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老狼：《深度剖析中国历史及中华文明》系列连载
第一篇：探讨，为什么禅让制下能选出贤达的帝王
中华文明始于三皇五帝，司马迁五帝本纪记载，轩辕黄帝通过“尊王攘夷”最后被推举为天子，开启了五千年的炎黄文明。尊王攘夷在之后的乱世中经常被用到，黄帝的“尊王攘夷”和春秋或三国时代的“尊王攘夷”不同之处在于，黄帝不是通过主动施加武力胁迫诸侯承认自己的“霸主”地位的，而是在“尊王攘夷”的战争中，战胜炎帝、蚩尤这两大诸侯势力后，经众诸侯一致推举，从而取代神农氏后人成为新的天子，好像看不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味道。这里面广施德政起了很大的作用，天子、诸侯寡德而黄帝施德，自然人心所向。黄帝做了天子后的第一件事情是戡乱，统一各诸侯，看来“天下一统”的思想也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传统。黄帝给我印象：尊王攘夷，德威并举，天下一统，劳心劳力。黄帝去世后，是他二儿子的儿子颛顼继位，颛顼之后是黄帝大儿子的孙子帝喾继位，帝喾之后是他的大儿子帝挚继位，帝挚在位期间政治衰弱，后被二儿子帝尧取代，这几个时代天子继承没有“嫡长子为嗣”的规定，也没有说必须禅让给德才兼备的人，但有基本共同点是：天子之位基本是在黄帝嫡系子孙内传承。
帝尧开创了天子之位非嫡系子孙传承的先河，尧传舜时，舜是民间盲人的儿子，舜以孝闻名而得到大家的推荐，从而引起尧的注意。尧帝洞悉人性，有自己的主见但又不刚愎自用，以品德优先来考量继承人，甚至大义灭亲，曾有人举荐他的儿子都被他否决了。尧对继承人的考察是非常谨慎和全面的，品格只是第一关。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来观察舜的品德，在得到肯定后，就谨慎地让舜从事五常教化的工作，随后让舜广泛参与各方面的管理事务，接着又让舜在四方之门迎接来朝的诸侯君臣（也就相当于把舜正式介绍给各大诸侯，让舜与他们相互熟悉），最后又把舜派到山林川泽，以考验舜的危机处置能力、智力、毅力、勇气和吃苦耐劳的能力，最终各方面都得到肯定才把帝位传给舜，让舜代行天子事务，自己告老还乡。尧帝唯贤能者是用的思想，也许是吸收了他父亲把帝位传给他哥哥帝挚的失败教训，所以他提醒大臣们，不要把目光都放在贵族后人的身上，要多挖掘隐藏在民间的贤能之人。帝尧在自己还健在的时候就开始安排后事继位的事情，足见继位之事在他心目的分量，这样做可以是避免发生像自己哥哥继位那样的情况，因为有足够的时间来考察和辅助继承人，让继承人有更多的锻炼。舜代行天子之事后，尧随即告老还乡，一方面是对舜的信任，有让舜放手大干的意思，同时也是一种完全的考察。尧帝对帝位的释然，充分说明他也不贪恋权力，在他心目中国家臣民为大，为后世帝王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型，我想这也是他能位列五帝的一个原因吧。帝尧这种唯贤能是用、民间取才、充分谨慎的考察继承人、国家人民为大、对权力的释然都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舜继位后因才施用，规范各种礼制和规则制度，国内一片繁荣之象。舜的后人都不堪胜任帝位，而禹因治水功劳卓着，所以舜提前举荐禹为继承人，禹德才出众，众望所归。
从皇帝到大禹，这几个帝王在仁、礼、德、能方面都非常出众，堪称表率。正是由于他们的贤能、优良的人才选拔机制和奖罚分明的制度，才能使下面的大臣人尽其才，各施其职，恪尽职守。帝不徇私、爱民而广纳贤才，励精图治，所以能在群臣诸侯中树立威信，帝威则群臣服，群臣服则人心齐，人心齐则国家兴。
中华文明始于三皇五帝，司马迁五帝本纪记载，轩辕黄帝通过“尊王攘夷”最后被推举为天子，开启了五千年的炎黄文明。尊王攘夷在之后的乱世中经常被用到，黄帝的“尊王攘夷”和春秋或三国时代的“尊王攘夷”不同之处在于，黄帝不是通过主动施加武力胁迫诸侯承认自己的“霸主”地位的，而是在“尊王攘夷”的战争中，战胜炎帝、蚩尤这两大诸侯势力后，经众诸侯一致推举，从而取代神农氏后人成为新的天子，好像看不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味道。这里面广施德政起了很大的作用，天子、诸侯寡德而黄帝施德，自然人心所向。黄帝做了天子后的第一件事情是戡乱，统一各诸侯，看来“天下一统”的思想也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传统。黄帝给我印象：尊王攘夷，德威并举，天下一统，劳心劳力。黄帝去世后，是他二儿子的儿子颛顼继位，颛顼之后是黄帝大儿子的孙子帝喾继位，帝喾之后是他的大儿子帝挚继位，帝挚在位期间政治衰弱，后被二儿子帝尧取代，这几个时代天子继承没有“嫡长子为嗣”的规定，也没有说必须禅让给德才兼备的人，但有基本共同点是：天子之位基本是在黄帝嫡系子孙内传承。
帝尧开创了天子之位非嫡系子孙传承的先河，尧传舜时，舜是民间盲人的儿子，舜以孝闻名而得到大家的推荐，从而引起尧的注意。尧帝洞悉人性，有自己的主见但又不刚愎自用，以品德优先来考量继承人，甚至大义灭亲，曾有人举荐他的儿子都被他否决了。尧对继承人的考察是非常谨慎和全面的，品格只是第一关。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来观察舜的品德，在得到肯定后，就谨慎地让舜从事五常教化的工作，随后让舜广泛参与各方面的管理事务，接着又让舜在四方之门迎接来朝的诸侯君臣（也就相当于把舜正式介绍给各大诸侯，让舜与他们相互熟悉），最后又把舜派到山林川泽，以考验舜的危机处置能力、智力、毅力、勇气和吃苦耐劳的能力，最终各方面都得到肯定才把帝位传给舜，让舜代行天子事务，自己告老还乡。尧帝唯贤能者是用的思想，也许是吸收了他父亲把帝位传给他哥哥帝挚的失败教训，所以他提醒大臣们，不要把目光都放在贵族后人的身上，要多挖掘隐藏在民间的贤能之人。帝尧在自己还健在的时候就开始安排后事继位的事情，足见继位之事在他心目的分量，这样做可以是避免发生像自己哥哥继位那样的情况，因为有足够的时间来考察和辅助继承人，让继承人有更多的锻炼。舜代行天子之事后，尧随即告老还乡，一方面是对舜的信任，有让舜放手大干的意思，同时也是一种完全的考察。尧帝对帝位的释然，充分说明他也不贪恋权力，在他心目中国家臣民为大，为后世帝王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型，我想这也是他能位列五帝的一个原因吧。帝尧这种唯贤能是用、民间取才、充分谨慎的考察继承人、国家人民为大、对权力的释然都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舜继位后因才施用，规范各种礼制和规则制度，国内一片繁荣之象。舜的后人都不堪胜任帝位，而禹因治水功劳卓着，所以舜提前举荐禹为继承人，禹德才出众，众望所归。
从皇帝到大禹，这几个帝王在仁、礼、德、能方面都非常出众，堪称表率。正是由于他们的贤能、优良的人才选拔机制和奖罚分明的制度，才能使下面的大臣人尽其才，各施其职，恪尽职守。帝不徇私、爱民而广纳贤才，励精图治，所以能在群臣诸侯中树立威信，帝威则群臣服，群臣服则人心齐，人心齐则国家兴。
第二篇：中国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为什么会是夏
之前有一个问题，很长一段时间无解，那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家天下的王朝是从大禹后代开始的，为什么不是在黄帝或者尧舜之后呢？再读夏王朝历史的时候，貌似有了答案。从大禹治水说起吧。
史记说：禹开通了九座大山，疏浚了九个湖泽，决导了九条河流，划定了九州方圆，使其各司其职贡奉物产，不失应有规范。国土开拓纵横五千里，一直到达了荒僻的遥远地带。其功劳可以归为三大类，而正是这三大功劳，注定了原始氏族社会的崩溃和夏王朝的产生，这三个功劳正是：治水、开田和定制。首先、治水的意义影响深远，1：疏通河道，引河入海使得人们可以到地势比较平缓的地方安居乐业，进行生产和生活，这对城市、国家的形成有重要意义，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2、开辟山路治理了堰塞湖，使得全国河流融会贯通，这为以后水路交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3、从以前的被动躲水灾，到主动利用水，这些河流对以后的农业发展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也为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次就是开田，在治理洪水之后，因地制宜地指导了农业生产，农业的繁荣势必这导致社会财富积累空前增长，同时也繁荣了畜牧业和手工业，社会发展的规律讲：分工导致交换，从而产生剩余产品，而剩余财富加剧了贫富分化，从而产生特权阶级思想和特权阶级。这可能是导致原始氏族社会崩塌根本原因。第三、定制。大禹根据每个地方的土地肥沃程度定了土地等级和赋税的等级，以及该进贡什么产品。最重要的一个制度就是分田制度，大禹把全国的土地以国都为中心划分为五类，即；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甸服即天子的专属经济区，以国都为中心，方圆500里之内为甸服；甸服之外500里内为侯服，侯服之外500里内为绥服，绥服之外500里内为要服，要服之外500里内为荒服。侯服之内靠近甸服100内为卿大夫专属经济区，100外-200里内是为天子服役的小国，200里外到300里内才是大的诸侯国，后三个服基本一个比一个蛮荒，天子的威严也越来越鞭长莫及，荒服基本是流放犯人的地方，俗话说的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但是最精华最能有效控制的1000里内，天子就实际控制了600-700里，基本算是中央集权的雏形了，而且把大诸侯分到了最边缘的地方，他们与天子之间还有小国和卿大夫等的缓冲地带，这样一来加上各个诸侯大夫小国的进贡，天子的财富毫无疑问是NO1。
大禹制定这些政策的时候，舜还在位。不过从史记记载来看，大禹不仅是才能出众，而且非常有城府，在舜跟前聊天的时候，皋陶、伯夷是就事论事，谈得都是一些治理国家的方法策略，大禹总是恭维不多言，舜点名要他说的时候，他都是委婉地称述自己的功劳和治水的不易，以及现在已经治理的如何好了，而且还建议舜帝要任用有贤能的人。另外大禹的人际关系也不错，在关键的时候能得到有实力的朋友支持，比如皋陶。皋陶是舜时的司法官员，舜要广大帝德，皋陶就号召群臣以禹为榜样，向禹学习，使得禹在群臣和民众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在舜帝选继承人的时候，这个光辉高大的形象应该起了一定作用。有这层关系在，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禹登基之后就宣布将来的位置要传给皋陶，由于皋陶过世太早，只能选择益来继位，益辅佐禹时间不长，在群臣和民众中的影响力不够，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礼让变成真让的原因了。禹传位给益，益效法先前帝王先是谦虚地让禹的儿子继承，想的诸侯也会像先前帝王继位那样都来朝拜自己，结果弄巧成拙，诸侯都跑到启哪儿去了，这能怪谁呢？含泪往肚子里咽吧。从益这里可以得到两个启示：实力和时机，缺少任何一个都不行。启接禹位，家天下的时代就这样开始了。大禹在位时候对待先前帝王的后人还是比较尊敬的，从另一方面讲也说明这个时候他是不敢专有天下的。
夏朝从禹一直到孔甲帝前还算发展的凑合，从孔甲开始荒淫无道，政治逐渐走向衰落，诸侯众叛亲离，一直到夏桀达到了荒唐的极致，终招致商汤灭夏。
之前有一个问题，很长一段时间无解，那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家天下的王朝是从大禹后代开始的，为什么不是在黄帝或者尧舜之后呢？再读夏王朝历史的时候，貌似有了答案。从大禹治水说起吧。
史记说：禹开通了九座大山，疏浚了九个湖泽，决导了九条河流，划定了九州方圆，使其各司其职贡奉物产，不失应有规范。国土开拓纵横五千里，一直到达了荒僻的遥远地带。其功劳可以归为三大类，而正是这三大功劳，注定了原始氏族社会的崩溃和夏王朝的产生，这三个功劳正是：治水、开田和定制。首先、治水的意义影响深远，1：疏通河道，引河入海使得人们可以到地势比较平缓的地方安居乐业，进行生产和生活，这对城市、国家的形成有重要意义，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2、开辟山路治理了堰塞湖，使得全国河流融会贯通，这为以后水路交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3、从以前的被动躲水灾，到主动利用水，这些河流对以后的农业发展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也为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次就是开田，在治理洪水之后，因地制宜地指导了农业生产，农业的繁荣势必这导致社会财富积累空前增长，同时也繁荣了畜牧业和手工业，社会发展的规律讲：分工导致交换，从而产生剩余产品，而剩余财富加剧了贫富分化，从而产生特权阶级思想和特权阶级。这可能是导致原始氏族社会崩塌根本原因。第三、定制。大禹根据每个地方的土地肥沃程度定了土地等级和赋税的等级，以及该进贡什么产品。最重要的一个制度就是分田制度，大禹把全国的土地以国都为中心划分为五类，即；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甸服即天子的专属经济区，以国都为中心，方圆500里之内为甸服；甸服之外500里内为侯服，侯服之外500里内为绥服，绥服之外500里内为要服，要服之外500里内为荒服。侯服之内靠近甸服100内为卿大夫专属经济区，100外-200里内是为天子服役的小国，200里外到300里内才是大的诸侯国，后三个服基本一个比一个蛮荒，天子的威严也越来越鞭长莫及，荒服基本是流放犯人的地方，俗话说的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但是最精华最能有效控制的1000里内，天子就实际控制了600-700里，基本算是中央集权的雏形了，而且把大诸侯分到了最边缘的地方，他们与天子之间还有小国和卿大夫等的缓冲地带，这样一来加上各个诸侯大夫小国的进贡，天子的财富毫无疑问是NO1。
大禹制定这些政策的时候，舜还在位。不过从史记记载来看，大禹不仅是才能出众，而且非常有城府，在舜跟前聊天的时候，皋陶、伯夷是就事论事，谈得都是一些治理国家的方法策略，大禹总是恭维不多言，舜点名要他说的时候，他都是委婉地称述自己的功劳和治水的不易，以及现在已经治理的如何好了，而且还建议舜帝要任用有贤能的人。另外大禹的人际关系也不错，在关键的时候能得到有实力的朋友支持，比如皋陶。皋陶是舜时的司法官员，舜要广大帝德，皋陶就号召群臣以禹为榜样，向禹学习，使得禹在群臣和民众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在舜帝选继承人的时候，这个光辉高大的形象应该起了一定作用。有这层关系在，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禹登基之后就宣布将来的位置要传给皋陶，由于皋陶过世太早，只能选择益来继位，益辅佐禹时间不长，在群臣和民众中的影响力不够，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礼让变成真让的原因了。禹传位给益，益效法先前帝王先是谦虚地让禹的儿子继承，想的诸侯也会像先前帝王继位那样都来朝拜自己，结果弄巧成拙，诸侯都跑到启哪儿去了，这能怪谁呢？含泪往肚子里咽吧。从益这里可以得到两个启示：实力和时机，缺少任何一个都不行。启接禹位，家天下的时代就这样开始了。大禹在位时候对待先前帝王的后人还是比较尊敬的，从另一方面讲也说明这个时候他是不敢专有天下的。
夏朝从禹一直到孔甲帝前还算发展的凑合，从孔甲开始荒淫无道，政治逐渐走向衰落，诸侯众叛亲离，一直到夏桀达到了荒唐的极致，终招致商汤灭夏。
夏商，两个王朝中发生的那些史无前例的第一次
夏启建立夏王朝与成汤建立商王朝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因为他们遇到的问题都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没有先例可循。夏启面临的最大困惑是：如何结束禅让制，并将王位在嫡系子孙内传下去，又能让大家接受这种王位世袭制。而成汤的最大困惑是：如何让大家接受另外一个姓氏的部落取代当今的夏王朝，怎么让大家承认自己的王位和权力。不过夏启的先天条件要比成汤优越的多，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因为启之所以能继位，是因为当时他父亲钦点的接班人资历太浅，不能服众，而朝内与他父亲大禹同时代的德高望重者基本都不在人世了，启本人也没什么让大家难以忍受的大毛病，又是有赫赫功劳的先帝大禹的嫡长子，爱屋及乌嘛，与其让自己不能信服的人当天子，不如相信先王的后代，大禹的余荫让启在天时、人和方面比其他人有非常明显的优势，而等到启被拥戴成天子后，他父亲打下来的江山已经是牢不可破了，应该是没有一个诸侯可以与他同日而语的，因为前一篇文章提到过：大禹创立的五服制度，已经使得社会有中央集权的意思了，启继承父亲的天位，又占尽了地利优势。所以启干这些事情要显得顺利的多，抑或这种格局就是大禹一手安排的，虽然没有史实的记载，但是有这方面的迹象，恐怕是大禹有这个心，没这个胆量，因为与他同时代辅佐舜帝的德高望重的人还很多，另外为什么历史说法都是三皇五帝而不是三皇六帝呢，大禹也辅佐过舜帝很长时间，算是同朝代的人啊，为什么司马迁偏把大禹归到夏本记里面呢，这些也许可以窥见一斑吧。总之启结束禅让阻力相对要小些。成汤就不一样了，第一、他的祖先没有一个当过天子，成汤的先祖可以追溯到契，契是帝喾（五帝之三）次妃的儿子，历经尧舜禹三代，曾辅佐大禹治水，后做司徒。在论嫡系论血统的古代，没有这个就费劲的多了，尤其是成汤，还是开历史之先例。第二、他在诸侯在中还没有达到一言九鼎的威信，夏桀虽腐朽昏庸但长期积累下来的天子的威严还有一定感召力的，还是有一部分人拥护天子帝位的，换句话说人们对夏桀还没有伤心失望到极点。第三、他自己也是一个诸侯，位置不在王朝的中心地带。启有的天时地利人和他都不具备，所以他得从长计议。
成汤灭夏除了个人的贤能和威信外，主要在三方面做了努力：1、养精蓄锐。在夏桀昏庸无道的时候，成汤就已开始招兵买马刻意壮大自己的实力了，算是蓄谋已久2、以戡乱的名义借机消灭了葛伯、昆吾等敢于叛乱的诸侯，算是清除了有能力并敢于公然和自己作对的人，为将来伐夏桀提前扫除大障碍3、战前动员，以天命之托淡化伐夏的个人功利色彩，把夏桀的罪状述说的罄竹难书，使得大家相信上天真的是允许他取代夏桀的，他是上天委派下来执行天命的人，在道义上不存在问题之后，剩下的就是威逼利诱，顺者昌逆者亡，因为成汤的实力是最强大的。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一举攻克夏都，推翻了夏王朝。商是第一个通过武力征伐产生王朝，开启了“王无道，民可取而代之”的先河。
在商王朝的贤臣中，伊尹不得不提，他不仅辅佐成汤有功，而且在成汤死后有伊尹放逐太甲帝的事情。太甲不行王道，伊尹让他到先祖的墓地附近面壁思过，自己代为打理朝政。三年后太甲醒悟，伊尹又把他接回来，从新将权力交给太甲。这件事情也包含的几个深远意义，首先，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臣逐君事件，也就是臣犯上的先河。其次，伊尹只是代为打理朝政，并未改朝换代。第三，君臣还能在和睦相处。不过这件事情对以后的帝王影响深刻，或许这就是后续的帝王们担心功高震主的源头，尤其是后续的开国皇帝或开国初期的皇帝身上表现的比较突出。
商王朝至从中丁以来，废除了嫡长子继位，而改为立诸弟兄和他们的儿子，使得诸弟兄和他们的儿子相互为争夺继位而厮杀，照成接连九世的混乱，诸侯不再来朝拜，这对后世帝王也许有不小的教育意义。直到盘庚迁都毫后商朝才又兴旺起来，而后几兴几衰，一直到纣，纣虽天资聪颖，有勇有智，但自视甚高，刚愎自用，成天迷恋于酒色，而且凶残成性，上不敬天祖，下不爱臣民，亲小人而远贤臣，使得诸侯们纷纷疏远了他，有比干死谏，却遭挖心，最终被周武王歼灭。
从夏王朝开始中国帝王史有这样的规律：能忍无能，不容无道。王无道，则朝不振、诸侯强，给了有野心而且实力强大的诸侯犯上的机会，实力强大的诸侯能把实力强敢于冒犯的异己者先灭掉，其他的自然就都归顺了，很少有弱的势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事情。枪打出头鸟，以儆效尤，杀鸡给猴看，说就是这个，所以中国人的隐忍也是有传统的。另外一个规律就是王朝的没落都是先从内部腐化无道开始的，终因天理不容，自己葬送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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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启建立夏王朝与成汤建立商王朝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因为他们遇到的问题都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没有先例可循。夏启面临的最大困惑是：如何结束禅让制，并将王位在嫡系子孙内传下去，又能让大家接受这种王位世袭制。而成汤的最大困惑是：如何让大家接受另外一个姓氏的部落取代当今的夏王朝，怎么让大家承认自己的王位和权力。不过夏启的先天条件要比成汤优越的多，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因为启之所以能继位，是因为当时他父亲钦点的接班人资历太浅，不能服众，而朝内与他父亲大禹同时代的德高望重者基本都不在人世了，启本人也没什么让大家难以忍受的大毛病，又是有赫赫功劳的先帝大禹的嫡长子，爱屋及乌嘛，与其让自己不能信服的人当天子，不如相信先王的后代，大禹的余荫让启在天时、人和方面比其他人有非常明显的优势，而等到启被拥戴成天子后，他父亲打下来的江山已经是牢不可破了，应该是没有一个诸侯可以与他同日而语的，因为前一篇文章提到过：大禹创立的五服制度，已经使得社会有中央集权的意思了，启继承父亲的天位，又占尽了地利优势。所以启干这些事情要显得顺利的多，抑或这种格局就是大禹一手安排的，虽然没有史实的记载，但是有这方面的迹象，恐怕是大禹有这个心，没这个胆量，因为与他同时代辅佐舜帝的德高望重的人还很多，另外为什么历史说法都是三皇五帝而不是三皇六帝呢，大禹也辅佐过舜帝很长时间，算是同朝代的人啊，为什么司马迁偏把大禹归到夏本记里面呢，这些也许可以窥见一斑吧。总之启结束禅让阻力相对要小些。成汤就不一样了，第一、他的祖先没有一个当过天子，成汤的先祖可以追溯到契，契是帝喾（五帝之三）次妃的儿子，历经尧舜禹三代，曾辅佐大禹治水，后做司徒。在论嫡系论血统的古代，没有这个就费劲的多了，尤其是成汤，还是开历史之先例。第二、他在诸侯在中还没有达到一言九鼎的威信，夏桀虽腐朽昏庸但长期积累下来的天子的威严还有一定感召力的，还是有一部分人拥护天子帝位的，换句话说人们对夏桀还没有伤心失望到极点。第三、他自己也是一个诸侯，位置不在王朝的中心地带。启有的天时地利人和他都不具备，所以他得从长计议。
成汤灭夏除了个人的贤能和威信外，主要在三方面做了努力：1、养精蓄锐。在夏桀昏庸无道的时候，成汤就已开始招兵买马刻意壮大自己的实力了，算是蓄谋已久2、以戡乱的名义借机消灭了葛伯、昆吾等敢于叛乱的诸侯，算是清除了有能力并敢于公然和自己作对的人，为将来伐夏桀提前扫除大障碍3、战前动员，以天命之托淡化伐夏的个人功利色彩，把夏桀的罪状述说的罄竹难书，使得大家相信上天真的是允许他取代夏桀的，他是上天委派下来执行天命的人，在道义上不存在问题之后，剩下的就是威逼利诱，顺者昌逆者亡，因为成汤的实力是最强大的。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一举攻克夏都，推翻了夏王朝。商是第一个通过武力征伐产生王朝，开启了“王无道，民可取而代之”的先河。
在商王朝的贤臣中，伊尹不得不提，他不仅辅佐成汤有功，而且在成汤死后有伊尹放逐太甲帝的事情。太甲不行王道，伊尹让他到先祖的墓地附近面壁思过，自己代为打理朝政。三年后太甲醒悟，伊尹又把他接回来，从新将权力交给太甲。这件事情也包含的几个深远意义，首先，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臣逐君事件，也就是臣犯上的先河。其次，伊尹只是代为打理朝政，并未改朝换代。第三，君臣还能在和睦相处。不过这件事情对以后的帝王影响深刻，或许这就是后续的帝王们担心功高震主的源头，尤其是后续的开国皇帝或开国初期的皇帝身上表现的比较突出。
商王朝至从中丁以来，废除了嫡长子继位，而改为立诸弟兄和他们的儿子，使得诸弟兄和他们的儿子相互为争夺继位而厮杀，照成接连九世的混乱，诸侯不再来朝拜，这对后世帝王也许有不小的教育意义。直到盘庚迁都毫后商朝才又兴旺起来，而后几兴几衰，一直到纣，纣虽天资聪颖，有勇有智，但自视甚高，刚愎自用，成天迷恋于酒色，而且凶残成性，上不敬天祖，下不爱臣民，亲小人而远贤臣，使得诸侯们纷纷疏远了他，有比干死谏，却遭挖心，最终被周武王歼灭。
从夏王朝开始中国帝王史有这样的规律：能忍无能，不容无道。王无道，则朝不振、诸侯强，给了有野心而且实力强大的诸侯犯上的机会，实力强大的诸侯能把实力强敢于冒犯的异己者先灭掉，其他的自然就都归顺了，很少有弱的势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事情。枪打出头鸟，以儆效尤，杀鸡给猴看，说就是这个，所以中国人的隐忍也是有传统的。另外一个规律就是王朝的没落都是先从内部腐化无道开始的，终因天理不容，自己葬送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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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上古历史中政权更迭得到的一些思考
周能灭商稳定政权，除了周的先祖积累的仁威和实力外，武王居功至伟。第一，他选择了最佳的进攻时机，即：夏王朝的官、兵、民都对王丧失信心、无心护驾，人心思变之际。第二、在取得政权后，并没有即刻以王自居，而是非常清楚周德政权还不稳定，通过对商灭亡的反思，坚定了他推行仁政，争取民心，巩固周政权的信念。进攻时机的选择，使得周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最大成功，取得最大的民心。而取得政权后继续大施仁政使得周政权的基础得到稳固，周天子深入人心。周取代商，仍实行诸侯制。诸侯制的存续或许能说明这么一个一个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时代，从上到下，不论是王、诸侯、大臣还是百姓，仁义礼信深入人心，武力是成王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充分条件是仁礼。明白这个后，很多事情就不难理解了，比如：为什么武王取得政权后，能放马南山；为什么周公替代幼小的成王执政七年后还能再将王权交给成王；为什么都城的百姓赶走周厉王后，召公、周公共同执政十四年，终还是辅佐周宣王继位。在夏商周时期的王制中，是非常注重仁道礼仪的，即便在王朝更迭后，后继者不会将前朝的人赶尽杀绝，只会把那些祸害朝政，最让人民仇恨的人杀死，没有株连九族的情况，大都会给这些前朝后人一个封地安享余年，而对前朝的忠义之士则优待。
夏、商、周三个王朝的历史呈现的第一个规律是：一个王朝诞生一个强大的王后，此后几代的王都会比较平庸，继而等待另一个强大的王产生使得政治得以复兴，这是王制时代的规律。这样随着执政者的更迭，不可避免会出现一段时期的混乱和无道局面，而只要当政者能亲近贤臣，从谏如流，政权还是会得以维持的。比如召公就曾谏言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芮良夫也曾劝诫周厉王不要只顾贪图个人财利而失信于民，他的这段话阐明了一个王或者说一个国家政权存在的意义，大意是：王应该明白天下为公，不是你一个人或一个小团体的，所要做的就是将国家获取的利益普惠于民，而不是据为己有或某些人所有。周穆王要征伐犬戎，向它炫耀天子的武力，祭公谋父就劝诫周穆王：对外韬光养晦，没事时不找事，有事时不怕事；对内部百姓实施礼仪教化，维持政权和国家的存续和稳定。他说，平时的韬光养晦是为了战时的威慑作用，如果平时喜欢炫耀武力，别人习惯了就不会害怕你了，这可能是关于韬光养晦的最早版本了吧。他的一番话道出了政治的本质，即天道人心。
夏、商、周王朝的更迭还呈现这样一个规律：首先王无道，失信于民，中央对诸侯的控制日渐微弱，给诸侯以可乘之机。其次，出现了实力和仁威都强的诸侯，有能力取代王。第三、人心归向发生了转移，只要时机成熟诸侯便可取而代之。这是发生在农业社会的王时代的政治更迭规律。之所以在哪个时代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并且能成功，除了上述的几个因素外，我认为还有几个因素比较关键，第一、当时的政治制度没有完全的中央集权，只是朝贡而已。诸侯有财政、外交和军事独立权，这就给了诸侯自我壮大的条件。第二、农业社会时期的武器装备便于制造和囤积，诸侯国完全独立可以完成。第三、通讯和侦听手段都原始，只要做的保密，一般不会出事，即便被发现也难以马上做出反应。第四、原始的战争主要是肉搏战，短兵相接，没有什么大规模或者高科技的杀伤性武器，所以只要兵多将勇、武器锋利、指挥得当便可取胜。武器不占主要因素，关键是兵和将，所以古代的政权更迭常识在当今社会行不通。在不发生战争和军事政变的情况下，即便有政治波动，我想比较稳妥可行的轨迹只有两种：1、中央对地方行政控制能力削弱后，地方大员贪赃枉法胡作非为，与民众形成激烈对抗，被地方民众推翻，事件在全国形成连锁反应，中央出兵镇压，致使事态恶化，倒逼中央从下而上逐步走实实在在的法制、民主的道路，放权于民，让法制和民主成为约束官员行为的利剑，从此社会摆脱恶性循环，步入正轨，社会从上到下、从政到商安全感得以重塑。2、出现能统领全局的强势的领袖，以个人魅力和威望，自上而下强力推行法制和民主，最终逐步放权于民。除此之外，国家和人民要付出的代价，都是惨重的，我们这个民族，再经不起大折腾了。
天山老狼，关注人文情怀，坚持高标准的原创干货，传播真善美，欢迎交流评论，转发请注明出处。
周能灭商稳定政权，除了周的先祖积累的仁威和实力外，武王居功至伟。第一，他选择了最佳的进攻时机，即：夏王朝的官、兵、民都对王丧失信心、无心护驾，人心思变之际。第二、在取得政权后，并没有即刻以王自居，而是非常清楚周德政权还不稳定，通过对商灭亡的反思，坚定了他推行仁政，争取民心，巩固周政权的信念。进攻时机的选择，使得周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最大成功，取得最大的民心。而取得政权后继续大施仁政使得周政权的基础得到稳固，周天子深入人心。周取代商，仍实行诸侯制。诸侯制的存续或许能说明这么一个一个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时代，从上到下，不论是王、诸侯、大臣还是百姓，仁义礼信深入人心，武力是成王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充分条件是仁礼。明白这个后，很多事情就不难理解了，比如：为什么武王取得政权后，能放马南山；为什么周公替代幼小的成王执政七年后还能再将王权交给成王；为什么都城的百姓赶走周厉王后，召公、周公共同执政十四年，终还是辅佐周宣王继位。在夏商周时期的王制中，是非常注重仁道礼仪的，即便在王朝更迭后，后继者不会将前朝的人赶尽杀绝，只会把那些祸害朝政，最让人民仇恨的人杀死，没有株连九族的情况，大都会给这些前朝后人一个封地安享余年，而对前朝的忠义之士则优待。
夏、商、周三个王朝的历史呈现的第一个规律是：一个王朝诞生一个强大的王后，此后几代的王都会比较平庸，继而等待另一个强大的王产生使得政治得以复兴，这是王制时代的规律。这样随着执政者的更迭，不可避免会出现一段时期的混乱和无道局面，而只要当政者能亲近贤臣，从谏如流，政权还是会得以维持的。比如召公就曾谏言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芮良夫也曾劝诫周厉王不要只顾贪图个人财利而失信于民，他的这段话阐明了一个王或者说一个国家政权存在的意义，大意是：王应该明白天下为公，不是你一个人或一个小团体的，所要做的就是将国家获取的利益普惠于民，而不是据为己有或某些人所有。周穆王要征伐犬戎，向它炫耀天子的武力，祭公谋父就劝诫周穆王：对外韬光养晦，没事时不找事，有事时不怕事；对内部百姓实施礼仪教化，维持政权和国家的存续和稳定。他说，平时的韬光养晦是为了战时的威慑作用，如果平时喜欢炫耀武力，别人习惯了就不会害怕你了，这可能是关于韬光养晦的最早版本了吧。他的一番话道出了政治的本质，即天道人心。
夏、商、周王朝的更迭还呈现这样一个规律：首先王无道，失信于民，中央对诸侯的控制日渐微弱，给诸侯以可乘之机。其次，出现了实力和仁威都强的诸侯，有能力取代王。第三、人心归向发生了转移，只要时机成熟诸侯便可取而代之。这是发生在农业社会的王时代的政治更迭规律。之所以在哪个时代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并且能成功，除了上述的几个因素外，我认为还有几个因素比较关键，第一、当时的政治制度没有完全的中央集权，只是朝贡而已。诸侯有财政、外交和军事独立权，这就给了诸侯自我壮大的条件。第二、农业社会时期的武器装备便于制造和囤积，诸侯国完全独立可以完成。第三、通讯和侦听手段都原始，只要做的保密，一般不会出事，即便被发现也难以马上做出反应。第四、原始的战争主要是肉搏战，短兵相接，没有什么大规模或者高科技的杀伤性武器，所以只要兵多将勇、武器锋利、指挥得当便可取胜。武器不占主要因素，关键是兵和将，所以古代的政权更迭常识在当今社会行不通。在不发生战争和军事政变的情况下，即便有政治波动，我想比较稳妥可行的轨迹只有两种：1、中央对地方行政控制能力削弱后，地方大员贪赃枉法胡作非为，与民众形成激烈对抗，被地方民众推翻，事件在全国形成连锁反应，中央出兵镇压，致使事态恶化，倒逼中央从下而上逐步走实实在在的法制、民主的道路，放权于民，让法制和民主成为约束官员行为的利剑，从此社会摆脱恶性循环，步入正轨，社会从上到下、从政到商安全感得以重塑。2、出现能统领全局的强势的领袖，以个人魅力和威望，自上而下强力推行法制和民主，最终逐步放权于民。除此之外，国家和人民要付出的代价，都是惨重的，我们这个民族，再经不起大折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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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文明》系列第1篇：德，也许你只认识这个字，却未必能读懂它
在现实生活中，你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有一些最的东西，一旦深究起来，挺费劲的，要么无解，一旦有解就是“大发现”。比如：1+1=？，一般认为像这种简单到都不用开启智商，仅凭条件反射就可以回答的问题，提问都容易挨揍；但是深扒一下：为什么1+1=2？，是不是会顿感智商欠费啊。不光数理上有这个现象，我发现文字中也有这种“细思极恐”，蕴藏文明密码的字。
最近演艺圈缺德的事儿比较多，今天老狼就和大家一起深扒一下“德”这个字，常说“缺德”“道德败坏”，“德”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为什么它会成为我们的价值判定标准？这个寻起根来，恐怕要回到中华文明的奠基者、老祖宗-尧舜那个时代了。
据说，尧舜那个时代，中华大地上是“万邦林立”，你想想什么概念？密集恐惧症的朋友听到这个数字都会眩晕。邦国太多，但是像山川河流这些共用的资源没办法均分，所以邦与邦之间经常因利益而大动干戈，尧帝作为万邦共主，一个一个去协调的话，时间精力都不够。通过和群臣商议，他们想出了一个能有效协调矛盾的办法，归结起来就三个字：德、天、和，本篇单独讲德。德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由万邦共主制定的、与那些小邦主、小长老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等丑陋行为等相对立的一套规章制度，取名“美德”，尧帝率先垂范，弘扬美德，那些小帮主、小首领们也跟着学，自上而下形成向往美德的浓厚氛围。
美德最初是针对邦国的那些不讲“德性”的诸侯或贵族阶层而设，所以可以理解为：统治者或管理者应当具备的素质，而后逐渐由上而下平民化。尧帝倡导的美德中，首德是“钦”，就是“敬”的意思，对人对事都要敬为先，只有做到这一点，矛盾冲突才会大为减少。第二德为“明”，即管理者要有大智慧，能看透看清邦与邦之间的关系以及矛盾问题的本质，这样有利于制定相应的协调管理机制。第三德是“文”，即重视修礼、乐，培养贵族气质，让人们向贵族看齐，心向往之，人们都开始追求这个了，其他方面自然就想的少了。第四德是“思”，我的理解是分寸、尺度的把握，前三德或多或少都带有点强制的味道，第四德就是要提醒管理和统治者，在执行的过程中要注意分寸和尺度的把握。第五德“安安”，我的理解为宽厚仁慈之心。因为推广“美德”，主要是针对那些为人处世，经常不按美德套路出牌的主儿，对这些人是不是都要杀无赦呢？尧帝他老人家主张用仁爱之心去看待，通俗地讲，就是要给犯错者改正的机会。
很多蕴含深意的传统文化，我们自己大多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很欣赏钱穆先生说过的一段话，原话记不大清楚了，大意是这样：“一个国家的国民，应当对本国的历史有所了解、心存敬意，这样自觉的国民多了，国家才会有希望。”我也深以为，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明，何以自诩“中国人”？中华文明中，从“尚德”开始，德为一切法的基础和根本，尧帝统一“美德”标准，为世俗社会正能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协调化解矛盾冲突提供了标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的矛盾和冲突。
在现实生活中，你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有一些最的东西，一旦深究起来，挺费劲的，要么无解，一旦有解就是“大发现”。比如：1+1=？，一般认为像这种简单到都不用开启智商，仅凭条件反射就可以回答的问题，提问都容易挨揍；但是深扒一下：为什么1+1=2？，是不是会顿感智商欠费啊。不光数理上有这个现象，我发现文字中也有这种“细思极恐”，蕴藏文明密码的字。
最近演艺圈缺德的事儿比较多，今天老狼就和大家一起深扒一下“德”这个字，常说“缺德”“道德败坏”，“德”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为什么它会成为我们的价值判定标准？这个寻起根来，恐怕要回到中华文明的奠基者、老祖宗-尧舜那个时代了。
据说，尧舜那个时代，中华大地上是“万邦林立”，你想想什么概念？密集恐惧症的朋友听到这个数字都会眩晕。邦国太多，但是像山川河流这些共用的资源没办法均分，所以邦与邦之间经常因利益而大动干戈，尧帝作为万邦共主，一个一个去协调的话，时间精力都不够。通过和群臣商议，他们想出了一个能有效协调矛盾的办法，归结起来就三个字：德、天、和，本篇单独讲德。德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由万邦共主制定的、与那些小邦主、小长老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等丑陋行为等相对立的一套规章制度，取名“美德”，尧帝率先垂范，弘扬美德，那些小帮主、小首领们也跟着学，自上而下形成向往美德的浓厚氛围。
美德最初是针对邦国的那些不讲“德性”的诸侯或贵族阶层而设，所以可以理解为：统治者或管理者应当具备的素质，而后逐渐由上而下平民化。尧帝倡导的美德中，首德是“钦”，就是“敬”的意思，对人对事都要敬为先，只有做到这一点，矛盾冲突才会大为减少。第二德为“明”，即管理者要有大智慧，能看透看清邦与邦之间的关系以及矛盾问题的本质，这样有利于制定相应的协调管理机制。第三德是“文”，即重视修礼、乐，培养贵族气质，让人们向贵族看齐，心向往之，人们都开始追求这个了，其他方面自然就想的少了。第四德是“思”，我的理解是分寸、尺度的把握，前三德或多或少都带有点强制的味道，第四德就是要提醒管理和统治者，在执行的过程中要注意分寸和尺度的把握。第五德“安安”，我的理解为宽厚仁慈之心。因为推广“美德”，主要是针对那些为人处世，经常不按美德套路出牌的主儿，对这些人是不是都要杀无赦呢？尧帝他老人家主张用仁爱之心去看待，通俗地讲，就是要给犯错者改正的机会。
很多蕴含深意的传统文化，我们自己大多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很欣赏钱穆先生说过的一段话，原话记不大清楚了，大意是这样：“一个国家的国民，应当对本国的历史有所了解、心存敬意，这样自觉的国民多了，国家才会有希望。”我也深以为，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明，何以自诩“中国人”？中华文明中，从“尚德”开始，德为一切法的基础和根本，尧帝统一“美德”标准，为世俗社会正能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协调化解矛盾冲突提供了标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的矛盾和冲突。
失落的文明》系列第2篇：它是流传了4000多年的信仰，不是迷信！
还是从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聊天”这个词说起吧，很少有人去对这样的词语刨根问底，不知道你想过没有，“聊天”这个词是怎么来？为什么不用“聊地”来代表沟通交流呢，非得用“聊天”？天是什么？
对于聊天的来历，有两个推测，第一个是这样的：在氏族部落那个时代，电是肯定没有的，与电相关的现代通讯工具无从谈起，白天采桑、种地、狩猎没时间，晚上酒足饭饱之后，总不能倒头就睡吧，年轻男女之间也需要有单独交流的时间。那只有晚上有大把时间，但是晚上除了星空明亮，其他一团漆黑，所以小年轻也只有相约一起去看看流星雨，数一数天上的星星，聊一聊星空里的故事了。久而久之聊天成了习惯。
另外一种推测是：在氏族部落早期那个时代，执掌天文和历法的基本都是首领级别的人物，向族人解释天文现象、宣教历法，不能说天天都要做，在生产生活中肯定是经常要做的，时间一长，这种聊天文历法的方式就约定俗成滴成了与人交流的代名词，那时候的人们见面的口头禅肯定不是“吃了没有”，也许打招呼用的就是“聊天了没有”。我个人更倾向于这个。
不过氏族部落社会的早期，还没有提出“天”的概念，那“天”的概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这个也是尧帝他老人家提出的。上一篇讲到，尧帝用“德”统一了世俗世界的行为准则，那人们的精神世界怎么办呢？那个万邦林立的时代，每个部落族群都有自己信仰的神灵，而且神灵只护佑本部族，对他部族而言有可能形成伤害，信仰的问题不统一，华夏大地终将还是一盘散沙，迟早会乱。所以经过尧和大臣观察研究，提出了“天”的概念，首先，从礼法的角度赋予了天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地位，天位于诸神之上，是诸神的统领，地之上，天最大，只有天下共主才有祭天的资格。其次，通过长期的观察天象，总结制定了新的历法，并以新的历法为基础制定了朔政和月令体系，使得人们的时间、生产、生活与天密切的联系在一起，而且这种联系和影响是理性，可触摸的，不是单纯的神话。比如：“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按这个时间去播种，就可能有个好收成，错过这个时令，要么减产，要么绝收，这就是“天”的权威，而且这种权威是理性可感知的。新的天文历法的准确性和广泛的适用范围，使得华夏族群共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得以形成，同时还拓展了族群的范围，这个的社会意义很大，这是共同文明的基础。通过这种准确、理性可触摸的联系，无疑更强化了对“天”至高无上权威性的认可，敬天、法天而行成为每一个人必须履行的义务，获得上下一致的认可。这样，以“天”为中心的天道信仰就建立起来了，有了天，才会出现“天下”的概念，“天下”逐渐由地理概念演变为一种文明的概念，即以同一信仰为核心的共同生活秩序，简单滴讲就是由同一文化纽带联系在一起的人，比如我们中国古人讲的天下，就是中国文化能波及到范围。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道是客观规律的总结，和迷信是两码事，不明白不能信口开河乱讲。把天道和人道剥离开，强调：人受命于天，人道必须无条件服从天道，赋予天道至高无上的地位，为后世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稳定奠定了信仰的基础。
还是从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聊天”这个词说起吧，很少有人去对这样的词语刨根问底，不知道你想过没有，“聊天”这个词是怎么来？为什么不用“聊地”来代表沟通交流呢，非得用“聊天”？天是什么？
对于聊天的来历，有两个推测，第一个是这样的：在氏族部落那个时代，电是肯定没有的，与电相关的现代通讯工具无从谈起，白天采桑、种地、狩猎没时间，晚上酒足饭饱之后，总不能倒头就睡吧，年轻男女之间也需要有单独交流的时间。那只有晚上有大把时间，但是晚上除了星空明亮，其他一团漆黑，所以小年轻也只有相约一起去看看流星雨，数一数天上的星星，聊一聊星空里的故事了。久而久之聊天成了习惯。
另外一种推测是：在氏族部落早期那个时代，执掌天文和历法的基本都是首领级别的人物，向族人解释天文现象、宣教历法，不能说天天都要做，在生产生活中肯定是经常要做的，时间一长，这种聊天文历法的方式就约定俗成滴成了与人交流的代名词，那时候的人们见面的口头禅肯定不是“吃了没有”，也许打招呼用的就是“聊天了没有”。我个人更倾向于这个。
不过氏族部落社会的早期，还没有提出“天”的概念，那“天”的概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这个也是尧帝他老人家提出的。上一篇讲到，尧帝用“德”统一了世俗世界的行为准则，那人们的精神世界怎么办呢？那个万邦林立的时代，每个部落族群都有自己信仰的神灵，而且神灵只护佑本部族，对他部族而言有可能形成伤害，信仰的问题不统一，华夏大地终将还是一盘散沙，迟早会乱。所以经过尧和大臣观察研究，提出了“天”的概念，首先，从礼法的角度赋予了天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地位，天位于诸神之上，是诸神的统领，地之上，天最大，只有天下共主才有祭天的资格。其次，通过长期的观察天象，总结制定了新的历法，并以新的历法为基础制定了朔政和月令体系，使得人们的时间、生产、生活与天密切的联系在一起，而且这种联系和影响是理性，可触摸的，不是单纯的神话。比如：“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按这个时间去播种，就可能有个好收成，错过这个时令，要么减产，要么绝收，这就是“天”的权威，而且这种权威是理性可感知的。新的天文历法的准确性和广泛的适用范围，使得华夏族群共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得以形成，同时还拓展了族群的范围，这个的社会意义很大，这是共同文明的基础。通过这种准确、理性可触摸的联系，无疑更强化了对“天”至高无上权威性的认可，敬天、法天而行成为每一个人必须履行的义务，获得上下一致的认可。这样，以“天”为中心的天道信仰就建立起来了，有了天，才会出现“天下”的概念，“天下”逐渐由地理概念演变为一种文明的概念，即以同一信仰为核心的共同生活秩序，简单滴讲就是由同一文化纽带联系在一起的人，比如我们中国古人讲的天下，就是中国文化能波及到范围。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道是客观规律的总结，和迷信是两码事，不明白不能信口开河乱讲。把天道和人道剥离开，强调：人受命于天，人道必须无条件服从天道，赋予天道至高无上的地位，为后世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稳定奠定了信仰的基础。
《失落的文明》第三篇：能拯救这个世界的唯一的一把钥匙，就藏在中国
全球化大势所趋，在这种背景下搞保护主义损人不利己，世界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每一方都应该站在全球的角度看待和处理眼下的问题，交往中摈弃零和游戏，秉持互利共赢和可持续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这个倡议提出后，之所以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形成比较广泛的共识，被联合国确定为国际治理的标杆性理念，除了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外，更多的还是它背后体现的人文价值，这种倡议背后的深层次的文化，蕴藏着打开今天所有世界性难题的钥匙，今天就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大家聊聊它背后体现的中华文明的智慧。
“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中国人有胸怀天下的文明基因，这与中国的文化息息相关，这个文化就是“和”，上下左右，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理念早在4000多年前的尧舜时代就提出来了，可谓源远流长。
前面两篇主要深入解析了“德”和“天”的文化起源，尧帝和群臣为了更好的治理天下，用“德”统一了世俗价值的行为体系，用“天”统一了精神信仰，为华夏文明的稳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两个核心的思想被确立为标杆以后，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证它们能有条不紊地被执行下去，这就得靠“和”的思想，君臣之间的和而不同、君王与诸侯之间的协和同样重要。
能不能把德、天理念执行好，关键看领导，领导起表率作用，上行下效嘛。所以历朝历代，帝王最关心的头等大事之一就是“接班人”的问题，能不能选出德才兼备的接班人，事关政权的延续和稳固。在选接班人的问题上，尧帝做了很好的典范，建立了很完备的举荐、考察、试用、正式移交等一套循序渐进的制度，这中间处处彰显“和”的精神。其中举荐里面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在位的帝王没有自己提名接班人的权利，但有否决别人举荐的候选人的权利”，这个很关键，没有这个，君臣之间就是命令和执行的关系，“和”无从谈起，当然不管举荐还是否决，都得提出让别人信服的理由。从候选人的广度可见尧帝“协和万邦”的理念，舜帝就是远方诸侯举荐的乡间百姓，后选者范围从尧帝的儿子到近臣，从亲近的王公贵族到远方诸侯，再到乡野村夫，都有被选举的资格，先后进行了两次公开选拔，除了舜之外，其他都被尧帝有理有据的否决了，首先否决的就是他自己的儿子，所以尧帝“大公无私、天下为公”的胸怀和理念至今为世人所称颂。尧在位期间，主做了两件事情，第一就是构建起了华夏共同体的雏形；第二就是选出了德才兼备的接班人。
舜接过尧的衣钵，继承“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的理念，将“天，德”体系发扬光大。首先在君臣之间，通过“虚君共治”的方式，极大的提高了国家治理的水平。什么叫“虚君共治”？就是将各项实际权力分配给德才兼备的大臣，君王只起一个协调者的角色，也就是常说的：无为而治。管理上有句至理名言“财聚人散，人聚财散”，意思就是当领导要学会与肱股之臣分享自己的权力和财富，要不迟早会分崩离析，懂得分享就是“和”的精神。其次通过与邦国协商的方式，统一了祭祀制度、礼仪制度、历法及度量衡，进行了行政权力范围的有效划分与互认，这些都极大的促进了民间相互交往和渗透，“德天”体系得以有效的推广并形成共识，华夏共同体的基础更加牢固。
国家层面无小事，每一个制度的形成和确定，都是无数次“民主、协商”的结果，主导这一切的就是：“天下为公，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圣贤理念，与独断专横相比，虽然降低了效率，但更持久可行，因为它兼顾了多方的利益和共识。和为贵，“家”和才能万事兴。
《失落的文明》系列第4篇：中国“司法”先祖，4000年前就提出了“民主宪政”思想
皋陶，先不说他是谁了，有没有不查度娘，就能一口读出它的正确拼音的？不关注中国历史的，我估计多半不知道它的正确读音。他叫“gāo yáo”,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司法奠基人和开创者之一，4000年前舜帝钦命的司法官，也是舜帝最核心的幕僚之一，正是这位先祖，开创了一系列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法理思想。
通过前两篇的简述，大家知道舜帝承接尧帝的衣钵，主要的使命就是通过“和”的方式推广“德”“天”思想，强化尧帝建立的华夏共同体。当然推广“德道、天道”，对于万邦来讲都是利大于弊的，也是通过大多数邦国协商一致形成的强制性规章制度，但是推广过程中难免遇到不接受或公然反抗的，这就需要构建“强制执行机制”，即：建立司法。皋陶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在司法领域最伟大的思想家，为华夏共同体制定了诸多先进的法度。
首先，关于刑律的制定和执行，他提出两个核心理念，即：“以刑弼教”和“刑期于无刑”，这两个理念，至今都在延用。通俗的讲，就是：刑罚的目的不是惩治，而是辅助教育，刑和教是相辅相成的，刑的最终目的和教是一样的，天下人人都遵守礼义廉耻，最终没有可刑之人，刑没有再存在的必要。他强调掌握强力机构的君王或管理者，不能迷恋于刑，而荒之于教，应当尊重和发挥各种伦理规范的作用，引导和实现民众的自主治理，尽量少用刑，教为主，刑只是辅助，在基层应该更加重视“人伦五常”的教化，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只有在社会最小单元-家庭成员之间达到和谐相处，整个大社会才可能达到和谐共荣。刑是相对于不守教化者而立，旨在通过反面向民众揭示什么才是对的，短期内不易实现无刑，但司法者和治国者应当有这样的意识。关于这个理念阐述，在《尚书·大禹谟》中有记载：“皋陶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不犯于有司。”
第二、他提出“道德”和“权力”应该相匹配的法度，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厚德载物”，上至万邦共主，下到普通百姓，你执掌的权力必须与你的道德匹配才符合天意，有多大的德行配多大的权力，否则就是逆天行事。他把德概括为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具备三德有资格做大夫，六德可成诸侯，王必须拥有九德。“德”与“位”相匹配，它的意义在于，让人事治理变得更简单、客观，一个人合不合适胜任这个职位，首先看他的德行够不够，德行不够就pass,没有回旋的余地，这样你拥有的荣誉、权力和地位，是通过你的德行换来的，不是拿钱买来的，也不是君王恩赐的，它们不依附任何外力，除非你的德行不够了，否则没有人能剥夺你拥有的这些，这和封建有着质的区别。
第三、他提出了“天工人代”的天道治理理念，通俗的讲，就是为了使得天下治理有效公正，就必须依照天意设立几种必要的官职，这些官职君王没有兴废的权利。“德位相匹配”和“依照天意设官”是“虚君共治”理念的核心支柱，为防止君主独裁而立。治理国家需要的官职是客观的，能胜任官职的人也是客观的，不因君王的意志和喜好而随意变化，君王的作用只是辅助实现这些对应关系。
第四、提出“天叙有典，人法天道”理念，他讲人世间的一切秩序都是依据上天的安排而客观设立和存在的，这些客观规则高于任何人，人是受命于天，效法天道而行，能代表普遍人性的诉求就是天道，万民为天之耳目。这一提法也有多重的宪政意义，首先、强调客观规则高于任何人；其次、强调客观规则合乎天道，具有正当性，那些依据个人喜好或激情而设立的规则不具有正当性；第三、赋予人民监督的权力，君王或管理者必须接受万民的监察，强调普遍的人性诉求能反映天道，君王或管理者推行的制度合不合天道，具不具备执政的正当性，观察绝大多数老百姓是拥戴接受，还是反对便知。
先祖皋陶，以其卓越的法理思辨，为探索华夏共同体的有效治理殚精竭虑，他所强调的优良治理的基本原则就是：“包括王在内的任何人，都必须虔敬地尊重和遵守客观规则”，至今读起来都闪耀着人性和宪政的光辉。
皋陶，先不说他是谁了，有没有不查度娘，就能一口读出它的正确拼音的？不关注中国历史的，我估计多半不知道它的正确读音。他叫“gāo yáo”,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司法奠基人和开创者之一，4000年前舜帝钦命的司法官，也是舜帝最核心的幕僚之一，正是这位先祖，开创了一系列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法理思想。
通过前两篇的简述，大家知道舜帝承接尧帝的衣钵，主要的使命就是通过“和”的方式推广“德”“天”思想，强化尧帝建立的华夏共同体。当然推广“德道、天道”，对于万邦来讲都是利大于弊的，也是通过大多数邦国协商一致形成的强制性规章制度，但是推广过程中难免遇到不接受或公然反抗的，这就需要构建“强制执行机制”，即：建立司法。皋陶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在司法领域最伟大的思想家，为华夏共同体制定了诸多先进的法度。
首先，关于刑律的制定和执行，他提出两个核心理念，即：“以刑弼教”和“刑期于无刑”，这两个理念，至今都在延用。通俗的讲，就是：刑罚的目的不是惩治，而是辅助教育，刑和教是相辅相成的，刑的最终目的和教是一样的，天下人人都遵守礼义廉耻，最终没有可刑之人，刑没有再存在的必要。他强调掌握强力机构的君王或管理者，不能迷恋于刑，而荒之于教，应当尊重和发挥各种伦理规范的作用，引导和实现民众的自主治理，尽量少用刑，教为主，刑只是辅助，在基层应该更加重视“人伦五常”的教化，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只有在社会最小单元-家庭成员之间达到和谐相处，整个大社会才可能达到和谐共荣。刑是相对于不守教化者而立，旨在通过反面向民众揭示什么才是对的，短期内不易实现无刑，但司法者和治国者应当有这样的意识。关于这个理念阐述，在《尚书·大禹谟》中有记载：“皋陶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不犯于有司。”
第二、他提出“道德”和“权力”应该相匹配的法度，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厚德载物”，上至万邦共主，下到普通百姓，你执掌的权力必须与你的道德匹配才符合天意，有多大的德行配多大的权力，否则就是逆天行事。他把德概括为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具备三德有资格做大夫，六德可成诸侯，王必须拥有九德。“德”与“位”相匹配，它的意义在于，让人事治理变得更简单、客观，一个人合不合适胜任这个职位，首先看他的德行够不够，德行不够就pass,没有回旋的余地，这样你拥有的荣誉、权力和地位，是通过你的德行换来的，不是拿钱买来的，也不是君王恩赐的，它们不依附任何外力，除非你的德行不够了，否则没有人能剥夺你拥有的这些，这和封建有着质的区别。
第三、他提出了“天工人代”的天道治理理念，通俗的讲，就是为了使得天下治理有效公正，就必须依照天意设立几种必要的官职，这些官职君王没有兴废的权利。“德位相匹配”和“依照天意设官”是“虚君共治”理念的核心支柱，为防止君主独裁而立。治理国家需要的官职是客观的，能胜任官职的人也是客观的，不因君王的意志和喜好而随意变化，君王的作用只是辅助实现这些对应关系。
第四、提出“天叙有典，人法天道”理念，他讲人世间的一切秩序都是依据上天的安排而客观设立和存在的，这些客观规则高于任何人，人是受命于天，效法天道而行，能代表普遍人性的诉求就是天道，万民为天之耳目。这一提法也有多重的宪政意义，首先、强调客观规则高于任何人；其次、强调客观规则合乎天道，具有正当性，那些依据个人喜好或激情而设立的规则不具有正当性；第三、赋予人民监督的权力，君王或管理者必须接受万民的监察，强调普遍的人性诉求能反映天道，君王或管理者推行的制度合不合天道，具不具备执政的正当性，观察绝大多数老百姓是拥戴接受，还是反对便知。
先祖皋陶，以其卓越的法理思辨，为探索华夏共同体的有效治理殚精竭虑，他所强调的优良治理的基本原则就是：“包括王在内的任何人，都必须虔敬地尊重和遵守客观规则”，至今读起来都闪耀着人性和宪政的光辉。
@李春霆2014 2018-02-17 22:43:48
难得一见的好文章。有深度，有见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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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鼓励，欢迎关注公号，再接再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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