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老狼：《深度剖析中国历史及中华文明》系列连载
@天山老狼_ 2018-03-03 12:14:26
《失落的文明》系列第5篇：大禹是怎么将“天下为公”变成“天下为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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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老狼_ 2018-03-03 12: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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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老狼_ 2018-03-03 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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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老狼_ 2018-03-04 10:3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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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讲，不是治水导致家天下的出现，你觉得呢？
《失落的文明》系列第5篇：大禹是怎么将“天下为公”变成“天下为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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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老狼_ 2018-03-03 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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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文明》第6篇:周王朝800年的基业，是怎么锻造的（1）
周的始祖叫“弃”，父亲是“三皇五帝”第二帝帝喾，是帝喾与来自姜部落的一位妃子生的儿子，所以弃是黄帝部落与姜部落联姻的一个见证。弃与尧舜同代，曾在尧舜二帝时期担任负责农业种植的官员，封于今天关中一带，官职司农，所以也叫“后稷”。
弃之后，周族出现了一段时间的衰落，失去了原来的封地，向北迁移，流落于戎狄之间，因长期生活于远离中原的边缘地带，练就了周人与戎狄交往和从事贸易活动的能力，所以周人有先天的包容性以及整合外族的能力。
周人发展到第九代古公亶父时，商王朝已经衰败，对边疆戎狄的管控能力大不如前，戎狄经常袭扰内地，周人也面临被攻击的威胁，为避免与戎狄之战，也是出于体恤族人的考虑，古公率领族人回迁到岐山一带，在此开始修建城池，摒弃戎狄之俗，恢复中原的文明制度，势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大，与腐朽的商王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周族发展到文王姬昌时，已显天下归心之势，文王以其卓越的德行、技艺和智慧，获得了天下君子的普遍认可（那时的君子，通俗的讲就是有识之士），这些士对周王朝制度和疆域的形成、巩固和拓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王时代，启用了一大批有识之士，其中大部分都是非本宗本族的外姓外族之士，封赐给他们土地和庶民，让他们平等的参与周王朝的治理和统治，承担保卫周王室的义务。周的封建与夏、商的封建有着根本的区别，夏商的封土赐民一般大都局限于本宗、本族，像士这样的外族群体，一般也就是参与管理的权利，基本没有封分的权利。周则不同，随着实力的不断增强，戎狄逼迫外逃，新获得的土地及其庶民则不断地赐封给士这个群体，所以夏商，无论是在疆域的广阔性，还是政权的持久性上都不能与周相比，因为本宗本族人数毕竟有限，和士这个庞大的群体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一旦这些人享受到这种前所未有的待遇，迸发出来对周王朝的向心力和忠诚度是无与伦比的，他们的荣华富贵与周王朝休戚与共，保周王朝就是在保他们自己，因为周之前没有人赐封过他们这个群体，周之后会不会有，谁也不知道。正是这种权力下放的经典封建，让周王朝的向心力、财力、人力和战斗力倍增。
周人不仅用经典的封建巩固士与周王朝的命运共同体，在整合蛮夷部族时也不同程度的使用了这样的文治，在武王伐商和联盟中就可以看到很多蛮夷部落的参与。周人虽居于华夏腹地的边缘，但经过几代人的励精图治，在商朝末期，周人其实已经被各诸侯国推存为心目中的盟主了，诸侯之间有什么解决不了争端，都会让周王去裁决，可见周王室的德行和制度在当时诸侯心目中地位，这种功高代主的苗头也是招致文王被商纣王囚禁的主要原因。
文王生前已经为周王朝积累了足够的民心、优良的制度文化和长远的建国治国构想，只待天命的到来。反观商王朝，衰败始于王室对天道信仰的丢弃和漠视，而民间百姓却深信天道，所以王室的荒淫无道与民间的期盼相距甚远，致使民怨沸腾，早想改天换日。推翻腐朽的商王朝，建立民心所向的周王朝，这一使命落在了周武王的身上，武王通过“敬天保民，以正君位”实现了对商纣的成功讨伐。什么叫“敬天保民，以正君位”？通俗的讲，就是武王提出，具有合法性的王是天命的，不是靠自己的武力得来的，那怎么能看出是天命的呢？就是观察领袖是不是真正的亲民爱民，民为天之子，爱民敬民就是爱天敬天，天自然降天命于这样的领袖，让其代天做天下万民的君王，这是先圣“德、天”思想的延续和传承，通过这个可以占据天意、道义和民意的高低。再一个武王虽然被称为“武”王，承担起了“替天行道，讨伐商纣”的重任，但并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主，在讨伐商纣的过程中，尽量利用联盟和纳降的方式，减少杀戮，即使在攻下商纣之后，也没有大开杀戒，只是对有罪是人进行了一定惩罚，留用了大多数的旧臣，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主流的商朝制度和文化习俗，所以一定程度上讲武王并没有灭商，而是修正了商王朝不合天理民意之处，商王朝优秀的文化和人员得以保留任用，这种是非常明智之举，上合天意、下合民意、中间团结凝聚了一大批商族能人。
周人之所以这么做，除了顺应天道民心，还有一个客观的现实。周作为一个西部边陲部族，长期游离于中原文明的边缘，虽然势力日趋壮大，但在华夏核心的中原地区没有颠覆性的影响力，这从武王伐纣成功后，急切的拜访商朝老臣，寻求治国之道就可以看出。如果周人推存武力攻伐，大肆杀戮，将失去凝聚人心的力量，让天下人以为周人只不过是假借天意、夺取天下而已，和商纣王没有实质区别，甚至有可能激起商人排斥外族的心理，不利于商人对周的认同和归顺，更不利于周王朝建立和长治久安。所以仔细品味周武王灭纣后的分封，你就能品味周人的包容和胸怀天下之心。武王首先分封的恰恰是商人，首批分封商人的目的，就是要召告天下，我周人伐商是替天行道，不是奔着私利去的，不是为了取代商而攻伐。第二批分封的诸侯为，最早协助周人伐纣的异姓诸侯，这是对天下正义之士功绩和捍卫正义的肯定和奖赏，鼓励天下人应该向这些人学习，勇于捍卫和弘扬正义。第三批分封的是黄帝、尧、舜、禹以后，表明周人将继承和发扬古圣先贤优秀的治国理政思想的精华。第四批分封的是参与建国大业的异姓功臣谋士，这是对他们忠臣和付出的肯定和奖赏。最后受封的是本宗本族的亲人，除了表明周人大公无私，胸怀天下的意志，也是一种制度性安排，是周王朝制度的最重要和最有别于以往王朝的闪亮点，后面会展开讲。值得一提的一点，周王朝分封给诸侯的东西除了田地和庶民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礼器，礼器相当于诸侯与君王的一种契约，对君王而言这是一种展现君道威严、神圣和至高无上的有效途径，它证明了诸侯所有的一切都是君王所赐；对诸侯而言，时刻提醒他对君王负有的义务和责任。
通过周人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在文王、武王时期，实现了初步建国和初步的治国理政制度的设计。
周的始祖叫“弃”，父亲是“三皇五帝”第二帝帝喾，是帝喾与来自姜部落的一位妃子生的儿子，所以弃是黄帝部落与姜部落联姻的一个见证。弃与尧舜同代，曾在尧舜二帝时期担任负责农业种植的官员，封于今天关中一带，官职司农，所以也叫“后稷”。
弃之后，周族出现了一段时间的衰落，失去了原来的封地，向北迁移，流落于戎狄之间，因长期生活于远离中原的边缘地带，练就了周人与戎狄交往和从事贸易活动的能力，所以周人有先天的包容性以及整合外族的能力。
周人发展到第九代古公亶父时，商王朝已经衰败，对边疆戎狄的管控能力大不如前，戎狄经常袭扰内地，周人也面临被攻击的威胁，为避免与戎狄之战，也是出于体恤族人的考虑，古公率领族人回迁到岐山一带，在此开始修建城池，摒弃戎狄之俗，恢复中原的文明制度，势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大，与腐朽的商王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周族发展到文王姬昌时，已显天下归心之势，文王以其卓越的德行、技艺和智慧，获得了天下君子的普遍认可（那时的君子，通俗的讲就是有识之士），这些士对周王朝制度和疆域的形成、巩固和拓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王时代，启用了一大批有识之士，其中大部分都是非本宗本族的外姓外族之士，封赐给他们土地和庶民，让他们平等的参与周王朝的治理和统治，承担保卫周王室的义务。周的封建与夏、商的封建有着根本的区别，夏商的封土赐民一般大都局限于本宗、本族，像士这样的外族群体，一般也就是参与管理的权利，基本没有封分的权利。周则不同，随着实力的不断增强，戎狄逼迫外逃，新获得的土地及其庶民则不断地赐封给士这个群体，所以夏商，无论是在疆域的广阔性，还是政权的持久性上都不能与周相比，因为本宗本族人数毕竟有限，和士这个庞大的群体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一旦这些人享受到这种前所未有的待遇，迸发出来对周王朝的向心力和忠诚度是无与伦比的，他们的荣华富贵与周王朝休戚与共，保周王朝就是在保他们自己，因为周之前没有人赐封过他们这个群体，周之后会不会有，谁也不知道。正是这种权力下放的经典封建，让周王朝的向心力、财力、人力和战斗力倍增。
周人不仅用经典的封建巩固士与周王朝的命运共同体，在整合蛮夷部族时也不同程度的使用了这样的文治，在武王伐商和联盟中就可以看到很多蛮夷部落的参与。周人虽居于华夏腹地的边缘，但经过几代人的励精图治，在商朝末期，周人其实已经被各诸侯国推存为心目中的盟主了，诸侯之间有什么解决不了争端，都会让周王去裁决，可见周王室的德行和制度在当时诸侯心目中地位，这种功高代主的苗头也是招致文王被商纣王囚禁的主要原因。
文王生前已经为周王朝积累了足够的民心、优良的制度文化和长远的建国治国构想，只待天命的到来。反观商王朝，衰败始于王室对天道信仰的丢弃和漠视，而民间百姓却深信天道，所以王室的荒淫无道与民间的期盼相距甚远，致使民怨沸腾，早想改天换日。推翻腐朽的商王朝，建立民心所向的周王朝，这一使命落在了周武王的身上，武王通过“敬天保民，以正君位”实现了对商纣的成功讨伐。什么叫“敬天保民，以正君位”？通俗的讲，就是武王提出，具有合法性的王是天命的，不是靠自己的武力得来的，那怎么能看出是天命的呢？就是观察领袖是不是真正的亲民爱民，民为天之子，爱民敬民就是爱天敬天，天自然降天命于这样的领袖，让其代天做天下万民的君王，这是先圣“德、天”思想的延续和传承，通过这个可以占据天意、道义和民意的高低。再一个武王虽然被称为“武”王，承担起了“替天行道，讨伐商纣”的重任，但并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主，在讨伐商纣的过程中，尽量利用联盟和纳降的方式，减少杀戮，即使在攻下商纣之后，也没有大开杀戒，只是对有罪是人进行了一定惩罚，留用了大多数的旧臣，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主流的商朝制度和文化习俗，所以一定程度上讲武王并没有灭商，而是修正了商王朝不合天理民意之处，商王朝优秀的文化和人员得以保留任用，这种是非常明智之举，上合天意、下合民意、中间团结凝聚了一大批商族能人。
周人之所以这么做，除了顺应天道民心，还有一个客观的现实。周作为一个西部边陲部族，长期游离于中原文明的边缘，虽然势力日趋壮大，但在华夏核心的中原地区没有颠覆性的影响力，这从武王伐纣成功后，急切的拜访商朝老臣，寻求治国之道就可以看出。如果周人推存武力攻伐，大肆杀戮，将失去凝聚人心的力量，让天下人以为周人只不过是假借天意、夺取天下而已，和商纣王没有实质区别，甚至有可能激起商人排斥外族的心理，不利于商人对周的认同和归顺，更不利于周王朝建立和长治久安。所以仔细品味周武王灭纣后的分封，你就能品味周人的包容和胸怀天下之心。武王首先分封的恰恰是商人，首批分封商人的目的，就是要召告天下，我周人伐商是替天行道，不是奔着私利去的，不是为了取代商而攻伐。第二批分封的诸侯为，最早协助周人伐纣的异姓诸侯，这是对天下正义之士功绩和捍卫正义的肯定和奖赏，鼓励天下人应该向这些人学习，勇于捍卫和弘扬正义。第三批分封的是黄帝、尧、舜、禹以后，表明周人将继承和发扬古圣先贤优秀的治国理政思想的精华。第四批分封的是参与建国大业的异姓功臣谋士，这是对他们忠臣和付出的肯定和奖赏。最后受封的是本宗本族的亲人，除了表明周人大公无私，胸怀天下的意志，也是一种制度性安排，是周王朝制度的最重要和最有别于以往王朝的闪亮点，后面会展开讲。值得一提的一点，周王朝分封给诸侯的东西除了田地和庶民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礼器，礼器相当于诸侯与君王的一种契约，对君王而言这是一种展现君道威严、神圣和至高无上的有效途径，它证明了诸侯所有的一切都是君王所赐；对诸侯而言，时刻提醒他对君王负有的义务和责任。
通过周人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在文王、武王时期，实现了初步建国和初步的治国理政制度的设计。
《失落的文明》第6篇:周王朝800年的基业，是怎么锻造的（2）
武王伐商后不久就驾崩了，武王的儿子成王年幼，在叔叔周公和召公共同辅佐下继位，召公支持周公代为打理朝政。但是这个时候王室出现了短暂的内乱，主要是因猜疑而起。周公的三位弟弟，封于蔡的蔡叔度、封于管的管叔鲜和封于霍的霍叔处，本来是武王当年安插在商纣王之子武庚周围，以辅佐的名义实行监督职责的，因为武王还是担心商武庚会反。武王去世后，三人见成王年幼，朝政由周公旦一手把持，所以怀疑周公旦有意图谋反之心，所以三人撺掇武庚一起造反，最后被周公以戡乱之名平息。
“三监之乱”对周公的触动很大，促使他不得不深刻反思:仅凭古圣先贤的“天道、德位、和合”能否有效统治偌大的周王朝？夏商以来在宗亲之间封分的制度真的能确保周王朝的稳定和长治久安吗？他认为，不足以，必须要进行必要的改革升级。这就是周王朝赖以繁荣昌盛的“经典封建制”的由来。
首先周公推出了“宗法制”。简单通俗的讲，就是不论是王还是诸侯的儿子，只能有一个人能继承正统君位（宗法制主要讲诸侯），没有继承权的儿子，称为“别子”，被封为大夫，辅佐继承正统君位的君主。别子需要自建一宗，有别于君主，和君主是上下级君臣关系，不允许也不能是兄弟亲人关系，强制破除这种血缘纽带关系，与外族人没有两样，同为平等的臣子，不能随意以亲戚的身份接近君主，只有君主有祭祖和入宗庙的权利。（常说的祖宗或许就是从宗法制演变而来的）宗法制的意义何在？它让“君”从“亲”中脱离出来，在同一族人中区分开“尊卑”，树立起了“尊君之道”和君的权威，避免了同族兄弟因私情而干扰朝政的现象。强化了君臣的公共关系，弱化了血亲关系，君必须对共同体内的人一视同仁，没有私情可言。宗法制突出了周王朝“天下为公”的理念，也催生了最早的“公民”，让周人治理更趋于理性化，治理秩序也实现了质的飞跃。
第二，周公开始着手修订礼制。宗法制也是礼制的一部分，属经礼，主要规范君臣关系而制。还有一种礼是“仪礼”，主要吸收整理古圣先贤及地方习俗中合理有用的精华发现而来，主要用于规范君臣日常礼仪，强调诸侯臣子要敬天、敬礼、敬民，要自觉的承担义务和维护君道。
第三、提出了做新民的倡议。因为经历“三监之乱”后，商人首领武庚因叛乱被诛杀，所以商人与周人之间还是有嫌隙，周公就是想用新的宗法制所倡导的一种“天下为公”和“包容”的理念，弥合这层伤疤，让殷商遗民真正认同周王朝，达到真正的统合。在推进礼制的同时，兼顾殷商旧遗民有风俗习惯，不做不必要的扰民，礼在高一级的层面上得到了普及，中下层团体的风俗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保留和尊重，让礼俗之间保持平衡，保存了华夏文明的多样性，实际上效果也不错，周人和周制最终获得了认同。周公还效法夏禹，创立了五服制，进一步提升了周王朝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武王伐商后不久就驾崩了，武王的儿子成王年幼，在叔叔周公和召公共同辅佐下继位，召公支持周公代为打理朝政。但是这个时候王室出现了短暂的内乱，主要是因猜疑而起。周公的三位弟弟，封于蔡的蔡叔度、封于管的管叔鲜和封于霍的霍叔处，本来是武王当年安插在商纣王之子武庚周围，以辅佐的名义实行监督职责的，因为武王还是担心商武庚会反。武王去世后，三人见成王年幼，朝政由周公旦一手把持，所以怀疑周公旦有意图谋反之心，所以三人撺掇武庚一起造反，最后被周公以戡乱之名平息。
“三监之乱”对周公的触动很大，促使他不得不深刻反思:仅凭古圣先贤的“天道、德位、和合”能否有效统治偌大的周王朝？夏商以来在宗亲之间封分的制度真的能确保周王朝的稳定和长治久安吗？他认为，不足以，必须要进行必要的改革升级。这就是周王朝赖以繁荣昌盛的“经典封建制”的由来。
首先周公推出了“宗法制”。简单通俗的讲，就是不论是王还是诸侯的儿子，只能有一个人能继承正统君位（宗法制主要讲诸侯），没有继承权的儿子，称为“别子”，被封为大夫，辅佐继承正统君位的君主。别子需要自建一宗，有别于君主，和君主是上下级君臣关系，不允许也不能是兄弟亲人关系，强制破除这种血缘纽带关系，与外族人没有两样，同为平等的臣子，不能随意以亲戚的身份接近君主，只有君主有祭祖和入宗庙的权利。（常说的祖宗或许就是从宗法制演变而来的）宗法制的意义何在？它让“君”从“亲”中脱离出来，在同一族人中区分开“尊卑”，树立起了“尊君之道”和君的权威，避免了同族兄弟因私情而干扰朝政的现象。强化了君臣的公共关系，弱化了血亲关系，君必须对共同体内的人一视同仁，没有私情可言。宗法制突出了周王朝“天下为公”的理念，也催生了最早的“公民”，让周人治理更趋于理性化，治理秩序也实现了质的飞跃。
第二，周公开始着手修订礼制。宗法制也是礼制的一部分，属经礼，主要规范君臣关系而制。还有一种礼是“仪礼”，主要吸收整理古圣先贤及地方习俗中合理有用的精华发现而来，主要用于规范君臣日常礼仪，强调诸侯臣子要敬天、敬礼、敬民，要自觉的承担义务和维护君道。
第三、提出了做新民的倡议。因为经历“三监之乱”后，商人首领武庚因叛乱被诛杀，所以商人与周人之间还是有嫌隙，周公就是想用新的宗法制所倡导的一种“天下为公”和“包容”的理念，弥合这层伤疤，让殷商遗民真正认同周王朝，达到真正的统合。在推进礼制的同时，兼顾殷商旧遗民有风俗习惯，不做不必要的扰民，礼在高一级的层面上得到了普及，中下层团体的风俗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保留和尊重，让礼俗之间保持平衡，保存了华夏文明的多样性，实际上效果也不错，周人和周制最终获得了认同。周公还效法夏禹，创立了五服制，进一步提升了周王朝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失落的文明》第8篇:周王朝800年的基业，是怎么锻造的（3）
周王朝的君臣之道
平息三监之乱以后，周公通过宗法制和分封制对前朝及以往的治理天下之道进行了彻底的改良，用公取代私，契约取代血缘，建立起一套完备的封建君臣之道。
周王朝的君臣之道，与之前和之后的君臣之道都不同，尧舜时代是“虚君共治”，强调共同治理；夏、商突出了君道，但没有摆脱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式封建统治；周之后的君王实行的是集权专制，君臣之间不存在契约和封建。所以周王朝的契约式封建君臣之道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上有着独特的意义，主要有这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通过策名委质建立君臣契约关系。
怎么理解“策名委质”？策名和委质是一个程序的两个部分，策，就是书简，策名就是由君把将要受封的人的名字和受封的名份写到简上，简一式两份，君保留一份，受封的人保留一份；委，是委以的意思，质就是人质、人身，委质通俗的讲就是“以身相许”，将身家性命交付于君；策名委质就是通过订立契约从而建立君臣关系的过程，君把田邑、庶民通过策名的形式分封给受封之人，受封之人以身报君，不负君恩，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君臣关系。
周王朝讲的“君臣”是一种广义的君臣关系，这种关系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天子策封诸侯，天子是君，诸侯就是臣；诸侯策封大夫，诸侯就是君，大夫就是臣，所以这是一种广泛的君臣关系，和我们理解的狭义的君臣不是一回事，这种君臣关系，更像现在的合同制，是一种“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这种君臣关系，受契约的约束和影响，比如君或臣过世或者双方有一方觉得不合适，旧的契约就面临失效，就需要重新与新的继任者订立君臣关系，这种君臣关系是流动的，有利有弊，利就是鞭策君臣双方信守契约承诺，尽职尽责；弊就是君臣关系不够稳定牢固，再一个就是“臣的臣，不一定是我的臣，和我没有直接的契约关系，只对他的上一级负责”。
二、君臣双方的权利义务
君把田邑和庶民分封给臣，臣要对君尽一定的义务，义务主要分两部分，第一、就是辅佐和保卫君王；第二就是向君王进贡财物，具体的数量和要求都是之前写到契约里的，君王需要时按契约行事即可。义务的核心主要在辅佐和保卫上，进贡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每一层级都是这样的权利和义务。
三、由君臣的权利义务延伸出的忠、信、义文化。
对君而言，策封之事就是对下属的一种授信，表明我信任你，我对承诺你的事言而有信，说到做到，决不食言，“信”有信任和信用双重的意思。对臣而言，接受了君策封的田邑和庶民，就要对君尽忠尽责，不能心存二心，竭尽全力辅佐和保卫好君主。对于维护封建统治的稳定性来讲，忠信同等重要，用当时的话讲就是“国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所谓“义”，就是君臣双方都要忠实履行自己的契约责任，不能做有悖于契约而伤害对方权益的事，否则就是不义，守约的一方有权与不义一方解除契约关系，不论对方是君还是臣，即便是君，做了严重损害臣权益的事，臣甚至有权推翻他，义，用孔子的话讲就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所以王朝的统治在这种封建的契约和礼法的框架内得以延续和稳定，这就是周王朝推存的君臣之道。
周王朝的君臣之道
平息三监之乱以后，周公通过宗法制和分封制对前朝及以往的治理天下之道进行了彻底的改良，用公取代私，契约取代血缘，建立起一套完备的封建君臣之道。
周王朝的君臣之道，与之前和之后的君臣之道都不同，尧舜时代是“虚君共治”，强调共同治理；夏、商突出了君道，但没有摆脱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式封建统治；周之后的君王实行的是集权专制，君臣之间不存在契约和封建。所以周王朝的契约式封建君臣之道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上有着独特的意义，主要有这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通过策名委质建立君臣契约关系。
怎么理解“策名委质”？策名和委质是一个程序的两个部分，策，就是书简，策名就是由君把将要受封的人的名字和受封的名份写到简上，简一式两份，君保留一份，受封的人保留一份；委，是委以的意思，质就是人质、人身，委质通俗的讲就是“以身相许”，将身家性命交付于君；策名委质就是通过订立契约从而建立君臣关系的过程，君把田邑、庶民通过策名的形式分封给受封之人，受封之人以身报君，不负君恩，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君臣关系。
周王朝讲的“君臣”是一种广义的君臣关系，这种关系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天子策封诸侯，天子是君，诸侯就是臣；诸侯策封大夫，诸侯就是君，大夫就是臣，所以这是一种广泛的君臣关系，和我们理解的狭义的君臣不是一回事，这种君臣关系，更像现在的合同制，是一种“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这种君臣关系，受契约的约束和影响，比如君或臣过世或者双方有一方觉得不合适，旧的契约就面临失效，就需要重新与新的继任者订立君臣关系，这种君臣关系是流动的，有利有弊，利就是鞭策君臣双方信守契约承诺，尽职尽责；弊就是君臣关系不够稳定牢固，再一个就是“臣的臣，不一定是我的臣，和我没有直接的契约关系，只对他的上一级负责”。
二、君臣双方的权利义务
君把田邑和庶民分封给臣，臣要对君尽一定的义务，义务主要分两部分，第一、就是辅佐和保卫君王；第二就是向君王进贡财物，具体的数量和要求都是之前写到契约里的，君王需要时按契约行事即可。义务的核心主要在辅佐和保卫上，进贡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每一层级都是这样的权利和义务。
三、由君臣的权利义务延伸出的忠、信、义文化。
对君而言，策封之事就是对下属的一种授信，表明我信任你，我对承诺你的事言而有信，说到做到，决不食言，“信”有信任和信用双重的意思。对臣而言，接受了君策封的田邑和庶民，就要对君尽忠尽责，不能心存二心，竭尽全力辅佐和保卫好君主。对于维护封建统治的稳定性来讲，忠信同等重要，用当时的话讲就是“国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所谓“义”，就是君臣双方都要忠实履行自己的契约责任，不能做有悖于契约而伤害对方权益的事，否则就是不义，守约的一方有权与不义一方解除契约关系，不论对方是君还是臣，即便是君，做了严重损害臣权益的事，臣甚至有权推翻他，义，用孔子的话讲就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所以王朝的统治在这种封建的契约和礼法的框架内得以延续和稳定，这就是周王朝推存的君臣之道。
《失落的文明》第9篇:周王朝800年的基业，是怎么锻造的（4）
西周共和制
如果看了之前的系列文章，大家就都明白，周王朝实际上一个通过契约关系结合而成的共同体，周王与诸侯是契约关系，诸侯与大夫阶层也是契约关系，不存在隶属问题，而是一个个封建利益同盟。因为有共同的利益捆把，所以才会形成共同参与治理的制度，下一级辅佐上级治理国家或属地。
周王朝的共和制主要分基层共和与上层共和，井田制对周王朝的共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对于基层而言，井田制下，大夫们的田邑居于九宫格的中央，周围被下一级阶层的庶民的田邑包围，通过士这个阶层直接参与管理庶民，劳作的时候一起劳作，收获的时候一起收获，上下之间同甘苦共患难，相互依存，关系稳固而密切。对于上层而言，君王与诸侯之间，也是这种井田制的形式，王都位于诸侯国中央，动荡时期诸侯国能起到屏障和保卫君王的作用，和平时期以参谋的形式参与国家治理，并对君王承担一定贡和赋，君臣之间是一种更高形式的伙伴关系，责任共担，利益共享。周王朝的君王与诸侯、诸侯与大夫之间的这种契约而非隶属关系，是使得君臣双方能和睦相处、荣辱与共的根本原因，这与东周后期诸侯国的王权以及秦始皇以后的皇权制下的君臣关系有质的区别。在这种契约关系下，君臣都必须放下私利，以共同体利益为重，任何一方没有权利超越共同体，而做损害共同体利益的事情，否则即使是君王，诸侯也有罢免他的权利。这种契约式的君臣关系，可以从孟子的语录中得到侧面印证，孟子讲: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
基于这种共和制关系，君王有大事，必然广泛征询各诸侯国建议，这就有了会议的概念，“会议”顾名思义就是全体君臣聚会在一起，商议事情，少数服从多数，最终做出决策，包括君王继嗣等大事也是共同商讨定夺，虽然多数情况下是嫡长子继位，但那个时候并没有形成礼制。
共和制下，君臣之别又如何体现？这就需要制定一系列的君臣之礼来维系。诸侯定期“朝会”君王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士大夫定期朝会诸侯国君道理一样。朝会有三层含义，首先是提醒和明确君臣关系，尤其是下级对上级拥有的义务和双方地位尊卑之别；其次，朝会也是会议的一种，借朝会来共议国事；第三，朝会也是加强君臣联系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君王与诸侯国的联系，由于诸侯国大都离王城较远，不可能月月年年朝会，大都是隔几年一次，如果没有朝会制度，日久诸侯自然会有疏远君王的倾向，诸侯能不能定期来朝会，也是观察王权兴盛与否的标志。与朝会相似的还有一种叫“大蒐”制度，简单的讲就是诸侯国在君王约定的日期，带领自己全副武装的部队来接受君王的检阅，并参与集体狩猎，这也是彰显王权的难得机会。
在共和制下应运而生的还有周人对言辞技艺的推存，共和制下需要理智、协商，而不是简单、粗暴，这种氛围使得各级君主很注重修习自己的言辞，以获得别人的认同，便于共同治理。
西周共和制
如果看了之前的系列文章，大家就都明白，周王朝实际上一个通过契约关系结合而成的共同体，周王与诸侯是契约关系，诸侯与大夫阶层也是契约关系，不存在隶属问题，而是一个个封建利益同盟。因为有共同的利益捆把，所以才会形成共同参与治理的制度，下一级辅佐上级治理国家或属地。
周王朝的共和制主要分基层共和与上层共和，井田制对周王朝的共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对于基层而言，井田制下，大夫们的田邑居于九宫格的中央，周围被下一级阶层的庶民的田邑包围，通过士这个阶层直接参与管理庶民，劳作的时候一起劳作，收获的时候一起收获，上下之间同甘苦共患难，相互依存，关系稳固而密切。对于上层而言，君王与诸侯之间，也是这种井田制的形式，王都位于诸侯国中央，动荡时期诸侯国能起到屏障和保卫君王的作用，和平时期以参谋的形式参与国家治理，并对君王承担一定贡和赋，君臣之间是一种更高形式的伙伴关系，责任共担，利益共享。周王朝的君王与诸侯、诸侯与大夫之间的这种契约而非隶属关系，是使得君臣双方能和睦相处、荣辱与共的根本原因，这与东周后期诸侯国的王权以及秦始皇以后的皇权制下的君臣关系有质的区别。在这种契约关系下，君臣都必须放下私利，以共同体利益为重，任何一方没有权利超越共同体，而做损害共同体利益的事情，否则即使是君王，诸侯也有罢免他的权利。这种契约式的君臣关系，可以从孟子的语录中得到侧面印证，孟子讲: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
基于这种共和制关系，君王有大事，必然广泛征询各诸侯国建议，这就有了会议的概念，“会议”顾名思义就是全体君臣聚会在一起，商议事情，少数服从多数，最终做出决策，包括君王继嗣等大事也是共同商讨定夺，虽然多数情况下是嫡长子继位，但那个时候并没有形成礼制。
共和制下，君臣之别又如何体现？这就需要制定一系列的君臣之礼来维系。诸侯定期“朝会”君王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士大夫定期朝会诸侯国君道理一样。朝会有三层含义，首先是提醒和明确君臣关系，尤其是下级对上级拥有的义务和双方地位尊卑之别；其次，朝会也是会议的一种，借朝会来共议国事；第三，朝会也是加强君臣联系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君王与诸侯国的联系，由于诸侯国大都离王城较远，不可能月月年年朝会，大都是隔几年一次，如果没有朝会制度，日久诸侯自然会有疏远君王的倾向，诸侯能不能定期来朝会，也是观察王权兴盛与否的标志。与朝会相似的还有一种叫“大蒐”制度，简单的讲就是诸侯国在君王约定的日期，带领自己全副武装的部队来接受君王的检阅，并参与集体狩猎，这也是彰显王权的难得机会。
在共和制下应运而生的还有周人对言辞技艺的推存，共和制下需要理智、协商，而不是简单、粗暴，这种氛围使得各级君主很注重修习自己的言辞，以获得别人的认同，便于共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