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通史，开眼界，长知识
—— 读《全球通史》漫笔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读了通史，使我大开眼界。
《全球通史》是斯塔夫理阿诺斯的名著，读了通史，使我从时空上大开眼界，大长知识。从时间上说，了解了人类自诞生以来，是如何磕磕碰碰地走到了今天。从空间上说，了解了在地球有限的陆地表面上，人类是如何的分布与流动，以至成了现在这个状态。
时间与空间本为一体，历史与地理密不可分，细读通史，既长了历史知识，又长了地理知识。
《全球通史》虽篇幅宏大，却读来津津有味，这与史家的制作才能密切相关。通史的宏观论述拿得起，微观描述放得下，把丰富多彩的百科知识，镶嵌到一个独特的史学框架里，既郑重其事，又生动活泼，把容易枯燥的历史，变得很是亲切，常使人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我不禁想起唐朝诗人高适的诗：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
如今，发达的媒体随时能把世界范围内的各种事件推到人们眼前，特别是各种时事政治事件，读了《全球通史》，使我听懂了许多事情。
细读通史，不觉想动动笔，写出来自我欣赏，就算作漫笔吧。
漫笔的依据是斯塔夫理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的《全球通史》网络读本。

历史该怎样书写
读史漫笔（1）
念书时学历史，学到宋朝，我们和老师一起感到憋气。不想《全球通史》对我国的宋朝有很高的评价，称宋朝为“黄金时代”，说“中国文明有许多方面在唐、宋几个世纪中达到顶峰”，经济发展，技术进步，文化繁荣。
史家评价说：
宋朝的经济在当时的世界上居主导地位，证据是，当时中国的出口品大多是制造品，如丝绸、瓷器、书画等；而进口品多半是原材料，如香料、矿石和马匹等。
农业上，引进了水稻早熟品种，从一季一熟达到一季两熟。兴修新的水利工程，大大扩大了水田灌溉面积。据估计，11至12世纪，水稻产量增加了一倍。
经济的迅速发展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
对外贸易突飞猛进，比国内贸易更加显著。宋朝的对外贸易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航海技术大大改进，指南针，带有可调中心垂直升降板的平底船，代替竹帆的布帆。海港而不是古老的陆路，首次成为中国同外界联系的主要媒介。尤其重要的是，宋朝时期，中国人首次大规模从事对外贸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国中间商。
宋代的科学技术取得了至今才得到充分理解的非凡进展。
史家认为，宋朝的文化领域尤其值得称道，出现了佛教经文和儒家经典的大百科全书；许多学者撰写的各朝历史内容全面；伟大诗人和艺术家的杰作大量涌现；书法艺术同绘画一样受到高度评价；精美的瓷器几乎如玻璃一样薄，一样透明；印刷术的发明价值连城。
读了通史，我仍不住对历史产生了疑惑。从小到大看中国历史，说到宋朝，有七个字印象深刻，就是“积贫积弱”，“宋鼻涕”，这与通史的评价真有霄壤之异。
我不禁有一个更大的疑惑，历史到底是什么？
据说近代以来，光历史的定义就有数百种。就说宋朝历史，应当说是亘亘时空里宋人的那一段，它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不过它已经消失了，永久地消失了。那个独立于人们意识之外的客体——宋朝，与后人其实没有关系，与后人有关系的，只是前人对宋朝的各种记载和描述，即前人书写的历史，就是说，到后人再写历史的时候，所依据的其实是前人眼里的宋朝历史。
倒是英国的一位历史学家说得有道理，“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
现实的宋朝真象已经是非常复杂的了，当现实变成历史的时候，便又平添了一层时间的屏障，更增加了一层认识的困难。
不是说“以史为鉴”么？当把历史作为镜子的时候，专门研究历史的历史学家们，面对着浩如烟海的各种史料，如何打造出一面面仿真度很高的镜子，既是他们的本事，也是他们的责任。
可是，人们常常打扮历史，也常常蹂躏历史，有意无意地制作出各种哈哈镜，贻误后人。
通史叹息，宋朝时的中国正朝着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只可惜这一潜在的可能从未实现。原因是什么？
可能是外国人旁观者清，史家对原因的分析，我觉得很是中肯，首先是国防军事问题，宋朝没有能力看家护院，接下来便是外交，打不过人家，只好求和，不仅放弃了对自己领土的要求，而且每年向游牧民“送礼”，实际上是变相纳贡。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宋朝时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所谓爆炸性的影响，我的理解是，宋朝的社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虽有商业革命，却没有一个强大的商人阶级，还是传统的农业社会。
说到这里，又有一个问题，我们学习中国历史的时候，说明朝时的中国才有了资本主义萌芽，这又是怎么回事，既然宋朝时就有了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难道还不是“萌芽”么？有学者解释说，近代以来，中国屡受外国人侵略，感情上不愿意提及宋朝，正象通史所说，宋朝最初未能收复边沿诸省，后来又丢失了北半个中国，这遭到中国后来历史学家的严厉谴责。
不过，我觉得，历史学家不应该感情用事，历史本身已经非常模糊，你若再加上一层感情的幔纱，再想提供一个趋近真实的历史，岂不难上加难？
通史对司马迁的《史记》评价很高，认为这是一部“其内容比那时以前的任何一部著作都要全面、复杂得多的历史著作”。《史记》是一部史料的汇编，正如司马迁所说：我的叙述仅仅是使过去传下来的材料系统化。因而，不是创作，只是如实地表述。
看来，司马迁深谙以往的历史是前人眼里的东西，因此“只是在撰述他所处时代的各种事件和人物时，他才表达个人的看法，写出有独到见解的历史”。这是极其可贵的一点，许多历史学家恐怕作不到，有几人会在当代历史中写出自己的独到见解？
现在，从媒体上看到，似乎有一股吹捧宋朝的热流，说宋朝时经济是如何如何的发达，统计学家经济学家换算出那时的GDP，说那时生产多少多少铁，占了当时世界的一个相当的份额，文人们说宋朝时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文化繁荣的时期之一，等等。
我觉得，历史学家不该人云亦云，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宋代真正有价值的是哪些方面，真正的教训又表现在哪里，历史学家应该作一些真正有价值的研究，真正让现代人能够“以史为鉴”。
通史十分赞赏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时的雅典将军，领导过雅典军队。那场战争中，雅典经过27年的苦战，最后屈膝投降了。修昔底德是同情雅典的。但是，他坚决抑制自己的情感，为自己提出这样一个任务：实事求是地弄清这场灾难的原因。他说：
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或是我亲自看见的，或是我从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由于记忆的不完全。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
这话说得多好，历史本来是应该“垂诸永远的”。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对话(1)
读史漫笔（3）
中国近代史上最耻辱的一个事件，恐怕要算1894年日本人挑起的中日甲午战争。战争的结果是1895年的《马关条约》。
在《马关条约》谈判期间，中国代表李鸿章与日本使节伊藤博文之间曾有过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引起了史家极大的兴趣，说“如果注意到……以下谈话，那是会有启发的”，并把它摘录到《全球通史》里。
小时候学历史，知道这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清朝政府腐败无能的结果。至于日本人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军事强国，清政府是如何腐败无能的，却并不清楚。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百姓，通史的这段摘录，也引起了我的思索。
我们先来看看这段对话。
伊藤：十年前，我在天津时曾同大人（李鸿章）谈过改革问题，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件事情得到改变或改进呢？为此我深感遗憾。
李：先生，当时听你谈论此事，不胜钦佩，而且，我对先生您在日本有力地改变你们的习俗，以致达到现在的水平，也十分羡慕。可是，我国的事情受传统束缚太深，我简直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
伊藤：除对善良的人外，天意没有任何影响。如果贵国愿意努力行动，上天无疑会帮助贵国实现自己的愿望，因为上天对地上的人们一视同仁。根本的问题在于每个国家都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对话中伊藤说，10年来，中国“没有一件事情得到改变或改进”。其实，何止10年。
自从1839-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人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国门，到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期间整整14年，史家叹息说，“1842年到1858年两次战争之间的十几年中，中国面对欧洲扩张主义的挑战几乎没有做什么。”
日本被强行打开国门的时间比中国晚10多年，是在1853年，美国人佩里的黑船到航，1854年签定《神奈川条约》。实际也是英国人干的，当时扩张到北美的英国人已进行了独立战争，便成了美国人，成了撒克逊五姊妹之一了。到了1856年，又签定了《通商条约》。同美国签定这两个条约后不久，日本又同荷兰、俄国、英国和法国缔结了类似的条约。不过，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西方世界并没有引起极大的关注，当时的日本毕竟是个弱小的国家，这时，日本同它之前的中国一样，也被迫遭受到西方的入侵。
日本人当然也有反抗，于是外国列强于1863年轰炸了鹿儿岛上的萨摩港，于1864年轰炸了长州沿岸的防御工事。到这时的日本，正象中国一样也已完全沦于西方的控制之下了。
在同样的情势下，在中国人“几乎没有做什么”的时候，看看日本人作了什么。
史家在论述日本的现代化时，第一句话就是，“西方入侵的主要影响是产生了促使德川幕府倒台的危机”。所谓“幕府”，在日本实际就是政府，凌驾于天皇之上，是那时日本国情下军人干政的一种政治体制。1867年，德川幕府倒台，为所谓的“明治维新”扫清了道路。
这就是说，从1854年到1867年，仅仅10多年时间，日本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变革，天皇去世，德川幕府倒台。保守的闭关自守的德川幕府被推翻了，新的实权派氏族以新的明治天皇的名义控制了全国。史家说，“正是为这些实权派氏族服务的青年武士们，这时为日本提供了卓越的领导，使日本能成功地实行现代化”。
说来老天皇死得正是时候，日本人运气不错，而当时的中国，1861年咸丰皇帝在热河去世，慈禧太后宫廷政变，才刚刚开始垂帘听政。
从1842年的《南京条约》到1898年的戊戌变法，整整56年，半个多世纪，中国试图进行的政治改革，也以变法的失败而终结了。又过了十几年，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清王朝，80年的时光，才算实现了政治变革，可见中国人作事之难。
而且，1867年日本发生重大政治变革之后，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明治维新”。我们中国的辛亥革命之后，却出现了野心家袁世凯，当时国家怎么危难，民众怎么涂炭，他不管，却一心心再去做皇帝。不过，无论如何，袁世凯还是个政治强人，此后，袁世凯没有了，中国人没有了权威，从1916年到1926年，军阀混战把中国拖进了野蛮的无政府动乱状态之中。史家说，民国初期若干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时期之一。
“明治维新”时，日本的统治阶层是武士，就是说，日本军人在社会的最高层，他们比中国的文人阶层更容易受西方军事技术的影响，并对此反应更为迅速。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凡的改革方案，宗旨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日本，而不是完全模仿西方国家。
于是，他们在各个领域开始了对国家的改革，思想宗教，教育，军事，经济，法律制度等等。与此同时，日本实行了各种政治改革，以便至少为自己提供了议会制政体这种装饰品，首先成立了内阁和枢密院，然后，按正式仪式于1889年颁布了宪法。虽说宪法规定：不得随意逮捕公民，财产权受到保护，公民享有宗教、言论和结社的自由。但在每种情况下，政府只要愿意，便有权制止这些权利。日本同德国一样，当时正处于巩固阶段，因而对增强国家实力比对保护公民自由更感兴趣。
看来，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全方位改革，就好象我们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一样，我们成效卓著的改革比日本整整晚了100年还多！
100多年前，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的几年中，中国是欧亚大陆上最后被瓜分的主要地区，成了当时列强们扩张竞争和争夺地盘的主要对象。列强入侵在各个领域都达到很大的规模，使中国的生存似乎都受到威胁。仔细想来，中国没有象奥斯曼帝国那样被他们强行肢解，华夏后人们读史时，或许会因此而深深地松上一口气。
比“明治维新”早8年，从1860年起，我们中国官僚队伍中的开明人士也开始了自强运动，就是我们常说的洋务运动。史家说，中国开始慢慢地、勉强地试图首先在军事领域，其次在经济领域，再次在社会和文化领域，最后在政治领域学习西方，进行变革。然而变革最终失败了。
史家举例说，鸦片战争期间，我们有位军事将领，据说是皇帝的亲戚，他想出了一个打败西方蛮族的计划，建议在猴子的背后挂上鞭炮，然后把猴子抛到停泊在岸边的英国军舰上。现在看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这种计划竟然被批准了，19只猴子关在笼子里，被带到了清军的司令部，但却找不到一个敢到英国军舰的射程内去抛猴子的人。
史家惊叹，说这一事件反映出那时中国与西方军事技术上的奇异差别。中英两国的力量差距比西班牙征服者和美洲阿兹特克人之间的力量差距还要大得多。16至17世纪，欧洲的军舰和大炮已得到巨大发展，而中国人的军事技术仍停留在比阿兹特克人的技术高不了多少的水平上。史家叹息，虽然中国人英勇作战，他们的守卫队常常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上1篇——读史漫笔（1）历史该怎样书写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对话(2)
读史漫笔（2）
更为重要的是，落后又不去学习，他们空谈“中体西用”，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最为要命的是，史家说，官吏们在机械事务方面的无能已无可救药，纵然他们真诚地想模仿西方——从根本上说，他们并不想模仿西方。于是，中国的军事变革失败了。
日本“明治维新”时，大批外国教育家来到日本创办学校和大学，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出国学习，回国后在新学校任教。
而我们中国从1860年开始的洋务运动，到1872年，才有一个120人的留学生团去美国的学校学习，而且还拿不准此举“明智与否”，并对它的“必要性大为担忧”，采取了一系列周密的预防措施，确保同西方的这一前所未有的接触不会玷污这些青年学生的儒家道德。即使这样，还是在学习计划完成之前，于1881年就将整个留学生团召回来了。
洋务运动其实已经超越纯军事范畴，把铁路、轮船航线、机械工厂和应用科学包括在内了。
为了建造轮船，将长江三角洲的稻米运往北方首都，1872年成立了轮船招商局。由于船队需要煤，1878年，天津以北的开平矿务局开局。为了运输这些煤炭，1881年，中国第一条永久性铁路开始使用。
史家说，这几家企业联合在一起，有很好的经济基础，原本很可能兴旺发达。但是，它们的主管人员按照中国的传统方式，用人处事不是为企业考虑，而是从自己家族出发。他们任命贫穷的亲戚和贪婪的亲信担任各种职务，结果，按照史家的说法，这些企业负债累累，最后为外国人所控制。
就这样，中国在自强运动中并没有强起来，振兴经济和改建军队都失败了，正如史家所说，那时的中国无防御能力已变得十分明显，最终导致了西方与日俱增的渗透和控制。
而“明治维新”的结果，日本确实强起来了，可惜日本却走上了邪门左道，变成了一架现代化的战争机器。
与伊藤博文的对话中，李鸿章十分无奈地说，“我国的事情受传统束缚太深，我简直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这话恐怕不假，
就在鸦片战争时，总督林则徐已经认识到外国军事力量的优势。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同英国军舰抗衡是不可能的，并断定：“船只、大炮和水军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但林则徐不能表达这些观点，他知道那会在同僚和上司中引起敌对。他只能这样要求他的朋友，“我只请你对此保密”， “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朝廷大员尚且如此，被传统束缚得连句真话都不能说，怎么能够想象那时的官僚系统能去贯彻执行改革的各种具体措施？！要去变革，谈何容易。
而在日本，在“明治维新”初期，就有思想家大喊“脱亚入欧”，大张旗鼓地主张学习欧洲。
“明治维新”中，日本人还仔细检查了他们的法律制度。1871年，日本成立了司法部，随后几年采用了新的法规，并将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权力区分开来。
由于采用宪法和实行法律上的改革，日本人能够迫切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他们完全可以认为这时的日本已在文明的国际礼让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再需要治外法权，不再允许对其主权的其他侵犯。经过长期的外交努力之后，1894年，他们说服英国和美国在五年之内结束其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就在这一年，日本人出人意外地赢得了对中国帝国的惊人胜利。从此以后，不再有任何理由将日本看作是一个劣势国家，其他列强也步英、美之后尘，很快放弃了他们的特权。到1899年时，日本已获得对其国土上所有外国人的法定裁判权，成为亚洲第一个砸碎西方控制锁链的国家。
而我们中国，直到1943年，所有外国才放弃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
对1894年日本挑起的武装冲突，史家十分感叹地说，甲午战争的进程向受惊的世界揭示出，日本在以往20年间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并深深地叹息，中国军队虽英勇作战，但却无力对付一架现代化的军事机器。
这时，日本人便进一步仿效他们的欧洲良师，着手实行一项海外扩张计划。史家说，“在完成自身的现代化之后，日本开始了向亚洲大陆扩张的生涯。只要看看日本的好战传统，看看它的军事领导人从最古时代起就享有的巨大威望，这一点也就毫不奇怪了”。日本民族培养了一个信条，日本人认为，“每个民族必须为自己去掠夺，软弱和胆小者将一无所获。”
他们的文职官员并进一步解释了这一观点,说：“这就象乘坐三等火车一样；最初这里有足够的座位，但是，当更多的旅客拥进来后，这里就没有位子给他们坐了。假如你在肩肩相擦、用双臂支撑自己时失去了自己的地方，那么，你就不可能再恢复原来的位置。……必然的逻辑要求人们既要站稳脚跟，又要将双肘伸向任何可能出现的空间；如果你不这样做，别人就会占据这块空间。”
于是，日本人1914年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私自占据了太平洋上几个分散的德国殖民地。并与希特勒德国一起，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关于这一点，当年对话中，伊藤博文说得相当清楚，他说，如果贵国愿意努力行动，上天无疑会帮助贵国实现自己的愿望，因为上天对地上的人们一视同仁。根本的问题在于每个国家都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伊藤说得不错，作为东亚文明的缔造者，近百年来，老大帝国九死一生，浴火重生，终于站起来了。中国人终于出了伟大的人物，特别是到了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开始真正强大起来了。
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觉得日本民族最可取的一点，是愿意向外界学习，也善于向外界学习。公元7、8世纪时，中国的唐朝先进，日本就学习中国，并模仿唐朝的都城长安建造起奈良。19世纪中叶，美国人用炮舰打开了日本封闭的国门，日本就向西方学习，据说还建造了西洋一条街。如今，人类的知识是按时间直线累积的，而且速度愈来愈快，每种文化都有其可取之处，不学习就一定会落后，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
不过，日本人的学习态度有点玄乎，比如说，向西方学习，就要“脱亚入欧”，而且把亚洲的邻国，包括昔日千年的良师益友中国，都说成是“恶邻”，按照普通中国人的是非标准，看来这个民族似乎可以忘掉祖宗。
这样看来，日本强大起来之后，学习西方大哥的模样，四处侵略扩张，对中国大开杀戒，肆无忌惮地祸害亚洲邻国，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更为邪乎的是，日本人可以翻脸不认人，觉得羽毛丰满后，似乎对他的二任老师也毫不客气，到了1945年的珍珠港事件，对美国也是大打出手。
美国也毫不客气，随手将原子弹甩了过去，看来，老师还是得厉害点。先进的武器又把日本降服了，这一回，日本人爬下了，重拜美国为师。日本民族的这一点很厉害，有学者说，日本人一旦强起来，就会蛮横，一旦失败了，那种俯首帖耳的程度，中国人做不出来。跟美国打仗打败了以后，为了保留天皇体制，日本天皇不惜屈尊，一天到美国将军麦克阿瑟府上去请一次安，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可能放不下这个架子，日本人就能放得下。
仔细想来，按照咱们普通中国人的道德标准，比如有一种人，强时就蛮横，如果有人把它打爬下了，就甘当孙子，你该怎么评价他。日本的民族操守与我们中华民族大不一样，作为邻居，需要时时有所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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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片——日本袭击珍珠港

日本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