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棺难定论——千古一人李鸿章（洋务篇）
注释八
【67】“定远”级新式铁甲舰，是当时世界的一流军舰。正常排水量7220吨，满载排水量7670吨，舰长94.5米，宽18米，吃水6米，航速14.5节，续航能力4500海里/10节，装备4门305mm口径巨炮（约12英寸）和2门150mm口径火炮。
【68】“济远”级穹甲巡洋舰，排水量2300吨，舰长71.93米，宽10.36米，吃水5.18米，航速16.5节，续航能力与同等级军舰相比偏弱（煤仓容积较小，标准载煤量230吨），装备2门210mm火炮和1门150mm口径火炮，以及大量中小口径火炮。
【69】“超勇”级撞击巡洋舰，正常排水量1380吨，满载排水量1542吨，舰长64米，宽9.75米，航速16节，续航能力5000海里/8节，装备2门10英寸口径后膛火炮（被誉为1881年威力最大的火炮）和大量中小口径火炮，舰首水线下11英尺处有锋利的撞角，可以通过撞击战术威胁到铁甲舰（1866年意大利、奥地利间的利萨海战中，奥地利舰队旗舰“费迪南德”号将意大利舰队旗舰“意大利号”拦腰撞沉，启发了各国对撞击战术的认识和应用）。
【70】伦道尔式炮舰（又名蚊子船），以其设计师乔治·伦道尔（George Rendel）而得名。炮舰的显著特征，是以吨位较小的舰艇承载巨型火炮。伦道尔式炮舰的首舰Staunch号，排水量200吨，长22.86米，宽7.62米，装备一门9英寸口径（约22.86厘米）的前膛巨炮（重达26.5吨），当时被誉为水上炮台。“镇北”号等4舰，排水量430吨，长38.1米，宽8.84米，吃水2.9米，航速10节，装备一门11英寸口径的前膛巨炮。
【71】包含“龙骧”、“虎威”、“飞霆”、“策电”号蚊子船的费用。
【72】均为伦道尔式炮舰（又名蚊子船）。其中“龙骧”、“虎威”号，排水量320吨，长35.97米，宽8.32米，航速10节，装备一门11英寸口径的前装线膛炮。“飞霆”、“策电”号，排水量420吨，长36.58米，宽9.14米，吃水2.44米，航速9节，装备一门12.5英寸口径的前膛巨炮。
【73】李鸿章获得“镇远”、“定远”的内幕十分曲折。1879年，福建省筹集白银130万两，委托李鸿章代购类似“超勇”的巡洋舰2艘、伦道尔式炮舰4艘；总理衙门和南洋拿出白银65万两，拟购“超勇”级巡洋舰，用于加强南洋防务，也一并交由李鸿章办理。此时发生了两件大事，使得李鸿章建议清政府改购铁甲舰：其一，日本在英订购的“扶桑”号铁甲舰修造完毕，中日之间开启了新一轮海军竞赛；其二，土耳其本在英国订造了2艘旧式铁甲舰，因俄土战争关系，处于中立地位的英国不能交付给战争状态的土耳其，不得不为其寻找下一个买家。于是，李鸿章提议买下这2艘铁甲舰，1艘归福建使用，1艘归南洋使用。后由于英国一再提价，又因中俄关系紧张，英方担心军舰落入俄国人手中而拒绝出售，购买土耳其军舰计划最终流产。李鸿章遂移款德国，改订“定远”“镇远”号铁甲舰，这两艘舰船效仿了英“不屈”号和德“萨克森”号的设计，带有一定试验性质，德方给出的价格也极为低廉，相当于在英国订购一艘同等级军舰的价格。修造“定远”时，李鸿章申明此船为南北洋共有；待军舰建成回国后，购舰时的南洋大臣刘坤一已去职，福建巡抚也已轮换多人，1885年的福建巡抚是淮系老将刘铭传。在如此有利的形势下，李大人选择性遗忘了自己说过的“共有”，毫不客气地把两艘军舰全部归入北洋。
【67】“定远”级新式铁甲舰，是当时世界的一流军舰。正常排水量7220吨，满载排水量7670吨，舰长94.5米，宽18米，吃水6米，航速14.5节，续航能力4500海里/10节，装备4门305mm口径巨炮（约12英寸）和2门150mm口径火炮。
【68】“济远”级穹甲巡洋舰，排水量2300吨，舰长71.93米，宽10.36米，吃水5.18米，航速16.5节，续航能力与同等级军舰相比偏弱（煤仓容积较小，标准载煤量230吨），装备2门210mm火炮和1门150mm口径火炮，以及大量中小口径火炮。
【69】“超勇”级撞击巡洋舰，正常排水量1380吨，满载排水量1542吨，舰长64米，宽9.75米，航速16节，续航能力5000海里/8节，装备2门10英寸口径后膛火炮（被誉为1881年威力最大的火炮）和大量中小口径火炮，舰首水线下11英尺处有锋利的撞角，可以通过撞击战术威胁到铁甲舰（1866年意大利、奥地利间的利萨海战中，奥地利舰队旗舰“费迪南德”号将意大利舰队旗舰“意大利号”拦腰撞沉，启发了各国对撞击战术的认识和应用）。
【70】伦道尔式炮舰（又名蚊子船），以其设计师乔治·伦道尔（George Rendel）而得名。炮舰的显著特征，是以吨位较小的舰艇承载巨型火炮。伦道尔式炮舰的首舰Staunch号，排水量200吨，长22.86米，宽7.62米，装备一门9英寸口径（约22.86厘米）的前膛巨炮（重达26.5吨），当时被誉为水上炮台。“镇北”号等4舰，排水量430吨，长38.1米，宽8.84米，吃水2.9米，航速10节，装备一门11英寸口径的前膛巨炮。
【71】包含“龙骧”、“虎威”、“飞霆”、“策电”号蚊子船的费用。
【72】均为伦道尔式炮舰（又名蚊子船）。其中“龙骧”、“虎威”号，排水量320吨，长35.97米，宽8.32米，航速10节，装备一门11英寸口径的前装线膛炮。“飞霆”、“策电”号，排水量420吨，长36.58米，宽9.14米，吃水2.44米，航速9节，装备一门12.5英寸口径的前膛巨炮。
【73】李鸿章获得“镇远”、“定远”的内幕十分曲折。1879年，福建省筹集白银130万两，委托李鸿章代购类似“超勇”的巡洋舰2艘、伦道尔式炮舰4艘；总理衙门和南洋拿出白银65万两，拟购“超勇”级巡洋舰，用于加强南洋防务，也一并交由李鸿章办理。此时发生了两件大事，使得李鸿章建议清政府改购铁甲舰：其一，日本在英订购的“扶桑”号铁甲舰修造完毕，中日之间开启了新一轮海军竞赛；其二，土耳其本在英国订造了2艘旧式铁甲舰，因俄土战争关系，处于中立地位的英国不能交付给战争状态的土耳其，不得不为其寻找下一个买家。于是，李鸿章提议买下这2艘铁甲舰，1艘归福建使用，1艘归南洋使用。后由于英国一再提价，又因中俄关系紧张，英方担心军舰落入俄国人手中而拒绝出售，购买土耳其军舰计划最终流产。李鸿章遂移款德国，改订“定远”“镇远”号铁甲舰，这两艘舰船效仿了英“不屈”号和德“萨克森”号的设计，带有一定试验性质，德方给出的价格也极为低廉，相当于在英国订购一艘同等级军舰的价格。修造“定远”时，李鸿章申明此船为南北洋共有；待军舰建成回国后，购舰时的南洋大臣刘坤一已去职，福建巡抚也已轮换多人，1885年的福建巡抚是淮系老将刘铭传。在如此有利的形势下，李大人选择性遗忘了自己说过的“共有”，毫不客气地把两艘军舰全部归入北洋。
先发一段看会不会存在，如果还删，就去续写网购维权的事儿，这个不犯忌讳。
@hwzxaww 2018-05-28 13:32:51
对待历史人物要对人不对事。历史人物更像是代表某种价值取向的符号。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更多的意义在于对某种价值取向的评价，而不是所谓面子，委屈的问题。李鸿章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只是表面现象，真正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是他代表的那种价值取向。你要替他翻案到底是什么用意呢？如果是为了替他找回面子，哭诉委屈，那只能说你太幼稚。如果你是要为他所代表的那种腐朽、反动价值取向翻案，那只能说你是开历史的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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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走后，阁下又发了五条留言，本来觉得我已经说清楚了，但还是作个总的回复吧。
阁下认为，“战略上向帝国主义列强妥协，与其合作压榨盘剥人民”、“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与其一道盘剥和压榨人民”。
这些话语，特别像是某些书上面的官话和套话，而且也脱离开了本来在讨论的李鸿章的主题。
首先，清帝国是主权国家还是殖民地国家？清政府是不是一个傀儡政府？它的各级官吏由谁任命？它的政权运行由帝国主义来指导和监督吗？
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收复新疆之战、乃至甲午战争，清政府内部主战派都是占据上风的，最后也都实打实干了起来，这不像是一个向帝国主义妥协的半殖民地政权吧？至于打输了要割地赔款，那是19世纪的国际通则，普法战争，法国打败了照样割地赔款。所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定位，也是在辛丑条约签订后，一个政权存在都系于他国善意的国家，确实也没有多少自主的余地了。但是，大清帝国也曾有雄起的机会，作为大清的一员，李鸿章不希望它蒸蒸日上、免于危亡，难道还希望它早点亡国？
其次，李鸿章的所作所为，确实是努力在维系大清帝国。按照阁下的说法，大清帝国反正迟早要进历史的垃圾堆的，不如早点把它推下水，没必要费心费力来拯救这个腐朽的帝国。那请问阁下，大清帝国亡国后，谁是这个中国的掌舵人？国党和我党都还没出现，袁世凯和孙中山也只是小青年，当时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和政党有能力统一中国。最后的结果，就是四分五裂、军阀内战、民不聊生，甚至蒙、回、疆、藏都脱离出去（外蒙已经脱离出去了）。从1911年到1949年，中国基本处于分裂状况，只有名义上的统一。直皖、直奉战争、中原大战、日寇侵略、国G内战等等，38年间战争基本没有平息过。阁下站在历史长河中指点江山，可以说大乱才能大治，可在一个战乱频繁、没有秩序的社会中，人民群众才是最苦的。举个例子，伊拉克人民为什么怀念萨达姆、利比亚人民为什么怀念卡扎菲，他们希望被独裁者统治吗？有对比才有伤害。
最后，关于李鸿章本人。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有很多的毛病问题，道德上有瑕疵，经济上不清廉甚至可以说贪婪，政治上任人唯亲，打造自己的小圈子、小山头，外交上对列强也以妥协退让为主。但这个人想做事、能做事，敢负责、能担责。《辛丑条约》他可以不签名的，因为庆亲王奕劻是首席谈判代表，李鸿章看着自己快死了，庆亲王以后还要主持朝政，就抢着把骂名担了；北京谈判他可以不去的，他在慈禧对各国宣战时可以说“此系乱命、粵不奉诏”，推动东南互保，却为了国家存亡，千里迢迢上北京去跟八个战胜国谈判、签卖国条约。明白真相的清代官员们理解他，《清史》对他的评价极尽溢美，但是由于挽救了腐朽的清政府，如今阁下们继续把他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来呗。
如我之前所说，在大跃进的锣鼓喧嚣中，李中堂被家乡父老从墓中拖出，赤条条挂于拖拉机后拖曳而行。伴随着轰鸣的马达声，经过了合肥的田地、丘陵和街道，身躯散于荒野，尸骨融入泥泞。想要继续批他，请去合肥的田间走走，买点蔬菜下锅，这叫爆炒李鸿章。
@hwzxaww 2018-05-28 13:32:51
对待历史人物要对人不对事。历史人物更像是代表某种价值取向的符号。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更多的意义在于对某种价值取向的评价，而不是所谓面子，委屈的问题。李鸿章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只是表面现象，真正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是他代表的那种价值取向。你要替他翻案到底是什么用意呢？如果是为了替他找回面子，哭诉委屈，那只能说你太幼稚。如果你是要为他所代表的那种腐朽、反动价值取向翻案，那只能说你是开历史的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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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走后，阁下又发了五条留言，本来觉得我已经说清楚了，但还是作个总的回复吧。
阁下认为，“战略上向帝国主义列强妥协，与其合作压榨盘剥人民”、“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与其一道盘剥和压榨人民”。
这些话语，特别像是某些书上面的官话和套话，而且也脱离开了本来在讨论的李鸿章的主题。
首先，清帝国是主权国家还是殖民地国家？清政府是不是一个傀儡政府？它的各级官吏由谁任命？它的政权运行由帝国主义来指导和监督吗？
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收复新疆之战、乃至甲午战争，清政府内部主战派都是占据上风的，最后也都实打实干了起来，这不像是一个向帝国主义妥协的半殖民地政权吧？至于打输了要割地赔款，那是19世纪的国际通则，普法战争，法国打败了照样割地赔款。所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定位，也是在辛丑条约签订后，一个政权存在都系于他国善意的国家，确实也没有多少自主的余地了。但是，大清帝国也曾有雄起的机会，作为大清的一员，李鸿章不希望它蒸蒸日上、免于危亡，难道还希望它早点亡国？
其次，李鸿章的所作所为，确实是努力在维系大清帝国。按照阁下的说法，大清帝国反正迟早要进历史的垃圾堆的，不如早点把它推下水，没必要费心费力来拯救这个腐朽的帝国。那请问阁下，大清帝国亡国后，谁是这个中国的掌舵人？国党和我党都还没出现，袁世凯和孙中山也只是小青年，当时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和政党有能力统一中国。最后的结果，就是四分五裂、军阀内战、民不聊生，甚至蒙、回、疆、藏都脱离出去（外蒙已经脱离出去了）。从1911年到1949年，中国基本处于分裂状况，只有名义上的统一。直皖、直奉战争、中原大战、日寇侵略、国G内战等等，38年间战争基本没有平息过。阁下站在历史长河中指点江山，可以说大乱才能大治，可在一个战乱频繁、没有秩序的社会中，人民群众才是最苦的。举个例子，伊拉克人民为什么怀念萨达姆、利比亚人民为什么怀念卡扎菲，他们希望被独裁者统治吗？有对比才有伤害。
最后，关于李鸿章本人。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有很多的毛病问题，道德上有瑕疵，经济上不清廉甚至可以说贪婪，政治上任人唯亲，打造自己的小圈子、小山头，外交上对列强也以妥协退让为主。但这个人想做事、能做事，敢负责、能担责。《辛丑条约》他可以不签名的，因为庆亲王奕劻是首席谈判代表，李鸿章看着自己快死了，庆亲王以后还要主持朝政，就抢着把骂名担了；北京谈判他可以不去的，他在慈禧对各国宣战时可以说“此系乱命、粵不奉诏”，推动东南互保，却为了国家存亡，千里迢迢上北京去跟八个战胜国谈判、签卖国条约。明白真相的清代官员们理解他，《清史》对他的评价极尽溢美，但是由于挽救了腐朽的清政府，如今阁下们继续把他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来呗。
如我之前所说，在大跃进的锣鼓喧嚣中，李中堂被家乡父老从墓中拖出，赤条条挂于拖拉机后拖曳而行。伴随着轰鸣的马达声，经过了合肥的田地、丘陵和街道，身躯散于荒野，尸骨融入泥泞。想要继续批他，请去合肥的田间走走，买点蔬菜下锅，这叫爆炒李鸿章。
七-八
系列成绩取得，并不是一帆风顺，一路上有着数不尽的刀光剑影和艰难险阻，堪称步步荆棘。
在开平矿务局之前，李鸿章创办的河北磁州煤铁矿（1874）、湖北广济煤铁矿（1875）和荆门矿务总局（1878）先后倒闭；在上海机器织布局之后，左宗棠的兰州织呢局因经营不善关门（1884）；在漠河金矿组建前后，有一直赔钱的云南铜矿和停办的山东淄川铅矿（1892年）；1885-1887年，李鸿章谋划中美合作开设银行，遭到英、法、德等国和地方实力派的坚决反对，金融改革最后胎死腹中。
洋务自强运动中，争议最大、推进最难、牵扯最深的工业建设项目莫过于铁路。
早在1868年，李鸿章就在奏折中提议修造铁路，结果石沉大海；1871年1月，他在《遵议日本通商事宜片》中再次建议修铁路，继续石沉大海；1872年，俄国出兵侵占伊犁，他借机提出改“土车为铁路”的主张，因阻力太大未能施行；1874年，在海防塞防大争论时又呼吁修铁路，据清史稿记载，此提议“不果行”；1875年，同治皇帝驾崩，李鸿章借赴京奔丧之机，向恭亲王和军机大臣文祥当面汇报工作，“极陈铁路利益”，恭亲王称“无人敢主持”，李鸿章请上奏两宫皇太后，奕䜣表示“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
李鸿章仍然不死心，1876年处理英商怡和商行擅自在上海修造铁路问题时，又一次敲边鼓呼吁清政府自修铁路，无果；1876年，鼓动福建巡抚丁日昌上疏建言在台湾修铁路，后因经费短绌而中止。1879年在开办开平煤矿时，专题上奏提议修建唐山至胥各庄段铁路以便于运煤，被廷议驳回；1880年12月，委托淮系将领刘铭传上奏建议修铁路，在朝廷上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最后朝廷颁布上谕，认为铁路有种种弊端，“断不易开…刘铭传所奏，着无庸议”。
一次一次的挫折打击，反而激发了李鸿章内心中的桀骜之气。他眼见政府内部的思想认识根本无法统一，拿出“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大无畏精神，毅然决定把生米煮成熟饭。1880年，他完全按照铁路的承重标准，在唐山至胥各庄修建了一条“快车马路”，全长约10公里。修筑铁路的中外工程师们用废旧物资拼拼凑凑，制成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中国火箭号”，欢快地驰骋在直隶大地上。
然而纸包不住火，当北京城里的言官、清流获悉“快车马路”实情后，弹劾李鸿章的奏折如雪片般飞入皇宫。清政府顺应“民意”，严令禁止唐胥铁路使用蒸汽机车，只能采用驴马。一时间，中外铁路史上的奇观出现了——一头头毛驴居然充当了铁路的“火车头”。
围绕着唐胥铁路的存废，洋务势力和保守势力展开了一次大对决，李鸿章使尽了浑身解数，力图说服满朝文武接受既成事实。经过几个月的辩论抗争、分化聚合、台下博弈，双方还是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沙皇俄国为李鸿章破解了僵局【65】。为了应对俄军来自海上的威胁，慈禧太后考虑到必须确保北洋舰队的燃料供应，终于网开一面，允许蒸汽机车重新“上岗”。
1883至1885年，关于继续修建铁路的争议再起。李鸿章为了续修唐胥铁路，亲自赤膊上阵，与都察院左都御史奎润、太仆寺少卿延茂、内阁学士徐致祥等人进行了激烈辩论。最后，迫在眉睫的中法战争成了李鸿章的助力。光绪皇帝生父、醇亲王奕譞考虑到战争需要，允许将唐胥铁路延长至阎庄，改称唐芦铁路。1887年，李鸿章进一步获得准许，将唐芦铁路延伸，经芦台、塘沽、直达天津，称为津沽铁路。
1888年，李鸿章趁热打铁，提出将铁路由天津修至通州，直抵北京近郊。此议一出，“举朝骇然”，大学士承恩、尚书徐桐、翁同龢、奎润、阁学文治、学士徐会沣、御史余联沅、洪良品、屠仁守等人云集上奏，指出津通铁路会使京城门户洞开、洋人“朝夕可至”，痛斥李鸿章心怀叵测，简直是“里通外国”的卖国贼、大汉奸、大走狗。
在沸沸扬扬的骂声中，慈禧太后率先垂范，接受了李鸿章“上贡”的火车【66】，在中南海修了条长约1.5公里的小铁路，用实际行动为铁路建设“背书”。随后，慈禧太后又下令沿海沿江将军督抚对铁路一事各抒所见，两广总督张之洞揣摩上意，从发展经济的角度着手，提出缓修津通铁路（天津——通州）、改修卢汉铁路（卢沟桥——汉口），使得讨论的风向一下子由“要不要修铁路”转到“应该先修哪条铁路”上，关于是否修铁路的争论最终尘埃落定。
从1865年总税务司赫德首倡修铁路开始，经过20多年的兜兜转转和李鸿章等人的不懈努力，修铁路终于成为大清帝国的基本国策。
如果说在“修铁路”上，体现了李鸿章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狠劲；那么，他在筹建北洋水师一事上，充分展现了一名老辣政治家的权谋机变和不折手段。
1874年，日本以船民在台湾被土著杀害为借口，悍然发兵侵台，传闻出动了两艘铁甲舰。清政府没有相应的海军实力，只有打碎牙齿往肚里吞，施行所谓的羁縻之术，以支付50万两“补偿款”为代价来换取日本退兵。
日军侵台事件，给了清政府巨大的刺激，统治集团内部迅疾展开了海防政策大讨论。通过对各类意见进行归纳总结，总理衙门形成了一份奏折、两个清单和一份附件，将南、北洋海军建设提上重要议事日程。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马上行动起来，说服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祯将清政府支持建海军的款项统交北洋使用。
在晚清督抚专权的大环境下，地方保护主义氛围极其浓郁，省与省之间界限分明，各位地方大员对自己的地盘和财政也看得特别紧。1863年沈葆祯任江西巡抚时，连举荐他的恩人、两江总督曾国藩的面子都不卖，将江西原本为湘军提供的漕折银、洋税、厘金等军饷一律停止，以至于湘军“欠饷多者十五个月、少者七八个月”，部分部队只能煮粥度日。当年的沈葆祯是曾国藩的直接下属，就敢公然与曾大人叫板，现在的沈总督与李总督平起平坐、互不统属，李鸿章想让沈葆祯“割肉”，无异于于虎口拔牙。
为了逼迫沈大人就范，李鸿章“三管齐下”：
一是挟之以恩。李鸿章对沈葆祯有恩。1874年沈葆祯作为钦差大臣赴台湾解决日本侵台问题时，李鸿章主动将淮军精锐武毅铭军13营、6500人归其调遣，给了兵微将寡的沈钦差雪中送炭般的坚定支持；1875年沈大人能够走马上任两江总督，李鸿章也在幕后出谋划策，并广泛发动自己的人脉摇旗呐喊、疏通关系，为其提拔使用作出了突出贡献。
二是动之以情。沈葆祯主持福建船政局工作多年，通过自制和进口相结合，已在南洋和福建创设了一支规模不小的舰队；而北洋海防基础十分薄弱，基本没有现代战舰，与守备京畿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非常需要南洋方面发扬风格，伸伸手、拉一把。
三是凌之以威。大清帝国中央和恭亲王奕䜣希望重点加强北洋海防建设，增强首都地区防御力量，同时也可以收各省海防之权于中央。李总督准确把握上级决策意图，站在中央政府的角度，从道德制高点向沈总督施压，要求他讲政治、讲大局、讲奉献，为国家利益、整体利益牺牲地方利益、局部利益，沈总督为保持住自己高风亮节、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人设”，也只有“愉快”答应下来，很光棍地主动上书中央，请求优先支援北洋建设。
从1875年开始，清政府原计划每年拨给南北洋海防经费400万两白银，自江苏、浙江、江西、福建、湖北、广东省厘金和海关洋税中拨解。各省对中央的强行摊派很不感冒，有的缺斤少两，有的分文不给，海关关税也经常被中途截留。据统计，1875-1880年，北洋获得的海防经费为482万两白银，平均每年约80万，仅有计划数的五分之一；1881-1884年，获得海防经费358万两白银，平均每年约90万两。
然而，从1875至1884年，李鸿章陆续为北洋添置了“定远”、“镇远”号铁甲舰【67】、“济远”号穹甲巡洋舰【68】、“超勇”、“扬威”号撞击巡洋舰【69】、“镇北”、“镇南”、“镇东”、“镇西”号等伦道尔式炮舰【70】，相关购舰费用约为572万两白银【71】。
此外，他还添置了一批运输船、练习舰、工程船和军需舰，购入大量枪炮、鱼雷、弹药，耗资超过200万两白银。从1880年开始，他又在大沽、旅顺、威海等地修筑军港码头、船坞、炮台，系列工程总投资在380万两白银以上。随着舰队规模的扩大，舰艇修理保养、官兵工资奖金、基地行政运转消耗等维持性开支也一路攀升，1875-1894年北洋海军薪粮公费开支总额约为1200万两白银，平均每年60万两。
对比北洋海防收入，李鸿章根本就建不起、养不起北洋海军，他必须另想门路。
1875年，李鸿章拿出45万两白银，购置了4艘伦道尔式炮舰，分别命名为“龙骧”、“虎威”、“飞霆”、“策电”号【72】。这种新式炮舰引起了南洋大臣沈葆祯的羡慕，他致函李鸿章请求分拨。李鸿章与总理衙门会商后，决定增购4艘改进型伦道尔式炮舰。1879年，4艘新式炮舰到达大沽，被李鸿章编入北洋序列，同时把已经服役3年多的“龙骧”等4艘旧炮舰替换给沈葆祯。
1880年，李鸿章委派驻德公使李凤苞与德国伏尔铿船厂签订合约，开建“定远”、“镇远”号铁甲舰，相关购舰经费共计339.9万两白银。为了募集这笔款项，李鸿章首先挪用了来自福建和南洋的195万两白银。这195万两白银，原本是南洋、福建因李鸿章与洋人打交道多，熟悉“夷情”，拟请他为本省从海外代购巡洋舰，被李大人巧立名目借用，从此刘备借荆州、一借不复还。剩余的100多万两，李鸿章建议清政府从淮南北盐商议捐报效银和各省拨借轮船招商局官款中拨用，最终自己一毛不拔，白白得了两艘新式铁甲舰【73】。
1881年，李鸿章借口统筹海防，将山东付款订购的“镇中”、“镇边”号伦道尔式炮舰“借调”北洋使用。
1882年，李鸿章从“定远”、“镇远”购舰剩余款项和淮军军费中支出68.6万两白银，订造了“济远”号穹甲巡洋舰。
1885年，李鸿章以加强台澎海上防卫为名，争取中央财政全额拨款349.7万两白银，分别在英国订造“致远”“靖远”号穹甲巡洋舰，在德国订制“经远”“来远”号铁甲巡洋舰，又用购舰款存在银行的利息买了1艘鱼雷艇，最后全部编入北洋。
系列成绩取得，并不是一帆风顺，一路上有着数不尽的刀光剑影和艰难险阻，堪称步步荆棘。
在开平矿务局之前，李鸿章创办的河北磁州煤铁矿（1874）、湖北广济煤铁矿（1875）和荆门矿务总局（1878）先后倒闭；在上海机器织布局之后，左宗棠的兰州织呢局因经营不善关门（1884）；在漠河金矿组建前后，有一直赔钱的云南铜矿和停办的山东淄川铅矿（1892年）；1885-1887年，李鸿章谋划中美合作开设银行，遭到英、法、德等国和地方实力派的坚决反对，金融改革最后胎死腹中。
洋务自强运动中，争议最大、推进最难、牵扯最深的工业建设项目莫过于铁路。
早在1868年，李鸿章就在奏折中提议修造铁路，结果石沉大海；1871年1月，他在《遵议日本通商事宜片》中再次建议修铁路，继续石沉大海；1872年，俄国出兵侵占伊犁，他借机提出改“土车为铁路”的主张，因阻力太大未能施行；1874年，在海防塞防大争论时又呼吁修铁路，据清史稿记载，此提议“不果行”；1875年，同治皇帝驾崩，李鸿章借赴京奔丧之机，向恭亲王和军机大臣文祥当面汇报工作，“极陈铁路利益”，恭亲王称“无人敢主持”，李鸿章请上奏两宫皇太后，奕䜣表示“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
李鸿章仍然不死心，1876年处理英商怡和商行擅自在上海修造铁路问题时，又一次敲边鼓呼吁清政府自修铁路，无果；1876年，鼓动福建巡抚丁日昌上疏建言在台湾修铁路，后因经费短绌而中止。1879年在开办开平煤矿时，专题上奏提议修建唐山至胥各庄段铁路以便于运煤，被廷议驳回；1880年12月，委托淮系将领刘铭传上奏建议修铁路，在朝廷上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最后朝廷颁布上谕，认为铁路有种种弊端，“断不易开…刘铭传所奏，着无庸议”。
一次一次的挫折打击，反而激发了李鸿章内心中的桀骜之气。他眼见政府内部的思想认识根本无法统一，拿出“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大无畏精神，毅然决定把生米煮成熟饭。1880年，他完全按照铁路的承重标准，在唐山至胥各庄修建了一条“快车马路”，全长约10公里。修筑铁路的中外工程师们用废旧物资拼拼凑凑，制成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中国火箭号”，欢快地驰骋在直隶大地上。
然而纸包不住火，当北京城里的言官、清流获悉“快车马路”实情后，弹劾李鸿章的奏折如雪片般飞入皇宫。清政府顺应“民意”，严令禁止唐胥铁路使用蒸汽机车，只能采用驴马。一时间，中外铁路史上的奇观出现了——一头头毛驴居然充当了铁路的“火车头”。
围绕着唐胥铁路的存废，洋务势力和保守势力展开了一次大对决，李鸿章使尽了浑身解数，力图说服满朝文武接受既成事实。经过几个月的辩论抗争、分化聚合、台下博弈，双方还是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沙皇俄国为李鸿章破解了僵局【65】。为了应对俄军来自海上的威胁，慈禧太后考虑到必须确保北洋舰队的燃料供应，终于网开一面，允许蒸汽机车重新“上岗”。
1883至1885年，关于继续修建铁路的争议再起。李鸿章为了续修唐胥铁路，亲自赤膊上阵，与都察院左都御史奎润、太仆寺少卿延茂、内阁学士徐致祥等人进行了激烈辩论。最后，迫在眉睫的中法战争成了李鸿章的助力。光绪皇帝生父、醇亲王奕譞考虑到战争需要，允许将唐胥铁路延长至阎庄，改称唐芦铁路。1887年，李鸿章进一步获得准许，将唐芦铁路延伸，经芦台、塘沽、直达天津，称为津沽铁路。
1888年，李鸿章趁热打铁，提出将铁路由天津修至通州，直抵北京近郊。此议一出，“举朝骇然”，大学士承恩、尚书徐桐、翁同龢、奎润、阁学文治、学士徐会沣、御史余联沅、洪良品、屠仁守等人云集上奏，指出津通铁路会使京城门户洞开、洋人“朝夕可至”，痛斥李鸿章心怀叵测，简直是“里通外国”的卖国贼、大汉奸、大走狗。
在沸沸扬扬的骂声中，慈禧太后率先垂范，接受了李鸿章“上贡”的火车【66】，在中南海修了条长约1.5公里的小铁路，用实际行动为铁路建设“背书”。随后，慈禧太后又下令沿海沿江将军督抚对铁路一事各抒所见，两广总督张之洞揣摩上意，从发展经济的角度着手，提出缓修津通铁路（天津——通州）、改修卢汉铁路（卢沟桥——汉口），使得讨论的风向一下子由“要不要修铁路”转到“应该先修哪条铁路”上，关于是否修铁路的争论最终尘埃落定。
从1865年总税务司赫德首倡修铁路开始，经过20多年的兜兜转转和李鸿章等人的不懈努力，修铁路终于成为大清帝国的基本国策。
如果说在“修铁路”上，体现了李鸿章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狠劲；那么，他在筹建北洋水师一事上，充分展现了一名老辣政治家的权谋机变和不折手段。
1874年，日本以船民在台湾被土著杀害为借口，悍然发兵侵台，传闻出动了两艘铁甲舰。清政府没有相应的海军实力，只有打碎牙齿往肚里吞，施行所谓的羁縻之术，以支付50万两“补偿款”为代价来换取日本退兵。
日军侵台事件，给了清政府巨大的刺激，统治集团内部迅疾展开了海防政策大讨论。通过对各类意见进行归纳总结，总理衙门形成了一份奏折、两个清单和一份附件，将南、北洋海军建设提上重要议事日程。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马上行动起来，说服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祯将清政府支持建海军的款项统交北洋使用。
在晚清督抚专权的大环境下，地方保护主义氛围极其浓郁，省与省之间界限分明，各位地方大员对自己的地盘和财政也看得特别紧。1863年沈葆祯任江西巡抚时，连举荐他的恩人、两江总督曾国藩的面子都不卖，将江西原本为湘军提供的漕折银、洋税、厘金等军饷一律停止，以至于湘军“欠饷多者十五个月、少者七八个月”，部分部队只能煮粥度日。当年的沈葆祯是曾国藩的直接下属，就敢公然与曾大人叫板，现在的沈总督与李总督平起平坐、互不统属，李鸿章想让沈葆祯“割肉”，无异于于虎口拔牙。
为了逼迫沈大人就范，李鸿章“三管齐下”：
一是挟之以恩。李鸿章对沈葆祯有恩。1874年沈葆祯作为钦差大臣赴台湾解决日本侵台问题时，李鸿章主动将淮军精锐武毅铭军13营、6500人归其调遣，给了兵微将寡的沈钦差雪中送炭般的坚定支持；1875年沈大人能够走马上任两江总督，李鸿章也在幕后出谋划策，并广泛发动自己的人脉摇旗呐喊、疏通关系，为其提拔使用作出了突出贡献。
二是动之以情。沈葆祯主持福建船政局工作多年，通过自制和进口相结合，已在南洋和福建创设了一支规模不小的舰队；而北洋海防基础十分薄弱，基本没有现代战舰，与守备京畿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非常需要南洋方面发扬风格，伸伸手、拉一把。
三是凌之以威。大清帝国中央和恭亲王奕䜣希望重点加强北洋海防建设，增强首都地区防御力量，同时也可以收各省海防之权于中央。李总督准确把握上级决策意图，站在中央政府的角度，从道德制高点向沈总督施压，要求他讲政治、讲大局、讲奉献，为国家利益、整体利益牺牲地方利益、局部利益，沈总督为保持住自己高风亮节、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人设”，也只有“愉快”答应下来，很光棍地主动上书中央，请求优先支援北洋建设。
从1875年开始，清政府原计划每年拨给南北洋海防经费400万两白银，自江苏、浙江、江西、福建、湖北、广东省厘金和海关洋税中拨解。各省对中央的强行摊派很不感冒，有的缺斤少两，有的分文不给，海关关税也经常被中途截留。据统计，1875-1880年，北洋获得的海防经费为482万两白银，平均每年约80万，仅有计划数的五分之一；1881-1884年，获得海防经费358万两白银，平均每年约90万两。
然而，从1875至1884年，李鸿章陆续为北洋添置了“定远”、“镇远”号铁甲舰【67】、“济远”号穹甲巡洋舰【68】、“超勇”、“扬威”号撞击巡洋舰【69】、“镇北”、“镇南”、“镇东”、“镇西”号等伦道尔式炮舰【70】，相关购舰费用约为572万两白银【71】。
此外，他还添置了一批运输船、练习舰、工程船和军需舰，购入大量枪炮、鱼雷、弹药，耗资超过200万两白银。从1880年开始，他又在大沽、旅顺、威海等地修筑军港码头、船坞、炮台，系列工程总投资在380万两白银以上。随着舰队规模的扩大，舰艇修理保养、官兵工资奖金、基地行政运转消耗等维持性开支也一路攀升，1875-1894年北洋海军薪粮公费开支总额约为1200万两白银，平均每年60万两。
对比北洋海防收入，李鸿章根本就建不起、养不起北洋海军，他必须另想门路。
1875年，李鸿章拿出45万两白银，购置了4艘伦道尔式炮舰，分别命名为“龙骧”、“虎威”、“飞霆”、“策电”号【72】。这种新式炮舰引起了南洋大臣沈葆祯的羡慕，他致函李鸿章请求分拨。李鸿章与总理衙门会商后，决定增购4艘改进型伦道尔式炮舰。1879年，4艘新式炮舰到达大沽，被李鸿章编入北洋序列，同时把已经服役3年多的“龙骧”等4艘旧炮舰替换给沈葆祯。
1880年，李鸿章委派驻德公使李凤苞与德国伏尔铿船厂签订合约，开建“定远”、“镇远”号铁甲舰，相关购舰经费共计339.9万两白银。为了募集这笔款项，李鸿章首先挪用了来自福建和南洋的195万两白银。这195万两白银，原本是南洋、福建因李鸿章与洋人打交道多，熟悉“夷情”，拟请他为本省从海外代购巡洋舰，被李大人巧立名目借用，从此刘备借荆州、一借不复还。剩余的100多万两，李鸿章建议清政府从淮南北盐商议捐报效银和各省拨借轮船招商局官款中拨用，最终自己一毛不拔，白白得了两艘新式铁甲舰【73】。
1881年，李鸿章借口统筹海防，将山东付款订购的“镇中”、“镇边”号伦道尔式炮舰“借调”北洋使用。
1882年，李鸿章从“定远”、“镇远”购舰剩余款项和淮军军费中支出68.6万两白银，订造了“济远”号穹甲巡洋舰。
1885年，李鸿章以加强台澎海上防卫为名，争取中央财政全额拨款349.7万两白银，分别在英国订造“致远”“靖远”号穹甲巡洋舰，在德国订制“经远”“来远”号铁甲巡洋舰，又用购舰款存在银行的利息买了1艘鱼雷艇，最后全部编入北洋。
九
凭借空手套白狼的高超本领，李鸿章打造了赫赫有名的北洋水师。
有了军舰，还得有人才。
在19世纪的中国，最稀缺的资源就是洋务人才。
为了培养人才，李鸿章在上海和广东相继设立了广方言馆，又在江南制造总局附设西学馆，着力培养翻译、工业、商业、法律和外交等方面的专家。
然而，在海军人才培育上，左宗棠比李鸿章先行一步。
1866年，左宗棠率先设立了福建船政学堂。1871年，首批28名船政学生乘“建威”号练习船从福建出海远航实习，北至辽东湾、南至新加坡、槟榔屿；1875年，时任船政大臣沈葆祯派遣5名船政学生赴法国留学；1877年，选派35人赴英、法两国留学……
李鸿章奋起追赶。
1871年，他与曾国藩联名上奏清政府，提议“选派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之学”。清政府对此高度重视，拿出了前所未有的支持力度：从1872年开始，每年选派30名幼童赴美，4年共派120名，留学时间15年，经费120万两白银。当时，清政府的经济状况一点也不宽裕，但还是毅然决然地从拮据的中央财政中拿出巨款，大手笔投入到留学事业中，充分彰显了对洋务人才的期盼和渴求。
按照李鸿章的原计划，这些幼童应当在美国“肄习各项技艺，原为洋务海防储备人才，他日学成回华可资器使”【74】。幼童们要广泛学习西方科技知识，但最重要的还是学军事、学海军，回国后投身于北洋海军建设实践。可是，当部分幼童于1878年高中毕业时，美国国务院却违背了《蒲安臣条约》有关规定，拒绝他们进入西点军校和安那波利斯军校（即美国海军学院）学习，让李鸿章大失所望，支持留学事业的热情骤降。
幼童留学计划的“失败”，使得海军成为李鸿章洋务人才方阵中的短板。
为了弥补空白，他于1881年创立北洋水师学堂、北洋水雷学堂，1885年创立北洋武备学堂，1889年创立威海水师学堂，1890年创立旅顺鱼雷学堂，后又建立了威海、旅顺水师养病院和天津储药施医总医院等医疗、后勤学院，大力培养“北洋系”海军军官。
但是，海军属于高技术兵种，不能像步兵、炮兵一样通过几个月、一两年的短期培训来速成。培养一名合格海军将领，不仅需要短则数年、长则数十年的科班教育和专业训练，还要进行上舰实操和出海历练。随着国外订购舰船即将到来，李鸿章“手中无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无奈之下，他唯有向福建船政学堂和南洋水师借调将领，用他们构成北洋的基干体系，日后赫赫有名的刘步蟾、林泰曾、严宗光、邓世昌、方伯谦等人就在此时转隶北洋麾下。这些人既是同窗，又几乎是清一色的福建人，来到环境陌生的北洋后自然而然地抱团结党、排斥外人，让李鸿章大伤脑筋。
凭借空手套白狼的高超本领，李鸿章打造了赫赫有名的北洋水师。
有了军舰，还得有人才。
在19世纪的中国，最稀缺的资源就是洋务人才。
为了培养人才，李鸿章在上海和广东相继设立了广方言馆，又在江南制造总局附设西学馆，着力培养翻译、工业、商业、法律和外交等方面的专家。
然而，在海军人才培育上，左宗棠比李鸿章先行一步。
1866年，左宗棠率先设立了福建船政学堂。1871年，首批28名船政学生乘“建威”号练习船从福建出海远航实习，北至辽东湾、南至新加坡、槟榔屿；1875年，时任船政大臣沈葆祯派遣5名船政学生赴法国留学；1877年，选派35人赴英、法两国留学……
李鸿章奋起追赶。
1871年，他与曾国藩联名上奏清政府，提议“选派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之学”。清政府对此高度重视，拿出了前所未有的支持力度：从1872年开始，每年选派30名幼童赴美，4年共派120名，留学时间15年，经费120万两白银。当时，清政府的经济状况一点也不宽裕，但还是毅然决然地从拮据的中央财政中拿出巨款，大手笔投入到留学事业中，充分彰显了对洋务人才的期盼和渴求。
按照李鸿章的原计划，这些幼童应当在美国“肄习各项技艺，原为洋务海防储备人才，他日学成回华可资器使”【74】。幼童们要广泛学习西方科技知识，但最重要的还是学军事、学海军，回国后投身于北洋海军建设实践。可是，当部分幼童于1878年高中毕业时，美国国务院却违背了《蒲安臣条约》有关规定，拒绝他们进入西点军校和安那波利斯军校（即美国海军学院）学习，让李鸿章大失所望，支持留学事业的热情骤降。
幼童留学计划的“失败”，使得海军成为李鸿章洋务人才方阵中的短板。
为了弥补空白，他于1881年创立北洋水师学堂、北洋水雷学堂，1885年创立北洋武备学堂，1889年创立威海水师学堂，1890年创立旅顺鱼雷学堂，后又建立了威海、旅顺水师养病院和天津储药施医总医院等医疗、后勤学院，大力培养“北洋系”海军军官。
但是，海军属于高技术兵种，不能像步兵、炮兵一样通过几个月、一两年的短期培训来速成。培养一名合格海军将领，不仅需要短则数年、长则数十年的科班教育和专业训练，还要进行上舰实操和出海历练。随着国外订购舰船即将到来，李鸿章“手中无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无奈之下，他唯有向福建船政学堂和南洋水师借调将领，用他们构成北洋的基干体系，日后赫赫有名的刘步蟾、林泰曾、严宗光、邓世昌、方伯谦等人就在此时转隶北洋麾下。这些人既是同窗，又几乎是清一色的福建人，来到环境陌生的北洋后自然而然地抱团结党、排斥外人，让李鸿章大伤脑筋。
注释十
【75】1874年，清政府裁军节饷，淮军相应政府号召进行大裁军。淮军将领刘铭传决心裁撤下属丁汝昌所部骑兵，引起丁汝昌极度不满，不仅致书抗议，还四处找人拉关系意图驳回成命。两人关系急剧恶化，刘铭传欲杀丁汝昌，丁只好逃归乡里，断断续续赋闲多年。
【76】出自《李鸿章传》，苑书义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78 页。
【77】薪酬高到连《清史稿》作者都看得眼红，愤愤地留下一句“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
【75】1874年，清政府裁军节饷，淮军相应政府号召进行大裁军。淮军将领刘铭传决心裁撤下属丁汝昌所部骑兵，引起丁汝昌极度不满，不仅致书抗议，还四处找人拉关系意图驳回成命。两人关系急剧恶化，刘铭传欲杀丁汝昌，丁只好逃归乡里，断断续续赋闲多年。
【76】出自《李鸿章传》，苑书义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78 页。
【77】薪酬高到连《清史稿》作者都看得眼红，愤愤地留下一句“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
十一
在“淮系集团”当中，有着核心领袖——李鸿章，有着主流价值观——儒家思想，有着“自强”、“求富”的改革理念，有着挽救大清帝国于危亡的政治信仰，已然具备了现代政党的雏形。
但是，“淮系集团”与令行禁止、高效运行的当代政党又相去甚远。它缺少组织纲领——党章，缺少严密的组织制度规范，缺少严格的党内监督条例，对成员的责任和义务也没有明确规定，其组织模式十分松散，比起当代大企业颇有不如。有学者曾运用管理学中的麦肯锡 7S 模型【78】，对“淮系集团”进行分析，认为在它形成的中前期，李鸿章中坚作用发挥明显，成员进取意识和创新精神强烈，在各个要素之间形成了合力；而到后期，曾经富于改革精神的将领、官员和幕僚们个个身居高位、手握重权，基本被大清官场所同化，内部离心力增强，相互之间勾心斗角、内耗严重，外在表现为精神萎靡、斗志涣散，生活奢靡、腐败堕落。
盛宣怀就是其中非典型的一份子。
翻开百度词典，盛宣怀被誉为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慈善家，还有两个光彩照人的头衔“中国实业之父”和“中国商父”，他在大清帝国的最后职务，是从一品的邮传部大臣【79】。
1870年，盛宣怀入李鸿章幕府，先后参与了轮船招商局、湖北大冶煤矿的创办，后又牵头创设了中国通商银行、北洋大学堂、中国电报总局、中国红十字会等知名机构。
1878年，盛宣怀受李鸿章委派，赴河北保定主持“丁戊奇荒”赈灾行动，他挨家挨户体察灾情，亲尝灾民饭食，因过度劳累落下“毕生喘疾”。
同样是盛宣怀，后期以钱多、地多、股票多而闻名官场，他死后留下了1160余万两白银的巨额遗产，以及上海租界内价值近2000万两白银的房地产。
虽然涉嫌巨额资产来源不明，但盛宣怀所经手的企业大都取得了不俗的经济效益，客观上还是为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相反，在不少纯国有的军工企业和半公有的“官督商办”企业中，主事者们大搞权力寻租，贪污腐败、任人唯亲，加之管理水平低下，弄得一些垄断型企业都濒临倒闭。
大清帝国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往往靠封建手工业时代的经验办事，管理方式粗放，生产没有统一的操作规程和技术标准，充斥着官僚机构的腐败和行政效率的低下。
福州船政局，从设立之初就只注重建设目标，没有考虑经济效益，只有粗略的内部成本核算，没有建立严密的会计和核查制度，即便管理者沈葆祯保持自身清廉，也无法避免经手者偷工减料和中饱私囊。
江南制造总局等各大军工厂，经费由国库拨付，依据行政命令生产武器，不参与市场交换，不计算产品成本，既没有盈亏问题，也不考虑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产品质量低劣，浮支、冒领、肥私等现象屡见不鲜，最后人浮于事、贿赂公行，运营成本高得令人咂舌。
眼见国企境况欠佳，李鸿章广泛筹集社会闲置资金，以“官督商办”为号召，诱导商人与政府合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由私人提供资本，官方行使管理权，双方按约定比例分润企业的红利，集近代股份制公司和中国传统的合伙商号特点于一身。
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社会中，官与商的地位严重不对等。在政府官员眼中，官督商办企业如同一只会下金蛋、且予取予夺的母鸡。
漠河金矿创立之初，曾制定了国家与私人投资者按出资比例分红的章程。企业盈利后，官员们认为原章程过于厚待商人，遂更改章程，将所有利润全部充公。
不仅如此，企业主事者往往任人唯亲，随意把自己的亲朋故旧们塞入企业，将封建裙带关系发挥到了极致。还是漠河金矿，管理者袁大杰把自己的16名族人分别安置到分厂厂长、文案、监工、巡查、押运、批解等重要岗位，这些人完全不懂专业，想当然地主观决策、盲目经营，对企业所造成的危害可想而知。
即便在李鸿章创办的模范企业——轮船招商局中，情况也不容乐观。据御史董俊翰和翰林院侍讲王先谦实名举报，招商局经理人徐润挪用公款16万两白银投资房地产，唐廷枢挪用公款50万两从事股票内幕交易，盛宣怀等高层在收购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的过程中大肆索取收受回扣，且招商局内部充斥着关系户，冗员数量庞大，“能谙练办公者，十不获一”。
入股官督商办企业的商人们，发现自己的财产安全完全得不到保障，切齿痛恨于朝廷的垄断、官员的贪腐。但是，他们更为痛恨的，是自己没资格搞垄断、无缘于贪腐。一旦给他们机会，逐利的资本就会迫不及待地与政治权力捆绑在一起，大搞权力寻租。
在大清帝国着力推进工商业建设的改革大潮中，形成“一切向钱看”的社会环境，经济与政治逐步融合衍生出利益共同体，诞生了一批“先富起来”的官僚资本家。而李鸿章那些曾经在经济战线上艰苦奋斗的幕僚们，大多侧身其间。
野蛮生长的官僚资本基层，只是大清帝国改革运动带来的副产品之一。更大的负面效应，是帝国上下弥漫着拜金主义和奢靡浮华之风，儒家伦理道德慢慢变得不合时宜，开始淡出了主流价值观。原本淳朴务实的民俗，一步步被“全民腐败”之风所取代，但凡有一点小权力者无不以权谋私，大搞权钱、权色交易，无权无势者也不甘人后，坑蒙拐骗、以次充好、欺诈勒索等现象屡见不鲜。
在官场上，贪腐程度不断加深，买官卖官、行贿受贿司空见惯，导致官以贿升、政以贿成；在上海等金融大城市，每个人都梦想着一夜暴富，着了魔一般拼命炒股、炒房【80】；在田间地头，农户被经济利益所驱使，将良田种满了鸦片，导致“亩无栖粮，家无储栗”，这也是酿成“丁戊奇荒”、饿死千万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淮系集团”当中，有着核心领袖——李鸿章，有着主流价值观——儒家思想，有着“自强”、“求富”的改革理念，有着挽救大清帝国于危亡的政治信仰，已然具备了现代政党的雏形。
但是，“淮系集团”与令行禁止、高效运行的当代政党又相去甚远。它缺少组织纲领——党章，缺少严密的组织制度规范，缺少严格的党内监督条例，对成员的责任和义务也没有明确规定，其组织模式十分松散，比起当代大企业颇有不如。有学者曾运用管理学中的麦肯锡 7S 模型【78】，对“淮系集团”进行分析，认为在它形成的中前期，李鸿章中坚作用发挥明显，成员进取意识和创新精神强烈，在各个要素之间形成了合力；而到后期，曾经富于改革精神的将领、官员和幕僚们个个身居高位、手握重权，基本被大清官场所同化，内部离心力增强，相互之间勾心斗角、内耗严重，外在表现为精神萎靡、斗志涣散，生活奢靡、腐败堕落。
盛宣怀就是其中非典型的一份子。
翻开百度词典，盛宣怀被誉为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慈善家，还有两个光彩照人的头衔“中国实业之父”和“中国商父”，他在大清帝国的最后职务，是从一品的邮传部大臣【79】。
1870年，盛宣怀入李鸿章幕府，先后参与了轮船招商局、湖北大冶煤矿的创办，后又牵头创设了中国通商银行、北洋大学堂、中国电报总局、中国红十字会等知名机构。
1878年，盛宣怀受李鸿章委派，赴河北保定主持“丁戊奇荒”赈灾行动，他挨家挨户体察灾情，亲尝灾民饭食，因过度劳累落下“毕生喘疾”。
同样是盛宣怀，后期以钱多、地多、股票多而闻名官场，他死后留下了1160余万两白银的巨额遗产，以及上海租界内价值近2000万两白银的房地产。
虽然涉嫌巨额资产来源不明，但盛宣怀所经手的企业大都取得了不俗的经济效益，客观上还是为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相反，在不少纯国有的军工企业和半公有的“官督商办”企业中，主事者们大搞权力寻租，贪污腐败、任人唯亲，加之管理水平低下，弄得一些垄断型企业都濒临倒闭。
大清帝国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往往靠封建手工业时代的经验办事，管理方式粗放，生产没有统一的操作规程和技术标准，充斥着官僚机构的腐败和行政效率的低下。
福州船政局，从设立之初就只注重建设目标，没有考虑经济效益，只有粗略的内部成本核算，没有建立严密的会计和核查制度，即便管理者沈葆祯保持自身清廉，也无法避免经手者偷工减料和中饱私囊。
江南制造总局等各大军工厂，经费由国库拨付，依据行政命令生产武器，不参与市场交换，不计算产品成本，既没有盈亏问题，也不考虑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产品质量低劣，浮支、冒领、肥私等现象屡见不鲜，最后人浮于事、贿赂公行，运营成本高得令人咂舌。
眼见国企境况欠佳，李鸿章广泛筹集社会闲置资金，以“官督商办”为号召，诱导商人与政府合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由私人提供资本，官方行使管理权，双方按约定比例分润企业的红利，集近代股份制公司和中国传统的合伙商号特点于一身。
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社会中，官与商的地位严重不对等。在政府官员眼中，官督商办企业如同一只会下金蛋、且予取予夺的母鸡。
漠河金矿创立之初，曾制定了国家与私人投资者按出资比例分红的章程。企业盈利后，官员们认为原章程过于厚待商人，遂更改章程，将所有利润全部充公。
不仅如此，企业主事者往往任人唯亲，随意把自己的亲朋故旧们塞入企业，将封建裙带关系发挥到了极致。还是漠河金矿，管理者袁大杰把自己的16名族人分别安置到分厂厂长、文案、监工、巡查、押运、批解等重要岗位，这些人完全不懂专业，想当然地主观决策、盲目经营，对企业所造成的危害可想而知。
即便在李鸿章创办的模范企业——轮船招商局中，情况也不容乐观。据御史董俊翰和翰林院侍讲王先谦实名举报，招商局经理人徐润挪用公款16万两白银投资房地产，唐廷枢挪用公款50万两从事股票内幕交易，盛宣怀等高层在收购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的过程中大肆索取收受回扣，且招商局内部充斥着关系户，冗员数量庞大，“能谙练办公者，十不获一”。
入股官督商办企业的商人们，发现自己的财产安全完全得不到保障，切齿痛恨于朝廷的垄断、官员的贪腐。但是，他们更为痛恨的，是自己没资格搞垄断、无缘于贪腐。一旦给他们机会，逐利的资本就会迫不及待地与政治权力捆绑在一起，大搞权力寻租。
在大清帝国着力推进工商业建设的改革大潮中，形成“一切向钱看”的社会环境，经济与政治逐步融合衍生出利益共同体，诞生了一批“先富起来”的官僚资本家。而李鸿章那些曾经在经济战线上艰苦奋斗的幕僚们，大多侧身其间。
野蛮生长的官僚资本基层，只是大清帝国改革运动带来的副产品之一。更大的负面效应，是帝国上下弥漫着拜金主义和奢靡浮华之风，儒家伦理道德慢慢变得不合时宜，开始淡出了主流价值观。原本淳朴务实的民俗，一步步被“全民腐败”之风所取代，但凡有一点小权力者无不以权谋私，大搞权钱、权色交易，无权无势者也不甘人后，坑蒙拐骗、以次充好、欺诈勒索等现象屡见不鲜。
在官场上，贪腐程度不断加深，买官卖官、行贿受贿司空见惯，导致官以贿升、政以贿成；在上海等金融大城市，每个人都梦想着一夜暴富，着了魔一般拼命炒股、炒房【80】；在田间地头，农户被经济利益所驱使，将良田种满了鸦片，导致“亩无栖粮，家无储栗”，这也是酿成“丁戊奇荒”、饿死千万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注释十一：
【78】麦肯锡 7S 管理模型，即企业组织七要素。1981 年，由美国管理学家理查德·帕斯卡尔和安东尼·阿索斯提出，后经麦肯锡有限公司发展。该理论认为，在一个组织中，有7个关键变量，即 Strategy（策略）、Systems（制度）、Structure（结构）、Staff（员工）、Shared Values（共同价值观）、Skill（技能）、Style（风格）。他们区分了7个保持一致的关键的组织变量：3个硬 S——结构、策略、制度，4个软 S——员工、共同价值观、技能和风格。技能是其核心，技能依据其它变量的变化而变化，反映其它变量的一致性和力量。当7个要素都指着一个方向时，即发挥了企业效益的最大化。
【79】晚清官名，从一品，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设，负责管理铁路、轮船、电报、电话、邮政相关事务。中华民国成立后，改邮传部为交通部。
【80】1881年11月5日上海《申报》记载，“各矿招股而买者纷纷，举国欲狂，几成风气”、“凡是股票必有人买，凡卖股票数日即完”。
【78】麦肯锡 7S 管理模型，即企业组织七要素。1981 年，由美国管理学家理查德·帕斯卡尔和安东尼·阿索斯提出，后经麦肯锡有限公司发展。该理论认为，在一个组织中，有7个关键变量，即 Strategy（策略）、Systems（制度）、Structure（结构）、Staff（员工）、Shared Values（共同价值观）、Skill（技能）、Style（风格）。他们区分了7个保持一致的关键的组织变量：3个硬 S——结构、策略、制度，4个软 S——员工、共同价值观、技能和风格。技能是其核心，技能依据其它变量的变化而变化，反映其它变量的一致性和力量。当7个要素都指着一个方向时，即发挥了企业效益的最大化。
【79】晚清官名，从一品，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设，负责管理铁路、轮船、电报、电话、邮政相关事务。中华民国成立后，改邮传部为交通部。
【80】1881年11月5日上海《申报》记载，“各矿招股而买者纷纷，举国欲狂，几成风气”、“凡是股票必有人买，凡卖股票数日即完”。
十二
即便看到了这些负面景况，大清帝国中央政府也要咬紧牙关把改革推下去。主政的慈禧皇太后、恭亲王奕䜣、醇亲王奕譞等人心中非常清楚，帝国不改革迟早是死路一条，改革好歹还能死中求活，博得一线生机。为此，他们尽管相互之间矛盾重重，彼此勾心斗角，但都对李鸿章的改革事业给予了极大支持。
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围绕中央权力多次交锋，但从未波及李鸿章，相反对李鸿章极为信赖倚重。恭亲王奕䜣从未将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当成一名普通地方大员。在他主政时期，李总督有着远超自身职位的话语权，特别是在国家外交、改革等重大问题上，李总督的分量超过了绝大部分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
醇亲王奕譞于1884年中法战争时取代恭亲王上位，时人多以为奕譞才智庸碌，不及乃兄奕䜣多矣，乃有“易中枢以驽马，代芦服以柴胡”一说。但是，这位庸碌王爷展现了恭亲王所不具备的坚定意志品质，顶住外界的种种攻讦和压力，倾力扶植洋务新政事业。在他执政的短短几年内，大清帝国改革事业欣欣向荣，海军、铁路和工商业建设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进展。
在各种力与网的相互交织作用下，大清帝国的洋务运动蹒跚而坚定地向前推进，终于来到了1888年。
这一年，建设铁路终于成为大清帝国基本国策，李鸿章20余年的艰苦奋斗，结出了璀璨绚丽的果实。
这一年，台湾建省，淮系将领刘铭传就职第一任台湾巡抚，淮系集团势力范围再度拓展。
这一年，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正式成军，大清帝国重新找回了强国的感觉，一手打造北洋的李鸿章更是顾盼神飞、壮怀激烈。
也是这一年，慈禧太后的妹夫、光绪皇帝的生父、李鸿章在中央最重要的支持者——醇亲王奕譞病危。当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闻讯前往进行临终关怀，奕譞挣扎着留下了四个字的政治遗嘱“毋忘海军”【81】。
还是这一年，光绪皇帝大婚的准备工作如火如荼。这场定于明年举办的盛大婚礼，花掉了国库500余万两白银巨款。
同样是这一年，光绪皇帝下诏修缮颐和园，预备慈禧皇太后临幸。颐和园工程和此前的“三海”工程，总计耗银1600余万两，把清政府好容易积攒下来的一点家底花得干干净净。
花钱如流水的表象之下，隐藏着国家最高领导人更替的真相。
按照国家制度和祖宗家法，已经垂帘听政27年的慈禧皇太后将要撤帘归政，把最高权力移交给年满18岁、已经长大成人的光绪皇帝。
在如此国家全局和政治大局面前，可以再建一支北洋舰队的2100万两白银巨款，也只是区区小节小利而已。
即便看到了这些负面景况，大清帝国中央政府也要咬紧牙关把改革推下去。主政的慈禧皇太后、恭亲王奕䜣、醇亲王奕譞等人心中非常清楚，帝国不改革迟早是死路一条，改革好歹还能死中求活，博得一线生机。为此，他们尽管相互之间矛盾重重，彼此勾心斗角，但都对李鸿章的改革事业给予了极大支持。
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围绕中央权力多次交锋，但从未波及李鸿章，相反对李鸿章极为信赖倚重。恭亲王奕䜣从未将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当成一名普通地方大员。在他主政时期，李总督有着远超自身职位的话语权，特别是在国家外交、改革等重大问题上，李总督的分量超过了绝大部分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
醇亲王奕譞于1884年中法战争时取代恭亲王上位，时人多以为奕譞才智庸碌，不及乃兄奕䜣多矣，乃有“易中枢以驽马，代芦服以柴胡”一说。但是，这位庸碌王爷展现了恭亲王所不具备的坚定意志品质，顶住外界的种种攻讦和压力，倾力扶植洋务新政事业。在他执政的短短几年内，大清帝国改革事业欣欣向荣，海军、铁路和工商业建设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进展。
在各种力与网的相互交织作用下，大清帝国的洋务运动蹒跚而坚定地向前推进，终于来到了1888年。
这一年，建设铁路终于成为大清帝国基本国策，李鸿章20余年的艰苦奋斗，结出了璀璨绚丽的果实。
这一年，台湾建省，淮系将领刘铭传就职第一任台湾巡抚，淮系集团势力范围再度拓展。
这一年，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正式成军，大清帝国重新找回了强国的感觉，一手打造北洋的李鸿章更是顾盼神飞、壮怀激烈。
也是这一年，慈禧太后的妹夫、光绪皇帝的生父、李鸿章在中央最重要的支持者——醇亲王奕譞病危。当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闻讯前往进行临终关怀，奕譞挣扎着留下了四个字的政治遗嘱“毋忘海军”【81】。
还是这一年，光绪皇帝大婚的准备工作如火如荼。这场定于明年举办的盛大婚礼，花掉了国库500余万两白银巨款。
同样是这一年，光绪皇帝下诏修缮颐和园，预备慈禧皇太后临幸。颐和园工程和此前的“三海”工程，总计耗银1600余万两，把清政府好容易积攒下来的一点家底花得干干净净。
花钱如流水的表象之下，隐藏着国家最高领导人更替的真相。
按照国家制度和祖宗家法，已经垂帘听政27年的慈禧皇太后将要撤帘归政，把最高权力移交给年满18岁、已经长大成人的光绪皇帝。
在如此国家全局和政治大局面前，可以再建一支北洋舰队的2100万两白银巨款，也只是区区小节小利而已。
十三
1888年，李鸿章站在时代的潮头，踌躇满志地展望未来。
与他隔海相望，一个曾经封闭落后的岛国正在拼尽全力地厉行改革，其深度、广度、强度、力度都远远超过了大清帝国。翌年的2月11日，这个国家将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自称为大日本帝国。
6年之后，大清帝国与大日本帝国开战，史称甲午战争。
清军一败涂地，陆战痛失朝鲜，海战痛失北洋。
战败的李鸿章蓦然回首，发现1888年所带给他的，仅仅是一场“睡狮觉醒”的幻梦。
他曾以为那是最好的时代，但也是最坏的时代。
他曾以为那是蒸蒸日上的时代，但也是泥沙俱下的时代。
他曾以为那是充满希望的时代，但也是潜藏危机的时代。
他曾以为那是中国复兴的时代，但却是日本崛起的时代。
1888年，李鸿章站在时代的潮头，踌躇满志地展望未来。
与他隔海相望，一个曾经封闭落后的岛国正在拼尽全力地厉行改革，其深度、广度、强度、力度都远远超过了大清帝国。翌年的2月11日，这个国家将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自称为大日本帝国。
6年之后，大清帝国与大日本帝国开战，史称甲午战争。
清军一败涂地，陆战痛失朝鲜，海战痛失北洋。
战败的李鸿章蓦然回首，发现1888年所带给他的，仅仅是一场“睡狮觉醒”的幻梦。
他曾以为那是最好的时代，但也是最坏的时代。
他曾以为那是蒸蒸日上的时代，但也是泥沙俱下的时代。
他曾以为那是充满希望的时代，但也是潜藏危机的时代。
他曾以为那是中国复兴的时代，但却是日本崛起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