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中原“二里头文化”（一二三四期）【夏商分界难】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中国的专家们对于“二里头文化”的夏商分界问题，一直处于学术上争论不休的状态，目前的主流观点是：

【“二里头文化”的一二三期是“夏朝”，四期则归“商朝”】！


但是，仍有不少的专家们则坚持认为：

“夏商分界”应在三四期之前，也即，【“二里头文化”的一二期是“夏朝”，三四期则应归为“商朝”】


当然，还有少数的专家则把“二里头文化”，要么当成是“全夏”，要么当成是“全商”。而这一类的观点则属于“非主流”的观点存在


这就是说，在学术上争论最多的，依然还是前面的两种“夏商分界”法，简言之就是，【“二里头文化”的三期，究竟是归为“夏朝”，还是“商朝”呢？】

——-也即，【二里头文化“三期的归属”】（姓夏还是姓商），是大多数专家们争论的焦点所在！

专家们产生这种争论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因为对于中国的专家们而言，有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他们全都“忽略”了，那就是：

越来越多的“商人”跑到夏朝的都邑“二里头”里，他们究竟是来干什么的呢？

楼主的判断是，商人是进入夏朝的“官营手工作坊”来当青铜工匠的！


然而，中国的专家们可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这就导致了“二里头文化”的夏商分界难～～

为什么呢？

考古学家一向是“由物识人”的！——这本没错噢，可是。。。。。

如果仅看“陶器组”，在专家们的眼里看到的是这样的一副景象呢：

从二里头【“陶器组”（尤其是主要炊具）】的变化角度而言，二里头一二三期的陶器组特征大体上是具有连贯性的，除了在三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商元素”，但是，本地文化依然处于比较强势的状态，故而，在二里头的三期出现的明显外来商元素，应当属于“和平渗透式”，而非强行嵌入式

及至二里头文化四期，它所接受的外来文化因素主要是普通的日用陶器（比如典型的商式鬲），不仅有一定的组合，而且其形制特征与来源地的高度一致，显示出外来文化的强势性，其传播方式当属“强行嵌入式”，二里岗期“商文化”的许多特点都已表现在二里头四期文化中，很可能是商人大规模军事入侵二里头和外来人员迁徙的结果

因此，相当一部分的专家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二里头文化”的【夏商分界】应当是，一二三期是“夏朝”，四期则归“商朝”。这种“夏商分解法”很合情合理嘛！

但是，如果再看“青铜器组”，在专家们的眼里看到的又是“另外的”一副景象哦：

从二里头“青铜器组”（包括了青铜兵器和青铜礼器）的变化角度而言，三期才是青铜文化上的“质的”骤变阶段，因为从三期开始，二里头青铜器的生产不仅数量猛增，而且，青铜器的造型出现了很明显的“中原本土特色”，比如，出现了中国本土式样的较大铜兵器，也出现了比较典型造型的中原青铜容礼器，无论如何，在一二期和三四期之间的确是发生了文化骤变，很像是“改朝换代”的结果

因此，还有不少的专家们坚持认为，“二里头文化”的【夏商分界】应当是，一二期是“夏朝”，三四期则归“商朝”。这种“夏商分界法”也是挺有道理的呢！

这就是说，如果国内专家们想“由物识人”，从“陶器组”（主要看炊具）或从“青铜器组”（兵器+礼器）来判断，在专家们的眼里看到的是不相同的两副景象呢～～

这下子专家们可真是有点懵了，大脑里怎么也想不清楚了，于是，就出现了二里头文化“夏商分界难”的困惑！


楼主只能说，如果我们之前并没有想明白，“商人”不断地进入到夏朝的都邑二里头里，到底是在干嘛？那么，我们就肯定没有办法对“二里头文化”进行正确的夏商分界！

那么，“商人”不断地进入到夏朝的都邑二里头里，到底在干什么呢？

猜测一，旅游观光。不太像！

猜测二，做贸易生意。有可能，但不能确定

猜测三，外来人口移民定居。这个倒是比较像的，理由如下

毕竟，河南“二里头”本身就是一个移民性的城市，外来移民一般都喜欢坚持用自己原有的“炊具”来做饭，就类似于移民美国的华裔仍然喜欢用东方的电饭煲做饭，而在美国人的家庭里一般是没有电饭煲的，但是，一定会有西式电烤箱

作为外来的移民，的确是需要有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吧，外来的商人在二里头的职业会是什么呢？

既然商人是一路东迁而来的，原本出发来自于西北甘青地区，而甘肃河西又是东亚地区仅次于新疆较早地跨入到”早期青铜时代”的地区，因此，商人应该已经具备了与“制作青铜器”相关的金属技术技能。实际上，在商人一路东迁所途径的那些地方，基本上都出现了“铜器文化”，不是红铜器就是青铜器！

而与夏朝二里头在地理上最邻近的就是“先商文化”，“先商文化”的确已经出现了小件的青铜器，比如铜刀、铜镞、铜锛、铜耳环之类的（中亚草原小件青铜器的“山寨版”而已）

另外，与“先商文化”在地理上的另一面是紧相邻河北燕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以及分布于内蒙古和辽西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也是在北方地区较早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早期青铜文化”，并且，在时间上要略早于河南中原二里头文化跨入到“青铜时代”。

更重要的是，“先商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关系一直很密切噢！

我们现在可以在图上看一下，先商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岳石文化

与河南“二里头文化”处于差不多同时代的、这三支“早期青铜文化”在地理上的分布区域，以及相互之间的近邻关系

已经拥有那个时代在中原地区【非常稀缺】的“青铜技术”的商人，在不断地进入到夏朝的都邑“二里头”之后，到底能从事什么职业呢？

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是，商人有可能是作为“外来的青铜工匠”，以和平渗透的方式进入到二里头夏朝兴建的“官营手工作坊里”！

因为从中原二里头不断“新出现”的文化现象上来看，外来的商人从事“青铜工匠”的可能性要远大于从事其它的职业呢

我们可以在河南“二里头文化”里看到以下的现象出现呢：


夏朝二里头的“官营手工作坊”在二期时开始兴建，与此同时，零星的北方人炊具“陶鬲”（商式系统鬲）也刚开始出现于二里头的二期。夏朝二里头也能在本地开始生产少量的“青铜器”了，可青铜器的最初风格却是偏西北风格的，要么出现了具有中亚草原风格的铜兵器—-“环首铜刀”，要么就是在西北的新疆和甘肃也能见得到的“铜铃+铜牌饰”—--草原畜牧民族偏爱的一类铜器。显然，夏朝二里头“官营作坊里”的青铜工匠，一定曾经受到过“西北青铜文化”的明显影响！

到了夏朝二里头的三期时，又出现了更多的“新气象“。相比二期“商文化”元素明显地增多，三期出现了“鬲、斝、卷沿圜底盆、大口尊”等明显增多的商式系统的陶器。而在“青铜器”生产的表现上，除了依然能生产出具有中亚草原风格的铜兵器—-“铜战斧”之外，还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本土化”创新】，也即，”外来青铜文化的东亚本土化”的具体实现过程！看起来，这个外来的青铜工匠并不像是西方人工匠，而是对东亚本土文化天然接受程度较高的东方人工匠呢，也即，只有东方工匠才会更容易做到将外来的西方文化实现【东亚本土化】

及至二里头文化的四期，非常典型的“商元素”成组地在二里头出现，陶器的型式已同二里岗商代的同类陶器十分相似，这简直就是在“喧宾夺主”了嘛！这还是“夏朝”吗？从陶器组来看反而更像是“商朝”了呢！不过，二里头四期的青铜器生产，一方面在继续延续着三期时的青铜器器型的创新过程，也即“东亚本土化”的进一步实现过程；而另一方面，在西北地区能见到的“铜铃+铜牌饰”（草原畜牧民族偏爱的一类铜器），也依然在中原二里头里继续生产着

由于中国的专家们一直都没搞清楚，“商人”进入二里头到底是在做什么的？或者，国内专家们压根就没想搞清楚这个问题！


这下可好，中国的专家们开始集体地患上了“思考晕乎症”，究竟是如何犯晕乎的呢？楼主可以举几个比较常见的犯晕乎案例

案例1，为什么在二里头夏朝的官营手工作坊里生产出来的“青铜兵器和青铜礼器”，外观却是一副典型的“商式青铜器”造型，难不成“夏人”和“商人”原本就是一家亲，两者皆拥有“如出一辙”的青铜器造型的审美观倾向？

楼主回答：

“夏人”的炊具是罐和鼎，“商人”的炊具是陶鬲，很明显，主要炊具差异甚大，两者铁定不会是一家人呢。更何况，“夏人”是古中原类型，“商人”是古华北类型，两者的体质特征也已经差异大到，属于两个很不相同的“族属”人群了，类似于现代中国人和东南亚人之间的这种族群差异～～

因此，夏人和商人绝不可能是“一家亲”的近亲关系！

案例2，商式青铜器之所以和二里头夏朝生产的青铜器造型相近、铸造技术相似，夏朝之后的商朝在“青铜技术”的原创性上毫无自身的建树，而只是一味地“照搬”（模仿）夏朝二里头人的青铜范铸技术及青铜器造型艺术特点的前朝的各项成果而已

楼主回答：

由于二里头夏朝的青铜器“生产”（官营手工作坊）具有“王室独占性”（就连贵族都不能染指生产），官营手工作坊处于王室的直接控制之下且处于技术高度保密的状态，并且，夏朝青铜器的“消费”也只与王室和贵族这些上层统治阶层有关系，和夏朝的民间百姓生活彻底地隔绝，这意味着，在夏朝本地人里是找不到“青铜工匠”的！

在二里头夏朝的“官营手工作坊”里的青铜工匠，一定是外来的工匠！而且，很可能就是“外来的商人”哦～～

故而，在二里头夏朝的“官营手工作坊”里生产出来的青铜器，原本就是“外来的商人青铜工匠”替夏朝王室生产出来的呢，谈何是“抄袭和模仿”了夏朝人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呢？至于，从“中原本土化”的一些青铜器的外观艺术造型来看，倒的确有可能是模仿了一些中原陶器的艺术造型特点，但这并不属于“青铜技术上”的剽窃，而顶多是对中原地区的“陶器艺术风格”的一些借鉴和模仿而已，而且，很可能中原本地的制陶工匠也参与了“制陶范”的艺术模仿过程

可问题是，所有的中国专家们在学术研究上集体性地犯迷糊，硬是没有人能想到，夏朝二里头的青铜器的“生产与提高”，是由“外来的商人青铜工匠”全程参与的结果！


国内的专家们本想“由物识人”，从“陶器组”（主要看炊具）或从“青铜器组”（兵器+礼器）来判断不同的古代人群，结果，在专家们的眼里看到的是不相同的两副景象，然后就立马思维晕乎了～～

中国的专家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商人”居然会以这样的和平渗透方式，进入到夏朝的二里头“官营手工作坊”里，替夏朝的王室生产贵重的稀缺奢侈物品——青铜器！

“夏人”的主要炊具是罐和鼎，“商人”的主要炊具却是陶鬲，由于两者的陶器炊具差异明显，故而，“夏人”和“商人”肯定不会是相同的一拨古代人群！


中国的专家们“由物识人”，的确是已经看出来有“商人”进入到二里头夏朝都邑，然而，让国内专家们集体倍感纳闷的是，既然“夏人”和“商人”各自常用的日常“陶器群”（尤其是主要炊具）存在着很明显的差异，可为何在“夏朝”的二里头都邑里生产出来的“青铜器组”，却和后来的“早商青铜器”具有非常明显的一脉相承的关联呢？

对于这一奇怪的文化现象，几乎所有的国人都会想当然地认为，一定是“商人”在青铜器的制作上，【学会并模仿了】前朝“夏人”的全部青铜技术！

然而，楼主却并不认同这一观点哦～～～

【因为夏人其实并不懂任何的“青铜技术”】

----关于这一点，居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内专家能明确意识到！

同样的，也没有任何一个专家能够判断得出来，

----在二里头夏朝的“官营手工作坊”里，替夏朝王室“秘密地生产各类青铜器（工具+兵器+容器）的青铜工匠，其实都是【外来的】“商人青铜技术工匠”，而夏人本地的制陶工匠顶多是参与了“制陶范”（类似于制作陶器）这一局部性的工作而已（实际上就是参与了“捏泥巴”制陶模），而所有与“金属技术”有关系的这部分“高科技”工作，则全部是由“商人青铜技术工匠”来完成的～～

中国人（包括专家们在内），到底有何思维上的“特点”呢？

国人的“思维宽度”其实一直就挺“狭窄”的呢，只是国人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而已


举一个例子吧，在现代中国人的大脑里就【只接受】仅有的一种文化发展模式：

——-文化的“单一性A”发展模式 = “本地人的文化A”（自我不断地提高）


而基本上会【拒绝】另外的一种在世界上也是比较常见的文化发展模式：

——-文化的“叠加式A+B”发展模式 = “本地人的文化A” + “外来人的文化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