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辣人类思想史（真诚、有料、易懂）
全能选手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84年出生，17岁进入柏拉图的学园，成为柏拉图出色的学生。他还当过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公元前322年死于埃维亚。
亚里士多德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也是一位全能型选手。他就许多论题写下了大量的著作，如逻辑学、修辞学、诗歌、物理学、植物学、动物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形而上学等。他的大量著作都流传了下来，其中大部分是真品。有人估算过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数量，包括那些失传的，大约有一千本。
柏拉图把世界一分为二，一个是可见的物理世界，一个是不可见的理型世界。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说法是没有必要的、多此一举的。他抛弃了柏拉图的“理型”和“形式”，像普通人那样，从常识的立场出发，主张真实的世界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并不存在另一个世界。形式不再与具体事物分离，而是内在于事物，是永远在一起的。
虽然亚里士多德坚持日常世界就是实在，但也没有抛弃现象和本质之间的重要区别。他对这一区别的处理远比柏拉图精妙。柏拉图直接让它们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而亚里士多德则说，事物的形式就在事物本身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另一个地方。物质和形式结合在一起构成具体的个体事物，每一个个体都在其形式的支配和引导下运动变化、生长和发展。
亚里士多德用“实体”取代了柏拉图的“理型”。柏拉图把实在看作是某种区别于我们这个日常世界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则认为，真正的实在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实体”。他们两个人的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与形式和物质之间的对立关系相似，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潜能和现实之间的对立关系。潜能是尚未实现的现实，现实是已经实现了的潜能。作为学生，亚里士多德完成了对老师柏拉图的超越，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创建逻辑学是亚里士多德最令人惊叹的成就之一。亚里士多德讨论了证明的性质，即由最初的事实到派生性命题的阐述过程。他的证明或推论总是采用一个或一系列三段论的形式。三段论，是指所有思维运动都具有的一种基本形式。这种形式逻辑的演绎推理方法，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
因果概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广泛应用。事物的出现所必需的条件都被称为原因，有四种原因在任何过程中都起作用，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一是“质料因”，意思是事物是由哪些天然的、未经分化的原材料构成的；二是“形式因”，意思是事物的本质在事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模式或结构；三是“动力因”，意思是推动事物变化和产生的种种动力因素；四是“目的因”，意思是引导事物变化过程的目标或者目的。每一个个体事物不仅只有一类原因，所有事物，无论是自然物、有生命的动植物，还是人造物体，都可以通过这四种原因进行说明。
由于存在一个“目的因”，自然就引出了“目的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在目的论这里达到了顶峰。在他看来，物质所具有的永恒运动预设了一个永恒的施动者。宇宙中一个特定的运动是由其他运动产生的，而前一个运动又是由前前一个运动产生的。为了避免无穷倒退，就必然要求有一个不动的施动者或者上帝，作为这一系列运动的第一因，也就是“第一推动”。
这一论证可能是被称为关于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证明的第一个完整表述。此外，上帝还是所有事物的“目的因”，他是世界最高的目的或者最高的善，世界上所有的存在者，无论是植物、动物，还是人，都因为这一最高的善或者上帝而渴望实现其本质。因此，世界的原则就是所有事物都要努力实现自身的目的，实现上帝安排的美和秩序。
在基督教一统天下的时代，由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十分“政治正确”，他本人被捧上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他的思想也成为统治西方世界千年的标准理论。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心理学构成了他的伦理学理论的基础，他的伦理学是第一个综合性的道德科学理论，在现代伦理学中被称为“德性伦理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具有某个目的，经过层层递进，这个目的就是要到达一个最终的原则和最高的善。这个最高的善代表着幸福，人类要过上幸福的生活，活出理性的生命，就必须向最高的善看齐，努力使自己拥有美德。
什么是美德？美德是一种适度，追求的是“中道”，即过与不及之间的中间道路。例如，勇敢是鲁莽和懦弱之间的中道，慷慨是奢侈和贪婪之间的中道，谦虚是羞怯和无耻之间的中道。一个拥有美德的灵魂是秩序良好的灵魂，在这个灵魂里存在着理性、情感和欲望的正确关系。
对人类来说，最高的善就是自我实现。当一个人被高尚的动机激发，当他促进他人的利益，服务于他的国家，他才算实现了真正的自我。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阐述了友爱和正义，谈到了高尚的利他主义精神。的确，人的最高级需要就是自我实现。著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就把自我实现的需要列为人的最高需要，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自我实现，许多人只是停留在满足低级需要的阶段。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曾经统治世界将近两千年，一直到牛顿物理学诞生，才打破了亚氏的垄断。一个铁球和一根羽毛同时从高处落下，哪个落得快？很明显是铁球下落得快，亚氏的物理学就是这么说的。当然这是因为他没有考虑到空气阻力的作用，后来的伽利略就给出了这个问题的正确解答。
可见，亚里士多德是用他的观察力，加上他强大的思考能力，从一个个日常现象出发，从朴素的常识立场出发，得出了一系列结论和知识。但是问题在于，他并没有摆脱“直觉物理学”和“直觉心理学”的局限，因此得出来的许多“知识”都是不靠谱的。不过，这丝毫不影响亚里士多德的伟大，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常识理论家”和“常识缔造者”。
无论我们采取何种标准来评判他，亚里士多德在人类思想史上都占据着独一无二的位置。亚里士多德学术的渊博、原创性和影响力，使他的哲学在其领域之内成为人类心灵所能达到的最为广博的知识体系。
在古代和中世纪，没有哪位思想家能在其体系中包含数量如此广博的知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不只是一部关于事实的百科全书，也是一个原创性的综合。他的思想在中世纪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到了近代的其他伟大体系中，包括斯宾诺莎、康德和黑格尔的体系中，这种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84年出生，17岁进入柏拉图的学园，成为柏拉图出色的学生。他还当过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公元前322年死于埃维亚。
亚里士多德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也是一位全能型选手。他就许多论题写下了大量的著作，如逻辑学、修辞学、诗歌、物理学、植物学、动物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形而上学等。他的大量著作都流传了下来，其中大部分是真品。有人估算过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数量，包括那些失传的，大约有一千本。
柏拉图把世界一分为二，一个是可见的物理世界，一个是不可见的理型世界。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说法是没有必要的、多此一举的。他抛弃了柏拉图的“理型”和“形式”，像普通人那样，从常识的立场出发，主张真实的世界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并不存在另一个世界。形式不再与具体事物分离，而是内在于事物，是永远在一起的。
虽然亚里士多德坚持日常世界就是实在，但也没有抛弃现象和本质之间的重要区别。他对这一区别的处理远比柏拉图精妙。柏拉图直接让它们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而亚里士多德则说，事物的形式就在事物本身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另一个地方。物质和形式结合在一起构成具体的个体事物，每一个个体都在其形式的支配和引导下运动变化、生长和发展。
亚里士多德用“实体”取代了柏拉图的“理型”。柏拉图把实在看作是某种区别于我们这个日常世界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则认为，真正的实在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实体”。他们两个人的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与形式和物质之间的对立关系相似，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潜能和现实之间的对立关系。潜能是尚未实现的现实，现实是已经实现了的潜能。作为学生，亚里士多德完成了对老师柏拉图的超越，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创建逻辑学是亚里士多德最令人惊叹的成就之一。亚里士多德讨论了证明的性质，即由最初的事实到派生性命题的阐述过程。他的证明或推论总是采用一个或一系列三段论的形式。三段论，是指所有思维运动都具有的一种基本形式。这种形式逻辑的演绎推理方法，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
因果概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广泛应用。事物的出现所必需的条件都被称为原因，有四种原因在任何过程中都起作用，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一是“质料因”，意思是事物是由哪些天然的、未经分化的原材料构成的；二是“形式因”，意思是事物的本质在事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模式或结构；三是“动力因”，意思是推动事物变化和产生的种种动力因素；四是“目的因”，意思是引导事物变化过程的目标或者目的。每一个个体事物不仅只有一类原因，所有事物，无论是自然物、有生命的动植物，还是人造物体，都可以通过这四种原因进行说明。
由于存在一个“目的因”，自然就引出了“目的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在目的论这里达到了顶峰。在他看来，物质所具有的永恒运动预设了一个永恒的施动者。宇宙中一个特定的运动是由其他运动产生的，而前一个运动又是由前前一个运动产生的。为了避免无穷倒退，就必然要求有一个不动的施动者或者上帝，作为这一系列运动的第一因，也就是“第一推动”。
这一论证可能是被称为关于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证明的第一个完整表述。此外，上帝还是所有事物的“目的因”，他是世界最高的目的或者最高的善，世界上所有的存在者，无论是植物、动物，还是人，都因为这一最高的善或者上帝而渴望实现其本质。因此，世界的原则就是所有事物都要努力实现自身的目的，实现上帝安排的美和秩序。
在基督教一统天下的时代，由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十分“政治正确”，他本人被捧上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他的思想也成为统治西方世界千年的标准理论。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心理学构成了他的伦理学理论的基础，他的伦理学是第一个综合性的道德科学理论，在现代伦理学中被称为“德性伦理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具有某个目的，经过层层递进，这个目的就是要到达一个最终的原则和最高的善。这个最高的善代表着幸福，人类要过上幸福的生活，活出理性的生命，就必须向最高的善看齐，努力使自己拥有美德。
什么是美德？美德是一种适度，追求的是“中道”，即过与不及之间的中间道路。例如，勇敢是鲁莽和懦弱之间的中道，慷慨是奢侈和贪婪之间的中道，谦虚是羞怯和无耻之间的中道。一个拥有美德的灵魂是秩序良好的灵魂，在这个灵魂里存在着理性、情感和欲望的正确关系。
对人类来说，最高的善就是自我实现。当一个人被高尚的动机激发，当他促进他人的利益，服务于他的国家，他才算实现了真正的自我。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阐述了友爱和正义，谈到了高尚的利他主义精神。的确，人的最高级需要就是自我实现。著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就把自我实现的需要列为人的最高需要，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自我实现，许多人只是停留在满足低级需要的阶段。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曾经统治世界将近两千年，一直到牛顿物理学诞生，才打破了亚氏的垄断。一个铁球和一根羽毛同时从高处落下，哪个落得快？很明显是铁球下落得快，亚氏的物理学就是这么说的。当然这是因为他没有考虑到空气阻力的作用，后来的伽利略就给出了这个问题的正确解答。
可见，亚里士多德是用他的观察力，加上他强大的思考能力，从一个个日常现象出发，从朴素的常识立场出发，得出了一系列结论和知识。但是问题在于，他并没有摆脱“直觉物理学”和“直觉心理学”的局限，因此得出来的许多“知识”都是不靠谱的。不过，这丝毫不影响亚里士多德的伟大，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常识理论家”和“常识缔造者”。
无论我们采取何种标准来评判他，亚里士多德在人类思想史上都占据着独一无二的位置。亚里士多德学术的渊博、原创性和影响力，使他的哲学在其领域之内成为人类心灵所能达到的最为广博的知识体系。
在古代和中世纪，没有哪位思想家能在其体系中包含数量如此广博的知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不只是一部关于事实的百科全书，也是一个原创性的综合。他的思想在中世纪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到了近代的其他伟大体系中，包括斯宾诺莎、康德和黑格尔的体系中，这种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章 佛光普照的古印度
古波斯与古印度的吠陀时代
在轴心时代的古代波斯和中东地区，拜火教是主要的信仰体系，因为拜火教的创始人是琐罗亚斯德，所以拜火教也称为琐罗亚斯德教。哲学家尼采的最重要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主角就是拜火教的一个先知。尼采曾说，琐罗亚斯德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错误的来源，他创造了道德”。
拜火教起源于公元前2000多年的一批移民，他们被称为“印度—雅利安人”。这群人后来分裂为两支，靠东的一支发展出吠陀教，后来演变为印度教，而靠西的一支则发展出拜火教。
拜火教最为重要和神秘之处，在于它引入了像神一类的抽象概念，此外还在于它的其他特点。琐罗亚斯德构想出了灵魂的三种类型：乌尔瓦尼，个体的这一部分在人死后依然存活；佛拉瓦奇，死后居于泥土；达恩那，就是良心。
琐罗亚斯德是对一个敬奉火的民族来宣讲其思想的。拜火教徒崇拜常见的天地神灵，还包括一大群恶神、幽灵和魔鬼。拜火教教徒相信琐罗亚斯德直接从一位真神阿胡拉•马兹达那里得到了启示。在这个新生的宗教里，天堂在理论上向所有人开放，但是只有正直的人才能最终到达。
在通向来世的路上要经过一座“钦瓦桥”，善良的人和邪恶的人在此被区分，那些罪人将永远留在罪恶屋中。许多宗教都用桥来分隔现世和来世，比如中国人最熟悉的“奈何桥”。而审判的思想则成为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一个主要特征。实际上，来生、复活、审判、天堂、地狱和魔鬼等概念，最初都来自于拜火教。
琐罗亚斯德最突出的一个思想，是把整个宇宙看作是善与恶永恒斗争的战场。拜火教不但相信善良的神灵，也相信邪恶的神灵。整个世界被一分为二，善与恶之间的力量对比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中，并没有一个唯一的、全能的善神来掌管这一切，这与后来的一神论是有很大不同的。它也和其他的神话或者多神论不太一样，多神宗教尽管也有很多神，其中也存在坏蛋，神与神之间也经常打架，但统治整个宇宙的权柄依然落在一个或几个善良的大神手里。
这个世界是善与恶的角斗场，我们都被深深地卷入其中，善恶之间的力量势均力敌，此消彼长，不停地斗争。这种思想非常特别。在这个宇宙模型中，善良的一方虽然有道德上的优势，但不一定会胜利，决定胜利与否的是力量，无情的权力斗争才是世界的真实面目。尼采大概就是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启发，才提出了他的权力意志理论。
在南亚次大陆，公元前2000年前后，雅利安人开始进入印度的西北部，经过几百年的入侵和征服，他们成为印度的统治者，并开始了与原住民文化的共生，这便是印度的吠陀时期。
雅利安人对印度的影响很深远。雅利安语在印度发展成了梵语，跟希腊语、拉丁语和其他印欧语言都有联系。《梨俱吠陀》是他们的宗教经典，其中最重要的神有因陀罗、阿格尼、伐楼那等。因陀罗是最受欢迎的神，大约有250首赞歌是献给他的。在吠陀时期，第二代神灵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湿婆和毗湿奴，他们在后来印度教的上千万个神灵中成为主神，地位极高。
《梨俱吠陀》中有一篇《原人歌》。原人将自己献给诸神，从而创造了宇宙。原人是一个神秘的实体，被想象成既是一个祭品又是一个身体形式，赋予世界秩序。造物主通过祭祀创造了这个世界，原人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灵魂而存在。
《原人歌》中描述，原人的嘴是由祭司组成，手由统治者组成，大腿由商贸阶层组成，脚由工匠和农民组成，至于贱民，则被排除在身体之外。最初，这四种不同阶级并不是世袭的，后来变成了世袭制。因此，在古代印度，社会阶层分为婆罗门（祭司、献祭者）、刹帝利（武士、贵族）、吠舍（工商业生产者）、首陀罗（农夫、奴隶）。这就是印度种姓制度的起源。这种制度在后期吠陀时代成型，是古代世界最典型、最森严的等级制度。
随着历史的发展，印度社会和印度人的精神都经历了一场巨变。城镇不断扩大，由于商人阶层的兴起，原有的秩序被破坏，由国王和祭司组成的权力联盟瓦解了。后来，印度爆发了一场宗教叛乱。因为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对吠陀教不满，便开始编写一系列新的经文，并秘密互相传递。这些新的经文就是所谓的《奥义书》，该书中那些重新解释的经句从一开始就背离了传统。
《奥义书》的作者们毫不犹豫地贬低献祭本身所具有的一切功效。《奥义书》认为，没有关于“自我”（即阿特曼）的冥想，献祭就无法完成。救赎不在于祭祀，而在于意识到比神还高的、绝对的、永恒的真实与一个人最深的自我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梵我合一”。
《奥义书》中的救赎不仅指从罪恶中解救出来，还包括从人类生活状态中解脱出来。这一点真正标志着一种新的宗教的诞生，我们现在称之为印度教。
轮回和业力这一对孪生教义正是在《奥义书》中出现的。轮回就是重生，业力则是一种生命的力量，其具体特性决定了一个人下一世的形态。这一过程的主体就是自我，即灵魂。为了与梵合一达到解脱，成功地踏上“天道”，获得救赎，自我就必须要战胜“无明”（即无知）。人是可以揭示和理解真实世界的深层结构，并掌握绝对真理的，只是这个“知”被“无明”所遮蔽或摧毁。因此，人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勘破无明，从这个虚幻的世界中解脱出来，看清真相。
后来的佛陀释迦牟尼，就是借用了很多印度教《奥义书》中的思想来构建自己的体系，提出了新的革命性的思想。由此可见，人类思想的发展从来都是站在过去文化的基础上的，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然后做出一些创新和变革，一步步地推动思想的进化。与之类似，生物的进化也遵从同样的逻辑，通过偶然的突变一点一点向前。
从《奥义书》时期开始，越来越多的人远离了社会生活，遁入“森林”中，完全沉浸在苦行和冥想中。这种习惯很早就成为一种范式，在现代的印度仍然很流行，这便是印度的“苦行者”传统。一方面，这些人努力将纯粹的精神自我从感官体验以及心理活动中分离出来，只有自我脱离了庸俗的心理体验，才能与梵合而为一，被视作不朽；另一方面，他们努力阐述和分析“全体的存有者”（梵）与大自然的关系。苦行与冥想都是为了使自我从心理体验中分离出来，这在早期的瑜伽论述中都有详细的说明与阐述。
古波斯与古印度的吠陀时代
在轴心时代的古代波斯和中东地区，拜火教是主要的信仰体系，因为拜火教的创始人是琐罗亚斯德，所以拜火教也称为琐罗亚斯德教。哲学家尼采的最重要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主角就是拜火教的一个先知。尼采曾说，琐罗亚斯德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错误的来源，他创造了道德”。
拜火教起源于公元前2000多年的一批移民，他们被称为“印度—雅利安人”。这群人后来分裂为两支，靠东的一支发展出吠陀教，后来演变为印度教，而靠西的一支则发展出拜火教。
拜火教最为重要和神秘之处，在于它引入了像神一类的抽象概念，此外还在于它的其他特点。琐罗亚斯德构想出了灵魂的三种类型：乌尔瓦尼，个体的这一部分在人死后依然存活；佛拉瓦奇，死后居于泥土；达恩那，就是良心。
琐罗亚斯德是对一个敬奉火的民族来宣讲其思想的。拜火教徒崇拜常见的天地神灵，还包括一大群恶神、幽灵和魔鬼。拜火教教徒相信琐罗亚斯德直接从一位真神阿胡拉•马兹达那里得到了启示。在这个新生的宗教里，天堂在理论上向所有人开放，但是只有正直的人才能最终到达。
在通向来世的路上要经过一座“钦瓦桥”，善良的人和邪恶的人在此被区分，那些罪人将永远留在罪恶屋中。许多宗教都用桥来分隔现世和来世，比如中国人最熟悉的“奈何桥”。而审判的思想则成为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一个主要特征。实际上，来生、复活、审判、天堂、地狱和魔鬼等概念，最初都来自于拜火教。
琐罗亚斯德最突出的一个思想，是把整个宇宙看作是善与恶永恒斗争的战场。拜火教不但相信善良的神灵，也相信邪恶的神灵。整个世界被一分为二，善与恶之间的力量对比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中，并没有一个唯一的、全能的善神来掌管这一切，这与后来的一神论是有很大不同的。它也和其他的神话或者多神论不太一样，多神宗教尽管也有很多神，其中也存在坏蛋，神与神之间也经常打架，但统治整个宇宙的权柄依然落在一个或几个善良的大神手里。
这个世界是善与恶的角斗场，我们都被深深地卷入其中，善恶之间的力量势均力敌，此消彼长，不停地斗争。这种思想非常特别。在这个宇宙模型中，善良的一方虽然有道德上的优势，但不一定会胜利，决定胜利与否的是力量，无情的权力斗争才是世界的真实面目。尼采大概就是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启发，才提出了他的权力意志理论。
在南亚次大陆，公元前2000年前后，雅利安人开始进入印度的西北部，经过几百年的入侵和征服，他们成为印度的统治者，并开始了与原住民文化的共生，这便是印度的吠陀时期。
雅利安人对印度的影响很深远。雅利安语在印度发展成了梵语，跟希腊语、拉丁语和其他印欧语言都有联系。《梨俱吠陀》是他们的宗教经典，其中最重要的神有因陀罗、阿格尼、伐楼那等。因陀罗是最受欢迎的神，大约有250首赞歌是献给他的。在吠陀时期，第二代神灵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湿婆和毗湿奴，他们在后来印度教的上千万个神灵中成为主神，地位极高。
《梨俱吠陀》中有一篇《原人歌》。原人将自己献给诸神，从而创造了宇宙。原人是一个神秘的实体，被想象成既是一个祭品又是一个身体形式，赋予世界秩序。造物主通过祭祀创造了这个世界，原人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灵魂而存在。
《原人歌》中描述，原人的嘴是由祭司组成，手由统治者组成，大腿由商贸阶层组成，脚由工匠和农民组成，至于贱民，则被排除在身体之外。最初，这四种不同阶级并不是世袭的，后来变成了世袭制。因此，在古代印度，社会阶层分为婆罗门（祭司、献祭者）、刹帝利（武士、贵族）、吠舍（工商业生产者）、首陀罗（农夫、奴隶）。这就是印度种姓制度的起源。这种制度在后期吠陀时代成型，是古代世界最典型、最森严的等级制度。
随着历史的发展，印度社会和印度人的精神都经历了一场巨变。城镇不断扩大，由于商人阶层的兴起，原有的秩序被破坏，由国王和祭司组成的权力联盟瓦解了。后来，印度爆发了一场宗教叛乱。因为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对吠陀教不满，便开始编写一系列新的经文，并秘密互相传递。这些新的经文就是所谓的《奥义书》，该书中那些重新解释的经句从一开始就背离了传统。
《奥义书》的作者们毫不犹豫地贬低献祭本身所具有的一切功效。《奥义书》认为，没有关于“自我”（即阿特曼）的冥想，献祭就无法完成。救赎不在于祭祀，而在于意识到比神还高的、绝对的、永恒的真实与一个人最深的自我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梵我合一”。
《奥义书》中的救赎不仅指从罪恶中解救出来，还包括从人类生活状态中解脱出来。这一点真正标志着一种新的宗教的诞生，我们现在称之为印度教。
轮回和业力这一对孪生教义正是在《奥义书》中出现的。轮回就是重生，业力则是一种生命的力量，其具体特性决定了一个人下一世的形态。这一过程的主体就是自我，即灵魂。为了与梵合一达到解脱，成功地踏上“天道”，获得救赎，自我就必须要战胜“无明”（即无知）。人是可以揭示和理解真实世界的深层结构，并掌握绝对真理的，只是这个“知”被“无明”所遮蔽或摧毁。因此，人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勘破无明，从这个虚幻的世界中解脱出来，看清真相。
后来的佛陀释迦牟尼，就是借用了很多印度教《奥义书》中的思想来构建自己的体系，提出了新的革命性的思想。由此可见，人类思想的发展从来都是站在过去文化的基础上的，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然后做出一些创新和变革，一步步地推动思想的进化。与之类似，生物的进化也遵从同样的逻辑，通过偶然的突变一点一点向前。
从《奥义书》时期开始，越来越多的人远离了社会生活，遁入“森林”中，完全沉浸在苦行和冥想中。这种习惯很早就成为一种范式，在现代的印度仍然很流行，这便是印度的“苦行者”传统。一方面，这些人努力将纯粹的精神自我从感官体验以及心理活动中分离出来，只有自我脱离了庸俗的心理体验，才能与梵合而为一，被视作不朽；另一方面，他们努力阐述和分析“全体的存有者”（梵）与大自然的关系。苦行与冥想都是为了使自我从心理体验中分离出来，这在早期的瑜伽论述中都有详细的说明与阐述。
佛陀的故事
两千五百年前，古印度诸国林立，相互对峙，彼此攻伐，有些类似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在喜马拉雅山的南麓，有个叫迦毗罗卫国的小国家，这个国家的主要民族是释迦族。乔达摩•悉达多就出生在这个小国家，他的父亲是这个国家的国王，叫净饭王，母亲是摩耶王后。
相传某日，多年不孕的摩耶王后梦到一头白象进入了她的身体，不久后即怀孕，生下了悉达多王子。摩耶王后生下王子不久就离开了人世，悉达多是由他的姨母带大的。
当时有一位很著名的相士阿私陀，他听闻王子出生，就进宫去看了王子。他对净饭王说：“王子投生帝王之家，其富贵福分达到尘世的顶点，要不是前世积德行善，严格修行，是不可能有这样富贵之命的。”净饭王听后非常高兴。
接着阿私陀又说：“可是从王子的面相上看，他可不是贪图荣华富贵的凡夫俗子。像这样的相貌，在世做人定是四海的主人，出家修行定能成为三界佛陀。他色相皆空，定能获得大彻大悟，天人佛祖非太子莫属。”
阿私陀表示很可惜，他自己等不到王子成佛的那一天，因此悲喜交集。净饭王听后觉得天崩地裂，他年过半百才喜得贵子，怎能容忍自己的孩子去当什么隐士、修行者，把悉达多培养成一位出色的国王才是他最想做的事。
悉达多从小就多愁善感，喜欢冥思苦想关于生死、人生的大问题。他一天天长大，对弱肉强食、生生灭灭等残酷的自然现象深感困惑，他幼小而善良的心里充满了悲哀。
净饭王为了把王子从沉默忧郁中拯救出来，挑选了许多妙龄美女陪伴他，但悉达多依然终日苦思冥想。最后，净饭王决定为悉达多娶妻，让他享受成年男子的快乐。然而，新婚之夜，悉达多却抛下美丽的妻子，不辞而别。他趁着宫里大婚庆典之际，许多人都喝醉了，利用夜色偷偷地溜出宫去，逃到城外，就像一个越狱的囚犯一般。逃婚途中，悉达多在东门遇见了孤苦伶仃的老人，在南门遇见了生病的农夫，他看到了人生的痛苦和不幸。悉达多悲从中来，不忍心再看下去，就回宫了。
时光流逝，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净饭王看到娶妻之后的王子依然闷闷不乐，就决定让悉达多出宫春游散散心。悉达多从小就在王宫中长大，锦衣玉食，很少出宫，这当然是由于净饭王害怕王子出宫后看到残酷的社会现实和生老病死，更加激发王子的苦恼和出家的心。
这次出宫春游，净饭王自然做好了十足的准备，规划好路线，沿途安排好一切，保证王子看到的是一幅歌舞升平的画面，绝对不会有老弱病残进入王子的视线。
各地的行政官员为了讨好国王，更为了保全性命，在王子经过的地方，安排了许多手持鲜花的青壮年夹道欢迎，把那些老弱病残者都集中在一个地方严加看管。王子的出游安排得非常气派，不用象车和马车，而用大白牛车，白牛在古印度被视为神物。
这次出游避开了北门和南门，从西门出城。白牛车在欢呼的人群中缓慢前行。突然，人们一阵骚动，牛车停了下来，不知前面什么东西挡住了王子的去路。原来是前面有一队送葬的人经过，怕惊动王子所以牛车停了下来。悉达多看到前面有一群人抬着死者慢慢地走，送葬的人一个个哭得呼天抢地。他就问车夫：“这是干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哭？”车夫回答：“这是一个死人，后面哭喊的是死者的亲人。”这是悉达多王子第一次看到死人，他脸色发青，满脸愁容，陷入了沉思。
看来百密一疏，组织工作没有做到位，车队立刻绕道从北门回宫。
在车队快要抵达北门时，遇到了一个苦行者出家人。悉达多来到苦行者面前，恭敬地问道：“请问尊长，您是什么人，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
“年轻人，我是一个以四海为家的苦行者。”
“苦行者？什么是苦行者？”王子问道。
“苦行者就是脱离一切世俗欲望的人，想要超脱生老病死苦恼的人，年轻人，你懂吗？”
“四门观苦”是流传最广的一个故事，也是悉达多决定出家苦修的一个重要理由。但实际上，对悉达多来说，出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他出身刹帝利种姓，有继承王位、治理国家的责任，而且又有如此爱他的父王和妻儿。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他都不可能轻易一走了之。
四门观苦后，悉达多就越来越不“正常”了。净饭王忧心忡忡，难道阿私陀的预言就要成真了？他想尽一切办法，企图打消悉达多出家苦修的念头，可是并没有奏效。
在悉达多29岁这年，他终于下定决心，弃家出走，进山修行。
悉达多出走后，整座王宫陷入痛苦和混乱之中。净饭王知道王子心意已决，自己已无力回天，但他还是派出了桥陈如等五名侍臣，去苦行林寻找悉达多，希望能把王子劝回来。
五名侍臣在苦行林中找到了悉达多，结果不但没有劝返，反而被王子伟大的精神和决心所感动，决定留下来陪王子一起苦修。
悉达多苦修了整整六年。在苦行林，两千多个日夜里，悉达多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生死的思考。最初他每天食一麻一麦，渐渐发展到七日食一麻一麦，最后不饮不食。严重的营养不良，使悉达多的身体骨瘦如柴，手摸腹部，竟能触到背脊。
悉达多渐渐发现让肉体受苦受难，并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人的烦恼，最根本的原因是心灵不干净，而要清除心灵上的污垢，单靠绝食和苦修是不行的。
一天，悉达多看到尼连禅河的一艘船上有一位琴师和徒弟。琴师对徒弟说，琴弦不能绷太紧，太紧容易断，也不能太松，太松则弹不出好声音。悉达多听后打了一个激灵，没错！这么苦修下去是没有用处的，重要的是不能绷太紧，也不能太松，要取一个“中道”。
他毅然决定放弃苦行生活，站起来摇摇晃晃地离开打坐的地方，向尼连禅河走去。悉达多走进河里，用清澈的河水冲洗满身的污垢。他静静地躺在河水中，开始思考一种新的修行方法。然而，当他走上岸的时候，由于身体实在太虚弱了，没走几步，就眼冒金星，昏死过去。
这时，刚好有一个牧羊女顶着一罐牛奶路过河边，发现了河滩上躺着的悉达多。此时的悉达多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牧羊女是一个善良的人，她扶起悉达多的头，小心翼翼地往悉达多嘴里喂牛奶。
在河岸上，桥陈如等人看到了这一切，发现悉达多又是洗澡，又是让牧羊女喂牛奶，感到十分震惊。五个人很气愤，觉得王子放弃了苦行，严重地背叛和欺骗了他们。他们觉得再多看一眼悉达多都觉得恶心，于是就不辞而别，离开了悉达多。
悉达多喝了牧羊女的牛奶后，渐渐恢复了体力。他感谢了牧羊女的救命之恩后，就非常兴奋地去找桥陈如他们，想把新想法告诉自己的伙伴。然而，悉达多怎么也找不到他们，后来才听说他们对自己产生了误解，已经离他而去了。
悉达多无法找到同伴，又不见他们回来，就独自一个人渡过尼连禅河，向迦耶山走去。虚弱的悉达多走得又累又乏，这时，他看见前方不远处有一棵又高又大的菩提树，枝繁叶茂，像一把撑开的绿色大伞。悉达多的精神不由为之一振。菩提树的枝叶在风中轻轻摆动，仿佛是在向悉达多招手致意：尊贵的王子，未来的佛陀，欢迎您！
悉达多围着树转了一圈，发现树下有一块很大很平坦的石头正好可以当座位。悉达多决定在这个风景秀丽的好地方修行打坐，不打算再往前走了。这时，刚好有一个孩童路过，他给了悉达多一筐干草，可以铺在石头上做草垫儿，这样坐着舒服一些。
带着一心正念，悉达多暗暗发誓：“我若不能大彻大悟，就永远不离开这里！”怀着强烈的信心，他凝神定思，渐渐进入了一种不苦不乐的境界。
悉达多在菩提树下坐了多久，才悟道成佛的呢？经典上的说法不一，有的说是七天，有的说是四个七天，这都无从考证。不过，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悉达多终于大彻大悟。
那年悉达多35岁，那天是中国的农历十二月八日，这一天被定为“成道节”。此后，每年这一天，各佛庙都要做佛事，进行纪念活动，庆祝悉达多成佛。此外，为了纪念牧羊女对佛陀的救命之恩，人们就用各种杂粮煮成乳粥来吃，这也是中国民间吃“腊八粥”的由来。
“佛”的意思是人生的“觉者”。佛并不是神，而是人。众生是潜在的佛，是尚未觉悟的佛，众生如果觉悟了，就是佛。实际上我们拜佛，并不是拜神，而只是崇拜一个智者。不过很多老百姓已经不知不觉中把求神和拜佛等同起来了，以为佛是一个神，并希望佛祖给予他们各种帮助，以满足他们的各种愿望。
悉达多对人生问题进行了漫长的思考，觉悟了真谛，这样便成为了人生的“觉者”，所以被称为“佛”。他也因此成为了释迦族的圣贤，故称“释迦牟尼”。
悉达多的成佛过程是怎样的呢？佛经上用了一个他降伏魔王波旬的故事来表达。这实际上说的是悉达多内心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其活动的内容难以确知，所以采用故事的方式来形象地描绘。通过这个故事，我们知道悉达多战胜了自己心中的所有欲望，比如贪欲、权欲、情欲等，这也是每一个普通人心中都会有的欲望和烦恼。这些深藏在内心深处的欲望会起到阻碍智慧的作用，都属于魔障，使得我们不能到达智慧的彼岸。魔王代表的是悉达多心中的欲望，是悉达多的另一个自己，所以悉达多战胜魔王就是战胜自己。战胜自己，无疑是世界上最难的事，修行的过程就是战胜自己的过程。
战胜魔王后，悉达多进一步勘破无明，大彻大悟，心中一片光明。他六根清净，摒弃七情六欲，进入一个崭新的精神境界，成为了人生的觉者。悉达多成佛了，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位伟大人物，我们称他为“佛陀”“佛祖”。佛陀为人类思想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在疗愈人生方面，使许多人找到了精神上的安慰。
得道成佛的释迦牟尼看上去精神饱满，神色庄重，气定神闲，与未成佛前的那个骨瘦如柴、面如死灰的悉达多判若两人。释迦牟尼苦苦探求真理，历经六年的苦行磨炼，为的就是觉悟人生真理，以此来拯救迷惑无知的众生。因此，成佛之后，他决定不进入涅槃，而是离开森林，去往有人的地方，向人们说法。
释迦牟尼用余生的几十年时间走遍各地，积极传道，建立起僧团组织，扩大自己思想的影响，一直到他80岁那年涅槃为止。
两千五百年前，古印度诸国林立，相互对峙，彼此攻伐，有些类似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在喜马拉雅山的南麓，有个叫迦毗罗卫国的小国家，这个国家的主要民族是释迦族。乔达摩•悉达多就出生在这个小国家，他的父亲是这个国家的国王，叫净饭王，母亲是摩耶王后。
相传某日，多年不孕的摩耶王后梦到一头白象进入了她的身体，不久后即怀孕，生下了悉达多王子。摩耶王后生下王子不久就离开了人世，悉达多是由他的姨母带大的。
当时有一位很著名的相士阿私陀，他听闻王子出生，就进宫去看了王子。他对净饭王说：“王子投生帝王之家，其富贵福分达到尘世的顶点，要不是前世积德行善，严格修行，是不可能有这样富贵之命的。”净饭王听后非常高兴。
接着阿私陀又说：“可是从王子的面相上看，他可不是贪图荣华富贵的凡夫俗子。像这样的相貌，在世做人定是四海的主人，出家修行定能成为三界佛陀。他色相皆空，定能获得大彻大悟，天人佛祖非太子莫属。”
阿私陀表示很可惜，他自己等不到王子成佛的那一天，因此悲喜交集。净饭王听后觉得天崩地裂，他年过半百才喜得贵子，怎能容忍自己的孩子去当什么隐士、修行者，把悉达多培养成一位出色的国王才是他最想做的事。
悉达多从小就多愁善感，喜欢冥思苦想关于生死、人生的大问题。他一天天长大，对弱肉强食、生生灭灭等残酷的自然现象深感困惑，他幼小而善良的心里充满了悲哀。
净饭王为了把王子从沉默忧郁中拯救出来，挑选了许多妙龄美女陪伴他，但悉达多依然终日苦思冥想。最后，净饭王决定为悉达多娶妻，让他享受成年男子的快乐。然而，新婚之夜，悉达多却抛下美丽的妻子，不辞而别。他趁着宫里大婚庆典之际，许多人都喝醉了，利用夜色偷偷地溜出宫去，逃到城外，就像一个越狱的囚犯一般。逃婚途中，悉达多在东门遇见了孤苦伶仃的老人，在南门遇见了生病的农夫，他看到了人生的痛苦和不幸。悉达多悲从中来，不忍心再看下去，就回宫了。
时光流逝，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净饭王看到娶妻之后的王子依然闷闷不乐，就决定让悉达多出宫春游散散心。悉达多从小就在王宫中长大，锦衣玉食，很少出宫，这当然是由于净饭王害怕王子出宫后看到残酷的社会现实和生老病死，更加激发王子的苦恼和出家的心。
这次出宫春游，净饭王自然做好了十足的准备，规划好路线，沿途安排好一切，保证王子看到的是一幅歌舞升平的画面，绝对不会有老弱病残进入王子的视线。
各地的行政官员为了讨好国王，更为了保全性命，在王子经过的地方，安排了许多手持鲜花的青壮年夹道欢迎，把那些老弱病残者都集中在一个地方严加看管。王子的出游安排得非常气派，不用象车和马车，而用大白牛车，白牛在古印度被视为神物。
这次出游避开了北门和南门，从西门出城。白牛车在欢呼的人群中缓慢前行。突然，人们一阵骚动，牛车停了下来，不知前面什么东西挡住了王子的去路。原来是前面有一队送葬的人经过，怕惊动王子所以牛车停了下来。悉达多看到前面有一群人抬着死者慢慢地走，送葬的人一个个哭得呼天抢地。他就问车夫：“这是干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哭？”车夫回答：“这是一个死人，后面哭喊的是死者的亲人。”这是悉达多王子第一次看到死人，他脸色发青，满脸愁容，陷入了沉思。
看来百密一疏，组织工作没有做到位，车队立刻绕道从北门回宫。
在车队快要抵达北门时，遇到了一个苦行者出家人。悉达多来到苦行者面前，恭敬地问道：“请问尊长，您是什么人，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
“年轻人，我是一个以四海为家的苦行者。”
“苦行者？什么是苦行者？”王子问道。
“苦行者就是脱离一切世俗欲望的人，想要超脱生老病死苦恼的人，年轻人，你懂吗？”
“四门观苦”是流传最广的一个故事，也是悉达多决定出家苦修的一个重要理由。但实际上，对悉达多来说，出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他出身刹帝利种姓，有继承王位、治理国家的责任，而且又有如此爱他的父王和妻儿。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他都不可能轻易一走了之。
四门观苦后，悉达多就越来越不“正常”了。净饭王忧心忡忡，难道阿私陀的预言就要成真了？他想尽一切办法，企图打消悉达多出家苦修的念头，可是并没有奏效。
在悉达多29岁这年，他终于下定决心，弃家出走，进山修行。
悉达多出走后，整座王宫陷入痛苦和混乱之中。净饭王知道王子心意已决，自己已无力回天，但他还是派出了桥陈如等五名侍臣，去苦行林寻找悉达多，希望能把王子劝回来。
五名侍臣在苦行林中找到了悉达多，结果不但没有劝返，反而被王子伟大的精神和决心所感动，决定留下来陪王子一起苦修。
悉达多苦修了整整六年。在苦行林，两千多个日夜里，悉达多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生死的思考。最初他每天食一麻一麦，渐渐发展到七日食一麻一麦，最后不饮不食。严重的营养不良，使悉达多的身体骨瘦如柴，手摸腹部，竟能触到背脊。
悉达多渐渐发现让肉体受苦受难，并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人的烦恼，最根本的原因是心灵不干净，而要清除心灵上的污垢，单靠绝食和苦修是不行的。
一天，悉达多看到尼连禅河的一艘船上有一位琴师和徒弟。琴师对徒弟说，琴弦不能绷太紧，太紧容易断，也不能太松，太松则弹不出好声音。悉达多听后打了一个激灵，没错！这么苦修下去是没有用处的，重要的是不能绷太紧，也不能太松，要取一个“中道”。
他毅然决定放弃苦行生活，站起来摇摇晃晃地离开打坐的地方，向尼连禅河走去。悉达多走进河里，用清澈的河水冲洗满身的污垢。他静静地躺在河水中，开始思考一种新的修行方法。然而，当他走上岸的时候，由于身体实在太虚弱了，没走几步，就眼冒金星，昏死过去。
这时，刚好有一个牧羊女顶着一罐牛奶路过河边，发现了河滩上躺着的悉达多。此时的悉达多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牧羊女是一个善良的人，她扶起悉达多的头，小心翼翼地往悉达多嘴里喂牛奶。
在河岸上，桥陈如等人看到了这一切，发现悉达多又是洗澡，又是让牧羊女喂牛奶，感到十分震惊。五个人很气愤，觉得王子放弃了苦行，严重地背叛和欺骗了他们。他们觉得再多看一眼悉达多都觉得恶心，于是就不辞而别，离开了悉达多。
悉达多喝了牧羊女的牛奶后，渐渐恢复了体力。他感谢了牧羊女的救命之恩后，就非常兴奋地去找桥陈如他们，想把新想法告诉自己的伙伴。然而，悉达多怎么也找不到他们，后来才听说他们对自己产生了误解，已经离他而去了。
悉达多无法找到同伴，又不见他们回来，就独自一个人渡过尼连禅河，向迦耶山走去。虚弱的悉达多走得又累又乏，这时，他看见前方不远处有一棵又高又大的菩提树，枝繁叶茂，像一把撑开的绿色大伞。悉达多的精神不由为之一振。菩提树的枝叶在风中轻轻摆动，仿佛是在向悉达多招手致意：尊贵的王子，未来的佛陀，欢迎您！
悉达多围着树转了一圈，发现树下有一块很大很平坦的石头正好可以当座位。悉达多决定在这个风景秀丽的好地方修行打坐，不打算再往前走了。这时，刚好有一个孩童路过，他给了悉达多一筐干草，可以铺在石头上做草垫儿，这样坐着舒服一些。
带着一心正念，悉达多暗暗发誓：“我若不能大彻大悟，就永远不离开这里！”怀着强烈的信心，他凝神定思，渐渐进入了一种不苦不乐的境界。
悉达多在菩提树下坐了多久，才悟道成佛的呢？经典上的说法不一，有的说是七天，有的说是四个七天，这都无从考证。不过，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悉达多终于大彻大悟。
那年悉达多35岁，那天是中国的农历十二月八日，这一天被定为“成道节”。此后，每年这一天，各佛庙都要做佛事，进行纪念活动，庆祝悉达多成佛。此外，为了纪念牧羊女对佛陀的救命之恩，人们就用各种杂粮煮成乳粥来吃，这也是中国民间吃“腊八粥”的由来。
“佛”的意思是人生的“觉者”。佛并不是神，而是人。众生是潜在的佛，是尚未觉悟的佛，众生如果觉悟了，就是佛。实际上我们拜佛，并不是拜神，而只是崇拜一个智者。不过很多老百姓已经不知不觉中把求神和拜佛等同起来了，以为佛是一个神，并希望佛祖给予他们各种帮助，以满足他们的各种愿望。
悉达多对人生问题进行了漫长的思考，觉悟了真谛，这样便成为了人生的“觉者”，所以被称为“佛”。他也因此成为了释迦族的圣贤，故称“释迦牟尼”。
悉达多的成佛过程是怎样的呢？佛经上用了一个他降伏魔王波旬的故事来表达。这实际上说的是悉达多内心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其活动的内容难以确知，所以采用故事的方式来形象地描绘。通过这个故事，我们知道悉达多战胜了自己心中的所有欲望，比如贪欲、权欲、情欲等，这也是每一个普通人心中都会有的欲望和烦恼。这些深藏在内心深处的欲望会起到阻碍智慧的作用，都属于魔障，使得我们不能到达智慧的彼岸。魔王代表的是悉达多心中的欲望，是悉达多的另一个自己，所以悉达多战胜魔王就是战胜自己。战胜自己，无疑是世界上最难的事，修行的过程就是战胜自己的过程。
战胜魔王后，悉达多进一步勘破无明，大彻大悟，心中一片光明。他六根清净，摒弃七情六欲，进入一个崭新的精神境界，成为了人生的觉者。悉达多成佛了，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位伟大人物，我们称他为“佛陀”“佛祖”。佛陀为人类思想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在疗愈人生方面，使许多人找到了精神上的安慰。
得道成佛的释迦牟尼看上去精神饱满，神色庄重，气定神闲，与未成佛前的那个骨瘦如柴、面如死灰的悉达多判若两人。释迦牟尼苦苦探求真理，历经六年的苦行磨炼，为的就是觉悟人生真理，以此来拯救迷惑无知的众生。因此，成佛之后，他决定不进入涅槃，而是离开森林，去往有人的地方，向人们说法。
释迦牟尼用余生的几十年时间走遍各地，积极传道，建立起僧团组织，扩大自己思想的影响，一直到他80岁那年涅槃为止。
佛陀的证悟和思想
如果从佛教信仰出发，采取一种神秘主义的态度的话，释迦牟尼觉悟到的最终智慧之果，是某种超思维的东西，只能自己去领悟，而无法言传。当然，如果试图把觉悟到的真理传授给他人，就必须用语言文字来表达，并且必须有可以用思维逻辑进行把握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就是佛理。也就是说，佛理是可以学的，也可以当成一门学问来研究，称之为“佛学”。但是，要真正地成佛，我们就必须要领悟到那最终的灵明觉知，而这个过程是神秘的，无法传授的。
释迦牟尼将自己悟得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推敲和归纳。他发现，生命流传的经过是十二因缘，苦是流转的主体，苦的具体现象便是生老病死。释迦牟尼将他悟出的人生真谛归纳为几点，也就是佛陀的主要思想精华，即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因果链条。
四圣谛，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所谓“谛”，有真实、真理的意义。“四圣谛”的意思就是四种真实不虚的真理。苦、集二谛说明了人生的本质及其原因、过程，灭、道二谛指明了人生解脱的途径和归宿。
痛苦是佛陀理论的起点，也是核心概念。“苦谛”说的是，生命的存在本身就是苦的，社会人生的真实现象也是苦。释迦牟尼把苦分为八种，依次是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和五取蕴苦。其中，五蕴包括色、受、想、行、识，八苦既包括肉体上的痛苦，也包括精神上的痛苦。
释迦牟尼认为，人的身心活动都是造业，会产生连锁因果反应，引出将来或者下一世的痛苦。业报和轮回都是印度教《奥义书》中的理论概念，佛陀早已熟悉，并吸收采纳进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痛苦是连绵不绝的，短暂的人生就如同茫茫的黑夜，尘世间的甜蜜和幸福转瞬即逝，而痛苦却亘古不衰，无始无终，源远流长。
为什么苦如此顽固呢？第二谛，即“集谛”，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集”是“苦”的原因，它是造成人生痛苦的根源。
在现实中，人们醉生梦死，目光短浅，看不到宇宙的永恒，无视人生苦短。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众生怀有各种无法摆脱的欲望，所以这些乱七八糟的欲望就汇集起来。这些不良善的欲望“集合”，就成为了无尽的“苦谛”的根源。众生都处在生死轮回之中，在欲望的控制之下过生活，不能自拔，并因此产生无尽的痛苦和烦恼。
那么，怎么才能彻底清除淤积的“集谛”呢？怎样才能使人生摆脱痛苦呢？这就需要我们把握四圣谛中的第三谛，即“灭谛”，如此就能彻底解脱生死轮回，获得无上圆满正觉。“灭谛”告诉我们，痛苦是可以消灭的，只要我们斩断痛苦产生的根源。“灭”就是消灭欲望、消灭痛苦。
接下来，就是如何做的问题了。如何修行，如何改变自身，才能达到解脱目的？这就是最后一谛，即“道谛”。这指的是行正道。道有很多种，修行的方法也有千万种，各种法门。“道谛”主要是指修行八正道，修了八正道，就会证得般若智慧，解脱诸般痛苦，到达清净安乐的涅槃彼岸。
八正道，也就是中道，是释迦牟尼思维的主要成果。他认为任何人只要遵循八正道去做，就能真正转迷成悟。八正道也叫八圣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和正定。这是一整套行为规范和道德要求，顾名思义，很容易理解，但做起来却不容易。
一个人要身体力行，实践八正道，就是要有正确的世界观，行为端正，口出良言，从事正当的职业，努力提升自己，有坚定的信念和正义感，培养专注力，做一个高尚的正人君子。
十二因缘因果链条，佛陀的这个思想带着强烈的形而上学色彩。十二因缘的理论为生命的流转变化提供了一套本体论的解释，并对如何变化做出了逻辑说明。
佛陀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因为一定的原因而产生的，这个原因就是“因缘”，因是内因，缘是外因。所以，这也叫作“万法缘起”。“法”是佛学中一个很重要的术语，意指世间万物及一切现象。既然一切事物都是随因缘而起，那就是说，这些事物都不能脱离因缘而存在。只有适当的因缘在适当的时候出现了，凑齐了，相应的事物才会出现，等因缘消失了，事物也就随之消失。
中国人常常说的“缘分”，其实指的就是因缘，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间出现了，就是一种缘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随因缘而起，你有交朋友的心，是内因，遇到了具体的某个人，是外因，这些东西凑齐了，你们就可以成为朋友。等缘分消失了，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到头了，消失了。
万法缘起，再加上业报和轮回学说，就形成了所谓“因果报应”的一整套因缘规则。为了解释因缘的运转方式，释迦牟尼针对个人具体的生命流转变化，指出了人一生中因缘聚散的过程，这便是十二因缘。
十二因缘因果链条，指的是十二个因缘按照因果的逻辑顺序排列，构成一个完整的链条。链条的开端叫作“无明”，也就是无知的意思。它是最根本的原因，一切皆因无明而起。第二个因缘是“行”，大意是“造业”，我们的前世由于“无明”，所以做出各种傻事，造出“业”来。“识”是链条中的第三个因缘，代表生命的“种子”，我们在今生的生命就是由“识”产生的。它受到前世所造业力的驱动，携带着善恶的种子来投胎。换句话说，也可以认为“识”就是“我”的灵魂。
人的前世和今生由十二因缘因果链条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轮回的过程。人从前世投胎到今生后，接下来，因果链条要描述的就是一个人今生的具体生命过程了，包括了人的发育、出生、成长、老化，最后是死亡。“识”这个种子进入母体后，我们开始在母亲体内发育成形，即第四个因缘“名色”。色指的是形体，我们的灵魂和物质结合起来成为胎，胎相初成叫作“名色”。接着，我们逐渐拥有各种感官知觉（第五、六、七个因缘），即“六入、触、受”，然后我们出生到这个世界中。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和整个人生中，由于种种感官体验的诱惑，我们产生各种欲望，即第八个因缘“爱”。欲望必须要得到满足，不然人就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因此我们就不得不做一些事情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第九个因缘“取”、第十个因缘“有”），而这个做事情的过程就是我们今生的造业。最后我们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死亡（第十二个因缘），死后还会有来生（第十一个因缘“生”）。这样，一个完整的轮回就完成了。
《过去现在因果经》中的描述是：“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灭，六入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忧悲苦乐灭。如是顺逆，观十二因缘。第三夜分，破于无明。明星出时，得智慧光，断于习障，成一切种智。”
人生充满痛苦，因此，我们若想摆脱痛苦，就要摆脱生死轮回，要想办法跳出这个轮回。也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不经历这个环环相扣的“十二因缘”的过程，那就要将这个因果链条斩断，使它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轮回过程。跳出轮回的状态叫作“涅槃”，达到涅槃就实现了修行的目的。
佛陀的基本思想理论，还可以用佛教四法印来高度概括，即“诸行无常”“诸受皆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
诸行无常，是说世间万事万物都处于永恒不断的流动变化之中。一切存在都只是暂时的，没有一个是常住不变的，即“无常”。
诸受皆苦，是说人生的真相就是痛苦。执着于各种情感、感官感受、欲望，就是我们痛苦的来源。
诸法无我，是说世间万事万物并没有独立的、不变的个性实体存在，也就是“空无自性”。既然一切事物都是随因缘而起，那就不能脱离其他事物而独立存在。因此，所谓的“自我”是不存在的，只不过是一种生理和心理幻象罢了。
涅槃寂静，是说涅槃的境界可以灭除一切生死的痛苦，无为安乐。因此，涅槃状态是寂静的，意指不生不灭、身心俱寂的解脱境界。
相对于古希腊诸贤提出的关于世界的形而上学假设，释迦牟尼的形而上学假设是：事物的本质是“空”。这是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假设，内涵相当丰富，是佛陀抽象思维的结晶。
如果从佛教信仰出发，采取一种神秘主义的态度的话，释迦牟尼觉悟到的最终智慧之果，是某种超思维的东西，只能自己去领悟，而无法言传。当然，如果试图把觉悟到的真理传授给他人，就必须用语言文字来表达，并且必须有可以用思维逻辑进行把握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就是佛理。也就是说，佛理是可以学的，也可以当成一门学问来研究，称之为“佛学”。但是，要真正地成佛，我们就必须要领悟到那最终的灵明觉知，而这个过程是神秘的，无法传授的。
释迦牟尼将自己悟得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推敲和归纳。他发现，生命流传的经过是十二因缘，苦是流转的主体，苦的具体现象便是生老病死。释迦牟尼将他悟出的人生真谛归纳为几点，也就是佛陀的主要思想精华，即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因果链条。
四圣谛，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所谓“谛”，有真实、真理的意义。“四圣谛”的意思就是四种真实不虚的真理。苦、集二谛说明了人生的本质及其原因、过程，灭、道二谛指明了人生解脱的途径和归宿。
痛苦是佛陀理论的起点，也是核心概念。“苦谛”说的是，生命的存在本身就是苦的，社会人生的真实现象也是苦。释迦牟尼把苦分为八种，依次是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和五取蕴苦。其中，五蕴包括色、受、想、行、识，八苦既包括肉体上的痛苦，也包括精神上的痛苦。
释迦牟尼认为，人的身心活动都是造业，会产生连锁因果反应，引出将来或者下一世的痛苦。业报和轮回都是印度教《奥义书》中的理论概念，佛陀早已熟悉，并吸收采纳进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痛苦是连绵不绝的，短暂的人生就如同茫茫的黑夜，尘世间的甜蜜和幸福转瞬即逝，而痛苦却亘古不衰，无始无终，源远流长。
为什么苦如此顽固呢？第二谛，即“集谛”，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集”是“苦”的原因，它是造成人生痛苦的根源。
在现实中，人们醉生梦死，目光短浅，看不到宇宙的永恒，无视人生苦短。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众生怀有各种无法摆脱的欲望，所以这些乱七八糟的欲望就汇集起来。这些不良善的欲望“集合”，就成为了无尽的“苦谛”的根源。众生都处在生死轮回之中，在欲望的控制之下过生活，不能自拔，并因此产生无尽的痛苦和烦恼。
那么，怎么才能彻底清除淤积的“集谛”呢？怎样才能使人生摆脱痛苦呢？这就需要我们把握四圣谛中的第三谛，即“灭谛”，如此就能彻底解脱生死轮回，获得无上圆满正觉。“灭谛”告诉我们，痛苦是可以消灭的，只要我们斩断痛苦产生的根源。“灭”就是消灭欲望、消灭痛苦。
接下来，就是如何做的问题了。如何修行，如何改变自身，才能达到解脱目的？这就是最后一谛，即“道谛”。这指的是行正道。道有很多种，修行的方法也有千万种，各种法门。“道谛”主要是指修行八正道，修了八正道，就会证得般若智慧，解脱诸般痛苦，到达清净安乐的涅槃彼岸。
八正道，也就是中道，是释迦牟尼思维的主要成果。他认为任何人只要遵循八正道去做，就能真正转迷成悟。八正道也叫八圣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和正定。这是一整套行为规范和道德要求，顾名思义，很容易理解，但做起来却不容易。
一个人要身体力行，实践八正道，就是要有正确的世界观，行为端正，口出良言，从事正当的职业，努力提升自己，有坚定的信念和正义感，培养专注力，做一个高尚的正人君子。
十二因缘因果链条，佛陀的这个思想带着强烈的形而上学色彩。十二因缘的理论为生命的流转变化提供了一套本体论的解释，并对如何变化做出了逻辑说明。
佛陀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因为一定的原因而产生的，这个原因就是“因缘”，因是内因，缘是外因。所以，这也叫作“万法缘起”。“法”是佛学中一个很重要的术语，意指世间万物及一切现象。既然一切事物都是随因缘而起，那就是说，这些事物都不能脱离因缘而存在。只有适当的因缘在适当的时候出现了，凑齐了，相应的事物才会出现，等因缘消失了，事物也就随之消失。
中国人常常说的“缘分”，其实指的就是因缘，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间出现了，就是一种缘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随因缘而起，你有交朋友的心，是内因，遇到了具体的某个人，是外因，这些东西凑齐了，你们就可以成为朋友。等缘分消失了，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到头了，消失了。
万法缘起，再加上业报和轮回学说，就形成了所谓“因果报应”的一整套因缘规则。为了解释因缘的运转方式，释迦牟尼针对个人具体的生命流转变化，指出了人一生中因缘聚散的过程，这便是十二因缘。
十二因缘因果链条，指的是十二个因缘按照因果的逻辑顺序排列，构成一个完整的链条。链条的开端叫作“无明”，也就是无知的意思。它是最根本的原因，一切皆因无明而起。第二个因缘是“行”，大意是“造业”，我们的前世由于“无明”，所以做出各种傻事，造出“业”来。“识”是链条中的第三个因缘，代表生命的“种子”，我们在今生的生命就是由“识”产生的。它受到前世所造业力的驱动，携带着善恶的种子来投胎。换句话说，也可以认为“识”就是“我”的灵魂。
人的前世和今生由十二因缘因果链条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轮回的过程。人从前世投胎到今生后，接下来，因果链条要描述的就是一个人今生的具体生命过程了，包括了人的发育、出生、成长、老化，最后是死亡。“识”这个种子进入母体后，我们开始在母亲体内发育成形，即第四个因缘“名色”。色指的是形体，我们的灵魂和物质结合起来成为胎，胎相初成叫作“名色”。接着，我们逐渐拥有各种感官知觉（第五、六、七个因缘），即“六入、触、受”，然后我们出生到这个世界中。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和整个人生中，由于种种感官体验的诱惑，我们产生各种欲望，即第八个因缘“爱”。欲望必须要得到满足，不然人就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因此我们就不得不做一些事情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第九个因缘“取”、第十个因缘“有”），而这个做事情的过程就是我们今生的造业。最后我们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死亡（第十二个因缘），死后还会有来生（第十一个因缘“生”）。这样，一个完整的轮回就完成了。
《过去现在因果经》中的描述是：“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灭，六入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忧悲苦乐灭。如是顺逆，观十二因缘。第三夜分，破于无明。明星出时，得智慧光，断于习障，成一切种智。”
人生充满痛苦，因此，我们若想摆脱痛苦，就要摆脱生死轮回，要想办法跳出这个轮回。也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不经历这个环环相扣的“十二因缘”的过程，那就要将这个因果链条斩断，使它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轮回过程。跳出轮回的状态叫作“涅槃”，达到涅槃就实现了修行的目的。
佛陀的基本思想理论，还可以用佛教四法印来高度概括，即“诸行无常”“诸受皆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
诸行无常，是说世间万事万物都处于永恒不断的流动变化之中。一切存在都只是暂时的，没有一个是常住不变的，即“无常”。
诸受皆苦，是说人生的真相就是痛苦。执着于各种情感、感官感受、欲望，就是我们痛苦的来源。
诸法无我，是说世间万事万物并没有独立的、不变的个性实体存在，也就是“空无自性”。既然一切事物都是随因缘而起，那就不能脱离其他事物而独立存在。因此，所谓的“自我”是不存在的，只不过是一种生理和心理幻象罢了。
涅槃寂静，是说涅槃的境界可以灭除一切生死的痛苦，无为安乐。因此，涅槃状态是寂静的，意指不生不灭、身心俱寂的解脱境界。
相对于古希腊诸贤提出的关于世界的形而上学假设，释迦牟尼的形而上学假设是：事物的本质是“空”。这是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假设，内涵相当丰富，是佛陀抽象思维的结晶。
佛陀之后的佛教思想
释迦牟尼死后，他的弟子们便吵成了一团，僧团也分裂了。因为释迦牟尼活着的时候并没有著书，不立文字，靠的是演讲和口授。弟子们都根据自己的记忆来整理佛陀的言论，每个人对佛陀思想的理解也不一样，意见自然难以统一。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至少权威还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和分歧都可以有一个最终的裁决。但是佛陀一死，权威不在了，又没有一个权威著作和经典文本供大家学习和仲裁，群龙无首，分歧和分裂就在所难免了。
在世的几个大弟子召集了五百罗汉，共同结集编出佛陀的教法，这就是“第一次结集”，后来又有了阿难系僧团主导的第二次结集。一开始，由于还有一些出色的弟子，他们地位很高，学识广博，属于僧团的精英阶层，还可以对僧团进行权威的集体领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分歧和争端越来越多，再加上权力斗争，僧团组织便发生了部派分裂，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
原始佛教分裂为部派佛教，到了释迦牟尼死后300多年，印度佛教徒内部对教义有了巨大的分歧，新出现的学派管自己叫“大乘”，把原先的学派叫“小乘”。大小乘的主要区别，就是小乘只讲自己修行，而大乘则主张普度众生，帮助他人修行。这艘航向解脱彼岸的智慧之船，乘坐的人多了，就是大乘，乘坐的人少，就是小乘。
佛教走出印度，开始了北传和南传两条路线。北传到东北亚地区的大多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本身也分为许多派别。南传到东南亚一带的是小乘佛教，正式名称是“上座部”教派，即“南传上座部”佛教。
释迦牟尼死后，印度出了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佛教思想家，他将佛学思想发展上了新的台阶，达到了一个佛学高峰，这个人叫龙树。他的学说被称之为“中观学”。
所谓中观学的“中”，即指“中道”，意思是不用极端的眼光来看待事物，而要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中观学认为，“万法实有”和“万法虚无”这两个观点都太极端了，都是错的，事物的真正本质是“假有”。
“假有”的意思是说，我们既不能认为事物是永存不变的，也不能认为事物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事物虽然存在，但并不是永存不变的，它是“假装自己是永远存在的”。因此，我们既要认同事物是存在的，又要看到事物无常的一面，意识到它的虚幻性，这样才不会执着留恋于具体事物，从而破除“我执”和“法执”。
“假有”是一种持续的状态，事物每时每刻都处于“既存在也不存在的状态”。这句话很明显违反了逻辑规律，是一种矛盾的表述。的确，用任何语言，我们都不可能从正面去形容事物假有的本质。在量子力学里有一个“薛定谔的猫”的思想实验，说的是当我们不去看盒子里的猫时，猫咪处于生死态的叠加，也就是“既活着又死去的状态”。可以跟“假有”的那句表述稍微类比一下。
既然事物是“假有”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对事物进行正面的描述，所有的正面描述都是错的。不过，我们反倒可以随便说出事物不是什么。龙树就是用否定的形式来描述事物的，其实，就连“假有”这个词本身也是一种否定的形式。
龙树用八个否定句来描述事物的本质：“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去。”这就是所谓的“八不中道”，也是龙树中观学的思想核心。这几句话对我们惯常认为的事物存在的状态进行了否定。我们一般认为事物是会创生出来，并且也会毁灭的，但龙树却说事物既不会创生，也不会毁灭，没有生和灭的过程。我们也会认为事物存在一种连续的状态，或者是中断的状态，就比如数学上常说的一条连续的直线或者中间存在断点，但龙树却说事物既不是连续的，也不是间断的。在不同的事物之间，我们一般会认为它们要么存在相同之处，要么存在相异之处，龙树却说它们既不是同一的，也不是相异的。我们一般认为，事物变化的原因要么是内因，要么是外因，或者是二者共同的作用，但龙树却说事物的原因既不在这个事物之内，也不在这个事物之外。
龙树强调“空”就是事物的本质，事物除了“空”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属性。世间万物，本性都是“空”，甚至佛法和佛陀也是“空”，无论其外在形式如何，本质都是假有的。这个“空”是需要不断否定的，因此，就连“空”这个字本身也应该被否定掉。领悟了“空”，也就领悟了事物的本质，难怪《西游记》中齐天大圣的法名取作“孙悟空”。
“般若学”是大乘佛教第一阶段的佛学。般若是梵文的音译，就是智慧的意思，特指超越一切的佛智慧。龙树的中观学是般若学的高峰和代表，所以很多时候两者合起来被称作“中观般若”，在佛教中又称为“空宗”。
(未完待续)
释迦牟尼死后，他的弟子们便吵成了一团，僧团也分裂了。因为释迦牟尼活着的时候并没有著书，不立文字，靠的是演讲和口授。弟子们都根据自己的记忆来整理佛陀的言论，每个人对佛陀思想的理解也不一样，意见自然难以统一。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至少权威还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和分歧都可以有一个最终的裁决。但是佛陀一死，权威不在了，又没有一个权威著作和经典文本供大家学习和仲裁，群龙无首，分歧和分裂就在所难免了。
在世的几个大弟子召集了五百罗汉，共同结集编出佛陀的教法，这就是“第一次结集”，后来又有了阿难系僧团主导的第二次结集。一开始，由于还有一些出色的弟子，他们地位很高，学识广博，属于僧团的精英阶层，还可以对僧团进行权威的集体领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分歧和争端越来越多，再加上权力斗争，僧团组织便发生了部派分裂，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
原始佛教分裂为部派佛教，到了释迦牟尼死后300多年，印度佛教徒内部对教义有了巨大的分歧，新出现的学派管自己叫“大乘”，把原先的学派叫“小乘”。大小乘的主要区别，就是小乘只讲自己修行，而大乘则主张普度众生，帮助他人修行。这艘航向解脱彼岸的智慧之船，乘坐的人多了，就是大乘，乘坐的人少，就是小乘。
佛教走出印度，开始了北传和南传两条路线。北传到东北亚地区的大多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本身也分为许多派别。南传到东南亚一带的是小乘佛教，正式名称是“上座部”教派，即“南传上座部”佛教。
释迦牟尼死后，印度出了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佛教思想家，他将佛学思想发展上了新的台阶，达到了一个佛学高峰，这个人叫龙树。他的学说被称之为“中观学”。
所谓中观学的“中”，即指“中道”，意思是不用极端的眼光来看待事物，而要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中观学认为，“万法实有”和“万法虚无”这两个观点都太极端了，都是错的，事物的真正本质是“假有”。
“假有”的意思是说，我们既不能认为事物是永存不变的，也不能认为事物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事物虽然存在，但并不是永存不变的，它是“假装自己是永远存在的”。因此，我们既要认同事物是存在的，又要看到事物无常的一面，意识到它的虚幻性，这样才不会执着留恋于具体事物，从而破除“我执”和“法执”。
“假有”是一种持续的状态，事物每时每刻都处于“既存在也不存在的状态”。这句话很明显违反了逻辑规律，是一种矛盾的表述。的确，用任何语言，我们都不可能从正面去形容事物假有的本质。在量子力学里有一个“薛定谔的猫”的思想实验，说的是当我们不去看盒子里的猫时，猫咪处于生死态的叠加，也就是“既活着又死去的状态”。可以跟“假有”的那句表述稍微类比一下。
既然事物是“假有”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对事物进行正面的描述，所有的正面描述都是错的。不过，我们反倒可以随便说出事物不是什么。龙树就是用否定的形式来描述事物的，其实，就连“假有”这个词本身也是一种否定的形式。
龙树用八个否定句来描述事物的本质：“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去。”这就是所谓的“八不中道”，也是龙树中观学的思想核心。这几句话对我们惯常认为的事物存在的状态进行了否定。我们一般认为事物是会创生出来，并且也会毁灭的，但龙树却说事物既不会创生，也不会毁灭，没有生和灭的过程。我们也会认为事物存在一种连续的状态，或者是中断的状态，就比如数学上常说的一条连续的直线或者中间存在断点，但龙树却说事物既不是连续的，也不是间断的。在不同的事物之间，我们一般会认为它们要么存在相同之处，要么存在相异之处，龙树却说它们既不是同一的，也不是相异的。我们一般认为，事物变化的原因要么是内因，要么是外因，或者是二者共同的作用，但龙树却说事物的原因既不在这个事物之内，也不在这个事物之外。
龙树强调“空”就是事物的本质，事物除了“空”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属性。世间万物，本性都是“空”，甚至佛法和佛陀也是“空”，无论其外在形式如何，本质都是假有的。这个“空”是需要不断否定的，因此，就连“空”这个字本身也应该被否定掉。领悟了“空”，也就领悟了事物的本质，难怪《西游记》中齐天大圣的法名取作“孙悟空”。
“般若学”是大乘佛教第一阶段的佛学。般若是梵文的音译，就是智慧的意思，特指超越一切的佛智慧。龙树的中观学是般若学的高峰和代表，所以很多时候两者合起来被称作“中观般若”，在佛教中又称为“空宗”。
(未完待续)
佛教在汉代时传入中国，经过长期的传播发展，佛教思想与中国本土思想结合，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汉地佛教、藏传佛教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
佛教在中国南北朝时期得到弘扬和发展，至唐代达到鼎盛。可是印度本土的佛教却在13世纪初消亡。虽然佛教被赶出了出生地印度，但它在印度之外却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并成为当今的三大世界性宗教之一。
在诸多的佛教派别中，有两支派别特别有意思。一支是超级难的“唯识宗”，可谓是佛学中的博士后学位；另一支是不立文字的“禅宗”，是佛学中最擅长搞怪的，属于九年义务教育级别，大家都能学。
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印度的一些大乘佛学家们提出了一种和中观不同的学说，就是“唯识学”。唯识学家们觉得龙树强调“空”强调得太过了，有一些事物还是实有的，所以唯识学也称为“大乘有宗”，与“空宗”相对。主张唯识学的学派又叫作“瑜伽行派”，《瑜伽师地论》是唯识学的经典。
隋唐时期，中国经济文化高速发展，唐朝的对外交流很活跃，对待外来文化也采取开放姿态。在这一时期，中国化的佛教成熟了起来，中国僧人进行了很多创造性的工作，先后形成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
玄奘法师就不远千里到印度本土去留学，这个《西游记》里西天取经的唐僧，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玄奘最擅长的就是唯识学，毕竟他是个高才生嘛。但唯识学实在是太难了，非常烦琐复杂难懂，对老百姓根本没有吸引力，因此唯识学在中国难以发展下去，毕竟曲高和寡，太不合群了。
“万法唯识”是唯识学的基本命题，他们关于这一命题的论证主要有三自性说、阿赖耶识缘起说和唯识四分说。
唯识学特别注重对法相（事物现象）的分析，分析得出来的结果是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识”的变现，事物不能离开“识”而独立存在。“识”也叫作“心”，它是意识主体对事物加以了别（了解、分别）的功能。所谓主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依托于识的假象，唯有识才是真实的存在，这就叫“万法唯识”。
中观学太强调“空”，唯识学认为这么做有一个最大的危险。想想看，如果一切都是空的，那么轮回的主体到底是谁？当我们说普度众生的时候，普度的到底是谁？所以，唯识学认为，在十二因缘中的第三个因缘“识”，有一部分是实有的，不是空的，它的名字叫“阿赖耶识”，这就是众生和轮回的主体。它承载着我们造过的种种业，也承受相应的果报。阿赖耶识才是一切事物的最终根源。
唯识学构造了一套精巧复杂的理论，便于在不违背基本佛教思想的情况下，能够自圆其说，解释一切。在唯识学的框架里，意识分为三类八种。第一类是“了别境识”，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前五种相当于人的五种感觉，“意识”相当于直觉和思维，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第六感”，既可以了别外境，也可以省察内心。
第二类是“末那识”，也就是“第七识”，梵文是manas，意译为思量。按照玄奘的解释，这种意识“恒审思量”，它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意念作用，它所思量的内容就是阿赖耶识。就是这个末那识让我们产生了“我”的概念，它是由阿赖耶识产生的，同时也是第六识的生起根据，所以它类似于现在说的心理深层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深深地固执于所谓的自我实体，即“我执”。于是，它既是颠倒的执着，也是众生烦恼的根源。同样，末那识也是虚幻的，是“空”的。
第三类就是“阿赖耶识”，即“第八识”“本识”，梵文是alaya，意译为藏。阿赖耶识就是第七识所执着意念的那个“我”，它好比一个仓库，所以也叫作藏识。
“阿赖耶识缘起”说的是一个因果过程。首先，存在一个实有的阿赖耶识，它产生了代表着自我意识的末那识，然后末那识又产生剩下的六识。除了阿赖耶识之外，其余的七识都是无明和造业的结果，本质上是“空”的。代表着自我意识的第七识和代表着直觉的第六识幻化出了人类的各种心理活动，代表着感官知觉的五种识幻化出了人类的各种感觉。于是，我们通过体验到各种感觉，就会以为外部世界存在着山川大地等实实在在的万物。在这个过程中，只有阿赖耶识才是实有的、纯净的，它是一切的根本。所谓修行，目的就是要破除前七识的幻象，只剩下最纯净的阿赖耶识，这样我们就能成佛了。
那么，纯净的阿赖耶识为何会产生虚幻的末那识和其余种种识呢？假如这是造业的结果，那么纯净的阿赖耶识怎么会造业呢？
阿赖耶识是一个容器，可以储存各种“种子”。所谓种子，就是阿赖耶识中所包含的可以引起和产生自身结果的东西，也称作“习气”，指的是意识活动的潜在势能。习气储藏在第八识中，就像植物的种子一样，既是过去前七识活动留在第八识的痕迹，又是诱发未来前七识活动的潜在势能。
种子被“业”污染了，就会产生种种虚假幻象。之所以种子会被污染，是因为拥有这个种子的生命造下了业，污染了种子。生命造业的过程可以称之为“熏染种子”，被熏染的种子变出的幻象就是生命所受的业报。在这个过程中，阿赖耶识始终是纯净的，它不过是个容器，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跟它没有丝毫关系。被“业”污染的只是其中的种子，而不是阿赖耶识本身。
禅宗是中国佛教的实践派，号称传的是佛祖的心印，即佛教的觉悟之心，故也称“心宗”“佛心宗”。传统说法是，由佛陀弟子迦叶（就是拈花微笑典故中的那个迦叶）传承佛心到菩提达摩，在印度共传28代，即“西天28祖”。达摩于南北朝梁武帝时到中国传法，历经“东土六祖”，慧能之后，众弟子分头传法，禅宗逐渐传遍大江南北。禅宗有两脉，神秀是北禅的创始人，慧能是南禅的创始人。慧能是禅宗的主要代表，他所著的《坛经》一书是中国民间最流行的佛教书籍。“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段著名的句子就是出自《坛经》。
禅宗所关心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关于觉悟解脱的可能性和根据问题；二是关于修行实践的方法问题；三是觉悟解脱的境界问题。
禅宗的基本看法是“自性成佛”“心法与无法”“顿悟与无心无所得”。简单来说，就是众生能否成佛是根据自己的本心；众生应当自主进行修行，不需要采取某种固定模式，可以自行安排具体的修行方法；众生达到觉悟和解脱的境界时，会豁然贯通，但从表面上看起来又无所得，与平时没什么两样，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这就使得修行成佛的形式大大简化了，把学佛和修行的门槛大大降低。这样，广大的普通老百姓就都能参与进来，而且传播起来也非常容易，成本很低。所以，禅宗走的不是精英教育路线，而是大众普及路线，与“科普”类似，禅宗相当于“佛普”。禅宗不立文字，它不需要你饱读佛经，不强求你出家，也不要求你坐禅，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修佛，都能成佛。因为人人身上都具有佛性，只要你明心见性，顿悟了，即可成佛。由此可见，禅宗是佛教派别里最自由的一个。
禅宗里最引人注意的，同时也是最有意思的，就是公案。禅宗的典籍里记录了大量的故事、对白。由于这些故事和对白中有大量莫名其妙的内容，学习者要像研究法庭案例那样反复琢磨，所以这些故事和对白被称为“公案”。
讲故事、听故事是人的本能，用故事来进行教育，内容生动鲜明，能触动人的情感，同时便于记忆。所以，禅宗的方法是很聪明的。禅宗大量的公案都属于答非所问的对话。禅宗通过各种千奇百怪、答非所问的回答，其目的是破除人们日常习惯的理性和逻辑思维，以达到进一步破除妄念，明心见性，使人顿悟的目标。
此外，还有“当头棒喝”，禅机不一定要用语言来表达，使用出其不意的行为也可以表达。只要达到吓人一跳的效果，人们的理性思维就会暂时中断，在愣住的那一瞬间，心底里的佛性就有可能显现。
禅宗独树一帜的特色，使得它在中国的历史上辉煌一时。到了今天，它依然是中国佛教界最流行的学派之一。
佛教在中国南北朝时期得到弘扬和发展，至唐代达到鼎盛。可是印度本土的佛教却在13世纪初消亡。虽然佛教被赶出了出生地印度，但它在印度之外却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并成为当今的三大世界性宗教之一。
在诸多的佛教派别中，有两支派别特别有意思。一支是超级难的“唯识宗”，可谓是佛学中的博士后学位；另一支是不立文字的“禅宗”，是佛学中最擅长搞怪的，属于九年义务教育级别，大家都能学。
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印度的一些大乘佛学家们提出了一种和中观不同的学说，就是“唯识学”。唯识学家们觉得龙树强调“空”强调得太过了，有一些事物还是实有的，所以唯识学也称为“大乘有宗”，与“空宗”相对。主张唯识学的学派又叫作“瑜伽行派”，《瑜伽师地论》是唯识学的经典。
隋唐时期，中国经济文化高速发展，唐朝的对外交流很活跃，对待外来文化也采取开放姿态。在这一时期，中国化的佛教成熟了起来，中国僧人进行了很多创造性的工作，先后形成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
玄奘法师就不远千里到印度本土去留学，这个《西游记》里西天取经的唐僧，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玄奘最擅长的就是唯识学，毕竟他是个高才生嘛。但唯识学实在是太难了，非常烦琐复杂难懂，对老百姓根本没有吸引力，因此唯识学在中国难以发展下去，毕竟曲高和寡，太不合群了。
“万法唯识”是唯识学的基本命题，他们关于这一命题的论证主要有三自性说、阿赖耶识缘起说和唯识四分说。
唯识学特别注重对法相（事物现象）的分析，分析得出来的结果是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识”的变现，事物不能离开“识”而独立存在。“识”也叫作“心”，它是意识主体对事物加以了别（了解、分别）的功能。所谓主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依托于识的假象，唯有识才是真实的存在，这就叫“万法唯识”。
中观学太强调“空”，唯识学认为这么做有一个最大的危险。想想看，如果一切都是空的，那么轮回的主体到底是谁？当我们说普度众生的时候，普度的到底是谁？所以，唯识学认为，在十二因缘中的第三个因缘“识”，有一部分是实有的，不是空的，它的名字叫“阿赖耶识”，这就是众生和轮回的主体。它承载着我们造过的种种业，也承受相应的果报。阿赖耶识才是一切事物的最终根源。
唯识学构造了一套精巧复杂的理论，便于在不违背基本佛教思想的情况下，能够自圆其说，解释一切。在唯识学的框架里，意识分为三类八种。第一类是“了别境识”，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前五种相当于人的五种感觉，“意识”相当于直觉和思维，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第六感”，既可以了别外境，也可以省察内心。
第二类是“末那识”，也就是“第七识”，梵文是manas，意译为思量。按照玄奘的解释，这种意识“恒审思量”，它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意念作用，它所思量的内容就是阿赖耶识。就是这个末那识让我们产生了“我”的概念，它是由阿赖耶识产生的，同时也是第六识的生起根据，所以它类似于现在说的心理深层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深深地固执于所谓的自我实体，即“我执”。于是，它既是颠倒的执着，也是众生烦恼的根源。同样，末那识也是虚幻的，是“空”的。
第三类就是“阿赖耶识”，即“第八识”“本识”，梵文是alaya，意译为藏。阿赖耶识就是第七识所执着意念的那个“我”，它好比一个仓库，所以也叫作藏识。
“阿赖耶识缘起”说的是一个因果过程。首先，存在一个实有的阿赖耶识，它产生了代表着自我意识的末那识，然后末那识又产生剩下的六识。除了阿赖耶识之外，其余的七识都是无明和造业的结果，本质上是“空”的。代表着自我意识的第七识和代表着直觉的第六识幻化出了人类的各种心理活动，代表着感官知觉的五种识幻化出了人类的各种感觉。于是，我们通过体验到各种感觉，就会以为外部世界存在着山川大地等实实在在的万物。在这个过程中，只有阿赖耶识才是实有的、纯净的，它是一切的根本。所谓修行，目的就是要破除前七识的幻象，只剩下最纯净的阿赖耶识，这样我们就能成佛了。
那么，纯净的阿赖耶识为何会产生虚幻的末那识和其余种种识呢？假如这是造业的结果，那么纯净的阿赖耶识怎么会造业呢？
阿赖耶识是一个容器，可以储存各种“种子”。所谓种子，就是阿赖耶识中所包含的可以引起和产生自身结果的东西，也称作“习气”，指的是意识活动的潜在势能。习气储藏在第八识中，就像植物的种子一样，既是过去前七识活动留在第八识的痕迹，又是诱发未来前七识活动的潜在势能。
种子被“业”污染了，就会产生种种虚假幻象。之所以种子会被污染，是因为拥有这个种子的生命造下了业，污染了种子。生命造业的过程可以称之为“熏染种子”，被熏染的种子变出的幻象就是生命所受的业报。在这个过程中，阿赖耶识始终是纯净的，它不过是个容器，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跟它没有丝毫关系。被“业”污染的只是其中的种子，而不是阿赖耶识本身。
禅宗是中国佛教的实践派，号称传的是佛祖的心印，即佛教的觉悟之心，故也称“心宗”“佛心宗”。传统说法是，由佛陀弟子迦叶（就是拈花微笑典故中的那个迦叶）传承佛心到菩提达摩，在印度共传28代，即“西天28祖”。达摩于南北朝梁武帝时到中国传法，历经“东土六祖”，慧能之后，众弟子分头传法，禅宗逐渐传遍大江南北。禅宗有两脉，神秀是北禅的创始人，慧能是南禅的创始人。慧能是禅宗的主要代表，他所著的《坛经》一书是中国民间最流行的佛教书籍。“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段著名的句子就是出自《坛经》。
禅宗所关心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关于觉悟解脱的可能性和根据问题；二是关于修行实践的方法问题；三是觉悟解脱的境界问题。
禅宗的基本看法是“自性成佛”“心法与无法”“顿悟与无心无所得”。简单来说，就是众生能否成佛是根据自己的本心；众生应当自主进行修行，不需要采取某种固定模式，可以自行安排具体的修行方法；众生达到觉悟和解脱的境界时，会豁然贯通，但从表面上看起来又无所得，与平时没什么两样，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这就使得修行成佛的形式大大简化了，把学佛和修行的门槛大大降低。这样，广大的普通老百姓就都能参与进来，而且传播起来也非常容易，成本很低。所以，禅宗走的不是精英教育路线，而是大众普及路线，与“科普”类似，禅宗相当于“佛普”。禅宗不立文字，它不需要你饱读佛经，不强求你出家，也不要求你坐禅，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修佛，都能成佛。因为人人身上都具有佛性，只要你明心见性，顿悟了，即可成佛。由此可见，禅宗是佛教派别里最自由的一个。
禅宗里最引人注意的，同时也是最有意思的，就是公案。禅宗的典籍里记录了大量的故事、对白。由于这些故事和对白中有大量莫名其妙的内容，学习者要像研究法庭案例那样反复琢磨，所以这些故事和对白被称为“公案”。
讲故事、听故事是人的本能，用故事来进行教育，内容生动鲜明，能触动人的情感，同时便于记忆。所以，禅宗的方法是很聪明的。禅宗大量的公案都属于答非所问的对话。禅宗通过各种千奇百怪、答非所问的回答，其目的是破除人们日常习惯的理性和逻辑思维，以达到进一步破除妄念，明心见性，使人顿悟的目标。
此外，还有“当头棒喝”，禅机不一定要用语言来表达，使用出其不意的行为也可以表达。只要达到吓人一跳的效果，人们的理性思维就会暂时中断，在愣住的那一瞬间，心底里的佛性就有可能显现。
禅宗独树一帜的特色，使得它在中国的历史上辉煌一时。到了今天，它依然是中国佛教界最流行的学派之一。
第三章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
诸子百家
在古代中国，西周灭亡以后，人们不再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开始思考天下兴亡。读书人纵论时政，毫无顾忌，一派言论自由的社会景象。人们关注时事，并且针对社会、人事展开广泛探讨。通过对如何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教化百姓等问题的探讨，产生了很多不同的观点。主张这些观点的人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并形成了自己的学派。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学派是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因为学派众多，故而被统称为“百家”，而“诸子”则指这些学派的创建者以及代表人物。
各学派的人物大多喜欢四处游说，向统治者和民众推销自己的思想观点，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又或者著书立说，扩大自己思想的影响力。在这个时期，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表现出惊人的创造力，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从某种角度来看，诸子百家以及三教九流可以看作是某种早期的学科分类体系。比如说，儒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偏向政治军事和伦理领域，墨家、道家、名家、医家和农家等偏向自然工艺与逻辑等领域，杂家、书画家等则偏向人文艺术等领域。
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术派别和代表人物的总称。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对中国后世的影响极其巨大，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下面让我们大致浏览一下几个主要的派别。
儒家是孔子所创立，“儒”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渐发展为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孔子去世后，儒家在战国时分化为诸多支派，儒分为八：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
在儒家诸派中，以思孟学派和荀子学派最富有思想性，影响也最大。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逐渐被神圣化、绝对化。在中国历史中，儒家既有着系统有序的发展，也有着令人尴尬的僵滞。
中国幅员辽阔，民族和人口众多，于是统治者必须建立一套中央集权制度来维护稳定的统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为了有利于封建统治，用儒家那种提倡服从、等级秩序和人伦的观点来进行思想与文化上的渗透和控制，渐渐使之变成中国人的精神特质。由此，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超稳定结构”。
道家思想起始于春秋末期的老子，在创始人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仅次于儒家，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是糅合了道家思想发展而成的。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
道家思想后来发展出了道教，道教尊老子为太上老君，奉《道德经》为道教的经典，奉《庄子》为《南华真经》（或者《南华经》），并用老庄的哲学来论证道教的神仙学，建立起一套宗教哲学体系。
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中重要的学派之一，墨家和儒家一起并称先秦时代的两大“显学”。墨家的创始人是墨翟，世称墨子。墨家的代表著作《墨子》是由墨子的弟子根据其授课笔记编撰而成。
墨家之所以能够在先秦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与其严密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不无关系。在墨子死后，墨家内部产生严重的分歧，矛盾日益加重，并于战国中后期分裂为三派，各自在社会上活跃着。战国后期，墨家通过多年的发展融合，形成两个分支。其中一个分支宣扬游侠精神，秦汉时期的很多游侠就是这一分支培养出来的；另外一支则致力于研究逻辑学、认识论、力学、数学、光学等学科，继承并发扬了墨家前期的社会主张。
由于墨家制度上的严苛、并不适用于所有人的艰苦训练以及理想主义思想，墨家在战国已经开始衰落。西汉时期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更是加速了这一学派的衰落，致使墨家从显学逐渐变为绝学。
我们可以猜想一下，假如墨家没有消失，而是被官方大力提倡和发展，那中国的面貌将会是怎样的？现代科学是否会产生于中国？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颇具影响力的一个学派，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被称为法家。法家的代表人物有管仲、商鞅、慎到、李斯、韩非等，法家著作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
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成为政治上的主流学派。就政治层面而言，法家远比其他各家的影响力大，在战国各诸侯国的变法革新中占据了领导地位。
秦始皇崇尚法家，治国用法家学说为指导，秦国的法律在战国七雄中可以说是最严苛的。秦国之所以能灭掉六国，统一中国，原因是多方面的，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自西汉时期，汉武帝推出“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之后，法家已经衰败，并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但法家学说仍然或隐或显地发挥着作用。历代统治者多数都会采用外儒内法、儒法并用的统治方法。
诸子百家
在古代中国，西周灭亡以后，人们不再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开始思考天下兴亡。读书人纵论时政，毫无顾忌，一派言论自由的社会景象。人们关注时事，并且针对社会、人事展开广泛探讨。通过对如何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教化百姓等问题的探讨，产生了很多不同的观点。主张这些观点的人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并形成了自己的学派。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学派是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因为学派众多，故而被统称为“百家”，而“诸子”则指这些学派的创建者以及代表人物。
各学派的人物大多喜欢四处游说，向统治者和民众推销自己的思想观点，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又或者著书立说，扩大自己思想的影响力。在这个时期，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表现出惊人的创造力，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从某种角度来看，诸子百家以及三教九流可以看作是某种早期的学科分类体系。比如说，儒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偏向政治军事和伦理领域，墨家、道家、名家、医家和农家等偏向自然工艺与逻辑等领域，杂家、书画家等则偏向人文艺术等领域。
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术派别和代表人物的总称。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对中国后世的影响极其巨大，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下面让我们大致浏览一下几个主要的派别。
儒家是孔子所创立，“儒”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渐发展为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孔子去世后，儒家在战国时分化为诸多支派，儒分为八：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
在儒家诸派中，以思孟学派和荀子学派最富有思想性，影响也最大。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逐渐被神圣化、绝对化。在中国历史中，儒家既有着系统有序的发展，也有着令人尴尬的僵滞。
中国幅员辽阔，民族和人口众多，于是统治者必须建立一套中央集权制度来维护稳定的统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为了有利于封建统治，用儒家那种提倡服从、等级秩序和人伦的观点来进行思想与文化上的渗透和控制，渐渐使之变成中国人的精神特质。由此，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超稳定结构”。
道家思想起始于春秋末期的老子，在创始人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仅次于儒家，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是糅合了道家思想发展而成的。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
道家思想后来发展出了道教，道教尊老子为太上老君，奉《道德经》为道教的经典，奉《庄子》为《南华真经》（或者《南华经》），并用老庄的哲学来论证道教的神仙学，建立起一套宗教哲学体系。
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中重要的学派之一，墨家和儒家一起并称先秦时代的两大“显学”。墨家的创始人是墨翟，世称墨子。墨家的代表著作《墨子》是由墨子的弟子根据其授课笔记编撰而成。
墨家之所以能够在先秦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与其严密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不无关系。在墨子死后，墨家内部产生严重的分歧，矛盾日益加重，并于战国中后期分裂为三派，各自在社会上活跃着。战国后期，墨家通过多年的发展融合，形成两个分支。其中一个分支宣扬游侠精神，秦汉时期的很多游侠就是这一分支培养出来的；另外一支则致力于研究逻辑学、认识论、力学、数学、光学等学科，继承并发扬了墨家前期的社会主张。
由于墨家制度上的严苛、并不适用于所有人的艰苦训练以及理想主义思想，墨家在战国已经开始衰落。西汉时期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更是加速了这一学派的衰落，致使墨家从显学逐渐变为绝学。
我们可以猜想一下，假如墨家没有消失，而是被官方大力提倡和发展，那中国的面貌将会是怎样的？现代科学是否会产生于中国？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颇具影响力的一个学派，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被称为法家。法家的代表人物有管仲、商鞅、慎到、李斯、韩非等，法家著作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
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成为政治上的主流学派。就政治层面而言，法家远比其他各家的影响力大，在战国各诸侯国的变法革新中占据了领导地位。
秦始皇崇尚法家，治国用法家学说为指导，秦国的法律在战国七雄中可以说是最严苛的。秦国之所以能灭掉六国，统一中国，原因是多方面的，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自西汉时期，汉武帝推出“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之后，法家已经衰败，并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但法家学说仍然或隐或显地发挥着作用。历代统治者多数都会采用外儒内法、儒法并用的统治方法。
道家老庄（一）
道家学派起始于春秋末期，创始人是老子。老子是个很神秘的人物，约出生于公元前571年，姓李，名耳，字聃。他曾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博学多才。相传他晚年时骑青牛西去，在函谷关写下五千字的《道德经》（也称为《老子》），然后不知所终。
自老子创始之后，道家学派又分化出不同派别。其中，庄子继承并发扬了老子的道家思想，成为道家仅次于老子的第二号人物，与“孔孟”相类似，“老庄”成了道家的代称。
庄子又叫庄周，约出生于公元前369年，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周身世不详，据说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家庭。庄周是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哲学家，他写作的《庄子》一书，在中国的思想史、文学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人类思想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及其思想影响深远，地位仅次于儒家。尽管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道家成为非主流思想，但它仍对统治者、知识分子以及底层阶级产生了深远影响。到了东汉末年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事连连，政治分裂，儒家趋于衰落。魏晋时代，知识分子喜欢谈玄论道，探求人生意义，一时蔚成风气，道家思想的衍变迈入新的阶段。那时候，人们的主要研究依据是“三玄”，即《老子》《庄子》和《周易》这三本书。因为他们经常讨论的都是“玄远之学”，与具体事务相去甚远，故而这一时期的思想潮流被后世称为“魏晋玄学”。
作为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王弼认为,玄学中的“玄”即是“远”，因此玄学所代表的就是高远之学，不切合现实，也就是形而上学。由于年代久远，现代人逐渐忽略了玄学的原意，认为其是研究鬼怪、灵异的学派。
玄学自魏晋时代后就基本没人再研究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玄学也慢慢变质了。流传到了今天，“玄学”这个词真的就成了鬼怪灵异和各类迷信的代名词，实质就是一种巫术的变种。
清谈是玄学的表现形式。魏晋时期，玄学家们之间盛行清谈之风。他们不谈国事、民生等俗事，专谈老庄、周易。清谈被统治阶级和有文化的人视为风雅之事，乃是当时的时尚。山水也是玄学家们最常接近和赞咏的对象，他们从自然山水中去领悟“道”的具象。
由于人们关注的主题由世俗政治转向个体生命，魏晋玄学培养了一大批潇洒飘逸、放浪形骸的骚人墨客，他们往往愤世嫉俗、喜欢浪漫，形成了一种追求个性自由的风气，这种情况十分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嬉皮士运动。
儒学的思想和主张，在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太平、中央集权强大的时期是比较管用的，是统治者很好用的一个社会政治管理工具。但是，在社会动荡、政局不稳、民不聊生的时代，儒学就很难奏效了，因此就逐渐衰落，这一衰落就是几百年之久。
在乱世中，人们严重缺乏安全感，在政治上也看不到希望，那在心理上自然就会转向避世，倾向于逃避现实，关注个人和精神生活，关注宇宙规律、人生意义等形而上学的问题，不愿意去谈论国家大事。因此，在魏晋时期人们就倾向于道家玄学，还有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思想。道家和佛家，可以给乱世中的人们以心理安慰，影响力在中国社会逐渐扩大开来。儒家代表入世，道家和佛家代表出世，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是特定时期中国社会心理的反映。
出世的心态很容易造就一种宗教。道家学派产生后，在乱世中逐渐形成了道教。东汉末年，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出现，标志着道教的形成。此后，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演变，道教在隋唐时期获得皇家青睐，并得到大力扶持，从而进入鼎盛时期。至金元时期，出现了全真教，在当时有极大的影响力。全真教最著名的一个人物是丘处机，他受到统治者和人民群众的共同敬重，在晚年他曾亲自远赴西域劝说成吉思汗止杀爱民。自此之后，道教各个分支逐渐融合，并在明清之后逐渐式微。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一种多神论宗教，在中国古代，其影响力仅次于佛教。道教历史渊源较早，内容也很庞杂。简而言之，道教中包括了先秦时期的古代巫术、道家思想、鬼神崇拜，秦汉时期的黄老之学、谶纬思想、神仙方术，以及部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等。
“道”是产生世间万物的根源，也是道教的最高信仰。它无所不在，无所不包。道教奉老子、元始天尊为教主，对《道德经》《抱朴子》《南华经》等众多道家著作极为推崇。主张清静无为，清心寡欲，追求长生不老，得道升仙，提倡修炼丹药，实施祈祷等宗教仪式。
道教之所以主张修道养生，是因为道教重生恶死，认为人的生命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是听任上天做主。道教有很多修炼成仙的方法，如炼丹、服食、吐纳、辟谷、按摩、胎息、房中术、导引、诵经、服符等。我的生命我做主，中国人的养生观念受到了道教的深刻影响。
道教的派系众多，因分派标准不同而名称各异。作为本土传统宗教，道教在长期的发展和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的发展演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涉及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音乐、医学、化学、建筑、养生、民俗等方方面面，影响延续至今。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道家与道教这两个词是同一个意思，可以相互替代，但事实上，这两个词在本质上大有不同。道家是一个学派，有其特有的思想演变过程，也有诸多的代表人物。道教则是一种宗教，与其他宗教一样，具有特定的信仰崇拜、一系列的宗教仪式，也会组织教众进行活动。不过，站在中国思想史的立场上，不能简单地将道家和道教分开来看，因为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道教脱胎于道家，道家哲学思想是道教的重要思想渊源和宗教理论的主干，所以它们联系十分紧密，不可分割。
道家学派起始于春秋末期，创始人是老子。老子是个很神秘的人物，约出生于公元前571年，姓李，名耳，字聃。他曾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博学多才。相传他晚年时骑青牛西去，在函谷关写下五千字的《道德经》（也称为《老子》），然后不知所终。
自老子创始之后，道家学派又分化出不同派别。其中，庄子继承并发扬了老子的道家思想，成为道家仅次于老子的第二号人物，与“孔孟”相类似，“老庄”成了道家的代称。
庄子又叫庄周，约出生于公元前369年，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周身世不详，据说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家庭。庄周是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哲学家，他写作的《庄子》一书，在中国的思想史、文学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人类思想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及其思想影响深远，地位仅次于儒家。尽管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道家成为非主流思想，但它仍对统治者、知识分子以及底层阶级产生了深远影响。到了东汉末年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事连连，政治分裂，儒家趋于衰落。魏晋时代，知识分子喜欢谈玄论道，探求人生意义，一时蔚成风气，道家思想的衍变迈入新的阶段。那时候，人们的主要研究依据是“三玄”，即《老子》《庄子》和《周易》这三本书。因为他们经常讨论的都是“玄远之学”，与具体事务相去甚远，故而这一时期的思想潮流被后世称为“魏晋玄学”。
作为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王弼认为,玄学中的“玄”即是“远”，因此玄学所代表的就是高远之学，不切合现实，也就是形而上学。由于年代久远，现代人逐渐忽略了玄学的原意，认为其是研究鬼怪、灵异的学派。
玄学自魏晋时代后就基本没人再研究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玄学也慢慢变质了。流传到了今天，“玄学”这个词真的就成了鬼怪灵异和各类迷信的代名词，实质就是一种巫术的变种。
清谈是玄学的表现形式。魏晋时期，玄学家们之间盛行清谈之风。他们不谈国事、民生等俗事，专谈老庄、周易。清谈被统治阶级和有文化的人视为风雅之事，乃是当时的时尚。山水也是玄学家们最常接近和赞咏的对象，他们从自然山水中去领悟“道”的具象。
由于人们关注的主题由世俗政治转向个体生命，魏晋玄学培养了一大批潇洒飘逸、放浪形骸的骚人墨客，他们往往愤世嫉俗、喜欢浪漫，形成了一种追求个性自由的风气，这种情况十分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嬉皮士运动。
儒学的思想和主张，在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太平、中央集权强大的时期是比较管用的，是统治者很好用的一个社会政治管理工具。但是，在社会动荡、政局不稳、民不聊生的时代，儒学就很难奏效了，因此就逐渐衰落，这一衰落就是几百年之久。
在乱世中，人们严重缺乏安全感，在政治上也看不到希望，那在心理上自然就会转向避世，倾向于逃避现实，关注个人和精神生活，关注宇宙规律、人生意义等形而上学的问题，不愿意去谈论国家大事。因此，在魏晋时期人们就倾向于道家玄学，还有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思想。道家和佛家，可以给乱世中的人们以心理安慰，影响力在中国社会逐渐扩大开来。儒家代表入世，道家和佛家代表出世，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是特定时期中国社会心理的反映。
出世的心态很容易造就一种宗教。道家学派产生后，在乱世中逐渐形成了道教。东汉末年，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出现，标志着道教的形成。此后，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演变，道教在隋唐时期获得皇家青睐，并得到大力扶持，从而进入鼎盛时期。至金元时期，出现了全真教，在当时有极大的影响力。全真教最著名的一个人物是丘处机，他受到统治者和人民群众的共同敬重，在晚年他曾亲自远赴西域劝说成吉思汗止杀爱民。自此之后，道教各个分支逐渐融合，并在明清之后逐渐式微。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一种多神论宗教，在中国古代，其影响力仅次于佛教。道教历史渊源较早，内容也很庞杂。简而言之，道教中包括了先秦时期的古代巫术、道家思想、鬼神崇拜，秦汉时期的黄老之学、谶纬思想、神仙方术，以及部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等。
“道”是产生世间万物的根源，也是道教的最高信仰。它无所不在，无所不包。道教奉老子、元始天尊为教主，对《道德经》《抱朴子》《南华经》等众多道家著作极为推崇。主张清静无为，清心寡欲，追求长生不老，得道升仙，提倡修炼丹药，实施祈祷等宗教仪式。
道教之所以主张修道养生，是因为道教重生恶死，认为人的生命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是听任上天做主。道教有很多修炼成仙的方法，如炼丹、服食、吐纳、辟谷、按摩、胎息、房中术、导引、诵经、服符等。我的生命我做主，中国人的养生观念受到了道教的深刻影响。
道教的派系众多，因分派标准不同而名称各异。作为本土传统宗教，道教在长期的发展和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的发展演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涉及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音乐、医学、化学、建筑、养生、民俗等方方面面，影响延续至今。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道家与道教这两个词是同一个意思，可以相互替代，但事实上，这两个词在本质上大有不同。道家是一个学派，有其特有的思想演变过程，也有诸多的代表人物。道教则是一种宗教，与其他宗教一样，具有特定的信仰崇拜、一系列的宗教仪式，也会组织教众进行活动。不过，站在中国思想史的立场上，不能简单地将道家和道教分开来看，因为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道教脱胎于道家，道家哲学思想是道教的重要思想渊源和宗教理论的主干，所以它们联系十分紧密，不可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