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话说这会儿，任凭外界怎样风言风语，北洋集团内部的军政大佬却很少有人支持他称帝：老大哥徐世昌劝过他好多次，他就是当耳旁风，还反而想着给徐大哥封个什么爵位，搞得徐大哥无奈之下归隐老家；王士珍觉得袁大头肯定吃错药了，直接想退避三舍，告老还乡，再来他个神龙见首不见尾，可是袁世凯硬是抓着他不放，这就让北洋之龙身在曹营心在汉；段祺瑞劝阻几次不成，直接称病归隐西山，下围棋去了，真是老糊涂了，我不跟你玩了；冯国璋还亲自质问有没有这回事，结果被忽悠得团团转，最后索性在南京不理袁世凯；只有那个买布郎曹三哥曹锟，简直没什么出息和远见，也不听吴佩孚的话，非要与即将称帝的袁世凯走得很亲近。

有些人是为了私利才支持老袁称帝，有些人劝老袁称帝的就是想把他往火坑里推，但还是有不少人想拉他一把，搞实业很厉害的状元公张謇就说当个华盛顿名垂青史多好，非要搞得自己一失足成千古恨嘛。袁世凯就假惺惺地说：我哪想当皇帝，只是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君主立宪制更适合中国，这皇帝该谁做呢，我琢磨着改由朱元璋的后人来作，不是一老早有人要搞反清复明么，现在可以实现了啊，我看浙江都督朱瑞不错。张謇直摇头笑道：如果朱瑞能当皇帝，那唱戏的朱素云、朱幼芬、朱桂芳都有资格做皇帝了，你可是要好自为之了。

张謇拂袖而去后，李经羲就更直接了：你能力不如我二伯（李鸿章），机遇不如我二伯，他都不敢称帝，你来搞什么飞机，醒醒吧。袁世凯回道：你别老拿你二伯说事好不好，他可是我的偶像，再说了，这事儿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得全国人民说了才算数。

李经羲“切”的一声，甩了句不识时务就走了。袁世凯他亲弟弟袁世彤自小就看不惯他那个贼精贼精的哥哥，认为这人简直天生就是王莽、曹操、司马昭式的贼臣逆子，等到他听哥哥快要称帝时，无力阻止哥哥的倒行逆施，直接登报公开与袁世凯断绝关系，搞得老袁恨不得小时候就掐死他。

国老严修也就是后来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他也出来反对袁世凯称帝，同袁世凯讲了一整天的称帝风险和危害，还说曹孟德当年都说孙权劝他称帝是要将他架到火炉子里烤，你现在又蹚什么浑水呢，不，是跳火坑。袁世凯听得差点泪流满面，人上了年纪，耳根子软啊，第二天他就发表《大总统对全国宣言》，强调坚决维持共和国体，谁要敢说帝制二字，我就跟谁急。当不当皇帝，最后就看老袁的真实行动了，但他还是经不住怂恿和诱惑，踏上了一条不归路，不归路又通往黄泉路。

在“二次革命”中，PK掉革命党后，议会被解散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被废除了，责任内阁制也改成总统制了，而且总统的任期改成无限的了，就差一步可登基称帝了，当时美国的法学教授古德诺博士也漂洋过海地帮袁世凯来了，他写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认为中国不适合推行共和制，要推行君主立宪才好，按照筹安会六君子发挥古德诺文章的意思，莫过于“共和制在中国行不通，只有帝制才能救中国，只有帝制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帝制才能让中国免遭列强侵略瓜分……”这样肉麻的话。当然，古德诺的确还夸过袁世凯在政治外交上替代了李鸿章，成为中国最能处理好内政外交的人，而且各方面的经验能力都是最强的，不管歪打还是误撞，这些无疑助长了老袁称帝的野心。

靠一根笔杆子就能单挑天下的梁启超这时跳了出来，以前在维新变法时还赞成过君主立宪制，但现在他完全反对袁世凯称帝，不管是否要实行君宪制，他如同孙悟空玩弄金箍棒一样，耍了耍笔杆子，甩了甩西式的中分头，然后用手指弹了弹稿纸，一篇迷倒万千男子、惊动新华门内袁大头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新鲜出炉，正所谓振臂一呼而天下云集响应，谁说百无一用是书呆子？他的学生蔡锷当时就故意这么说过：“先生简直就是个书呆子，一点都不明白时局，不识时务，真不配当我蔡某人的老师（大才子钱钟书当年离开清华时甩过类似的话，可能是搞了一次模仿秀，学了一下蔡将军）。”之后，蔡锷就第一个上书给袁世凯，称望袁大总统再进一步（潜台词是：再进一步就借机搞掉你），然后就是武昌起义的发动者孙武，再则马相伯老先生也来凑热闹上书表示支持君主立宪。 国人当时的恶搞精神其实也很给力，一副名为《羊马载猿图》的漫画就是暗讽杨度、马相伯盯着袁世凯称帝。

段祺瑞称病按兵不动，冯国璋也是如此，而且要命的是，段氏还以总理的名义下令银行不予兑换货币让人把怨恨聚集在袁大头身上，冯国璋更是为护国军搭桥牵线简直不把袁世凯当自己人看。按理说，段、冯二人是袁世凯一手提拔上来的嫡系中的嫡系将领，再怎么也该帮一把恩帅吧，可你这恩帅作了皇帝，以后传位个子孙，他们还有什么发展空间吗？还是民国共和体制好，谁有才能和品德，谁就能居高位，谁他妈甘心像狗一样跪拜在吊儿郎当的袁克定脚下。这袁太子就经常让虎豹二将给他行跪拜礼，真当他们是家将，不光蔡锷要为国人争人格，段、冯也要为自己争人格、争发展空间啊。

一心想要做名士的二皇子袁克文更是与其父亲闹翻而负气远走，在上海滩偎红倚翠，风流快活去了；其他几个姨太太、儿女也不可能起太大作用。真他妈要成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了吗？北洋军与护国军交火了两三个月，原本实力相差悬殊的两军居然僵持了这么久，这就急得袁世凯干脆宣布退位，取消帝制，但还是恋栈想当大总统。不过，南方护国军正在兴头上，不答应这个帝制魁首继续留在民国总统的位置上。又气又急的袁世凯终于捂出病来，他非常害怕领导护国战争的蔡锷，说“蔡锷之精悍远在黄兴诸人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他，这会算是有些相信宿命了，他说他们袁氏家族几代人都没有活出超过六十岁的（当然他的孙子袁家骝这一辈就例外了）。

真是太伤心太伤心了：一手培养壮大的嫡系将领同自己闹翻了，在关键时刻都不挺自己一把，第一个劝自己称帝的军事天才又潜到云南率先反我，真心为自己好的儿子也负气远走，还有那比儿子还要儿子的陈宧和汤芗铭，一个说要跟我断绝个人关系，一个直接宣布独立……说多了都是泪。在“心事那若无杠（讲）出来，有霞（谁）人会知，有时阵想要诉出，满腹的悲哀”之类的悲靡之音中，袁世凯闭上那颗深邃镇定又充满着智慧与不甘心的眼神，两腿一蹬，告别人世。

讨袁护国战争打得风生水起，帝制派失败后，章太炎老先生这回就不耍疯了，他翘起二郎腿，抽着烟枪，潇洒地吐了一个烟圈，慢悠悠地说，讨袁护国无非是因为三个人同另三个人过不去：
梁启超同杨度过不去；
张一麐跟夏寿田过不去；
雷震春跟蔡锷过不去。

章宗师那么轻描淡写地一说，其实也不无道理，国人向来都有爱冲动的毛病，以前谈到西方的特洛伊战争，总会笑别人为了一个女人而不惜大举开战，其实这在中国也不是没发生过。当年，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意气风发，想要同中原大唐切磋一下，搞搞经贸、文化交流，还学吐谷浑郑重其事地向大唐公主求婚，唐太宗这老汉不干啊，正值贞观之治，国力雄厚，威震四海哩，就是不甩你。怎么办，干布兄就不答应了，发兵二十万进犯大唐松州，搞得太宗那老汉见识到别人实力后不得不把文成公主嫁给干布。再者，就是吴三桂了，“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为了女人，不惜出卖汉家大好河山，这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历史事件。

坊间就传梁启超为了女人与杨度闹翻，你要支持袁大头称帝，我偏要反对。张一麐与夏寿田都是袁大总统的秘书，二人相互看不惯，常常掐架，这不你支持的便是我要反对的。至于雷震春与蔡锷之间的矛盾，其实最为尖锐，一是北洋旧僚，一是军界新星，雷以资格老，不愿看到新生势力蔡锷被重用。

对于袁世凯称帝失败，蒋子奇分析得也很到位，他说袁世凯用杨度而天下政客走开，用夏寿田而天下幕僚走开，用段芝贵而天下军人走开，用梁士诒而天下理财家走开。俗话说对事不对人，可很多时候，往往就搞成对人不对事，帮亲不帮理，你同我亲近我就帮你，不然你再对又如何，所以这也就导致了很多问题，至少有一条很严重，那就是对内不能容忍并酷爱内斗，总是有人喜欢跟谁过不去，没有一个基本的“理”作为规范，又不是人同人都很亲，翻开一部中国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内斗史，哪怕强敌打到家门口，哪怕快要亡国灭种了，也是乐此不疲。

【与日本人玩玩】
袁世凯在称帝前，做了一件非常牛掰的事，那就是为了“二十一条”，硬是将日本人玩得团团转。如果说袁世凯在 独抗日本一国是近现代第一个打败日本的大英雄，那么这次与日本人在政治、外交上的交锋取得大胜更是为国争光，最关键的是保住了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单是这些，足以彪炳千秋。

袁世凯加紧筹备称帝事宜时，德国人在欧洲与老仇敌英、法、俄诸国打得不亦乐乎，无暇帮老袁一把了。日本人呢，在甲午战争中尝到了不少甜头，使得大清国又是割让宝地，又是赔付巨款，可小日本人小心不小，国小志不小，总之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他们一心想要独霸中国，尽最大可能攫取在中国的利益。

1915年1月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政府抛出对华五大项共二十一条强硬无理的要求。依照这些要求，日本不仅要把山东和东三省变成他的殖民地，而且还想把整个中国变成他的保护国，这就是骇人听闻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的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1、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借他国。
2、承认日本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的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界起先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均延长至99年。
3、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
4、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
5、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和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以及一些地区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

日本胆敢提出这么狂妄的要求，其实是蓄谋已久的，他们攻占青岛，侵占胶济线，靠通过收买汉奸财政部库藏司职员王长庚来了解袁政府的财政情况，而且还投其所好地迎合袁准备称帝的心理。在交涉过程中，日本除了扬言不答应就海陆并进外，还收买各国记者散布“中德亲善”和“中国即将加入同盟国”的消息（德国为一战同盟国盟主），用以离间中国与协约国如英、法、俄诸国之间的关系。

我去年买了个表，这日本人不折腾不爽，袁世凯发觉自己遇到从政以来最为严重的外交危机，这是要亡我中华啊，他挺着个大肚子，摇摇摆摆地立即召集紧急会议，集体讨论对策。著名亲日派曹汝霖得意忘形地说自己早就知道日本会提出“二十一条”，袁大头气得暴跳如雷：“你他奶奶的为什么不早来报告我，你个混蛋加三级，你是别人养的儿子吗。”把曹骂得狗血淋头后，还将其赶出会场。袁本来想学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外交手腕，但日本步步逼近，提出这个密约后，强迫袁政府尽快签约，让袁的处境非常被动。袁世凯毕竟是袁世凯，他对此事非常认真，在“二十一条”文件上逐条圈注，作了非常详细的批示，显然是反复斟酌了的。

“奶奶个熊，我倒要和他们玩玩。”袁世凯将这句话重复了很多遍，想要玩阴谋，岂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袁大总统果断派出日籍顾问有贺长雄去日本访问日本政界元老芳松正义和山县有朋，以好好打探其中的内幕，看中国政府不签会不会开战，后来得到的消息是仗八成是不会打的，让老袁松了很大一口气；另外，袁又花重金收买日本间谍，调查日本政府对此事的动态，以求在谈判中争取主动权。“二十一条”原本是日本对中国提出的绝密要求，但袁让顾维钧化装后闯入英、美公使馆，去散布中日准备签约的消息，如此一来，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的神秘面纱被揭开，这不仅在中国国内掀起轩然大波，而且国际舆论也为之哗然。

副总统、参谋总长黎元洪携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赴岳庙宣誓：“中华民国之军人忠诚卫国，至死不休！”段祺瑞和冯国璋领衔的十九省将军联名致电大总统府，表示强烈反对：“有图破坏中国之完全者，必以死力拒之，中国虽弱，然国民将群起殉国！”中华民国军人的正义血性与爱国之心得到广泛的响应和热烈的支持，各省将军纷纷主动请缨与日本决一死战，就连海外华人华侨都纷纷表示慷慨解囊为国筹资。

看到造势运动起到显著效果，袁世凯更觉心中有底气，在谈判桌上采取拖延战术，让生性黏糊的外交总长陆征祥拖延喝茶时间，尽量与日本人“打太极”，陆总长先前说过一句名言：弱国无外交，但很快被后人驳斥：越是弱国越是要外交，但这回儿，他大谈我们中日两国人民爱好喝茶，要知道茶圣陆羽在两国都是备受尊崇的，他的那首《六不羡》写得实在是太好了：“不羡朝入省，不羡暮登台；不羡黄金壘，不羡白玉杯；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到时我也想过这样清闲的生活，人生如此，夫复何求……日方和谈代表欲哭无泪，恨不得去撞墙，八格牙路，你他妈的是专门来谈判的还是专门来喝茶摆龙门阵的，有带你这样的么，可这是在中国土地上，又是秘密和谈，他们再怎么凶狠蛮横也无法发作，只能干着急。弄不死你气死你总该可以吧，谁叫你经常打我们主意，袁大总统就是这种心态。

就这样一拖再拖，拖了4个月，到5月7日，日本人不耐烦了，便在东北、山东、福建等地增兵，还限制中国在48小时内给予满意答复，否则就动用武力。面对日本这最后通牒，兵临城下之际，袁世凯召集部长会议，在会议上，袁慷慨陈词，称国力不足，很难兵戎相见与之争雄，一旦开战，肯定要被小日本打残，待十年卧薪尝胆之后，必将雪此国耻。

5月9日，中国还是签订了“城下之盟”，但和原订条约相比，这修订的“二十一条”还是与之相去甚远。在四个月的艰苦谈判中，中方不仅力争除掉第五条及前四条的一些条款，而且很多侵略条文都变成“留待日后磋商”，或是加进了不少限制条件，说是“二十一条”，实际上只有“十二条”有效。当然，袁在交涉谈判过程中给中国人留了一手，堪称弱国外交的经典案例，他说：“购买租地，我叫他一寸土地也买不走；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就会有生命危险；日本顾问，一个月给他两个钱，至于顾不顾，问不问，权力在我手。”

5月25日，袁通电各省文武官员，说：“日本既有让步，无损中国主权，故决定由外交部即日答复。此案已结，中外敦睦，希饬属晓谕通知。”此外，他还亲笔写了两道密令，告诫各省文武长官，千万不要忘记5月9日这个奇耻大辱的日子。袁还授意丁佛言撰写《中日交涉失败史》，将中日交涉“二十一条”事件全部经过记录下来，印了5万册，全部秘密寄存在山东模范监狱，他咬牙切齿地说：“这一次我们吃了一个大亏，将来有一天我们翻了身，这部书就可以公开发行了。”

曹汝霖是公认的亲日派，也被国人视为卖国贼，他在《我与廿一条》中所叙自身经过免不了为自己辩白的嫌疑，但他又是当事人之一，这篇文章也有一部分的史料价值，他对袁世凯批注“二十一条”有记载，特此摘录有关部分，也能让后人看出袁的精明能干与爱国心境：
总统逐条用朱笔批示，极其详细，并嘱开议时，应逐项逐条议商，不可笼统并商。现只能记其大意如下：
对第一条批：此本于前清中俄协定东三省会议时，已允继续俄国未满之年限，由日本展续满期，今又要重新更定。但将来若能收回，对于年限没有多大关系，此条不必争论。
对承认德国利益问题批：应双方合议，何能由日本议定，由我承认，这是将来之事，不必先行商议，可从缓议。

对于合办矿业批：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与国人自办。
对于建造铁路批：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与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
对于开商阜批：须用自开办法，并应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
对汉冶萍矿厂批：这是商办公司，政府不能代谋。
对浙闽铁路批：须查卷，似与英国有关。
对福建让与批：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
对内地杂居批：治外法权未收回前，不能允以杂居。
至第五项则批：此项限制我国主权，简直似 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日本自己亦觉不妥，故注“希望条件”，不理可也，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两句加朱笔密圈）。

这是袁大总统与外国公使的合照，老袁搞外交绝对也是一把好手，他与英国公使朱尔典的关系特好，那时与德国走得很近。

【一妻九妾的幸福生活】
袁世凯老婆多，女人缘好得快不行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似乎从小就特受女人喜爱，袁世凯出生后不久，由于生母刘氏奶水不足，恰好叔叔袁宝庆妻子牛氏所生的孩子夭折，牛氏奶水充足便把他报过去养，后来索性过继到这边来。得到嗣母牛氏的溺爱，这小家伙顽皮又聪明，还能调和嗣母与庶母王氏、陈氏之间的矛盾纠纷，于是深得牛、刘、王、陈的喜爱。可能从小被女人众星捧月般地宠爱惯了，他很享受女人对他的爱，欲罢不能，说得更准确一些，女人见到了他，都会把持不住，他可是自小便深谙女人的心理，活生生的一个万人迷啊。

早在17岁时，他就与河南老家的于氏结婚，据说于氏是一位财主的千金，可不怎么识字，也不懂得太多礼节，也就说上不了厅堂，很难胜任“第一夫人”的职务，就连外国公使同她握手，她竟然不知所措，搞得在场人都很尴尬。好在她生下长子袁克定后，正室的地位勉强保存下来。可袁世凯与她是有名无实的夫妻，再没有与她同房了。母以子贵，袁对这位原配正室只好敬而远之——敬重但疏远她。或许，于夫人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不热衷于名利场的她在袁世凯称帝后，几位儿女亲家过来跪拜皇后，于夫人却连连说：“亲家太太们，皇后不敢当，真是不敢当。”但凡有人来跪拜皇后，于夫人总会急忙扶起来者，连称：“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都成了当年北京最流行的话。

大姨太太沈氏，本是苏州名妓，她巧遇两次落榜的落魄公子袁世凯，不过她如红拂女慧眼识英雄般，觉得袁是潜力股，劝他不要荒废大好青春，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岂能久在温柔乡，而且还不惜倒贴他，资助他去猎取功名。袁倍受感动，发誓日后飞黄腾达定不相负。在后来建功立业，袁果然将沈氏娶回家，在外交场合都以她为太太，并且让她统领“后宫”并管理家务，对她宠信有加，她虽没有生育，袁让儿女们都称沈氏为“亲妈”。

二姨太太李氏、三姨太太金氏、四姨太太吴氏，都是袁世凯在 时纳入“后宫团”的。袁世凯娶 王妃的妹妹金氏为妾，金氏嫁到袁家时，还带了两个陪嫁的姑娘，即李氏和吴氏，这两个姑娘相貌姣好，也被袁一并纳作姨太太，按照年龄大小，李氏为二姨太太，金氏为三姨太太。三姨太太金氏为宗亲之女，原本认为会作正室，没想到自己和两个陪嫁丫头都做了姨太太，便经常闷闷不乐、郁郁寡欢，但她也为袁生了五个儿女，其中最有名的要数二公子袁克文。

五姨太太杨氏。在袁的一妻九妾中，他最宠爱的就是大姨太太和五姨太太。杨氏之所以被格外被袁垂青，是因为她心灵口巧，遇事有决断，袁不仅让她管理自己生活上的一切，还让她协助管理袁府整个家务，府中的佣人和丫头、袁世凯的众多儿女，以及六、八、九三个姨太太，都得服从她的约束。因此，全家上上下下都对她既敬且畏，堪称袁府的王熙凤。

六姨太太叶氏。她本是南京钓鱼巷的妓女，生得娇艳丰腴，袁做直隶总督时，派其次子袁克文到南京办事，袁克文在钓鱼巷认识了妓女叶氏，两人一见倾心，互订嫁娶盟约，叶氏并将其玉照赠给袁克文。袁克文回去向父亲复命时，一不小心将叶小姐的玉照从口袋中滑了出来，掉在地上。袁世凯看他慌慌张张的，便指地连声问：“是什么？那是什么？”袁克文怕父亲认为自己纵情声色不务正业，便情急智生地说：“在南京给父亲物色了一个好看的姑娘，所以带回来这张照片，看父亲是否喜欢？”袁接过照片一看，果然很美，连声说：“好！好！好！”袁于是立即派人去南京将叶氏接了回来。待洞房花烛之时，叶氏发现她风度翩翩的意中人竟变成了一个五短身材、鬓发斑白的半老头子，差点气得个半死。而袁二公子在后来见到叶氏时也相当尴尬，但二人情意绵绵，爆出过乱伦的豪门丑闻来。

七姨太太张氏，她是河南人，清末随袁世凯到河南小住，因她与花匠打情骂俏而被袁撞见，袁逼令其服毒自杀。但袁家也有人说，她是因病不治而死的。
八姨太太郭氏，也是苏州妓女，是袁世凯做军机大臣时，属下为了讨好他，从苏州买来敬献的。

九姨太太刘氏，是袁世凯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一个姨太太，娶她时袁世凯已五十多岁，而她却正当妙龄。她原是五姨太太杨氏的小丫头，成年后为袁“临幸”收下，成为他的第九名姨太太。

袁世凯享尽人间艳福，满脑子仍然是三妻四妾的观念，但如此庞大的后宫团，日理万机的他怎么管理呢。其实这对袁来说也不难，他是军人起家，有管理军队的一套，自然也有管理大家庭的一套。按照袁家家规：妻为管家主妇，妾无权参与，妻可管妾，妾待妻如尊长。在袁家，实际上是大夫人沈氏和五夫人杨氏参与家庭的管理，袁世凯还专门制定了一个“治内”规定：后进门的夫人一般要服从先进门夫人的管教，所有礼法仪节、起居言谈、忌讳等琐事，均由先进门的如夫人随时指点。大夫人对二、三、四如夫人进行管教；五夫人对六、八、九几位夫人进行管教（七夫人邵氏因病早亡），五夫人杨氏后来又管理全家。

他让五姨太管理府中大小事务，在钱财上公平分配，也不轻易流露出对任何一位夫人的偏爱。对于每个月的零用钱，各房一律均等，如果哪位夫人犯了错，袁世凯除当面训斥外，还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停发一个月或数月的零用钱。在侍寝方面，袁世凯并不是像皇帝那样翻牌，而是一周一人轮值。一体均沾，维系平衡，想必是袁驾驭十位妻子的重要法宝。另外，袁世凯认为女子教育是“家庭教育之根源，培养人才之基础”，他在直隶总督任内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女子教育机构，在家里，他也请了女教师给女儿和如夫人们上课，还为五、六、八、九几位夫人分别取学名叫：志学、勉学、潜学、勤学。

@苍蝇为什么打不死 2014-12-13 18:26:00
假装和你称兄道弟， 兄弟 做一半踹你一脚，假装劝架做好人
推荐一篇文章《令人震惊的91年海湾战争真相》，下面这段是摘录：６０年代曾长期担任美司法部长的克拉克披露的情况证实，早在１９７９年伊朗爆发革命后不久，美国就挑动伊拉克借阿拉伯河争端进攻伊朗，结果引发一场持续八年之久的两伊战争。伊朗受到削弱后，美国接着把打击对象转向伊拉克。美国一面怂恿科威特要求伊拉克偿还３００亿美元债款，并压低世界......
-----------------------------
到处都有共济会的影子，不是说这是阴谋论吗？

【从挽联看袁世凯】

好的挽联在民国出现的频率较高，而且大多都是反应逝者生平的精华评论，这是一项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袁世凯这次撒手人寰，我们也来看看关于他的一些挽联。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这是袁世凯的自挽联，虽然同大头本人一样短小，但是精悍，值得玩味和推敲：我的死是给日本去掉了一个强敌，这就透露出几层意思，首先是说国内无人能与我袁世凯匹敌，这是他的高度自信自负乃至不可一世（成功的政治实干家或者说野心家都有这种舍我其谁的气魄，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只不过表现得或明或暗）；再者，你们都说我袁某人（当然要比元谋人帅的多）与日本签署“二十一条”是卖国贼，其实我只是想跟日本人玩玩，后人也分析他的外交策略是联合英美以对抗日俄，一个俄国熊、一个东洋鬼经常对中华长城以北地带虎视眈眈，袁世凯自然心里有数，他在位期间，对蒙古乃至东北的保护是值得肯定的。

后一句“看中国再造共和”或许有些戏说奚落的感觉，他也曾对“共和”抱有幻想与期待，但议会和选举的操纵在中华大地上简直搞得叫人哭笑不得，这是他对“共和”的偏见以及对君宪的向往，且看他的称帝年号：洪宪，是不是就有宏扬宪法之意呢？或许他在弥留之际感到“民主共和”的观念可能就深入人心，期待以后还会有真正的共和。古人常说“诗无达诂”，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家之言，是非还得靠诸位冷静全面地看待。

“共和误民国，民国抑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实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这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给袁世凯的挽联，估计还没有送到袁世凯的葬礼上去，因为袁世凯倒台后，他被南北双方人士认作“帝制余孽”而被驱逐出境。这幅对联的意思就很明了了，杨度对共和不抱太大期望，认为袁世凯的君宪被人误会了，后世的人将会明白他们的，毕竟他们“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

“为天下痛，更哭其私，一柱存亡关气运?
如四时行，成功者退，千秋华夏仰威灵”
这是北洋之豹冯国璋写的挽联，既痛又哭，可见他对BOSS的爱戴和痛失英才的惋惜，当然他认为老袁关于称帝这件事绝对是个污点，自私成这样还是说不过去滴，下联更是觉得老袁应该功成身退，免得留下千古骂名，要不流芳百世有多爽、有多拉风。

“华夏日重光，回思缔造艰难，亿兆生灵应感泣?
勋名天不朽，太息受终危急，万几擘画失师赀”
这是袁世凯的继任黎元洪大总统给他写的挽联，可见他对袁世凯一生的功勋是有所肯定的，别的话就没有多说了，其实人家也是个“黎菩萨”，说多了说错了都不好，可见这位少有的两任总统不是白混的。

当然，还有一副可以看看的民间挽联，颇为别出心裁，幽默指数也不小：“袁世凯千古，中国人民万岁！”有人看到此言就直呼：“袁世凯对不住中国人民。”

【诸家评说】

环顾宇内，无有出袁世凯右者——李鸿章
袁世凯以私人为本位，全不知国家社会为何物——梁启超
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蔡锷
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孙中山
袁热心维护民国，实为今日第一人物——黄兴
一世怪杰的袁世凯，以符合民意而再起者，卒以伪造民意而亡——李大钊

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陈独秀

相较于同时的国民党，袁是一位敏锐，引人注目的外交官——美国外交官马穆瑞

卿本佳人，奈何做贼——唐德刚

袁世凯是东方的彼得大帝——余世存
他天生是一位实践家，而非理论家。他没有构想出改良方案，也没有为这方案制定一系列原则，而只是实践了这一切，并证明他们的可行性——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

冲击了封建制度，与世界潮流合拍——侯宜杰

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宽松政策”，促成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脱颖而出”，“革命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甚至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洋时代的成长，也和袁世凯北洋政府宽松的文化政策、社会改革不无关系”——郭剑林

袁总统之为人，意志镇静，能御变故，其长一也；经验丰富，周悉情伪，其长二也；见识闳远，有容纳之量，其长三也；强干奋发，勤于治事，其长四也；拔攫材能，常有破格之举，能尽其死力，其长五也。有此五长，而乃善日少而恶日多者，一由智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挟植势力之意太多。综言之，则新智识与道德之不备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长于极善之域，而反以济恶。既自顾手执政权者十余年，天下之大、变故之繁，无不为其牢笼而宰御，则益骄视一切，以为天下事不过如此。于是其手段日以老辣，其执行益以勇往，乃至举中国之人物为供奔走，尽中国国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剧之材料。某今敢断言于此，长此不变以终古，袁总统者，在世界历史上，虽永不失为中国怪杰之资格，而在吾民国历史上，终将为亡国之罪魁。——黄远庸

有道是“万般荣辱从容过，功过向来不由人”，以上均为摘录古今中外的文字资料，可见其争议之大几乎空前绝后；又有道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关于袁世凯的就写这么多，留一些空间，诸位见仁见智，大家都可以有天马行空的想象与笑看风云的评说。

袁大头就写到这儿，感谢诸位一直以来的关注，小生再次谢过大家了，还是那句话：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欢迎留爪，欢迎拍砖，不过还请砖下留情，稍微文明一些，哈哈。
欢迎加入《笑谈民国一百零八将》讨论群：28345028

第三将 公忠体国黄兴

民国时人有言：“孙氏理想，黄氏实行”，并且常把“孙黄”并列，足以见得黄兴在革命党人中的地位之高，就连一手革命一手学术又傲得不可一世的章疯子章太炎都称辛亥革命“论功当属黄兴”，可见黄兴功劳贡献之大。作为革命党人的二当家，他的声望常常会超出孙中山，可他就是甘当老二，还在孙中山被人指责、发难时与之冰释前嫌，站出来力挺老大。人品这么好，功绩非常大，这样的人不该大书特书么。

作为湖南人，黄兴也是一身的辣子味，“不辣不革命”嘛，但此人总体性格却相对忠厚笃实，超然低调，从不居功自傲，也能以大局为重，真乃公忠体国的模范。清末革命起义，多是一些热血书生投笔从戎，为将者少之又少，这样本是革命领袖、理论家、宣传者、组织者的黄克强挺身而出，不得不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俨然又有猛将之风，可他的战绩就是出奇糟糕，甚至还获得过“常败将军”的雅号。像黄兴这样的猛将哥，有趣的故事也不少。


黄兴（1874.10.25——1916.10.31）原名黄轸，字克强，号庆午、竞武，湖南长沙人，与孙中山并称“孙黄”，华兴会创立者，同盟会中坚。

【不是很夸张的题外话】

不是很郑重地说明一下，避免引起自吹自擂的嫌疑：本人故乡离湖南不远，但不是湖南人。虽有乡土情谊，但无地域偏见，并以个人愚见，地域偏见不应是一个大国国民应有的胸襟。我中华自远古以来，贤人士大夫无不以天下为己任，这种胸怀和精神，这样的使命感和责任心都是非常值得崇敬和学习的。在乡党观念非常强的清末乃至整个民国，猛将哥黄兴却能打破地域偏见，赢得各地人的尊重。

“惟楚有材”的金字招牌本来最早是在清初湖北武昌贡院的旧牌楼上挂着，但是到了清朝嘉庆年间，湖南长沙岳麓书院的院长出了一个对联，就叫做“惟楚有材”，有位学生对了个“于斯为盛”而被大为叫好，干脆这两联就挂在书院大门两侧（一直挂到现在），这副楹联一挂，似乎就来了灵气，湖南俊才如雨后春笋般又能应运而生，大有盖过湖北风头的态势：既有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这样的中兴之臣；又有唐才常、谭嗣同、熊希龄这样的激进变法人士；既有谭延闿、杨度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也有黄兴、蔡锷、宋教仁、蒋翊武、陈天华这样的革命派，还加上后来一系列的将军、学者、艺术家等等各界英才，正所谓出了多少豪杰。

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啊，清末湖南人才济济的局面还得托张香帅（张之洞）的福，这人号称屠财，在教育方面的投资更是大手笔，现在两湖的一些顶级大学好多都还跟他有渊源。张香帅的一句名言就说得非常在理：“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这让后人不得不佩服他的高见，晚清封疆大吏大多数人都醉心于“师夷长技”搞洋务时，一堆堆白花花的银子（虽然赔款给列强的不计其数，但现今外国学者研究出清后期的GDP还占全世界总额的33.3%强，远远超过欧洲四大强国英、法、德、意GDP的总和，他们合起来也只有17%的份额）大多投资在了船炮枪械上，没办法，被人打怕了，得学着造点东西来防身防国啊，但张香帅看得更为高远，再怎么船坚炮利也要有人才来运用，于是这人就在两湖大兴学堂，大量派遣留学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黄兴才得以就读于两湖书院，之后又被张之洞选派到日本去留学（蔡锷、宋教仁、蒋翊武、陈天华这样的革命大佬也直接或间接得益于张之洞兴修学堂、派遣留学生之举），为其遇见孙中山，开拓视野，投身革命创造了机会。




张之洞，号香涛，又号抱冰，不管是革命的，立宪的，还是死守清朝君主制的，都喜欢称其为“香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清末大臣，湖北武汉、河北南皮都建有他的很多雕塑，武昌更是有张之洞路和张公堤。孙中山称之为“不言革命之革命家。”

【革命之路】

黄兴也是丢掉笔杆子，拿起枪杆子的主，本来在22岁中了秀才，后来被选派到日本留学，读的是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受当时国内战乱纷纷的影响，他对军事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课余还去请日本军官为自己讲授军事课程（不知道兴叔有没有交补课费，日本人中虽有鬼子，但的确有不少日本人为中国培养人才作出了不能忽视的贡献，当然这远不比我们的原料、赔款、租地、矿产资源、市场等对他们国家作出的贡献大了），他自个儿也是每天清晨都要闻鸡起床，早自习之前就学习骑马、射击，看他本人真有些看不出来，兴叔长得实在是过于敦厚可爱了，很多年后，就是他本人骑着快马，挥着“黄兴到”的旗帜在武昌的革命军阵营中纵横驰奔以鼓舞士气，据说兴叔练得一手好枪法，至于怎么个好法，比如说天上飞过一只鸟，黄兴拔出枪，“砰”的一声，鸟就应声落地，就是这么个好法，诸位自己可以去领略，笔者就不啰嗦了。

话说黄兴在留学期间，听到沙俄在打东北的主意，相当地气愤，奶奶个熊，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被这俄国熊一步步给蚕食鲸吞了，现在竟然还有一种不侵占东北不罢休的流氓霸气，义愤填膺之下，他没有像愤青那样去街上砸俄国车，也没有去脱别个女人的衣服，还大言不惭地说这些都是爱国无罪的表现，而是直接组织留日学生创建拒俄义勇队，声讨俄国。在日本的斡旋和清廷袁世凯等人的坚决反对下，俄国渐渐缓和了侵夺东北的打算，当然，不能说黄兴的义勇队没有起到半毛钱的作用，他们也知道，这帮留学生可是中国的精英，未来中国的领袖，要是得罪这帮虎里虎气的人，往后的日子就不好过啦。

在日本，他结识了宋教仁、陈天华、张继、刘揆一这样的革命精英，他们接触了一些国外政体，启蒙了一下革命理论，便结成志同道合的好朋友。1903年秋冬之际，黄兴以自己虚三十岁生日为由头，在家乡搞了一场秘密Party，还趁此创立了一个反清团体，号称“华兴会”，被推举为会长，所确定的会旨是“驱逐鞑虏，复兴中华”，而且准备在次年，也就是慈禧70岁大寿时，搞他个长沙起义。生日Party办完后，黄兴又来到武昌母校两湖书院，向在校的师弟们发表了激情的演说，可能由于极度煽情以及“叛逆”情绪过重，武昌知府兼学院院长的梁鼎芬直接令人将其驱逐出湖北，这大概就是革命党人在国内的宿命了，无论他们怎样表明自己是为了国家之富强，为了民族之兴盛，但充当清政府鹰犬与走狗的汉人官僚仍然怕这些“逆党”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声张闹事，集合一小撮不明真相的暴乱分子兴风作浪。好吧，走就走，死心塌地想要为了这个国家的人往往还不能在这个国家立足，这不啻为一个绝妙的讽刺，黄兴带着满腔悲愤，还是沉着又豁达，失意又乐观地走了，夕阳下，只留下一个坦荡磊落又有些矮胖矮胖的背影，“远路不需愁日暮”，就等着迎接又一天的新曙光吧。

没有一路引吭高歌的快意，黄兴带着同志加挚友（正经一些，切记过度联想）如邹容、陈天华的《革命军》、《猛回头》共计四千多本册子发放给听他演说的学弟们，当然少不了那些血气方刚的新军，这样内容火爆又能刺激血管的书刊小册子，让这些本来就接收了一些西方知识的年轻人心潮澎湃，也就是说革命的火种已经播了下去，武昌起义之所以能够取得首功，黄兴、宋教仁等人在这里的宣传与策反是功不可没的。

被赶出湖北后，黄兴在第一时间回到了家乡，这位实干家很快就在长沙明德学堂创办了名为“东文讲习所”的日语学校，其实这只是幌子罢了，他在这里付印了大量鼓吹排满革命的书籍，看来在宣传上是下足了苦功，不知是不是受到了拿破仑“一支好笔敌得过成千上万人的军队”的影响，几乎在同一时代闹革命的列宁也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当然，为了宣传革命，黄兴本人也下了血本，这位大地主的儿子变卖祖屋和田产，还准备购置些军火，想要伺机而动，在长沙来一场惊天动地关键是能够惊动中央的起义。刚要出道，运气还是差了点，本以为密不透风，居然还是泄露了风声，半路杀出个告密者来，起义很快宣告流产。

长沙事泄后，这次黄兴来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当然不是为灯红酒绿而来，人家是为了革命，为四万万民众谋幸福来了。不过这次跟在长沙时大同小异，兴致勃勃地来，灰不溜秋地走，这边不适合搞革命啊。稍后，他又来到日本，在这个东瀛岛国，一场重大的风云际会等着他，黄兴碰到了日后再怎么吵架也分不开的铁哥们，再怎么失败也要跟随着孜孜不倦干革命的好同志孙中山先生。“你有你的兴中会，我有我的华兴会，干脆我们来个双剑合璧怎样？”彼此稍作了解，黄克强便直言快语地问孙中山的意思。

孙中山脸上露出迷人的微笑，对黄兴说：“这很好，不过领袖一职谁来当为好。”黄兴更是耿直：“那当然是你孙文孙先生了，你创建兴中会比我早十年，在这方面你都是前辈了。”孙中山颇为忧虑：“在日本留学生中，就你黄克强结识的人最多，感召力也最大，还是你来为好。”黄克强马上推托：“说是你就是你，大伙都是自家人了，还分什么你我。”“痛快！”孙中山笑容在脸上荡漾开来。就是在1905年，同盟会正式成立，次年又提出明确的会旨，其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孙、黄会面有如两颗灿烂的行星，本来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着，但突然之间交相辉映，必然会闪耀出万丈光芒来。还有几段有趣的插曲不吐不快，先前在日本，有人约黄兴去见见被清廷通缉的孙汶——清廷为贬低孙中山而给他起的怪名，还诬陷他是流氓一样贼寇，当时保皇立宪的康梁也对孙中山也是大肆挞伐，尽说孙中山是不识字愚夫，黄兴大概受此影响，犯了文人易犯的清高病来，他说：“不就是一个绿林好汉吗，有什么好见的。”后来又听人说，孙文还是读了一些书，可黄兴这位曾经的秀才郎还是不以为然：“不就是刘秀、邓禹之流吗，不如不见。”等到孙文亲自登门拜访的时候，黄兴惊呆了，只见来者西装革履、文质彬彬、风度翩翩、相貌堂堂（反正一切形容绅士的词放在这里都不会有错），还温和方正地自报姓名：“在下孙逸仙，久闻黄先生大名，今日又得知先生在此下榻，故特意前来拜访，之前未能提前通报，有失礼节，还望海涵。”

这样的气场和谈吐，真是神仙放屁——不同凡响啊，黄兴才猛然醒悟完全不是外界传说的那样啊。后来，黄兴又耳闻留学欧洲的朱和中有过类似的经历：朱和中受传闻误解，以为孙中山真的只是目不识丁的草莽英雄，但后来读到他亲笔题词的誓稿，便哑然失笑了：“康有为、梁启超说你不识字，看来真是诬陷，赤裸裸的诬陷啊！我真是有眼不识中山啊！”孙中山被误解时的心情很难猜测，可能为了免除日后更多人会对他产生误解，他便傲然地回应：“我亦读破万卷！”的确，对于读书一事，孙中山有过这样的说法：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外，只有好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生活。从此，黄克强对孙中山一直都怀抱崇敬之心，即使二人矛盾再怎么大也是如此。

同盟会最初主要是集合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三个革命会党之力而成，声势陡然磅礴大气起来，在成立大会上，黄兴说：“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可见黄克强对孙中山之信任和推崇，而自己在绝对优势的形势下，甘居老二，当了个庶务，相当于协理，是真正的二把手。这话怎么说呢？因为当时的同盟会主要有长江流域的华兴会、光复会和珠江流域的兴中会，而且由于黄兴在日本留学这一层关系，两湖成员为主干的华兴会和江浙成员为主干的光复会大多都在日本就认识了这位既实干又热血又厚道的青年人（可能是组建拒俄义勇军时积攒了大量人气），像宋教仁、蔡锷、陈天华、刘揆一、李燮和、李书城、李烈钧、程潜、黄郛这些在日后直接宣传、推动或指挥各地光复的中坚人物都是非常倾向黄兴的，而且还在黄兴以“大丈夫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鼓动组织下，留学日本的军校生组成“丈夫团”，成为日后革命与起义的军事指挥者，一时间，人才济济之盛，蔚为壮观。

同盟会成立后，这些骨干成员就回国，在青年新军和学生中广泛播下革命种子。时隔一年，清廷心中有鬼，老是对日本的留学生和革命者放心不下，更何况人家都已经组成团伙了，哀家寝食难安啊，当政者居然与日本政府协商，让他们驱散当地的革命者。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搞好组织，向华侨筹得一笔款项后，黄兴等人辗转到了香港，准备按照同盟会的大纲方针在华南一带搞几次起义。可就在黄兴在香港准备起事的时候，第一件“倒孙风波”就发生了。

在日本筹得一万五千元后，孙中山将两千元分配给核心机关报《民报》，然后将其余的钱分配给各个会党领袖回国去准备起义，但可能由于分配不均，光复会就不干了，说孙中山偏心，再加上珠江一带潮州、惠州起义失败，章太炎、张继、陶成章等人就找还在东京的同盟会干事刘揆一，逼他召开特别大会，说是得罢免孙中山的总理一职，让本来负有威望的黄兴来当，黄兴耳闻此事后，马上写信给他们，说：“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这样义正词严的反对，总算稳住了孙中山在同盟会第一把交椅的位置，不过也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江浙皖籍人士为骨干的光复会宣布脱离同盟会，自立门户搞单干。

当然要搞单干的不只是他们，先前加入同盟会的张百祥、焦达峰、刘公、谭人凤也对孙中山表示不满，斥责其：“舍广义而取狭义，组织南路同盟为大本营，而于东京本部从不过问，殊不谓然”，也就是说他孙中山只会重视香港那个分会（当时清朝腹地、南洋、香港、日本、美国各地都有同盟会分会）搞运作，而对于总会事务都没有过多去处理，还有一层意思是说没能在长江流域甚至华北、东北一带发展革命会党。同盟会的凝聚力还是不够强，像张、焦、谭、刘等人本来先前加入过同盟会，但又在两湖地区分立了一个共进会，并以铁血十八星旗作为会旗，这在辛亥就成了湖北军政府乃至南方很多省份的革命旗帜。黄兴到东京后，见到焦达峰等人另立门户，表示不满，便责问：“革命有二统，二统将谁为正？”一个人二十几岁不狂是不会有出息的，三十岁之后还狂，也不会有出息。焦达峰就是那种太有出息的人，（1911年辛亥革命时，在湖南长沙发动起义，长沙光复后焦达峰就被推举为湖南军政府都督，时年仅25岁，是当时最年轻的革命军政府都督，极力主张派遣援军到武汉支持当地革命军，但后来很快就死在立宪党人手中）他竟一脸傲气地回答说：“兵未起，何急也？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我功盛，公亦当附我。”意思是说，现在还没起兵，何必着急啊，如果他日你们功劳大，我就依附你们，我们功劳大，你们就依附我。

铁血十八星旗，湖北、江西、湖南三省共进会（同盟会外围革命团体）同志以此为旗帜，掀起反清光复浪潮。有人认为，此旗帜最能代表中国，红底黄星象征革命你的铁血精神，内中九颗黄星又代表九州中华，外九星表示受中华文化辐射的“外九州”，十八星环绕意味中华民族团结和睦，前途光明。后与五色旗、青天白日旗争选中华民国国旗，五色旗被选为国旗，青天白日被选为海军旗，铁血十八星旗为陆军旗。

当时的中国，一盘散沙是可以想见的。好生生的一个中国同盟会，会集华东、华中、华南三地英杰，凝聚起来的力量肯定比分开行动要好，但没办法，说中国“无三人以上之团体，无三分钟之热度”真是太贴切了。之后的军阀割据更是以地缘为根基，相互间争得你死我活，似乎从这里就能看出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是很难的苗头了。不管怎样，起义的举动迫在眉睫了，再怎么也要让清朝知道，让世界也知道，中国还是有那么一群有血性与良知的男儿要革新政治，要为这里的四万万民众谋求民权与幸福。这次起义，孙中山将指挥筹划机关设在越南河内，黄兴也积极奔去协理。在钦州、防州一带（今广西西南境内），他们共同筹划了一场起义，由于实力悬殊，指挥不灵，很快以失败告终。

失败算什么，以前一老有人说这些革命家有软弱性和妥协性，但这几次的起义失败并没有削减他们的斗志，“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这正是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所说的话，义正词严，自强不息。黄兴，乃性情中人也，正是受这样的感染，才服膺于孙先生，而自己当个千年老二也无妨。很多时候，当老二不是没有实力、没有威望，而是一种有大局观和豁达胸怀的体现。黄兴再度到广西，参加了钦州、廉州和上思起义。真的良将多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完全不是那种只会在背后喊口号，让兄弟们上前线浴血奋斗，黄兴就是这样的人，不过他只学习了骑马和射击，枪法不错，但总体指挥与运筹就不太专业了，当然也不能对他苛责，他已是近乎完美的一个实干家了。这次在广西的再度起义，黄兴率领200多人，竟与2万清军周旋一个多月，期间的艰苦卓绝与壮怀激烈真非常人所能理解。

弹尽粮绝后，黄兴和同志们退回河内，又准备在云南河口准备起义，这不就是打不死的小强精神么，真的没有一丝软弱与妥协。不过，这次河口起义，还是以失败告终，其实他们也没有必胜之把握，“明知不可而为之”，很多时候只是希望能够引起全国有血性、有远见人士群起而响应，但大多时候都是一厢情愿。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先生就曾说过：我就是一只狗，叫了一百多年都没把中国叫醒。黄兴诸人呢，搞了好多次革命，也没把中国人震醒，真不知这头睡狮还要睡多久，但有时真能叫醒一群装睡的人么，黄兴没有想出答案来，但仍孜孜以求、前赴后继，他和他的同志们都是有信念的人。

接二连三的失败，并没有引起普遍的响应，完全是一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自作多情，可这又引起了自身内部人士的不满，谁人都敢骂的章疯子就公开指责孙中山，说他们就只会做无用功，只会烧钱而已：“吾在此以言论鼓舞，而君与逸仙自交趾袭击，虽有所获，其实不能使清人大创，徒欲使人知革命党可畏耳。愚意当储蓄财用，得新式铳三千枝，机关铳两三门，或可下一道州府，然后四方响应，群力以仆之，若数以小故动众，劳师费财，焉能有功？”

可能是经历的挫折和失败太多了，孙先生游历欧洲去了，不知是散心还是去寻找欧洲革命的良法美意，或者两者兼有，这次他把国内的起义事务交给黄兴和胡汉民二人了。黄兴这人非常强调笃实，当下又在广州新军中策划起义，这是从河口起义失败总结出来的经验，因为新军的思想颇新，大多倾向或同情革命，于是黄兴、胡汉民乃至朱执信等革命人士开始在新军中运作。这次的广州起义人才济济，几乎出动了多有同盟会的骨干，除了黄、胡、朱外，还有汪精卫、赵声、倪映典、陈炯明、胡毅生、谭人凤都集中在一起筹划广州起义。准备了一年多的时间，到1910年初，广州革命党人已发展了3000多新军，其中包括步兵、辎重、工程各营士兵纷起响应，他们公推倪映典为总司令。倪司令与义军对天宣誓：“愿为革命战死“，先前就抱定必死之决心，破釜沉舟的勇气令山河为之变色。

这支新军随即分三路向广州城推进，主力抵达牛王庙时，消防营统领吴宗禹已率所部三营在此扼守，居高临下，发炮轰击，起义军伤亡颇重。这时，巡防营帮带童常标、管带李景濂等人到阵地前，传呼请见。倪与童是安徽同乡，而李又曾加入过同盟会，按理说，这样的关系没什么问题，所以倪司令以为他们是来约自己磋商反正的，就没有什么好怀疑的，自己单刀赴会入清营。当倪映典从清营回本阵地时，清军突然开枪，当即被击毙。倪司令牺牲后，义军失去了领袖，二号、三号人物又没有号召力与组织力，群龙无首当然容易引起动乱，但余下的部队也有仍坚持战斗的，从下午一直鏖战到深夜，最后弹尽，终至溃散。次日，清军四出搜剿，义兵被俘者百有余人。

在黄兴准备、筹划广州起义期间，又有一段火辣辣的插曲：革命党仍然有内斗的痕迹，光复会领袖人物之一的陶成章又对孙中山发动攻击，他和李燮和等人代表七省同志在南洋起草了《孙文罪状》，要求开会改选同盟会总理。还是1909年的8、9月间，陶成章写信给李燮和等说：“公函已交克强兄，惟彼一力袒护孙文，真不可解……石屏在安南信孙文大言，亦为所迷。”而且还称“精卫为人，狡展异常，狭〔挟〕制克公，使其不发表此公函。章太炎已刊报告，不久当分布南洋各埠也。”另一封信中又说：“克强既不肯发布公启，弟往向之索回，不肯归还。太炎传单出后，克强屡使人恐吓之，谓有人欲称足下以破坏团体之故也。”“克强函责太炎以晚节不终。”其中章太炎的“报告”、“传单”就是指《伪民报检举状》。内部党同伐异成这样，真是很危险的事。

黄兴黄克强才三十多岁，就被称为克公，而且还让他将中山先生取而代之，威望地位之高就不多说了。但黄兴还是想尽办法突围，继续奠定孙先生的第一号领袖的地位：“陶（成章）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黄兴就是这样的态度，让孙中山的粤籍同志感动敬服，汪精卫先前说黄兴想要学东王杨秀清，现在真相大白，日月可鉴，胡汉民在给孙中山的信中就感叹：“闻黄克强已有书致文岛各教员，痛为辩白，而陶归日本，要求开会讨论，黄君则拒绝不允。凡此皆非为中山个人，实为大局。盖吾人矢志革命，虽未尝依一人，而其人于全党有重大关系，抑且无丝毫之无负于党，如此而被诬被谤，则不容不为辩白护持。今在东京有黄克强兄，在南洋有公等，俱持正不阿，以伸公论，悠悠之口，将不久自息矣。”这里没有战争，但已是硝烟四起。

革命阵营内部，几番口诛笔伐没个消停，章太炎作《伪民报检举状》，说到：“试观黄兴，非与孙文死生共济者耶？而以争权怀恨，外好内猜；精卫演说，至以杨秀清相拟。”但胡汉民打心底佩服黄兴，并认为黄兴极力为孙中山辩护，维护其领袖地位，而不是乘机取而代之，“凡此皆非为中山个人，实为大局”。但争来争去，孙中山的最高领袖地位由于黄兴的高风亮节以及一种撼山易，撼同志情难”的忠贞不二的品质，还是没将孙中山的地位撼动。顾不了这么多无用功，黄兴见3000粤中新军子弟消耗殆尽，竟然跑到南洋槟榔屿（今属马来西亚）与孙中山等人集会，准备筹措一笔资金，再来个广州起义，必须能够震动清廷中央才好，唤醒更多人到革命阵营才行。但钱好筹，新军已经不好招，而且他们也没有想到农民、工人也可参与革命，或者是不想牺牲那些本来就过得很贫苦的人吧。黄兴带头组织一百多人的敢死队，几乎再次把同盟会内的青年精锐全部聚集起来，一场彪炳史册的重大起义已呈“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

@再造文明 144楼 2014-12-12 23:13
这是袁大总统与外国公使的合照，老袁搞外交绝对也是一把好手，他与英国公使朱尔典的关系特好，那时与德国走得很近。
-----------------------------
@铭浩风 2014-12-16 18:04:06
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是旧中国两次弱国外交的胜利，北央政府比起国民政府在雅尔塔会议和接受日本投降时的表现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
北洋政府：二十一条真正签订的时候已经更改了很多内容，主权基本保下来了；巴黎和会根本就没签约，的确可算作小胜。国民政府：都是靠八年艰苦抗战打出来的，他们可能想借助日本力量剿匪，才以德报怨。

【孤军血战黄花岗】

“常败将军”的名号在中华大地上流传开来，不知是内部革命同志的戏言，还是敌对势力的蔑视，黄兴还是背着这样一顶不光彩的帽子继续革命。而且这次的起义任务是直接攻打两广总督署，他自己又充当带头大哥身先士卒，带领兄弟们与清军厮杀。没办法，革命者已经无谓生死，何所谓一些世俗名号，由他去吧，不过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住我黄某人革命的脚步。

早在1910年11月，孙中山召集同盟会精英骨干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人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召开秘密会议，商量今年好好准备枪支弹药和筹款，明年卷土重来搞他个撼动清廷的大动作。这次会议的宏伟蓝图很美好：他们决定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广州起义，组成800人的敢死队（他们的拿手好戏，就是选一些不怕死、敢去死的兄弟杀人不眨眼地与敌人拼命），首先攻占广州，然后由黄兴率众提师进入湖南，赵声率领一军出江西，谭人凤、焦达峰在长江流域举兵响应，然后目标达成就会师南京，学习偶像洪秀全（孙中山很崇拜洪天王，自称“洪秀全第二”，其实是想学老乡组织反清的运动）再举行北伐，直捣北京。好一个孙大炮，理想完美，勇气可嘉，这叫笃实忠厚的黄兴能够说什么呢？黄兴觉得蓝图也很美好，但实行起来肯定千倍万倍地艰难，不过大当家发话了，二当家只好唯唯诺诺地答应，不折腾不革命。

大当家设计好蓝图，二当家黄兴则积极反思总结前几次起义失败的教训，认真布置筹款、联络等各项运作事项，而且为此事，还专门成立统筹部，在广州活动的革命者都领取任务后，省城内外及各省革命力量大体联络就绪，“山雨欲来风满楼”，真要有大动静了。统筹部决定发难日期定在4月13日，分10路进攻（统共就筹集了800余人，还要分10路，真不知是怎么布置人马的，革命不是过家家啊，总督署卫队清兵后来知道只有这些人，笑得都快合不拢嘴，这不是送饺子馅来给咱包么，并且这样也坚定了他们镇压能取胜的信心），黄兴为总指挥，赵声为副总指挥。但就到发难日期时，同盟会成员温生才不知是没有受到组织的通知还是想逞英雄，竟然在广州将军孚琦参观法国军舰时，给了他5颗子弹，广州有革命党人活动的消息看来真是灵验了，这就搞得广州城草木皆兵，清兵戒备森严。

预备得有声有色的起义只好推迟，这不是第一次推迟起义，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延迟10天后，黄兴由香港潜入广州，就在戒备最为森严的两广总督衙门附近小东营五号设立起义指挥部。黄兴一伙都已决定于4月26日举义，可日本、越南方面的枪械稍迟方能运到，而准备响应起义的新军第二标又爆出5月3日即将转移防地的消息，这种状况，就一个成语：进退维谷。“就定在4月27日吧。”黄兴仰天长叹，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说干就干，只是他们将原定十路进军计划改为四路：黄兴率一路攻总督衙门；姚雨平率军攻小北门，占飞来庙，迎接新军和防营入城；陈炯明带队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胡汉民堂弟）带队守南大门。但内部指挥人发生了意见分歧：胡毅生、陈炯明等认为清军已有防范，提议改期；姚雨平反对改期，但要求发枪500枝以上，所以到后来10路人马改成4路，最后只有黄兴一路真正发动进攻。黄兴在青年革命志士喻培伦、林文（时爽）等人的慷慨激励下，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按期发难，在这些血气沸腾的年轻人来看：在这样拖下去只会让人意志消沉，让起事搞得遥遥无期，让一些早早就摩拳擦掌、枕戈待旦的兄弟们情何以堪。

在4月27日下午五点半，黄兴带领他的一路“先锋”120余人，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直扑督署。身先士卒的黄兴连开三枪，奏响了黄花岗起义的总号角。另有一路由赵声带领于吴公馆出发，目标是阻止城北龙王庙的城防营部队到督署增援，这算是只有两路人马在参加这次起义。黄兴这一路来势汹涌，督署卫兵竟也进行顽强抵抗，革命军本来就拟好了“投名状”，于是枪弹齐发，不怕死地往前冲入督署。两广总督张鸣岐不知义军到底多少人马，只听见枪声、喊声、爆炸声声声入耳，怕得逃往水师提督衙门。黄兴见找不到张鸣歧，便同兄弟们放火焚烧督署衙门，然后又冲杀出来。

就他们这么一冲，还恰好碰上闻风而来的水师提督李准率亲兵大队前来助剿。林文先前听说李准军内部有革命同志，便上前高呼：“我等皆汉人，当同心戮力，共除异族，恢复汉疆，你们还不出来倒戈匡扶汉人江山！？”话未讲完，就被敌人一枪命中，当场牺牲。黄兴二话没说，又带着兄弟们厮杀起来，就在他举枪射击时，右手中指、食指被打断。但黄兴继续将所部分为三路：川、闽及南洋党人往攻督练公所；徐维扬率花县党人40人攻小北门；黄兴自率方声洞、朱执信等出南大门，接应防营。激战一下午，还是寡不敌众，战斗场面非常残酷，兄弟们都被冲散，很多时候都是几十、上百清兵把一个两个革命兄弟围困在一间房子里开打，最后这些兄弟点燃所有炸弹跟他们来个同归于尽。

战到最后，黄兴独自走到一家小店换装后才得以生还，逃至香港。革命志士潘微达冒死收拾义军阵亡者的遗骨，一共72具（实际牺牲人数为100来人），并葬于广州郊外的红花岗，并将其改名为黄花岗。后来，中华民国政府将4月27日，也就是黄花岗起义这一天定为“青年节”，以纪念这些以革命青年为主干的起义。黄花岗起义失败，远在美国的孙中山接到胡汉民的复电，得知黄兴等安全脱险，就有些转悲为喜地表示：“天下事尚可为也！”也就是说，只要黄兴还在，革命的事业还可以有所作为。

这次黄花岗起义直接攻打两广总督署，而且还向海外华侨筹款不少，失败后不只是惊动清朝中央，更是让海外华侨震惊。作为总指挥，生还后的黄兴忧愤交加，而且还有些羞耻心，毕竟自己没有为革命殉命，于是他就准备组织暗杀行动，决定再拼一死以杀李准，以谢殉难同志，以谢海外侨胞，维护革命党人的承诺：那些在海外奔波的侨胞也是非常期待祖国能够有民主共和，希望中华民族能够复兴才捐助革命。不过，孙中山等元老对此事无不忧心忡忡，函电交驰，极力劝阻黄兴个人去搞暗杀。在给吴稚晖的一封信中，孙中山就表示出自己的担忧：“盖黄君一身为同志之所望，亦革命成败之关键也。彼之职务，盖可为更大之事业，则以个人主义事（指暗杀）非彼所宜为也。”

【你的孤独，虽败犹荣】

黄花岗起义，烈士喋血，悲恸九州，黄兴作为敢死队总指挥对于自己的苟且偷生感到非常羞愤，几欲自杀，还是被身边的人给拦下来了，身边人往往就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徐宗汉女士。还是在那场起义中，黄兴兵败受伤，几乎昏迷不醒，女同盟会员徐宗汉发现他了，就硬是连拖带拽地把黄兴带到一家小店，然后二人换一身衣服，装扮成一对夫妻躲过清兵层层把关，还是侥幸逃到香港，在那一段时期，都是徐宗汉帮忙疗养，黄兴觉得这女子刚中有柔、柔中有刚，比起当年秋瑾秋女侠也不逊色；这女子认为黄兴理想远大，又能实干，值得托付，二人眉来眼去，心有灵犀，日久生情，假戏成真就真结成了夫妻，这也算因祸得福，艳福不浅。徐宗汉是富家千金，但绝不是那种爱宅在家看泡沫剧的闲妻，她后来虽成了寡妇，但不甘平庸，最不能忍受不平等的她在女中豪杰、女权主义的道路上昂首阔步，就是她，从此与黄兴相依相伴，共同为和平解放事业和民主革命事业奋斗。

就在那一年的10月10日，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了，一场注定要彪炳史册的革命运动还是蓬勃发展起来，可以说这都是黄花岗起义开的先河。当年看似遥不可及的宏伟蓝图尽管有些姗姗来迟，但毕竟还是到来了。举国震惊，在香港疗伤的黄兴迫不及待地想要赶到武昌，也就是首义的最前线，为了心中的理想，与北洋军激战一番。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oh no~ ~，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那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古往今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黄兴诸人不知跌倒过多少次，但就是为了心中的理想，一再挺立站起，继续朝前。男女搭配，干活不累，革命也适用这样的道理。黄兴在新婚老婆的协助下，从香港坐轮渡来到上海，准备再逆流而上，支援武昌。那时候，海路盘查再怎么也不比在陆路上，所以到上海还算顺利。不过，从上海到武昌虽是沿长江而上，但清军查守得还算厉害。这次徐宗汉故技重施，搞搞制服诱惑，装扮成一名医护人员，掩护老公黄兴以及宋教仁等同志坐洋人的红十字会船从上海抵达武昌。黄兴一来，湖北军政府士气大振，谁不知革命领袖中，除了孙先生就是黄先生，当时的军政府革命人士对黄兴的到来非常欣喜，也非常看重，还非常隆重地在阅马场举行隆重的拜将仪式，推举其为战时总司令。黄兴当时对于蒸蒸日上的革命事业也是非常来劲，当下就骑马（这个在日本留学，业余期间学过）亲自扛着一面写有“黄兴到”的旗帜去前线指挥、打气。

但战争向来都没那么简单，一场非常激烈又久经考验（不是酒精考验）的战争等着他，阳夏保卫战（阳指汉阳，夏指夏口也就是汉口的古称）开始了！先是在汉口刘家庙火车站一带，敌方的主将还是在陆地上是张彪和水师指挥则为萨镇冰，他们可算是水路夹攻。革命阵营这方虽然兵员不多，但领袖人物个个都是名震华夏的主儿：黄兴、宋教仁、黎元洪、吴兆麟（武昌起义当晚的总指挥，那时各大报纸上的头版头条没少记载他）、孙武、蒋翊武、张振武（武昌三武的名头也是响当当）、熊炳坤（熊一枪，据说就是他打响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刘公、詹大悲、蔡济民（在筹款和宣传上也没少下功夫），这样的阵容不可谓不豪华，但敌方的兵力数倍于己方，其实力不可谓不强大。

军政府也组织发动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然后宣布自己的惠民政策，一引起更多人的响应。商人出钱，平民端茶送水，无产者就上战场得到枪械就学着发射，但作战效率之低是可想而知的。不过，就是靠这群民众的积极支持，才迅速把清军南下的火车站轨道给强拆了，使得一火车的清军施展不开来，他们先前把机关枪摆放在两边窗口扫射革命军的想法也破产。然后，这群民众趁势向准备开火车调头的清军出击，一阵阵喊杀声下，清军被打得屁滚尿流，夺路而逃。当下，萨镇冰在长江耀武扬威的舰队也熄火了，都苦战两天，发不出炮弹来了，黄兴指挥革命军迅速趁机占领刘家庙。

大多数筹集起来的义军毕竟武器、装备和人员不如别人，清军方面呢安顿一下自己的情绪，调整好心态又大胆地往前走。这下子的反扑到让刚赢得一场小胜的革命军有些手足无措，黎元洪当下就让自己的心腹爱将张景良前去一线阵地指挥，这家伙也太不给上司争气了，前去没有布置战场，也没有筹划好战略，当下就不知所踪地溜走了。但汉口濡口一带可是前线要地，要是落入清军之手，后果不堪设想，黎元洪同黄兴商量后，就派步兵军官熊炳坤、张廷甫，炮兵军官蔡德懋，敢死队长方兴、马荣等人率兵前去固守。抵挡一阵后，荫昌被换下来了，虎步熊趋的袁世凯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负责南下“剿逆”。这袁大头已经让清廷知道自己左右政局的能力了，他当然也想让革命军了解自己的根底，不然拿什么筹码去谈判。

宗室成员荫昌估计是军事理论学得还没消化，打仗不行，在这么关键时刻还被袁世凯给取代，清廷只得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这个被人认为“挽救中国政局第一人”的北洋大佬身上。袁世凯派出最能打的两员虎将冯国璋为第一军军统（军长）、段祺瑞为第二军军统，率北洋大军沿京汉线直抵汉口。刘家庙又是一阵激战，革命军直接抡起大刀，跟北洋军进行肉搏。请原谅他们在这热兵器纵横四海的年代，突然之间玩这么一出，这着实让前线的北洋军吃了一惊，很多士兵就在吃惊的那一刻连同吃了一刀。这样的战争场面固然已是非常悲壮了，但张景良也就是黎元洪的心腹，突然如鬼魅一般地闪现在刘家庙附近的革命军军火库一带，这人带着一伙叛军就把军火库给烧毁了。后面浓烟滚滚，这让前线浴血奋战的革命军将士疑心后方不稳，再打下去只能全被包饺子，他们就迫于无奈地撤退到大智门那一块。

张景良怎么突然叛变，这估计至今都是一个谜，既然是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的心腹，怎么会突然倒向北洋军？不过这人很快就被火冒三丈的革命军逮捕，没有审讯就地枪决，这也让疑点变得更加高深莫测，这不是“无间道”和“罗生门”所能演绎出来的剧情。湖北新军标统谢元凯是个十足的革命派，见到刘家庙附近的占地军火库被叛徒一把火烧掉，义愤填膺地对士兵说：“我们被叛徒出卖了，现在多说也没有用，总指挥不再，我只好带领你们去夺回刘家庙，这样才有起死回生的机会。”说罢，一群人朝着大刀，反冲过去，又将北洋军冲击得鸡飞狗跳。血肉横飞都将士兵们的脸都染红，厮杀声震彻云霄，北洋军没见过这阵势，而且都是一些以新式武器横行霸道的新军，他们的洋枪洋炮暂时也发挥不出作用来，刘家庙旋即易手。

但大智门毕竟距离刘家庙不远，作战将士对于唇亡齿寒的阵地利害是心里有数的，但士兵和武器的确太少，支撑不起，即便能够以弱胜强，但悬殊太大，又不能撒豆成兵，想要打胜仗，估计只有编 话了。前方的黄兴和后方的黎元洪商议，让军政府招募一些倾向革命的市民来帮忙。黎元洪向武汉地区的学生发出邀请，让他们支援革命。学生们毕竟有朝气，好发动，学生代表徐源泉召集三百学生，组成革命敢死队，很快就将还没有来得及致青春的青春年华献给了这场革命战争。几天之后，汉口市民也是感于革命军的义勇忠诚，感于革命军的精神与志向，他们都自发加入革命队伍，没有训练，也没有领够枪支弹药，就那么义无反顾地走向了随时有可能丧命的战场。短兵相接是北洋军的致命点，但远距离的枪炮作战又让他们的威力得以发挥出来，在大炮轰轰声中，刘家庙很快又被北洋军拿下。主战场又转至大智门，但这帮趁胜追击的北洋羔子硬是仗着炮火优势，打到了大智门，很快，这块阵地也没保住。

革命军退到了循礼门，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巷战就要在此爆发。这次北洋军的主要指挥为冯国璋，革命军的总指挥为黄兴。只能依托在巷子里掩藏，这样可以躲避北洋军的炮火，同样重要的是，这里才是湖北新军、学生军和民军（这时统称为革命军）的主战场，地势几乎被他们摸得一清二楚，特别是由市民组成的民军，常年穿梭在大街小巷，带着革命军左冲右突，简直就是如鱼得水，这样就搅得北洋军如狗咬刺猬——无从下口。不过冯国璋也是够丧心病狂的，这个北洋之豹，贪得无厌，对于八里洋场的繁华汉口城也不能打动那内心深处的良知，居然让北洋军用炮火烧城，大火连烧三天三夜，中国内地最繁华的商阜沦为废墟。马荣、谢元凯、徐少斌、孟发臣、方兴、赵承武、蔡德懋、熊世藩、王家麟这样的革命军军官连同五六百士兵前赴后继，最终为革命喋血疆场。
?
汉口失守，冯国璋虽然碍于国际影响被撤换，段祺瑞为前线总指挥，袁世凯也直驱孝感，把总指挥部设在那儿，距离前线的武汉并不远了。黄兴无所畏惧，针锋相对，当时就在蛇山、龟山设置炮台作为防卫，以保卫汉阳、武昌不再落入敌军之手。黄兴与将士同甘共苦，一起奋战在最前线，但这样也抵挡不住北方强悍北洋军的进攻，仅与汉口有汉江之隔的汉阳也几乎是一马平川，更没有长江那样的天险，萨镇冰的水军又阴魂不散地缠绕着革命军。北洋军从琴断口、十里铺、五里墩、古琴台、南岸嘴沿河登岸，革命军节节溃败，实力悬殊实在是太大了，袁世凯似乎生怕不能震慑南方的革命军，咬紧牙让北洋军拼命往前冲。汉水堤防还是全线溃散，困守汉阳城的革命军即使是殊死搏斗，也无力挽狂澜于即倒。幸存的将士含着血泪，只有痛惜地离开自己拼命过将近一个月的战场。

阳夏保卫战失败的态势已成定局，黄兴悲恸万分，先前听到武昌光复的消息后，本来是喜出望外，兴致勃勃，踌躇满志，不远千里（原谅我这么啰嗦，其实兴叔内心情感还是很丰富的，当然这不能只看他比较呆滞的外表，这也叫真人不露相）地跑来鼓舞指挥，结果却辜负了湖北革命人士对他的期望，站在江边，看大江滚滚东去，完全没有苏轼临江时的那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情与壮志，悲痛欲绝之时一心只想求死，他说要与汉阳共存亡，但被跟随身边的田桐拉住，李书城等人也过来力劝：“军家胜负无常，今二十余省之响应而独立者，已三分有二，必能指日推倒满清，建立民国。故汉阳城暂时之得失，似已无足深忧。而公之一身，则关系大局，较汉阳尤重，万望留以有待。”等黄兴发热的头脑稍微冷静一下，大伙强行拉着他退出汉阳，随后被黎元洪派人接到武昌。其间，当江轮渡至中流时，黄兴回望汉阳城，内心之凄凉与悲壮有比当年关公败走麦城，忽然急忙走到船舷，纵身投水，副官曾昭文与刘揆一追随左右，两人眼尖手快，迅速合力抱住黄兴。

同年黄花岗起义惨遭失败，黄兴有感于心，不久就挥笔一首《蝶恋花·辛亥秋哭黄花岗诸烈士》以祭奠为革命起义殉命的仁人志士：“转眼黄花看发处，为嘱西风，暂把香笼住。待酿满枝清艳露，和风吹上无情墓。 回首羊城三月暮，血肉纷飞，气直吞狂虏。事败垂成原鼠子，英雄地下长无语。”及至他得闻武昌光复的消息后，也是兴奋地提笔作诗《致谭人凤》：“怀锥不遇粤途穷，露布飞传蜀道通。吴楚英雄戈指日，江湖侠气剑如虹。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愧我年年频败北，马前趋拜敢称雄。”等到阳夏保卫战失利，也只有靠文字来酣畅淋漓地挥洒那种壮志未酬的心情：“明月如霜照宝刀，壮士掩凶涛。男儿争斩单于首，祖龙一炬咸阳烧。偌大商场地尽焦，革命事，又丢抛，都付与鄂江潮。”让这位富于文采的儒生秀才参加革命就已是很难为他了，又要让他到前线指挥，更是为难他。

虽然无功而返，但一连拖了41天的保卫战，还是为湖南、江西、安徽、陕西、山西、云南、广东、福建、贵州、江苏、浙江等省的独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如此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反清运动也不枉黄兴诸人在武汉三镇的负隅顽抗。事后，黄兴被邀请去上海，有些书上说他是被湖北军政府的革命者排挤，多少也有些不合情理、不合符事实，他冲锋陷阵在第一线是军民有目共睹，而有所闻的，他在武汉的所作所为是能够让人心悦诚服的。他要先到上海，一是为了组织中央临时政府，二是为了准备北伐。当时江浙沪三地的革命者要求将中央建立在上海，但为湖北军政府乃至华中一带的同志反对，最后折中才将临时中央政府选在南京。独立各省分别派一位代表在上海，一位留在武昌。在南京的代表通过选举，16票通过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15票通过为副元帅，但黄兴又一直表示退位让贤，自己不能担当，在其高风亮节的感召下，还是让在武昌劳苦功高的黎元洪当了大元帅，自己甘居为副。

@亡秦者楚三户 2014-12-17 00:11:17
愚以为，孙文是雄才有余，而大略差之甚远，有匡护中华之雄心，而无力挽狂澜之手腕，为人稍欠务实。反观袁世凯是大略有余，雄才不足，其逼迫清帝逊位，促成南北和议，对两边都恩威并施，手段不可谓不高明，但终究跳不出旧思想，认不清新形势，逆势而行，终应了孙中山的那句“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被永远地钉于耻辱柱上。楼主对松坡将军的评价，鄙人倒是十分认同的。
-----------------------------
我所说的雄才是指干实事的能力和才干，袁世凯在权谋应变、处理政务、练兵作战、设置警察、开展外交、进行功业建设等方面的实际领导能力或落实能力强，这才称他为雄才有余；大略是指具有远见卓识，孙中山革命理论、政体设计、国家建设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很 了不起，才称之为大略有余。而袁世凯或许没有长远眼光，对国家未来发展没高瞻远瞩的见识，没能顺应潮流，才称之为大略不足；而孙中山呢，组合人力资源能力、指挥战争能力、政治权谋等方面的实际才干相比弱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