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人无行的恶果
——谈谈康有为、陈独秀、鲁迅等人的私德


我们常常会看到有这样一种说法，即“文品和人品不能相提并论”，这句话我觉得放在所谓文艺人士、文艺作品身上或许还勉强可以，但一旦对象是传播思想的人士与其思想作品，也许就不能这样轻易的将“文品和人品”二者割裂开来了，对于其中某些人品不堪者，更应当引起我们的某种警惕和批判。
这里让我们先从近现代史上影响极大的三位思想人物入手，看看他们的“文品和人品”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紧密的联系呢？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应该从中反思一些东西。


【一】康有为（1858—1927）

这里先从年纪最长的康有为说起，此人凭着戊戌变法得到的政治资本，在流亡时期获得了侨胞们的大量捐款，他本人正是利用这些钱去周游世界。
华人华侨们其实也不富裕，若是康有为能够一心为开拓视野、为国计民生奔走，也算是达成这些捐款者的初衷了，可惜康氏不仅拿着这笔钱为自己盖了多处别墅，也先后娶了六位夫人（其中还有一位曾是他的日本籍女佣），在他70岁去世时，尚有四位夫人在世。
根据赵立人《康有为》一书中的记载，自号“天游化人”的康氏不仅在国内外四处云游，也参与了“张勋复辟”运动，等到1925年溥仪被冯玉祥驱赶到天津日租界后，唯恐落于人后的康氏不顾老迈，马上风尘仆仆地从上海赶到“行在”进行三跪九叩，着实过了一把“觐见天子”的大瘾。要做一个像郑孝胥一样的满清遗老也没什么，这无非是个人的政治选择，偏偏康氏惯于脚踩多只船，比如1923年4月炙手可热的北洋军头吴佩孚五十大寿时，康氏又特去洛阳进行祝贺，并投其所好地献寿联道：“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好名的吴玉帅得联大喜，待之如上宾。
不但惯于政治投机，康氏在诚信方面也完全背离了儒家的教导，比如他在自己的《我史》里面严重造假、混淆视听（已经茅海建教授做了仔细的辨析、考证）。康氏在戊戌变法中的胡乱作为，不仅严重堵塞了中国的政治改良之路，变法失败后他在香港不经大脑的发言也害苦了光绪。
在政治方面，康有为各种离奇、魔幻的想法层出不穷，大有唯恐天下不乱之势。这里就不再细述了，有兴趣者可以进行深入了解。


【二】陈独秀（1879—1942）

我们接着再来说贵党大佬陈独秀，此人跟康有为一样喜欢乱搞男女关系，虽然不算缺乏立场，但却总是自相矛盾，且毫无信义。
蔡元培执掌北大之后，有鉴于当时学校师生们的不正之风，“私德不修，祸及社会”，于是组织了一个“进德会”，希望会员们能够砥砺个人道德，为社会做一个出色的表率。这个进德会有“不嫖，不赌，不纳妾”等戒条，大家可以自愿加入。因为反对戒嫖、支持纳妾，所以辜鸿铭这等知名的“辫子教授”拒绝入会，宁为真小人、不做伪君子；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等许多知名教授都争先加入，由此使得进德会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然而陈氏又自抽嘴巴，因1919年3月间逛八大胡同被人知晓，结果闹得满城风雨。两年前力荐陈氏到北大任职的北大教授沈尹默和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等人，认为陈独秀不配为人师表、破坏北大声誉，极力要求蔡校长撤销其文科学长之职。虽然蔡元培爱才心切，但架不住各方的压力，只好给陈独秀放假一年，但仍保留教授职位，实质上是将他从教学一线隔离，以避风头。不久之后，“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于1919年6月因散发传单被捕，出狱后即南下上海，为中国历史揭开了不同的一页。
除了嫖娼一项，陈氏也可谓三妻四妾。陈氏本有原配夫人高晓岚，但他耐不住寂寞，又与夫人同父异母的的妹妹高君曼（1888—1931）搞在一起。高君曼不仅是陈氏生活中的伴侣，也是他事业上的支持者与助手，甚至与他一起被捕坐牢。按理说两个人应该是“患难夫妻恩爱深”，但是自1922年起两人的感情逐渐冷淡，高君曼于1925年带着她和陈独秀的儿子陈鹤年（陈哲民）、女儿陈子美移居南京，陈独秀每月只象征性地给她寄区区30元生活费。艰苦、紧张的生活损害了高君曼的健康，她身患肺结核却没能得到有效治疗，于1931年病逝于南京。
1925年冬，陈氏胃病发作，来到上海的一家私立医院诊治，与接待他的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医生施之英从此结缘。两个人很快就在医院附近租了一间民房过起了“夫妻”生活，还大大方方去杭州、杨州等地度“蜜月”，党组织因四处打探找不到陈总书记的下落，只好在上海《民国报》上登出“寻人启事”。陈氏看到报纸，这才回归组织，后因1927年大革命失败成了斯大林中国政策的替罪羊，终被撤消了党内一号职务。施之英也就在此时离开了他，在上海另嫁他人，他们的“夫妻”生活大约维持了14个月。
陈氏不仅为人喜新厌旧，而且感情淡薄，不仅在高君曼的最后六年里没有去看过她一面，而且他自从1913年离开家乡后再也没有回去过，时年3岁的儿子陈松年竟然有20年没见过父亲（后来到监狱探监才看到的）。
比陈氏小29岁的上海女工潘兰珍在1930年两人结婚时，不仅完全不知晓陈的真实身份，而且也基本不知道陈的过去，为求一时之快的陈氏无疑是在蓄意欺骗对方。1932年10月，陈氏被上海国民党当局逮捕，送往南京老虎山模范监狱关押，经庭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报纸登出后，潘兰珍这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最令人叫绝的是，陈氏坐牢时还在狱中与前来探视的潘兰珍行房事，以致典狱长不得不请陈大教授“自爱”，结果陈却反驳说：“这是私人生活，别人管不着，也不用管。”【任建树《陈独秀大传》，436页】

【三】鲁迅（1881—1936）

关于鲁迅的问题，我已经在《如果这就是鲁迅》一文中有详细交代，这里不再一一罗列，有兴趣者可以搜出该文进行参阅（阅读地址见结尾附录）。
在孙乃修的《思想的毁灭——鲁迅传》一书中，作者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朝三暮四、言行分裂、投机革命、带有中国式世俗精明的那么一个老滑头形象的“鲁迅”，用今天的话说，鲁迅分明就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一面在光复会里高倡“我以我血荐轩辕”，一面却以家有高堂拒绝牺牲；一面对传统社会表现出切齿痛恨，一面却在袁世凯政府中担任小说审查官；一面通过蔡元培的关系领取国民政府的津贴，一面却对国民政府破口大骂（在给日本人的96信里从来未对日军侵略行为抗议过，有媚日嫌疑）；一面加入了左联，一面却以养家糊口为托辞拒绝承担事务……
虽然鲁迅在男女关系方面，要比康有为、陈独秀之流干净一些，但也并非无可指摘，但这里就不以此为重点了。要强调的是，鲁迅为人心胸狭隘且睚眦必报，以至于在生前广为树敌，掀起文坛上的一场又一场混战，以致弄得整个文坛鸡飞狗跳、乌烟瘴气，到他临死前一个多月，却还在扬言道：“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因此，我在《如果这就是鲁迅》一文中，才提醒大家要警惕人文知识分子中的那些道德败坏分子，因为他们往往是带有浓厚的暴力倾向的思想极端分子，思想方面的建设力不足，破坏力却不可小觑。这在古今中外都不乏例证。
而正如我在分析马克思的时候说过的：“马克思这个人专横、冲动、热情，喜欢辩论且好斗，他的思想中充满了那种战斗的激情和献身的狂热（他早年是个浪漫主义诗人）。这种人最容易成为群众运动膜拜的偶像，因为群众往往是冲动、盲目的，马克思的言论正好投合了这种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群众和革命选择了马克思，就像中国的帝制选择了儒表法里这套东西一样。”
当一个社会缺乏理性、宽容的氛围时，往往是那些煽动家、极端分子容易获得精神市场。“鲁迅思想”之所以风行于一时，成为青年们的所谓“精神导师”，也许正是这个缘故。


【四】观其行，听其言

《大同书》是康有为晚年的作品，它“吸收今文经学的‘公羊三世’说和《礼运》的小康大同思想，融合儒、佛二家，结合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空想社会主义，虚构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大同世界”，但是在我看来这满纸荒唐言，与其说它有什么真知灼见，倒不如说它是一种迎合思想界时尚的大杂烩。
康有为各种奇谈怪论，比如他主张“大同之世，自发至须眉皆尽剃除,五阴之毛皆当剃落,惟鼻毛以御尘埃秽汽,则略剪而留之”，他居然要把人的毛发都剃干净。而且要消灭家族、家庭，“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这分明就是“共产共妻”；夫妻所生的孩子都送到公立育婴院去，“凡教养之责，皆政府任之……父母不得而私也”。
还要“设立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收入自由享用。”人“死则火葬，火葬场毗邻为肥料化工厂”。这类极端的主张，其实在大跃进时代都基本实现了，而恶果不难从亲历者的回忆里一窥究竟。偏偏还真有人拿这种东西当回事，话说1958年8月6日，国家主席刘少奇曾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专门带着《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
我们不难预见，以康有为这样的人品和思想，如果令其当政，国家难道会比毛时代好吗？我们也不难发现，康有为与梁启超这一对师生的分道扬镳，也不可能仅仅是思想分歧造成的。
同样，陈独秀为人也完全具备了专制独裁的气质。话说1916年底陈氏以《文学革命论》提出了自己的白话文主张，当时还在美国的胡适写信，其中指出：“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可是陈氏却以一副自负真理在手、唯我正确的口气回信说：“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这样的态度发展下去，必然是容不下任何批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凡批评和反对者就是应该加以打击和消灭的“敌对势力”。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种专断之人上台执政，他能够把自由、理性带给国人吗？同样，我们也可以从个人私德入手，对袁世凯、孙文、毛氏、蒋氏等人的私德及其言行进行一些思考和比较，也许我们能从中会体悟到一些不同的东西——尽管每个人的结论或许会大相径庭。
我也曾翻阅过美国人所写的华盛顿和杰斐逊等开国先贤的传记，有个感受非常强烈：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如果华盛顿、杰斐逊等人都是道德败坏之徒，或者都是一些野心家，那美国还能够有今天的成就吗？当然，华盛顿、杰斐逊等人在私德上并非完全无瑕，比如华盛顿曾一度热衷和女士们调调小情、杰斐逊曾勾引好友之妻未遂，但他们最终都坚定地维护住了自己的家庭和婚姻，乃至于年长后愈发显得德高望重——当然，这也许是社会环境对人潜移默化的结果！
不过，美国当初之所以能够顺利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其实还离不开华盛顿的直接努力。想当年，部分军官及野心分子都曾支持华盛顿做国王，面对“黄袍加身”，如果华盛顿动心，或者他本就是个野心家，那即使不令美国成为君主制国家，也要使美国的民主事业受到很大的挫折。

【五】无德社会，行而不远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大意如下：人们总是喜欢倾听作家们的教导，但是殊不知作家们的平均道德水准是低于一般人的，这就会引发严重的社会恶果。其实这也是托尔斯泰的夫子自道，因为他的道德水准在早些年也不算高，而其晚年的思想主张也较为极端。
通过以上的考察和分析，我们应该能够看到个人私德的重要性，同时感受到道德的重要性！我们应该首先警惕和痛斥那些道德败坏、注重个人私利、虚荣心强、投机性强的思想界人士，应该尽量引导社会的价值标准向德才兼备的方向前进，要把德与才做等量齐观。
也许正是因为某些人潜意识里蔑视道德，才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主张，殊不知这种不尊重传统价值观的恶果之严重。比如鲁迅喊了多少年的“改造国民性”，但是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的国民性不还是那样不堪吗？因为根本不是中国人天生低贱，而是因为人性在变态的专制环境下必然要发生异变（从这里我们也看出，根本不是儒家教出了伪君子、真小人）！就算是在这种制度环境下勉强可以改造，那么在传统一文不值、西方价值未在中国落地的前提下，你又拿什么道德基础去改造国民性呢？改来改去，改出了一堆无法无天、没有人性的暴君暴民！
很多时候，这些所谓的思想人士之所以为社会改良乱开药方，并非是由于他们知识或者视野上的不足，反而是其人格上的缺陷造成的。一个道德败坏、亲情淡薄、无所敬畏的人，你能想象他会设身处地为他人的福祉着想吗？会改掉头脑狂热、想一出是一出的毛病吗？而那些思想灰暗的价值虚无主义者，必然会引来滔天罪恶。
如今我们的重中之重固然是制度的改良，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诸如韩国、日本、台湾甚至新加坡，其实都是或曾经是儒教文化圈的一员，正像秦晖教授所说的“文化无优劣，制度有高低”，如今我们没有必要再以儒家为思想批判的靶子了——倒是可以考虑批判不择手段地维护集权统治的法家！
当然，正像我前几天说的：孔子（或者说儒家）的道德、思想资源至今多可借鉴，但是又不必专此一家，比如有人通过基督教进行道德的自我完善，也是可以的；在中国人的道德重建方面，完全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今天的我们务必要明白，无德社会，终将行而不远；民主、宪政、自由的社会构建，其实都离不开道德的坚定支撑，只有道德的完善才能让我们的国家更安定、更和谐。今天既然我们主张要“超越新文化运动”，首先就应该从道德上超越他们。




附录：《如果这就是鲁迅》地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e9cd7950102vra8.html

@都御史 2015-12-24 19:18:54
自古文人，艺人都浪漫，荷尔蒙过剩，古往今来的文豪大师们那个不是嫖妓门，纳妾门，藏娇门，薄情门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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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搞男女关系是小事，薄情寡义、言而无信、弄虚作假才是大事。

@小说读者 2015-12-24 20:33:35
鲁迅与前两人完全不同，是完全不同的一类人。
可能鲁迅做的唯一一件对不起别人的就是，对他的原配 妻子 这件事，但这也是时代的悲剧，他要满足他母亲，又不能违背自己的做人原则，只好牺牲那位 妻子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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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就是鲁迅》地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e9cd7950102vra8.html

@aeo1983 2015-12-26 19:13:54
。。。鲁迅到国民政府任职好像是受人邀请的吧，又不是自己钻营的，况且也不是拿了钱没做事，付出劳动得到回报是应该的吧。。谈不上忘恩负义。况且谁规定拿政府的钱就不能骂政府的？古代的皇帝还会设立御史这个职务，御史是谏官，专门负责拿朝廷的钱骂朝廷，骂朝廷，是为朝廷好，骂政府也是为政府好，鲁迅看到政府中有些不顺眼的东西拿出来说说那才是对政府负责人的表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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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骂政府无所谓，只要是公心，不能是出自私心。这个我的《如果这就是鲁迅》里交代了。

@我是TONY啊 2015-12-27 10:21:27
乍一看，觉得楼主说的很有道理。再一分析，原来楼主只是为了吸引眼球，最主要是为了卖书。朱熹也是大家，私生活也不堪，但也不妨碍他成为儒家的泰斗，后世之人仍然膜拜如旧。俗话说玉不掩瑕，德行完美固然好，终究人无完人。阁下提到的名人私生活，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你只不过是嚼了别人嚼过的馍，也不过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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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卖什么书？旧书吗？这个无所谓，我现在卖了很多了，也不想卖了。

然后你说朱熹，你了解朱熹吗？我认为朱熹品格很高尚，并不是被泼脏水那样。而且私德不等于什么私生活，三妻四妾不是什么大事。

@英桥五味子 2015-12-29 15:26:27
楼主对鲁迅一句评论最好笑【拿着政府的饮水，却又骂政府】。
这是前段时间人民日报说“吃着党粮骂党的人大大的坏！‘’。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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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我：“你是想说拿了政府的钱就不能批评政府了，是不是？”
显然，大家是误会了我的意思。拿了政府的钱批评政府的，固然不是那么值得推崇，但也多是一种良知和觉悟的表现吧。然而，不管你拿没拿政府的钱，你要批评政府也好，批评他人也好，最好是要有一颗公心。
对于鲁迅的杂文的用心及价值，曾经备受鲁迅攻击的梁实秋却发表过一段非常有见地的观点：梁认为鲁迅的杂文之所以不具备永久的社会价值，就在于鲁迅私心过重！

为什么我们要批评政府？？？？
楼主：明小河 时间：2015-04-23 23:12:00 点击：32391 回复：297 脱水模式 给他打赏 只看楼主 阅读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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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了一部分孙乃修的《思想的毁灭：鲁迅传》，对于鲁迅的言行乖张、政治投机、冷酷无情、反复无常等负面行迹留下了深刻印象。

鲁迅一面在光复会里高倡“我以我血荐轩辕”，一面却以家有高堂拒绝牺牲；一面对传统社会表现出切齿痛恨，一面却在袁世凯政府中担任小说审查官；一面通过蔡元培的关系领取国民政府的津贴，一面却对国民政府破口大骂（在给日本人的96信里从来未对日军侵略行为抗议过，有媚日嫌疑）；一面加入了左联，一面却以养家糊口为托辞拒绝承担事务……

鲁迅也算中国最有名的“愤青”了，他的杂文、小说影响了中国一代又一代青年。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火力十足的社会批评家，却是一个人格有重大缺陷的骂客，一个阴暗偏狭、能言不能行、破坏力十足、精神虚无的“喷子”！这不禁令我反思：这种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可恶的“喷子”，对于这个社会究竟还有多大意义？假如我们要批评政府、批评社会，是不是屁股要尽量干净一些呢？当然，对于社会的批评最好还要有一种建设性。

在“公知”已经被污名化的今天，试想，如果我们的“公知”们确实都是鲁迅这个德性，如此市侩和油滑，如此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度别人，那这个国家的全面崩溃势必要加速到来！所幸，事实上那是不可能的，就算只有一个身家干净、正直敢言的“公知”，那也是一个民族最后的希望！

如今还不是我们感到太悲哀的时候，很多头脑清醒的人既不领官府的津贴，更不在体制内混迹，他们都是哈耶克所强调的那种国家无法在经济上进行强控制和奴役的人们——因此其人格、思想也就不会受到国家的太强干扰，尽量政府依然可以进行重点打击来对其进行“饿饭”惩罚！

既然政府没有喂养我们，那么我们就更有了底气来批评政府，以尽到我们做一个公民、一个读书的公民的责任！社会有如此的不公、不平事，出于起码的良知也无法让人沉默。

政治批评、舆论监督本身是言论自由的体现，同时它也体现出了言论自由的极端重要性。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言论自由，那么很难想象这个国家会有多大的自我纠错能力，这个国家的国民也就不可能拥有判断力上的成熟！这样的国家，只会在贫穷和动乱中反复沉沦。

当今中国，已经拥有了一个繁荣的表象，我们且不管这种繁荣是如何取得的，也不管它是否稳固，我们权且可以认为这个国家的机体已经发育起来，具有了一种“现代”物质文明的外壳，那么我们是不是要反思，是否要以“现代”的精神文明与之契合呢？不然，一面是强壮发达的机体，一面却是一个“类人孩”的智商，这种人能干出什么勾当呢？

政府总是告诉我们，它是“亲爱的妈妈”，是她给我们带来了幸福生活，我们应该懂得感恩。可是，如果我们不劳动，或者丧失了劳动能力，我们的生活又会怎样？这个母亲还会对我们关怀备至吗？事实告诉我们，政府绝对不是我们的“妈妈”！

如果一个公民的主体意识还没有觉醒，那么他的权利意识就不会觉醒，那么他也就不会知道自己应该向政府要求什么，也就摆不正自己和政府的位子。可是当你弄明白了自己与政府的关系，你也就有了批评的底气——好比你的孩子花了你的钱，却不听你的话，你就不嘟囔两句？

孩子的比喻也许不尽恰当，而政府的特殊性还在于，它的权力运作关乎每个人的福祉安危，权力是一头需要束缚在笼子里的怪兽，千万不要等强拆到你头上、重税征到你头上、黑狱把你关进去时，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你才明白对权力约束、对政府纠错的道理。

因此，我们要坚定不移的进行政治批评，这既是责任，也是义务，而且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越应该正直敢言，不然你能指望一个基本不读书的人有何高见吗？当然，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也许一个人说的总是狭隘，但全社会如果都来积极发声，都来积极表达意见和诉求，那这个社会才会是一个不断成长和成熟的健康社会——而有了这个出气筒，民愤就不会积累；民愤随时被化解、问题随时得到解决，国家才不会走向极端，恶性循环就可以避免。

有人也许会问：我是很想批评，只是不知道批评要不要把握尺度？不需要，绝对不需要！但这就要看你的思想力和道德气概了。一切言论都是中性的，除了国家宪法所不允许的（如种族歧视、人格污蔑等），任何极端言论只要不化作极端行为，那么它就应该被容忍——而自由是需要代价的，容忍那些你不希望听到的“极端”言论，就是自由的必需的代价！

有人也许又会说了：“我就是不批评，纵然我会腹诽，而你们这些文人专会误国！”什么是“文人”呢？即古代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没有固定的社会阶层归属，也许“朝为田舍郎”，但不想竟“暮登天子堂”；他们也没有固定的利益诉求，其中高尚者，有的只是为生民立命、为君父分忧的追求，根本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的诉求。
在现代的公民社会，所谓“文人”这种东西已经行不通了，不但知识无法被少数人垄断了，社会也需要每个公民的积极参与——你就是消极参与，也一样会产生政治后果，好比在投票中弃权一样！只要不是一个白痴，社会就已经要求你加入社会游戏和利益博弈，你就是冷眼围观，也会产生游戏的结果。
我们这个国家，拥有两千多年的思想专制史，几十年的狂暴革命的恶性循环，积累下了无数的社会负能量，随时随地都可能爆发，能不戒慎戒惧吗？何况忧患意识对于一个人是重要的，对于一个国家更是重要的——很难想象一个虚骄、自大的民族，会走向真正的文明昌盛！

当然，言论自由无非是要建立一个社会自我纠错机制，能够及时的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不然等到一条道走到黑，一切都已经太迟！

最后，有人也许会说：“烂泥扶不上墙，你苦心费力的批评，有什么用呢？人家又不会听。”这话确实有道理，通过学习历史我们已经知道，专制者从来不会向历史学习。

然而今天不会听，今年不会听，五十年后听不听？一百年后听不听？如果没有今天的铺垫，明天就会马上成熟起来吗？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只是为了明天留下希望的种子罢了。

为什么我们要批评政府？就因为你和我在这件事情不能指望别人代劳，更不能指望搭便车和坐享其成，那是消极的，也是奢望。

@风风风文 2015-12-30 14:49:30
A．笃信巫医和占卜，有两个情妇，有多年的吸烟史，而且嗜酒如命。
B．曾经两次被赶出办公室，每天要到中午才起床，每晚要喝大约一公升白兰地，而且读大学时有过吸食鸦片的记录。
C．曾是国家的战斗英雄，一直保持素食习惯，热爱艺术，不吸烟，偶尔喝点酒，但大多只是喝一点啤酒，年轻时从未做过违法的事。
楼主拿私德和干的事非要找联系则不扯淡吗，这三个人你觉得那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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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完全没理解我文章的用意。

A，不涉及起码的诚信问题。只是有点恶习。

B，也是个人恶习，不涉及起码的道德底线。

C,虽然不违法，但是在道德方面有底线吗？在人际关方面，究竟如何呢？有无背信弃义的表现？

反体制、骂政府的晚清大V谭嗣同
—— 哪个有脸敢说谭嗣同不爱国？

【作者：周明河】



谭嗣同（1865—1898）的生平事迹，我在多年前就已向大家介绍过，这里不再多加叙述了（想了解的读者见附录地址）。我们这里主要想说的是谭嗣同的思想、言论，实际上也就是他的《仁学》。
谭嗣同青年时代曾经有过一个十年的漫游期，壮行八万里，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乃至末路穷途、海角天涯，他不辞辛苦，来往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尽力考察各地的风土人情，尤其注意结交各地的豪杰人物。在漫游过程中，谭嗣同不但磨练了自己的非凡意志力，也开阔的眼界，尤其是目睹了大清统治下官吏贪暴、民不聊生的惨象，所以他“誓发宏愿救四万万人”，哪怕牺牲一己所有也在所不惜。
谭嗣同是晚清时代有名的“维新派”，他的目标就是改良政治，而他的言论正是从批评体制、批评政府开始的。正因为他抱定了牺牲精神，所以谭嗣同的言论非常大胆而尖锐，直言不讳。比如他骂清朝皇室是贱种：“奈何使素不知中国，素不识孔教之奇渥温、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亦得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仁学》第三十篇）
但谭嗣同不是民族主义者（后面会看出这一点），也绝不是一个缺乏理性的“喷子”。谭嗣同本人不但是有名的官二代（父亲曾是巡抚，按照现在来说就是省委书记级别），清季“四公子”之一，而且学富五车，对于儒、墨、佛都有很深的了解（有些批评道家），甚至于连对基督教及西方科学、文化也涉猎甚深。

【1】反体制

先来说谭嗣同对体制的批评，因为这种不仁不义的制度（即秦制或者帝制）不独为清朝所有，乃是“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不始今日，固数千年以来矣”（见《仁学》第三十三篇），所以谭嗣同狠狠批评道：“故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见《仁学》第二十九篇）
不但批评了体制，对于维护体制的儒家中的荀子一系也进行了严厉谴责（不管有无道理），认为这种意识形态正是秦制的帮凶。对于上诈下愚的国情，他狠批道：“在上者术之，尤利取以尊君卑臣愚黔首，自放纵横暴而涂锢天下之人心。”（见《仁学》第二十九篇）

【2】骂政府

首先，他敢于揭朝廷的老底：“《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剃发之令,所至屠杀掳掠,莫不如是。即彼准部，方数千里，一大种族也，遂无复乾隆以前之旧籍，其残暴为何如矣。”（《仁学》第三十三篇）
谭嗣同又指出，幸好中国不强大，不然就会到处毁坏和屠杀：“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陆军如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葛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所以曲用其仁爱，至于极致也。中国不知感，乃欲以挟愤寻仇为务，多见其不量，而自窒其生矣。”（见《仁学》第三十五篇）谭嗣同认为日本、欧美等国压制中国也是天意，因为中国（政府）太不是东西了；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洗心革面、加强改革自然是最好，如果反要仇恨日本、欧美，以报仇为急务，那就是自不量力、自寻死路了。
这里所说的准葛尔部，曾遭到清军的镇压和屠杀，外加疾病，人口至少减少了一半。因为谭嗣同到过新疆，而且受到当时的新疆巡抚刘锦棠的赏识，料想他谈论准葛尔的事定然是有根有据的。
清政府的文字狱是秦制思想专制、压制言论自由的顶点，谭嗣同对此批判道：“彼其文字之冤狱，凡数十起,死数千百人;违碍干禁书目凡数千百种,并前代若宋明之书亦在禁列。文网可谓至密矣，而今则莫敢谁何。”（《仁学》第三十四篇）


【3】骂军队

清初的大屠杀，不仅是满族军队所为，那些投清的汉军自然也是“居功至伟”。
作为一个湖南人，谭嗣同绝对不以“能征善战”、“解放了半个中国”的湘军为荣，反要进行痛斥：“奈何湘军乃戮民为义耶?虽洪、杨所至,颇纵杀,然于既据之城邑,亦未尝尽戮之也。乃一经湘军之所谓克服,借搜缉捕匪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掳焚掠,无所不至,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若金陵其尤凋惨者也。”（见《仁学》第三十五篇）

【4】称赞日本侵略军

甲午战争虽然是中国的国耻，但是谭嗣同不因为日军是侵略军就抹杀人家好的一面：
“若夫日本之胜，则以善仿效西国仁义之师，恪遵公法，与君为仇，非与民为敌，故无取乎多杀。敌军被伤者，为红十字会以医之；其被虏者，待和议成而归之。辽东大饥，中国不之恤，而彼反糜巨金泛粟以赈之……当日本去辽东时，民皆号泣从之，其明征也。嗟乎！仁义之师，所以无敌于天下者。”（见《仁学》第三十五篇）不但谭嗣同，连老百姓都对日军感恩戴德，日军离开辽东时都想跟着去日本。
当然，日军也有旅顺屠杀之类的恶行，但是相比二战时期的野蛮化，此时的日本军队还是比较注意文明形象的，尽量与欧美保持一致——这其实是便于提高日本的国际待遇，不再被欧美视为蛮夷。

【5】称赞西方

晚清时期，凡是到过西方的知识分子或者官员，几乎没一个不对西方称颂有加，而且不仅仅是所谓的物资文明，主要也是推崇西方的政治制度。
比如外交官郭嵩焘曾列席旁听英国下议院的辩论，也曾认真研究英国议会政治发展的历史，结果他认识到：“推原其立国之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Parliament）有绍持国是之议，设买阿尔（Mayor，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败。人才学问相继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
曾担任过闽浙总督、总理衙门大臣、首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的徐继畬在《瀛寰志略》中队美国更是推崇有加，而且认为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是全世界最优越的，要知道这个时候还是鸦片战争后不久，美国国力当时还很弱。
徐继畬非常欣赏华盛顿的事功：“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越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可不谓人杰矣哉！”
谭嗣同本人虽然没有去过外国，但是跟外国人有很多接触，所以推崇法国道：“夫法人之学问，冠绝地球，故能唱民主之义，未为奇也。”（《仁学》第三十四篇）
谭嗣同显然清楚欧美的一些政治党派的主张：“夫以欧、美治化之隆,犹有均贫富之党,轻身命以与富室为难。”（《仁学》第二十一篇）
谭嗣同主张同西方积极往来，反对盲目排外，并不将列强的通商要求定性为经济侵略：“西人商于中国以其货物仁我,亦欲购我之货物以仁彼也。……夫彼以通商仁我，我无以仁彼,既足愧焉;曾不之愧而转欲绝之,是以不仁绝人之仁。”（《仁学》第二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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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道德高尚，远比康有为之流的精神感召力要强，所以他的的死其实影响是很大的，大大增加了仁人志士对于清政府的绝望和仇视。不管他死的有无价值（比如有人认为他活着价值更大），也不论他死后的影响是积极还是消极，总之他的牺牲是晚清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国文化的一次闪光！
今天的中国，不是没有学西方，只不过半主动半强迫地学了西方中最坏的一支。尤为注意的，今天的中国还是秦制的余绪、帝制的余孽，只不过君天下、家天下换成了党天下而已，所以谭嗣同的批评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如果说反体制、骂政府就是不爱国的表现，那谭嗣同爱的是洋人的国吗？谭嗣同在维新运动失败之后，完全有时间逃生，但他就是抱定了牺牲的宗旨，甘愿以自己的鲜血唤醒麻木的国人。

我最近越看康有为的传记，越觉得这货简直是国妖级别。

他虽有改良启蒙之功，却导致慈禧仇视维新和仇视西方，在事实上大大推动了清朝的灭亡，更加速了光绪的死亡；

虽然康氏打着保皇的旗号，其实暗地里却准备取而代之，可谓十足一个政治野心家。康氏的主张、私德一塌糊涂，自私贪婪，做事也往往不择手段，骨子里是一个主张政教合一、极端专制的大独裁者。也把梁启超等学生带坏了，幸好梁启超等人及时疏离他。

有人还考证，他在墨西哥炒房产，结果引起当地房价暴涨，以至于当地人屠杀华人泄愤

而且在经济方面很随意，弄得保皇派信用破产，华人华侨开始转向革命派

[cp]不但康有为，其实孙文也有一笔烂账，今天不是说已经有了结论，但至少提醒我们注意这个方向，那些在政坛上翻江倒海的人物，也许由于政治环境的烂污，或者说政治生态越被他们破坏越烂污，总是出现一种逆淘汰的过程，越是竞争激烈，底线不断压低者才越容易胜出。这是值得关注和深思的。

【以下是QQ群里的发言，略作改动】


华盛顿是明显反对奴隶制的，我只是大致知道这件事，不详细了解。今天（6月30日）翻了翻我的那部美国人写的《华盛顿传》，仔细阅读了《华盛顿与奴隶制》那一专章。

奴隶制是华盛顿出生前就存在的，所以他从小就适应这个东西，倒是像杰斐逊这种哲学家很反对，出于自由、人权这些理想。但是后来，随着独立战争的进行，美国人进行自由、民主的争取，华盛顿就感觉黑人也应该跟白人一样，所以渐渐的转为反对奴隶制，在军队里也不把黑人隔离开，而杰斐逊惧怕多数人的暴政、暴民这些，开始支持奴隶制。

那个时代已经有很多人甚至整个北方都反对奴隶制，他们也有一些组织，宾夕法尼亚州就规定，一个黑人在当地住若干年就可以成为自由人。

为了替代奴隶，华盛顿就找英国人，问问是否有英国人来做自己的佃农，这些人价钱很高，而且不仅是高，关键是也留不住，因为大伙都往西部跑。华盛顿善待自己的奴隶，不打不骂，所以在管理上很失败，这些奴隶消极怠工。那些监工也整天喝酒，奴隶们也整天偷东西，破坏工具。已经没有廉耻了，指责几句也没有任何效果。

赶他们走也不行，这些人无依无靠，也舍不得走，关键是家里300奴隶，有一半是自己能做主的，另一半是老婆的财产，还得老婆的继承人来继承，所以华盛顿自己也做不了主。有些则自己逃走，是他老婆看着长大的一个女奴，所以他老婆很伤心，有感情了，跟自己的女儿一样。

而且即使成为自由民，还有很多危险，当时有绑架黑人的团伙（比如那个《为奴十二年》里），把他们卖到南方或者古巴、海地等国去。华盛顿为了奴隶问题烦恼了余生，但是他生前还是解放了那150个，后来留下遗嘱，希望老婆把奴隶都解放。最后也这样做了。

华盛顿家里很穷（当总司令当总统都是倒贴），不仅是因为他经营无方，也是因为他对奴隶照顾的很周到。他曾经希望后人能够对黑人的后代进行教育，可是这个愿望在他死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没能实现，因为弗吉尼亚州通过了了立法，禁止黑人接受教育。大概是害怕黑人的竞争，也歧视黑人，是个南方州。

华盛顿关于解放奴隶的话，一般不公开说，公开讲反响会很大，因为他的地位和影响力在那里。他其实一直很担心一件事，就是奴隶会造反。1791年海地的奴隶造反，血洗了当地。

华盛顿也比较持重，也不支持那些废奴的激进组织，认为应该按照法律来解决，以免引起国家分裂。而最后，这个国家果然因为奴隶问题分裂和战争了。

我强调的道德的极端重要性，不是说什么道德至上，道德能包办一切，私德就是一切公德的基础——并不是那样的，而是说以目前中国的状况，道德体系被破坏了，道德也大滑坡了，这样的无德社会，道德自然是极端重要的，这个主要是提醒大家，既要提升个人的道德觉悟，也要把道德问题重视起来，至少营造一种舆论空间，尽量敦促人们讲点道德，讲点无私
刚才说到了康有为、陈独秀、孙文等人，其实他们的好多行为，已经不单纯是私德问题了，比如说康有为诈骗、暗杀，陈独秀不管孩子、老婆的生计问题，这算什么？这是法律也不容的。还有孙文干的那些事情，如果是确证的，比如拿着革命的钱喝花酒，养小三，小四，动辄就暗杀别人，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到关乎一种基本的政治伦理、起码的社会伦理了

所以我多次强调，目的崇高，也一定要手段光明正大，不然的话，这个逻辑发展下去，就是老毛当政。中国人要不明白这个道理，那只能说明中国人还是幼稚、短浅

我们就看苏联解体之后，道德还是全面衰败，这个社会还是希望不大，还是那么糟糕。此时，我们呼唤道德，难道不是有所指吗？

中国近现代历史最惨痛的教训，愚以为就是这种价值体系被颠覆的恶果，亡天下也即是中国道统的完结。本来儒家那套价值标准，与普世价值没有多大冲突，但是当它被列宁主义、民粹主义等取代以后，中国历史就掀开了最黑暗的一页。

在西方，本来一战还算是比较文明，双方对待战俘也较为遵守公约，但是到了一战结束之后，随着德国的纳粹化以及苏俄的赤化，都是对原有价值体系的颠覆。在德国，有了种族主义，人和人不平等了，有了不具备生存权利的贱民；在苏俄，有阶级斗争了，很多人成了阶级敌人，也可谓贱民。在这种情况下，二战也成了人类最邪恶最黑暗的一页，什么文明法则都不讲了，各种暴行层出不穷。

有人又问了，为什么日本那么野蛮呢？因为日本是军国主义国家，主要是制度的病，这个倒是跟法家那一套也有点关系，日本很多思想家也推崇商鞅、韩非之流，但反对儒家；秦国也是军国主义，在历史上也有野蛮的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