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手翻晋书》连载
B-2-2借机滥杀
现在说一说这场政变中的牵涉到的另外两个人夏侯玄、张缉。
先说夏侯玄。
夏侯玄的身份是皇亲，曹爽老姑的儿子，老娘是曹真的姐妹，老子是夏侯尚，从祖父是曹操时代名将、功臣夏侯渊。在曹魏时代，曹家与夏侯家不分你我，很可能有同血统的关系。夏侯玄的上辈英雄，他自己也不是孬种，在魏晋时名气很大，是文坛的领军人物，也是魏晋玄学的开创者之一。这个人也并非只会舞文弄墨、谈玄说妙，从他在中护军任上的表现和回复司马懿有关理政的一篇文章看来，是有些治军理政的本领的。
司马师任中护军时的主要工作成绩是消灭了行贿受贿风，《世说新语》说，他的前任夏侯玄的工作成绩更出色，选拔了很多真正的人才，而且建立了有效的工作机制，这些工作制度太完美了，所以后任者只有遵循的份。
司马懿向夏侯玄征求治理国家的意见，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回答对方，主要说三点：一是改革官员考查、选任制度，分清上下职权范围，各司其职，互不越位；二是改革行政体制，合并州郡，革除冗政，简政安民；三是改革服饰制度，去奢倡俭。就当时国事政事中存在的诸多弊端，这是三条很不错的改革措施，司马懿也认可。但司马懿却认为不是时机，要等待更能干的贤人能人出任执政者才可能施行。夏侯玄很不以为然。
可见，夏侯玄确实有才有能，水平不差。问题是，夏侯玄属于曹魏宗室阵营，能耐大水平高，对于司马家族阵营来说就更危险。
夏侯玄这个人有个大弱点，就是太清高。魏明帝曹睿不太喜欢他，所以在曹睿时代，夏侯玄当的官都是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一类的闲官。曹爽主政，两个是姑表兄弟，当然要重用，于是夏侯玄先任中护军，再转征西将军，授命总督雍州、凉州两大州的军事，手握重兵，控权一方。
曹爽是个浑蛋，所以很快就被灭了，夏侯玄没掺合曹爽的浑账事，而且名气又大，司马懿没理由杀他，但让这个异已分子掌握兵权是不行的，所以就调回来，当个职务不低却闲得没事干的大鸿胪，继而又转任大常。被凉在一边，这个滋味自然不好受，而且眼看着司马家族的气焰嚣张，身为皇室宗亲，要说心里没想法，没人愿意相信。
李丰的政变计划还没实施就流产了。司马师不肯就此罢手，对他来说，这是个清除异己的大好机会，于是李丰的三族被灭了；张缉的三族被灭了，张缉的女儿、曹芳的皇后也被废了，估计后来也被杀了；苏铄、乐敦、刘贤的三族被灭了；夏侯玄呢？司马师也没放过他，下手时一点儿也不心软，把这个海内名望很大的人也灭了三族。其他有关没关的人该杀的杀，该流放的流放，很彻底。
李丰的谋划，张缉参与得更多一些，夏侯玄似乎掺合不多。他得到相关计划时，没有太多表态，就说了一句，计划应该更详细一些。这是晋人的作品《世说新语》里记载的。《晋书》和《三国志》都说是李丰、张缉和几个内臣在谋划这件事，《晋书》的记载，参与密谋的人多了皇帝曹芳，两书都没说到夏侯玄参与。
合理的推测是，夏侯玄可能知情，毕竟这事与自己有关，他们的谋划是要让自己当辅政，不过以他智慧和旷达，参与谋划估计是没有的。曹爽被杀，从征西将军、都督雍凉两州军事的大位上被撂下来，回到京城，他就把自己深深地包裹起来，不随便和人交往，因为他知道包括自己在内的姓曹姓夏侯的处境十分险恶。而且《魏氏春秋》说，夏侯玄被杀时，司马昭哭着向哥哥司马师替夏侯玄求情，这个故事很可以证明夏侯玄和他的三族人是被冤杀的。
司马师怎么回答自己的弟弟呢？他说，老弟，你还记得当年一次葬礼上的事吗？夏侯玄来得迟，原来和我们在一起的人却都把我们冷落了在一边，去迎接他了。名望这么高的人，现在找到杀他的机会了，能留吗？
夏侯玄的先见之明不差。《魏氏春秋》说，司马懿死的时候，有人对夏侯玄说，这下没什么可以担忧的了。夏侯玄的回答是，你太不懂事了，司马懿还可以因为旧交情不至于对我怎么样，他的那两个儿子能容得下我吗？
预见应验了，夏侯玄要死了，不过这人还真不是孬种，临刑时依然从容不迫、不变声色，保持着自己一向的超脱和高贵。
从此，在曹魏政权有限的寿命里，除了以皇帝身份蛮撞发脾气的的曹髦，曹魏宗亲里就再也没人能站起来，更不用说站出来。
现在说一说这场政变中的牵涉到的另外两个人夏侯玄、张缉。
先说夏侯玄。
夏侯玄的身份是皇亲，曹爽老姑的儿子，老娘是曹真的姐妹，老子是夏侯尚，从祖父是曹操时代名将、功臣夏侯渊。在曹魏时代，曹家与夏侯家不分你我，很可能有同血统的关系。夏侯玄的上辈英雄，他自己也不是孬种，在魏晋时名气很大，是文坛的领军人物，也是魏晋玄学的开创者之一。这个人也并非只会舞文弄墨、谈玄说妙，从他在中护军任上的表现和回复司马懿有关理政的一篇文章看来，是有些治军理政的本领的。
司马师任中护军时的主要工作成绩是消灭了行贿受贿风，《世说新语》说，他的前任夏侯玄的工作成绩更出色，选拔了很多真正的人才，而且建立了有效的工作机制，这些工作制度太完美了，所以后任者只有遵循的份。
司马懿向夏侯玄征求治理国家的意见，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回答对方，主要说三点：一是改革官员考查、选任制度，分清上下职权范围，各司其职，互不越位；二是改革行政体制，合并州郡，革除冗政，简政安民；三是改革服饰制度，去奢倡俭。就当时国事政事中存在的诸多弊端，这是三条很不错的改革措施，司马懿也认可。但司马懿却认为不是时机，要等待更能干的贤人能人出任执政者才可能施行。夏侯玄很不以为然。
可见，夏侯玄确实有才有能，水平不差。问题是，夏侯玄属于曹魏宗室阵营，能耐大水平高，对于司马家族阵营来说就更危险。
夏侯玄这个人有个大弱点，就是太清高。魏明帝曹睿不太喜欢他，所以在曹睿时代，夏侯玄当的官都是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一类的闲官。曹爽主政，两个是姑表兄弟，当然要重用，于是夏侯玄先任中护军，再转征西将军，授命总督雍州、凉州两大州的军事，手握重兵，控权一方。
曹爽是个浑蛋，所以很快就被灭了，夏侯玄没掺合曹爽的浑账事，而且名气又大，司马懿没理由杀他，但让这个异已分子掌握兵权是不行的，所以就调回来，当个职务不低却闲得没事干的大鸿胪，继而又转任大常。被凉在一边，这个滋味自然不好受，而且眼看着司马家族的气焰嚣张，身为皇室宗亲，要说心里没想法，没人愿意相信。
李丰的政变计划还没实施就流产了。司马师不肯就此罢手，对他来说，这是个清除异己的大好机会，于是李丰的三族被灭了；张缉的三族被灭了，张缉的女儿、曹芳的皇后也被废了，估计后来也被杀了；苏铄、乐敦、刘贤的三族被灭了；夏侯玄呢？司马师也没放过他，下手时一点儿也不心软，把这个海内名望很大的人也灭了三族。其他有关没关的人该杀的杀，该流放的流放，很彻底。
李丰的谋划，张缉参与得更多一些，夏侯玄似乎掺合不多。他得到相关计划时，没有太多表态，就说了一句，计划应该更详细一些。这是晋人的作品《世说新语》里记载的。《晋书》和《三国志》都说是李丰、张缉和几个内臣在谋划这件事，《晋书》的记载，参与密谋的人多了皇帝曹芳，两书都没说到夏侯玄参与。
合理的推测是，夏侯玄可能知情，毕竟这事与自己有关，他们的谋划是要让自己当辅政，不过以他智慧和旷达，参与谋划估计是没有的。曹爽被杀，从征西将军、都督雍凉两州军事的大位上被撂下来，回到京城，他就把自己深深地包裹起来，不随便和人交往，因为他知道包括自己在内的姓曹姓夏侯的处境十分险恶。而且《魏氏春秋》说，夏侯玄被杀时，司马昭哭着向哥哥司马师替夏侯玄求情，这个故事很可以证明夏侯玄和他的三族人是被冤杀的。
司马师怎么回答自己的弟弟呢？他说，老弟，你还记得当年一次葬礼上的事吗？夏侯玄来得迟，原来和我们在一起的人却都把我们冷落了在一边，去迎接他了。名望这么高的人，现在找到杀他的机会了，能留吗？
夏侯玄的先见之明不差。《魏氏春秋》说，司马懿死的时候，有人对夏侯玄说，这下没什么可以担忧的了。夏侯玄的回答是，你太不懂事了，司马懿还可以因为旧交情不至于对我怎么样，他的那两个儿子能容得下我吗？
预见应验了，夏侯玄要死了，不过这人还真不是孬种，临刑时依然从容不迫、不变声色，保持着自己一向的超脱和高贵。
从此，在曹魏政权有限的寿命里，除了以皇帝身份蛮撞发脾气的的曹髦，曹魏宗亲里就再也没人能站起来，更不用说站出来。
B-2-3废了曹芳
司马师也感到了威胁。
多强势的人也有他的软肋，司马师的软肋是，尽管他权倾天下，却毕竟只是个臣子。
曹芳已经二十三岁了，显然他不满足于更不甘心只作个名义皇帝。司马师可以杀很多人，但这个人他不敢杀。
不敢杀，但可以动。没有什么事能难得了聪明的中国人。凭借强势地位废了现在的皇帝，再立一个自己可以玩弄的傀儡，这样的事，前人没少干过。比如汉代的霍光，因废旧立新青史留名。
李丰、夏侯玄和张缉等人被杀之后半年，司马师就向皇帝曹芳发难。
这里还要插一段话，说说许允这个人。
许允在司马懿消灭曹爽时出过力，照理可算是司马家族的功臣。他和陈泰一起劝曹爽缴械投降，帮司马懿刀不见血就除去了政敌。但许允帮司马懿，应该有两个原因，一是曹爽确实不像话，危害到皇权；二是他轻信了司马懿的话，以为真可以保曹爽不死。他和司马家族并不贴心，倒是和李丰、夏侯玄混得不错。
《三国志》说，曾有人诈传皇帝诏书，要废司马师，由夏侯玄辅政，许允当太尉，两个人共同执掌帝国大权。有人天蒙蒙亮时把诏书扔进许允家，许允偷偷烧了，没报告司马师。
这事有点蹊跷，似乎是有人要拉许允下水，合理的解释是李丰的人干的，他大概确实和皇帝定过这样的计划，投书许允，是为了让他也掺合进来。
受了诏书没报告，又已经烧了，司马师是怎么知道的呢？李丰案破了之后，居然就把许允牵出来了，只能是司马师早就想除去许允这个对自己怀有二心的人。
没了证据难不倒司马师。许允没过几天就被整死了。
许允大概是皇帝曹芳最后一个能说上话的大臣，所以当他受任镇北将军准备赴任时，曹芳让大臣们都去送别。皇帝本人也去送，两人还有说又有哭的，很是亲近。这一幕，司马师看在眼里，不可能没有特别的感受。于是许允还没走远，那边就找到罪证，说他先前任中领军时随意处置国家财物，逮到司法部去拷问，判决流放乐浪，也就是现在境内的一个地方。够偏够远，结果是许允身子骨折腾不起，死在半路上。也有一种说法是，许允是被追杀而死的。
还有谁敢忤逆司马师？即使心有不满，也只能一声也不敢哼。
司马师也感到了威胁。
多强势的人也有他的软肋，司马师的软肋是，尽管他权倾天下，却毕竟只是个臣子。
曹芳已经二十三岁了，显然他不满足于更不甘心只作个名义皇帝。司马师可以杀很多人，但这个人他不敢杀。
不敢杀，但可以动。没有什么事能难得了聪明的中国人。凭借强势地位废了现在的皇帝，再立一个自己可以玩弄的傀儡，这样的事，前人没少干过。比如汉代的霍光，因废旧立新青史留名。
李丰、夏侯玄和张缉等人被杀之后半年，司马师就向皇帝曹芳发难。
这里还要插一段话，说说许允这个人。
许允在司马懿消灭曹爽时出过力，照理可算是司马家族的功臣。他和陈泰一起劝曹爽缴械投降，帮司马懿刀不见血就除去了政敌。但许允帮司马懿，应该有两个原因，一是曹爽确实不像话，危害到皇权；二是他轻信了司马懿的话，以为真可以保曹爽不死。他和司马家族并不贴心，倒是和李丰、夏侯玄混得不错。
《三国志》说，曾有人诈传皇帝诏书，要废司马师，由夏侯玄辅政，许允当太尉，两个人共同执掌帝国大权。有人天蒙蒙亮时把诏书扔进许允家，许允偷偷烧了，没报告司马师。
这事有点蹊跷，似乎是有人要拉许允下水，合理的解释是李丰的人干的，他大概确实和皇帝定过这样的计划，投书许允，是为了让他也掺合进来。
受了诏书没报告，又已经烧了，司马师是怎么知道的呢？李丰案破了之后，居然就把许允牵出来了，只能是司马师早就想除去许允这个对自己怀有二心的人。
没了证据难不倒司马师。许允没过几天就被整死了。
许允大概是皇帝曹芳最后一个能说上话的大臣，所以当他受任镇北将军准备赴任时，曹芳让大臣们都去送别。皇帝本人也去送，两人还有说又有哭的，很是亲近。这一幕，司马师看在眼里，不可能没有特别的感受。于是许允还没走远，那边就找到罪证，说他先前任中领军时随意处置国家财物，逮到司法部去拷问，判决流放乐浪，也就是现在境内的一个地方。够偏够远，结果是许允身子骨折腾不起，死在半路上。也有一种说法是，许允是被追杀而死的。
还有谁敢忤逆司马师？即使心有不满，也只能一声也不敢哼。
B-2-4曹髦之立
很快，曹芳就被司马师废了。谁当新皇帝？司马师的人选是曹据，但是郭太后的人选是曹髦。
曹据是什么人？曹操的儿子，曹睿的叔叔，曹芳的叔祖父。立曹据，曹睿怎么办？谁以后人的身份来祭奠他？这就意味着他的这一宗，甚至曹丕的一脉都断了，而这一宗可是嫡传正宗。另外，让曹睿的未亡人郭太后怎么办？不能让她当叔叔的太后吧。这是严重违反礼制的安排。
司马师才不管礼制不礼制。他的理由不合礼，却似乎也很合理。他说，现在天下还不太平，吴蜀两国还没征服，选皇帝，唯一的标准就是贤明。曹据不但符合贤明这个标准，而且又是皇室宗亲中年岁最大的。皇帝的位置很重要，没有干这份工作的才干，是没办法完全统一、治理天下的重任的。
照理，司马师要想继续让皇帝当自己的傀儡，最好弄一个小儿来。曹据当时大概有四五十岁，他公元211年就封侯，至少说明这时他已经出生了，现在是254年，所以至少有四十三四岁。而且，就他年青时犯的一件事来说，可见也不是白痴，他曾经以外藩的身份卖通内宫专门制作皇家用品的部门，弄了很多宫廷禁物回去，结果被追究责任，削减了领地。
不是白痴，但这件事本身却很能说明，这大致是一个混账。你说他贤明，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他大概就是个好玩的主儿，才不在乎皇权是谁在使用，这应该是司马师看中曹据的理由。
历朝历代，祖父辈接替孙辈登上皇帝大位，也就司马氏的晋朝上演过这样违礼违制的把戏，而且不止一次，八王之乱时的赵王司马伦搞过一次，后来东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睿、再后来的简文帝司马昱都是前任皇帝的长辈。继承人的问题是影响晋王朝兴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司马师是一个祸端。
太后要据礼力争了，而且坚持要亲手将代表皇帝身份的那样东西亲自交给新皇帝。司马师实在太不像话了，所以太后一争，居然就成功了。于是一个叫曹髦的倒霉蛋上台了。
曹髦是个很不错的年青人。他是曹丕儿子东海王曹霖的儿子，辈份血统都合适。而且虽然才十四虚岁，但很有主见，也很有抗争勇气。《三国志》说，他被迎接到中央，不肯听大臣的话走前殿，说这是先帝呆过的，我只能先住在西厢房；大臣又要用天子的礼仪迎接，要他不必回拜，他又不肯，要他乘轿子入内廷他还是拒绝，说自己现在还只是个臣子，皇太后叫我来，我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你看这小家伙，一开始就只认皇太后，不愿被臣子牵着鼻子走，而且做得有板有眼。
再看新皇帝上任后颁发的第一道诏书，诏书说太后十分重视皇位继承人对于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性，吸纳了辅政大臣的建议，把我推上了这个重要的地位。这话突出了皇太后的重要作用和重要地位，而作为辅政大臣的司马师，他的作用只是提了建议，接下来的一大段话里，再也不提这个左右军国大政的强臣。这些，对于从小又好读书的曹髦来说 ，一定是有他的用意的。
我们知道，年纪轻轻的曹髦在书画领域已很有成就，留下好几幅名画，可见他既天资聪颖，而且很勤奋。
想法归想法，聪明归聪明，帝国权力早已完全握在别人手中，处于弱势的曹髦终究斗不过司马师。《晋书》说，司马师听说天子接受皇帝玉玺时态度傲慢，脚抬得很高，很担忧，于是借一次大会的机会，把曹髦狠狠地批了一顿。这是给曹髦的一个下马威，给小曹皇帝提个醒，至高无上的位置你座，事情我说了算。
没几天，皇帝就不得不下诏，把司马师大大表扬了一番，然后给他更高的待遇：官升相国，封地增加九千户，包括之前的一共是四万户；再进位大都督，假黄钺，也就是他的行动都代表了皇帝；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也就是上朝拜见皇帝时不像其他臣子一样要小步急走、不用称自己的名字、可以不脱鞋佩带剑；又赏钱五百万赏布五千匹。
司马师学他老子的做法，其他都接受，就是不要相国的名头，相国对他有什么用？他不是已经是大权独揽了吗？
收了好处，司马师又把皇帝训了一顿。训话的意思有两方面，一是说皇帝你虽然资质很好、天赋很高，但也只是一颗可以雕琢成美玉的璞，一定要注重学习；二是说古代的几个贤明君主，都因为有周公姬旦、姜太后吕望这样的辅政大臣时时在身边训导、辅助。很过分，但是曹髦有什么办法，司马师的所有意见，他只能是敬纳。
司马师的做法当然让一些人看不下去。一般人不敢公开反抗，除了拥有相当实力的人物。非我阵营的实力派，也一定是司马师要清除的。
毌丘俭和文钦的好日子过到头了。
B-3这次叛乱有点悬
B-3-1淮南二叛
位于今天安徽省中部、淮河中游南岸的寿县城关寿春镇，历史上是个鼎鼎有名的地方。战国时它曾做过楚国的都城；汉代，它是淮南国的国都。它地处南北中国中分线上，历来是水陆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为兵家所必争。
帝国大权落入司马懿父子手中，忠于曹家的大臣们当然很不甘心。同时，由于司马懿父子手段毒辣，杀了很多异已分子，让这些心怀不甘的人感到唇亡齿寒的巨大恐慌。拥兵一方的便铤而走险，意图先发制人，起兵除奸。
关羽大意失荆州之后，三国版图就不曾有过大的变化。以寿春为中心的淮南地区大部属于魏国领土，同时也是帝国对抗吴国的东南前线。坚固的城池，强大的兵力部署，加上肥沃的淮北平原提供源源不断的经济支持，又与敌国相邻，必要时可以与吴国结盟，这几个条件仿佛天生就是为叛乱者所准备的。
从公元251年至257年，短短六七年时间，拥兵淮南的三位曹魏大臣前赴后继策划发动针对司马懿父子的军事行动。第一次发生在司马懿诛灭曹爽集团大权独揽之后，主谋是王凌，还没发动就被司马懿三下五除二给干掉了；第二次是在司马师诛杀李丰、夏侯玄，又废了曹芳之后，发动人是毌丘俭、文钦，也就是即将要讲到的两个人；两年后，帮助司马家族平定毌丘俭、文钦之乱，接任镇东大将军的诸葛诞再次举兵，结果被司马昭给灭了。
这就是所谓的“淮南三叛”，之所以会集中在这么短的几年内爆发，正是曹魏后期政权更替阶段不同势力为争夺帝国控制权进行残酷斗争的反映。三次动乱均以失败告终，表明了曹魏势力的衰败和司马氏家族势力的上升。较量的结果，是帝国命脉完全把握在司马家族的手中。
现在我们来说说司马师执政时期的第二次淮南叛乱。
毌丘俭，复姓毌丘，名俭，字仲恭。这不是个等闲人物，他的老子叫毌丘兴，军功卓著，曾称雄于西北一带。不过在将星如云的三国时代，毌丘兴所散发出来的光辉被淹没了。毌丘俭比他的的老子还了得，可称得上是一个经历南征北战、经验丰富的著名将领。
罗列一下毌丘俭的职场历程：
早年，毌丘俭继承了父亲的乡侯爵位，又被选拔进太子曹睿的东宫工作，成为曹睿的陪读、玩伴。曹睿当上皇帝后，先是放在身边工作了几年，后来便外放到地方，任洛阳典农，相当于首都洛阳郊县的县令，很快就升职了，调任荆州刺史，一省首长。
毌丘俭升职快，最主要的原因，与曹睿关系亲，曹壑喜欢他。《三国志》说，在洛阳典农任上，他曾上书皇帝曹睿，直言劝谏，希望曹睿少干兴建楼堂馆所、大肆铺张浪费的事，多考虑百姓的吃饭穿衣问题，多考虑吴蜀这两个敌人。是因为建议好得到重用吗，不太可能，曹睿大兴土木，很多人都劝，曹睿挺宽容，虚心接受，自个儿该怎么玩还怎么玩。毕竟是皇帝，敢提意见的当然要有些本钱，司马懿们是靠资历，毌丘俭靠的则只能是关系。
正因为深得曹睿的信任和重用，看到司马懿父子把持大权危及曹魏政权存续，毌丘俭一忍再忍三忍，终于没忍住，这才有了后来的“淮南二叛”。
在荆州任上，毌丘俭似乎没干出什么名堂。几年后，调任东北的幽州任刺史，这个职务变动，由魏明帝亲自安排，目的是为解决割据东北当土皇帝、不听中央号令的公孙渊问题。
毌丘俭的主要功绩，集中在幽州任上。主要有三项，一是打败、收服了当地不少强悍的少数民族武装，巩固了中央对东北地区的有效统治。二是在灭公孙渊中立下战功，来到东北，在地位稳固之后，毌丘俭便积极贯彻皇帝曹睿的意图，率兵向公孙渊发起进攻，可惜打败了；第二年，曹睿派司马懿来解决东北问题，在长达近一年的时间里，毌丘俭率部积极配合作战，终于灭了公孙渊。第三，灭了公孙渊后，毌丘俭两度出兵今天的半岛，把当时统治半岛、实力不弱的高句丽王朝打得无还手之力，几近亡国，为曹魏帝国开疆拓地，同时使高句丽王国在此后长达四十多年时间里再也没实力骚扰帝国边地，只能臣服，岁岁进贡。
大概因为在幽州任上的赫赫战功，毌丘俭升任左将军，不久又被调到东南前线，任镇东将军。就在他履新当年，司马师发动东兴之战，结果魏军因主攻部队诸葛诞部溃败，其他部队不得不撤退，其中就有毌丘俭所率领的一支。第二年，骄傲自满的诸葛恪兴兵来犯，新城之战爆发，这一战，吴军完败，毌丘俭率部参战，立下战功。
镇东将军，相当于后代的总督，主管数省军政。这数省中有一个扬州省，长官叫文钦，扬州刺史。所以文钦成了毌丘俭的下属。
深受曹睿喜爱的毌丘俭当然不心属司马氏集团，他与李丰、夏侯玄等人打得火热。这样的异已分子，司马师本就不放心，而李丰、夏侯玄被杀后，毌丘俭自然不能不对自己的命运提心吊胆。而文钦，却和司马氏的对头曹爽关系特别密切，所以肯定不受司马氏待见，岂止不待见，简直就是上了黑名单了。
文钦这个人骠悍得很，能打仗，人品却不怎么样。一个人希望得到上级的赏识、希望建立更大的功劳，这本身没什么错，只要不弄虚作假。但文钦恰恰是个弄虚作假的人，他每次打仗，总要夸大自己的战功。曹爽主政时，因为和曹爽是老乡，估计对方也乐得作个顺水人情，到了司马氏父子主政，军功中的水分被常常被挤了出来。这本来也没什么，因为你自己不老实嘛，文钦的想法可就多了，一是恨，恨司马氏处处和自己作对，坏自己的好事；二是怕，毕竟自己曾经是得过曹爽的好事，又与曹爽是老乡，会不会被对方视为曹爽的死党呢？
如果说毌丘俭更多出于公心，出于对曹魏政权的忠诚，文钦则更多出于私心，出于维护个人利益、泄个人私愤。两人既不能志同道合，便只能貌合神离，毌丘俭不真心对文钦，只是为了利用而结交。这样两个人，一时凑在一起还行，一旦形势有不利，很可能反目成仇。
不过这样说也不完全对，人品不很好的文钦对曹魏的忠诚大概是可以肯定。他在起兵前曾给征西将军郭淮写过一封信。写信的目的当然是希望郭淮能参与，但说到自己出于维护曹氏合法地位的用意，态度还是诚恳的。
郭淮如果能成为同盟，司马师不会有好结果；这也是个特别能打仗的将领，是帝国两大战区之一、西面战区总司令，如果东西两战区同时发难，脚下还不十分稳固的司马师，估计会被玩掉。
郭淮却不是时候地死了，文钦的这封信直到郭先生死后才到了关中。当然，就算郭淮没死，他也百分百不可能参加淮南叛军的同盟，很可能像诸葛诞、邓艾那样，杀了送信的人，表示对司马师的忠心。
魏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正月，出现了很不正常的星象，在古楚国吴国交界的地方也就是淮南地区出现了慧星，慧星的尾巴直扫西北天际。占卜的官员说，这样的星象表明有重大事件将要发生，淮南地区可能要发生叛乱，毌丘俭和文钦也请了个著名的民间占卜师，预测星象垂示的意思，占卜师投其所好，说：这是一个吉祥的预兆，预示着你们的计划一定会成功。
那么还等什么，赶快起兵吧！
B-3-1淮南二叛
位于今天安徽省中部、淮河中游南岸的寿县城关寿春镇，历史上是个鼎鼎有名的地方。战国时它曾做过楚国的都城；汉代，它是淮南国的国都。它地处南北中国中分线上，历来是水陆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为兵家所必争。
帝国大权落入司马懿父子手中，忠于曹家的大臣们当然很不甘心。同时，由于司马懿父子手段毒辣，杀了很多异已分子，让这些心怀不甘的人感到唇亡齿寒的巨大恐慌。拥兵一方的便铤而走险，意图先发制人，起兵除奸。
关羽大意失荆州之后，三国版图就不曾有过大的变化。以寿春为中心的淮南地区大部属于魏国领土，同时也是帝国对抗吴国的东南前线。坚固的城池，强大的兵力部署，加上肥沃的淮北平原提供源源不断的经济支持，又与敌国相邻，必要时可以与吴国结盟，这几个条件仿佛天生就是为叛乱者所准备的。
从公元251年至257年，短短六七年时间，拥兵淮南的三位曹魏大臣前赴后继策划发动针对司马懿父子的军事行动。第一次发生在司马懿诛灭曹爽集团大权独揽之后，主谋是王凌，还没发动就被司马懿三下五除二给干掉了；第二次是在司马师诛杀李丰、夏侯玄，又废了曹芳之后，发动人是毌丘俭、文钦，也就是即将要讲到的两个人；两年后，帮助司马家族平定毌丘俭、文钦之乱，接任镇东大将军的诸葛诞再次举兵，结果被司马昭给灭了。
这就是所谓的“淮南三叛”，之所以会集中在这么短的几年内爆发，正是曹魏后期政权更替阶段不同势力为争夺帝国控制权进行残酷斗争的反映。三次动乱均以失败告终，表明了曹魏势力的衰败和司马氏家族势力的上升。较量的结果，是帝国命脉完全把握在司马家族的手中。
现在我们来说说司马师执政时期的第二次淮南叛乱。
毌丘俭，复姓毌丘，名俭，字仲恭。这不是个等闲人物，他的老子叫毌丘兴，军功卓著，曾称雄于西北一带。不过在将星如云的三国时代，毌丘兴所散发出来的光辉被淹没了。毌丘俭比他的的老子还了得，可称得上是一个经历南征北战、经验丰富的著名将领。
罗列一下毌丘俭的职场历程：
早年，毌丘俭继承了父亲的乡侯爵位，又被选拔进太子曹睿的东宫工作，成为曹睿的陪读、玩伴。曹睿当上皇帝后，先是放在身边工作了几年，后来便外放到地方，任洛阳典农，相当于首都洛阳郊县的县令，很快就升职了，调任荆州刺史，一省首长。
毌丘俭升职快，最主要的原因，与曹睿关系亲，曹壑喜欢他。《三国志》说，在洛阳典农任上，他曾上书皇帝曹睿，直言劝谏，希望曹睿少干兴建楼堂馆所、大肆铺张浪费的事，多考虑百姓的吃饭穿衣问题，多考虑吴蜀这两个敌人。是因为建议好得到重用吗，不太可能，曹睿大兴土木，很多人都劝，曹睿挺宽容，虚心接受，自个儿该怎么玩还怎么玩。毕竟是皇帝，敢提意见的当然要有些本钱，司马懿们是靠资历，毌丘俭靠的则只能是关系。
正因为深得曹睿的信任和重用，看到司马懿父子把持大权危及曹魏政权存续，毌丘俭一忍再忍三忍，终于没忍住，这才有了后来的“淮南二叛”。
在荆州任上，毌丘俭似乎没干出什么名堂。几年后，调任东北的幽州任刺史，这个职务变动，由魏明帝亲自安排，目的是为解决割据东北当土皇帝、不听中央号令的公孙渊问题。
毌丘俭的主要功绩，集中在幽州任上。主要有三项，一是打败、收服了当地不少强悍的少数民族武装，巩固了中央对东北地区的有效统治。二是在灭公孙渊中立下战功，来到东北，在地位稳固之后，毌丘俭便积极贯彻皇帝曹睿的意图，率兵向公孙渊发起进攻，可惜打败了；第二年，曹睿派司马懿来解决东北问题，在长达近一年的时间里，毌丘俭率部积极配合作战，终于灭了公孙渊。第三，灭了公孙渊后，毌丘俭两度出兵今天的半岛，把当时统治半岛、实力不弱的高句丽王朝打得无还手之力，几近亡国，为曹魏帝国开疆拓地，同时使高句丽王国在此后长达四十多年时间里再也没实力骚扰帝国边地，只能臣服，岁岁进贡。
大概因为在幽州任上的赫赫战功，毌丘俭升任左将军，不久又被调到东南前线，任镇东将军。就在他履新当年，司马师发动东兴之战，结果魏军因主攻部队诸葛诞部溃败，其他部队不得不撤退，其中就有毌丘俭所率领的一支。第二年，骄傲自满的诸葛恪兴兵来犯，新城之战爆发，这一战，吴军完败，毌丘俭率部参战，立下战功。
镇东将军，相当于后代的总督，主管数省军政。这数省中有一个扬州省，长官叫文钦，扬州刺史。所以文钦成了毌丘俭的下属。
深受曹睿喜爱的毌丘俭当然不心属司马氏集团，他与李丰、夏侯玄等人打得火热。这样的异已分子，司马师本就不放心，而李丰、夏侯玄被杀后，毌丘俭自然不能不对自己的命运提心吊胆。而文钦，却和司马氏的对头曹爽关系特别密切，所以肯定不受司马氏待见，岂止不待见，简直就是上了黑名单了。
文钦这个人骠悍得很，能打仗，人品却不怎么样。一个人希望得到上级的赏识、希望建立更大的功劳，这本身没什么错，只要不弄虚作假。但文钦恰恰是个弄虚作假的人，他每次打仗，总要夸大自己的战功。曹爽主政时，因为和曹爽是老乡，估计对方也乐得作个顺水人情，到了司马氏父子主政，军功中的水分被常常被挤了出来。这本来也没什么，因为你自己不老实嘛，文钦的想法可就多了，一是恨，恨司马氏处处和自己作对，坏自己的好事；二是怕，毕竟自己曾经是得过曹爽的好事，又与曹爽是老乡，会不会被对方视为曹爽的死党呢？
如果说毌丘俭更多出于公心，出于对曹魏政权的忠诚，文钦则更多出于私心，出于维护个人利益、泄个人私愤。两人既不能志同道合，便只能貌合神离，毌丘俭不真心对文钦，只是为了利用而结交。这样两个人，一时凑在一起还行，一旦形势有不利，很可能反目成仇。
不过这样说也不完全对，人品不很好的文钦对曹魏的忠诚大概是可以肯定。他在起兵前曾给征西将军郭淮写过一封信。写信的目的当然是希望郭淮能参与，但说到自己出于维护曹氏合法地位的用意，态度还是诚恳的。
郭淮如果能成为同盟，司马师不会有好结果；这也是个特别能打仗的将领，是帝国两大战区之一、西面战区总司令，如果东西两战区同时发难，脚下还不十分稳固的司马师，估计会被玩掉。
郭淮却不是时候地死了，文钦的这封信直到郭先生死后才到了关中。当然，就算郭淮没死，他也百分百不可能参加淮南叛军的同盟，很可能像诸葛诞、邓艾那样，杀了送信的人，表示对司马师的忠心。
魏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正月，出现了很不正常的星象，在古楚国吴国交界的地方也就是淮南地区出现了慧星，慧星的尾巴直扫西北天际。占卜的官员说，这样的星象表明有重大事件将要发生，淮南地区可能要发生叛乱，毌丘俭和文钦也请了个著名的民间占卜师，预测星象垂示的意思，占卜师投其所好，说：这是一个吉祥的预兆，预示着你们的计划一定会成功。
那么还等什么，赶快起兵吧！
B-3-2道高一丈
毌丘俭采取了几条不错的策略。
第一、正名。他打出了皇太后的牌。这一招是从司马懿和司马师那儿学来的，为了证明行动的合法性。他假传皇太后的诏令，说是太后让他这样干的。太后是否通过秘密渠道给了他这样的诏书，可能性不大，因为连太后本人也是不自由的，一举一动都在司马师和他党羽的监视之下，即使太后有这样的想法，也没法实现。
第二、上书。这份奏折，毌丘俭说了这样几层意思：一是历数了司马师的十一条大罪；二是歌颂了包括司马懿、司马昭、司马孚等司马家族的其他人；三是表白自己和同盟的用心是为了国家社稷；四是关于对司马师的处置，说司马师虽然罪恶滔天非砍头不可原谅，但因为司马懿有大功于国，所以可以不死，可以保留侯爵，安享富贵，只要让权就可以；五是后司马师时代的权力安排，把司马师手中的辅政大权转给司马昭，其他司马家族的优秀人物各各安排重要职位。
分析一下毌丘俭的用意。把目标锁定为司马师一人，这样做有利于争取同情和支持，分化敌人，应该算明智的做法。这一招，我们也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想起司马懿当初骗曹爽交权的事，哦，原来也是向司马懿学的。可惜，司马师和他的兄弟们不是曹爽那般的蠢蛋，他们才不上当呢！
第三、移檄。也就是布告天下，向天下发出讨伐司马师的檄文。估计这篇檄文的内容与向皇帝所上的奏折相同，因对象换个说法和口气而已。后来的唐朝，武则天篡夺了李家的皇位时，扬州的徐敬业起兵反抗，一代才子骆宾王给他写的那篇《讨武檄文》，把武则天骂的是猪狗不如，因为文采太漂亮，据说武则天还对作者赞赏有加。
第四、盟誓。在起义大本营寿春筑起一个高高的坛，举行一个重要的仪式，与同伙歃血为盟。
第五、布阵，一边巩固大本营寿春的守卫，一边和主要同盟文钦率领精兵渡过淮河进军项城，先占据点，自己守城，文钦在外打击，互为接应。
第六、求援。毌丘俭和文钦各派遣四个儿子到东吴作人质，请求东吴派兵增援。
这六条策略，可见毌丘俭作为一代战将并非浪得虚名。前四条，实在很有煸动性， 然而响应者寥寥，几位响应者如史招、李绩，也只是因为是毌丘俭的下属而被迫肋从，战事一开，便有人临阵倒戈。至于其他战区长官，如兖州刺史邓艾、镇南将军诸葛诞，干脆把毌丘俭派来传布告的人杀了，接受司马师的调遣参与讨伐淮南军。在有奶便是娘成为普遍生存原则的时代，正义只是个美丽的谎言，骗骗平头百姓和书呆子还行，想让这些在弱肉强食血雨腥风中摸爬滚打的所谓英雄们上当，没门。司马家族的势力如日中天，你一个毌丘俭、文钦，能撼动得了吗？站位的问题是关系到脑袋和身家性命的大问题，迟疑、观望不行，站错队更不行。
司马师多少有些惊慌，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应付。朝中大臣有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是派司马家族的另一名重要成员司马孚率兵抵抗淮南军，因为司马师这时患了严重的眼疾，眼中长了一个瘤，刚动了割除的手术，痛得利害，率军出征不合适，况且司马孚也是久经战场、常打胜仗的将领，又是老大的叔叔，可以放心；第二种意见是老大非亲自率军出征不可，理由是淮南兵能打仗，士气又正旺盛，如果首战失败，被他们拔了头彩，关系到人心向背的问题，形势就很危急。
毌丘俭看准了一点，只要能首战胜利，形势对自己就很有利。所以他把自己的老巢寿春交给老弱去守，自己和文钦带着五六万精兵先发制人，渡过淮河进驻中央军必经的项城，摆开阵势，自己守城，文钦另带一支队伍在城外埋伏打游击，准备打中央军一个措手不及。所谓毕其功于一役，就是这么个道理。
可以肯定，观望、怀着二心的人不在少数，只要能拿下这一战，不但可以打掉中央军的士气，相信会有更多人重新考虑选边站队，甚至加入自己的阵营。这不是没有可能，前头劝司马师别亲征、只派同情曹魏的司马孚带兵去抵御而不是平叛的人，说不定就心怀叵测；战事发展到关键阶段，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王基在劝司马师抓住时机果断进攻时说过一句话：现在外面有强大的敌人，朝廷内有心怀叛逆的大臣，如果不把握战机，一战成功，难料会有什么情况发生。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毌丘俭的算盘不可谓不精，但羽翼已丰的司马师打仗的本领虽然不怎么样，那些靠他吃饭、升官发财的家伙却不乏目光锐利、能看清形势和问题关键的人，洛阳市市长（河南尹）王肃，跑腿传话的傅嘏（尚书）、钟会（中书侍郎）就是三个能人，他们力劝犹豫不决的司马师勇敢地和疾病作斗争，亲率大军讨伐叛逆，这样才能鼓舞士气，威慑众将，确保首战不败。
这些人又接着向司马师建议，毌丘俭正狠着劲要决斗呢！先不跟他斗，守住阵营，对方想打没得打，士气就松懈了。想想当年关羽是怎么土崩瓦解的，开始多嚣张，可是吕蒙在背后狠敲他一棒槌，那些荆州兵担心老家的老婆孩子，心散了。毌丘俭手下的这些兵，七大姑八大姨的都在京都地区，他们也担心亲人的安全，只要缓一缓，挫一挫借淮南兵的锐气，不用打，对方就自个儿瘫了。
果然，还没开打，毌丘俭手下的两员将领史招和李续就临阵倒戈了。
能征善战的毌丘俭在这场战争中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大错，在进兵项城后，没有主动再往西前进，在司马师还未完成调兵遣将，多方诸侯还未完全统一思想集结兵力的时候，直扑首都，挟旺盛士气和精锐之师攻城略地。如果这样，可能会是另一个结果，至少不至于出现后来一触即溃的悲惨一幕。
形势已经明朗，淮南军的失败已经不可挽回，毌丘俭的人头悬了。
毌丘俭采取了几条不错的策略。
第一、正名。他打出了皇太后的牌。这一招是从司马懿和司马师那儿学来的，为了证明行动的合法性。他假传皇太后的诏令，说是太后让他这样干的。太后是否通过秘密渠道给了他这样的诏书，可能性不大，因为连太后本人也是不自由的，一举一动都在司马师和他党羽的监视之下，即使太后有这样的想法，也没法实现。
第二、上书。这份奏折，毌丘俭说了这样几层意思：一是历数了司马师的十一条大罪；二是歌颂了包括司马懿、司马昭、司马孚等司马家族的其他人；三是表白自己和同盟的用心是为了国家社稷；四是关于对司马师的处置，说司马师虽然罪恶滔天非砍头不可原谅，但因为司马懿有大功于国，所以可以不死，可以保留侯爵，安享富贵，只要让权就可以；五是后司马师时代的权力安排，把司马师手中的辅政大权转给司马昭，其他司马家族的优秀人物各各安排重要职位。
分析一下毌丘俭的用意。把目标锁定为司马师一人，这样做有利于争取同情和支持，分化敌人，应该算明智的做法。这一招，我们也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想起司马懿当初骗曹爽交权的事，哦，原来也是向司马懿学的。可惜，司马师和他的兄弟们不是曹爽那般的蠢蛋，他们才不上当呢！
第三、移檄。也就是布告天下，向天下发出讨伐司马师的檄文。估计这篇檄文的内容与向皇帝所上的奏折相同，因对象换个说法和口气而已。后来的唐朝，武则天篡夺了李家的皇位时，扬州的徐敬业起兵反抗，一代才子骆宾王给他写的那篇《讨武檄文》，把武则天骂的是猪狗不如，因为文采太漂亮，据说武则天还对作者赞赏有加。
第四、盟誓。在起义大本营寿春筑起一个高高的坛，举行一个重要的仪式，与同伙歃血为盟。
第五、布阵，一边巩固大本营寿春的守卫，一边和主要同盟文钦率领精兵渡过淮河进军项城，先占据点，自己守城，文钦在外打击，互为接应。
第六、求援。毌丘俭和文钦各派遣四个儿子到东吴作人质，请求东吴派兵增援。
这六条策略，可见毌丘俭作为一代战将并非浪得虚名。前四条，实在很有煸动性， 然而响应者寥寥，几位响应者如史招、李绩，也只是因为是毌丘俭的下属而被迫肋从，战事一开，便有人临阵倒戈。至于其他战区长官，如兖州刺史邓艾、镇南将军诸葛诞，干脆把毌丘俭派来传布告的人杀了，接受司马师的调遣参与讨伐淮南军。在有奶便是娘成为普遍生存原则的时代，正义只是个美丽的谎言，骗骗平头百姓和书呆子还行，想让这些在弱肉强食血雨腥风中摸爬滚打的所谓英雄们上当，没门。司马家族的势力如日中天，你一个毌丘俭、文钦，能撼动得了吗？站位的问题是关系到脑袋和身家性命的大问题，迟疑、观望不行，站错队更不行。
司马师多少有些惊慌，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应付。朝中大臣有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是派司马家族的另一名重要成员司马孚率兵抵抗淮南军，因为司马师这时患了严重的眼疾，眼中长了一个瘤，刚动了割除的手术，痛得利害，率军出征不合适，况且司马孚也是久经战场、常打胜仗的将领，又是老大的叔叔，可以放心；第二种意见是老大非亲自率军出征不可，理由是淮南兵能打仗，士气又正旺盛，如果首战失败，被他们拔了头彩，关系到人心向背的问题，形势就很危急。
毌丘俭看准了一点，只要能首战胜利，形势对自己就很有利。所以他把自己的老巢寿春交给老弱去守，自己和文钦带着五六万精兵先发制人，渡过淮河进驻中央军必经的项城，摆开阵势，自己守城，文钦另带一支队伍在城外埋伏打游击，准备打中央军一个措手不及。所谓毕其功于一役，就是这么个道理。
可以肯定，观望、怀着二心的人不在少数，只要能拿下这一战，不但可以打掉中央军的士气，相信会有更多人重新考虑选边站队，甚至加入自己的阵营。这不是没有可能，前头劝司马师别亲征、只派同情曹魏的司马孚带兵去抵御而不是平叛的人，说不定就心怀叵测；战事发展到关键阶段，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王基在劝司马师抓住时机果断进攻时说过一句话：现在外面有强大的敌人，朝廷内有心怀叛逆的大臣，如果不把握战机，一战成功，难料会有什么情况发生。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毌丘俭的算盘不可谓不精，但羽翼已丰的司马师打仗的本领虽然不怎么样，那些靠他吃饭、升官发财的家伙却不乏目光锐利、能看清形势和问题关键的人，洛阳市市长（河南尹）王肃，跑腿传话的傅嘏（尚书）、钟会（中书侍郎）就是三个能人，他们力劝犹豫不决的司马师勇敢地和疾病作斗争，亲率大军讨伐叛逆，这样才能鼓舞士气，威慑众将，确保首战不败。
这些人又接着向司马师建议，毌丘俭正狠着劲要决斗呢！先不跟他斗，守住阵营，对方想打没得打，士气就松懈了。想想当年关羽是怎么土崩瓦解的，开始多嚣张，可是吕蒙在背后狠敲他一棒槌，那些荆州兵担心老家的老婆孩子，心散了。毌丘俭手下的这些兵，七大姑八大姨的都在京都地区，他们也担心亲人的安全，只要缓一缓，挫一挫借淮南兵的锐气，不用打，对方就自个儿瘫了。
果然，还没开打，毌丘俭手下的两员将领史招和李续就临阵倒戈了。
能征善战的毌丘俭在这场战争中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大错，在进兵项城后，没有主动再往西前进，在司马师还未完成调兵遣将，多方诸侯还未完全统一思想集结兵力的时候，直扑首都，挟旺盛士气和精锐之师攻城略地。如果这样，可能会是另一个结果，至少不至于出现后来一触即溃的悲惨一幕。
形势已经明朗，淮南军的失败已经不可挽回，毌丘俭的人头悬了。
B-3-3完成平叛
比起淮南一叛时王凌还未行动就被解决，和淮南三叛时诸葛诞坐于待毙的可悲可怜，毌丘俭与司马师的这一仗虽然不复杂，但还是有些看头。
对这场战争，司马师始终有些忐忑不安，不知该怎么办。出兵时是否亲自挂帅，下不了决心，在王肃、傅嘏、钟会等人的力劝下，才最终作出决定；他更倾向于采取保守的防御战略，所以光禄勋郑袤建议先修筑坚固工事，让敌人进不能攻，能挫败对方的士气，他十分赞赏；前线指挥官、荆州刺史王基提出要迅速进军，扼守战略重地项城西边的重要据点南顿，司马师却命令王基停止前进，在王基的屡次要求下，才同意进驻南顿附近的隐水；大兵逼城，淮南将士军心动摇，史招、李绩临阵反水，时机非常有利，王基请求加快行军速度，司马师还是不同意，王基忍无可忍，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理由，自作主张进兵南顿，占据了这个重要据点，为形成对淮南军的围困进而攻击抢占了先机。《资治通鉴》对这个过程的记载十分详尽，《晋书》却说是司马师命令王基进驻南顿，拔高他了。
以十多万之众对淮南的六万之师，司马师还是老担心打不赢。一路走走停停，等待邓艾、胡遵、诸葛诞等各路兵马前来会师。现在诸军都到位了，大家嚷嚷着要打项城，那是毌丘俭的前线指挥部，打掉它，胜利的果实便是囊中之物了。
司马师不肯。他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淮南将士本来就没有造反的意思，是因为被骗被迫。他们认为一旦起兵，各地都会响应。现在呢，造反的旗是树起来了，可是不但没人响应，内部还有人反水，投靠了我们。这种情况下，他们自己都看得到失败的结局。兔子急了还咬人，你要找他们决战，他们自然要拼命，虽然说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但这样一来，死伤必然十分惨重。我们现在就这样围着困着他们，可以实现不战而克。
不是没有道理，他的想法是正确的，所采取的战术也是正确的，战局已经很明朗，作为三军统帅，司马师当然能判断自己一方的绝对优势。他比其他将领高明的地方，正在于他的站位更有战略高度，考虑更全面，所以，他能守住、巩固进而发展司马懿身后事业。
毌丘俭的淮南军三面受敌，进不能战，退又怕老巢寿春被敌军攻占，就在这不知该怎么办的情况下，将士们的心病更严重了。想着老婆孩子都在北方，由朝廷控制着呢，死自己一个是小事，保住全家人的性命更重要，于是纷纷举白旗。
军心涣散到这地步，如果再不打，估计接下来毌丘俭就要成光杆司令了，于是命令文钦进攻兖州赶来参战的邓艾部队。
战斗在项城西北的一座叫乐嘉的小城打响了。一出击，文钦吓了一跳：敌人怎么这么多啊？原来司马师悄悄率领大军赶来与邓艾会师了。
怎么办？文钦犹豫了。三国时代又一个一等一的猛将、文钦的儿子文鸯、一个十八岁的年青人站到台前来。他的建议是：乘敌军立足未稳，杀他个措手不及。父子俩各领兵一队，以夜色为掩护向敌人发起进攻。
文鸯率领队伍敲锣打鼓喊杀冲天直闯敌营，打得敌人心惊胆战。司马师怕呀！连那颗病眼珠都突出来了，痛，又不敢叫，担心影响了将士，只好拼命咬被头，据说把被头全咬烂了。
文鸯这边带兵冲锋陷阵，他的老爸文钦表现太孬，居然没跟上来，失去了两路夹击的好时机。怎么一回事，原来迷路了。天亮了，打杀了一个晚上的文鸯回头一看，敌军太强大，老子又没来接应，只好撤退。
司马师一缓过神来，马上命令部队追击。手下的将军们让文鸯给打怕了，说那俩父子太生猛，冲杀了一晚上都没吃败仗，估计还呆在那儿等我们去送死，不会跑的。司马师却说，打仗讲究的是一鼓作气，再而衰，文鸯的气场没撒到点子上，没得到便宜，气场一定散了，优势也就没了。所以他们一定会跑。
老大就是老大，看问题更深刻更到位，果然文钦要跑路，不想跟强大的中央军继续硬干下去。文鸯比他老爸有脑子，说，不好好地干一仗，杀杀敌人的气势，我们是跑不掉的。
孬老爸文钦要跑路，他却率着十来个敢死队员转身就冲进敌营，一通打杀，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这才退出来，为撤退的大军断后。一路上，敌人追得紧，他单枪匹马一个人回头冲杀一阵，进去一趟，杀百来人，再进去一趟，又杀百来人，杀它六七回，敌人终于不敢太逼近。要知道，敌人的追兵有多少人？八千，文鸯就一个人，眼都不眨一下，一次一次冲进数千敌军中砍砍杀杀，合计起来杀了千余人，自己一点事儿都没有，这样的勇将，和当年的张飞、典韦、许褚、马超相比，也毫不逊色。
如果不是文钦太混蛋，或许事情还有转机。这就要说到一个小人物。
这个人叫尹大目，皇家曹氏的一个忠实奴才，也就是皇帝身边的一个跟从。这样一个小人物，史书上不但留下了他的名字，而且还出现了两次。
第一次，出现在司马懿剿灭曹爽的时候。作为曹爽信得过的人，司马懿派他说服曹爽缴械投降，这件事记在《世说新语》这部书里。尹大目为什么要帮司马懿？原因大概是：一，曹爽确实浑蛋，威胁到皇权；二，相信司马懿不会杀曹爽。这是当时不少还忠于皇权或在皇室与司马氏的权力斗争中不偏不倚的大小臣子们的共同心理。这第二次，尹大目怎么就跟司马师出征了呢，不清楚。之前，战前开大会小会，大概轮不到他参加，临阵之际，他却出现了。
尹大目还当他的旧角色——说客，说服对方投降。第一次，是受司马懿的委派，这一次，是主动申请。然而，他的目的不是劝说文钦们投降，而是向对方通风报信，泄露重大机密，甚至为对方支招：忍一忍，胜利就是你们的。
尹大目为什么希望文钦们取得胜利？因为他对曹家忠心耿耿。经历了这些年的血雨腥风，他不可能看不透司马懿父子的野心，看不到皇室的危机，然而以他的螳臂，无法挡得住司马家族这辆大车。有力量阻止司马氏篡位夺权的，只能那些有地位有威望有地盘而且手中有兵的封疆大吏们。毌丘俭和文钦正是他的希望。
大概是因为当年替老子劝降曹爽表现不错，对于尹大目的主动申请，司马师很爽快地批准了。尹大目要告诉文钦的话是：司马师的眼病已经很严重，估计活不了多久。他进一步向文钦献策：多点儿耐心，等司马师死了以后再拼命。
两军阵前，话不能说得太明白，只要稍加揣摩，不难理解话里的意思。可惜文钦是个猪脑子，没领悟尹大目的意思，反而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通，还引弓搭箭，准备现场灭了他。
尹大目绝望了，他哭着说：事情没有挽回的余地了，文钦你要好自为之啊！
话往回说，如果淮南军等到司马师死后再较劲，结果是否能如尹大目所愿？我的回答是，可能性不大。还有个司马昭呢，司马师出兵前，担心朝廷反对势力会有动作，让自己的这个同样强悍的弟弟留守京城，司马师死后，很快也很迅速就圆满实现了权力的交接，说明司马家族的地位已经相当巩固，不会因为司马师的死而动摇。尹大目只是一个奴才，没有太深邃严密的思维，希望司马师死后通过忠于皇帝的力量改变权力格局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应该为尹大目留下一声喝彩，至少也应该点个赞，为他的忠诚。两军阵前的话，是公开的，文钦笨蛋，并不代表其他人也都笨，已方阵营里有的是可以把你的心肠都看透的人精，何况几句不算太隐晦的对话？对他来说，这是一场事关曹魏政权生死存亡的赌博，他的赌注是身家的性命，而且他应该也知道，赢的概率并不大。
尹大目结局如何，史书未见记载，可见他确实是个小人物。
前锋部队一撤退，淮南军便完全被动了。前方战报传回来，坐镇项城的毌丘俭心里已经一片冰凉。原本就信心不足、意志不坚的他明白失败已无可挽回，又没有拼死一战、取义成仁的勇气，为了苟且偷生，他作出了最狗熊的决定，丢下数万将士和淮南人民连夜逃跑。
毌丘俭没有挽回已经很不值钱的一条贱命。逃脱不了，那就大气些，堂堂正正地走出来，走向刑场，面向天下，揭露司马师心怀不轨，表达自己的赤胆忠心，然后引颈就戳，也不枉负自己的一世英名。穷途暮日之下，他躲藏在水边的芦苇众中，被一个渔民给杀了，割下脑袋送到洛阳去请赏，太窝囊了，死得太没尊严了。
跑了头雁的淮南军陷入大混乱，等文钦领着军队回到项城，守城将士已经跑光了，再往东南跑回大本营寿春，这座淮南地区的首府、固若金汤的坚城也已经成了一座空城，城中十多万军民一大部分躲到山里去，还有一部分逃往吴国。主帅毌丘俭不知去向。
只能继承往东南跑，往吴国方向跑，这是唯一可能活命的一条路。前方来了一队人马是什么人？文钦正惊慌失措，才听到前头传来报告：是前来支援的东吴军队。来得太迟了，不用既然遇上，总算捡到了一条命，于是领着手下一并归降了吴国。
叛乱平定了，该赏的赏，升官封爵赐土地财富，该惩的惩，罪魁祸首毌丘俭虽然已经死了，但也不能就这么算了，把他的首级挂在洛阳城门头示众，灭了他的三族。手下的七百多人连同他们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关在监狱待斩。文钦父子跑了，他的家人、亲戚不能饶过，必杀。
所幸时任司法部长（廷尉）杜友本性仁慈，这七百多人，最后被杀头的仅十几个，其他的人都得到留下一条命。还有一个死里逃生的人是毌丘俭的孙女，她正怀着孩子，但怀着孩子不是她得以活命的理由，一个未出生的孩子就能挡住权臣的屠刀吗？真正的理由是毌丘俭孙女嫁到刘家，她的婆婆姓荀，与背曹投司马的荀顗同宗，荀顗、荀勖后来成了晋朝的开国元勋，在司马师兄弟父子面前是可以说些话的。于是，准妈妈和肚子里的孩子保住了。得益于这一桩公案，才终于修改了相关法律，孕妇不死成了其中一条准则。
平定了这场针对自己的军事叛乱，司马师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他已经等不及回到首都洛阳大摆庆功宴了。就在回军的途中，因为严重的眼疾，他在许昌因病去世。司马家族实现帝王事业的接力棒传到了司马昭的手上。
比起淮南一叛时王凌还未行动就被解决，和淮南三叛时诸葛诞坐于待毙的可悲可怜，毌丘俭与司马师的这一仗虽然不复杂，但还是有些看头。
对这场战争，司马师始终有些忐忑不安，不知该怎么办。出兵时是否亲自挂帅，下不了决心，在王肃、傅嘏、钟会等人的力劝下，才最终作出决定；他更倾向于采取保守的防御战略，所以光禄勋郑袤建议先修筑坚固工事，让敌人进不能攻，能挫败对方的士气，他十分赞赏；前线指挥官、荆州刺史王基提出要迅速进军，扼守战略重地项城西边的重要据点南顿，司马师却命令王基停止前进，在王基的屡次要求下，才同意进驻南顿附近的隐水；大兵逼城，淮南将士军心动摇，史招、李绩临阵反水，时机非常有利，王基请求加快行军速度，司马师还是不同意，王基忍无可忍，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理由，自作主张进兵南顿，占据了这个重要据点，为形成对淮南军的围困进而攻击抢占了先机。《资治通鉴》对这个过程的记载十分详尽，《晋书》却说是司马师命令王基进驻南顿，拔高他了。
以十多万之众对淮南的六万之师，司马师还是老担心打不赢。一路走走停停，等待邓艾、胡遵、诸葛诞等各路兵马前来会师。现在诸军都到位了，大家嚷嚷着要打项城，那是毌丘俭的前线指挥部，打掉它，胜利的果实便是囊中之物了。
司马师不肯。他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淮南将士本来就没有造反的意思，是因为被骗被迫。他们认为一旦起兵，各地都会响应。现在呢，造反的旗是树起来了，可是不但没人响应，内部还有人反水，投靠了我们。这种情况下，他们自己都看得到失败的结局。兔子急了还咬人，你要找他们决战，他们自然要拼命，虽然说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但这样一来，死伤必然十分惨重。我们现在就这样围着困着他们，可以实现不战而克。
不是没有道理，他的想法是正确的，所采取的战术也是正确的，战局已经很明朗，作为三军统帅，司马师当然能判断自己一方的绝对优势。他比其他将领高明的地方，正在于他的站位更有战略高度，考虑更全面，所以，他能守住、巩固进而发展司马懿身后事业。
毌丘俭的淮南军三面受敌，进不能战，退又怕老巢寿春被敌军攻占，就在这不知该怎么办的情况下，将士们的心病更严重了。想着老婆孩子都在北方，由朝廷控制着呢，死自己一个是小事，保住全家人的性命更重要，于是纷纷举白旗。
军心涣散到这地步，如果再不打，估计接下来毌丘俭就要成光杆司令了，于是命令文钦进攻兖州赶来参战的邓艾部队。
战斗在项城西北的一座叫乐嘉的小城打响了。一出击，文钦吓了一跳：敌人怎么这么多啊？原来司马师悄悄率领大军赶来与邓艾会师了。
怎么办？文钦犹豫了。三国时代又一个一等一的猛将、文钦的儿子文鸯、一个十八岁的年青人站到台前来。他的建议是：乘敌军立足未稳，杀他个措手不及。父子俩各领兵一队，以夜色为掩护向敌人发起进攻。
文鸯率领队伍敲锣打鼓喊杀冲天直闯敌营，打得敌人心惊胆战。司马师怕呀！连那颗病眼珠都突出来了，痛，又不敢叫，担心影响了将士，只好拼命咬被头，据说把被头全咬烂了。
文鸯这边带兵冲锋陷阵，他的老爸文钦表现太孬，居然没跟上来，失去了两路夹击的好时机。怎么一回事，原来迷路了。天亮了，打杀了一个晚上的文鸯回头一看，敌军太强大，老子又没来接应，只好撤退。
司马师一缓过神来，马上命令部队追击。手下的将军们让文鸯给打怕了，说那俩父子太生猛，冲杀了一晚上都没吃败仗，估计还呆在那儿等我们去送死，不会跑的。司马师却说，打仗讲究的是一鼓作气，再而衰，文鸯的气场没撒到点子上，没得到便宜，气场一定散了，优势也就没了。所以他们一定会跑。
老大就是老大，看问题更深刻更到位，果然文钦要跑路，不想跟强大的中央军继续硬干下去。文鸯比他老爸有脑子，说，不好好地干一仗，杀杀敌人的气势，我们是跑不掉的。
孬老爸文钦要跑路，他却率着十来个敢死队员转身就冲进敌营，一通打杀，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这才退出来，为撤退的大军断后。一路上，敌人追得紧，他单枪匹马一个人回头冲杀一阵，进去一趟，杀百来人，再进去一趟，又杀百来人，杀它六七回，敌人终于不敢太逼近。要知道，敌人的追兵有多少人？八千，文鸯就一个人，眼都不眨一下，一次一次冲进数千敌军中砍砍杀杀，合计起来杀了千余人，自己一点事儿都没有，这样的勇将，和当年的张飞、典韦、许褚、马超相比，也毫不逊色。
如果不是文钦太混蛋，或许事情还有转机。这就要说到一个小人物。
这个人叫尹大目，皇家曹氏的一个忠实奴才，也就是皇帝身边的一个跟从。这样一个小人物，史书上不但留下了他的名字，而且还出现了两次。
第一次，出现在司马懿剿灭曹爽的时候。作为曹爽信得过的人，司马懿派他说服曹爽缴械投降，这件事记在《世说新语》这部书里。尹大目为什么要帮司马懿？原因大概是：一，曹爽确实浑蛋，威胁到皇权；二，相信司马懿不会杀曹爽。这是当时不少还忠于皇权或在皇室与司马氏的权力斗争中不偏不倚的大小臣子们的共同心理。这第二次，尹大目怎么就跟司马师出征了呢，不清楚。之前，战前开大会小会，大概轮不到他参加，临阵之际，他却出现了。
尹大目还当他的旧角色——说客，说服对方投降。第一次，是受司马懿的委派，这一次，是主动申请。然而，他的目的不是劝说文钦们投降，而是向对方通风报信，泄露重大机密，甚至为对方支招：忍一忍，胜利就是你们的。
尹大目为什么希望文钦们取得胜利？因为他对曹家忠心耿耿。经历了这些年的血雨腥风，他不可能看不透司马懿父子的野心，看不到皇室的危机，然而以他的螳臂，无法挡得住司马家族这辆大车。有力量阻止司马氏篡位夺权的，只能那些有地位有威望有地盘而且手中有兵的封疆大吏们。毌丘俭和文钦正是他的希望。
大概是因为当年替老子劝降曹爽表现不错，对于尹大目的主动申请，司马师很爽快地批准了。尹大目要告诉文钦的话是：司马师的眼病已经很严重，估计活不了多久。他进一步向文钦献策：多点儿耐心，等司马师死了以后再拼命。
两军阵前，话不能说得太明白，只要稍加揣摩，不难理解话里的意思。可惜文钦是个猪脑子，没领悟尹大目的意思，反而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通，还引弓搭箭，准备现场灭了他。
尹大目绝望了，他哭着说：事情没有挽回的余地了，文钦你要好自为之啊！
话往回说，如果淮南军等到司马师死后再较劲，结果是否能如尹大目所愿？我的回答是，可能性不大。还有个司马昭呢，司马师出兵前，担心朝廷反对势力会有动作，让自己的这个同样强悍的弟弟留守京城，司马师死后，很快也很迅速就圆满实现了权力的交接，说明司马家族的地位已经相当巩固，不会因为司马师的死而动摇。尹大目只是一个奴才，没有太深邃严密的思维，希望司马师死后通过忠于皇帝的力量改变权力格局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应该为尹大目留下一声喝彩，至少也应该点个赞，为他的忠诚。两军阵前的话，是公开的，文钦笨蛋，并不代表其他人也都笨，已方阵营里有的是可以把你的心肠都看透的人精，何况几句不算太隐晦的对话？对他来说，这是一场事关曹魏政权生死存亡的赌博，他的赌注是身家的性命，而且他应该也知道，赢的概率并不大。
尹大目结局如何，史书未见记载，可见他确实是个小人物。
前锋部队一撤退，淮南军便完全被动了。前方战报传回来，坐镇项城的毌丘俭心里已经一片冰凉。原本就信心不足、意志不坚的他明白失败已无可挽回，又没有拼死一战、取义成仁的勇气，为了苟且偷生，他作出了最狗熊的决定，丢下数万将士和淮南人民连夜逃跑。
毌丘俭没有挽回已经很不值钱的一条贱命。逃脱不了，那就大气些，堂堂正正地走出来，走向刑场，面向天下，揭露司马师心怀不轨，表达自己的赤胆忠心，然后引颈就戳，也不枉负自己的一世英名。穷途暮日之下，他躲藏在水边的芦苇众中，被一个渔民给杀了，割下脑袋送到洛阳去请赏，太窝囊了，死得太没尊严了。
跑了头雁的淮南军陷入大混乱，等文钦领着军队回到项城，守城将士已经跑光了，再往东南跑回大本营寿春，这座淮南地区的首府、固若金汤的坚城也已经成了一座空城，城中十多万军民一大部分躲到山里去，还有一部分逃往吴国。主帅毌丘俭不知去向。
只能继承往东南跑，往吴国方向跑，这是唯一可能活命的一条路。前方来了一队人马是什么人？文钦正惊慌失措，才听到前头传来报告：是前来支援的东吴军队。来得太迟了，不用既然遇上，总算捡到了一条命，于是领着手下一并归降了吴国。
叛乱平定了，该赏的赏，升官封爵赐土地财富，该惩的惩，罪魁祸首毌丘俭虽然已经死了，但也不能就这么算了，把他的首级挂在洛阳城门头示众，灭了他的三族。手下的七百多人连同他们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关在监狱待斩。文钦父子跑了，他的家人、亲戚不能饶过，必杀。
所幸时任司法部长（廷尉）杜友本性仁慈，这七百多人，最后被杀头的仅十几个，其他的人都得到留下一条命。还有一个死里逃生的人是毌丘俭的孙女，她正怀着孩子，但怀着孩子不是她得以活命的理由，一个未出生的孩子就能挡住权臣的屠刀吗？真正的理由是毌丘俭孙女嫁到刘家，她的婆婆姓荀，与背曹投司马的荀顗同宗，荀顗、荀勖后来成了晋朝的开国元勋，在司马师兄弟父子面前是可以说些话的。于是，准妈妈和肚子里的孩子保住了。得益于这一桩公案，才终于修改了相关法律，孕妇不死成了其中一条准则。
平定了这场针对自己的军事叛乱，司马师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他已经等不及回到首都洛阳大摆庆功宴了。就在回军的途中，因为严重的眼疾，他在许昌因病去世。司马家族实现帝王事业的接力棒传到了司马昭的手上。
B-3-4死后有事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司马师不想死，经过两代人精心经营的家族事业总体是一路向好，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他怎么能在这时倒下呢？
搁在现在，以司马师的身份和地位，当然可以享受最好的医疗服务，小小一个目瘤应该不至于让他死于非命。但那是魏晋时代，全社会的医疗水平实在有限，就算华佗没被曹操杀掉，又长命百岁地活到司马师时代，估计也挽救不了司马师的性命。
公元255年农历闰正月二十八，在平定毌丘俭、文钦叛乱凯旋归来的途中，因为眼病严重恶化，司马师死在许昌这个地方。这一年他四十八岁，正当盛年。没想到自己会被小小的眼病夺去性命，也就来不及对身后的事做充分安排。
接班人的问题很重要。
可是这个强悍的人居然没儿子，位高权重如他，妻妾成群是肯定的，却都没为他生下一儿半女。他前后有三任正妻，元配是与曹家人有着血缘关系的夏侯家的女儿，叫夏侯微，是被他杀掉的夏侯玄的妹妹，因为担心自己阴谋推翻曹家政权的事泄露了消息，这个老婆被他毒杀了，真是一个狠人；第二任姓吴，是曹丕的好朋友和好参谋、名作家吴质的女儿，不知什么原因，后来被休了，估计还是和政治有关，吴质不是曹丕的心腹吗？他的后大概心向曹家，所以司马师容不下她；第三任姓羊，名徽瑜。元配夏侯微倒是给他一口气生了孩子，都是女的，没男孩。后两任干脆连女儿也没给他留下一个。
在绝对男权时代，女人完全被剥夺了继承权，亲女儿还比不上养子。庞大的遗产留给谁？本应该是司马攸，司马昭的亲儿子，司马炎的亲弟弟，过继给司马师当嗣子，是司马师名义的儿子，也是法律意义上的儿子。可司马攸才七八岁，还小呀！最好的人选，只能是司马昭了。好在父死子继是个传统，兄终弟及也有案可查有例可循，前者要是不行，后者马马虎虎也可以。
司马昭这时以卫将军的身份镇守京都洛阳。当初司马师把他留在首都，是为了防止朝廷中怀有二心的皇帝和大臣们暗中使坏，乘自己率军出征淮南时搞起小动作大动作。
果然，司马师刚死，一场新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就开始了。
忠于曹魏的还大有人在，而且司马师不情愿扶立的少年皇帝曹髦虽然还未成年，才十六虚岁，却是个有主见、不太听话的主儿。司马师猝然去世，朝廷一分钟都没耽搁，立马下了一道诏书，命令随军出征的尚书傅嘏暂代统帅率军回京，已经赶到许昌的司马昭就地驻守，淮南地区的叛乱刚刚平定，需要像司马昭这样的能人去抓安抚工作。
命令很明确，理由也很充分，用意更瞒不过聪明人。
什么用意？军权回归中央，回归皇帝，司马昭继续在地方发挥作用，负责淮南地区的各项工作，不掺合朝廷的事。
但司马昭智商不低，更不是个忠臣，所以他不会听命于姓曹的话。关键是，司马家族的势力这时已经相当强大，不是一道命令就能撼动得了，而一部分在与司马家族的合作中获得甜头的能人也不乐意看到政权变了颜色，随司马师出征淮南的傅嘏、钟会，就是这样的两个能人。
《世说新语》说司马师临死时把军权交给傅嘏，傅嘏不敢接受，一边捂住司马师已死的这个消息，一边假传司马师的命令召司马昭赶到许昌来。司马昭到了许昌，意味着军权还掌握在司马氏手中。东晋的史学家孙盛认为，这时候司马家族已基本完成了帝王基业，兄终弟及的权力传递是很自然的事，没傅嘏什么事。
孙盛的话不完全对，因为这时司马昭毕竟不在司马师身边，形势紧迫，所以还是要一两个人替他们稳住阵脚，而傅嘏、钟会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
傅嘏、钟会都是政治投机分子。司马师死了，你不把死讯第一时间告诉朝廷，却通知司马昭；朝廷命令你不听，而是出主意让司马昭统帅大军回京城。因为这两项举措，司马兄弟顺利完成了权力交接，曹家夺回政权的一次最好的时机就让这两个忠于权力而不忠于皇帝的人给葬送了。
大军逼城，曹髦和他的那些身边人没办法，只好把司马师生前拥有的军政大权全部交给司马昭。
死去的司马师是一了百了，他留给历史的形象，是权臣、奸臣，是野心家。《晋书》在讲述司马师的人生历程时不少夸张不实的溢美之辞，但对他的最终评价却不怎么客气。一句话，就是这个人不忠，作为大臣，心思不在为君主效力，而在于取而代之。
幸运的是，十年后，他的侄子司马炎登上皇位，建立了晋朝，他也混到了一个皇帝的名号，在史书上名字列入帝王纪的行列，享受到“为尊者讳”的待遇；如果紧接着魏的不是司马氏建立的晋朝，而是姓孙的建立的吴朝，或者姓刘的恢复了汉朝，或者魏朝不倒，司马氏家族却衰败了，估计他的名字要打入另册，归入史书的叛臣传逆臣传奸臣传之列。
闲话不说，总之，司马师的时代结束了。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司马师不想死，经过两代人精心经营的家族事业总体是一路向好，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他怎么能在这时倒下呢？
搁在现在，以司马师的身份和地位，当然可以享受最好的医疗服务，小小一个目瘤应该不至于让他死于非命。但那是魏晋时代，全社会的医疗水平实在有限，就算华佗没被曹操杀掉，又长命百岁地活到司马师时代，估计也挽救不了司马师的性命。
公元255年农历闰正月二十八，在平定毌丘俭、文钦叛乱凯旋归来的途中，因为眼病严重恶化，司马师死在许昌这个地方。这一年他四十八岁，正当盛年。没想到自己会被小小的眼病夺去性命，也就来不及对身后的事做充分安排。
接班人的问题很重要。
可是这个强悍的人居然没儿子，位高权重如他，妻妾成群是肯定的，却都没为他生下一儿半女。他前后有三任正妻，元配是与曹家人有着血缘关系的夏侯家的女儿，叫夏侯微，是被他杀掉的夏侯玄的妹妹，因为担心自己阴谋推翻曹家政权的事泄露了消息，这个老婆被他毒杀了，真是一个狠人；第二任姓吴，是曹丕的好朋友和好参谋、名作家吴质的女儿，不知什么原因，后来被休了，估计还是和政治有关，吴质不是曹丕的心腹吗？他的后大概心向曹家，所以司马师容不下她；第三任姓羊，名徽瑜。元配夏侯微倒是给他一口气生了孩子，都是女的，没男孩。后两任干脆连女儿也没给他留下一个。
在绝对男权时代，女人完全被剥夺了继承权，亲女儿还比不上养子。庞大的遗产留给谁？本应该是司马攸，司马昭的亲儿子，司马炎的亲弟弟，过继给司马师当嗣子，是司马师名义的儿子，也是法律意义上的儿子。可司马攸才七八岁，还小呀！最好的人选，只能是司马昭了。好在父死子继是个传统，兄终弟及也有案可查有例可循，前者要是不行，后者马马虎虎也可以。
司马昭这时以卫将军的身份镇守京都洛阳。当初司马师把他留在首都，是为了防止朝廷中怀有二心的皇帝和大臣们暗中使坏，乘自己率军出征淮南时搞起小动作大动作。
果然，司马师刚死，一场新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就开始了。
忠于曹魏的还大有人在，而且司马师不情愿扶立的少年皇帝曹髦虽然还未成年，才十六虚岁，却是个有主见、不太听话的主儿。司马师猝然去世，朝廷一分钟都没耽搁，立马下了一道诏书，命令随军出征的尚书傅嘏暂代统帅率军回京，已经赶到许昌的司马昭就地驻守，淮南地区的叛乱刚刚平定，需要像司马昭这样的能人去抓安抚工作。
命令很明确，理由也很充分，用意更瞒不过聪明人。
什么用意？军权回归中央，回归皇帝，司马昭继续在地方发挥作用，负责淮南地区的各项工作，不掺合朝廷的事。
但司马昭智商不低，更不是个忠臣，所以他不会听命于姓曹的话。关键是，司马家族的势力这时已经相当强大，不是一道命令就能撼动得了，而一部分在与司马家族的合作中获得甜头的能人也不乐意看到政权变了颜色，随司马师出征淮南的傅嘏、钟会，就是这样的两个能人。
《世说新语》说司马师临死时把军权交给傅嘏，傅嘏不敢接受，一边捂住司马师已死的这个消息，一边假传司马师的命令召司马昭赶到许昌来。司马昭到了许昌，意味着军权还掌握在司马氏手中。东晋的史学家孙盛认为，这时候司马家族已基本完成了帝王基业，兄终弟及的权力传递是很自然的事，没傅嘏什么事。
孙盛的话不完全对，因为这时司马昭毕竟不在司马师身边，形势紧迫，所以还是要一两个人替他们稳住阵脚，而傅嘏、钟会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
傅嘏、钟会都是政治投机分子。司马师死了，你不把死讯第一时间告诉朝廷，却通知司马昭；朝廷命令你不听，而是出主意让司马昭统帅大军回京城。因为这两项举措，司马兄弟顺利完成了权力交接，曹家夺回政权的一次最好的时机就让这两个忠于权力而不忠于皇帝的人给葬送了。
大军逼城，曹髦和他的那些身边人没办法，只好把司马师生前拥有的军政大权全部交给司马昭。
死去的司马师是一了百了，他留给历史的形象，是权臣、奸臣，是野心家。《晋书》在讲述司马师的人生历程时不少夸张不实的溢美之辞，但对他的最终评价却不怎么客气。一句话，就是这个人不忠，作为大臣，心思不在为君主效力，而在于取而代之。
幸运的是，十年后，他的侄子司马炎登上皇位，建立了晋朝，他也混到了一个皇帝的名号，在史书上名字列入帝王纪的行列，享受到“为尊者讳”的待遇；如果紧接着魏的不是司马氏建立的晋朝，而是姓孙的建立的吴朝，或者姓刘的恢复了汉朝，或者魏朝不倒，司马氏家族却衰败了，估计他的名字要打入另册，归入史书的叛臣传逆臣传奸臣传之列。
闲话不说，总之，司马师的时代结束了。
第三匹马：司马昭
C—1 不曾有大功于国家
C—1—1 小有政绩
现在要上场的这个人叫司马昭，司马懿的另一个儿子，司马师的同母弟。
在中国古代，有地位有身份有经济实力的人大多妻妾成群，因而子女成群。为了争夺父辈的财产、地位、权力，往往导致父子反目、兄弟成仇。在残酷血腥、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同母的兄弟姐妹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最可信赖的同盟。
当可爱的、巨大的利益非自己的手所能够得着，维护同母兄弟的利益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当利益的果实自己可以摘得到，情况就不是这样了。两晋司马家族的兄弟们就一直在验证这个判断，司马昭正是第一个。
这是后话，我们先要讲述的是司马昭的前半生。
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也就是司马懿灭公孙渊平辽东、魏明帝曹睿一命呜呼托孤于人的这一年，因为老子的功劳和托孤大臣的地位，司马昭混到了个爵位——乡侯。这一年，他27岁。
不久，司马昭出任平生第一个官职——洛阳典农中郎将，也就是洛阳地区管农业的长官，掌管京都地区的农业生产，相当于今天北京市农委主任或农业局长吧。
现在的北京，管农业的官员估计没啥事，甚至被边缘化，成可有可无的不幸一族。但魏晋时代京都洛阳的农业局长，一定是很重要的职位。首都人民和中央领导的一日三餐供应固然是全国农民的事，京城地区的粮食生产无论是实际意义还是象征意义都不可等闲视之。何况，当时的典农中郎将还兼管民政、收田租，也就是兼有民政局长和地税局长的职权，权力还是蛮大的。
司马昭的政绩不差。《晋书》说他扫除苛捐杂税，让百姓得到休养生息，很受百姓的拥戴。魏明帝曹睿追求奢华，这边要建宫殿，要花天酒地，那边要打仗，国库的钱经不起折腾，便想方设法巧立名目向老百姓征税收捐。为此，司马懿多次上过奏折，皇帝的态度呢，大概是模棱两可，一方面认可你说得对，一方面还是我行我素，照样建宫殿、玩宝贝、养女人。齐王曹芳即位，奢华之风还在延续，这时的司马懿是辅政大臣之一，尽管受到排挤打压，倡简去奢的工作还是可以做一做的，估计曹爽也没把这事上升到争权夺势争夺民心的高度来考虑，也就睁一眼闭一眼由着司马懿。司马昭在洛阳典农中郎将任上的工作，是响应自己老子的倡导，执行中央的工作部署，为家族赢得了民心。
出了政绩，就要升迁。很快，司马昭就换了一个工作岗位：散骑常侍，皇帝的政务参谋和陪护，说闲不闲说不闲也闲的一个官职。关键是，这个职务往往只是个过渡，有背景的人一般在这个位置上不用呆太长时间，就跳到另一个更重要的实权岗位。司马师从这个位置跳到中护军，掌握军官的选拔、考核权；司马昭的下一位置也被安排进军队，职务是征蜀将军。
以军事决胜负的战争时代，军权当然是最重要的实力。让儿子们相继步入军界，掌握领兵权，远见卓识如司马懿，这是理所当然的安排。
C—1 不曾有大功于国家
C—1—1 小有政绩
现在要上场的这个人叫司马昭，司马懿的另一个儿子，司马师的同母弟。
在中国古代，有地位有身份有经济实力的人大多妻妾成群，因而子女成群。为了争夺父辈的财产、地位、权力，往往导致父子反目、兄弟成仇。在残酷血腥、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同母的兄弟姐妹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最可信赖的同盟。
当可爱的、巨大的利益非自己的手所能够得着，维护同母兄弟的利益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当利益的果实自己可以摘得到，情况就不是这样了。两晋司马家族的兄弟们就一直在验证这个判断，司马昭正是第一个。
这是后话，我们先要讲述的是司马昭的前半生。
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也就是司马懿灭公孙渊平辽东、魏明帝曹睿一命呜呼托孤于人的这一年，因为老子的功劳和托孤大臣的地位，司马昭混到了个爵位——乡侯。这一年，他27岁。
不久，司马昭出任平生第一个官职——洛阳典农中郎将，也就是洛阳地区管农业的长官，掌管京都地区的农业生产，相当于今天北京市农委主任或农业局长吧。
现在的北京，管农业的官员估计没啥事，甚至被边缘化，成可有可无的不幸一族。但魏晋时代京都洛阳的农业局长，一定是很重要的职位。首都人民和中央领导的一日三餐供应固然是全国农民的事，京城地区的粮食生产无论是实际意义还是象征意义都不可等闲视之。何况，当时的典农中郎将还兼管民政、收田租，也就是兼有民政局长和地税局长的职权，权力还是蛮大的。
司马昭的政绩不差。《晋书》说他扫除苛捐杂税，让百姓得到休养生息，很受百姓的拥戴。魏明帝曹睿追求奢华，这边要建宫殿，要花天酒地，那边要打仗，国库的钱经不起折腾，便想方设法巧立名目向老百姓征税收捐。为此，司马懿多次上过奏折，皇帝的态度呢，大概是模棱两可，一方面认可你说得对，一方面还是我行我素，照样建宫殿、玩宝贝、养女人。齐王曹芳即位，奢华之风还在延续，这时的司马懿是辅政大臣之一，尽管受到排挤打压，倡简去奢的工作还是可以做一做的，估计曹爽也没把这事上升到争权夺势争夺民心的高度来考虑，也就睁一眼闭一眼由着司马懿。司马昭在洛阳典农中郎将任上的工作，是响应自己老子的倡导，执行中央的工作部署，为家族赢得了民心。
出了政绩，就要升迁。很快，司马昭就换了一个工作岗位：散骑常侍，皇帝的政务参谋和陪护，说闲不闲说不闲也闲的一个官职。关键是，这个职务往往只是个过渡，有背景的人一般在这个位置上不用呆太长时间，就跳到另一个更重要的实权岗位。司马师从这个位置跳到中护军，掌握军官的选拔、考核权；司马昭的下一位置也被安排进军队，职务是征蜀将军。
以军事决胜负的战争时代，军权当然是最重要的实力。让儿子们相继步入军界，掌握领兵权，远见卓识如司马懿，这是理所当然的安排。
C—1—2 督军重镇
魏正始五年，公元244年，大将军曹爽在一班狐朋狗友的撺掇下统帅六军进攻蜀国，想建立军功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树立自己的名声。这一战的结果，前文已经说过了，劳命伤财，却无功而返，在退军途中又遭蜀军重重打击了一番，差点儿全军覆没。
司马昭参加了这场战斗。他以征蜀将军的职务，作为魏军前军主帅征西将军夏侯玄的副手出征。这是一场在不合适的时候，以不纯正的目的发起的一场不正义的战争，所以一开始魏国中央和军队中就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司马懿是反对态度比较坚决的一位。
《三国志》说，因为军需物品的征集和运输，整个关中地区和周边的氐羌等少数民族群众承受巨大负担，以致于路上到处是饿死累死的牛马骡驴，到处是百姓哭爹叫娘的悲惨景象。
这边搞得鸡犬不宁，那边却寸步难行。怎么回事？蜀军凭着险要的有利地形只坚守不出，城太险攻不下来，找敌人决战敌人窝在坚固的城池里看你干着急，时不时地趁你懈怠的时候偷偷敲你一竿子，搞得你留不是走也不是。
司马昭的军营就让人偷袭过，蜀将王林带兵夜里偷袭，因为敌暗我明，加上对地形不熟悉，司马昭采取了一个正确的对策，只严密守护，不被动出击，让王林没赚到便宜。
形势明摆着，再这样僵持下去，我方只能是一天不如一天。于是，司马昭向夏侯玄建议，退兵，以后再找机会。这是《晋书》的说法，《三国志》的说法是，参军杨伟当着曹爽的面分析了形势，并义正辞严地要求杀了鼓动曹爽出兵的两个浑蛋。曹爽听得很不爽，但最终还是觉得杨伟的意见是对的，于是退兵。
司马昭之所以不直接向曹爽面陈自己的意见，而是向夏侯玄提建议，一是夏侯玄是自己的直接领导，跨过他找曹爽，那就越位了；二是夏侯玄虽然也是伐蜀之战的发起人之一，但还算是一个有脑子的人，能听得进正确的意见，这一点估计比曹爽好；三是两人关系可能不差，所以后来司马师杀夏侯玄，司马昭还向哥哥哭求放了夏侯先生。而曹爽与司马家的关系，大家已经知道了。
不过，对于司马昭来说，参军后打的这第一场仗实在有些窝囊，虽说提了正确的建议，却是退兵的建议，而且也不是他一个人看出了当时形势的利弊。所以体现不出他有多高明。
但军中经历给了他掌握更大军权的资质。在参与高平陵事件摆平了曹爽集团之后，老子司马懿成了帝国的实际老大，他不但增加了封地，更重要的是获得了一个质量和重量都达到相当级别的职务。
曹爽集团被灭的这一年，西方对抗蜀国的前线已经有了一个能征善战的征西将军郭淮，统帅雍州、凉州两个州的军队与蜀军作战，守护帝国的西南边界。老子要小子号令军中，于是没有多少军功的司马昭被任命为安西将军，加持节，也就是代表皇帝的意思，统帅西线诸军，包括郭征西的部队，也就是西线诸军总司令。这道任命，司马懿当然是打了小九九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自己的儿子掌握军权。
很快就有战打了。这时蜀国前后两任执政大臣蒋琬、费祎相继去世，他们坚持的注重防守的战略思想被抛弃了。因为蜀军的新任统帅姜维行伍出身，跟随诸葛亮鞍前马后，上马冲锋陷阵，下马出谋划策，实在不比同时代任何一员名将差多少。而且矢志继承已故丞相平定中原、兴复汉室的伟大理想，时不时就出现在魏蜀边界地区，摆出厮杀的逼人态势。这样魏国西边的战事便多了起来。
司马昭到关中的第一年，姜维对魏军发起了一次进攻。战斗结果是蜀军小败，姜维的部将句安因为被围又没有援军支持，不得不投降。
句安的投降，《三国志》说是郭淮与雍州刺史陈泰两个人协作的结果，而且两人之间如何协作有十分详细的描述，没有司马昭什么事。《晋书》说是因为司马昭进兵迷惑姜维主力，致使他不敢救援句安。相信谁呢？就《晋书》和《三国志》的口碑差异，似乎《三国志》更让人信服一些。
没成就什么大功的司马昭很快就转任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职务——安东将军，也就是东线诸军总司令。因为魏帝国的主要敌人就是东南边的吴和西南边的蜀，所以实际上，东西两个方面军总司令的地位、实力举足轻重。
这时东边同样有征东将军胡遵、镇东将军诸葛诞等一大批虎狼之将，还有在淮南淮北拥有极高声望的王凌，是前任征东将军、车骑将军，现任太尉——名义上的三军统帅，当时人也在淮南。司马懿当然不放心，所以要儿子换岗，用的还是老办法，给儿子一个安东将军加持节，就解决了军队统帅权归谁的问题。
除了老子杀王凌时率兵作声势，司马昭在安东将军任上没任何战绩可言，甚至还因为吃了败仗成了接替老子当政的哥哥的替罪羊。这就是前文说过的东关之战，司马师四路大军攻吴大败而归，为了收买人心，把责任归到自己身上，拿掉弟弟司马昭的侯爵身份敷衍了事。
失个侯爵算什么，只要势力不倒，重新弄个侯，甚至封个公爵又有什么难的？
魏正始五年，公元244年，大将军曹爽在一班狐朋狗友的撺掇下统帅六军进攻蜀国，想建立军功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树立自己的名声。这一战的结果，前文已经说过了，劳命伤财，却无功而返，在退军途中又遭蜀军重重打击了一番，差点儿全军覆没。
司马昭参加了这场战斗。他以征蜀将军的职务，作为魏军前军主帅征西将军夏侯玄的副手出征。这是一场在不合适的时候，以不纯正的目的发起的一场不正义的战争，所以一开始魏国中央和军队中就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司马懿是反对态度比较坚决的一位。
《三国志》说，因为军需物品的征集和运输，整个关中地区和周边的氐羌等少数民族群众承受巨大负担，以致于路上到处是饿死累死的牛马骡驴，到处是百姓哭爹叫娘的悲惨景象。
这边搞得鸡犬不宁，那边却寸步难行。怎么回事？蜀军凭着险要的有利地形只坚守不出，城太险攻不下来，找敌人决战敌人窝在坚固的城池里看你干着急，时不时地趁你懈怠的时候偷偷敲你一竿子，搞得你留不是走也不是。
司马昭的军营就让人偷袭过，蜀将王林带兵夜里偷袭，因为敌暗我明，加上对地形不熟悉，司马昭采取了一个正确的对策，只严密守护，不被动出击，让王林没赚到便宜。
形势明摆着，再这样僵持下去，我方只能是一天不如一天。于是，司马昭向夏侯玄建议，退兵，以后再找机会。这是《晋书》的说法，《三国志》的说法是，参军杨伟当着曹爽的面分析了形势，并义正辞严地要求杀了鼓动曹爽出兵的两个浑蛋。曹爽听得很不爽，但最终还是觉得杨伟的意见是对的，于是退兵。
司马昭之所以不直接向曹爽面陈自己的意见，而是向夏侯玄提建议，一是夏侯玄是自己的直接领导，跨过他找曹爽，那就越位了；二是夏侯玄虽然也是伐蜀之战的发起人之一，但还算是一个有脑子的人，能听得进正确的意见，这一点估计比曹爽好；三是两人关系可能不差，所以后来司马师杀夏侯玄，司马昭还向哥哥哭求放了夏侯先生。而曹爽与司马家的关系，大家已经知道了。
不过，对于司马昭来说，参军后打的这第一场仗实在有些窝囊，虽说提了正确的建议，却是退兵的建议，而且也不是他一个人看出了当时形势的利弊。所以体现不出他有多高明。
但军中经历给了他掌握更大军权的资质。在参与高平陵事件摆平了曹爽集团之后，老子司马懿成了帝国的实际老大，他不但增加了封地，更重要的是获得了一个质量和重量都达到相当级别的职务。
曹爽集团被灭的这一年，西方对抗蜀国的前线已经有了一个能征善战的征西将军郭淮，统帅雍州、凉州两个州的军队与蜀军作战，守护帝国的西南边界。老子要小子号令军中，于是没有多少军功的司马昭被任命为安西将军，加持节，也就是代表皇帝的意思，统帅西线诸军，包括郭征西的部队，也就是西线诸军总司令。这道任命，司马懿当然是打了小九九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自己的儿子掌握军权。
很快就有战打了。这时蜀国前后两任执政大臣蒋琬、费祎相继去世，他们坚持的注重防守的战略思想被抛弃了。因为蜀军的新任统帅姜维行伍出身，跟随诸葛亮鞍前马后，上马冲锋陷阵，下马出谋划策，实在不比同时代任何一员名将差多少。而且矢志继承已故丞相平定中原、兴复汉室的伟大理想，时不时就出现在魏蜀边界地区，摆出厮杀的逼人态势。这样魏国西边的战事便多了起来。
司马昭到关中的第一年，姜维对魏军发起了一次进攻。战斗结果是蜀军小败，姜维的部将句安因为被围又没有援军支持，不得不投降。
句安的投降，《三国志》说是郭淮与雍州刺史陈泰两个人协作的结果，而且两人之间如何协作有十分详细的描述，没有司马昭什么事。《晋书》说是因为司马昭进兵迷惑姜维主力，致使他不敢救援句安。相信谁呢？就《晋书》和《三国志》的口碑差异，似乎《三国志》更让人信服一些。
没成就什么大功的司马昭很快就转任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职务——安东将军，也就是东线诸军总司令。因为魏帝国的主要敌人就是东南边的吴和西南边的蜀，所以实际上，东西两个方面军总司令的地位、实力举足轻重。
这时东边同样有征东将军胡遵、镇东将军诸葛诞等一大批虎狼之将，还有在淮南淮北拥有极高声望的王凌，是前任征东将军、车骑将军，现任太尉——名义上的三军统帅，当时人也在淮南。司马懿当然不放心，所以要儿子换岗，用的还是老办法，给儿子一个安东将军加持节，就解决了军队统帅权归谁的问题。
除了老子杀王凌时率兵作声势，司马昭在安东将军任上没任何战绩可言，甚至还因为吃了败仗成了接替老子当政的哥哥的替罪羊。这就是前文说过的东关之战，司马师四路大军攻吴大败而归，为了收买人心，把责任归到自己身上，拿掉弟弟司马昭的侯爵身份敷衍了事。
失个侯爵算什么，只要势力不倒，重新弄个侯，甚至封个公爵又有什么难的？
C—1—3耀兵灵州
今天甘肃宁夏一带，当时有个州级行政区域，州名叫灵州，治所大致在今天宁夏吴忠市一带。魏晋时期，这是个西北氐、羌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是魏蜀两国争夺不休的战略区。
公元253年正月，司马昭因对吴作战吃了败仗受罚。不久就被哥哥调到西线，与蜀国的姜维作战，职务是行征西将军。
这时魏国西线上有两员十分了得的战将，一是郭淮，二是陈泰。郭淮这时已经从征西将军升任车骑将军，持节、都督西线诸军，似乎征西将军也没有免掉；陈泰是雍州刺史。而且两年后郭淮一死，朝廷立马任命陈泰接任征西将军。这里有司马昭什么事啊？
这样的任命实在有些不合理，但强权从来不需要合理，只需要服从。至于说司马昭的身份问题，司马师只用了一个“行”字，就解决了。什么叫行？行使、代理的意思嘛！要说郭淮还是正儿八经的征西将军，而且军阶级别又高。所以，如果不是因为家族势力和掌控帝国大权的哥哥，估计没人肯鸟司马昭。
不过还有一个可能，郭淮病了。确实，自与陈泰一道击败姜维，逼姜的部将句安投降后，郭淮就似乎没怎么出现过。两年后，他就死了。很可能，这两三年间，他一直病着，无法行使自己的职权。人家有大功于国，不好在还没死就撤了人家的官职。恰好司马昭因为吃了败仗再赖在东南前线抓住军权不放很说不过去，于是就调到西南前线来。
司马昭在代理征西将军这个任上呆了大约一年或略多几个月。据《三国志》和《资治通鉴》以及其他史书，254年的九月他又成了安东将军。而诸书中都没见有其任行征西将军的记载。
偏偏这一年就立了一项军功，《晋书》就记下了这一件事。
蜀国的姜维又来进犯，放了声音说要攻打狄道这个地方。雍州刺史陈泰想先发制人，先占了战略要地狄道，司马昭说，姜维的用意是为让西北各地少数民族与他结盟，征收储蓄军粮为今后出兵作准备，然后班师回家。如果真的想进攻狄道，哪里会事先自己泄露信息，搞得沸沸扬扬呢？
情况果然如司马昭所料。于是等姜维走后，司马昭大发威风，率领帝国的正规军对付灵州及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武装，或者干脆就是手无寸兵的平民。虽然没说到他是否大肆杀戮，但必定还是杀了一些人，所以才能让那些刚刚和姜维订了结盟协议书的当地群众不得不背叛原先的约定，举旗投降。
于是算是立了大功，原先丢了的乡侯，又拿回来了。而且估计，也就是这一件事之后，他重新恢复安东将军的职务，回到东南战区大本营许昌，而行征西将军的职务仍然挂着。《晋书》在叙述司马昭的这段历史不但简略，而且模糊得很，让人怀疑所谓的功劳是不是存在。关键是，包括上文中说到的他的几项军功，其他史书都没见到相关文字记载。
再说，这算什么功劳呢？一没有和蜀军真正干上，而且还有些躲着的嫌疑；二以帝国精锐部队对付老百姓，说起来多少不太光彩，虽然这些老百姓不太听话，也不至于大兵压境，甚至大行杀戮呀！
这件事情大约发生在公元253年春夏之间（因为《晋书》的含糊其辞，所以只能综合其他史书判断推测）。吴国辅政大臣诸葛恪被前一场胜利冲昏了头脑，才过了三四个月，就对魏国发起一次大规模的主动进攻，同时约请西线的蜀国大将军姜维出兵，目的是形成两面夹击魏国的优势战略格局。可惜，没撑多久，诸葛恪就败了，西线的姜维看看没什么希望，而且自己的军粮也差不多吃完了，于是做好征集储蓄军粮、结盟地方武装等战略巩固工作，从从容容班师回蜀国。
这一年，司马昭或许还和姜维打了一仗。但这一场魏军的主帅是不是他，仍有些说不清楚。《三国演义》确定是他，而正经的史书，或语焉未详，或干脆不落一个字。
事情开始于一个叫李简的人，他是魏国狄道这个地方的长官，准备投降蜀国，于是姜维率兵前来，占领陇西也就是今天甘肃西南部地区。这时，司马昭已经调到许昌重新担任安东将军了。司马师再次把他往西边的长安，以对付入侵的姜维。
不是还有陈泰吗，为什么一定要调动在东南前线还没稳下脚跟的司马昭？原来司马师有另外的打算，他要行废立之事，又担心朝中群臣有二心，尤其担心京城禁卫军部队不听话，导致行动失败，家门遭殃。要司马昭领大军往长安，途中经过京城，大军为后盾，行动就可以有恃无恐，确保万无一失。
司马昭圆满完成了这一重大任务：以大兵威逼，支持哥哥废了 曹芳，迎立新皇帝曹髦。
实现废旧立新后，司马昭率兵西赴迎战姜维的蜀军。开始，小胜；结果，败退，大将徐质被杀，三个县的土地和人口成了蜀军的战利品。
《晋书》在叙述司马昭前半生的经历，有些含糊不清。比如他代理征西将军是哪一年？和姜维作战取得胜利具体是哪一次？什么时候官复原职重新担任安东将军？大将徐质被杀的那一次战斗主帅是不是他？都有些说不清。想来只有一个解释，这些年，他其实没做什么事，至于那些成就，也有些硬加以他头上的嫌疑。
今天甘肃宁夏一带，当时有个州级行政区域，州名叫灵州，治所大致在今天宁夏吴忠市一带。魏晋时期，这是个西北氐、羌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是魏蜀两国争夺不休的战略区。
公元253年正月，司马昭因对吴作战吃了败仗受罚。不久就被哥哥调到西线，与蜀国的姜维作战，职务是行征西将军。
这时魏国西线上有两员十分了得的战将，一是郭淮，二是陈泰。郭淮这时已经从征西将军升任车骑将军，持节、都督西线诸军，似乎征西将军也没有免掉；陈泰是雍州刺史。而且两年后郭淮一死，朝廷立马任命陈泰接任征西将军。这里有司马昭什么事啊？
这样的任命实在有些不合理，但强权从来不需要合理，只需要服从。至于说司马昭的身份问题，司马师只用了一个“行”字，就解决了。什么叫行？行使、代理的意思嘛！要说郭淮还是正儿八经的征西将军，而且军阶级别又高。所以，如果不是因为家族势力和掌控帝国大权的哥哥，估计没人肯鸟司马昭。
不过还有一个可能，郭淮病了。确实，自与陈泰一道击败姜维，逼姜的部将句安投降后，郭淮就似乎没怎么出现过。两年后，他就死了。很可能，这两三年间，他一直病着，无法行使自己的职权。人家有大功于国，不好在还没死就撤了人家的官职。恰好司马昭因为吃了败仗再赖在东南前线抓住军权不放很说不过去，于是就调到西南前线来。
司马昭在代理征西将军这个任上呆了大约一年或略多几个月。据《三国志》和《资治通鉴》以及其他史书，254年的九月他又成了安东将军。而诸书中都没见有其任行征西将军的记载。
偏偏这一年就立了一项军功，《晋书》就记下了这一件事。
蜀国的姜维又来进犯，放了声音说要攻打狄道这个地方。雍州刺史陈泰想先发制人，先占了战略要地狄道，司马昭说，姜维的用意是为让西北各地少数民族与他结盟，征收储蓄军粮为今后出兵作准备，然后班师回家。如果真的想进攻狄道，哪里会事先自己泄露信息，搞得沸沸扬扬呢？
情况果然如司马昭所料。于是等姜维走后，司马昭大发威风，率领帝国的正规军对付灵州及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武装，或者干脆就是手无寸兵的平民。虽然没说到他是否大肆杀戮，但必定还是杀了一些人，所以才能让那些刚刚和姜维订了结盟协议书的当地群众不得不背叛原先的约定，举旗投降。
于是算是立了大功，原先丢了的乡侯，又拿回来了。而且估计，也就是这一件事之后，他重新恢复安东将军的职务，回到东南战区大本营许昌，而行征西将军的职务仍然挂着。《晋书》在叙述司马昭的这段历史不但简略，而且模糊得很，让人怀疑所谓的功劳是不是存在。关键是，包括上文中说到的他的几项军功，其他史书都没见到相关文字记载。
再说，这算什么功劳呢？一没有和蜀军真正干上，而且还有些躲着的嫌疑；二以帝国精锐部队对付老百姓，说起来多少不太光彩，虽然这些老百姓不太听话，也不至于大兵压境，甚至大行杀戮呀！
这件事情大约发生在公元253年春夏之间（因为《晋书》的含糊其辞，所以只能综合其他史书判断推测）。吴国辅政大臣诸葛恪被前一场胜利冲昏了头脑，才过了三四个月，就对魏国发起一次大规模的主动进攻，同时约请西线的蜀国大将军姜维出兵，目的是形成两面夹击魏国的优势战略格局。可惜，没撑多久，诸葛恪就败了，西线的姜维看看没什么希望，而且自己的军粮也差不多吃完了，于是做好征集储蓄军粮、结盟地方武装等战略巩固工作，从从容容班师回蜀国。
这一年，司马昭或许还和姜维打了一仗。但这一场魏军的主帅是不是他，仍有些说不清楚。《三国演义》确定是他，而正经的史书，或语焉未详，或干脆不落一个字。
事情开始于一个叫李简的人，他是魏国狄道这个地方的长官，准备投降蜀国，于是姜维率兵前来，占领陇西也就是今天甘肃西南部地区。这时，司马昭已经调到许昌重新担任安东将军了。司马师再次把他往西边的长安，以对付入侵的姜维。
不是还有陈泰吗，为什么一定要调动在东南前线还没稳下脚跟的司马昭？原来司马师有另外的打算，他要行废立之事，又担心朝中群臣有二心，尤其担心京城禁卫军部队不听话，导致行动失败，家门遭殃。要司马昭领大军往长安，途中经过京城，大军为后盾，行动就可以有恃无恐，确保万无一失。
司马昭圆满完成了这一重大任务：以大兵威逼，支持哥哥废了 曹芳，迎立新皇帝曹髦。
实现废旧立新后，司马昭率兵西赴迎战姜维的蜀军。开始，小胜；结果，败退，大将徐质被杀，三个县的土地和人口成了蜀军的战利品。
《晋书》在叙述司马昭前半生的经历，有些含糊不清。比如他代理征西将军是哪一年？和姜维作战取得胜利具体是哪一次？什么时候官复原职重新担任安东将军？大将徐质被杀的那一次战斗主帅是不是他？都有些说不清。想来只有一个解释，这些年，他其实没做什么事，至于那些成就，也有些硬加以他头上的嫌疑。
C—1—4勒兵逼宫
李简投降蜀国、姜维出兵占领陇西三县的这一年，也就是魏嘉平六年、公元254年，魏国发生了两件天大的事，一是李丰、夏侯玄等人阴谋废了司马师，结果阴谋败露被杀；二是曹芳被废，魏国皇帝换了曹髦。第一件事似乎司马昭没发挥什么作用，他在许昌的东南战区司令部呢，朝廷的事，他鞭长莫及。第二件事，他参与了，而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谁都看得出来，皇室与首辅大臣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互不相容的地步了。司马师想着怎样把皇帝废了，而忠于皇家曹氏的人还有一些，他们也在想办法解决司马师专权的问题。
出现了一个好机会。
西南战区有事，李简投降蜀国，蜀将姜维出兵占领陇西，司马师调动东南战区总司令司马昭前往西南前线指挥战斗。按照惯例，出征前，司马昭要向皇帝辞行。
可以乘机杀了司马昭，掌控了他的军队进而逼司马师交出权力。
出这个主意的人是许允。这是《世说新语》和《魏氏春秋》的说法，给《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对许允的参与表示怀疑。我们知道，这个人虽然在李丰案中没能逃过了一劫，但没过当年还是被司马师杀了。杀他的理由是说管国家财物时处置不当，真实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他与司马氏不一条心。
密谋这个政变计划的应该是皇帝身边的一些人，甚至只是一此小角色，而且他们似乎说服了皇帝曹芳，写下了发动事变的诏书。可惜在最后一刻，曹芳却退缩了。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当司马昭走进宫里来时，皇帝正在吃栗子，边上的宦官突然大声唱着“青头鸡，青头鸡”。这是什么意思呢？青头鸡就是鸭子嘛，他们这是在提醒皇帝下命令，把司马昭给扣押了。曹芳这时却怕了，不敢发出行动的命令。结果司马昭大摇大摆地来了，又大摇大摆地走了。
气氛在那儿呢，以司马昭的聪明和敏感，不可能对当时的氛围和隐藏的危险没有感受。回家里来，当然就和哥哥说过这件事，于是司马师决定，要尽快废了这个威胁到家族安全的皇帝。
如果曹芳果敢一些，自己的命运可能会改变，司马家族的历史很可能改写。当然，凭着司马师兄弟的实力和能耐，曹芳果断采取行动的成功几率有多大，不好说。
但是司马师凭着自己强大的实力，做事就要果断得多。紧接着，司马昭的大军就进入城区，这当然是为政变做军事后盾。照理，大军不是来保卫首都的，而是要前往长安一带打仗，应该驻扎在京效地区，免得扰乱京城秩序。
司马师要废掉曹芳，曹魏大后郭氏不同意。不同意是吗，好啊，你出门看一眼，门外刀光剑影，将士们一个个睁着要吃人一样的眼睛等着你下决定呢！
于是成功完成废旧立新。司马昭因为参与了斗败曹家的这件事，又被曹家皇帝确认为立了功，爵位又上升一级，封地又增加了二千户。
事实上，这时的司马昭已经掌控了帝国最庞大也是最精锐的兵力，这当然是兄弟俩百般经营的重大成绩。按《魏书》载司马师所上的要求废掉曹芳的表，司马昭的身份是行征西将军兼安东将军，也就是帝国两大战区西南战区和东南战区的军事指挥权都控制在他的手中。
第二年，毌丘俭和文钦在淮南起兵，司马师率军出征。这时候的司马昭人在京都，前些日子因为哥哥的眼病很严重，他来探望，于是就以卫将军的身份留在京城。估计是，兄弟俩担心当哥哥突然就不行了，当弟弟要随时做好接班的准备。恰好遇到淮南有事，哥哥不得不带病亲征，于是留弟弟镇守京师，使命显而易见，就是严防京师的反对势力乘机发难，威胁到司马家族的统治地位。
可见，司马氏兄弟的配合还是很默契的。毌丘俭说司马师心怀叵测，司马昭忠于国家，要朝廷把司马师的权力转给司马昭，只是为了分化司马兄弟而采取的语言策略，说话的毌丘俭也心知肚明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
自出道以来十多年，司马昭的表现平平，实在说不上有什么成就。尽管一会儿在东南战区对吴作战，一会儿又调到西南战区对抗蜀军，却都没多少战绩，倒是吃了几场败战。但是在老子和哥哥的荫庇下，他一步一步地爬上了权力的高峰，并最终完成司马氏篡魏称帝的全部准备工作。
李简投降蜀国、姜维出兵占领陇西三县的这一年，也就是魏嘉平六年、公元254年，魏国发生了两件天大的事，一是李丰、夏侯玄等人阴谋废了司马师，结果阴谋败露被杀；二是曹芳被废，魏国皇帝换了曹髦。第一件事似乎司马昭没发挥什么作用，他在许昌的东南战区司令部呢，朝廷的事，他鞭长莫及。第二件事，他参与了，而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谁都看得出来，皇室与首辅大臣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互不相容的地步了。司马师想着怎样把皇帝废了，而忠于皇家曹氏的人还有一些，他们也在想办法解决司马师专权的问题。
出现了一个好机会。
西南战区有事，李简投降蜀国，蜀将姜维出兵占领陇西，司马师调动东南战区总司令司马昭前往西南前线指挥战斗。按照惯例，出征前，司马昭要向皇帝辞行。
可以乘机杀了司马昭，掌控了他的军队进而逼司马师交出权力。
出这个主意的人是许允。这是《世说新语》和《魏氏春秋》的说法，给《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对许允的参与表示怀疑。我们知道，这个人虽然在李丰案中没能逃过了一劫，但没过当年还是被司马师杀了。杀他的理由是说管国家财物时处置不当，真实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他与司马氏不一条心。
密谋这个政变计划的应该是皇帝身边的一些人，甚至只是一此小角色，而且他们似乎说服了皇帝曹芳，写下了发动事变的诏书。可惜在最后一刻，曹芳却退缩了。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当司马昭走进宫里来时，皇帝正在吃栗子，边上的宦官突然大声唱着“青头鸡，青头鸡”。这是什么意思呢？青头鸡就是鸭子嘛，他们这是在提醒皇帝下命令，把司马昭给扣押了。曹芳这时却怕了，不敢发出行动的命令。结果司马昭大摇大摆地来了，又大摇大摆地走了。
气氛在那儿呢，以司马昭的聪明和敏感，不可能对当时的氛围和隐藏的危险没有感受。回家里来，当然就和哥哥说过这件事，于是司马师决定，要尽快废了这个威胁到家族安全的皇帝。
如果曹芳果敢一些，自己的命运可能会改变，司马家族的历史很可能改写。当然，凭着司马师兄弟的实力和能耐，曹芳果断采取行动的成功几率有多大，不好说。
但是司马师凭着自己强大的实力，做事就要果断得多。紧接着，司马昭的大军就进入城区，这当然是为政变做军事后盾。照理，大军不是来保卫首都的，而是要前往长安一带打仗，应该驻扎在京效地区，免得扰乱京城秩序。
司马师要废掉曹芳，曹魏大后郭氏不同意。不同意是吗，好啊，你出门看一眼，门外刀光剑影，将士们一个个睁着要吃人一样的眼睛等着你下决定呢！
于是成功完成废旧立新。司马昭因为参与了斗败曹家的这件事，又被曹家皇帝确认为立了功，爵位又上升一级，封地又增加了二千户。
事实上，这时的司马昭已经掌控了帝国最庞大也是最精锐的兵力，这当然是兄弟俩百般经营的重大成绩。按《魏书》载司马师所上的要求废掉曹芳的表，司马昭的身份是行征西将军兼安东将军，也就是帝国两大战区西南战区和东南战区的军事指挥权都控制在他的手中。
第二年，毌丘俭和文钦在淮南起兵，司马师率军出征。这时候的司马昭人在京都，前些日子因为哥哥的眼病很严重，他来探望，于是就以卫将军的身份留在京城。估计是，兄弟俩担心当哥哥突然就不行了，当弟弟要随时做好接班的准备。恰好遇到淮南有事，哥哥不得不带病亲征，于是留弟弟镇守京师，使命显而易见，就是严防京师的反对势力乘机发难，威胁到司马家族的统治地位。
可见，司马氏兄弟的配合还是很默契的。毌丘俭说司马师心怀叵测，司马昭忠于国家，要朝廷把司马师的权力转给司马昭，只是为了分化司马兄弟而采取的语言策略，说话的毌丘俭也心知肚明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
自出道以来十多年，司马昭的表现平平，实在说不上有什么成就。尽管一会儿在东南战区对吴作战，一会儿又调到西南战区对抗蜀军，却都没多少战绩，倒是吃了几场败战。但是在老子和哥哥的荫庇下，他一步一步地爬上了权力的高峰，并最终完成司马氏篡魏称帝的全部准备工作。
C—2 消灭最后一个反对派
C—2—1 稳固地位
刚掌管帝国权力的司马昭，当务之急，有两件事，一是解决自己执政的合法性，二是应对来自吴、蜀两国的军事威胁。
让司马昭接管帝国权力，傅嘏、钟会们可以帮忙进行技术操作，但还是要皇帝给出一份任命书，才能确认合法。皇帝自然是不情愿的，不情愿能有什么办法，他情愿的事，司马昭不情愿，可以不听命令，比如叫司马昭就地驻守许昌，司马昭不干，干脆带着大军回京城。皇帝不情愿的事，却又不能不按司马昭的意思去做，谁让你是个傀儡啊！
于是，扶着司马师的灵柩一回到洛阳，司马昭就获得一系列任命：大将军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辅政，又增尊崇待遇：剑履上殿。这些个名词，前头都解释过了，不再罗索，总之，一句话，老子、哥哥当年有的，他都有了。
他上任之后的第二件当务之急，是外患。
把敌国的大丧当作已方军事挑战、进攻的有利时机，这种做法很可耻，春秋以前，中国人是不屑做的，春秋时期有相关案例，但要面临道德谴责的风险。此后，中国人特别是强权人物越来越没有了羞耻心，抓住别国大丧的时机发动军事攻击成为一种 的战略选择。三国时代，这种不被认为可耻的可耻行为更是频频上演。
司马师是魏帝国的柱子，他的死等同于国丧，这应该没人表示异议。全国干群忙着哭泣的时候，吴国的大军就对边疆重镇寿春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不过话说回来，吴国的这次进攻，不完全是因为魏国国丧，这支军队原来是为接应毌丘俭、文钦而来的，只是走慢了一些，也没想到毌、文两人那么不济，两下半就败下阵来。但淮南地区还没完全恢复平静，司马师又暴死于军中，这没赶上趟的吴军想混水摸鱼打一仗，拐些便宜，想法也还算朴素。
可惜他们还是迟了一些，等他们赶到寿春时，魏国新任镇南大将军诸葛诞已经完成了兵力部署，寿春城固若金汤，打不下来。打不下来就走吧，诸葛诞却不是个省油的灯，你在前面跑，他派兵跟着追上来打了一个漂亮的追击战，把吴军打得损兵折将丢盔弃甲。
东南前线传来捷报，司马昭自然十分高兴，诸葛诞官提一级，从镇东大将军升到征东大将军，爵晋两级，从亭侯跨过乡侯直接晋升高平侯，封地三千五百户。
有必要稍作说明。曹魏时将军类别多，“四安”、“四征”、“四镇”属于中高级别军职，“四安”即安东、安西、安南、安北，“四征”“四镇”同此。其中“四征”比“四镇”要高一阶。“四征”“四镇”加大将军衔，又高一等级。
替司马昭稳住东南战区形势的诸葛诞很快就要倒霉了。这是下一节要讲的事，这里先说说司马昭刚掌大权时西南战线的一场大战。
这一年也就是公元255年农历八月，蜀汉大将军姜维率大军在魏帝国的西南边境发动进攻。这时郭淮已经死了，陈泰继任征西将军，一个叫王经的人接替陈泰出任雍州刺史。王经这个人忠胆有余，领军打战的能力不怎么样。他没有听从陈泰坚守不出等待各路人马集结的命令，孤军主动出击，结果大败。还好陈泰和此时调任安西将军的邓艾合力解救，才捡了一条性命回到指挥所狄道城。
这场战斗称作“洮西之战”，顾名思义，决战的战场在洮水的西岸。王经是渡过洮水与蜀军作战的，遭到了蜀军的迎头痛击，损失十分惨重。战后，邓艾有过一段评论，说，洮西之战，不是小失败，一是伤亡严重，二是地方粮食军资损耗殆尽，三是百姓流离失所，整个西南前线几乎失守。几个月后，朝廷出台一份安抚西南战区的诏书也说到，洮西之战很惨烈，战死溺水死的将士大多，很多将士的尸骨没法收敛埋葬。这两处记载，都说明洮西之战魏军的失败是严重的，损失是惨重的。这消息对司马昭来说当然是坏消息，好在邓艾、陈泰能干，最终击退了姜维，稳定了西南边境。
内部实现了权力的平稳过渡，外患得以平定，刚执掌大权的司马昭开局还算顺利。
此时两大敌人吴国和蜀国已经没能力威胁到帝国的安全，吴国内乱不断，大大削弱了国力和军事战斗力，蜀国力量本身有限，有邓艾和陈泰这两员能征善战的大将名将坐镇西南战区，姜维就掀不起狂风暴雨。对司马昭来说，接下来要做的事，是继续父兄剪除异己的勾当，进一步巩固司马家族对帝国的绝对控制。
他的目标又一次对准了淮南地区，非我分子的诸葛诞进入了屠刀发射的寒光之下。
C—2—1 稳固地位
刚掌管帝国权力的司马昭，当务之急，有两件事，一是解决自己执政的合法性，二是应对来自吴、蜀两国的军事威胁。
让司马昭接管帝国权力，傅嘏、钟会们可以帮忙进行技术操作，但还是要皇帝给出一份任命书，才能确认合法。皇帝自然是不情愿的，不情愿能有什么办法，他情愿的事，司马昭不情愿，可以不听命令，比如叫司马昭就地驻守许昌，司马昭不干，干脆带着大军回京城。皇帝不情愿的事，却又不能不按司马昭的意思去做，谁让你是个傀儡啊！
于是，扶着司马师的灵柩一回到洛阳，司马昭就获得一系列任命：大将军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辅政，又增尊崇待遇：剑履上殿。这些个名词，前头都解释过了，不再罗索，总之，一句话，老子、哥哥当年有的，他都有了。
他上任之后的第二件当务之急，是外患。
把敌国的大丧当作已方军事挑战、进攻的有利时机，这种做法很可耻，春秋以前，中国人是不屑做的，春秋时期有相关案例，但要面临道德谴责的风险。此后，中国人特别是强权人物越来越没有了羞耻心，抓住别国大丧的时机发动军事攻击成为一种 的战略选择。三国时代，这种不被认为可耻的可耻行为更是频频上演。
司马师是魏帝国的柱子，他的死等同于国丧，这应该没人表示异议。全国干群忙着哭泣的时候，吴国的大军就对边疆重镇寿春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不过话说回来，吴国的这次进攻，不完全是因为魏国国丧，这支军队原来是为接应毌丘俭、文钦而来的，只是走慢了一些，也没想到毌、文两人那么不济，两下半就败下阵来。但淮南地区还没完全恢复平静，司马师又暴死于军中，这没赶上趟的吴军想混水摸鱼打一仗，拐些便宜，想法也还算朴素。
可惜他们还是迟了一些，等他们赶到寿春时，魏国新任镇南大将军诸葛诞已经完成了兵力部署，寿春城固若金汤，打不下来。打不下来就走吧，诸葛诞却不是个省油的灯，你在前面跑，他派兵跟着追上来打了一个漂亮的追击战，把吴军打得损兵折将丢盔弃甲。
东南前线传来捷报，司马昭自然十分高兴，诸葛诞官提一级，从镇东大将军升到征东大将军，爵晋两级，从亭侯跨过乡侯直接晋升高平侯，封地三千五百户。
有必要稍作说明。曹魏时将军类别多，“四安”、“四征”、“四镇”属于中高级别军职，“四安”即安东、安西、安南、安北，“四征”“四镇”同此。其中“四征”比“四镇”要高一阶。“四征”“四镇”加大将军衔，又高一等级。
替司马昭稳住东南战区形势的诸葛诞很快就要倒霉了。这是下一节要讲的事，这里先说说司马昭刚掌大权时西南战线的一场大战。
这一年也就是公元255年农历八月，蜀汉大将军姜维率大军在魏帝国的西南边境发动进攻。这时郭淮已经死了，陈泰继任征西将军，一个叫王经的人接替陈泰出任雍州刺史。王经这个人忠胆有余，领军打战的能力不怎么样。他没有听从陈泰坚守不出等待各路人马集结的命令，孤军主动出击，结果大败。还好陈泰和此时调任安西将军的邓艾合力解救，才捡了一条性命回到指挥所狄道城。
这场战斗称作“洮西之战”，顾名思义，决战的战场在洮水的西岸。王经是渡过洮水与蜀军作战的，遭到了蜀军的迎头痛击，损失十分惨重。战后，邓艾有过一段评论，说，洮西之战，不是小失败，一是伤亡严重，二是地方粮食军资损耗殆尽，三是百姓流离失所，整个西南前线几乎失守。几个月后，朝廷出台一份安抚西南战区的诏书也说到，洮西之战很惨烈，战死溺水死的将士大多，很多将士的尸骨没法收敛埋葬。这两处记载，都说明洮西之战魏军的失败是严重的，损失是惨重的。这消息对司马昭来说当然是坏消息，好在邓艾、陈泰能干，最终击退了姜维，稳定了西南边境。
内部实现了权力的平稳过渡，外患得以平定，刚执掌大权的司马昭开局还算顺利。
此时两大敌人吴国和蜀国已经没能力威胁到帝国的安全，吴国内乱不断，大大削弱了国力和军事战斗力，蜀国力量本身有限，有邓艾和陈泰这两员能征善战的大将名将坐镇西南战区，姜维就掀不起狂风暴雨。对司马昭来说，接下来要做的事，是继续父兄剪除异己的勾当，进一步巩固司马家族对帝国的绝对控制。
他的目标又一次对准了淮南地区，非我分子的诸葛诞进入了屠刀发射的寒光之下。
C—2—2逼反淮南
尽管司马懿、司马师近二十年来一直不松懈对异己分子的打击，务求赶尽杀绝，但皇帝毕竟姓曹，不说曹姓宗室，就是文臣武将中，也还有那么几位心向着皇家。
况且，司马家族崛起的时间不长，很多人混上一官半职，并不是从司马懿、司马师的手上得来的。他们或者他们的父辈受到曹睿、曹丕、曹操的赏识，甚至与曹家几代人并肩作战，从而实现了家族的飞黄腾达。所以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多少有同情曹氏的心理。
更重要的是，就在司马懿父子一次次举起屠刀大行杀戮时，这些人的脊背感受到了飕飕的凉意。他们很清醒地认识：即使厚着脸皮靠上去，由于自身的家族发达史没有与司马氏捆在一起，在对方眼里，自己仍然是异己分子。
何况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与司马家的仇人过从甚密呢？
为司马师平定毌丘俭、文钦之乱立下大功的诸葛诞，为司马昭稳定东南战区形势立下大功的诸葛诞，他的起步、发达与司马家族关系不大，而且这个人早期还和曹爽的手下何宴、邓杨，和阴谋发动政变推翻司马师的李丰、夏侯玄很亲密。这个人不贴心，所以必须消灭。
与淮南地区第一次、第二次谋划叛乱或举兵叛乱的主帅王凌、毌丘俭相比，诸葛诞的差距不小。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一是功劳不大。诸葛诞早年被人所知，主要靠虚名，属于夸夸其谈一族，和夏侯玄、邓杨等人混在一起。魏明帝曹睿看不惯，还罢了他的官，后来曹爽当老大，夏侯玄得到重用，诸葛诞凭借朋友关系捞到御史中丞和尚书的官帽，又出任扬州刺史，却没见有什么建树。司马师刚掌大权，派出四路兵马进攻吴国，诸葛诞率领的一路先吃了败仗，导致全线溃败。他的功劳，算起来也就参与剿灭毌丘俭的那一仗了，他不但杀了毌丘俭派来的说客，而且第一个赶到寿春，为击败毌丘俭抢占了先机。而后又迅速安抚淮南军民，挡住吴国大军的袭击，又谋划打了一个漂亮的追击战，为处在危机中的帝国稳住了东南边界。这功劳不可谓不大，但与王凌、毌丘俭大半生叱咤疆场、施政一方的经历和成绩相比，还是有些不可比。
二是用心不纯。王凌的阴谋叛乱纯粹是想为曹家夺回政权，毌丘俭的起兵有自保的成分，主要还是想保住曹家的江山。诸葛诞不太一样，他有点矛盾，应该说，在情感上他倾向于曹魏，对曹家的衰败命运存有一份同情心，但是他更多是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末传》有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话是这样说的：贾充（就是后来致皇帝曹髦死于非命的弑君元凶）受司马昭委派，就是否拥护司马家替代曹家当皇帝，来试探诸葛诞的意思，他十分愤怒，义正辞严地批评了贾充，并表示为悍卫曹家，他一定会不惜自己的性命。当他杀了乐琳后上书陈说理由，要挟朝廷如果要追究他的罪，就投靠吴国。这不是一个忠于君王的大臣能说的话，也不是诸葛诞这样一个有丰富阅历、有相当才华的大臣可能说的话，所以裴松之认为是无稽之谈。但多少反映出一个事实：诸葛诞的心向着曹家，但不会为曹家拼命，只求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身家性命。
三是水平不高。在行动策划上，王凌有战略，失误在于不慎，或者说太相信别人；毌丘俭不但有战略，而且有战术，但是他走错了很致命的一步棋。当然，和诸葛诞一样，他们的失败，主要原因是实力，是大形势。但分析整个战役过程，诸葛诞似乎没有明确的战略战术，而且表现有点 。有关战斗的情况，我们留在下一节来讲述。
四是胆子不大。相比于王凌、毌丘俭敢于主动挑战司马一族，诸葛诞不敢，他的叛乱是被动的，是被逼的。他自知不为司马一族所信任，就想借助淮南特殊的区位优势，壮大自己的力量，建立一个国中国。为此，他做了两件事，一是收买人心，还培育了一支数千人的敢死队；二是以防范吴国的军事进攻为理由，要求朝廷增兵十万，同时沿淮河再造一座新城。前一件事，主动权在于自己，他实施了，后一件事，主动权在司马昭手中，结果没被同意，还因此收到调往京城任职的调令。而当他杀了乐琳，明知得罪朝廷必然要遭讨伐时，不是主动出兵，部署战斗，而是收缩兵力储备粮食，做龟缩城内负隅顽抗的打算。甚至在已方的东吴援军已经到来，司马昭调集的兵马还未集合完毕时，不敢抓住有利战机打他一仗，整个一缩头乌龟。据晋朝初年的文学家傅玄著作《傅子》一书，诸葛诞还曾和老婆在家里、在神庙里请人做法事，祈求神灵的保护，心虚、六神无主是肯定的，而一遇到大困难求助神灵，实在有辱大将的风范。
诸葛诞被逼反，贾充扮演了很不道德的角色。这个人确实品德不行，做了不少后果很严重的坏事，在历史上的名声也很臭，实在是辱没了他老爸贾逵的一世英名。我们还会多次讲到贾充，这里先说说他逼反诸葛诞的事。
按《资治通鉴》的说法，贾充是主动提出替司马昭去试探各地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对司马家族的忠诚度。当他来到寿春，当面就问诸葛诞是不是拥护司马家取代曹家，话说得十分露骨，难怪诸葛诞反应强烈。而贾充回到洛阳向司马昭一汇报，连带着提出一个建议，把诸葛诞调到京城来，他肯定不来，不来就会造反；如果时间拖久了，诸葛诞的势力做大了，那时的麻烦更大。所以，最好现在就逼他反。
于是，诸葛诞真的就反了。反又不彻底，一味地只想着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自己把自己困成了一只困兽。那么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尽管司马懿、司马师近二十年来一直不松懈对异己分子的打击，务求赶尽杀绝，但皇帝毕竟姓曹，不说曹姓宗室，就是文臣武将中，也还有那么几位心向着皇家。
况且，司马家族崛起的时间不长，很多人混上一官半职，并不是从司马懿、司马师的手上得来的。他们或者他们的父辈受到曹睿、曹丕、曹操的赏识，甚至与曹家几代人并肩作战，从而实现了家族的飞黄腾达。所以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多少有同情曹氏的心理。
更重要的是，就在司马懿父子一次次举起屠刀大行杀戮时，这些人的脊背感受到了飕飕的凉意。他们很清醒地认识：即使厚着脸皮靠上去，由于自身的家族发达史没有与司马氏捆在一起，在对方眼里，自己仍然是异己分子。
何况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与司马家的仇人过从甚密呢？
为司马师平定毌丘俭、文钦之乱立下大功的诸葛诞，为司马昭稳定东南战区形势立下大功的诸葛诞，他的起步、发达与司马家族关系不大，而且这个人早期还和曹爽的手下何宴、邓杨，和阴谋发动政变推翻司马师的李丰、夏侯玄很亲密。这个人不贴心，所以必须消灭。
与淮南地区第一次、第二次谋划叛乱或举兵叛乱的主帅王凌、毌丘俭相比，诸葛诞的差距不小。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一是功劳不大。诸葛诞早年被人所知，主要靠虚名，属于夸夸其谈一族，和夏侯玄、邓杨等人混在一起。魏明帝曹睿看不惯，还罢了他的官，后来曹爽当老大，夏侯玄得到重用，诸葛诞凭借朋友关系捞到御史中丞和尚书的官帽，又出任扬州刺史，却没见有什么建树。司马师刚掌大权，派出四路兵马进攻吴国，诸葛诞率领的一路先吃了败仗，导致全线溃败。他的功劳，算起来也就参与剿灭毌丘俭的那一仗了，他不但杀了毌丘俭派来的说客，而且第一个赶到寿春，为击败毌丘俭抢占了先机。而后又迅速安抚淮南军民，挡住吴国大军的袭击，又谋划打了一个漂亮的追击战，为处在危机中的帝国稳住了东南边界。这功劳不可谓不大，但与王凌、毌丘俭大半生叱咤疆场、施政一方的经历和成绩相比，还是有些不可比。
二是用心不纯。王凌的阴谋叛乱纯粹是想为曹家夺回政权，毌丘俭的起兵有自保的成分，主要还是想保住曹家的江山。诸葛诞不太一样，他有点矛盾，应该说，在情感上他倾向于曹魏，对曹家的衰败命运存有一份同情心，但是他更多是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末传》有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话是这样说的：贾充（就是后来致皇帝曹髦死于非命的弑君元凶）受司马昭委派，就是否拥护司马家替代曹家当皇帝，来试探诸葛诞的意思，他十分愤怒，义正辞严地批评了贾充，并表示为悍卫曹家，他一定会不惜自己的性命。当他杀了乐琳后上书陈说理由，要挟朝廷如果要追究他的罪，就投靠吴国。这不是一个忠于君王的大臣能说的话，也不是诸葛诞这样一个有丰富阅历、有相当才华的大臣可能说的话，所以裴松之认为是无稽之谈。但多少反映出一个事实：诸葛诞的心向着曹家，但不会为曹家拼命，只求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身家性命。
三是水平不高。在行动策划上，王凌有战略，失误在于不慎，或者说太相信别人；毌丘俭不但有战略，而且有战术，但是他走错了很致命的一步棋。当然，和诸葛诞一样，他们的失败，主要原因是实力，是大形势。但分析整个战役过程，诸葛诞似乎没有明确的战略战术，而且表现有点 。有关战斗的情况，我们留在下一节来讲述。
四是胆子不大。相比于王凌、毌丘俭敢于主动挑战司马一族，诸葛诞不敢，他的叛乱是被动的，是被逼的。他自知不为司马一族所信任，就想借助淮南特殊的区位优势，壮大自己的力量，建立一个国中国。为此，他做了两件事，一是收买人心，还培育了一支数千人的敢死队；二是以防范吴国的军事进攻为理由，要求朝廷增兵十万，同时沿淮河再造一座新城。前一件事，主动权在于自己，他实施了，后一件事，主动权在司马昭手中，结果没被同意，还因此收到调往京城任职的调令。而当他杀了乐琳，明知得罪朝廷必然要遭讨伐时，不是主动出兵，部署战斗，而是收缩兵力储备粮食，做龟缩城内负隅顽抗的打算。甚至在已方的东吴援军已经到来，司马昭调集的兵马还未集合完毕时，不敢抓住有利战机打他一仗，整个一缩头乌龟。据晋朝初年的文学家傅玄著作《傅子》一书，诸葛诞还曾和老婆在家里、在神庙里请人做法事，祈求神灵的保护，心虚、六神无主是肯定的，而一遇到大困难求助神灵，实在有辱大将的风范。
诸葛诞被逼反，贾充扮演了很不道德的角色。这个人确实品德不行，做了不少后果很严重的坏事，在历史上的名声也很臭，实在是辱没了他老爸贾逵的一世英名。我们还会多次讲到贾充，这里先说说他逼反诸葛诞的事。
按《资治通鉴》的说法，贾充是主动提出替司马昭去试探各地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对司马家族的忠诚度。当他来到寿春，当面就问诸葛诞是不是拥护司马家取代曹家，话说得十分露骨，难怪诸葛诞反应强烈。而贾充回到洛阳向司马昭一汇报，连带着提出一个建议，把诸葛诞调到京城来，他肯定不来，不来就会造反；如果时间拖久了，诸葛诞的势力做大了，那时的麻烦更大。所以，最好现在就逼他反。
于是，诸葛诞真的就反了。反又不彻底，一味地只想着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自己把自己困成了一只困兽。那么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C—2—3正确决策
从前一年即公元257年农历五月至第二年二月，这场战事前后持续了十个月。
最先赶到前线的魏军是王基部队。王基这个人，在司马师平定毌丘俭的叛乱中表现抢眼，是曹魏后期一个很有能耐的将领，军事指挥水平高，而且执政能力也很强，在地方官任职内干得很有成就，文才又好、为人也很正直，是个德才兼备的人物。
但是这样一个人怎么会两次为司马家族清除异己分子充当马前卒，冲锋陷阵、竭尽全力呢？说不好，也不是这里一定要说的。我们还是说说淮南三叛这件事本身。
比起司马师对付毌丘俭时的犹豫不决，司马昭这次的表现要好得多，体现了他的果断、慎密、稳妥的作风。他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件：四方征兵。
为应对这场战争，司马昭几乎发动了帝国的全部兵力，不但调动了就近的青州、徐州、荆州、豫州四大军区全部兵力，而且还从驻军西南抗蜀前线的关中军调来一大部分，总兵力达二十六万之多。
司马昭考虑到，诸葛诞一定会吸收毌丘俭的教训，事先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且和吴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所以想凭借一两个军区的兵力一战而胜，可能性不大，必须在兵力上拥有绝对的优势。
司马昭的判断是正确的。诸葛诞确实已经储备了十四五万的军队和足够吃一年的粮食，同时向东吴称臣、派儿子作人质获得吴国五员大将和三万兵力的支援，援军迅速奔赴寿春而来，很快就和淮南军实现会合。
第二件：挟帝出征。
这一次出征，司马昭把皇帝曹髦和郭太后也带上了，其实就是挟持了两人同行。皇帝亲征，对于鼓舞士气提升战斗力，可以产生强力兴奋剂的药效。对于司马昭，曹髦随军出征的作用至少还有两个：一是确保自己一方的正义性，二是防止后方搞阴谋政变。
诸葛诞虽然没有明确打出“清君侧”的旗号，但以司马家族的势力和所作所为以及已经“路人皆知”的野心，天下人有理由相信诸葛诞的矛头应该是对准司马昭，是为了阻止司马家族颠覆曹家政权，这样，正义在谁一方就很难说。
再说，皇帝曹髦愿意亲征吗？一百个不愿意。这可是个聪明的小伙子，虽然年纪轻轻，已经在全国书坛画坛上享有盛名。文艺才能或许不能说明一个人具有治理安邦能力，比如北宋的赵佶，还有南唐的李煜，都是文艺大师，却也是亡国君主。曹髦年轻，却颇有政治敏锐性和洞察力。“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话，是曹髦喊出来的。对司马家族的“亡我之心”，他看得太清楚了。
而且朝廷军中甚至全天下虽然对司马一族的飞扬跋扈不敢发声甚至不敢露出不满的表情，但同情、倾向于曹家的人数肯定还不少，如果形势有变，这些人将是皇帝发动夺权行动的强力支持者。司马昭不把皇帝控制在身边，而自己率军远离洛阳赶赴前线作战，不是把好机会送给皇帝和皇帝的同情者、支持者吗？
第三件：围城打援。
司马昭的策略很明确，一个字，就是箍。诸葛诞不是不敢主动出战、只想坚守大本营寿春城吗？那就以优势兵力困死你。
王基率部最先赶到寿春城下，申请乘敌人的吴国援军还在路上，先发制人发动进攻，司马昭不批准。
各路大军均已赶到前线，形成合围，手下人建议发动猛烈的进攻，他还是不同意，认为寿春城十分坚固，而且敌人兵力相当强大，全力攻城必然造成重大伤亡，而且外头还有吴国的援军，很危险。
诸葛诞却失去战机了。他的阵营中有两员很有经验的战将，一个叫蒋班，一个叫焦彝。他们提出，乘王基孤军一旅立足未稳，趁着将士们士气正盛主动出击抢占先机。
诸葛诞没有接受。等到各路魏军集结完毕并开到淮河北岸，诸葛诞已经失去了自救的机会。
现在，司马昭命令部队把寿春里三层外三层围个水泄不通，并建筑坚固的工事，一边部署两支部队在外围流动作战，打击赶来增援的吴军。
到这个时候，诸葛诞才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派精锐部队一次一次冲击魏军，企图突围，结果是一次又一次被打回城里去。而东吴的援军受到负责外围作战的魏军的阻击，打不进来。
第四件：收降纳叛。
对诸葛诞来说，形势已经很危急了。偏偏这时候内部又不团结，发生了内讧。蒋班、焦彝两个将领原来对诸葛诞挺忠诚，因为与魏军叛将、现在以吴将身份支援诸葛诞的文钦意见不同，诸葛诞要杀了他们，结果是，蒋、焦两人便带兵投降了魏军。
援军那头呢？也发生了问题，吴军大将朱异没有冲破魏军的阻击，停止前进，吴国当权者孙琳一怒之下就把朱异给杀了。
城里的粮食也剩不多了，摆在诸葛诞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就是拼命突围。但是敌人太强大了，几次冲击，死伤惨重，还是冲不出去。一而再，再而三，军民的战斗意志终于崩溃了，出城投敌的人数以万计。
率领吴军赶来支持的文钦又与诸葛诞发生了矛盾，结果诸葛诞杀了文钦，逼着文钦的两个儿子投敌。文家的两小子，其中一个上文说过，就是非常骁勇的文鸯。
文钦和他的儿子不但是上一次淮南叛乱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失败后投靠敌国，又参与这场战争，罪孽不可谓不深重，杀他一回都嫌不解恨。为了瓦解敌方军心，司马昭不但收留了文鸯兄弟，而且还给他们封官晋爵，然后派人向城里喊话，说文鸯投降都能加官晋爵，你们还等什么。效果果然显著，城里人心涣散，等到大军攻城时，居然守城的将士都不抵抗了。
吴国那边呢？当权者孙琳说不是草包实在是抬举了他，不但临阵杀了很能打仗的朱异，人家全怿、全端还在前线和敌人厮杀呢，他却在后方对他的亲人下手。
这叫什么事，不是逼着人家逃敌吗，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在吴国的全家人逃到寿春依附自己手上有兵的亲人，正在前线苦战的全怿、全端、全翩、全缉正心里七上八下打吊桶不知该怎么办，司马昭恰到好处伸出橄榄枝，几兄弟一合计，逃吧，便打开城门逃进了魏军大营，理所当然地当了不算可耻的叛徒。
司马昭在此战中的表现可圈可点。他不像哥哥当年那样，频频向人征求意见，对一些不合理的意见，没有鉴别力，结果走了一些弯路，他始终坚持自己拿主意，而且决策正确。除了攻守的部署，还根据战场变化适时采取有效的策略，诸如反间计、招降纳叛、围城打援等等，整个计划堪称完美。
可见在军中的多年历练是多么重要。司马师虽然曾担任过军职，但只是在中央的军事机关工作，没有下地方下基层锻炼，更没有像司马昭一样在多个战区历练的经历，所以就军事能力来说，他远远不如自己的弟弟。
战斗已接近尾声，接下来的事，工作重心应该是处理战争善后事项。
从前一年即公元257年农历五月至第二年二月，这场战事前后持续了十个月。
最先赶到前线的魏军是王基部队。王基这个人，在司马师平定毌丘俭的叛乱中表现抢眼，是曹魏后期一个很有能耐的将领，军事指挥水平高，而且执政能力也很强，在地方官任职内干得很有成就，文才又好、为人也很正直，是个德才兼备的人物。
但是这样一个人怎么会两次为司马家族清除异己分子充当马前卒，冲锋陷阵、竭尽全力呢？说不好，也不是这里一定要说的。我们还是说说淮南三叛这件事本身。
比起司马师对付毌丘俭时的犹豫不决，司马昭这次的表现要好得多，体现了他的果断、慎密、稳妥的作风。他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件：四方征兵。
为应对这场战争，司马昭几乎发动了帝国的全部兵力，不但调动了就近的青州、徐州、荆州、豫州四大军区全部兵力，而且还从驻军西南抗蜀前线的关中军调来一大部分，总兵力达二十六万之多。
司马昭考虑到，诸葛诞一定会吸收毌丘俭的教训，事先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且和吴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所以想凭借一两个军区的兵力一战而胜，可能性不大，必须在兵力上拥有绝对的优势。
司马昭的判断是正确的。诸葛诞确实已经储备了十四五万的军队和足够吃一年的粮食，同时向东吴称臣、派儿子作人质获得吴国五员大将和三万兵力的支援，援军迅速奔赴寿春而来，很快就和淮南军实现会合。
第二件：挟帝出征。
这一次出征，司马昭把皇帝曹髦和郭太后也带上了，其实就是挟持了两人同行。皇帝亲征，对于鼓舞士气提升战斗力，可以产生强力兴奋剂的药效。对于司马昭，曹髦随军出征的作用至少还有两个：一是确保自己一方的正义性，二是防止后方搞阴谋政变。
诸葛诞虽然没有明确打出“清君侧”的旗号，但以司马家族的势力和所作所为以及已经“路人皆知”的野心，天下人有理由相信诸葛诞的矛头应该是对准司马昭，是为了阻止司马家族颠覆曹家政权，这样，正义在谁一方就很难说。
再说，皇帝曹髦愿意亲征吗？一百个不愿意。这可是个聪明的小伙子，虽然年纪轻轻，已经在全国书坛画坛上享有盛名。文艺才能或许不能说明一个人具有治理安邦能力，比如北宋的赵佶，还有南唐的李煜，都是文艺大师，却也是亡国君主。曹髦年轻，却颇有政治敏锐性和洞察力。“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话，是曹髦喊出来的。对司马家族的“亡我之心”，他看得太清楚了。
而且朝廷军中甚至全天下虽然对司马一族的飞扬跋扈不敢发声甚至不敢露出不满的表情，但同情、倾向于曹家的人数肯定还不少，如果形势有变，这些人将是皇帝发动夺权行动的强力支持者。司马昭不把皇帝控制在身边，而自己率军远离洛阳赶赴前线作战，不是把好机会送给皇帝和皇帝的同情者、支持者吗？
第三件：围城打援。
司马昭的策略很明确，一个字，就是箍。诸葛诞不是不敢主动出战、只想坚守大本营寿春城吗？那就以优势兵力困死你。
王基率部最先赶到寿春城下，申请乘敌人的吴国援军还在路上，先发制人发动进攻，司马昭不批准。
各路大军均已赶到前线，形成合围，手下人建议发动猛烈的进攻，他还是不同意，认为寿春城十分坚固，而且敌人兵力相当强大，全力攻城必然造成重大伤亡，而且外头还有吴国的援军，很危险。
诸葛诞却失去战机了。他的阵营中有两员很有经验的战将，一个叫蒋班，一个叫焦彝。他们提出，乘王基孤军一旅立足未稳，趁着将士们士气正盛主动出击抢占先机。
诸葛诞没有接受。等到各路魏军集结完毕并开到淮河北岸，诸葛诞已经失去了自救的机会。
现在，司马昭命令部队把寿春里三层外三层围个水泄不通，并建筑坚固的工事，一边部署两支部队在外围流动作战，打击赶来增援的吴军。
到这个时候，诸葛诞才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派精锐部队一次一次冲击魏军，企图突围，结果是一次又一次被打回城里去。而东吴的援军受到负责外围作战的魏军的阻击，打不进来。
第四件：收降纳叛。
对诸葛诞来说，形势已经很危急了。偏偏这时候内部又不团结，发生了内讧。蒋班、焦彝两个将领原来对诸葛诞挺忠诚，因为与魏军叛将、现在以吴将身份支援诸葛诞的文钦意见不同，诸葛诞要杀了他们，结果是，蒋、焦两人便带兵投降了魏军。
援军那头呢？也发生了问题，吴军大将朱异没有冲破魏军的阻击，停止前进，吴国当权者孙琳一怒之下就把朱异给杀了。
城里的粮食也剩不多了，摆在诸葛诞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就是拼命突围。但是敌人太强大了，几次冲击，死伤惨重，还是冲不出去。一而再，再而三，军民的战斗意志终于崩溃了，出城投敌的人数以万计。
率领吴军赶来支持的文钦又与诸葛诞发生了矛盾，结果诸葛诞杀了文钦，逼着文钦的两个儿子投敌。文家的两小子，其中一个上文说过，就是非常骁勇的文鸯。
文钦和他的儿子不但是上一次淮南叛乱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失败后投靠敌国，又参与这场战争，罪孽不可谓不深重，杀他一回都嫌不解恨。为了瓦解敌方军心，司马昭不但收留了文鸯兄弟，而且还给他们封官晋爵，然后派人向城里喊话，说文鸯投降都能加官晋爵，你们还等什么。效果果然显著，城里人心涣散，等到大军攻城时，居然守城的将士都不抵抗了。
吴国那边呢？当权者孙琳说不是草包实在是抬举了他，不但临阵杀了很能打仗的朱异，人家全怿、全端还在前线和敌人厮杀呢，他却在后方对他的亲人下手。
这叫什么事，不是逼着人家逃敌吗，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在吴国的全家人逃到寿春依附自己手上有兵的亲人，正在前线苦战的全怿、全端、全翩、全缉正心里七上八下打吊桶不知该怎么办，司马昭恰到好处伸出橄榄枝，几兄弟一合计，逃吧，便打开城门逃进了魏军大营，理所当然地当了不算可耻的叛徒。
司马昭在此战中的表现可圈可点。他不像哥哥当年那样，频频向人征求意见，对一些不合理的意见，没有鉴别力，结果走了一些弯路，他始终坚持自己拿主意，而且决策正确。除了攻守的部署，还根据战场变化适时采取有效的策略，诸如反间计、招降纳叛、围城打援等等，整个计划堪称完美。
可见在军中的多年历练是多么重要。司马师虽然曾担任过军职，但只是在中央的军事机关工作，没有下地方下基层锻炼，更没有像司马昭一样在多个战区历练的经历，所以就军事能力来说，他远远不如自己的弟弟。
战斗已接近尾声，接下来的事，工作重心应该是处理战争善后事项。
C—2—4一分仁慈
农历二月，淮河流域的天气还有点冷。而与气温相比，诸葛诞的内心更冷。
突围无望，团队内部互相猜疑乃至互相残杀，军民斗志全无，粮食储备告罄，每天都有人偷出城门逃奔魏军，看着这样的状况，诸葛诞绝望了。
情急之下，诸葛诞又走了毌丘俭的老路，扔下大军带着身边几百个勇士直闯一个小城门，想奋力冲出去。守在小城门边的魏军将领胡奋正为自己被分配到这不重要的部位而郁闷着，看到这条大鱼竟然撞到自己的这张小网来，大喜过望，率领手下精神抖擞地迎面扑来。成了惊弓之鸟的诸葛诞不经冲杀，咔嚓，脑袋被砍了。
于是，传首——把诸葛诞的脑袋传送到魏军大本营，传送到司马昭面前，传送到各路兵马阵前，传送到首都，既是展示胜利，也有惩罚和示众的意思；夷三族——就是把诸葛诞的本族、母族、妻族的男女老少都杀了。
还有人愿意为诸葛诞而死。他手下数百人，被捕后，没一个投降，都说，为诸葛公死，没有遗憾。魏军杀了一个，问下一个：你还不投降！回答：不！于是咔嚓。再问一个：你还不投降！回答：不！于是咔嚓……数百人没一个是孬种。吴将于诠，不过只是赶来支援的友军，友军中的一个小头目，却认为自己受命救人而不能胜任，结局只能战死不能被俘，于是冲杀，最后死于阵中。
其实，在淮南的几年，诸葛诞还是很得人心的，这一方面是他有意收买的成绩，比如违法违规赦免死囚等，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老百姓不差，所以当城中粮食不够，有人建议把城里的北方人全部赶出城去，减少吃饭的嘴巴时，他不同意。刚起兵时，军民们还是很愿意为他和魏军拼命的，如果听从蒋班等人的建议乘敌人未集合又立足未稳发动进攻，也许结局会有所不同，或者可以全身而退逃到吴国，可惜因为他的懦弱而失去了先机。
确实，诸葛诞本质上是个懦弱的人，所以在危机面前只会龟缩，力求自保，甚至求助于神灵，而不能以背水一战鱼死网破的精神主动作为，最终坐于待毙。至于他杀乐琳，是因为身为扬州刺史的乐琳对自己有二心，而且怀疑正是乐琳打小报告，导致朝廷要对自己动手。身边埋着一颗定时炸弹，要清除，这是常理，说不上他有多残忍。他杀文钦，要下手杀蒋班，都是出于同样的猜疑心，猜疑，正是懦弱的人惯常的心理。
诸葛诞和他三族人的死是一定的，法律有规定；他的数百个手下勇士的死也是一定的，因为他们自己要死。至于其他人，不杀。以唐咨、王祚两大将为首的吴国将士都投降了，这些人放回去，明天就可能又拿着刀枪跟魏军干，有人建议，全部活埋了。司马昭说，不行，打仗，目的是为了保卫国家，只杀为首作恶的。现在已经消灭了诸葛诞，吴国的几个将军安排做官，其他将士、百姓，不管吴国的还是淮南的，都不追究。
司马懿平辽东公孙渊一杀就是上万人；司马师杀李丰、夏侯玄、张缉等，一下子就是十数家的三族人被杀，还不是发生战争时代；后来平毌丘俭，如果不是一两个有良心的司法官员，毌丘俭怀孕的女儿、还在母亲怀里的外孙也活不了。想想这两个人，回头再看司马昭，这个人比他的老子和哥哥要仁慈一些。
当然，仁慈或许有他的用意，就是如他所说“以示中国之弘”。因为这时的中国是由司马昭当老大的，所以这句话也可以说，以展示我司马昭的宽宏大量。展示宽宏固然有收买人心的嫌疑，但能尽量少杀人，这还是值得肯定的。
诸葛诞之后，除了皇帝本身，魏国就再也没有人敢公然挑战司马昭的权威和统治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诸葛诞是司马家族的最后一个反对派，他的被杀，意味着司马氏已经可以毫无忌惮地撕开那张遮羞布，向曹家政权伸出劫掠之手。
农历二月，淮河流域的天气还有点冷。而与气温相比，诸葛诞的内心更冷。
突围无望，团队内部互相猜疑乃至互相残杀，军民斗志全无，粮食储备告罄，每天都有人偷出城门逃奔魏军，看着这样的状况，诸葛诞绝望了。
情急之下，诸葛诞又走了毌丘俭的老路，扔下大军带着身边几百个勇士直闯一个小城门，想奋力冲出去。守在小城门边的魏军将领胡奋正为自己被分配到这不重要的部位而郁闷着，看到这条大鱼竟然撞到自己的这张小网来，大喜过望，率领手下精神抖擞地迎面扑来。成了惊弓之鸟的诸葛诞不经冲杀，咔嚓，脑袋被砍了。
于是，传首——把诸葛诞的脑袋传送到魏军大本营，传送到司马昭面前，传送到各路兵马阵前，传送到首都，既是展示胜利，也有惩罚和示众的意思；夷三族——就是把诸葛诞的本族、母族、妻族的男女老少都杀了。
还有人愿意为诸葛诞而死。他手下数百人，被捕后，没一个投降，都说，为诸葛公死，没有遗憾。魏军杀了一个，问下一个：你还不投降！回答：不！于是咔嚓。再问一个：你还不投降！回答：不！于是咔嚓……数百人没一个是孬种。吴将于诠，不过只是赶来支援的友军，友军中的一个小头目，却认为自己受命救人而不能胜任，结局只能战死不能被俘，于是冲杀，最后死于阵中。
其实，在淮南的几年，诸葛诞还是很得人心的，这一方面是他有意收买的成绩，比如违法违规赦免死囚等，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老百姓不差，所以当城中粮食不够，有人建议把城里的北方人全部赶出城去，减少吃饭的嘴巴时，他不同意。刚起兵时，军民们还是很愿意为他和魏军拼命的，如果听从蒋班等人的建议乘敌人未集合又立足未稳发动进攻，也许结局会有所不同，或者可以全身而退逃到吴国，可惜因为他的懦弱而失去了先机。
确实，诸葛诞本质上是个懦弱的人，所以在危机面前只会龟缩，力求自保，甚至求助于神灵，而不能以背水一战鱼死网破的精神主动作为，最终坐于待毙。至于他杀乐琳，是因为身为扬州刺史的乐琳对自己有二心，而且怀疑正是乐琳打小报告，导致朝廷要对自己动手。身边埋着一颗定时炸弹，要清除，这是常理，说不上他有多残忍。他杀文钦，要下手杀蒋班，都是出于同样的猜疑心，猜疑，正是懦弱的人惯常的心理。
诸葛诞和他三族人的死是一定的，法律有规定；他的数百个手下勇士的死也是一定的，因为他们自己要死。至于其他人，不杀。以唐咨、王祚两大将为首的吴国将士都投降了，这些人放回去，明天就可能又拿着刀枪跟魏军干，有人建议，全部活埋了。司马昭说，不行，打仗，目的是为了保卫国家，只杀为首作恶的。现在已经消灭了诸葛诞，吴国的几个将军安排做官，其他将士、百姓，不管吴国的还是淮南的，都不追究。
司马懿平辽东公孙渊一杀就是上万人；司马师杀李丰、夏侯玄、张缉等，一下子就是十数家的三族人被杀，还不是发生战争时代；后来平毌丘俭，如果不是一两个有良心的司法官员，毌丘俭怀孕的女儿、还在母亲怀里的外孙也活不了。想想这两个人，回头再看司马昭，这个人比他的老子和哥哥要仁慈一些。
当然，仁慈或许有他的用意，就是如他所说“以示中国之弘”。因为这时的中国是由司马昭当老大的，所以这句话也可以说，以展示我司马昭的宽宏大量。展示宽宏固然有收买人心的嫌疑，但能尽量少杀人，这还是值得肯定的。
诸葛诞之后，除了皇帝本身，魏国就再也没有人敢公然挑战司马昭的权威和统治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诸葛诞是司马家族的最后一个反对派，他的被杀，意味着司马氏已经可以毫无忌惮地撕开那张遮羞布，向曹家政权伸出劫掠之手。
C—3弑君：永远擦不掉的污点
C—3—1一家独大
接下来是庆功、封赏，最大的功臣当然是三军统帅、大将军司马昭。
公元258年农历四月，司马昭率领大军凯旋归来。皇帝下令，为了表彰、纪念这场伟大的胜利，把一个叫丘头的地方改名为武丘。丘头，就是平定诸葛诞之战中，司马昭挟持皇帝、太后率军进驻的地方，是前敌总指挥部。
五月，皇帝再下一道命令，司马昭的封地再扩增八个郡，这八个郡的土地面积方圆七百里，同时爵位晋升为公爵，享受九锡的礼仪待遇，职位进为相国，晋国内设衙门，配备专门的官员司马。
司马昭不要，皇帝一定要给，这样来来往往了九次，最后决定，也不要说给几个郡，就增加一万户的封地吧。这样当然不行，大将军还是亏大了，既然他自个儿谦让不要，那就把这些封赏赠给他的子女们，于是司马昭的各个儿子中还没有封侯的，皆封为列侯。
汉魏时代的侯分为两个级别，一个是列侯，有封地，封地上的田租税收三分之一由侯爷支配；一个是关内侯，没有封地。这样算起来，司马昭父子所得到的封地估计比没要的八个郡少不了多少。
重实惠，轻虚名，这是司马懿传下来的家风，司马师学到了，司马昭也学得不差。
回过头看整个大魏帝国，朝野之中，除了司马家族，还有哪一家敢说显赫二字？把这个家族比喻作一座山头，它不但高出云天外，而且因为雄壮，天地被挤得靠边站。周边的那些小山头，不过是一个个小土包而已。
司马懿时代后期和司马师时代，家族的这座山头当然也最高大，也挤得曹魏这个皇帝家族不得不靠到一边，但毕竟周边还有一些山头还有一定的高度和厚度，所以在暗里明里想较个劲。较劲的结果，大家看到了，一个个山头被完全削平。
再看看魏国这时的封疆大吏们，西南战区的总司令是邓艾，荆州、扬州、豫州、徐州、青州等东南部、东部的都督们分别是王基、州泰、石苞、陈骞、钟毓、宋钧，这些人崛起于司马昭父子兄弟掌控帝国大权时期，随同司马家族与反对派火拼起家，大多只认司马昭的马首，而不知道还有一个姓曹的皇帝。何况，他们发家时间不长，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与司马家族抗衡的势力。
尽管如此，司马昭还是不太放心。淮南是个危险地区，诸葛诞在平定毌丘俭之战中不是表现很忠诚吗？不但杀了毌丘俭的说客，还主动领兵充当平叛马前卒，可最终还是反了。为防范于未然，司马昭想出一个好办法，把淮南一分为二，王基领一个，州泰领一个，这样既削弱封疆大吏的实力，也有利于互相抗衡牵制。
这一招确实高明，淮南也终止于三叛，再也不曾出现过第四叛。
司马昭可以高枕无忧了。到了第三年，也就是公元260年的四月，皇帝再下令让他当相国，封晋公，享受九锡的礼仪待遇，这次他没推。大魏帝国已是他的囊中之物，他不用再假惺惺地表示自己的谦让。
关键是，皇位还是姓曹的坐着。司马昭似乎始终没有看到皇帝的存在，但年青气盛的皇帝本人，却越来越受不了戴个纸糊的高帽坐在朝堂上任人摆布的泥菩萨待遇。
弱君与权臣之间的争斗从来没有小事，一场非常的变故不可避免。
C—3—1一家独大
接下来是庆功、封赏，最大的功臣当然是三军统帅、大将军司马昭。
公元258年农历四月，司马昭率领大军凯旋归来。皇帝下令，为了表彰、纪念这场伟大的胜利，把一个叫丘头的地方改名为武丘。丘头，就是平定诸葛诞之战中，司马昭挟持皇帝、太后率军进驻的地方，是前敌总指挥部。
五月，皇帝再下一道命令，司马昭的封地再扩增八个郡，这八个郡的土地面积方圆七百里，同时爵位晋升为公爵，享受九锡的礼仪待遇，职位进为相国，晋国内设衙门，配备专门的官员司马。
司马昭不要，皇帝一定要给，这样来来往往了九次，最后决定，也不要说给几个郡，就增加一万户的封地吧。这样当然不行，大将军还是亏大了，既然他自个儿谦让不要，那就把这些封赏赠给他的子女们，于是司马昭的各个儿子中还没有封侯的，皆封为列侯。
汉魏时代的侯分为两个级别，一个是列侯，有封地，封地上的田租税收三分之一由侯爷支配；一个是关内侯，没有封地。这样算起来，司马昭父子所得到的封地估计比没要的八个郡少不了多少。
重实惠，轻虚名，这是司马懿传下来的家风，司马师学到了，司马昭也学得不差。
回过头看整个大魏帝国，朝野之中，除了司马家族，还有哪一家敢说显赫二字？把这个家族比喻作一座山头，它不但高出云天外，而且因为雄壮，天地被挤得靠边站。周边的那些小山头，不过是一个个小土包而已。
司马懿时代后期和司马师时代，家族的这座山头当然也最高大，也挤得曹魏这个皇帝家族不得不靠到一边，但毕竟周边还有一些山头还有一定的高度和厚度，所以在暗里明里想较个劲。较劲的结果，大家看到了，一个个山头被完全削平。
再看看魏国这时的封疆大吏们，西南战区的总司令是邓艾，荆州、扬州、豫州、徐州、青州等东南部、东部的都督们分别是王基、州泰、石苞、陈骞、钟毓、宋钧，这些人崛起于司马昭父子兄弟掌控帝国大权时期，随同司马家族与反对派火拼起家，大多只认司马昭的马首，而不知道还有一个姓曹的皇帝。何况，他们发家时间不长，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与司马家族抗衡的势力。
尽管如此，司马昭还是不太放心。淮南是个危险地区，诸葛诞在平定毌丘俭之战中不是表现很忠诚吗？不但杀了毌丘俭的说客，还主动领兵充当平叛马前卒，可最终还是反了。为防范于未然，司马昭想出一个好办法，把淮南一分为二，王基领一个，州泰领一个，这样既削弱封疆大吏的实力，也有利于互相抗衡牵制。
这一招确实高明，淮南也终止于三叛，再也不曾出现过第四叛。
司马昭可以高枕无忧了。到了第三年，也就是公元260年的四月，皇帝再下令让他当相国，封晋公，享受九锡的礼仪待遇，这次他没推。大魏帝国已是他的囊中之物，他不用再假惺惺地表示自己的谦让。
关键是，皇位还是姓曹的坐着。司马昭似乎始终没有看到皇帝的存在，但年青气盛的皇帝本人，却越来越受不了戴个纸糊的高帽坐在朝堂上任人摆布的泥菩萨待遇。
弱君与权臣之间的争斗从来没有小事，一场非常的变故不可避免。
C—3—2曹髦其人
在讲述这场非常变故之前，先说说曹髦这个人。
公元259年农历正月，距离京城不远的宁陵县发生了一件怪异的事，有一口水井连续出现黄龙。而在这之前，据说，顿丘、冠军、阳夏等地方的水井中也多次出现龙的身影。
在中国古代，龙是天子也就是皇帝的象征，出现了龙的身影，大家都认为是个吉祥的兆头，于是纷纷向皇帝表示祝贺。但是皇帝曹髦却说，龙代表着君德，本来应该堂而皇之地在原野上，在天空中飞舞翰翔，现在被困在小小的水井里，肯定不是好事。
上文说过，曹髦登基时才十四虚岁，在登基前后就玩过众臣一次，表现出非凡的见识和勇气。国家很多地方出现龙的迹象这一年，他也才十九岁，虽然年纪青青，但读过不少书，在诗书画各方面都有不浅的造诣。他的这番话，可以从《周易》里得到解释。《周易》六十四卦，首卦是乾卦，整个卦象就是以龙为象征。其中第二爻、第五爻的爻辞是：飞龙在田，利见大人；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两爻，表明君德广大，照耀万民。第四爻的爻辞则是：或跃在渊，意思是龙在深渊里扑腾，境况很艰难。按照爻辞，帝国各地水井中多次出现龙，表明龙现在是受困在渊里，处境不好。
这个解释的背后意思就是，我身为皇帝，却受权臣的控制，像一个傀儡，苦着呢？
小年青不懂事，没学会伪装，心里有什么想法心直口快地说出来，还做了一首诗，叫《潜龙诗》，诗是这样写的：
伤哉龙受困，不能越深渊。
上不飞天汉，下不见于田。
蟠居于井底，鳅鳝舞其前。
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同然！
翻译成白话文是：可悲啊龙，你被幽困在深渊里挣扎着，不能飞到天空中、原野上自由翰翔，不得不收敛起自己的爪牙，深居在水井底下，而让那些小泥鳅小黄鳝在你的面前炫耀他们的本事。我现在的处境，和你是一样的呀！
这就是公然向司马昭挑战了。难怪司马昭听到这件事，读到这首诗，心里很是反胃。
曹髦的不驯，司马昭不可能就这一次才有所感觉。因为在这之前，小曹已经发表了不少言论。这些言论，以司马昭和他豢养的那些聪明人的智商，不可能会没有反应。
曹髦都说了些什么话呢？我们来听一听。
小曹十六岁那年二月的一天，他请一班大臣在太极殿东堂喝酒聊天，说起了夏朝帝王少康和汉高祖刘邦的事。大臣们认为，刘邦是创业之主，少康是守成之主，所以刘邦更出色。小曹认为不能就凭一是创业一是守成就判定守成的不如创业的，还要看形势，看他们的所作所为。他论述了刘邦创立汉朝和少康中兴夏朝的经历，得出结论，说：应该认为少康比刘邦更出色，更值得推崇。
少康是什么人？是夏代第六任君主。他的父亲叫相，先后遭受权臣后羿、寒浞的逼迫，最终自杀，帝位被篡夺，少康后来集结旧部，打败了寒浞，恢复了中断四十多年的夏朝，而且通过励精图治，实现了夏朝的中兴。
曹髦在这场议论中的论述，《魏氏春秋》记得十分详细。据说群臣都很佩服，有人甚至建议将皇帝的论述编辑成文流传后世。
大臣们是否真的如书中所说那么信服皇帝的观点，想来应该不是这样。这些墙头草们精着呢，不可能没察觉皇帝话有所指。只是这时司马师刚死，司马昭刚掌控帝国大权，时局似乎还存在一定的未知数，况且对方又是皇帝，所以大家是口头上、表面上还得拍拍皇帝马屁，至于内心，谁知道是怎么想的？
两个月后的一天，曹髦来到国家最高学府太学，和那些学富五车的大儒们议论《周易》和《尚书》的学问，这次的讨论纯粹是学术问题，与政治应该没关系，但能够问倒在太学里当老师的这些饱学之士，可见曹髦确实读了很多书，很有自己的见地。
很聪明、有见地的曹髦还做过一件事：神化自己。《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用到一本书，书名为《帝集》，记载了曹髦叙述自己出生时出现神奇景象的一幕，话是小曹自己说的，而且还凭此自撰了一篇赋。这事是否属实存疑，但以曹髦的聪明，搞这么一出“君命神授”的游戏，或许也是可能的。
总之，曹髦绝不肯甘心做司马昭的傀儡。以他的聪颖早慧，对于司马昭的专权甚至对于司马家族的亡我之心应该是看得很清楚，而随着年龄渐大，所受的压制越多，他快要忍不住了。
诸葛诞的叛乱延缓了他的爆发，然而或许也是促进他提前爆发的一个火舌。在连同母后被挟持亲征淮南的经历，如果说之前只是郁闷，那么现在应该是非常愤怒了。
这个愤怒的人，终于没有控制住自己。
在讲述这场非常变故之前，先说说曹髦这个人。
公元259年农历正月，距离京城不远的宁陵县发生了一件怪异的事，有一口水井连续出现黄龙。而在这之前，据说，顿丘、冠军、阳夏等地方的水井中也多次出现龙的身影。
在中国古代，龙是天子也就是皇帝的象征，出现了龙的身影，大家都认为是个吉祥的兆头，于是纷纷向皇帝表示祝贺。但是皇帝曹髦却说，龙代表着君德，本来应该堂而皇之地在原野上，在天空中飞舞翰翔，现在被困在小小的水井里，肯定不是好事。
上文说过，曹髦登基时才十四虚岁，在登基前后就玩过众臣一次，表现出非凡的见识和勇气。国家很多地方出现龙的迹象这一年，他也才十九岁，虽然年纪青青，但读过不少书，在诗书画各方面都有不浅的造诣。他的这番话，可以从《周易》里得到解释。《周易》六十四卦，首卦是乾卦，整个卦象就是以龙为象征。其中第二爻、第五爻的爻辞是：飞龙在田，利见大人；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两爻，表明君德广大，照耀万民。第四爻的爻辞则是：或跃在渊，意思是龙在深渊里扑腾，境况很艰难。按照爻辞，帝国各地水井中多次出现龙，表明龙现在是受困在渊里，处境不好。
这个解释的背后意思就是，我身为皇帝，却受权臣的控制，像一个傀儡，苦着呢？
小年青不懂事，没学会伪装，心里有什么想法心直口快地说出来，还做了一首诗，叫《潜龙诗》，诗是这样写的：
伤哉龙受困，不能越深渊。
上不飞天汉，下不见于田。
蟠居于井底，鳅鳝舞其前。
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同然！
翻译成白话文是：可悲啊龙，你被幽困在深渊里挣扎着，不能飞到天空中、原野上自由翰翔，不得不收敛起自己的爪牙，深居在水井底下，而让那些小泥鳅小黄鳝在你的面前炫耀他们的本事。我现在的处境，和你是一样的呀！
这就是公然向司马昭挑战了。难怪司马昭听到这件事，读到这首诗，心里很是反胃。
曹髦的不驯，司马昭不可能就这一次才有所感觉。因为在这之前，小曹已经发表了不少言论。这些言论，以司马昭和他豢养的那些聪明人的智商，不可能会没有反应。
曹髦都说了些什么话呢？我们来听一听。
小曹十六岁那年二月的一天，他请一班大臣在太极殿东堂喝酒聊天，说起了夏朝帝王少康和汉高祖刘邦的事。大臣们认为，刘邦是创业之主，少康是守成之主，所以刘邦更出色。小曹认为不能就凭一是创业一是守成就判定守成的不如创业的，还要看形势，看他们的所作所为。他论述了刘邦创立汉朝和少康中兴夏朝的经历，得出结论，说：应该认为少康比刘邦更出色，更值得推崇。
少康是什么人？是夏代第六任君主。他的父亲叫相，先后遭受权臣后羿、寒浞的逼迫，最终自杀，帝位被篡夺，少康后来集结旧部，打败了寒浞，恢复了中断四十多年的夏朝，而且通过励精图治，实现了夏朝的中兴。
曹髦在这场议论中的论述，《魏氏春秋》记得十分详细。据说群臣都很佩服，有人甚至建议将皇帝的论述编辑成文流传后世。
大臣们是否真的如书中所说那么信服皇帝的观点，想来应该不是这样。这些墙头草们精着呢，不可能没察觉皇帝话有所指。只是这时司马师刚死，司马昭刚掌控帝国大权，时局似乎还存在一定的未知数，况且对方又是皇帝，所以大家是口头上、表面上还得拍拍皇帝马屁，至于内心，谁知道是怎么想的？
两个月后的一天，曹髦来到国家最高学府太学，和那些学富五车的大儒们议论《周易》和《尚书》的学问，这次的讨论纯粹是学术问题，与政治应该没关系，但能够问倒在太学里当老师的这些饱学之士，可见曹髦确实读了很多书，很有自己的见地。
很聪明、有见地的曹髦还做过一件事：神化自己。《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用到一本书，书名为《帝集》，记载了曹髦叙述自己出生时出现神奇景象的一幕，话是小曹自己说的，而且还凭此自撰了一篇赋。这事是否属实存疑，但以曹髦的聪明，搞这么一出“君命神授”的游戏，或许也是可能的。
总之，曹髦绝不肯甘心做司马昭的傀儡。以他的聪颖早慧，对于司马昭的专权甚至对于司马家族的亡我之心应该是看得很清楚，而随着年龄渐大，所受的压制越多，他快要忍不住了。
诸葛诞的叛乱延缓了他的爆发，然而或许也是促进他提前爆发的一个火舌。在连同母后被挟持亲征淮南的经历，如果说之前只是郁闷，那么现在应该是非常愤怒了。
这个愤怒的人，终于没有控制住自己。
C—3—3大变突发
变故突然发生，谁也料想不到。
公元260年五月，皇帝曹髦叫来身边的三个大臣王经、王沈、王业，对他们说了一句话：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不能坐着等待他将要给我带来的侮辱，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讨伐他。
听到这句话的三个人，可以想像他们的神情有多么惊骇。他们甚至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一时间瞪着眼呆在那儿，脑子停止了运动。
当然，他们毕竟是久经斗智斗勇血雨腥风的磨练的政治人物，马上就感到巨大的危险正在向自己扑来。以皇帝的力量对抗司马家族，显然是以卵击石，而失败的结果是，自己将成为皇帝的同谋者，下场是可以想得到的。
曹髦的身边不乏其他大臣，之所以选择这三个人，只有一个理由，其他人要不是司马昭的爪牙走狗，要不就是贪图富贵、明哲保身、不认是非、很识时务的“俊杰”，要不就是浑浑噩噩的官混，只有这三个人，一直和皇帝走得比较近，想必也抱有同情皇帝的心态，平常和皇帝说过不少知心话，与司马家族保持一定的距离。
可悲，身为皇帝的曹髦能够相信的只有三个人，可见司马一族的气焰多么嚣张。
更可悲的是，曹髦相信的这三个大臣在面临忠于皇帝和保住身家性命的艰难抉择时，其中的两人果断地选择了后者而不惜出卖皇帝。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喊出这句话是因为愤怒，更需要勇气，二十岁的曹髦很愤怒，而他不缺的正是这份勇气。即位已经六年，他已经受够了司马家两兄弟的操纵，他要奋起一搏，明知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样的结局，但又何妨？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说的就是这个时候啊！
当这里那里不断有人说发现了龙的身影时，饱读经书的曹髦已经感觉到，司马昭没有耐心了，他要取自己而代之，司马家的晋要取曹家的魏而代之。
我相信，各地发现龙迹的说法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司马昭指使走狗干的，一种是那些走狗们为了讨好主子而干的，用意都一样，就是为了向天下人暗示，上天要派下一条新的姓司马的真龙，曹家这条老龙该是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可见，“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是一句气话，而是对事实的揭露。
王经是好样子。他曾在西南前线和蜀军作战，吃过大败仗，这就是上文说到的洮西之战。他清醒地认识到皇帝作出的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决定，所以力劝皇帝：不能这样干啊！想想春秋时期鲁国的国君昭公因为受不了大臣季氏专权，起兵讨伐，结果失败逃亡他国，被天下人耻笑。现在司马一家控制国家大权的时间已经很久，朝里的大臣们、各地的封疆大吏们靠着他们捞取功名利禄，却不在意什么君臣大义，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啊！况且皇帝你的警卫严重缺编，没兵没枪的，你靠什么和司马昭干一架？如果一旦采取行动，后果不堪设想啊！
所有的这些，曹髦或许未非没有考虑。他原先对行动有过合理的策划，打算在召集群臣时突然发难，下诏罢免司马昭，夺了军政大权。就在将要采取行动的前一夜，他实施了三项准备工作，一是安排侍卫长李昭埋下伏兵，这是从武力解决问题做准备，一旦司马昭拒绝交权，就可命令伏兵出手以武力控制局面，以保证行动成功；二是召见三个姓王的大臣，告知自己的决策，这个行动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在朝廷之上，要有人首先向司马昭发难，或者在皇帝出手时给予声援，营造舆论声势；三是宫中戒严直至天亮，以防信息泄露。
决策绝不可能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一段时间酝酿的结果，而且始终是自己一个人在打腹稿，不但没有和任何人商量过，也没有和任何人透露过一丁点儿的口风。在行动之前，表现依然从容，镇静，没有让人看出一点儿破绽。说曹髦蛮撞，不对。
即使一切都按他的计划推进，成功的几率有多大也是一个大疑问。曹髦未必没考虑到，他甚至考虑到了死。为尊严、正义而勇于担当、敢于牺牲，与其说是蛮撞，不如说是血性。
何况他已经做出了必死的准备。对王经的苦苦劝说，他从怀里掏出一条黄绸布，上面应该是一份自己写的、决定对司马昭采取行动的诏书，斩钉截铁地说：行动已经决定了，即使因此而死又有什么可害怕的呢！何况也未必就一定会死呀！于是进入后宫向皇太后报告，而后悲壮地走出皇宫大门，拔出身上的佩剑登上战车，率领着自己身边的保卫和跑腿的奴仆、太监，就大呼小叫地向大将军府冲去。
很怀疑郭太后怎么这么轻易地放曹髦出门，以这位历经三朝的可怜女人的经历，她应该拦住冲动的小曹才是。她经历了曹芳的被废，深知对抗司马家族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当初曹芳对李丰被杀表示了自己的不满，她就马上给予制止；现在曹髦要采取的是这样惊天动地的行动，以她的阅历和经验，不可能对结果没有预料，那么她怎么就不出面制止呢？要知道，这曹髦是她努力争取才坐到皇帝的位置上的啊！
她拦过，但被拦住，小曹太冲动而且也太倔强了；她也想放手一搏，失败了不过再废一个皇帝，重新立一个姓曹的，她估计也没想到会导致小曹被杀。
只有这两种可能。
相信王业、王沈，是曹髦的失误，因为这两个人第二天一大早从皇宫出来，就跑到司马昭的府里去报告了，而且还要拉着王经一起去。王经不去，他有忠心、有骨气，他最终被杀，连带三族被杀，但历史给了他正名，而辜负皇帝信任、出卖皇帝的王业、王沈，他们为司马昭赢得了应对皇帝剿灭行动的时间，从而也将皇帝送上了不归路，他们被逼成了可耻的背叛者。
变故突然发生，谁也料想不到。
公元260年五月，皇帝曹髦叫来身边的三个大臣王经、王沈、王业，对他们说了一句话：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不能坐着等待他将要给我带来的侮辱，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讨伐他。
听到这句话的三个人，可以想像他们的神情有多么惊骇。他们甚至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一时间瞪着眼呆在那儿，脑子停止了运动。
当然，他们毕竟是久经斗智斗勇血雨腥风的磨练的政治人物，马上就感到巨大的危险正在向自己扑来。以皇帝的力量对抗司马家族，显然是以卵击石，而失败的结果是，自己将成为皇帝的同谋者，下场是可以想得到的。
曹髦的身边不乏其他大臣，之所以选择这三个人，只有一个理由，其他人要不是司马昭的爪牙走狗，要不就是贪图富贵、明哲保身、不认是非、很识时务的“俊杰”，要不就是浑浑噩噩的官混，只有这三个人，一直和皇帝走得比较近，想必也抱有同情皇帝的心态，平常和皇帝说过不少知心话，与司马家族保持一定的距离。
可悲，身为皇帝的曹髦能够相信的只有三个人，可见司马一族的气焰多么嚣张。
更可悲的是，曹髦相信的这三个大臣在面临忠于皇帝和保住身家性命的艰难抉择时，其中的两人果断地选择了后者而不惜出卖皇帝。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喊出这句话是因为愤怒，更需要勇气，二十岁的曹髦很愤怒，而他不缺的正是这份勇气。即位已经六年，他已经受够了司马家两兄弟的操纵，他要奋起一搏，明知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样的结局，但又何妨？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说的就是这个时候啊！
当这里那里不断有人说发现了龙的身影时，饱读经书的曹髦已经感觉到，司马昭没有耐心了，他要取自己而代之，司马家的晋要取曹家的魏而代之。
我相信，各地发现龙迹的说法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司马昭指使走狗干的，一种是那些走狗们为了讨好主子而干的，用意都一样，就是为了向天下人暗示，上天要派下一条新的姓司马的真龙，曹家这条老龙该是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可见，“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是一句气话，而是对事实的揭露。
王经是好样子。他曾在西南前线和蜀军作战，吃过大败仗，这就是上文说到的洮西之战。他清醒地认识到皇帝作出的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决定，所以力劝皇帝：不能这样干啊！想想春秋时期鲁国的国君昭公因为受不了大臣季氏专权，起兵讨伐，结果失败逃亡他国，被天下人耻笑。现在司马一家控制国家大权的时间已经很久，朝里的大臣们、各地的封疆大吏们靠着他们捞取功名利禄，却不在意什么君臣大义，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啊！况且皇帝你的警卫严重缺编，没兵没枪的，你靠什么和司马昭干一架？如果一旦采取行动，后果不堪设想啊！
所有的这些，曹髦或许未非没有考虑。他原先对行动有过合理的策划，打算在召集群臣时突然发难，下诏罢免司马昭，夺了军政大权。就在将要采取行动的前一夜，他实施了三项准备工作，一是安排侍卫长李昭埋下伏兵，这是从武力解决问题做准备，一旦司马昭拒绝交权，就可命令伏兵出手以武力控制局面，以保证行动成功；二是召见三个姓王的大臣，告知自己的决策，这个行动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在朝廷之上，要有人首先向司马昭发难，或者在皇帝出手时给予声援，营造舆论声势；三是宫中戒严直至天亮，以防信息泄露。
决策绝不可能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一段时间酝酿的结果，而且始终是自己一个人在打腹稿，不但没有和任何人商量过，也没有和任何人透露过一丁点儿的口风。在行动之前，表现依然从容，镇静，没有让人看出一点儿破绽。说曹髦蛮撞，不对。
即使一切都按他的计划推进，成功的几率有多大也是一个大疑问。曹髦未必没考虑到，他甚至考虑到了死。为尊严、正义而勇于担当、敢于牺牲，与其说是蛮撞，不如说是血性。
何况他已经做出了必死的准备。对王经的苦苦劝说，他从怀里掏出一条黄绸布，上面应该是一份自己写的、决定对司马昭采取行动的诏书，斩钉截铁地说：行动已经决定了，即使因此而死又有什么可害怕的呢！何况也未必就一定会死呀！于是进入后宫向皇太后报告，而后悲壮地走出皇宫大门，拔出身上的佩剑登上战车，率领着自己身边的保卫和跑腿的奴仆、太监，就大呼小叫地向大将军府冲去。
很怀疑郭太后怎么这么轻易地放曹髦出门，以这位历经三朝的可怜女人的经历，她应该拦住冲动的小曹才是。她经历了曹芳的被废，深知对抗司马家族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当初曹芳对李丰被杀表示了自己的不满，她就马上给予制止；现在曹髦要采取的是这样惊天动地的行动，以她的阅历和经验，不可能对结果没有预料，那么她怎么就不出面制止呢？要知道，这曹髦是她努力争取才坐到皇帝的位置上的啊！
她拦过，但被拦住，小曹太冲动而且也太倔强了；她也想放手一搏，失败了不过再废一个皇帝，重新立一个姓曹的，她估计也没想到会导致小曹被杀。
只有这两种可能。
相信王业、王沈，是曹髦的失误，因为这两个人第二天一大早从皇宫出来，就跑到司马昭的府里去报告了，而且还要拉着王经一起去。王经不去，他有忠心、有骨气，他最终被杀，连带三族被杀，但历史给了他正名，而辜负皇帝信任、出卖皇帝的王业、王沈，他们为司马昭赢得了应对皇帝剿灭行动的时间，从而也将皇帝送上了不归路，他们被逼成了可耻的背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