对人的控制，其力道之大，非常人所能设想。这里的控制力是不分好话还是坏话的。不要以为只有好话才有力量，混账话同样有力量，很多歪理邪说大行其道，就从某种意义上证明了菜九的看法绝非无稽之谈。因此，不要小看阮籍的刘邦评价，只有区区九个字，但其杀伤力真是非同小可。而在这区区九个字里真正起作用的实际上只有两个字，竖子。正是竖子这两个字，就硬生生地把颠秦踬楚的大英雄汉高祖，从神坛上拉了下来。《现代汉语词典》对竖子的解释是，小子。其中的贬义非常明显，应该含有不值得认真对待、不是玩艺儿、不是东西，等等元素。那么，后世对汉高祖的痛恨，多多少少与这个用词有绝大关系。一个大英雄转眼之间变成了竖子，对于广大读者、广大历史看客来说，可能也是一种思想解放。竖子这两个字，如同给所有的人免费发放了一副有色眼镜，人们透过这副有色眼镜去打量刘邦，确实怎么看怎么像一个痞子，一个无赖。而无赖这个词，也正是从刘邦嘴里说出来、为自己未发达前定性用的。只是当时的无赖，与我们今天的无赖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其真实含义是，没有生活来源，刘邦即以此形容自己当年一介无业游民、待业中年的窘境。到了我们不认真的后人这里，就认了今天的真，这可是你刘邦自己说的、自己承认的，不是我们强加给你的。你已经是无赖了，那么顺理成章也就是流氓了。无赖加流氓，还能是什么好东西？往你头上泼点污水，加点仇恨仇视，再正常不过了。
菜九在这个段子里已N次说到不认真了，那些与菜九观点相左者难免要心中不爽，觉得委屈。其实菜九还有更进一层的发现，即越是不认真的人，越是以为自己特认真，而且一听说菜九的不认真之论，立即就会跳起来破口大骂。唉呀呀，中国人何止是不认真，还会在不该认真的地方瞎认真。比如对号入座的劲头特别认真，这一点菜九也是要承认的。只不过看上去像是皮球掉进汤锅里——说它是浑蛋，它还一肚子气。比如持刘邦是个大坏蛋观点的人们可能会说啦：我可不是随便骂的啊，都是司马迁的书里写了刘邦狗屁倒灶的事，所以才骂的。那么司马迁评刘邦为大圣，人们据司马迁之书骂刘邦，用司马迁提供的材料，反对司马迁作出的结论，真有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架式，打着红旗反红旗，还有点高明啊。这样的做法是否会陷司马迁的结论于矛盾之中呢？菜九以为根本不可能。因为司马迁提供的对刘邦形象不利的材料，如果不是偏执地看问题，就根本动摇不了司马迁的结论。但那些不知道认真为何物的读书人哪管这些，由着性子信口雌黄向刘邦泼污。近期田秉锷兄告诉我说，有一个菜九的本家，据说颇有名望的历史家周予同曲解司马迁强加于司马迁的原话：刘邦，据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所描写，他是一位十足的流氓。一般的人也没看过《史记》，以为这些专家学者的话大概错不了，于是就让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给忽悠了。孔夫子说，恶紫，恐其乱朱也。紫朱之辨，就是以假乱真，似是而非。周予同之类的读书人就是用这种似是而非的看法向社会灌输其错误理念的。司马迁的书里确实写过刘邦的一些不上路子的表现，但这些表现是否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能用来给刘邦定性上流氓罪名，恐怕还是很成问题的。现在互联网很方便，网友刘长奇将这些描写汇总了一下，让菜九省了点劲：

仔细分析一下，说刘邦是“流氓无赖”，不外乎以下几条理由：一是刘邦“生有异象”。据说，刘邦的母亲曾经在一个大水湖的旁边休息，梦与神龙交合生下刘邦。二是刘邦少小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喜欢游手好闲，结交社会闲散朋友，且好酒及色。三是说刘邦“弃子抛父”。一为楚汉相争时，刘邦彭城兵败，只身逃走，由于后面楚军追赶急迫，刘邦嫌车重太慢将两个孩子推下车去。二为一次项羽为了要挟刘邦，将刘邦的父亲抓去做人质，两军阵中项羽将刘父推至阵前，说：“你若不撤兵，我就把你的父亲烹吃了，刘邦不为所动。四是说刘邦脸皮厚，喜好大言不惭。一次沛县县令好友吕公，为避仇携带家眷来到沛县投考朋友，城里众官吏前往祝贺，刘邦身无分文却在自己的贺柬上手书“贺钱万”，并不谦让，做了宴会的第一嘉宾。五是说刘邦为人倨傲，轻侮儒生。据可知的事例来看主要有他“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史记•高祖本纪》）再就是书生郦食其求见刘邦时，刘邦的侍卫对郦食其说：“(刘邦)不喜欢儒生，许多头戴儒生帽子的人来见他，他就当众把这些儒生的帽子摘下来，往帽子里撒尿。”待郦食其获见刘邦时，“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史记•高祖本纪》）
除了以上可见的刘邦的所谓几处“无赖”做派之外，其余再也很难找到刘邦的“无赖”之处了。如果据此就武断地说刘邦是“无赖之徒，流氓天子”，实在也不值得一驳。

当然，这样的归纳并不完全，还可以增加几桩，但性质上并没有多少变化。比如欠账不还，比如胜利后得意忘形，比如骑在臣子头上撒野。这其中有几分率性而为，有几分不得已，似乎都不牵涉到品质问题。比如汉高祖欠债不还钱的主要原因是还不起钱，而非有钱不还。这是汉高祖仗义疏财的秉性决定了的，明明没有钱，还要充老大周济接交他人。好在古人不同于今人，当时没有文化的人也知道爱惜人才。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村姑村妇也知道刘邦的欠钱不还，决非存心赖账，而是实在还不起。刘邦的平素为人大概已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无形资产，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村姑村妇私下里清理掉刘邦的欠账，又继续对其赊账。与那些无知无识的村妇相比，我们今天的读书人实在是没脸见人。那些村妇本身就不宽裕，但知道为社会爱惜人才，即使自己的真金白银消失于无形，也没有怨言。而我们今天的读书人倒好，汉高祖可没欠你一分一文啊，居然恨不得把人家给宰了，真不知是中了哪门子邪噢。
司马迁记录在案的刘邦的那些“不良记录”，是他长期以来收集到的，想来在刘邦生前，这样的“不良记录”应该更多，更广为人知。但为什么这种有如此之多不良记录的人还有那么多人愿意追随他干事业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与刘邦的数不胜数的良好记录相比，这些不良记录，不过是区区之数，实在算不上什么。再说了，人的一生当中，谁没几件不光彩的事呢？谁又没几件非常出彩的事呢？如果只看出彩的事，则肯定个个都是圣人；相反，如果只看这些不光彩，那么全世界基本上就没什么好人了。世界哪能都是由坏人构成的呢？刘邦踢子女下车的记录确实不好，摊到其他人身上就一定能做得很好吗？当今社会，歹徒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调戏妇女甚至调戏人们自己的亲友，也没什么人敢于出面制止，就很能说明问题嘛。不过就是怕挨歹徒的老拳嘛，基本上还不牵涉送命呢。刘邦为逃命扔下子女不管，也是一种人之常情啊。他如果能舍命相救当然更好，如果做不到也很正常。如果说刘邦不够英雄，应该没有一点问题。如果因此说刘邦卑鄙无耻，就有点过了。贪生怕死是人的本能本性，这样说没什么不好意思。能舍生取义的人永远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为了能活下去，比刘邦逃命更严重的事都干得出来，比如大饥荒年代的易子而食。谁想这么干，还不是没办法吗？在生死问题上，人可以做的选择非常少。只要不是舍生取义，一般都会表现得非常龌龊，做人难，难做人，在这里得到强烈的体现。除非你不想活，想活就得龌龊。人生的尴尬莫过于此。刘邦最不光彩的事就是逃命，换了其他人会怎么做，恐怕差别不会太大。正因为如此，他同时代的人并不会因此背他而去。
因此，刘邦那些被我们今天的人深恶痛绝、铭记心底的不良记录，在其生前没有产生任何负面影响。并且，与我们今天对刘邦的看法奇差正相反，刘邦生前的口碑可是好到不能再好了。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一开篇的那些好印象，应该是来自于刘邦同时代的人。其曰：“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总体来说，取得最终成功前的刘邦是个老少皆宜的人，乡下人对他印象好，城里人对他印象好；基层干部对他印象好，楚国的高级干部对他印象好；自己的部下对他印象好，敌人阵营里的人对他印象也好；简直就是个万人迷。难道这些与刘邦相处的人都不如我们今天根本没见过刘邦、却泼口谩骂刘邦的人有见识？没准那些骂惯了刘邦的人还真的这么认为的呢。顺便说一下，那些骂惯了刘邦的人通常以为自己是全世界最好的人，完全有资格骂任何人。当然，这也只是他们个人的定位，这种定位，他们相互之间也是不认可的，而且也是很容易相互谩骂的。

为什么大家都对刘邦印象如此之好呢？因为刘邦一贯以来的所作所为，为其赢得了一个长者的名头。长者就是厚道老实，与我们今天的评价差距实在太大了。刘邦当时拥有的这个长者名头，听起来很一般，但这可是刘邦的金字招牌，也是对后世不懂事的人的错误观点的最有力批判。司马迁也是这样给刘邦定性的，他在《高祖本纪赞》中这样说：“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孟子说：君子之德如风，小民之德如草。刘邦一个人的作风，就开创了一个时代的风气。刘邦是什么作风？肯定不是现在人所认为的流氓作风、无赖作风，而是一种长者之风。什么是长者之风？当然少不了“仁而爱人，喜施”等特点，也少不了大度、公正、仗义、敢担戴等特质，少不了一有可能就让大家受益的禀性。早年刘邦欠了一大堆酒债，基本上就是充大爷请客用的，目的在于施惠于人。这种做法固然有慷他人之慨的嫌疑，但他不是恶意的。一旦出了纰漏，刘邦是勇于承担责任的；一旦捅了娄子，刘邦是很愿意自责的。像押运民工进京劳役，一出发就发生了大批逃亡，刘邦就把剩下来没跑的也给放了，自己跟他们一道逃亡了。起义之初，没有人敢于出头干沛县反秦武装的首脑，刘邦也就勉为其难接受了这一重任。错误地处罚了萧何，刘邦立即向全国人民谢罪。估计刘邦生前，像这类事件非常多，如果将其一一记录在案，那是很容易就能做成汉高祖先进事迹汇编的。楚怀王心主持战秦大局时，就看中了刘邦的长者素质，让他收集陈胜、项梁残部扶义而西。看来，楚怀王也看出秦政之暴虐，需要用仁厚来纠正。他选择了刘邦，正是选择对了人。

从记录来看，刘邦绝对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但他又具备从善如流的品质。别人只要有一点可取之处，立即就能得到刘邦的重视重用，再加上刘邦战胜予人功，得地予人利，你有一点功劳，就被他牢牢记住，并设法在日后报答，所以在刘邦手下做事非常爽。难怪群雄肯为之驱驰，原因就在于刘邦能为大家提供最好的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结果，仁者效其仁，勇者效其勇，智者效其智，力者使其力，这样一来，刘邦的胜利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老子曾说过：“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老子的这些主张，似乎也可以看作是为长者的定性，而刘邦对老子的主张，应该是实践得最好的。在司马迁看来，刘邦所为就是“忠”，《史记正义》为此“忠”字加注说：“汉人承秦苛法，约法三章。反其忠政，使民不倦，得天统矣。故太史公引礼文为此赞者，美高祖能变易秦敝，使百姓安宁。”司马迁对刘邦的评价是拨乱反正，开创了历史的新局面。拨乱反正，原本是孟子加之于孔子的，只是孔夫子的拨乱反正是纸上作业，而汉高祖的实践，才是对社会、对时代、对人民的真正造福。历史家司马迁可能就是基于这些考量，才封刘邦为大圣的。是啊，刘邦的拨乱反正，使社会生活走上正常轨道，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过上了好日子。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非常符合三个代表精神。哪三个代表啊？无非是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代表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三个代表，两个率先，这些我们今天非常推崇的执政理念，两千年前汉人的老祖宗刘邦就提前实践了，而且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可能人们会说啦，刘邦杀韩信、诛彭越，也是其人生污点，这话应该没大错。但在家天下的时代，这样的做法正是一种正常的做法，圣明如刘邦，也不能超越时代嘛。*
想不到拨乱反正为民造福的汉高祖，在两千多年后，还要由菜九为其名声做拨乱反正的工作，这应该是我们不争气的后人造的孽。人们固然可以说，对刘邦的印象之坏，是司马迁的书上，刘邦的那些负面形象白纸黑字地记着呢。而深究评估一下其社会影响，这些负面形象不过是干了一些丑事，还远远谈不上是坏事。这些丑事，除了杀韩信、彭越属于损害他人，基本上都是于己有损、于人无害的，自己给自己抹黑脸，是用来娱乐大众与后人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们对刘邦的憎恨，实在是有点来历不正、莫名其妙了。
凡是给老百姓好处的人，后人都会纪念他。故直到元代，刘邦的庙中香火始终很盛。田秉锷先生告我，元以前的皇帝通常都要供奉八个先人，他们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加上刘邦。前七人的具体记载不多，最可参照者，刘邦而已。历代统治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刘为参照为楷模，来验证自己的统治是否得人心。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供奉刘邦一事本身就很有说服力。刘邦又不是他们的老祖宗，凭什么要供奉他？原因很简单，因为刘邦所做的事，那些善举，对人民与社会的贡献，是历代统治者想做而未必能做到的事，所以他们要以他为楷模。因此，刘邦的存在相当于树立了一个标杆，衡量着当皇帝合格与否的尺度。由此可以看出，汉高祖的名望在终封建之世，始终是相当高的。这就是刘邦，是竖子吗？

菜九是老中医出身，最喜欢干的事就是下诊断。在菜九看来，人们对刘邦的这种无比憎恨应该算是一种病态，菜九就忍不住要对这种病态下个诊断，看看这个病是怎么生起来的。
对刘邦深恶痛绝的首要原因肯定要归咎于中国人一贯以来的不认真。因为不认真，所以在看书时没抓住要害，以偏概全，只看小节，不看大节。而即使是刘邦的小节，也是以长者风范为主的，只不过这些良好小节，那些不认真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看的。当然，造成刘邦人人喊打的根源，不应该由全体不认真的人来承担，而只能让文化程度较高的读书人来承担。普通老百姓很少会去读《史记》，那么普通老百姓对刘邦的认知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是知识分子影响的。马克思说过，人最可以原谅的弱点是轻信。轻信当然也是不认真。但普通老百姓不轻信知识分子怎么行呢，总不能人人都去研究司马迁的书吧？当然，知识分子也不是一边倒地全是骂刘派，像某些有真知灼见的知识分子如苏东坡兄弟就是典型的拥刘派。但这些人数量较少，又沿用司马迁的推崇，没啥新意，而且讲一遍就算。倒刘派则不然，常常花样翻新、怪话连篇，颇聚人气，且不依不饶、不死不休。于是，久而久之，影响深远，大行其道，深入人心。又，真知灼见者永远是少数，而俗儒陋儒满世界都是，且代有传人。难怪刘邦一见这些人就忍不住要下他的帽子，大尿一泡，实在是太可恶了。
天下的读书人差不多齐刷刷地讨厌刘邦，难道都是不认真？这个问题深究起来，话就长了，一旦扯开懒婆娘的裹脚布，难免又臭又长。但不扯开，就不能识得小脚的真面目。于是，菜九就尽可能选择较短的那条裹脚布，试着把它抖落开来，看看除了不认真之外，人们讨厌刘邦的内涵还有哪些。
读书人中存在的对刘邦的普遍厌恶情绪，可能还牵涉到同气相求的问题。因为刘邦有往腐儒帽子里撒尿的记录，人们往往会以为刘邦从骨子里厌恶知识或知识分子。既然你对我等不仁，休怪我等对你不义。何况人们还以为刘邦是个大老粗，不是读书人的自己人。加上唐人章碣作了一首《焚书坑》的诗颇有名气，更使人恍然大悟，怪不得刘邦要这样对待读书人，原来整个一个没文化。《焚书坑》曰：“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其实此诗的立意不是在贬抑刘邦、项羽，而是在讥讽秦始皇焚书坑儒没达到目的。菜九没什么鉴赏力，没看出此诗有什么好。自忖其之所以出名，恐怕是在其结句“刘项原来不读书”上。“刘项原来不读书”的句子深入人心，刘项不读书的名声大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劣迹反而被人忽略过去了，如果章诗人地下有知，可能也要哭笑不得了。可能正因为这个因素，在一般人看来，刘、项二人没受什么教育，没教养，是老粗。这里肯定有极大的误会，很难想象一两个老粗能打平天下。记得儿时正在闹文革，没书可看，也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册台湾的高中国语课本，其一开篇就是项羽的《垓下歌》，接下来就是刘邦的《大风歌》，并且评价极高，是不是还有什么诗歌之祖之类的评语。如此成就，又岂是不读书的人所能达到？正如《史记会注考证》引朱熹夫子曰：大风歌，正楚声也。亦名三侯之章。自千载以来，人主之词未有若是壮丽而奇伟者也。
所以，说此二人不读书，如果是误会，肯定是天大的误会；如果是误解，则是深入人心的误解。应该说，刘、项原来都读书，只不过都不以学问见长。刘邦的弟弟楚元王刘交就与几个大儒是幼时同学，刘邦的教育想来也差不到哪里去，这方面有与卢绾是同学的记载。因此，即使他所受的教育不如刘交，但以其天资聪颖，其所得或不会在刘交之下。而项羽未出道之前，就有学书学剑学兵法的记载。这三件事除学剑外，少不了要多读书。因此，这两个人不仅有政治家、军事家、权术家的身份，同时也有文人的身份。既然是文人，就脱不了文人相轻的特点。而有了这个特点，就难免得罪人，得罪了当时的人也就算了，但物伤其类，后世的读书人就很不是滋味，会有什么后果就用不着说了。一般来说，真正的老粗反而不会看不起知识分子。你会的他不会，他怎么会看不起你，只会敬重你。所以凡是看不起知识分子的，往往都是知识分子。因为在他看来，你会的他都会，凭什么要看得起你？所以他要看轻你看低你看扁你不是很正常的事吗？而刘、项既然都读书，他们有看不起知识分子的劣迹，又有什么奇怪呢？
相比较而言，刘邦轻视知识分子在面子上，而项羽轻视知识分子是在骨子里。刘邦大骂儒生为腐儒，历史留下了他遇儒生，“辄解其冠，溲溺其中”；骂陆贾“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等等不良记载。这里的情况可能要探讨一下，刘的这些无礼举动，可能与那些顶着知识分子称号的人没有真才实学有关，像那些大骂刘邦为流氓无赖的读书人，刘邦肯定是看不上眼的。只是刘邦往人家帽子里撒尿之举，也太酷了，太有个性了，怎么会想得出这么一招呢？菜九以为，可能那些不懂事的读书人特别能烦人，他们提供不了什么有益的知识也就罢了，却会一个劲地自说自话，尽说一些听起来很在理、实际上行不通的鬼话，不仅耽误工夫，还损害脑细胞。刘邦的时间何等宝贵，哪能让这帮没眼色的家伙瞎耽搁，而一旦给他们缠上了，就没完没了。刘邦可能也给他们逼急了，只好出此绝招，让他们知难而退。于是乎，刘邦一看到这些人就有气，这些人一看到刘邦就开骂，两不亏欠，非常公平嘛。知识分子尤其好个面子，刘邦如此不给面子，就难免给人留下“慢而少礼”的印象，于是，“士廉节者不来”矣（陈平语）。只是这陈平的这个话要修正一下，是那些见识不高、肚量不大的读书人不陪刘邦玩了。而那些水平高，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还是很愿意陪刘邦玩的，反过来，刘邦也是很买账的。比如张良、萧何、陈平、陆贾、郦食其、叔孙通等知识分子，刘邦怎么也不会对他们的帽子里撒尿啊。刘邦的这副德性，菜九就很理解。早年菜九写过歪诗，自以为颇有气象；在古籍出版社干了十几年，自以为能读懂点古书；打熬党史一生，自以为尚属精通之辈。所以菜九一看到有人说他会写诗，菜九就等着说你那两下还好意思说是什么诗；一见到老中医自承熟读经史，就准备看他出丑；一听有人讲述中国革命史，就等着看他出错。其情状就如《笑傲江湖》里，江南四友中的丹青生，一听说令狐冲会使剑就一脸的不相信。看来有点所谓道行的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这种倾向。以己度人，刘邦的情况大致如此。而一旦你讲出些有道理的话，他也就会另眼相待。最典型的还是陆贾，他说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刘邦一听，立即就收敛起原先的傲慢态度，让陆某将前朝失败的教训总结出来。这表明，如果你有真本事，刘邦还是认账的，况且从善如流也是他的招牌式特点嘛。但菜九就没有汉高祖的那个肚量了，如果看到哪个大牌人物说了无知无耻的话，哪怕他在别的方面很有特长、非常正确，菜九也是忍不住要往他头上撒尿的。只不过，这些人也照不到面，就只好在网上刻薄他们啦。
既然说到项羽，刘邦遭人厌恶的原因与项羽关系也不小。因为爱项羽的人实在太多了，而且人们有多爱项羽，就会有多恨刘邦。只不过这个对项羽的爱与对刘邦的恨，基本上都文不对题，属于自说自话、强加于人的爱与恨。

在痛恨刘邦的病态上，与不认真因素相邻相关的因素就更多了。
菜九以为，刘邦遭后世人痛恨的原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人性中的自视甚高元素在起作用。人总是自以为是的，总是老子天下第一的，总是以为自己是最重要的、最牛的，对别人的突出总是心怀不满的。谚语说，鸟恶其网，民恶其上。这个其上，并不仅仅是说管着人们的那个上，而是包括了所有地位高出于人们的那个上。有了那个上，人们的感觉就会不爽，因为人们总是以为自己才是普天之下、古往今来最了不起、最正确的，而那些个上的存在，就严重破坏了人们的良好感觉。即使对史圣司马迁，人们的心里也是非常不愿意买账的，只不过不方便骂上门去罢了。那么，司马迁笔下的刘邦，似乎是为了满足人们犯上冲动而出现的。所以人们一看到刘邦这个汉高祖的这个高，心里就有气。就凭你那些个不入流的德性，跟高又如何能拉扯上关系，应该是汉低祖才对啊。这样一来，又启动了人的好骂人之天性，不骂人难过啊。而一旦骂起人来，当然是来头越大越好，越过瘾越解气。像刘邦这样一个显赫人物，一眼望去似乎处在一个道德可疑的位置，这就给了一向平凡的人一个好机会，可以彰显自己的所谓崇高或高明了。于是乎，一下子就群情振奋，蜂拥而上，以己之长，较人之短。至于自己是否有这个长，别人是否就是那么短，不在考虑也。因为人所具有的严于律人、宽于律己的天性，决定了人总是对他人要求很严，而对自己要求很松。别人的错是罪不容诛，自己的错是理所当然。人性中还隐藏着小泥鳅掀大浪的原始冲动。小泥鳅掀不了大浪是一句古话，实际上，只要有可能，小泥鳅就要掀大浪。与刘邦等声名显赫人物相比，我等芸芸众生实在是微不足道，但一旦抓住或自以为抓住他们的错误，即使是疑似错误或偶尔出错，那可是机会难得，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家伙就来劲了，扑过去又撕又咬的，形同发疯，何其畅快。
与自视甚高元素关联最密切者，当属人性中的不服气元素，不服气的普遍存在，又强化了对刘邦的痛恨。刘邦起义之前，社会地位微不足道；起义之后的历年战事中，看上去也不像有多大本事；居然把整个天下打了下来。这不免要让人们犯了红眼病，醋坛子一打翻，什么污言秽语都刹不住车地奔涌而出。何况大文学家阮籍说世无英雄什么的，那么刘邦不是英雄就肯定无疑了，那么他这个得天下就是走了狗屎运。这么一桩大便宜让一个竖子得去，不骂这个竖子，又将去骂谁呢？
当然，除了阮籍的竖子评价之外，人们不服气汉高祖的原因，有相当一部分是刘邦自己造成的。因为他的那个对汉三杰点评太经典了，经典得太深入人心了，给天下所有的人，包括刘邦自己都下了套了。刘邦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看了刘邦的这个评价，人们就很自然地会以为汉高祖屁本事也没有，人们就会以为汉高祖的成功也太过容易了，文靠张良，武靠韩信，再加上萧何等人的帮衬，是个人就能成功。显然不认真的因素在这里又开始起作用了。问题在于，如果你没两下子，人家能让你靠吗？如果你就是那个有本事的人，愿意让无能的人靠吗？帮衬一件两件事还问题不大，但要全心身地帮那个没本事的人，恐怕任谁也没那个雅兴。当然，脑子坏了的人除外。只是张良、韩信、萧何等人，怎么看也不像是脑子坏了的人啊。张良说过一句话，可能注意的人不多，或者说咂出味来的人不多。张良说：沛公殆天授。此话很有分量，也能解释很多东西。所谓天授，也就是原本没有什么基础，但一经点拨，就很有气象，表现得水平不是一般二般，非常人所能及，就像一直以来就很在行一样。什么叫水平，这就叫水平；什么叫才能，这就叫才能；什么叫天赋，这就叫天赋。刘邦就是这样一个水平、才能、天分都极高的人，从不会到会再到精，这个过程非常之短，还常常一举超过老师。但汉高祖也因为他那个永垂不朽的汉三杰点评，被后人骂为低能无用，只是这些骂人者骂错了对象，骂汉高祖干什么，干脆骂张良、韩信、萧何等人是一点眼色也没有的蠢蛋更好。
刘邦与项羽作战的成绩实在太差，可能也强化了人们对刘邦无能的认同感，尤其是项羽也是常常被后人认为弱智的。你连弱智都打不过，你就只能更弱智了。实际上，项羽根本不是弱智，其才华之高应该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刘邦打不过项羽，实在是因为项羽的才气，为刘所不及。但放眼当时，也只有刘能与项扛一膀子，其他人还都不够这个斤两。因为刘邦的最后胜利，使人忘记了项羽的才华，这也是刘邦之所以被低估的原因。尽管刘邦的本事不如项羽大，但也不是轻易就可以被打发的。当时有句行话叫做智勇俱困，说的就是刘、项相持不下，形成僵局。这个智指的就是刘邦。本来刘邦的聪明才智是在项羽之下的，只是项羽的勇力太出色了，只好把这个智的特色让给刘邦了，何况刘邦说过，宁斗智不斗力。项羽智过刘邦，勇过刘邦，势力还大过刘邦，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将刘邦拾掇下来，刘邦的这个本事之大，实在用不着多说什么了。

看人挑担不吃力，事非经过不知难。没打过天下的人，评价打天下的人，很难说到点子上去。刘邦的问题也是这样。后赵高祖石勒的一席话可能会对如何理解汉高祖的水平有帮助。大概是石勒的臣子将石勒比作轩辕黄帝一般圣明，石勒知道自己重几斤几两，与轩辕黄帝没啥可比性，只自认其资质处于两汉开国皇帝之间。其笑曰：“人岂不自知，卿言亦以太过。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朕当在二刘之间耳，轩辕岂所拟乎？”嘿嘿，这个敢与韩信、彭越争勇斗狠的家伙，还非常愿意在刘邦面前低下其高傲的头颅。这个打天下的英雄的评价，较之根本不知道打天下为何物的人的评价更值得重视。原因很简单，打天下不是玩嘴，也不能事后诸葛亮。不打天下而只会事后诸葛亮的人，无论怎样胡说八道，都不必负任何责任；而打天下则不然，那可是稍有闪失，就可能满盘皆输。所以，刘邦的成功，岂容易哉？有了石勒的这个评价作为参照，不认真、不懂行、连纸上谈兵也谈不好却非常喜欢说三道四的人的那些屁话，可以休矣。

关于痛恨刘邦的这个毛病，菜九可以开出的诊断大致如此。总病根是不认真，其他相邻相关的种种症状基本上都可以归咎到这个总病根上。换言之，不认真是纲，其余都是目。人们一般可能会认为，不认真是小节，算不上什么大的过错。其实不认真这种品质是非常误事的，一个不认真，就将拯民于水火的汉高祖弄得人不人、鬼不鬼。即使那些真正犯下了弥天大罪的人，可能也不会落到像刘邦这样遭人恨的地步。而人们也绝非仅仅在刘邦问题上不认真，如果一一清点，那个损失可就不敢想喽。看啊，一个不认真，耽误多少事哟。回到刘邦问题上来，病根找出来了，治疗就非常简单。最简单的方法，司马迁怎么说，你就跟着怎么说，千万不要别出心裁。费事一点的方法，如果对司马迁的界定还不敢放心大胆接受，只消把司马迁的书再看一看，盘点一下，刘邦的那些劣迹究竟损害了谁；与刘邦对社会的贡献相比，那些劣迹占到什么比例。这样一来，基本上可以得到持平之论。其实，在转变观念方面，人们最看不上眼的刘邦正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刘邦自我感觉一向最好，也最有主见，但别人只要有一点长处，他就认可；别人的建议只要比他高明，他立即就能放弃自己的原有主张，择善而从。苏东坡说汉高祖是“圣人无我”，岂虚言哉？当然，人们已经老子天下第一惯了，连司马迁都不放在眼里，连司马迁的话都当了耳旁风，菜九的这番私得管见，又如何能听得进去？菜九可不管人们能否听得进，只管把自己的一点心得体会说出来，也算是对司马迁、对汉高祖尽到一份心意。

最近，田秉锷先生向我出示新作一篇，既可以充分说明刘邦的当下意义，也表明菜九为刘邦的声名不懈地做漂白工作，绝非只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很有现实意义。田先生的文章题目是《汉高祖刘邦的“遗产”点击》，为刘邦梳理出近二十条当代积极意义。这个段子即以此作结，以志我与田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刘邦这个课题的努力。这近二十条当代积极意义具体如下：
第一，汉高祖刘邦给华夏族群留下一个“汉”的文化符号。“汉”，原为地域符号，如汉江、汉中。刘邦由“汉王”而“汉皇”，让“汉”的符号突破空间意义而具有了国号、族号的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臣下劝“汉王”登基称帝，“汉王”三让，不得已，乃曰：“诸君以为便，便国家。”（《史记•高祖本纪》）“便国家”三字，最终使“汉”的符号获得国家级、民族级升华。
第二，他留给中国人一面大红旗。秦二世元年九月，刘邦应陈胜号召于沛县起义，称“沛公”，“祭蚩尤于庭，而衅鼓旗，帜皆赤。”（《史记•高祖本纪》）又据《史记•封禅书》，汉高祖微时，曾斩蛇（白帝子），故被称为“赤帝子”。汉元年十月入关灭秦，“因以十月为岁首，而色尚赤”。汉朝建，服制虽有尚黑、尚黄之变，但至汉文帝时，服又尚赤，旗帜则一直红到底。
第三，他给中国人留下“五星”吉照。如果给“五星”以红旗背景，说“五星红旗”不为无据。汉元年十月，沛公西征军攻入关中，“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五星同色，天下偃兵”，“五星合，是为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大人，奄有四方”。（《史记•天官书》）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新疆古精绝王国汉锦出土，上织“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字，是为“五星红旗”的前兆伏笔。
第四，他留给中国一个“一国两制”的政治模式。据《汉书•地理志》，汉代“郡”领“县”1432个，约占全国91%；封“国”领“县”142个，约占全国9%。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不悖，相互依存，垂延为历代不变的政治分权模式。
第五，他留给后世一个祭孔尊儒的政教传统。汉十二年十月，平英布之乱后，刘邦回沛县宴父老乡亲，此后又带伤北上曲阜，以“太牢”（祭天）之礼祭孔子，开后世帝王祭孔及封爵孔氏之先河。至汉武帝，“独尊儒术”，而尊儒始作俑者，实为刘邦。重用叔孙通、陆贾等即为显例。
第六，他留给中国一个民族和亲政策。汉八年，刘敬献和亲政策，建议汉朝廷选皇室公主远嫁匈奴，以利胡汉和好。汉九年，汉高祖选皇室女嫁匈奴单于，民族和亲政策正式启动。（《史记•刘敬列传》）而在汉七年当汉高祖刘邦御驾亲征平城、被匈奴主围困之时，陈平的计谋里已经有和亲政策的雏形。
第七，他留给国人一个重农政策。楚汉战争一结束，刘邦即罢兵归田，后又推出一系列鼓励农耕政策。（菜九按，曾经有一个时期，我国的治国口号是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农业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第八，他留给国人一个低税制。从汉初的十一之税、十五一之税，到汉文帝、汉景帝时的三十一之税，创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税制低谷。低税制藏富于民，是为善政。
第九，他的后代创造了一个“退税制”、“免税制”。据《汉书•食货志》载，文帝时，朝廷接受晁错进言，“令民入粟授爵，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这证明，文帝时代既有退半税政策，又有免税政策。“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看来，“退半税”是文景之治的经济德政。
第十，他留下一个“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汉高祖称帝后，听太公家令言，尊父亲为“太上皇”，以彰显孝道。后来，汉朝皇帝皆以“孝”字追谥，如孝惠、孝文、孝景、孝武等。
第十一，他创了一个“三公”分权的文官政府。汉初，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权鼎立，各有分工，承担了行政、军事、司法等政府综合职能。皇帝垂拱而治，相对反而轻松。（菜九按，菜九的老乡唐德纲先生对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相当推崇，以为除了西方现代文明政府之外，这是一个最好的制度。）
第十二，他留下一个“五行”生克的命相哲学。“五行”学说，虽起于战国邹衍，但秦灭六国后，兵戎极烦，“五行”之说复又沉沦。汉王刘邦在兵出三秦后，见秦人只祭四帝，便以“北畤”（黑帝）自任。这标志“五行”正借“五帝”而复苏。后来，五德终始之说大倡，实由汉高祖刘邦推动。
第十三，他留下一个军功封爵制。汉高帝六年，洛阳分封群臣，主要看军功，故汉初将相文化水平不高，但战功卓著，都是老革命。文景后，老革命先后辞世，朝廷这才通过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而组建了文官政府。
第十四，他留下一个采风、采诗的“信访制”，“汉乐府”借此而生。菜九按，汉高祖与戚夫人的楚歌楚舞，场面感人，汉高祖本人应该也是创作演艺界的行家。他不仅仅停留在自娱自乐上，典型的与民同乐啊。
第十五，他留下一个平民变革自身命运的梦想。汉高祖刘邦为布衣帝王。反秦起义前，为秦泗水郡沛县泗水亭长，四十八岁，副科级干部，放在今天已不能提拔正科级。七年反秦灭楚的战争实践，让他做了皇帝。萧何、曹参、周勃、王陵等为布衣将相。在反秦起义前，或为平民百姓，或为“股级”干部；七年征战，他们出将入相，为后世一切有志者树立了建大功、立大业的人生榜样。
第十六，汉朝留下一个人口大国。汉初，中国人口一千万多一点，经二百年休养生息，至西汉末汉平帝时，中国人口第一次超过五千万。汉朝将中国缔造成一个人口大国，汉高祖刘邦功莫大焉。
第十七，他留下一首千古绝唱的《大风歌》，留下一座歌风台，留下一座泗水亭。（菜九按，汉高祖的这首《大风歌》，与项羽的垓下歌齐名，也是上了台湾的高中课本的，排在《垓下歌》之后。好像也上了各种中国古代文学资料。）
第十八，他留下一幅手提三尺剑、马上取天下的英雄画像。人们习惯于将他与项羽比，好像少了些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勇武；其实，纵看两千年，在皇帝群体中他是亲临战争第一线次数最多、受伤最重而又从不轻言退却的马上帝王。去世前半年，他以六十二岁的伤残之躯，亲征悍将英布，再次于两军阵前受伤，带伤看乡亲，带伤祭孔子，都是千里跋涉。这样的英雄气概，历史上绝无仅有。
第十九，他留下帝王的“龙图腾”。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他是母亲感龙而生的，又屡屡写到他身上的龙云、龙象、龙气。此后，二十四史每写帝王生平，都少不了要交代“龙”的背景，故知这一切皆取法乎汉高祖模式。中国正史，第一位“龙的传人”，就是刘邦。
当然，十九之后还可以列上若干条，“九”为大，不再详述（菜九按，这么多遗产出自一个人人以为其无赖、流氓之人，其本身就足以骇人心目）。即以“遗嘱”而论，在帝王圈子里，他的遗嘱也是最明智的。先预言萧何为相，再预言萧何死而曹参继为相，复预言曹参死而王陵、陈平共同为相。验之历史，分毫不爽。吕后等再问王、陈二人后安排，刘邦发脾气，说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何等的清醒。

这么丰厚的一份“遗产”，要全面认识，要理性把握，要照单接下，要平心处置，可以作镜鉴，可以再评析，唯戒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以“大批判”态度当洗脚水一泼了之。
*关于刘邦杀韩信、诛彭越的隐情，可参见拙作《重审韩信罪案》。本书的《刘吕斗法 殃及韩信》也是讨论这个问题的。

解读项羽


近些年，围绕楚霸王项羽似乎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文化热点。电影、电视连续剧、电视书场、专题出版物及MTV不一而足，其间或多或少有些许为项羽鸣冤叫屈的情绪。项羽身后向来不寂寞，宋人李清照“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名句当为其评价最力者，然而只涉及其生其死而不及其他。待到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直评项羽因不厚不黑而败，这就牵涉到刘项优劣论。时下汹涌的不平之气，或许就是对不黑不厚说的呼应。其实，不论人们对项羽怀有何等情感，事实总是事实。细读《史记》就不难发现，项羽绝非人们心目中的直肠汉，也不可能与厚黑无涉。有关项羽的历史功过得失，学界论之甚详。笔者只想对一些一向为研究所忽略、又关系项氏成败并对后世有启示意义的项羽现象略作归纳。
第一，项羽的个人品质造成了他的失败。首先，项羽绝非智力低下，正相反，司马迁认为他才气过人。刘邦也认为在勇悍仁强方面自己非项羽可比，对此韩信亦有同感。但项羽这种过人才华并没有给他带来帮助，反而使他成为直继暴秦的统治者。项羽的本性是极度自负。陈平对其鉴定为“不能信人”、“意忌信谗”。在项羽眼里，他人均不足道，所以他事必躬亲，弄得自己很辛苦。这使人联想起秦始皇。侯生、卢生有言：“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以为自古莫及己……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项羽也是逢战必到，疲于奔命，最后又中了陈平的反间计，更加形单影只，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独夫。司马迁评秦始皇曰：“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评项羽曰：“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其次是苛察。苛察大概是项氏家风。其叔项梁起义后不久拒绝一门人求职时指责对方某时未办好某事，是为其证。日后，殷王司马卬叛楚，项羽派陈平等击降之。不久，司马卬降汉，项羽就要追究上述军事行动的参与者，导致陈平归汉。相形之下，刘邦的部属中有许多人曾反对过他或投降过项羽，均未受追究。所以，项羽虽常胜，人却越打越少；刘邦虽常败，人却越战越众。又其次，项羽继承了赵高的一套统治术。赵高曾献计于秦二世，说欲巩固其统治，唯有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项氏在分封时正是这样干的。他将原来的齐燕之王分别贬为胶东王、辽东王，而将齐燕之将分别封为齐王、燕王。正是这种统治术，迅即酿成了不安定因素，并最终断送了项氏统治。经历过暴秦统治的广大人民是绝不能忍受项氏统治的。天分反成事业之累，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第二，项羽现象提出了历史人物作用的阶段性命题。彼得原理有无能极一说，即某个系统里的人达到其力难胜任的岗位，不称职现象便随之产生。项羽的情况正合此理。可以说，在反秦风暴中，如果没有项羽的摧枯拉朽之力，其成功是不可想象的。他在夺权前对形势的正确判断，在救赵时的果敢绝决，奠定了其历史地位。但以此为限，其后的局面就非项羽所能胜任。归降的二十余万秦军，既是项羽的最辉煌胜利，也成了他失败的开端。这些与诸侯联军人数相去不远的俘虏，如果不杀，总是心腹之患。而一旦杀降，项羽就失去了道义上的支持，并且无法在关中立足。又如分封，也非项羽份内事，项羽挟威势强行包办，弄得怨声载道。于是，项羽就从顺应历史潮流走向了反面。对此，项羽本人固然有推卸不了的责任。他以为自己既然在军事上有一套，其他方面估计也差不了。耐人寻味的是，时过两千年，项羽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仍可以大行其道。生活中经常能看到某些领域的成功人士，情不自禁地要对各种事物指点江山。那么，项羽同时代的人默认了他的自负就不足为奇了。但事实让天下及项羽本人大失所望。如果项羽当时不去争夺支配权，他肯定不会迅即覆灭。或许应了老子的一句话，“知止可以不殆”（王弼《老子注》）。可惜，项羽及其他情形相类者当时绝不会有这份自觉。人类注定要在错误中成长。
最后，项羽蔑视知识或代表了一定的中国社会情绪。少年时代，项羽学书学剑学兵法均浅尝辄止。在项羽眼里，“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可见，知识在其心目中一文不值。项羽抹煞义帝的功绩一事更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社会对知识的情绪。他说：“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话虽说的有力，可却不是事实。义帝是在项梁败死、楚国受重创之后出面主持大计的，他亲自布署了攻秦的两路人马，完成了陈胜、项梁未能完成的大业——灭秦。设想，如果印刷厂厂长出面否认一本畅销书作者的作用，建筑队长出面否认一个杰出建筑的设计师的作用，一定没有人会信以为真。但项羽的上述言论却能深得人心。甚至司马迁或者都被其骗住，《史记》就没为义帝立传。无独有偶，刘邦定天下论功行赏厚封萧何，遭到武将们的一片反对之声：“臣等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看看，项羽心态有多么大的市场啊。但刘邦不是项羽。他以猎为譬：“夫猎，追杀兽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刘项原来不读书。”然刘邦对待知识的功用能深明大义如此，刘胜项败，固其宜矣。项羽先抹煞义帝之功，后杀义帝之身，此等行径岂是与厚黑无涉？按刘邦的上述说法，项羽之谋杀义帝无疑是功狗噬功人。其厚其黑，天地共鉴。

深究起来，对项羽的歧读皆源于司马迁的记叙。特别是将刘项二人相互参看时尤其如此。当司马迁着力描摹时，项 是威武雄壮，气势夺人；刘邦则平淡无奇，甚或猥琐。于是便有阮籍登广武战场“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之叹。确实，刘项相争，项羽处处压刘一头。然而，项羽的刚猛无俦恰恰是逆时代潮流而行。所以，虽然频频取胜，却最终魂断乌江。欲读通项羽，必须读司马迁为刘项二人各自所下的赞语。司马迁对刘项二人所下的赞语恰好与正传相反。对刘邦评价极高，对项羽则贬斥甚多，若再与各自的本纪相参，却又都是与事实兼容的。令人惊奇的是，这种成于一手且反差明显的评价竟能完全谐和地出现在历史的背景上。其原因在于，历史本身就是由无数矛盾着的事实所构成。项羽的事实是，他的确威武雄壮，可惜这只是小节。大节是在灭秦之后，项羽其人其情是反社会的。那么，看历史人物，只管往大节处看。当一个人大节有亏时，即便其小节可歌可诵，不提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