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自述——变态佛系修行记
我们粉丝很多的，不仅出门会遭到广大吃瓜群众围观，更是会引来各种美眉前来献花搭讪抛媚眼，少女、少妇、熟女、老阿婆各种类型各种口味都有。有大胆的女人往我们手里塞小纸条，上面写着“有事找大姐，大姐什么事都能帮你办”，并附上联系方式。还有老阿婆想老来俏夕阳红，经常对我们兄弟俩发出放荡而没礼貌的奸笑。可惜我志向远大、心里有佛，也担心一旦破了戒，就会前功尽弃。所以，只好“她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了。
在新中国成立五年后，我已年满二十，就在成都受了具足戒，正式成为比丘（不是丘比特）。这就意味着我自愿接受250条戒律的约束，进一步成为了“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250条戒律记都记不住，更别说能照着做。
这反而激发了我的学霸本性，我调动洪荒之力，没多久便将戒律中的五篇七聚，就是佛家各种刑法条款及其因果关系、运用条件背得滚瓜烂熟。有人说我是250，很变态。我承认，我就是这么250、这么变态，这就是我和众不同的地方。
只有吃得苦中苦，才能成为人上人，我才能不再挨饿，才能出人头地，才能实现我爹对我的期望。你们没真挨过饿的人，没见过这么多死人的人，不会理解我的心情和付出。
受了具足戒，我就算是正式出家了。如果说，在此之前，我还可以反悔还俗，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甚至是“蜂狂蝶浪夜夜新郎”生活的话，此后便是“一入佛门深似海，花花世界成路人”。
这种感觉，就像电影《大话西游》结尾时，紫霞看着远去的至尊宝，说:“他好像一只狗！”对，现在我就成了现实版的至尊宝，要过着像狗一样的枯燥生活了。从此不能男欢，没有女爱；从此酒色财气，置之度外；从此一心修炼、东方不败。
对此，我并不后悔，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就像今天，如果又要当领导干部，又想在政治上失节、在经济上贪婪、生活上腐化，做不到“官苦犹得受戒僧”，最终结果就是沦为阶下囚。
于是，我更加地刻苦努力、疯狂学习。成都的论坛，几乎都去过；各寺的经典，也通通读过；成都的小妹，一个没泡过。这时，我虽然只有二十出头，已经是一位理论功底深厚、佛学造诣高深的青年学者。当我想要进一步再求学业，却发现四川已经没有可以让我学习的大师和场所。一时间，竟有“拔剑四顾茫茫然”的赶脚。
我心想：“四川这个地方，虽然生活安逸，虽然可以修道，但毕竟地方太小太偏，缺乏无上绝学和顶级大师。听说长安已经安定，有许多战时深藏的秘籍，此时又对外开放了。我必须回首都去。”
我和二哥商量，他不同意。他的理由是按照《大唐帝国僧侣管理办法》，和尚受了具足戒，就是该单位正式员工了，必须服从本单位和地方政府管理，不能随意离开成都，需要一级级打报告，本寺、市佛教协会、省佛教协会、当地派出所、区市省公安局……层层批准并出具证明，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就像土共建政、改革开放前，去外地出差访友必须带着当地政府介绍信和全国粮票一样，这是一种控制人口流动、确保安全稳定的社会管理措施。
当然，我知道，二哥还有一个没有说出口的理由。那就是他已经习惯成都的安逸生活了，习惯当地人民群众的爱戴了，不愿意离开这个熟悉舒适的环境从头开始。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但他是我亲哥，又带了我这么多年，我没法批评他，更不好强迫他。
最后我下了决心——偷跑。反正我已经二十一岁，生活上完全可以自理。在佛教界也颇有名气，混碗饭吃是没问题的。我就像无数的有志青年，非要离开自己家乡二三四线城市，一头扎入北上广深，为此可以长年漂泊，可以住地下室，可以住隔板房，唯一心愿就是不会作为低端∧囗被驱逐出城。
既然已经定下了决心，那么，问题是:应该如何偷跑呢？我左思右想，终于想到一个好方法，那便是混入商队、偷偷离城。走之前，我还是向二哥当面辞行。二哥十分不舍，流下了两行热泪，因为他知道从此一别、可能再也无法相见。而我没有哭，因为我太年轻，一心向往着外面的大世界，心情就像马上要挣脱铁笼的小鸟。在亲情这件事上，父母家长和孩子的感受永远是不同的。父母都是牵挂不舍，孩子都是向往自由。外出的孩子就像一颗失联的人造卫星，只有向家里要钱的时候，才会向父母发出微弱的信号。
现在想来，我跟着二哥混了整整十一年，从十岁到二十一，相依为命，某种程度上，他代为履行了父亲的职责，就是长兄如父的道理，对我肯定是很不舍。
我对成都有没有一点留念呢？说实话，拥有时不珍惜，失去后才遗憾。用一首歌来形容，“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余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用一句诗来形容，“年少不知成都美，老来望川空流泪。”
我对成都有没有一点留念呢？说实话，拥有时不珍惜，失去后才遗憾。用一首歌来形容，“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余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用一句诗来形容，“年少不知成都美，老来望川空流泪。”
辞行后，我悄悄换身衣服，戴上帽子，躲入商船，顺流而下。对于这次偷跑，我一点都没有心理阴影。“读书人的事，怎么能叫偷呢？！”千年以后的孔乙己先生，已经替我回答了这个问题。尽管他混得落魄，但风骨是有的。
沿途经过许多急流，还穿过长江三峡。我果然就像一只飞出牢笼的小鸟，心情非常轻松愉快，不禁吟诗一首:“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哦，对不起，吟错了，这时李白还没出生呢。
正在胡思乱想时，很快地就到了湖北江陵，今天荆州的天皇寺。天皇寺里的法师一听是我来了，非常惊喜，热情款待，甚至很快在寺中挂了横幅，“热烈欢迎玄奘法师前来鄙寺检查指导工作”。我心里还是很受用的。看来他们早已听闻我的大名，知道我学术造诣高深，是佛学界冉冉上升的新星。
正当有点飘飘然，突然内心警醒起来，“不行啊，玄奘，你这可是与反四风大好形势格格不入啊！”我立马变得低调，语重心长地对寺里的同志们说:“反四风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这种欢迎横幅就不要挂了，会滋长僧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影响佛群关系和僧群关系。”他们赶紧取了下来。
基于我在佛学界的造诣和声望，他们特别为我开设讲坛，请我为大家讲授经典，重点讲《摄大乘论》及《阿毗昙论》。很多人听了一遍，觉得不解渴，要求再听一遍。听了第二遍，还不过瘾，再来第三遍。从夏至冬，各讲三遍。我每次还要讲出花样。这对我的讲课水平，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我在天皇寺讲学的消息一经传出，引起全城轰动、万人空巷，比现在流量明星红多了。男女老少粉丝夹道欢迎，而且是完全自发自愿的，不是花钱雇的水军。不只是各寺的佛门人士，就连汉阳王李瑰也亲自率领部属和僧侣前来听讲。李瑰对我很是欣赏，也帮我办了不少事。首先是帮我把调离四川的手续补办了。在中国，有关系就是好办事。这下，我就木有后顾之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