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煌说《通鉴》
三百五十四、十三将士归玉门
卷第四十六 汉纪三十八 肃宗孝章皇帝建初元年（76）~元和元年（84）
多年以前，有一部相当出名的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讲的是为了救出一个被困在敌后的普通士兵，以免造成他家里四兄弟全体阵亡的悲剧，美军派出一支小队，最后以几乎全员阵亡为代价，终于把他救了出来。
影片上映后，不少人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你看看人家美国人，不抛弃任何一个人，真是饱含“人性的光辉”啊！
不愧是“民主灯塔”、“人类之光”！
然而，这是一部电影。
是编的！
真实的美国，真实的西方，是这样的
这样的
和这样的
当然，他们对自己的评价，是这样的
Emmmm…
但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拯救大兵瑞恩”，却并不是一个故事、一个传说。
而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
而且是至少两千年前就发生过的历史！
上回说到，章帝刘炟被司徒鲍昱说服，派出七千兵马，援救接应被困在西域的戊校尉耿恭、己校尉关宠，两部总共不到两百个人。
建初元年春，从敦煌出击的酒泉太守段彭等，沿天山南麓进至关宠驻守的柳中城。然而柳中城此时已被攻破，关宠也已经牺牲。汉军收复柳中城后，进击车师前王之都交河城，斩首三千八百级，获生口三千余人。段彭们之所以没有接上关宠残部就撤，反而主动进攻，其主要目的并不是要收复失地——这不是朝廷给他们的命令——而是要震慑住北匈奴、以及首鼠两端的车师，免得撤退时被他们追击骚扰。
果然，此役之后，由于摸不清汉军的意图，北匈奴先撤为敬，车师又双叒降于汉。朝廷给段彭们的指令，是接应困在车师的汉军将士，现在他们已经接应到关宠所部（虽然大部分人包括关宠本人已经阵亡），于是，段彭们开始怂了，谒者王蒙等提议，现在咱们也可以给朝廷交差了，趁车师和北匈奴还没反应过来，赶紧撤吧！
耿恭又要被放弃掉了？
王蒙们这么着急回去，一方面确实是他们本身比较怂，但另一方面，客观的危险也是不能忽视的。他们现在哪里？——在天山南麓。而耿恭在哪里？——在天山北麓。
所以他们想救耿恭，就要先翻山！
而且之后回来，他们还得再翻一次！
而此时，是正月，是冬天！
就算是早就适应此地环境的匈奴人和车师人，也会认为这个季节翻山，实在是疯了！
而且，防守条件相对好一些的柳中城，大家都没来得及救下来，何况孤悬于山的另一边的疏勒城呢？万一吭哧吭哧翻过山后，发现又做了无用功咋整？
眼看段彭们就要撤，一个人站了出来。
耿恭的军吏——范羌！
范羌是在几个月前，形势尚没有如此危急时，被耿恭派出去向朝廷求援的，疏勒、柳中两城的消息，就是他带回朝廷的；他始终在担心同袍们，等朝廷真的派出援军，他自然也要加入。
现在眼看大家又要抛弃战友，范羌急了！
只要还没有传出耿校尉战死的消息，那就意味着还有希望！
咱们现在和他们就隔了一座山，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牺牲吗！
范羌向诸将苦苦哀求，大家虽然还是畏难，但好歹也都是在边境上讨生活的，对范羌的战友之情还是有所触动，最后决定，分出二千兵马，就由你范羌带领，让你自己去救出你自己的校尉。
也算仁至义尽了。
范羌这二千人，一开始翻山，就下起了大雪。
在当地人看来，冬天翻山，已然是疯了；冬天大雪的时候翻山，简直是疯子中的疯子。
但这群“疯子中的疯子”，竟然办成了！
我们已经不知道他们经历了怎样的艰难险阻、惊心动魄，史书上只有九个字：“遇大雪丈余，军仅能至。”
虽然是“仅”，但最终，还是“至”了！
范羌们下了山后，不顾疲惫，马不停蹄直奔疏勒城，一天夜里摸到了城下。此时城中的耿恭们听到外面的动静，以为是北匈奴的大队人马来了，大惊——因为进入冬天后，本来北匈奴的攻势也缓了下来。然而此时，城中早已撑到了极限，大家连动的力气都没有了，纷纷想到，或许殉国的时候终于到了吧。
其时，他们自己都已经对朝廷的援军不抱希望了，因为平心而论，让他们自己决策，恐怕也是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翻山的。
就算如此，他们仍然不退！
幸好，他们很快就听到了暌违数月的那个熟悉的声音。
“我是范羌，朝廷派兵来接大家了！”
城中皆称万岁。
开门，共相持涕泣。
此时，疏勒城中的汉军，还剩多少呢？
——二十六人。
第二天，大家起程回家。此时之前王蒙们的担心出现了——北匈奴已经回过味了，汉军这不是要大举反击的节奏，所以他们开始放心地追击。
耿恭们一路“且战且行”，本来他们在疏勒城时就已经饥困不堪，这一路，又要翻山，又要随时作战，不啻于死亡行军。三月，终于到得玉门关时，仅仅剩下了十三人。
中郎将郑众来接待他们，而当他看到这十三个人时，这位被北匈奴单于持刃恐吓都面不改色的老边将，也不禁潸然泪下。
在他的面前，是十三位“衣屦穿决，形容枯槁”，但仍然不屈的战士！
郑众，一位堂堂的准将，亲自为耿恭十三壮士沐浴更衣。之后更是上疏，为他们请功。
“恭以单兵守孤城，当匈奴数万之众，连月逾年，心力困尽，凿山为井，煮弩为粮，前后杀伤丑虏数百千计，卒全忠勇，不为大汉耻，宜蒙显爵，以厉将帅。”
遗憾的是，这十三位壮士，历史只留下了耿恭的名字，其余十二人，以及之前战死在这里的数百将士，都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其实写到这里，大家应该都能明显地感觉到，能被史书记载下来的，大多都是些帝王将相，即使那些一无是处的诸侯王、毫无作为的庸碌高官，至少也会记下他们的名字、卒年。而真正为国死难的勇士们，却只能是一个个数字。
并非我不想写这些“平凡”的勇士们，而是压根就没有他们的记载，只是数字、只是注脚。
所以才有人讥讽，古代的所谓“正史”，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传而已。
然而，无名勇士们的事迹，真的会被忘记吗？他们的精神，难道没有传承下来吗？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接回耿恭们后，朝廷旋即撤销西域都护、戊己校尉，明帝时代对西域的经略，可以说宣布失败了。
所以此时的西域，只剩下远在西边的军司马班超。
那么，班超到底会怎么做呢？
卷第四十六 汉纪三十八 肃宗孝章皇帝建初元年（76）~元和元年（84）
多年以前，有一部相当出名的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讲的是为了救出一个被困在敌后的普通士兵，以免造成他家里四兄弟全体阵亡的悲剧，美军派出一支小队，最后以几乎全员阵亡为代价，终于把他救了出来。
影片上映后，不少人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你看看人家美国人，不抛弃任何一个人，真是饱含“人性的光辉”啊！
不愧是“民主灯塔”、“人类之光”！
然而，这是一部电影。
是编的！
真实的美国，真实的西方，是这样的
这样的
和这样的
当然，他们对自己的评价，是这样的
Emmmm…
但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拯救大兵瑞恩”，却并不是一个故事、一个传说。
而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
而且是至少两千年前就发生过的历史！
上回说到，章帝刘炟被司徒鲍昱说服，派出七千兵马，援救接应被困在西域的戊校尉耿恭、己校尉关宠，两部总共不到两百个人。
建初元年春，从敦煌出击的酒泉太守段彭等，沿天山南麓进至关宠驻守的柳中城。然而柳中城此时已被攻破，关宠也已经牺牲。汉军收复柳中城后，进击车师前王之都交河城，斩首三千八百级，获生口三千余人。段彭们之所以没有接上关宠残部就撤，反而主动进攻，其主要目的并不是要收复失地——这不是朝廷给他们的命令——而是要震慑住北匈奴、以及首鼠两端的车师，免得撤退时被他们追击骚扰。
果然，此役之后，由于摸不清汉军的意图，北匈奴先撤为敬，车师又双叒降于汉。朝廷给段彭们的指令，是接应困在车师的汉军将士，现在他们已经接应到关宠所部（虽然大部分人包括关宠本人已经阵亡），于是，段彭们开始怂了，谒者王蒙等提议，现在咱们也可以给朝廷交差了，趁车师和北匈奴还没反应过来，赶紧撤吧！
耿恭又要被放弃掉了？
王蒙们这么着急回去，一方面确实是他们本身比较怂，但另一方面，客观的危险也是不能忽视的。他们现在哪里？——在天山南麓。而耿恭在哪里？——在天山北麓。
所以他们想救耿恭，就要先翻山！
而且之后回来，他们还得再翻一次！
而此时，是正月，是冬天！
就算是早就适应此地环境的匈奴人和车师人，也会认为这个季节翻山，实在是疯了！
而且，防守条件相对好一些的柳中城，大家都没来得及救下来，何况孤悬于山的另一边的疏勒城呢？万一吭哧吭哧翻过山后，发现又做了无用功咋整？
眼看段彭们就要撤，一个人站了出来。
耿恭的军吏——范羌！
范羌是在几个月前，形势尚没有如此危急时，被耿恭派出去向朝廷求援的，疏勒、柳中两城的消息，就是他带回朝廷的；他始终在担心同袍们，等朝廷真的派出援军，他自然也要加入。
现在眼看大家又要抛弃战友，范羌急了！
只要还没有传出耿校尉战死的消息，那就意味着还有希望！
咱们现在和他们就隔了一座山，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牺牲吗！
范羌向诸将苦苦哀求，大家虽然还是畏难，但好歹也都是在边境上讨生活的，对范羌的战友之情还是有所触动，最后决定，分出二千兵马，就由你范羌带领，让你自己去救出你自己的校尉。
也算仁至义尽了。
范羌这二千人，一开始翻山，就下起了大雪。
在当地人看来，冬天翻山，已然是疯了；冬天大雪的时候翻山，简直是疯子中的疯子。
但这群“疯子中的疯子”，竟然办成了！
我们已经不知道他们经历了怎样的艰难险阻、惊心动魄，史书上只有九个字：“遇大雪丈余，军仅能至。”
虽然是“仅”，但最终，还是“至”了！
范羌们下了山后，不顾疲惫，马不停蹄直奔疏勒城，一天夜里摸到了城下。此时城中的耿恭们听到外面的动静，以为是北匈奴的大队人马来了，大惊——因为进入冬天后，本来北匈奴的攻势也缓了下来。然而此时，城中早已撑到了极限，大家连动的力气都没有了，纷纷想到，或许殉国的时候终于到了吧。
其时，他们自己都已经对朝廷的援军不抱希望了，因为平心而论，让他们自己决策，恐怕也是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翻山的。
就算如此，他们仍然不退！
幸好，他们很快就听到了暌违数月的那个熟悉的声音。
“我是范羌，朝廷派兵来接大家了！”
城中皆称万岁。
开门，共相持涕泣。
此时，疏勒城中的汉军，还剩多少呢？
——二十六人。
第二天，大家起程回家。此时之前王蒙们的担心出现了——北匈奴已经回过味了，汉军这不是要大举反击的节奏，所以他们开始放心地追击。
耿恭们一路“且战且行”，本来他们在疏勒城时就已经饥困不堪，这一路，又要翻山，又要随时作战，不啻于死亡行军。三月，终于到得玉门关时，仅仅剩下了十三人。
中郎将郑众来接待他们，而当他看到这十三个人时，这位被北匈奴单于持刃恐吓都面不改色的老边将，也不禁潸然泪下。
在他的面前，是十三位“衣屦穿决，形容枯槁”，但仍然不屈的战士！
郑众，一位堂堂的准将，亲自为耿恭十三壮士沐浴更衣。之后更是上疏，为他们请功。
“恭以单兵守孤城，当匈奴数万之众，连月逾年，心力困尽，凿山为井，煮弩为粮，前后杀伤丑虏数百千计，卒全忠勇，不为大汉耻，宜蒙显爵，以厉将帅。”
遗憾的是，这十三位壮士，历史只留下了耿恭的名字，其余十二人，以及之前战死在这里的数百将士，都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其实写到这里，大家应该都能明显地感觉到，能被史书记载下来的，大多都是些帝王将相，即使那些一无是处的诸侯王、毫无作为的庸碌高官，至少也会记下他们的名字、卒年。而真正为国死难的勇士们，却只能是一个个数字。
并非我不想写这些“平凡”的勇士们，而是压根就没有他们的记载，只是数字、只是注脚。
所以才有人讥讽，古代的所谓“正史”，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传而已。
然而，无名勇士们的事迹，真的会被忘记吗？他们的精神，难道没有传承下来吗？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接回耿恭们后，朝廷旋即撤销西域都护、戊己校尉，明帝时代对西域的经略，可以说宣布失败了。
所以此时的西域，只剩下远在西边的军司马班超。
那么，班超到底会怎么做呢？
三百五十五、班超重开西域
书接上回，朝廷从疏勒城接回骑都尉耿恭后，西域此时只剩下远在西域都护府西方的军司马班超，可以说完全是孤立无援，朝廷就也召他退回玉门关。那么，此时的班超具体在哪里呢？——巧了，他正在另一个疏勒——疏勒国。
班超接到命令后，虽然觉得可惜，但朝廷之命不可不从，更关键的是他已经知道自己孤悬域外，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谁知，疏勒人得悉班超要走，举国忧恐，都说汉使一去，龟兹人必又来找麻烦，便纷纷劝阻班超，甚至还有人在他面前自杀的——他们之所以反应这么大，就是因为之前龟兹在得到北匈奴支持后，攻占了疏勒，是班超的部下田虑以一己之力绑架了龟兹占领军的首领，疏勒才得以复国。
这里大概说一下西域的国家形势。前几回反复出现的车师，位于天山南北麓，这是出了玉门关后，往西北方向走的第一站。从这里沿着天山山麓继续向西，依次经过焉耆、龟兹、姑墨、疏勒，再往西就是大宛，这就进入中亚了，这条道就是丝绸之路的北道。
若出了玉门关选择往西南方向走，则依次经过鄯善（原来的楼兰）、且末、精绝、于阗、莎车，之后或者往北到疏勒；或者继续往西翻过葱岭——也就是今帕米尔高原——进入印度河流域，这条路就是丝绸之路的南道。
而在南北两道之间，就是中国最大的沙漠——著名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前面的那些国家，除了车师离得有点远，其它的正好围着塔克拉玛干沙漠排成一圈。当然，如果再加上车师和汉朝的敦煌，这就连成了一个闭合的橄榄形。
而这橄榄的东西两头，正是敦煌和疏勒。
这下应该能明白疏勒的重要了吧？
沙漠边缘的这十个国家，其实一直以来也在上演复杂的十国演义（当然其实不止这十个国家，还得加上无数更小的国家），其精彩程度不亚于内地，可惜当地人没有汉人那样热衷于记录历史的习惯，反而只能从汉人的记录中管中窥豹，其间的各种细节就无法知晓了。总之从东汉开国，在沙漠西头，莎车、于阗先后称霸、衰落，此时的霸者换成了龟兹。
疏勒人虽然极力挽留，但班超不能无视朝廷的诏旨，只好往回走。走到于窴，当地人也把他拦住了，哭诉道，汉使如我父母，如今父母竟忍心丢下孩子不管吗！他们还抱着班超的马腿不让他走。班超思忖，于窴人终究不会再放他回去，而且这两国人民的态度，也让他感到，人心可用——他以区区三十六人就敢横行西域，一靠大汉百年打下的招牌，二就是靠当地这些土著的支持。他之前要走，就是摸不准这些土著到底怎么想的，如今他们的表现，已经表明了一切。
那就还有得打！
于是，班超像十几年前一样，决定再次遵从自己的内心，不走了！
班超又回到疏勒，此时疏勒已经有两城降了龟兹，叛乱者和两国之间的小国尉头连兵。虽然班超人少，但西域人都认他这个招牌，他本人只要在这，就能震住场子！于是疏勒士气复振，在班超率领下，干掉叛乱者，击破尉头，斩杀六百余人，收回两城，疏勒复安。
于是，在汉朝的西域攻略受挫的情况下，班超反而发力，开始了一个人的表演。
建初三年夏闰四月，西域假司马班超拉起疏勒、康居、于窴、拘弥共一万人的队伍，攻破姑墨之石城，斩首七百级。此役表明，经过一年多的操作后，班超已经能指挥得动这些土著了！此时汉朝已度过政权交接的不稳期，班超觉得是时候重启西域攻略了，遂于建初五年上疏章帝刘炟：“如今西域诸国，惟焉耆、龟兹未服。臣率三十六人孤守疏勒五年，此中情势，臣颇识之。此地之人皆言‘倚汉与依天等’，可见人心可用。人心可用，则龟兹可伐。今可立龟兹之质子白霸为其王，派步骑数百护送至其国；若其国人不纳，则可连诸国之兵灭之，此以夷狄攻夷狄之策。望陛下参考臣章，区区臣超，愿为陛下平定西域！”
经过之前的困窘经历后，班超已经发现，明帝末期的西域攻略之所以失败，其根本就在于，此时的朝廷拿不出钱来开拓西域！——并不是因为东汉朝廷很穷，而是朝廷现在是豪族的朝廷——更准确说是关东豪族的朝廷，他们可不想拿“自己”的钱，去补贴西域，这只会便宜了离西域最近的河西豪族，以及那帮刀口舔血的大头兵们，凭什么啊！所以再想像武帝时期那么刚，硬是从内地征发几万骑军横扫西域，那是不可能的了。要让朝廷衮衮诸公同意，就得想个没那么花钱的办法。
而这个办法让班超想出来了——以夷狄攻夷狄。
又称空手套白狼。
其实吧，这招也并非班超的原创；但这招要用好可不简单，你想啊，你就三十几号人，凭什么让大家听你的？而且西域的山头林立，你又怎么才能把他们忽悠得搞起联合行动呢？
所以班超的本事，就显在这里。
章帝览疏后，觉得有门，就以自告奋勇的平陵人徐幹为假司马，率千人助班超。
班超的核心兵力可算是涨到四位数了。
之前莎车以为汉人终究不会增兵，也降了龟兹，疏勒都尉番辰亦叛。徐幹与班超合兵后，班超就以这千人大败番辰。这下诸国相信，汉人真的回来了！
接下来，班超准备对付龟兹。但龟兹旁边就是乌孙，这伙人的势力不下于北匈奴，打龟兹即使不指望他们出兵，但也不能让他们捣乱。于是班超就请示章帝，先安抚好乌孙人。章帝首肯，派出卫侯李邑出使乌孙。
万万没想到，这李邑竟是个脓包！他刚走到于窴，就遇上了龟兹打疏勒；李邑害怕穿越战场，但又不敢和皇帝说是自己怂了，竟然上书攻击班超，说西域难平，而班超却在此坐拥娇妻美妾，乐不思归，这是想在此自立门户当土皇帝！
李邑这可太黑了，他无非就是想扳倒了班超，无人再能主持西事，那自己不就不用再冒险穿越战场了吗？然而仅仅为如此自私下作的理由，就要对班超杀人诛心，班超和他有什么深仇大恨吗？竟如此歹毒！
班超知道后叹道：“曾参为贤人，也免不了有‘三至之谗’，何况我非曾参那样的贤人呢？”这曾参是春秋时大儒，有一次，有人和他母亲说“曾参杀人”， 曾母本来不信；结果后面又接连有两人都说“曾参杀人”，曾母还是动摇了，赶紧跑路。班超在西域纵横捭阖，能凭空从十几个国家拉出上万人的联军出来，对人心的洞悉那可是宗师级的，此时为了剖白自己，只好和妻子离了。
幸好，章帝不是个好糊弄的，他认为，纵使班超真如李邑所说，难道他的千名手下也都甘心听命于班超，从而客死异域？此不合人情，必是李邑污蔑！于是章帝下诏斥责李邑，并令他受班超节度。
注意，章帝从头到尾，可从来没有见过班超本人！班超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存在于奏报文字里的人，他能根据有限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判断，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然而，班超收到诏旨后，就把李邑遣回京城了。徐幹不解道：“陛下叫李邑听你管，其实意思就是给你处置他的权力，让你出气的，你怎么反而把人放回去了？”班超道：“你这话就太low了！李邑攻击我，说明我还是有做得不够好可以被人指摘之处。我内省尚且不暇，怎能再报复回去？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瞧瞧这水平！从这件事，大概就能明白班超何以让西域的那么多人服气了。
书接上回，朝廷从疏勒城接回骑都尉耿恭后，西域此时只剩下远在西域都护府西方的军司马班超，可以说完全是孤立无援，朝廷就也召他退回玉门关。那么，此时的班超具体在哪里呢？——巧了，他正在另一个疏勒——疏勒国。
班超接到命令后，虽然觉得可惜，但朝廷之命不可不从，更关键的是他已经知道自己孤悬域外，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谁知，疏勒人得悉班超要走，举国忧恐，都说汉使一去，龟兹人必又来找麻烦，便纷纷劝阻班超，甚至还有人在他面前自杀的——他们之所以反应这么大，就是因为之前龟兹在得到北匈奴支持后，攻占了疏勒，是班超的部下田虑以一己之力绑架了龟兹占领军的首领，疏勒才得以复国。
这里大概说一下西域的国家形势。前几回反复出现的车师，位于天山南北麓，这是出了玉门关后，往西北方向走的第一站。从这里沿着天山山麓继续向西，依次经过焉耆、龟兹、姑墨、疏勒，再往西就是大宛，这就进入中亚了，这条道就是丝绸之路的北道。
若出了玉门关选择往西南方向走，则依次经过鄯善（原来的楼兰）、且末、精绝、于阗、莎车，之后或者往北到疏勒；或者继续往西翻过葱岭——也就是今帕米尔高原——进入印度河流域，这条路就是丝绸之路的南道。
而在南北两道之间，就是中国最大的沙漠——著名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前面的那些国家，除了车师离得有点远，其它的正好围着塔克拉玛干沙漠排成一圈。当然，如果再加上车师和汉朝的敦煌，这就连成了一个闭合的橄榄形。
而这橄榄的东西两头，正是敦煌和疏勒。
这下应该能明白疏勒的重要了吧？
沙漠边缘的这十个国家，其实一直以来也在上演复杂的十国演义（当然其实不止这十个国家，还得加上无数更小的国家），其精彩程度不亚于内地，可惜当地人没有汉人那样热衷于记录历史的习惯，反而只能从汉人的记录中管中窥豹，其间的各种细节就无法知晓了。总之从东汉开国，在沙漠西头，莎车、于阗先后称霸、衰落，此时的霸者换成了龟兹。
疏勒人虽然极力挽留，但班超不能无视朝廷的诏旨，只好往回走。走到于窴，当地人也把他拦住了，哭诉道，汉使如我父母，如今父母竟忍心丢下孩子不管吗！他们还抱着班超的马腿不让他走。班超思忖，于窴人终究不会再放他回去，而且这两国人民的态度，也让他感到，人心可用——他以区区三十六人就敢横行西域，一靠大汉百年打下的招牌，二就是靠当地这些土著的支持。他之前要走，就是摸不准这些土著到底怎么想的，如今他们的表现，已经表明了一切。
那就还有得打！
于是，班超像十几年前一样，决定再次遵从自己的内心，不走了！
班超又回到疏勒，此时疏勒已经有两城降了龟兹，叛乱者和两国之间的小国尉头连兵。虽然班超人少，但西域人都认他这个招牌，他本人只要在这，就能震住场子！于是疏勒士气复振，在班超率领下，干掉叛乱者，击破尉头，斩杀六百余人，收回两城，疏勒复安。
于是，在汉朝的西域攻略受挫的情况下，班超反而发力，开始了一个人的表演。
建初三年夏闰四月，西域假司马班超拉起疏勒、康居、于窴、拘弥共一万人的队伍，攻破姑墨之石城，斩首七百级。此役表明，经过一年多的操作后，班超已经能指挥得动这些土著了！此时汉朝已度过政权交接的不稳期，班超觉得是时候重启西域攻略了，遂于建初五年上疏章帝刘炟：“如今西域诸国，惟焉耆、龟兹未服。臣率三十六人孤守疏勒五年，此中情势，臣颇识之。此地之人皆言‘倚汉与依天等’，可见人心可用。人心可用，则龟兹可伐。今可立龟兹之质子白霸为其王，派步骑数百护送至其国；若其国人不纳，则可连诸国之兵灭之，此以夷狄攻夷狄之策。望陛下参考臣章，区区臣超，愿为陛下平定西域！”
经过之前的困窘经历后，班超已经发现，明帝末期的西域攻略之所以失败，其根本就在于，此时的朝廷拿不出钱来开拓西域！——并不是因为东汉朝廷很穷，而是朝廷现在是豪族的朝廷——更准确说是关东豪族的朝廷，他们可不想拿“自己”的钱，去补贴西域，这只会便宜了离西域最近的河西豪族，以及那帮刀口舔血的大头兵们，凭什么啊！所以再想像武帝时期那么刚，硬是从内地征发几万骑军横扫西域，那是不可能的了。要让朝廷衮衮诸公同意，就得想个没那么花钱的办法。
而这个办法让班超想出来了——以夷狄攻夷狄。
又称空手套白狼。
其实吧，这招也并非班超的原创；但这招要用好可不简单，你想啊，你就三十几号人，凭什么让大家听你的？而且西域的山头林立，你又怎么才能把他们忽悠得搞起联合行动呢？
所以班超的本事，就显在这里。
章帝览疏后，觉得有门，就以自告奋勇的平陵人徐幹为假司马，率千人助班超。
班超的核心兵力可算是涨到四位数了。
之前莎车以为汉人终究不会增兵，也降了龟兹，疏勒都尉番辰亦叛。徐幹与班超合兵后，班超就以这千人大败番辰。这下诸国相信，汉人真的回来了！
接下来，班超准备对付龟兹。但龟兹旁边就是乌孙，这伙人的势力不下于北匈奴，打龟兹即使不指望他们出兵，但也不能让他们捣乱。于是班超就请示章帝，先安抚好乌孙人。章帝首肯，派出卫侯李邑出使乌孙。
万万没想到，这李邑竟是个脓包！他刚走到于窴，就遇上了龟兹打疏勒；李邑害怕穿越战场，但又不敢和皇帝说是自己怂了，竟然上书攻击班超，说西域难平，而班超却在此坐拥娇妻美妾，乐不思归，这是想在此自立门户当土皇帝！
李邑这可太黑了，他无非就是想扳倒了班超，无人再能主持西事，那自己不就不用再冒险穿越战场了吗？然而仅仅为如此自私下作的理由，就要对班超杀人诛心，班超和他有什么深仇大恨吗？竟如此歹毒！
班超知道后叹道：“曾参为贤人，也免不了有‘三至之谗’，何况我非曾参那样的贤人呢？”这曾参是春秋时大儒，有一次，有人和他母亲说“曾参杀人”， 曾母本来不信；结果后面又接连有两人都说“曾参杀人”，曾母还是动摇了，赶紧跑路。班超在西域纵横捭阖，能凭空从十几个国家拉出上万人的联军出来，对人心的洞悉那可是宗师级的，此时为了剖白自己，只好和妻子离了。
幸好，章帝不是个好糊弄的，他认为，纵使班超真如李邑所说，难道他的千名手下也都甘心听命于班超，从而客死异域？此不合人情，必是李邑污蔑！于是章帝下诏斥责李邑，并令他受班超节度。
注意，章帝从头到尾，可从来没有见过班超本人！班超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存在于奏报文字里的人，他能根据有限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判断，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然而，班超收到诏旨后，就把李邑遣回京城了。徐幹不解道：“陛下叫李邑听你管，其实意思就是给你处置他的权力，让你出气的，你怎么反而把人放回去了？”班超道：“你这话就太low了！李邑攻击我，说明我还是有做得不够好可以被人指摘之处。我内省尚且不暇，怎能再报复回去？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瞧瞧这水平！从这件事，大概就能明白班超何以让西域的那么多人服气了。
三百五十六、尚书的崛起
前几回都说过，明帝刘庄、章帝刘炟，在施政上都是继承光武帝刘秀的政策，但之前一直也没说这到底是个什么政策。那么，光武帝和前朝相比，有什么发明呢？
前面已经提到，光武帝把以前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这三公，改成了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后来又改成了司徒、太尉、司空。至于以前的九卿，仍然还是九卿。如果单从这来看，不过是把三公的名字改了而已，而且这改名也不是光武帝的原创（成帝刘骜才是原创），三公九卿还是三公九卿，这有个鬼的发明啊！
但如果有人注意到之前的“大事记”，可能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光武帝的三公换得也忒快了！
几乎每半年都要换一次，最短的甚至只干了一个多月。
这可是宰相啊！最顶级的官僚啊！是要决定国家大事的！换这么勤没问题吗？
换到现在，如果一国的总理（或者相当的官员）半年就换一次，任何人都会觉得这个国家的政局出了问题。
然而，光武帝、明帝、章帝祖孙三代时期的政局，却相当稳定——实际上是东汉最稳定的一段时间。
那就说明，这三公的职务，对此时的国家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了。
那么，总得有对国家来说重要的职务啊，这又变成谁了呢？
其实古代学者已经替我们总结了。
——“政归台阁”。
所谓“台阁”，就是指“尚书台”。
——是的，就是大家在古装剧中经常看到的，这部尚书、那部尚书的“尚书”们的“台”！
后世的尚书，权力非常大、地位非常高，相当于现在国务院的部长们。然而这个官职最开始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负责文书管理、递送的小官。
“尚”者，负责是也。尚书尚书，那可不就是管理文书的意思吗？
其实，尚书最开始，只是九卿之一少府的属官，和他并列的，还有“尚衣”、“尚食”之类，从这就可以看出此官的地位了。
那这么个小官，最后怎么就变成了部长呢？
严格来说，这也不是光武帝的原创。
汉承秦制，秦朝的三公九卿里，丞相最大，“总百揆”，什么都可以管；太尉管军事，不常设，因为皇帝就是军队总司令，所以一般打大仗了才会设太尉；御史大夫相当于丞相的副手，但也有监察的权力。九卿在名义上则都是丞相的属官。
对一个政权来说，需要解决的事情，无非就是决策、实施、和监督。
说白了，就是“干什么”、“怎么干”、“咋验收”。
所以对原始版的“三公九卿”，除了“干什么”以外，“怎么干”、“咋验收”，都是丞相、御史大夫说了算。尤其是丞相，完全掌握了政策实施这一块，那可不就是相当重要吗？
至于皇帝，则掌握军权，以及负责“干什么”这一块。但要注意，即使是决策，也往往是由丞相率领三公九卿提出方案，皇帝是负责拍板的，而不是负责想主意的。
这一权力架构，从汉初运行了八十多年，到武帝刘彻这，发生了变化。
因为武帝是个非常有想法的人，胸中有无数宏大的计划，然而这些计划一到落实的时候武帝就发现，怎么就是推不动呢！
其实这也能想到，他的那些“大计划”，可都是要花钱的，而且是花大钱！这势必会动那些官僚们的蛋糕，而且越大的官割的肉就越多，他们要是肯配合那就见鬼了！
而且就算他们愿意忍痛割肉，执行你的计划，但怎么执行，他们也不会完全照武帝的想法来——陛下你就是个毛头小子，还是得让我们这些长者来给你传授传授人生经验啊！
有人可能会说，不配合的话，那就换人啊！
但是，一方面武帝初出茅庐，也不是开国之君，还没有那么大的威望；另一方面，这些人能在开国八十年后成为三公九卿，那都是有背景的，其权力的来源并不完全是皇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武帝仅仅因为“不配合”的理由，就要换掉他们，那就要付出相当的代价。
其实武帝刚上位的时候确实试图这么搞过，然后迅速被奶奶教做人了。
那武帝想实现他的宏伟蓝图，到底该怎么办呢？
他最后想出的招是，你们不陪我玩？行，那我就不找你们玩了！
于是，大司马大将军、大司马骠骑将军新鲜出炉！
长平烈侯卫青、冠军景桓侯霍去病，这都是武帝的亲戚。除了他俩，武帝又拉上一干奉车都尉、驸马都尉之类的，这些官从字面上就可以知道，本来是皇帝的侍从。也就是说，武帝聚拢了自己的亲戚、亲信，又组成了一个新的决策圈子。从此以后，决策的方案由这个圈子出，执行的方案也是这个圈子出，监督的方案还是这个圈子出。至于三公九卿，按照这个圈子出的方案来干活就行了；你要是不干，那就越过你直接干。
由于这个新圈子里的人都是武帝的亲信，他们的权力来源于武帝的信任，那可不就全力配合武帝了吗？
这个圈子的人，往往可以随意进入皇宫，所以又被称为“中朝”、“内朝”，相对的，之前的官僚系统，就被称为外朝。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丞相乃至三公九卿的权力，就不断被内朝蚕食了。
但内朝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大司马大将军、奉车都尉等等，显然都是“干部”；但一个机构如果没有“职员”，也是没法开展工作的——你总不能让大将军本人来一页一页做PPT吧！那找谁来当这个新机构的职员呢？
有人可能会说，新设一个部门不就得啦！
问题是，官僚系统最讨厌的事情之一，就是加部门、加岗位——编制岂是那么好加的？
所以如果武帝真的说要新设几个岗位，官员们肯定就会说“祖宗成法万世不易”之类的车轱辘话，或者干脆就说，没预算！
那好，既然你们说不能加、没有钱，简单，我抓个本来就有的人来干活不就行啦！
这个被武帝选中的本来就有的机构，就是尚书。
首先，尚书本是少府的属官，而少府最初是管理皇家财政的；尚书与尚衣、尚食等等并列，可见他本来就是皇帝的“亲从官”。
其次，不管什么机构，文书工作都是少不了的，而尚书管的不就是这个吗？你要是让尚衣来干这活，就不伦不类了。
最后，尚书本来就是小官，那我完全可以让那些我看好，但由于“资历”等种种原因还没法提到原来官僚系统高位的人来当这个官，让那些老油条们没话说。
因此，尚书就被武帝拉上了历史舞台。
从此武帝朝廷的施政，就成了武帝和一干将军、都尉、侍中之类的心腹们讨论拍板后，由尚书们形成具体执行方案，至于外朝，完全按照内朝方案执行，监督也是由内朝负责。
这样一搞，武帝本人的权力自然就集中了。
那有看官问了，为什么以前的人不这么搞呢？权力集中它不香吗？
因为历史是连续的，秦朝的“三公九卿”，也不是秦始皇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对春秋战国这五百多年政治制度的一个总结。
先秦时期的一大特点，就是贵族政治，国君本来就要把大部分大官分给国君的亲戚当，然后大官们又要把大部分小官分给大官的亲戚当。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因为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不够，你没那个成本养一堆基层人员搞扁平化管理。而时代发展到武帝之时，生产水平上来了，尤其是铁器大量应用，就能出得起那个成本了。实际上如果不是时代的发展到了，武帝压根也不会产生那么多宏图大略。
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但要注意，此时的尚书，虽然接近了权力的中枢，但还并没有成为中枢本身，那后来又发生了些什么呢？
前几回都说过，明帝刘庄、章帝刘炟，在施政上都是继承光武帝刘秀的政策，但之前一直也没说这到底是个什么政策。那么，光武帝和前朝相比，有什么发明呢？
前面已经提到，光武帝把以前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这三公，改成了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后来又改成了司徒、太尉、司空。至于以前的九卿，仍然还是九卿。如果单从这来看，不过是把三公的名字改了而已，而且这改名也不是光武帝的原创（成帝刘骜才是原创），三公九卿还是三公九卿，这有个鬼的发明啊！
但如果有人注意到之前的“大事记”，可能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光武帝的三公换得也忒快了！
几乎每半年都要换一次，最短的甚至只干了一个多月。
这可是宰相啊！最顶级的官僚啊！是要决定国家大事的！换这么勤没问题吗？
换到现在，如果一国的总理（或者相当的官员）半年就换一次，任何人都会觉得这个国家的政局出了问题。
然而，光武帝、明帝、章帝祖孙三代时期的政局，却相当稳定——实际上是东汉最稳定的一段时间。
那就说明，这三公的职务，对此时的国家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了。
那么，总得有对国家来说重要的职务啊，这又变成谁了呢？
其实古代学者已经替我们总结了。
——“政归台阁”。
所谓“台阁”，就是指“尚书台”。
——是的，就是大家在古装剧中经常看到的，这部尚书、那部尚书的“尚书”们的“台”！
后世的尚书，权力非常大、地位非常高，相当于现在国务院的部长们。然而这个官职最开始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负责文书管理、递送的小官。
“尚”者，负责是也。尚书尚书，那可不就是管理文书的意思吗？
其实，尚书最开始，只是九卿之一少府的属官，和他并列的，还有“尚衣”、“尚食”之类，从这就可以看出此官的地位了。
那这么个小官，最后怎么就变成了部长呢？
严格来说，这也不是光武帝的原创。
汉承秦制，秦朝的三公九卿里，丞相最大，“总百揆”，什么都可以管；太尉管军事，不常设，因为皇帝就是军队总司令，所以一般打大仗了才会设太尉；御史大夫相当于丞相的副手，但也有监察的权力。九卿在名义上则都是丞相的属官。
对一个政权来说，需要解决的事情，无非就是决策、实施、和监督。
说白了，就是“干什么”、“怎么干”、“咋验收”。
所以对原始版的“三公九卿”，除了“干什么”以外，“怎么干”、“咋验收”，都是丞相、御史大夫说了算。尤其是丞相，完全掌握了政策实施这一块，那可不就是相当重要吗？
至于皇帝，则掌握军权，以及负责“干什么”这一块。但要注意，即使是决策，也往往是由丞相率领三公九卿提出方案，皇帝是负责拍板的，而不是负责想主意的。
这一权力架构，从汉初运行了八十多年，到武帝刘彻这，发生了变化。
因为武帝是个非常有想法的人，胸中有无数宏大的计划，然而这些计划一到落实的时候武帝就发现，怎么就是推不动呢！
其实这也能想到，他的那些“大计划”，可都是要花钱的，而且是花大钱！这势必会动那些官僚们的蛋糕，而且越大的官割的肉就越多，他们要是肯配合那就见鬼了！
而且就算他们愿意忍痛割肉，执行你的计划，但怎么执行，他们也不会完全照武帝的想法来——陛下你就是个毛头小子，还是得让我们这些长者来给你传授传授人生经验啊！
有人可能会说，不配合的话，那就换人啊！
但是，一方面武帝初出茅庐，也不是开国之君，还没有那么大的威望；另一方面，这些人能在开国八十年后成为三公九卿，那都是有背景的，其权力的来源并不完全是皇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武帝仅仅因为“不配合”的理由，就要换掉他们，那就要付出相当的代价。
其实武帝刚上位的时候确实试图这么搞过，然后迅速被奶奶教做人了。
那武帝想实现他的宏伟蓝图，到底该怎么办呢？
他最后想出的招是，你们不陪我玩？行，那我就不找你们玩了！
于是，大司马大将军、大司马骠骑将军新鲜出炉！
长平烈侯卫青、冠军景桓侯霍去病，这都是武帝的亲戚。除了他俩，武帝又拉上一干奉车都尉、驸马都尉之类的，这些官从字面上就可以知道，本来是皇帝的侍从。也就是说，武帝聚拢了自己的亲戚、亲信，又组成了一个新的决策圈子。从此以后，决策的方案由这个圈子出，执行的方案也是这个圈子出，监督的方案还是这个圈子出。至于三公九卿，按照这个圈子出的方案来干活就行了；你要是不干，那就越过你直接干。
由于这个新圈子里的人都是武帝的亲信，他们的权力来源于武帝的信任，那可不就全力配合武帝了吗？
这个圈子的人，往往可以随意进入皇宫，所以又被称为“中朝”、“内朝”，相对的，之前的官僚系统，就被称为外朝。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丞相乃至三公九卿的权力，就不断被内朝蚕食了。
但内朝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大司马大将军、奉车都尉等等，显然都是“干部”；但一个机构如果没有“职员”，也是没法开展工作的——你总不能让大将军本人来一页一页做PPT吧！那找谁来当这个新机构的职员呢？
有人可能会说，新设一个部门不就得啦！
问题是，官僚系统最讨厌的事情之一，就是加部门、加岗位——编制岂是那么好加的？
所以如果武帝真的说要新设几个岗位，官员们肯定就会说“祖宗成法万世不易”之类的车轱辘话，或者干脆就说，没预算！
那好，既然你们说不能加、没有钱，简单，我抓个本来就有的人来干活不就行啦！
这个被武帝选中的本来就有的机构，就是尚书。
首先，尚书本是少府的属官，而少府最初是管理皇家财政的；尚书与尚衣、尚食等等并列，可见他本来就是皇帝的“亲从官”。
其次，不管什么机构，文书工作都是少不了的，而尚书管的不就是这个吗？你要是让尚衣来干这活，就不伦不类了。
最后，尚书本来就是小官，那我完全可以让那些我看好，但由于“资历”等种种原因还没法提到原来官僚系统高位的人来当这个官，让那些老油条们没话说。
因此，尚书就被武帝拉上了历史舞台。
从此武帝朝廷的施政，就成了武帝和一干将军、都尉、侍中之类的心腹们讨论拍板后，由尚书们形成具体执行方案，至于外朝，完全按照内朝方案执行，监督也是由内朝负责。
这样一搞，武帝本人的权力自然就集中了。
那有看官问了，为什么以前的人不这么搞呢？权力集中它不香吗？
因为历史是连续的，秦朝的“三公九卿”，也不是秦始皇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对春秋战国这五百多年政治制度的一个总结。
先秦时期的一大特点，就是贵族政治，国君本来就要把大部分大官分给国君的亲戚当，然后大官们又要把大部分小官分给大官的亲戚当。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因为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不够，你没那个成本养一堆基层人员搞扁平化管理。而时代发展到武帝之时，生产水平上来了，尤其是铁器大量应用，就能出得起那个成本了。实际上如果不是时代的发展到了，武帝压根也不会产生那么多宏图大略。
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但要注意，此时的尚书，虽然接近了权力的中枢，但还并没有成为中枢本身，那后来又发生了些什么呢？
三百五十七、拆分三公
武帝刘彻创立了内朝，同时又把本来就存在的尚书这一机构挪过来作为新生内朝的办事机构，从此尚书就从一个收发文书的清水衙门，逐渐参与中枢决策，走到历史的前台。
但是，此时的尚书，仍只是“接近”中枢，并没有成为中枢本身。比如尚书的长官尚书令、次官尚书仆射，从官称上就可以发现，等级在官僚系统里并不高，算作中层干部（另一个大家更熟悉的“令”就是县令——很显然是中级官员）。而且在最开始时，这尚书的长贰官，还经常是由宦官担任……所以即使尚书的权力不断加重，但在一开始时仍然是个秘书的定位，有野心向上爬的官员们，多是以此作为跳板，最终还是奔着三公九卿去的。
武帝之所以这么设计，也是有用意的——尚书的地位既然不高，那他就可以轻易控制。因此在武帝时期，虽然尚书名义上的长官是尚书令，但实际上的长官，就是武帝本人，尚书令也就管管尚书台里的考勤、风纪之类的。
但是，“位卑而权重”，这种头重脚轻的模式，是违反客观规律的，所以不可能持久，必然会向着“位尊而权重”的方向奔去。
武帝时能让尚书按他的思路不跑偏，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武帝本人，有这个能力、有这个精力、也有这个欲望，维持住这种扁平化管理的模式。毕竟，这位爷可是两汉四百年，最能折腾、干得最长的皇帝。
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见的，几千年才出那么一个。
尤其是在帝国时代以血统、而不是以能力论英雄的继承体系下，要出这么一个主，更是撞大运了。
那么那些平庸甚至昏聩的君主，或者不平庸也不糊涂，仅仅是没法像武帝那样精力旺盛的皇帝，会怎么选择呢？
那肯定是加大尚书的权力，让他们替我干本来由武帝包揽的那些活啦！
最后，就必然是虽去一旧“三公九卿”，又来一新“三公九卿”。
武帝一开始可能只是把提用尚书当作一种临时措施，因为当时正在对付匈奴；然而越用越顺手，用了几十年后，这自然就从“改革创新”也变成“祖宗家法”了。而且后面的几个皇帝能力上鲜有能与武帝匹敌的，自然越发倚赖尚书，甚至还有创新。比如元帝刘奭任用宦官，就把宦官系统中本来就存在的类似尚书的机构——中书给提了起来。
而尚书的权力相对来说最小的时期，就是宣帝朝——因为宣帝刘询就是那个少见的“几千年才出一个”的主，也可以搞扁平化管理。
但他四十多岁就死了，显然还是没有比过他曾爷爷。
要注意，凡事只要有了个起头的，那就意味着后世有了先例可循。因此如果后世又有宦官的力量崛起，元帝开的这个“成例”就必然会被他们所引用，哪怕这个“成例”只维持了元帝一朝。
是的，这就是后世比尚书省还牛逼的，中书省的由来。
然而，尚书想要真正成为中枢本身，前面还有一个绊脚石。
——大司马大将军。
想想看吧，尚书是哪里的办事机构？
内朝啊！
内朝本来的老大，当然是皇帝，但如果皇帝并不能胜任当这个“老大”呢？
那必然得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司马大将军顶上啊！
说起来这也得“感谢”武帝，毕竟这个官也是他整出来的，而且是在整出尚书之前鼓捣出来的。
那么，谁来当这个“大司马大将军”呢？
按照武帝的思路，那显然得是“自己人”。
此时汉朝的或者说整个先秦的传统就被武帝所借鉴了。
谁是“自己人”？
外戚嘛！
而且后来，出了一个“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那是牛逼得不能再牛逼，随便废立皇帝，和“真皇帝”没有实质的区别了。
所以真要牛逼就“录尚书事”，尚书令算老几？太监当过的官，谁稀罕哪！
那上面这个牛逼哄哄的家伙又是谁弄出来的？
哦，还是武帝……
正因为有了这个先例存在，后世有野心的外戚们，无不以此为目标。
搞到最后，终于搞出一个正儿八经的“真皇帝”——新帝王莽出来。
你说武帝当初搞出这么一大堆东西，是想着把江山拱手让人吗？
到了光武帝刘秀这里，前面既然已经出了那么多外戚专权的案例，那他肯定要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同时，他也决定加强集权，尤其是在豪族崛起的时代，那么类似内朝的机构就还有必要存在。
所以，他做出的改革是，保留尚书，同时砍掉“大司马大将军”等一干过去的内朝高官。
尚书的指挥权，又落到了皇帝本人手里。
当然，像车骑将军、奉车都尉之类的官还在，但更多地回归了他们原本“亲从侍卫”的定位。
不过，尚书的地位仍然没有提高。这样那个问题就又冒出来了，谁来给皇帝出主意呢？难道真的由光武帝本人一人包办不成？
也就是说，谁来扮演武帝时期的“大司马大将军”的角色呢？
这不是也有现成的吗？——三公九卿啊！
看到现在，大家可能已经被绕晕了，这不又改回去了吗？和秦朝、西汉前期有什么区别？
区别就在于，三公九卿，没有执行权了！
还记得吗？之前决策虽然由内朝出，但最终执行还是由三公九卿来。
但光武帝改革后，执行权就交给尚书了。当然，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
而三公九卿，拿回了部分的决策权，同时丧失了大部分的执行权，还保留了一部分的监督权。
但这“部分”的决策权，和西汉早期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毕竟，他们还是外朝，不可能像大司马大将军们一样，天天见到皇帝。
而其剩下的权力，也被大大分割。原来的三公里九卿都归丞相管，现在的三公，各自分管三卿。所以虽然传统上，三公的排序还是司徒、太尉、司空，也就是按过去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排的，但实际上地位没什么区别，因为现在各自有各自管的一摊，谁也不比谁牛。同时，权力的拆分，也使得不会再出现如前代一般的比皇帝还皇帝的权臣。比如以军事为例，战略、兵源、补给，就成了三家来管，缺了任何一家，仗都打不起来。
但这还不算完，因为光武帝又推行了一项长期国策。
——官员的儒家化。
武帝刘彻创立了内朝，同时又把本来就存在的尚书这一机构挪过来作为新生内朝的办事机构，从此尚书就从一个收发文书的清水衙门，逐渐参与中枢决策，走到历史的前台。
但是，此时的尚书，仍只是“接近”中枢，并没有成为中枢本身。比如尚书的长官尚书令、次官尚书仆射，从官称上就可以发现，等级在官僚系统里并不高，算作中层干部（另一个大家更熟悉的“令”就是县令——很显然是中级官员）。而且在最开始时，这尚书的长贰官，还经常是由宦官担任……所以即使尚书的权力不断加重，但在一开始时仍然是个秘书的定位，有野心向上爬的官员们，多是以此作为跳板，最终还是奔着三公九卿去的。
武帝之所以这么设计，也是有用意的——尚书的地位既然不高，那他就可以轻易控制。因此在武帝时期，虽然尚书名义上的长官是尚书令，但实际上的长官，就是武帝本人，尚书令也就管管尚书台里的考勤、风纪之类的。
但是，“位卑而权重”，这种头重脚轻的模式，是违反客观规律的，所以不可能持久，必然会向着“位尊而权重”的方向奔去。
武帝时能让尚书按他的思路不跑偏，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武帝本人，有这个能力、有这个精力、也有这个欲望，维持住这种扁平化管理的模式。毕竟，这位爷可是两汉四百年，最能折腾、干得最长的皇帝。
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见的，几千年才出那么一个。
尤其是在帝国时代以血统、而不是以能力论英雄的继承体系下，要出这么一个主，更是撞大运了。
那么那些平庸甚至昏聩的君主，或者不平庸也不糊涂，仅仅是没法像武帝那样精力旺盛的皇帝，会怎么选择呢？
那肯定是加大尚书的权力，让他们替我干本来由武帝包揽的那些活啦！
最后，就必然是虽去一旧“三公九卿”，又来一新“三公九卿”。
武帝一开始可能只是把提用尚书当作一种临时措施，因为当时正在对付匈奴；然而越用越顺手，用了几十年后，这自然就从“改革创新”也变成“祖宗家法”了。而且后面的几个皇帝能力上鲜有能与武帝匹敌的，自然越发倚赖尚书，甚至还有创新。比如元帝刘奭任用宦官，就把宦官系统中本来就存在的类似尚书的机构——中书给提了起来。
而尚书的权力相对来说最小的时期，就是宣帝朝——因为宣帝刘询就是那个少见的“几千年才出一个”的主，也可以搞扁平化管理。
但他四十多岁就死了，显然还是没有比过他曾爷爷。
要注意，凡事只要有了个起头的，那就意味着后世有了先例可循。因此如果后世又有宦官的力量崛起，元帝开的这个“成例”就必然会被他们所引用，哪怕这个“成例”只维持了元帝一朝。
是的，这就是后世比尚书省还牛逼的，中书省的由来。
然而，尚书想要真正成为中枢本身，前面还有一个绊脚石。
——大司马大将军。
想想看吧，尚书是哪里的办事机构？
内朝啊！
内朝本来的老大，当然是皇帝，但如果皇帝并不能胜任当这个“老大”呢？
那必然得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司马大将军顶上啊！
说起来这也得“感谢”武帝，毕竟这个官也是他整出来的，而且是在整出尚书之前鼓捣出来的。
那么，谁来当这个“大司马大将军”呢？
按照武帝的思路，那显然得是“自己人”。
此时汉朝的或者说整个先秦的传统就被武帝所借鉴了。
谁是“自己人”？
外戚嘛！
而且后来，出了一个“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那是牛逼得不能再牛逼，随便废立皇帝，和“真皇帝”没有实质的区别了。
所以真要牛逼就“录尚书事”，尚书令算老几？太监当过的官，谁稀罕哪！
那上面这个牛逼哄哄的家伙又是谁弄出来的？
哦，还是武帝……
正因为有了这个先例存在，后世有野心的外戚们，无不以此为目标。
搞到最后，终于搞出一个正儿八经的“真皇帝”——新帝王莽出来。
你说武帝当初搞出这么一大堆东西，是想着把江山拱手让人吗？
到了光武帝刘秀这里，前面既然已经出了那么多外戚专权的案例，那他肯定要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同时，他也决定加强集权，尤其是在豪族崛起的时代，那么类似内朝的机构就还有必要存在。
所以，他做出的改革是，保留尚书，同时砍掉“大司马大将军”等一干过去的内朝高官。
尚书的指挥权，又落到了皇帝本人手里。
当然，像车骑将军、奉车都尉之类的官还在，但更多地回归了他们原本“亲从侍卫”的定位。
不过，尚书的地位仍然没有提高。这样那个问题就又冒出来了，谁来给皇帝出主意呢？难道真的由光武帝本人一人包办不成？
也就是说，谁来扮演武帝时期的“大司马大将军”的角色呢？
这不是也有现成的吗？——三公九卿啊！
看到现在，大家可能已经被绕晕了，这不又改回去了吗？和秦朝、西汉前期有什么区别？
区别就在于，三公九卿，没有执行权了！
还记得吗？之前决策虽然由内朝出，但最终执行还是由三公九卿来。
但光武帝改革后，执行权就交给尚书了。当然，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
而三公九卿，拿回了部分的决策权，同时丧失了大部分的执行权，还保留了一部分的监督权。
但这“部分”的决策权，和西汉早期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毕竟，他们还是外朝，不可能像大司马大将军们一样，天天见到皇帝。
而其剩下的权力，也被大大分割。原来的三公里九卿都归丞相管，现在的三公，各自分管三卿。所以虽然传统上，三公的排序还是司徒、太尉、司空，也就是按过去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排的，但实际上地位没什么区别，因为现在各自有各自管的一摊，谁也不比谁牛。同时，权力的拆分，也使得不会再出现如前代一般的比皇帝还皇帝的权臣。比如以军事为例，战略、兵源、补给，就成了三家来管，缺了任何一家，仗都打不起来。
但这还不算完，因为光武帝又推行了一项长期国策。
——官员的儒家化。
三百五十八、大汉谁当官
就和“事归台阁”一样，官员的儒家化，也不算是光武帝刘秀的原创，这个进程从武帝刘彻的“独尊儒术”就开始了，甚至可以追溯到高帝刘邦用叔孙通制定礼仪。为了说清这个问题，需要说一下汉朝官员的来源。
汉朝的官，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来源。
一个是功臣。既然是功臣，那也就意味着不是打工仔，而是股东，所以他们的官位，就是分红。股东虽然是组织的柱石，但同时也意味着，是董事长之位的潜在竞争者——毕竟董事长本人就是最大的股东。而功臣的“功”，又大多是军功，特别是那些开国功臣。这就表示他们握有兵权，或者至少对军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因此对于大汉中央的董事长——皇帝来说，对这些人，向来是又拉又打，其大部分的精力都要用在平衡这些大大小小的山头上。
第二是亲戚，包括汉室宗亲，以及大家非常熟悉的外戚们。对于皇帝本人来说，除开那些对自己皇位具有直接威胁的同胞兄弟们之外，其他的叔伯子侄，相对于并不是一家人的功臣来说，还是更值得信任的。因此汉室宗亲们出来当官乃是常态，做到宰相的也不是没有——这一点和宋代以后完全不同。就算那些被日常防备的亲兄弟们，皇帝也还是会对他们高看一眼，甚至在关键时刻委以重任——远的如七国之乱中的梁孝王刘武，近的如曾总领朝政的东平王刘苍。这里隐含的一个逻辑，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就算他们里面真有人把 给拱下去了，然而皇帝还是刘家人，肉还是烂在锅里。
而外戚，那就更值得信任了——一方面他们和皇帝是一家人，另一方面对皇帝本人来说，也没有自家兄弟们对皇位潜在的威胁，真是完美。所以西汉一朝，从高帝开始就形成了重用外戚的传统，基本上所有皇帝都没落下。
由于功臣股东们权力的来源并不是皇帝本人，具有更大的离心倾向，所以西汉大部分时期的政治生态，都是皇帝任用亲戚特别是外戚，以平衡功臣的势力。但是，皇帝虽然对外戚想得挺好，然而物极必反，当对外戚的倚靠越来越大之时，也就意味着皇帝本人大权旁落了。高帝刚死，吕氏就大权独揽；而西汉一朝，就恰恰是亡在外戚手里。
如此看来，功臣们似乎并没有搞得像外戚们那么莽，皇帝如此防备他们，甚至反而搞得外戚尾大不掉，是不是过度反应了？
但想想吧，大汉的第一场政变，是谁掀起来的？
还不是那群开国功臣！
功臣和外戚互相斗，但这里面还有个问题——他们总共也没几个人，就是全拉出来当官，也不够当啊！
他们是占据了帝国的高位没错，什么三公九卿，基本被瓜分了，但这些都是高级官员，中级官员怎么办？数量更庞大的低级官员又该怎么办？
上层的讨价还价由他们负责，那具体干活谁来负责呢？
如果在先秦，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因为那时候的上层贵族们，大多是养门客的，这些人其实就是后备干部。
在离先秦最近的汉朝，这种风气虽然没之前那么夸张，但仍然存在，比如长平烈侯卫青不养门客，反而被视为异类。
然而对皇帝来说，上层是你们，如果中下层也是你们，那全国都是你们了，我在哪？
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
这可是武帝对他舅舅武安侯田蚡说过的话。
而且中下层是要干活的，皇帝也不希望这些人动不动就被上层的权力斗争波及，影响行政效率。
这就需要有别于上面两家的第三个来源了——士子。
所谓“士”，本来也是从贵族圈里来的。周朝从天子到诸侯到卿大夫一层层分封，最后继承不了卿大夫爵位的小贵族们都是士。这样到了战国之世，士们遍地走，身上那层贵族的光环早就没了；但他们怎么说受的教育也比普通老百姓们好，因此大量的中低层官员都由他们出任，因此后来对这种家里有一定积累，读过书、能做官的人，就都称作“士子”了——哪怕他祖上并不是周天子封的诸侯。
而士子当官当到大官，也就成了“士大夫”。
当官有个先决条件，就是你起码得具备知识——不管这知识是怎么来的。而从古至今，获取知识最方便快捷的手段，无过于读书。但与现代一本书随便就能印个几万册不同，在古代，读书的成本可不低——想想那几百斤沉的原版《史记》吧！士子作为能读到书的最低阶层，和上层的贵族们又很难攀上关系，对皇帝来说，可不是又没有威胁、又好用的天然干部苗子吗？
所以在汉朝，二千石以下的大量官员，基本就被士大夫们包圆了。
不过，士大夫们既然数量庞大，那么必然不会是一种风格。依据他们习得知识的方向不同，大体也可以分成三个流派。
一个是学法律出身的政法系，也就是经常在史书中出现的“文法吏”。汉承秦制，秦又承的是商鞅的制，甭管对外的意识形态宣传成什么样，内里对法律这块一直是相当看重的。比如张汤、黄霸，都是文法吏出身，就是司马懿出身的那个司马家，也是学法律出身的。由于当官不可避免要用到各种法令，因此在两汉文法吏占据了绝对大头。
另一个是文学系，顾名思义，就是文章写得好的，比如司马相如、班彪都是如此。不过两汉是文武不分，更欣赏的是能上马提剑、下马握笔的全才，对严重偏科的文学系们，并不像唐代以后那么看重，因此这一流派此时大多成为了官僚系统里的点缀。
而第三家，就是孔子的徒子徒孙——儒生系了。儒生和文法吏最大的区别，恐怕就是如何看待道德和法律的作用。在儒生看来，治理国家，法令制度始终都是辅助，真正的核心，仍然应该是礼乐道德（礼乐其实就是道德的外在表现）。所以比起死抠条文的文法吏，儒生们更喜欢从儒家经典出发来解决问题。这样一比较，文法吏的风格就成了“严苛”，儒生的风格则是“仁恕”。
当然，这里说三种流派，并不是说士子们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三个阵营；实际上，政法、儒生、文学，这三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论是文法吏还是儒生，要当官办事、要开班授徒，免不了写文章，文学系的东西总归要用上一些。而在阶级社会，国家不可能不制定法令，那当官的就必须懂法；同时也不能完全“依法办事”，因为出不起那个成本。比如在地方上，主官遇到的杀人强奸之类的恶性案件，一年也遇不上几桩，需要处理的大量案件，大多是分家产、争田地之类的；以古代的技术条件，官府哪里有那个人手经费，去翻查你家房契地契到底是怎么分的？很多时候往往只能用道德的手段“劝服”打官司的人息讼——也就是虽然解决不了问题，但可以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嘛！
这种搞法在现在看来就是和稀泥，但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也只能这么搞，否则连稀泥都没得和……所以一个文法吏如果想干长久，或多或少都得用上些儒生的手段，像张汤那样的原教旨主义文法吏，下场往往不咋地。同理，对儒生来说也是一样，必要的时候还是得用法律来解决问题。
所以对一个具体的士大夫来说，不是说他属于哪一派，而是说他身上的政法、儒生、文学因子各占多少。
拜孔老夫子开创的“有教无类”的传统所赐，儒家在所有学术流派中是最热衷于开班讲课的，所以在士子中占据的比例也最大；同时它和政法系相比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还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还是一种讲究忠君爱民的意识形态，这就比政法系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所以儒家才会被武帝选中，成为大汉主推的官方意识形态。之后不论是文法吏，还是别的出身的，甚至是功臣和外戚的子弟，也大多是学习儒家经典长大的。
但说到底，官员的儒家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西汉之时，上层官员还是被外戚和功臣所把持着，比如对废立皇帝的博陆侯霍光的评价，就有“不学无术”之说。
然而到了光武帝这，他可就不满足于此了。
就和“事归台阁”一样，官员的儒家化，也不算是光武帝刘秀的原创，这个进程从武帝刘彻的“独尊儒术”就开始了，甚至可以追溯到高帝刘邦用叔孙通制定礼仪。为了说清这个问题，需要说一下汉朝官员的来源。
汉朝的官，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来源。
一个是功臣。既然是功臣，那也就意味着不是打工仔，而是股东，所以他们的官位，就是分红。股东虽然是组织的柱石，但同时也意味着，是董事长之位的潜在竞争者——毕竟董事长本人就是最大的股东。而功臣的“功”，又大多是军功，特别是那些开国功臣。这就表示他们握有兵权，或者至少对军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因此对于大汉中央的董事长——皇帝来说，对这些人，向来是又拉又打，其大部分的精力都要用在平衡这些大大小小的山头上。
第二是亲戚，包括汉室宗亲，以及大家非常熟悉的外戚们。对于皇帝本人来说，除开那些对自己皇位具有直接威胁的同胞兄弟们之外，其他的叔伯子侄，相对于并不是一家人的功臣来说，还是更值得信任的。因此汉室宗亲们出来当官乃是常态，做到宰相的也不是没有——这一点和宋代以后完全不同。就算那些被日常防备的亲兄弟们，皇帝也还是会对他们高看一眼，甚至在关键时刻委以重任——远的如七国之乱中的梁孝王刘武，近的如曾总领朝政的东平王刘苍。这里隐含的一个逻辑，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就算他们里面真有人把 给拱下去了，然而皇帝还是刘家人，肉还是烂在锅里。
而外戚，那就更值得信任了——一方面他们和皇帝是一家人，另一方面对皇帝本人来说，也没有自家兄弟们对皇位潜在的威胁，真是完美。所以西汉一朝，从高帝开始就形成了重用外戚的传统，基本上所有皇帝都没落下。
由于功臣股东们权力的来源并不是皇帝本人，具有更大的离心倾向，所以西汉大部分时期的政治生态，都是皇帝任用亲戚特别是外戚，以平衡功臣的势力。但是，皇帝虽然对外戚想得挺好，然而物极必反，当对外戚的倚靠越来越大之时，也就意味着皇帝本人大权旁落了。高帝刚死，吕氏就大权独揽；而西汉一朝，就恰恰是亡在外戚手里。
如此看来，功臣们似乎并没有搞得像外戚们那么莽，皇帝如此防备他们，甚至反而搞得外戚尾大不掉，是不是过度反应了？
但想想吧，大汉的第一场政变，是谁掀起来的？
还不是那群开国功臣！
功臣和外戚互相斗，但这里面还有个问题——他们总共也没几个人，就是全拉出来当官，也不够当啊！
他们是占据了帝国的高位没错，什么三公九卿，基本被瓜分了，但这些都是高级官员，中级官员怎么办？数量更庞大的低级官员又该怎么办？
上层的讨价还价由他们负责，那具体干活谁来负责呢？
如果在先秦，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因为那时候的上层贵族们，大多是养门客的，这些人其实就是后备干部。
在离先秦最近的汉朝，这种风气虽然没之前那么夸张，但仍然存在，比如长平烈侯卫青不养门客，反而被视为异类。
然而对皇帝来说，上层是你们，如果中下层也是你们，那全国都是你们了，我在哪？
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
这可是武帝对他舅舅武安侯田蚡说过的话。
而且中下层是要干活的，皇帝也不希望这些人动不动就被上层的权力斗争波及，影响行政效率。
这就需要有别于上面两家的第三个来源了——士子。
所谓“士”，本来也是从贵族圈里来的。周朝从天子到诸侯到卿大夫一层层分封，最后继承不了卿大夫爵位的小贵族们都是士。这样到了战国之世，士们遍地走，身上那层贵族的光环早就没了；但他们怎么说受的教育也比普通老百姓们好，因此大量的中低层官员都由他们出任，因此后来对这种家里有一定积累，读过书、能做官的人，就都称作“士子”了——哪怕他祖上并不是周天子封的诸侯。
而士子当官当到大官，也就成了“士大夫”。
当官有个先决条件，就是你起码得具备知识——不管这知识是怎么来的。而从古至今，获取知识最方便快捷的手段，无过于读书。但与现代一本书随便就能印个几万册不同，在古代，读书的成本可不低——想想那几百斤沉的原版《史记》吧！士子作为能读到书的最低阶层，和上层的贵族们又很难攀上关系，对皇帝来说，可不是又没有威胁、又好用的天然干部苗子吗？
所以在汉朝，二千石以下的大量官员，基本就被士大夫们包圆了。
不过，士大夫们既然数量庞大，那么必然不会是一种风格。依据他们习得知识的方向不同，大体也可以分成三个流派。
一个是学法律出身的政法系，也就是经常在史书中出现的“文法吏”。汉承秦制，秦又承的是商鞅的制，甭管对外的意识形态宣传成什么样，内里对法律这块一直是相当看重的。比如张汤、黄霸，都是文法吏出身，就是司马懿出身的那个司马家，也是学法律出身的。由于当官不可避免要用到各种法令，因此在两汉文法吏占据了绝对大头。
另一个是文学系，顾名思义，就是文章写得好的，比如司马相如、班彪都是如此。不过两汉是文武不分，更欣赏的是能上马提剑、下马握笔的全才，对严重偏科的文学系们，并不像唐代以后那么看重，因此这一流派此时大多成为了官僚系统里的点缀。
而第三家，就是孔子的徒子徒孙——儒生系了。儒生和文法吏最大的区别，恐怕就是如何看待道德和法律的作用。在儒生看来，治理国家，法令制度始终都是辅助，真正的核心，仍然应该是礼乐道德（礼乐其实就是道德的外在表现）。所以比起死抠条文的文法吏，儒生们更喜欢从儒家经典出发来解决问题。这样一比较，文法吏的风格就成了“严苛”，儒生的风格则是“仁恕”。
当然，这里说三种流派，并不是说士子们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三个阵营；实际上，政法、儒生、文学，这三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论是文法吏还是儒生，要当官办事、要开班授徒，免不了写文章，文学系的东西总归要用上一些。而在阶级社会，国家不可能不制定法令，那当官的就必须懂法；同时也不能完全“依法办事”，因为出不起那个成本。比如在地方上，主官遇到的杀人强奸之类的恶性案件，一年也遇不上几桩，需要处理的大量案件，大多是分家产、争田地之类的；以古代的技术条件，官府哪里有那个人手经费，去翻查你家房契地契到底是怎么分的？很多时候往往只能用道德的手段“劝服”打官司的人息讼——也就是虽然解决不了问题，但可以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嘛！
这种搞法在现在看来就是和稀泥，但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也只能这么搞，否则连稀泥都没得和……所以一个文法吏如果想干长久，或多或少都得用上些儒生的手段，像张汤那样的原教旨主义文法吏，下场往往不咋地。同理，对儒生来说也是一样，必要的时候还是得用法律来解决问题。
所以对一个具体的士大夫来说，不是说他属于哪一派，而是说他身上的政法、儒生、文学因子各占多少。
拜孔老夫子开创的“有教无类”的传统所赐，儒家在所有学术流派中是最热衷于开班讲课的，所以在士子中占据的比例也最大；同时它和政法系相比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还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还是一种讲究忠君爱民的意识形态，这就比政法系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所以儒家才会被武帝选中，成为大汉主推的官方意识形态。之后不论是文法吏，还是别的出身的，甚至是功臣和外戚的子弟，也大多是学习儒家经典长大的。
但说到底，官员的儒家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西汉之时，上层官员还是被外戚和功臣所把持着，比如对废立皇帝的博陆侯霍光的评价，就有“不学无术”之说。
然而到了光武帝这，他可就不满足于此了。
三百五十九、经学家来当官
历代王朝开国时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上层高官基本会被开国功臣们瓜分——甭管最后皇帝会不会收拾他们，但至少一开始的时候这些官得分给他们。
然而，光武帝刘秀却大大不同。还在打仗的时候，朝廷的三公九卿里边，功臣就只占了一小半；而在平定蜀地、天下无大战事后，就连这一小半，也几乎全被他换掉了！功臣里边还当着官的，只剩下大司马广平忠侯吴汉、和大司空安丰戴侯窦融。然而这两个人也是有特殊原因的——吴汉别看出自南阳，但家族在南阳并不显赫，青年时代就跑到幽州讨生活了，和那些正牌南阳豪族基本说不到一块去；而窦融则代表功臣中特意被光武帝扶植的河西豪族，正儿八经计算的话，他们河西对平定天下其实并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功劳。
光武帝这明显是在压制功臣在朝中说话的分量，与此同时，他也并没有像西汉那样，用外戚来压制功臣，反而也抑制外戚。首先按照西汉的习惯，外戚是要进内朝的，此时虽然内朝仍在，但只剩下干活的尚书台，光武帝完全不让外戚插手。光武帝的两任皇后家，郭家和阴家，在光武帝时期即使能在外朝当官，但最多也止步于九卿，无法成为宰相。
到了明帝刘庄，仍然延续光武帝对功臣和外戚和态度，甚至力道加重。比如光武帝时的河西豪族代表窦家、梁家，就被他以一些小事整治得死去活来。至于外戚，他多了一家外戚马家，然而马皇后的兄弟——虎贲中郎将马廖、黄门郎马防、马光，十几年没改官升迁——他们的这些官都属于皇帝的侍从官，按说升起来应该很快，所以这明显是明帝在抑制岳家。
章帝刘炟也延续前两代的思路。其实他一开始有意抬举母系的马家，在建初二年想给舅舅们封侯，但立刻被马太后拒绝；后来章帝再次请求，结果反而把马太后惹得发了火，此事也就息了。
马太后本人很认同丈夫的做法，因此对自家人要求非常严格。她曾经专门下诏，要求三辅的地方官，若马家亲戚有请托之事，一定要依法办理；她母亲的坟起得有点高了，她立刻和家里人说，她兄弟们赶紧把坟又往下削。总之在她活着时，“内外从化，被服如一；诸家惶恐，倍于永平时。”
顺便说下，章帝的生母虽然是贾贵人，但贾贵人本就是马太后的外甥女，且章帝一生下来就被马太后抱走了，因此章帝对贾贵人的母子之情比较淡，贾家这门外戚可以忽略不计。
至于章帝的皇后窦氏一家（窦皇后就是窦融的曾孙女），在此时更是夹着尾巴做人了。
那么，功臣和外戚都不能当高官，那都是些什么人来填这些高官的空呢？
如上期所说，正是那些儒门弟子！
更准确地说法，是经学出身的人。
所谓“经学”，这是一个和儒家的发展相关的词。儒家作为一个延续两千多年的哲学流派，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尽管后世的儒门子弟都口口声声说法的是先圣）。现代人接触到的儒学，其实是从宋代延续下来的，表面上看是解释儒家的各种经典，但如果稍微深入了解一下就会发现，其实是借此阐述自己的哲学观点，即所谓的“六经注我”，这就是已经成为贬义的“道学家”一词中的道学。
但在汉朝，此时的儒家离其产生的时代尚近，且经过秦末战乱后书籍十不存一，儒门子弟的首要关注点，是怎么来解释“圣人”的“微言大义”，比如圣人为什么要这样说，甚至书上的一句话该怎么断句、一个字应该怎么读，等等。至于书上写的值不值得怀疑——废话，圣人说的怎么可能有错呢？所以，此时的儒家尚处在“我注六经”的阶段，是为“经学”。
经学的一大贡献，是对儒家经典的考订和注解。孔子、孟子等人，虽说离汉代“近”，但也是好几百年前的人了，汉代的语言习惯和他们的时代相比，已经产生了挺大的区别，如果不是经学家们孜孜不倦地做出解释，并传授给弟子，后世恐怕会对经文的解释争得更加不可开交。
但经学的一大问题，就是大家在注解的同时，喜欢往里塞私货——比如著名的“天人感应”，就是董仲舒为了解释皇帝统治的合法性，而塞进去的“私货”。如果发展到了“六经注我”的阶段，这其实也算不得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不过是你一个人的观点，而且那时大家其实都在光明正大的“塞私货”；但处在“我注六经”的阶段时，大家默认六经肯定是对的，你要是往里面塞东西，就具有挺大的隐蔽性，久而久之，大家真的会认为这些“私货”也是经典里本来就有的了。
同时大家对经典深信不疑，也导致经学家们喜欢直接套用经典来指导自己的工作，无视实际如何。新帝王莽的原教旨儒家式改革，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而东汉后期的党锢之祸，其实也和经学家爱钻牛角尖，不无关系。
另外经学还有一个毛病——太长了！一般来说，注解容易写得比正文还长，特别是对古文的注解，越古越长；同时注解本身也是持续了数百年的过程，很多注解也变成了古文，于是就有了对注解的注解。如此一来，经典正文可能只有几万字，但注解、注解的注解、注解的注解的注解……就奔着几十万字去了。而且对同一部经典，注解可能就有十好几家，甚至这些注解流派之间的异同也变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搞到最后，对一部经典，一个人就别说消化吸收了，就是单纯把所有注解读完，一辈子的时间都不一定够——这就是“皓首穷经”的来历。
先不管经学的问题，总之在这个时点，经学才是国家的意识形态，所以此时的高中低各级官员，几乎全是经学出身，比如前面出现过的宋弘、鲍昱、第五伦等等，不少还就是经学家中的大咖，比如伏湛、欧阳歙等等。这几位可都当过三公，这很能说明问题了。
经学的时代，全面到来。
历代王朝开国时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上层高官基本会被开国功臣们瓜分——甭管最后皇帝会不会收拾他们，但至少一开始的时候这些官得分给他们。
然而，光武帝刘秀却大大不同。还在打仗的时候，朝廷的三公九卿里边，功臣就只占了一小半；而在平定蜀地、天下无大战事后，就连这一小半，也几乎全被他换掉了！功臣里边还当着官的，只剩下大司马广平忠侯吴汉、和大司空安丰戴侯窦融。然而这两个人也是有特殊原因的——吴汉别看出自南阳，但家族在南阳并不显赫，青年时代就跑到幽州讨生活了，和那些正牌南阳豪族基本说不到一块去；而窦融则代表功臣中特意被光武帝扶植的河西豪族，正儿八经计算的话，他们河西对平定天下其实并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功劳。
光武帝这明显是在压制功臣在朝中说话的分量，与此同时，他也并没有像西汉那样，用外戚来压制功臣，反而也抑制外戚。首先按照西汉的习惯，外戚是要进内朝的，此时虽然内朝仍在，但只剩下干活的尚书台，光武帝完全不让外戚插手。光武帝的两任皇后家，郭家和阴家，在光武帝时期即使能在外朝当官，但最多也止步于九卿，无法成为宰相。
到了明帝刘庄，仍然延续光武帝对功臣和外戚和态度，甚至力道加重。比如光武帝时的河西豪族代表窦家、梁家，就被他以一些小事整治得死去活来。至于外戚，他多了一家外戚马家，然而马皇后的兄弟——虎贲中郎将马廖、黄门郎马防、马光，十几年没改官升迁——他们的这些官都属于皇帝的侍从官，按说升起来应该很快，所以这明显是明帝在抑制岳家。
章帝刘炟也延续前两代的思路。其实他一开始有意抬举母系的马家，在建初二年想给舅舅们封侯，但立刻被马太后拒绝；后来章帝再次请求，结果反而把马太后惹得发了火，此事也就息了。
马太后本人很认同丈夫的做法，因此对自家人要求非常严格。她曾经专门下诏，要求三辅的地方官，若马家亲戚有请托之事，一定要依法办理；她母亲的坟起得有点高了，她立刻和家里人说，她兄弟们赶紧把坟又往下削。总之在她活着时，“内外从化，被服如一；诸家惶恐，倍于永平时。”
顺便说下，章帝的生母虽然是贾贵人，但贾贵人本就是马太后的外甥女，且章帝一生下来就被马太后抱走了，因此章帝对贾贵人的母子之情比较淡，贾家这门外戚可以忽略不计。
至于章帝的皇后窦氏一家（窦皇后就是窦融的曾孙女），在此时更是夹着尾巴做人了。
那么，功臣和外戚都不能当高官，那都是些什么人来填这些高官的空呢？
如上期所说，正是那些儒门弟子！
更准确地说法，是经学出身的人。
所谓“经学”，这是一个和儒家的发展相关的词。儒家作为一个延续两千多年的哲学流派，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尽管后世的儒门子弟都口口声声说法的是先圣）。现代人接触到的儒学，其实是从宋代延续下来的，表面上看是解释儒家的各种经典，但如果稍微深入了解一下就会发现，其实是借此阐述自己的哲学观点，即所谓的“六经注我”，这就是已经成为贬义的“道学家”一词中的道学。
但在汉朝，此时的儒家离其产生的时代尚近，且经过秦末战乱后书籍十不存一，儒门子弟的首要关注点，是怎么来解释“圣人”的“微言大义”，比如圣人为什么要这样说，甚至书上的一句话该怎么断句、一个字应该怎么读，等等。至于书上写的值不值得怀疑——废话，圣人说的怎么可能有错呢？所以，此时的儒家尚处在“我注六经”的阶段，是为“经学”。
经学的一大贡献，是对儒家经典的考订和注解。孔子、孟子等人，虽说离汉代“近”，但也是好几百年前的人了，汉代的语言习惯和他们的时代相比，已经产生了挺大的区别，如果不是经学家们孜孜不倦地做出解释，并传授给弟子，后世恐怕会对经文的解释争得更加不可开交。
但经学的一大问题，就是大家在注解的同时，喜欢往里塞私货——比如著名的“天人感应”，就是董仲舒为了解释皇帝统治的合法性，而塞进去的“私货”。如果发展到了“六经注我”的阶段，这其实也算不得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不过是你一个人的观点，而且那时大家其实都在光明正大的“塞私货”；但处在“我注六经”的阶段时，大家默认六经肯定是对的，你要是往里面塞东西，就具有挺大的隐蔽性，久而久之，大家真的会认为这些“私货”也是经典里本来就有的了。
同时大家对经典深信不疑，也导致经学家们喜欢直接套用经典来指导自己的工作，无视实际如何。新帝王莽的原教旨儒家式改革，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而东汉后期的党锢之祸，其实也和经学家爱钻牛角尖，不无关系。
另外经学还有一个毛病——太长了！一般来说，注解容易写得比正文还长，特别是对古文的注解，越古越长；同时注解本身也是持续了数百年的过程，很多注解也变成了古文，于是就有了对注解的注解。如此一来，经典正文可能只有几万字，但注解、注解的注解、注解的注解的注解……就奔着几十万字去了。而且对同一部经典，注解可能就有十好几家，甚至这些注解流派之间的异同也变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搞到最后，对一部经典，一个人就别说消化吸收了，就是单纯把所有注解读完，一辈子的时间都不一定够——这就是“皓首穷经”的来历。
先不管经学的问题，总之在这个时点，经学才是国家的意识形态，所以此时的高中低各级官员，几乎全是经学出身，比如前面出现过的宋弘、鲍昱、第五伦等等，不少还就是经学家中的大咖，比如伏湛、欧阳歙等等。这几位可都当过三公，这很能说明问题了。
经学的时代，全面到来。
三百六十、白虎观会议
从光武帝刘秀到明帝刘庄再到章帝刘炟，这祖孙三代对经学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光武帝将三公九卿几乎都换成了经学出身者；明帝不光如此，还曾以学生身份参加其老师的讲学，还明确要求在学堂上不要以皇帝、而是以普通学生的礼节来对待自己——你可以说他是作秀，但他这个“秀”作出来，其释放出来的政治信号也是不言而喻的。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都如此，下边的人肯定得跟上。在明帝朝，自章帝以下，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孙，读经书都成了必修课。明帝又为外戚的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樊氏是光武帝的母族）在南宫开了所专门学校，世人称其为“四姓小侯”。明帝非常重视这个学校，亲自制定了《五经》的课程，博选饱学之士为师，因此这一学校也声名鹊起，以致期门、羽林卫士这些军汉们都要来旁听，一群凶神恶煞的彪形大汉们，愣是人人都能给你拽几句《孝经》出来。甚至南匈奴人也派自己的子弟来入学。
南匈奴的举动很能说明问题——这些人出自弱肉强食的草原，未必相信儒家的这套仁义道德，但他们却能看出来大汉的官僚系统未来必定是经学家的天下。既然他们已经决定抱汉朝的大腿，那将来免不了要和汉朝的官们打交道，那自然要搞清楚他们的话语体系，免得出岔子。
到了章帝时期，那就更不得了了。前面也提到过，经学家的主要工作就是解释儒家经典的经文，那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麻烦——谁的解释才是对的？儒家经典都是几百年前写的，古文的特点，乃是越古老越简略，一个字的信息量越大——这很好理解，因为年代越久远，记录的成本就越高。所以即使在离经文产生年代相对比较近的汉代人看来，很多经文也是佶屈聱牙、晦涩难解的。另外原典所用的字体显然也不是汉代流行的隶书，字体转换的时候就可能出现舛误。更麻烦的是，秦始皇焚了一把书，西楚霸王项羽又焚了一把，流传下来可供比对的原典本就十不存一。要是再考虑到各地方言的影响，那就更加复杂了——虽然当时人写书尽量都用的是周朝首都洛阳一代的文法（所谓“雅言”），但毕竟那可是两千多年前联系不畅的时代，写书人、抄书人所在地的方言、地域文化、风俗习惯等等，必定会影响到其笔下的文法。
这就导致对每一部经典，尽管经典正文没多少，但对其的解释可能就会分成几种、甚至十几种流派，要严格抠的话，甚至一个人就有一套解释——这无疑会对学习造成障碍，同时也会影响朝廷统一思想。所以在宣帝之时，宣帝刘询看到了这个问题，专门博征群儒，于皇宫之石渠阁论定《五经》，当时称为儒林盛世。但经过百多年的发展后，石渠阁上形成的共识早已落后。于是在建初四年，校书郎杨终建言，如今天下少事，宜如石渠阁故事，再次论定经文，以为后世法则。
章帝对此事异常重视，当年冬十一月壬戌下诏，召集将、大夫、博士、郎官及诸儒会于白虎观，议《五经》之同异——这比石渠阁会议的规格可又高出一个档次。石渠阁那次参会的只是博士和诸儒，这次连将、大夫、郎官都拉进来了——郎官就是此时的核心部门尚书台的干部们，所以这是把整个中央的官们都带进来了。而且不光是官们，这次会议的主持人更牛——就是章帝本人。
名儒丁鸿、楼望、成封、桓郁、班固、贾逵及广平王刘羡等都参加了这次会议。班固就是《汉书》的作者、定远侯班超的哥哥。会议进行了一个月，最后在章帝的主持下，主要由班固起草，形成了一部《白虎议奏》，也称为《白虎通义》，这可以说就是当时朝廷对经学的官方解释了。
当然，虽然章帝们想得挺好，希望《白虎议奏》成为万世不易之典，但没有发展的学术就是没有活力的学术，所以其实在东汉还没灭亡的时候，《白虎议奏》上的各种观点，已经被各种弃置、推翻了。
到此为止，用了五期，算是把光武帝对权力结构的改革给讲了个大概。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用这么长的篇幅来掰扯这个事情，是因为如果不清楚东汉王朝的权力运作模式，后面的很多事情就不好解释了。比如说这个时代明明豪族抬头了，那为什么似乎东汉直到黄巾之乱为止，中央一直能保持一种绝对的权威呢？——甚至严格来说，即使在黄巾之乱后，如果没有董卓乱政，东汉中央仍然具有极大的控制力；甚至在群雄逐鹿之后，各个小政权对周边异民族仍保持近乎碾压的态势，以至于后世有“国恒以弱灭，汉独以强亡”的感叹。
这其实就和朝廷主推经学，是强相关的。前面一直说儒家经典，那经典有哪些呢？——《诗》《书》《礼》《乐》《春秋》。其中《春秋》因为是一部史书，里面有许多经典案例，所以当时经学出身的官员们，经常会直接引用《春秋》里面的案例来处理政务，而且这还是国家所认可的——比如在判案的时候，引用《春秋》的判决，是高于引用朝廷制定的律法的，此即所谓“春秋断狱”！
举一个例子，永平十年，陵阳侯丁綝死后，其子丁鸿（就是后来参加白虎观会议的那个大儒）想把爵位让给自己的弟弟丁望，但朝廷不允许，于是他在父亲的葬礼后就离家出走了（他觉得朝廷找不到人就会把爵位给他弟弟）。后来其友人九江人鲍骏碰到了他，就引用了《春秋》里的“不以家事废王事” 之义劝说，他听了以后就回家了。
当然，豪族们如此合作的根本原因，就是朝廷以经术取士，实际上就是让他们把官僚系统给包圆了。
因为读书，那可是需要成本的！特别是当时造纸术刚刚出现，书籍的主流载体仍然是竹简。
而谁又能出得起这个成本呢？
不言而喻。
你看我都把权力让你们掌握了，你们怎么着也得学学仁义礼智信，学学天人感应，忠于君父、忠于朝廷吧？
这其实就是一笔交易，皇帝和豪族的交易。
东汉强就强在这里。
而它最终灭亡，也正是亡在这里。
一个问题，皇帝用经术取士，虽然经学本身在道德上对官员们产生了约束，但毕竟只是一种精神上的约束，看不见摸不着，皇帝是不可能把他们当自家人看待的，这些官们也不可能真把皇帝老儿当自己老子对待，他们之间就是一种老板和员工的关系，经学的条条框框就是企业文化。但光武帝等人又不敢用自家人的外戚，那就只能事必躬亲喽！
而且，皇帝一个人抓这一大摊，要想管好，最好的办法，就是严！
所以像西汉初年那种“无为而治”，不可能的。
所以这祖孙三人的宰相跟走马灯一样的换，那都是因为绩效考核太严了。连被评价为“天性峭直”的司空第五伦都受不了，总是劝章帝松一松。
但是，真不能松啊！扁平化管理啊！一松就乱啊！
怪不得光武帝每天工作通宵达旦，明帝劝他歇歇，他还说乐此不疲。然后到明帝上台后，他自己也继续“乐此不疲”。
章帝的能力也不比他爹差，所以仍然搞得有声有色。
但这三位爷是学霸，似乎都没考虑到一个问题。
——如果后代是学渣，怎么办？
从光武帝刘秀到明帝刘庄再到章帝刘炟，这祖孙三代对经学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光武帝将三公九卿几乎都换成了经学出身者；明帝不光如此，还曾以学生身份参加其老师的讲学，还明确要求在学堂上不要以皇帝、而是以普通学生的礼节来对待自己——你可以说他是作秀，但他这个“秀”作出来，其释放出来的政治信号也是不言而喻的。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都如此，下边的人肯定得跟上。在明帝朝，自章帝以下，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孙，读经书都成了必修课。明帝又为外戚的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樊氏是光武帝的母族）在南宫开了所专门学校，世人称其为“四姓小侯”。明帝非常重视这个学校，亲自制定了《五经》的课程，博选饱学之士为师，因此这一学校也声名鹊起，以致期门、羽林卫士这些军汉们都要来旁听，一群凶神恶煞的彪形大汉们，愣是人人都能给你拽几句《孝经》出来。甚至南匈奴人也派自己的子弟来入学。
南匈奴的举动很能说明问题——这些人出自弱肉强食的草原，未必相信儒家的这套仁义道德，但他们却能看出来大汉的官僚系统未来必定是经学家的天下。既然他们已经决定抱汉朝的大腿，那将来免不了要和汉朝的官们打交道，那自然要搞清楚他们的话语体系，免得出岔子。
到了章帝时期，那就更不得了了。前面也提到过，经学家的主要工作就是解释儒家经典的经文，那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麻烦——谁的解释才是对的？儒家经典都是几百年前写的，古文的特点，乃是越古老越简略，一个字的信息量越大——这很好理解，因为年代越久远，记录的成本就越高。所以即使在离经文产生年代相对比较近的汉代人看来，很多经文也是佶屈聱牙、晦涩难解的。另外原典所用的字体显然也不是汉代流行的隶书，字体转换的时候就可能出现舛误。更麻烦的是，秦始皇焚了一把书，西楚霸王项羽又焚了一把，流传下来可供比对的原典本就十不存一。要是再考虑到各地方言的影响，那就更加复杂了——虽然当时人写书尽量都用的是周朝首都洛阳一代的文法（所谓“雅言”），但毕竟那可是两千多年前联系不畅的时代，写书人、抄书人所在地的方言、地域文化、风俗习惯等等，必定会影响到其笔下的文法。
这就导致对每一部经典，尽管经典正文没多少，但对其的解释可能就会分成几种、甚至十几种流派，要严格抠的话，甚至一个人就有一套解释——这无疑会对学习造成障碍，同时也会影响朝廷统一思想。所以在宣帝之时，宣帝刘询看到了这个问题，专门博征群儒，于皇宫之石渠阁论定《五经》，当时称为儒林盛世。但经过百多年的发展后，石渠阁上形成的共识早已落后。于是在建初四年，校书郎杨终建言，如今天下少事，宜如石渠阁故事，再次论定经文，以为后世法则。
章帝对此事异常重视，当年冬十一月壬戌下诏，召集将、大夫、博士、郎官及诸儒会于白虎观，议《五经》之同异——这比石渠阁会议的规格可又高出一个档次。石渠阁那次参会的只是博士和诸儒，这次连将、大夫、郎官都拉进来了——郎官就是此时的核心部门尚书台的干部们，所以这是把整个中央的官们都带进来了。而且不光是官们，这次会议的主持人更牛——就是章帝本人。
名儒丁鸿、楼望、成封、桓郁、班固、贾逵及广平王刘羡等都参加了这次会议。班固就是《汉书》的作者、定远侯班超的哥哥。会议进行了一个月，最后在章帝的主持下，主要由班固起草，形成了一部《白虎议奏》，也称为《白虎通义》，这可以说就是当时朝廷对经学的官方解释了。
当然，虽然章帝们想得挺好，希望《白虎议奏》成为万世不易之典，但没有发展的学术就是没有活力的学术，所以其实在东汉还没灭亡的时候，《白虎议奏》上的各种观点，已经被各种弃置、推翻了。
到此为止，用了五期，算是把光武帝对权力结构的改革给讲了个大概。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用这么长的篇幅来掰扯这个事情，是因为如果不清楚东汉王朝的权力运作模式，后面的很多事情就不好解释了。比如说这个时代明明豪族抬头了，那为什么似乎东汉直到黄巾之乱为止，中央一直能保持一种绝对的权威呢？——甚至严格来说，即使在黄巾之乱后，如果没有董卓乱政，东汉中央仍然具有极大的控制力；甚至在群雄逐鹿之后，各个小政权对周边异民族仍保持近乎碾压的态势，以至于后世有“国恒以弱灭，汉独以强亡”的感叹。
这其实就和朝廷主推经学，是强相关的。前面一直说儒家经典，那经典有哪些呢？——《诗》《书》《礼》《乐》《春秋》。其中《春秋》因为是一部史书，里面有许多经典案例，所以当时经学出身的官员们，经常会直接引用《春秋》里面的案例来处理政务，而且这还是国家所认可的——比如在判案的时候，引用《春秋》的判决，是高于引用朝廷制定的律法的，此即所谓“春秋断狱”！
举一个例子，永平十年，陵阳侯丁綝死后，其子丁鸿（就是后来参加白虎观会议的那个大儒）想把爵位让给自己的弟弟丁望，但朝廷不允许，于是他在父亲的葬礼后就离家出走了（他觉得朝廷找不到人就会把爵位给他弟弟）。后来其友人九江人鲍骏碰到了他，就引用了《春秋》里的“不以家事废王事” 之义劝说，他听了以后就回家了。
当然，豪族们如此合作的根本原因，就是朝廷以经术取士，实际上就是让他们把官僚系统给包圆了。
因为读书，那可是需要成本的！特别是当时造纸术刚刚出现，书籍的主流载体仍然是竹简。
而谁又能出得起这个成本呢？
不言而喻。
你看我都把权力让你们掌握了，你们怎么着也得学学仁义礼智信，学学天人感应，忠于君父、忠于朝廷吧？
这其实就是一笔交易，皇帝和豪族的交易。
东汉强就强在这里。
而它最终灭亡，也正是亡在这里。
一个问题，皇帝用经术取士，虽然经学本身在道德上对官员们产生了约束，但毕竟只是一种精神上的约束，看不见摸不着，皇帝是不可能把他们当自家人看待的，这些官们也不可能真把皇帝老儿当自己老子对待，他们之间就是一种老板和员工的关系，经学的条条框框就是企业文化。但光武帝等人又不敢用自家人的外戚，那就只能事必躬亲喽！
而且，皇帝一个人抓这一大摊，要想管好，最好的办法，就是严！
所以像西汉初年那种“无为而治”，不可能的。
所以这祖孙三人的宰相跟走马灯一样的换，那都是因为绩效考核太严了。连被评价为“天性峭直”的司空第五伦都受不了，总是劝章帝松一松。
但是，真不能松啊！扁平化管理啊！一松就乱啊！
怪不得光武帝每天工作通宵达旦，明帝劝他歇歇，他还说乐此不疲。然后到明帝上台后，他自己也继续“乐此不疲”。
章帝的能力也不比他爹差，所以仍然搞得有声有色。
但这三位爷是学霸，似乎都没考虑到一个问题。
——如果后代是学渣，怎么办？
三百六十一、窦皇后的阴谋
前面提到，光武帝刘秀祖孙三人以前朝教训为鉴戒而打造出来的权力架构，对于他们这种人来说可谓完美地堵上了所有的漏洞。然而，他们似乎都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这个制度的一大核心要素，是皇帝本人的能力够强；如果继承者的能力不如他们，这个制度还会保持“完美无缺”吗？会不会反而变成破绽百出？
这其实也不能完全怪他们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因为人都是从自己的视角和经验出发来看这个世界，对学霸来说，明明这道题很简单，三下五除二就能解开，为什么会有人对此抓耳挠腮——就像学渣理解不了学霸的世界，学霸也是压根理解不了学渣的世界的……所以他们根本就无法想象这个东西在学渣手里就会变成满是漏洞，你又让他们怎么未雨绸缪呢？
而这个问题，其实在学霸还在的时候已经初露端倪了。
建初二年冬十二月，章帝刘炟将窦勋之女儿纳入后宫为贵人。窦家在明帝初期被打压，但在经过明帝末年的匈奴攻略后，终于东山再起。窦勋是安丰戴侯窦融的孙子，他娶了东海恭王刘强（前太子，沛王太后郭圣通之子）之女沘阳公主，所以章帝其实是娶了自己的外甥女……
窦贵人很快得到章帝的宠幸，又是后宫中身份最高贵的嫔妃，还有郭家的背景，可以彻底缝合明帝刘庄和刘强这两系、也就是阴家和郭家这两家之间的旧隙（因刘强本来是太子，后来被母亲牵扯而放弃大位，郭家对此一直多有不满）。在这要的背景下，建初三年春三月癸巳，窦贵人即被立为皇后。
然后在建初四年春四月戊子，皇长子刘庆被立为太子。
这样问题就来了——刘庆不是窦皇后生的。
这就很奇怪了，因为帝国时代是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按说应该由皇后之子为太子，除非皇后无子才会在其他妃子的儿子中挑选——但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般是到皇后过了生育年龄，生子已无望了，那么皇后的年龄应该也不小了。问题是，这窦皇后一年多前才进宫，不管是她还是她丈夫，都正是青春年华，这个时候突然立另外妃子的儿子为太子，万一之后窦皇后有儿子，那岂不就尴尬了？
因为废立太子，对帝国来说乃是大事，不能说废就废；以光武帝的威望，废了刘强后，也是对郭家做了很多补偿，才勉强平息物议，就这仍被后世诟病。章帝此举，有点自己给自己挖坑的感觉啊？
其实，这很可能隐含了明帝给后代立的一条潜规则。
——不能让皇后有亲生孩子！
比如，章帝本人也不是马太后亲生的，其生母是贾贵人，刚生下来就被马太后拿去抱养了。
明帝之所以要这么搞，很可能还是出于抑制外戚的目的——因太子不是皇后亲生，即使是被皇后养大，和皇后的母子关系还是不会和真正的母子完全一样的，说白了就是皇后变成太后之后，对新皇帝的影响就不会那么大了。退一步说，即使新皇帝和太后的关系很好，但新皇帝的继承者，隔了一辈后，大概率不会和这个名义上的奶奶有多亲，所以这个外戚也最多就强势一代，这还是可以容忍的。
以上并不是我瞎猜，因为明帝就对马太后说过，人未必一定要亲生孩子养起来，以后才会孝顺。
至于在马太后、窦皇后都得宠的情况下，怎么会没有怀孕，那就不知道两千年前的古人是用了什么避孕秘术了。
反正马太后没有孩子。
而窦皇后从头到尾，也没有生下一男半女！
是不是设计得很完美？
然而刘庆的问题是，窦皇后并没有收养他。
更麻烦的是，窦皇后确实收养了一个皇子——刘肇。
这个刘庆，乃是大宋贵人所生。之前，马太后为章帝纳了扶风人宋杨的两个女儿为贵人，刘庆是两人中的姐姐所生。而窦家的老朋友梁松，他的弟弟梁竦的两个女儿之后入宫，也成了贵人，其中的妹妹生下了刘肇。
还记得吗？窦家和梁家同出于河西，本来就是一伙的，所以窦皇后就收养了刘肇。
但是，更得马太后欢心的，则是大宋贵人。刘庆被立为太子，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另外大家还记不记得，马太后是新息侯马援的女儿，那马援又是被谁陷害的呢？
——梁松！
然后嘛，问题就又来了。
刘庆刚被立为太子才两个月，建初三年六月癸丑，明德皇后马氏崩！
这也就意味着，大宋贵人的靠山没了。
那窦家和梁家还能忍吗？
于是，马太后刚死，窦皇后就和母亲沘阳公主谋划怎么搞掉刘庆。总之先秘密监视宋家，寻找他们的把柄。很快，机会就来了。建初七年，大宋贵人生病，想吃活兔子，拜托家里人弄，窦皇后侦知后，就指示人诬告大宋贵人这是在搞巫蛊——这下大宋贵人就说不清了，因为巫蛊诅咒之术里面确实有拿活物当祭品的搞法。
汉朝皇室最忌讳巫蛊，东汉皇室亦不例外，结果在当年夏六月甲寅，刘庆被废为清河王，改立刘肇为太子。宋贵人姐妹则被小黄门蔡伦审讯，然后很快都“服毒自尽”。
——是的，你没看错，搞死宋氏姐妹的这个蔡伦，就是那个因改进造纸术而青史留名的蔡伦！
所以学术水平和人品，看来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啊！
刘庆此时还是个五六岁的小孩，搞巫蛊的罪怎么都安不到他头上，所以保住了性命；不过母亲冤死对他的影响很大，他一个天真儿童，也不得不学起了避嫌畏祸，从此绝口不提自己的母亲。章帝看在眼里也有些可怜他，就命令窦皇后应以同样规格对待刘庆。窦皇后已经达成目的，也就没再为难这个小孩子；而且对刘庆来说，不幸中的的万幸是，太子倒是很喜欢和这个哥哥一起玩，一直和他同吃同睡同上学。
即使在长大后，这兄弟俩也没有生疏，甚至相互扶持，干出一件大事来。
刘肇被立为太子，最高兴的当然是他的生母梁氏一族——特别是他们根本什么都没做就“赢”了。梁家弹冠相庆，但他们太过得意忘形，没想到这样，就又得罪了窦皇后——拜托，我搞死宋贵人，是为了我们自家，怎么可能为他人作嫁衣裳？你们就是像贾贵人那样的工具人，要掂量清楚自己的斤两！
于是，窦皇后又开始整梁贵人姐妹，一面在章帝耳边吹枕头风，一面又令人写匿名信诬告梁竦谋逆。结果，梁竦死于狱中，全家流放九真（在现在的越南），梁贵人姐妹“以忧死”（这就是隐晦地在说“被处死”），连梁松的妻子舞阴公主也被牵连赶出了京城。
与此同时，马太后的马家，也出了问题——不过这次倒和窦家无关。马太后在世的时候，对家里人管得很严；她去世后，马家的话事人就成了马援的长子顺阳侯马廖。马廖本人性格宽厚，不愿让家里人难堪，结果马家人就开始放飞自我了——咱们可是皇帝的舅舅，干嘛要缩手缩脚的？于是各种骄奢淫逸，章帝见了直皱眉头，就屡次敲打他们。没想到马廖的儿子步兵校尉马豫对此不满，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在和别人的信里吐槽皇帝忘恩负义——然后理所当然地就被人告发了。
马豫这么不谨慎，可见马廖果然是个好好先生，连自己儿子都管不好。
马家就因此倒台了。如此一来，外戚这个群体里，就剩下了窦家。窦氏一时贵盛，尤其是窦皇后的哥哥窦宪，成为侍中、虎贲中郎将，典司禁兵，出入省闼，贵信无比。
想想不到二十年前，窦家还全家被禁锢，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而他们，就将成为光武帝所打造操作系统的第一个漏洞。
卷第四十六 汉纪三十八 大事记
肃宗孝章皇帝建初元年（76）
春，正月，戊校尉耿恭之军吏范羌等率援军接应耿恭于疏勒城，东归敦煌。三月至玉门，耿恭部仅余十三人。
悉罢戊、己校尉及西域都护。
军司马班超受诏从疏勒国东返，被西域人挽留，遂继续在西域经略。
甲寅，山阳、山平地震。
阜陵王刘延被告发造逆谋，冬十一月，被贬为阜陵侯。
南匈奴大饥。
建初二年（77）
春，三月，甲辰，罢伊吾卢屯兵，北匈奴复据其地。
建初三年（78）
春，正月，己酉，赦天下。
三月，癸巳，立窦勋之女窦贵人为皇后。
闰三月，西域假司马班超率疏勒、康居、于窴、拘弥兵一万人攻破姑墨之石城，斩首七百级。
冬，十二月，丁酉，以马防为车骑将军。
建初四年（79）
春，二月，庚寅，太尉牟融薨。
夏，四月，戊子，立皇子刘庆为太子。
己丑，徙巨鹿王刘恭为江陵王，汝南王刘畅为梁王，常山王刘昞为淮阳王。
辛卯，封皇子刘伉为千乘王，刘全为平春王。
甲戌，以司徒鲍昱为太尉，南阳太守桓虞为司徒。
六月，癸丑，马太后崩，谥为明德皇后。
冬，十一月，壬戌，于白虎观议定五经异同，作《白虎议奏》。
建初五年（80）
夏，五月，戊辰，太傅赵熹薨。
班超建议平西域。以平陵人徐幹为假司马助班超，班超大破降于龟兹之疏勒都尉番辰。
建初六年（81）
春，二月，辛卯，琅邪孝王刘京薨。
夏，六月，丙辰，鲍昱薨。
秋，七月，癸巳，以大司农邓彪为太尉。
建初七年（82）
窦皇后构陷刘庆生母大宋贵人。夏，六月，甲寅，刘庆被废为清河王，以皇子刘肇为太子。宋贵人姐妹自杀。
己未，徙广平王刘羡为西平王。
建初八年（83）
春，正月，壬辰，东平献王刘苍薨。
窦皇后构陷太子生母小梁贵人之家，梁贵人姐妹因此而死。
步兵校尉马豫在信中攻击章帝刘炟，事发，马家被赶出京城。
以侍中郑弘为大司农。
建初九年（元和元年，84）
春，闰正月，辛丑，济阴悼王刘长薨。
夏，四月，己卯，分东平国，封刘苍之子刘尚为任城王。
六月，辛酉，沛献王刘辅薨。
秋，八月，甲子，邓彪罢，以郑弘为太尉。
癸酉，改元元和。
前面提到，光武帝刘秀祖孙三人以前朝教训为鉴戒而打造出来的权力架构，对于他们这种人来说可谓完美地堵上了所有的漏洞。然而，他们似乎都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这个制度的一大核心要素，是皇帝本人的能力够强；如果继承者的能力不如他们，这个制度还会保持“完美无缺”吗？会不会反而变成破绽百出？
这其实也不能完全怪他们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因为人都是从自己的视角和经验出发来看这个世界，对学霸来说，明明这道题很简单，三下五除二就能解开，为什么会有人对此抓耳挠腮——就像学渣理解不了学霸的世界，学霸也是压根理解不了学渣的世界的……所以他们根本就无法想象这个东西在学渣手里就会变成满是漏洞，你又让他们怎么未雨绸缪呢？
而这个问题，其实在学霸还在的时候已经初露端倪了。
建初二年冬十二月，章帝刘炟将窦勋之女儿纳入后宫为贵人。窦家在明帝初期被打压，但在经过明帝末年的匈奴攻略后，终于东山再起。窦勋是安丰戴侯窦融的孙子，他娶了东海恭王刘强（前太子，沛王太后郭圣通之子）之女沘阳公主，所以章帝其实是娶了自己的外甥女……
窦贵人很快得到章帝的宠幸，又是后宫中身份最高贵的嫔妃，还有郭家的背景，可以彻底缝合明帝刘庄和刘强这两系、也就是阴家和郭家这两家之间的旧隙（因刘强本来是太子，后来被母亲牵扯而放弃大位，郭家对此一直多有不满）。在这要的背景下，建初三年春三月癸巳，窦贵人即被立为皇后。
然后在建初四年春四月戊子，皇长子刘庆被立为太子。
这样问题就来了——刘庆不是窦皇后生的。
这就很奇怪了，因为帝国时代是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按说应该由皇后之子为太子，除非皇后无子才会在其他妃子的儿子中挑选——但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般是到皇后过了生育年龄，生子已无望了，那么皇后的年龄应该也不小了。问题是，这窦皇后一年多前才进宫，不管是她还是她丈夫，都正是青春年华，这个时候突然立另外妃子的儿子为太子，万一之后窦皇后有儿子，那岂不就尴尬了？
因为废立太子，对帝国来说乃是大事，不能说废就废；以光武帝的威望，废了刘强后，也是对郭家做了很多补偿，才勉强平息物议，就这仍被后世诟病。章帝此举，有点自己给自己挖坑的感觉啊？
其实，这很可能隐含了明帝给后代立的一条潜规则。
——不能让皇后有亲生孩子！
比如，章帝本人也不是马太后亲生的，其生母是贾贵人，刚生下来就被马太后拿去抱养了。
明帝之所以要这么搞，很可能还是出于抑制外戚的目的——因太子不是皇后亲生，即使是被皇后养大，和皇后的母子关系还是不会和真正的母子完全一样的，说白了就是皇后变成太后之后，对新皇帝的影响就不会那么大了。退一步说，即使新皇帝和太后的关系很好，但新皇帝的继承者，隔了一辈后，大概率不会和这个名义上的奶奶有多亲，所以这个外戚也最多就强势一代，这还是可以容忍的。
以上并不是我瞎猜，因为明帝就对马太后说过，人未必一定要亲生孩子养起来，以后才会孝顺。
至于在马太后、窦皇后都得宠的情况下，怎么会没有怀孕，那就不知道两千年前的古人是用了什么避孕秘术了。
反正马太后没有孩子。
而窦皇后从头到尾，也没有生下一男半女！
是不是设计得很完美？
然而刘庆的问题是，窦皇后并没有收养他。
更麻烦的是，窦皇后确实收养了一个皇子——刘肇。
这个刘庆，乃是大宋贵人所生。之前，马太后为章帝纳了扶风人宋杨的两个女儿为贵人，刘庆是两人中的姐姐所生。而窦家的老朋友梁松，他的弟弟梁竦的两个女儿之后入宫，也成了贵人，其中的妹妹生下了刘肇。
还记得吗？窦家和梁家同出于河西，本来就是一伙的，所以窦皇后就收养了刘肇。
但是，更得马太后欢心的，则是大宋贵人。刘庆被立为太子，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另外大家还记不记得，马太后是新息侯马援的女儿，那马援又是被谁陷害的呢？
——梁松！
然后嘛，问题就又来了。
刘庆刚被立为太子才两个月，建初三年六月癸丑，明德皇后马氏崩！
这也就意味着，大宋贵人的靠山没了。
那窦家和梁家还能忍吗？
于是，马太后刚死，窦皇后就和母亲沘阳公主谋划怎么搞掉刘庆。总之先秘密监视宋家，寻找他们的把柄。很快，机会就来了。建初七年，大宋贵人生病，想吃活兔子，拜托家里人弄，窦皇后侦知后，就指示人诬告大宋贵人这是在搞巫蛊——这下大宋贵人就说不清了，因为巫蛊诅咒之术里面确实有拿活物当祭品的搞法。
汉朝皇室最忌讳巫蛊，东汉皇室亦不例外，结果在当年夏六月甲寅，刘庆被废为清河王，改立刘肇为太子。宋贵人姐妹则被小黄门蔡伦审讯，然后很快都“服毒自尽”。
——是的，你没看错，搞死宋氏姐妹的这个蔡伦，就是那个因改进造纸术而青史留名的蔡伦！
所以学术水平和人品，看来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啊！
刘庆此时还是个五六岁的小孩，搞巫蛊的罪怎么都安不到他头上，所以保住了性命；不过母亲冤死对他的影响很大，他一个天真儿童，也不得不学起了避嫌畏祸，从此绝口不提自己的母亲。章帝看在眼里也有些可怜他，就命令窦皇后应以同样规格对待刘庆。窦皇后已经达成目的，也就没再为难这个小孩子；而且对刘庆来说，不幸中的的万幸是，太子倒是很喜欢和这个哥哥一起玩，一直和他同吃同睡同上学。
即使在长大后，这兄弟俩也没有生疏，甚至相互扶持，干出一件大事来。
刘肇被立为太子，最高兴的当然是他的生母梁氏一族——特别是他们根本什么都没做就“赢”了。梁家弹冠相庆，但他们太过得意忘形，没想到这样，就又得罪了窦皇后——拜托，我搞死宋贵人，是为了我们自家，怎么可能为他人作嫁衣裳？你们就是像贾贵人那样的工具人，要掂量清楚自己的斤两！
于是，窦皇后又开始整梁贵人姐妹，一面在章帝耳边吹枕头风，一面又令人写匿名信诬告梁竦谋逆。结果，梁竦死于狱中，全家流放九真（在现在的越南），梁贵人姐妹“以忧死”（这就是隐晦地在说“被处死”），连梁松的妻子舞阴公主也被牵连赶出了京城。
与此同时，马太后的马家，也出了问题——不过这次倒和窦家无关。马太后在世的时候，对家里人管得很严；她去世后，马家的话事人就成了马援的长子顺阳侯马廖。马廖本人性格宽厚，不愿让家里人难堪，结果马家人就开始放飞自我了——咱们可是皇帝的舅舅，干嘛要缩手缩脚的？于是各种骄奢淫逸，章帝见了直皱眉头，就屡次敲打他们。没想到马廖的儿子步兵校尉马豫对此不满，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在和别人的信里吐槽皇帝忘恩负义——然后理所当然地就被人告发了。
马豫这么不谨慎，可见马廖果然是个好好先生，连自己儿子都管不好。
马家就因此倒台了。如此一来，外戚这个群体里，就剩下了窦家。窦氏一时贵盛，尤其是窦皇后的哥哥窦宪，成为侍中、虎贲中郎将，典司禁兵，出入省闼，贵信无比。
想想不到二十年前，窦家还全家被禁锢，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而他们，就将成为光武帝所打造操作系统的第一个漏洞。
卷第四十六 汉纪三十八 大事记
肃宗孝章皇帝建初元年（76）
春，正月，戊校尉耿恭之军吏范羌等率援军接应耿恭于疏勒城，东归敦煌。三月至玉门，耿恭部仅余十三人。
悉罢戊、己校尉及西域都护。
军司马班超受诏从疏勒国东返，被西域人挽留，遂继续在西域经略。
甲寅，山阳、山平地震。
阜陵王刘延被告发造逆谋，冬十一月，被贬为阜陵侯。
南匈奴大饥。
建初二年（77）
春，三月，甲辰，罢伊吾卢屯兵，北匈奴复据其地。
建初三年（78）
春，正月，己酉，赦天下。
三月，癸巳，立窦勋之女窦贵人为皇后。
闰三月，西域假司马班超率疏勒、康居、于窴、拘弥兵一万人攻破姑墨之石城，斩首七百级。
冬，十二月，丁酉，以马防为车骑将军。
建初四年（79）
春，二月，庚寅，太尉牟融薨。
夏，四月，戊子，立皇子刘庆为太子。
己丑，徙巨鹿王刘恭为江陵王，汝南王刘畅为梁王，常山王刘昞为淮阳王。
辛卯，封皇子刘伉为千乘王，刘全为平春王。
甲戌，以司徒鲍昱为太尉，南阳太守桓虞为司徒。
六月，癸丑，马太后崩，谥为明德皇后。
冬，十一月，壬戌，于白虎观议定五经异同，作《白虎议奏》。
建初五年（80）
夏，五月，戊辰，太傅赵熹薨。
班超建议平西域。以平陵人徐幹为假司马助班超，班超大破降于龟兹之疏勒都尉番辰。
建初六年（81）
春，二月，辛卯，琅邪孝王刘京薨。
夏，六月，丙辰，鲍昱薨。
秋，七月，癸巳，以大司农邓彪为太尉。
建初七年（82）
窦皇后构陷刘庆生母大宋贵人。夏，六月，甲寅，刘庆被废为清河王，以皇子刘肇为太子。宋贵人姐妹自杀。
己未，徙广平王刘羡为西平王。
建初八年（83）
春，正月，壬辰，东平献王刘苍薨。
窦皇后构陷太子生母小梁贵人之家，梁贵人姐妹因此而死。
步兵校尉马豫在信中攻击章帝刘炟，事发，马家被赶出京城。
以侍中郑弘为大司农。
建初九年（元和元年，84）
春，闰正月，辛丑，济阴悼王刘长薨。
夏，四月，己卯，分东平国，封刘苍之子刘尚为任城王。
六月，辛酉，沛献王刘辅薨。
秋，八月，甲子，邓彪罢，以郑弘为太尉。
癸酉，改元元和。
三百六十二、班超威震西域
卷第四十七 汉纪三十九 肃宗孝章皇帝元和二年（85）~孝和皇帝永元三年（91）
虽然发生了窦皇后搞掉大宋贵人、小梁贵人的阴谋，但这不过就是宫廷倾轧罢了——而且还是烈度极低的宫廷倾轧，其对国家的影响，按照以前的经验，要到很后面才会显现出来，甚至很大概率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影响。
明帝刘庄末年还开始经略西域，而章帝刘炟一上台就又收了回来，所以章帝一朝的记载就如白开水一样，除了前面的学术会议，无非也就是修修历法（把以前司马迁等人搞出来的《太初历》修订成了《四分历》）、制定下礼仪之类的。
当然，这种平淡无奇的生活，虽然后世的看客看得不过瘾，但却是身在其中的平民百姓所最喜欢的。
可以称之为波澜的事件，都发生在遥远的地方。首先说说西域。此时汉朝在西域唯一保持存在的，还是只有将兵长史班超一支力量。不过班长史惯会空手套白狼，手里的核心力量虽然只有一千来人，还大多是内地的囚犯、“无赖恶少年”之流，但硬是在西域搅得风生水起。元和三年，疏勒王忠从康居王借兵，遣使诈降于班超，但被班超看破，班超遂将计就计。忠以为班超上当，不以为意，随便带了几个人就跑去见班超，一到就被他砍了……随后班超趁机击破其众，西域南道遂通。
班超几乎以一人之力，硬是把西域的局面又给打通了！
第二年的章和元年，班超又玩了把大的。班超发于窴诸国兵共二万五千人击莎车，龟兹王发温宿、姑墨、尉头兵合五万人援助莎车。班超见兵力只有对方的一半，于是召集将校以及于窴王，说如今兵少不敌，要不这回大家还是散了吧！这样，于窴往东撤，我往西撤，只听今夜鼓声就出发。于窴王听后遂依言回营准备。
哪知班超见于阗王走后，假装看守不严，故意把之前抓的龟兹俘虏给放走了。龟兹王从逃归俘虏口中得知了班超的计划，大喜，遂自率万骑预先绕到西边，准备伏击班超，同时派温宿王率八千到东边截于窴军。
——班超等的就是这个。此时留下来援助莎车的，剩下三万二千人，且主力的龟兹军和温宿军都被调虎离山了。于是班超密召诸部勒兵，鸡鸣时急攻莎车军营。莎车等军原本听说班超要跑路，根本没有准备，结果大乱奔走，被班超追斩五千余级，莎车遂降；龟兹等一听上当，追悔莫及，也只好悻悻地撤了。自是，班超“威震西域”。
话说这招以前耿弇也玩过，班长史真是活学活用。
另一方面，北匈奴最近也有点方。自从南匈奴分裂出去抱汉朝大腿后，北匈奴就势力大衰；这些年又全球变冷，草原上一搞就闹灾，他们就只能靠压榨西域苟着，所以这抗压能力就不行，一有风吹草动就要闹幺蛾子。结果汉朝虽然撤兵了，没想到却留下班超这个大祸害，一个人把西域的西部和南部就给捅穿了，这就让北匈奴更加难受。
元和二年，估计北匈奴内部又发生了继承者风波——这本来是他们的日常，但此时他们这个政权已经相当脆弱，所以这回的风波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足足有七十三个大小部族跑来投靠汉朝。当此之时，北匈奴南有南匈奴，北有丁零，东有鲜卑，西有西域，全都在怼他，于是他们只好再次施展传统艺能——跑路。
就这样，在章和元年夏六月，北匈奴之左地还被鲜卑给挑了，北匈奴优留单于还因此挂了……到了次年冬天，北匈奴又有五十八部共二十八万人跑来投靠汉朝。
话说，西域被班超盘活，北匈奴又这么矬了，对汉朝来说，这正是趁你病要你命的最佳时机啊！
然而，汉朝却毫无动作。
不光如此，元和二年冬，南匈奴单于打赢了北匈奴，汉朝朝中居然还有很多官员说应该让南匈奴把俘获的生口给还回去。由此朝中分为了两派，争得不可开交，气得反对归还俘虏的太尉郑弘当庭骂人，结果因此被弹劾在朝堂上失仪，差点下台；另一个支持郑弘的司空第五伦，不到半年后也辞职了。
而且，朝廷最后还是把俘虏给还回去了——还是从南匈奴那里出钱给赎出来的……
看来，东汉的统治阶层，真的和西汉不一样，只要你不闹事，鬼才懒得理你。
北匈奴有南匈奴挡着，西域有河西走廊挡着，管他们干嘛！
当然如果真的危害到帝国的核心利益，最后还是不得不管的。
比如，辽东的鲜卑。
再比如，陇西的羌人。
卷第四十七 汉纪三十九 肃宗孝章皇帝元和二年（85）~孝和皇帝永元三年（91）
虽然发生了窦皇后搞掉大宋贵人、小梁贵人的阴谋，但这不过就是宫廷倾轧罢了——而且还是烈度极低的宫廷倾轧，其对国家的影响，按照以前的经验，要到很后面才会显现出来，甚至很大概率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影响。
明帝刘庄末年还开始经略西域，而章帝刘炟一上台就又收了回来，所以章帝一朝的记载就如白开水一样，除了前面的学术会议，无非也就是修修历法（把以前司马迁等人搞出来的《太初历》修订成了《四分历》）、制定下礼仪之类的。
当然，这种平淡无奇的生活，虽然后世的看客看得不过瘾，但却是身在其中的平民百姓所最喜欢的。
可以称之为波澜的事件，都发生在遥远的地方。首先说说西域。此时汉朝在西域唯一保持存在的，还是只有将兵长史班超一支力量。不过班长史惯会空手套白狼，手里的核心力量虽然只有一千来人，还大多是内地的囚犯、“无赖恶少年”之流，但硬是在西域搅得风生水起。元和三年，疏勒王忠从康居王借兵，遣使诈降于班超，但被班超看破，班超遂将计就计。忠以为班超上当，不以为意，随便带了几个人就跑去见班超，一到就被他砍了……随后班超趁机击破其众，西域南道遂通。
班超几乎以一人之力，硬是把西域的局面又给打通了！
第二年的章和元年，班超又玩了把大的。班超发于窴诸国兵共二万五千人击莎车，龟兹王发温宿、姑墨、尉头兵合五万人援助莎车。班超见兵力只有对方的一半，于是召集将校以及于窴王，说如今兵少不敌，要不这回大家还是散了吧！这样，于窴往东撤，我往西撤，只听今夜鼓声就出发。于窴王听后遂依言回营准备。
哪知班超见于阗王走后，假装看守不严，故意把之前抓的龟兹俘虏给放走了。龟兹王从逃归俘虏口中得知了班超的计划，大喜，遂自率万骑预先绕到西边，准备伏击班超，同时派温宿王率八千到东边截于窴军。
——班超等的就是这个。此时留下来援助莎车的，剩下三万二千人，且主力的龟兹军和温宿军都被调虎离山了。于是班超密召诸部勒兵，鸡鸣时急攻莎车军营。莎车等军原本听说班超要跑路，根本没有准备，结果大乱奔走，被班超追斩五千余级，莎车遂降；龟兹等一听上当，追悔莫及，也只好悻悻地撤了。自是，班超“威震西域”。
话说这招以前耿弇也玩过，班长史真是活学活用。
另一方面，北匈奴最近也有点方。自从南匈奴分裂出去抱汉朝大腿后，北匈奴就势力大衰；这些年又全球变冷，草原上一搞就闹灾，他们就只能靠压榨西域苟着，所以这抗压能力就不行，一有风吹草动就要闹幺蛾子。结果汉朝虽然撤兵了，没想到却留下班超这个大祸害，一个人把西域的西部和南部就给捅穿了，这就让北匈奴更加难受。
元和二年，估计北匈奴内部又发生了继承者风波——这本来是他们的日常，但此时他们这个政权已经相当脆弱，所以这回的风波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足足有七十三个大小部族跑来投靠汉朝。当此之时，北匈奴南有南匈奴，北有丁零，东有鲜卑，西有西域，全都在怼他，于是他们只好再次施展传统艺能——跑路。
就这样，在章和元年夏六月，北匈奴之左地还被鲜卑给挑了，北匈奴优留单于还因此挂了……到了次年冬天，北匈奴又有五十八部共二十八万人跑来投靠汉朝。
话说，西域被班超盘活，北匈奴又这么矬了，对汉朝来说，这正是趁你病要你命的最佳时机啊！
然而，汉朝却毫无动作。
不光如此，元和二年冬，南匈奴单于打赢了北匈奴，汉朝朝中居然还有很多官员说应该让南匈奴把俘获的生口给还回去。由此朝中分为了两派，争得不可开交，气得反对归还俘虏的太尉郑弘当庭骂人，结果因此被弹劾在朝堂上失仪，差点下台；另一个支持郑弘的司空第五伦，不到半年后也辞职了。
而且，朝廷最后还是把俘虏给还回去了——还是从南匈奴那里出钱给赎出来的……
看来，东汉的统治阶层，真的和西汉不一样，只要你不闹事，鬼才懒得理你。
北匈奴有南匈奴挡着，西域有河西走廊挡着，管他们干嘛！
当然如果真的危害到帝国的核心利益，最后还是不得不管的。
比如，辽东的鲜卑。
再比如，陇西的羌人。
三百六十三、烧当之乱
东汉朝堂之上的衮衮诸公，大可对发生在遥远北匈奴和西域的战事不闻不问，但是对羌人闹事，就不能再装鸵鸟了。
因为羌人，就在陇右。
当年光武帝刘秀废了那么大的劲，也要把陇右拿下来，就是因为形势使然，否则关中将永无宁日——一个更好的例证发生在两百年后，只有一州之地为根基的武乡侯诸葛亮，仅仅是拿到了小半个陇右，还没有全拿下来，就已经搅得天下十三州占九州的魏朝举倾国之兵来拒，“关中残破”了。
元和三年，烧当羌迷吾与其弟号吾纠集诸部造反——其实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章帝刘炟刚即位不久的建初二年，安夷的一个县吏抢了县中治下卑湳部一个羌人的老婆，这个羌人怒而杀死了县吏——虽然县吏有错在先，但杀官是帝国政府所不能容忍的，所以安夷长宗延出塞追捕凶手。卑湳部人本就对汉人官员有怨气，又见汉人县长带兵过来，怀疑朝廷之后会再派大兵过来。反正都是死，卑湳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攻杀宗延，和旁边的勒姐、吾良二部联合，反他娘的！
虽然最开始只有三个部落，但羌人被汉人官吏压迫显然不是一天两天了，很快，这场叛乱就呈星火燎原之势，羌人中的大佬——烧当羌也出手了。本来羌人中最强、最喜欢闹事的是先零羌，西汉时营平壮武侯赵充国对付的就是他们；但在建武十一年被来歙、马援等教训过一次后，先零羌就颓了，烧当羌取而代之。此次，烧当羌豪滇吾之子迷吾就成为羌人的盟主，击败了金城太守郝崇。随后迷吾又与封养种豪布桥等五万余人共寇陇西、汉阳。
当年秋八月，章帝遣行车骑将军马防、长水校尉耿恭率军三万出击。布桥等围南部都尉于临洮，马防击破之，布桥等二万余人退屯望曲谷。建初三年春，马防进攻望曲谷，大破布桥，布桥以下皆降。马防回军，留下耿恭清理后续，不久勒姐、烧何等十三种数万人皆降，此次羌乱就此平息。
可以发现，与北匈奴和西域不同，羌人闹事，往往都是被汉人官吏欺压得受不了了，很少是因为自己就想搞事。因为羌人聚居的地方和北境不同，毕竟还是可以种地的——虽然收成没法和内地比。所以羌人实际上是半耕半牧，收入不像完全游牧那样不稳定，更愿意靠交易、而不是劫掠从汉人那里获得物资——当然这也是相对匈奴来说，并不是说羌人就完全是老实孩子，从来不打劫。
而且羌人不像匈奴，并没有一个一呼百应的核心来整合各部（烧当羌的号召力和匈奴王庭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就更容易被分而治之——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汉人官吏对待汉人老百姓尚且凶神恶煞，更何况对待这些“非我族类”的羌人呢？特别是这些人看起来很好欺负的样子——很多时候也确实如此。那个抢别人老婆的县吏，之所以敢抢老婆，显然是之前有人干过，而羌人对此根本不敢吱声，所以才如此肆无忌惮。
但不吱声不代表不怨恨，当怨气积累到临界点，早晚会爆发。
所以要安抚羌人，最关键的就是要看此地官吏的素质，比如马援在此地主政时，羌人就异常平静。但遗憾的是，帝国的中下层官吏，往往是在本地人里任命，而凉州的本地人，是全帝国里素质最差的那一档……高级官员虽然大多是外地人（所谓的属地回避原则），素质相对较高，但无奈这帮关东人对此地的民生根本不怎么在意，无非是把这里当作一个跳板，压根不怎么操心。
所以羌人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比汉人百姓要重得多的压迫，无怪乎老造反了。
其实这个问题，朝堂上不是没人能看出来。早在光武帝时期，班彪就指出了这个问题。但如果要从根子上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就必然要触动帝国的官僚体系，而这个代价是帝国的统治者所无法承受的——因为此时豪族抬头，东汉朝廷不得不靠他们来维持统治，那么作为交易，就得把地方的中下层管理权力交给他们。所以，最后也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等羌人被整得受不了起义了，再派兵镇压这样子。
元和三年的这次迷吾复反，估计还是同样的原因。
迷吾等反了以后，号吾轻敌，先入陇西郡界，结果被督烽掾李章包了饺子，被生擒。号吾被押去见陇西太守张纡时，对张纡说，你杀了我，羌人不过就是少了一个人；但你若放了我，我愿意回去劝降大家。张纡就和他约定好，把他放了回去。这哥们倒也守信，还真的劝散了其他人。
但是，事情只是暂时得到平息，并没有完全解决，比如迷吾就还率军屯于黄河北之归义城。
元和四年（章和元年），护羌校尉傅育准备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烧当羌刚投降没多久，傅育找不到借口出兵，就暗中挑拨其余诸羌、胡，让他们招惹迷吾，引迷吾来打他们，这样傅育就可以“干涉”为借口出兵了。
哪知，这些羌、胡也不愿为汉人卖命了，反而纷纷投靠迷吾而去。
傅育非常尴尬，但好歹找到借口了——他说这些羌、胡是叛逃出塞。傅育请示征发数万部队攻击迷吾，但或许是之前烧当羌轻易投降，让他产生了这群人不过尔尔的错觉。当年春三月，还没等到大军集结，傅育就率先出击。迷吾侦知后，拔营而撤，傅育率三千精骑穷追——然而这就入了圈套了。一夜至三兜谷时，迷吾早在这里埋下伏兵，突袭傅育，大破之，傅育以下八百八十人阵亡。
这傅育简直是完全复刻了他的敌人号吾。
三千骑兵战败、主将被杀、近千人阵亡，这可不是小败了。但此时羌人已经跑远，朝廷遂令张纡率万人屯于临羌以作防备。夏六月，迷吾复寇金城塞，张纡遣从事司马防（此人与司马懿的父亲同名）与之战于木乘谷。迷吾兵败，遂再次请降，张纡仍然回信说同意了。
——然而，张纡其实对这些人已经不耐烦了。
迷吾率众人到临羌投降——招安嘛，总是要开个宴会的。谁知张纡竟然在酒里下毒，等毒性发作，伏兵尽出，杀迷吾以下酋豪八百余人！以迷吾之头祭奠傅育后，张纡趁外面的羌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兴兵击之，又斩获数千人。
在张太守看来，这一招斩草除根，羌人终于该消停了。
什么，这是背信弃义？——开玩笑，蛮夷而已，那还算人吗？你会和畜生讲信义吗？
张太守志得意满，却没想到，自己的傲慢，可是捅了个大娄子！
迷吾之子迷唐，见父亲惨死，被彻底激怒了！他与其余诸羌种落解仇，结婚交质，据大、小榆谷以叛。
这个举动可不得了，因为羌人诸部落间本来就有不少矛盾，有的世仇甚至比汉朝还要“历史悠久”。迷唐此举，等于是羌人中的最强部落，竟然向其他部落低头，在其他部落看来，迷唐作出的妥协是巨大的；不惜作出如此巨大的妥协，看来迷唐是真的一心报仇，这就激起了大家的同仇敌忾之心。
好了，本来羌人的一大软肋就是没有核心、力量分散，结果让张太守这么自以为是的一番操作，逼得他们把这个最大的软肋给摘掉了。
之后，“种众炽盛，张纡不能制。”
这场仗，越闹越大。
但我们此时却要打断一下。
因为章帝刘炟，死了！
东汉朝堂之上的衮衮诸公，大可对发生在遥远北匈奴和西域的战事不闻不问，但是对羌人闹事，就不能再装鸵鸟了。
因为羌人，就在陇右。
当年光武帝刘秀废了那么大的劲，也要把陇右拿下来，就是因为形势使然，否则关中将永无宁日——一个更好的例证发生在两百年后，只有一州之地为根基的武乡侯诸葛亮，仅仅是拿到了小半个陇右，还没有全拿下来，就已经搅得天下十三州占九州的魏朝举倾国之兵来拒，“关中残破”了。
元和三年，烧当羌迷吾与其弟号吾纠集诸部造反——其实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章帝刘炟刚即位不久的建初二年，安夷的一个县吏抢了县中治下卑湳部一个羌人的老婆，这个羌人怒而杀死了县吏——虽然县吏有错在先，但杀官是帝国政府所不能容忍的，所以安夷长宗延出塞追捕凶手。卑湳部人本就对汉人官员有怨气，又见汉人县长带兵过来，怀疑朝廷之后会再派大兵过来。反正都是死，卑湳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攻杀宗延，和旁边的勒姐、吾良二部联合，反他娘的！
虽然最开始只有三个部落，但羌人被汉人官吏压迫显然不是一天两天了，很快，这场叛乱就呈星火燎原之势，羌人中的大佬——烧当羌也出手了。本来羌人中最强、最喜欢闹事的是先零羌，西汉时营平壮武侯赵充国对付的就是他们；但在建武十一年被来歙、马援等教训过一次后，先零羌就颓了，烧当羌取而代之。此次，烧当羌豪滇吾之子迷吾就成为羌人的盟主，击败了金城太守郝崇。随后迷吾又与封养种豪布桥等五万余人共寇陇西、汉阳。
当年秋八月，章帝遣行车骑将军马防、长水校尉耿恭率军三万出击。布桥等围南部都尉于临洮，马防击破之，布桥等二万余人退屯望曲谷。建初三年春，马防进攻望曲谷，大破布桥，布桥以下皆降。马防回军，留下耿恭清理后续，不久勒姐、烧何等十三种数万人皆降，此次羌乱就此平息。
可以发现，与北匈奴和西域不同，羌人闹事，往往都是被汉人官吏欺压得受不了了，很少是因为自己就想搞事。因为羌人聚居的地方和北境不同，毕竟还是可以种地的——虽然收成没法和内地比。所以羌人实际上是半耕半牧，收入不像完全游牧那样不稳定，更愿意靠交易、而不是劫掠从汉人那里获得物资——当然这也是相对匈奴来说，并不是说羌人就完全是老实孩子，从来不打劫。
而且羌人不像匈奴，并没有一个一呼百应的核心来整合各部（烧当羌的号召力和匈奴王庭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就更容易被分而治之——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汉人官吏对待汉人老百姓尚且凶神恶煞，更何况对待这些“非我族类”的羌人呢？特别是这些人看起来很好欺负的样子——很多时候也确实如此。那个抢别人老婆的县吏，之所以敢抢老婆，显然是之前有人干过，而羌人对此根本不敢吱声，所以才如此肆无忌惮。
但不吱声不代表不怨恨，当怨气积累到临界点，早晚会爆发。
所以要安抚羌人，最关键的就是要看此地官吏的素质，比如马援在此地主政时，羌人就异常平静。但遗憾的是，帝国的中下层官吏，往往是在本地人里任命，而凉州的本地人，是全帝国里素质最差的那一档……高级官员虽然大多是外地人（所谓的属地回避原则），素质相对较高，但无奈这帮关东人对此地的民生根本不怎么在意，无非是把这里当作一个跳板，压根不怎么操心。
所以羌人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比汉人百姓要重得多的压迫，无怪乎老造反了。
其实这个问题，朝堂上不是没人能看出来。早在光武帝时期，班彪就指出了这个问题。但如果要从根子上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就必然要触动帝国的官僚体系，而这个代价是帝国的统治者所无法承受的——因为此时豪族抬头，东汉朝廷不得不靠他们来维持统治，那么作为交易，就得把地方的中下层管理权力交给他们。所以，最后也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等羌人被整得受不了起义了，再派兵镇压这样子。
元和三年的这次迷吾复反，估计还是同样的原因。
迷吾等反了以后，号吾轻敌，先入陇西郡界，结果被督烽掾李章包了饺子，被生擒。号吾被押去见陇西太守张纡时，对张纡说，你杀了我，羌人不过就是少了一个人；但你若放了我，我愿意回去劝降大家。张纡就和他约定好，把他放了回去。这哥们倒也守信，还真的劝散了其他人。
但是，事情只是暂时得到平息，并没有完全解决，比如迷吾就还率军屯于黄河北之归义城。
元和四年（章和元年），护羌校尉傅育准备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烧当羌刚投降没多久，傅育找不到借口出兵，就暗中挑拨其余诸羌、胡，让他们招惹迷吾，引迷吾来打他们，这样傅育就可以“干涉”为借口出兵了。
哪知，这些羌、胡也不愿为汉人卖命了，反而纷纷投靠迷吾而去。
傅育非常尴尬，但好歹找到借口了——他说这些羌、胡是叛逃出塞。傅育请示征发数万部队攻击迷吾，但或许是之前烧当羌轻易投降，让他产生了这群人不过尔尔的错觉。当年春三月，还没等到大军集结，傅育就率先出击。迷吾侦知后，拔营而撤，傅育率三千精骑穷追——然而这就入了圈套了。一夜至三兜谷时，迷吾早在这里埋下伏兵，突袭傅育，大破之，傅育以下八百八十人阵亡。
这傅育简直是完全复刻了他的敌人号吾。
三千骑兵战败、主将被杀、近千人阵亡，这可不是小败了。但此时羌人已经跑远，朝廷遂令张纡率万人屯于临羌以作防备。夏六月，迷吾复寇金城塞，张纡遣从事司马防（此人与司马懿的父亲同名）与之战于木乘谷。迷吾兵败，遂再次请降，张纡仍然回信说同意了。
——然而，张纡其实对这些人已经不耐烦了。
迷吾率众人到临羌投降——招安嘛，总是要开个宴会的。谁知张纡竟然在酒里下毒，等毒性发作，伏兵尽出，杀迷吾以下酋豪八百余人！以迷吾之头祭奠傅育后，张纡趁外面的羌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兴兵击之，又斩获数千人。
在张太守看来，这一招斩草除根，羌人终于该消停了。
什么，这是背信弃义？——开玩笑，蛮夷而已，那还算人吗？你会和畜生讲信义吗？
张太守志得意满，却没想到，自己的傲慢，可是捅了个大娄子！
迷吾之子迷唐，见父亲惨死，被彻底激怒了！他与其余诸羌种落解仇，结婚交质，据大、小榆谷以叛。
这个举动可不得了，因为羌人诸部落间本来就有不少矛盾，有的世仇甚至比汉朝还要“历史悠久”。迷唐此举，等于是羌人中的最强部落，竟然向其他部落低头，在其他部落看来，迷唐作出的妥协是巨大的；不惜作出如此巨大的妥协，看来迷唐是真的一心报仇，这就激起了大家的同仇敌忾之心。
好了，本来羌人的一大软肋就是没有核心、力量分散，结果让张太守这么自以为是的一番操作，逼得他们把这个最大的软肋给摘掉了。
之后，“种众炽盛，张纡不能制。”
这场仗，越闹越大。
但我们此时却要打断一下。
因为章帝刘炟，死了！
三百六十五、刘畅被杀案
章帝刘炟才三十一岁就病死，太子刘肇继位，是为汉孝和皇帝。和帝还是个小孩子，所以如上回所说，依照汉朝的“吕太后故事”，朝政自然由窦太后“临朝称制”。
然后仍然如上回所说，窦太后这个未亡人要在满是男人的朝堂中上班，必然要拉她的兄弟们来帮忙。所以从章帝驾崩的那一刻起，窦太后的哥哥窦宪就以侍中的身份“内干机密，出宣诰命”；其弟窦笃为虎贲中郎将，窦景、窦瑰并为中常侍，“兄弟皆在亲要之地”。
此时“侍中”还是一种“加官”性质的官职，并不在正规职官体系内；而“中常侍”更常常由宦官出任，也就是说窦景、窦瑰和一堆太监是同僚。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在章和二年春三月庚戌，窦太后拉来故太尉邓彪，以之为太傅、录尚书事，总领朝政——注意由于“政归尚书”，所以此后在官职结衔中出现“录尚书事”字样的，才算是实际意义上的宰相。
当然，邓彪这个当过宰相的人，早就修炼成精，心里清楚自己就是个拉大旗作虎皮的。因此真正的总领朝政之人是窦宪，邓彪不过就是窦宪的传声筒而已。至于为什么不直接让窦宪当宰相，是因为在所谓的“正规”职官体系中，当大官是需要资历、或者功劳的，而这两者，目前的窦宪显然都没有。
得，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章帝刘炟爷仨防了一辈子外戚，结果章帝刚死，外戚就卷土重来。
谁叫章帝死得太早呢？
窦宪此人，能力如何现在还看不出来，但性格如何很快就显出来了——个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报复”。永平初年，他们窦家曾被明帝打压，被牵连下狱的他爹窦勋曾被谒者韩纡拷问；此时韩纡已死，窦宪就派门客把韩纡的儿子给宰了，拿着他的人头给窦勋上坟。
——注意，韩纡的儿子并不是“因罪而死”，而是被谋杀的，以窦宪此时的权势，编排一个罪名弄死韩纡的儿子，本是轻而易举之事，而且这还是走“正规”程序，窦宪根本不会脏了自己的手；但他仍然觉得这太迂回太麻烦，还是一剑封喉最爽快！
虽说此时的窦宪没人敢办他，而且当时的政府对这种“血亲复仇”向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他明明有更不会留下把柄的手段而不用，看来这位官二代，似乎不太适合搞政治这样子呢……
话说由于小冰期的影响，这几年北匈奴一直闹饥荒，又被南匈奴挡着不能到南边打劫，打南匈奴又打不过，于是每年都有数千人撑不住了投靠南匈奴。当年秋七月，南匈奴单于就上言，说此时正是灭掉北匈奴的最好时机，希望大汉能和他们一起出兵。窦太后询问执金吾耿秉，耿秉这个边地将门世家当然说好；但尚书宋意极力反对，认为即使灭掉北匈奴，也不过是让南匈奴重新占据其故地，过个几年又是一个北匈奴，且这几年鲜卑崛起，咱们还要利用南匈奴牵制鲜卑，若他们回去了咱们就得自己防备鲜卑了，怎么想都不划算。
这是典型的武将与文官的分歧，两边应该说都有道理，所以朝中对此一直争论不下。恰逢此时，又发生了一件案子。齐殇王之子都乡侯刘畅，也就是刘縯的曾孙来参加章帝葬礼，通过一系列关系，辗转和窦太后搭上了线，“得幸”于窦太后——这说得相当暧昧，搞不好还真就是“寡妇门前是非多”了……
不管窦太后是看上了他这个人，还是单纯看上了他的能力，这都引起了窦宪的不满——开玩笑，你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小白脸，凭什么分走老子的权力！
于是，窦宪再次故技重施，又派刺客干掉了刘畅！
而且还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众多屯卫之中！（刘畅作为宗室子弟，有在皇帝葬礼上作为侍卫的义务。）
这可就捅了大篓子了！刘畅非韩纡之子可比，他可是在窦太后那里挂了号的，而且刺客能在侍卫环绕的情况下下手，显然背后也不是一般人物。恼怒的窦太后下令彻查，这次可是糊弄不过去的，于是窦宪连忙诬陷说刘畅的弟弟利侯刘刚素来和他哥不和，一定是他干的！还说要派侍御史与青州刺史讯问刘刚。
——是的，刘刚此时压根就不在京城，还在青州老家呢！
这下朝中的大臣们就不爽了——刘刚远在千里之外，他是怎么遥控刺客于大众环卫下干掉刘畅的？你窦宪是在把我们当三岁小孩吗！尚书韩稜就直接驳回，说“贼在京师，不宜舍近问远，恐为奸臣所笑。”窦太后一听这是在怼自己哥哥，便斥责韩稜，但韩尚书仍坚执前议。
太尉掾何敞也对太尉宋由分析，认为刘畅在先帝葬礼上被杀，影响太过恶劣；然而窦宪底下的官吏对追缉凶手并不上心，其后之事，不可言说。我准备跟这件案子，不过二府（司徒、司空府）执事者认为按故事，“三公不与贼盗”，他们不愿跟，那我就自己跟！宋由听后随即表示支持。
这里说下，三公属于宰相序列，是处理国家大事的，虽然名义上也可以干干司法，但按汉朝惯例通常是不处理这些刑事案件的——但这次的案件又岂是寻常刑案可比！他们只不过是畏惧窦宪权势，以此为托词罢了。不过他们好歹还算要点脸，一看何敞站了出来，也派人来协助何敞了。
在何敞等人的努力下，此案很快就真相大白。窦太后大怒，将窦宪软禁于内宫。从此案，就可以看出窦宪在政治上的“素人”本质了——做事完全凭冲动，根本不考虑后果；捅了篓子后，又慌忙补救，结果反而自我爆炸……你说你诬陷谁不好，急急忙忙诬陷一个有完美不在场证明的，这在那些官场老油条的眼里，那可不就是“自爆”吗？
窦宪这回终于怕了——因为他的权力来源，乃是他的妹妹，然而现在就是妹妹要弄他；再说他妹妹又不是就他一个兄弟，首辅之位凭什么非他不可？为了摆脱这个局面，窦宪最后想出了一个主意——
南匈奴不是说要联合咱们干北匈奴吗？
那就让我去干他，将功赎罪！
还别说，这招还真管用了。
当年冬十月乙亥，以窦宪为车骑将军，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发北军五校、黎阳、雍营、缘边十二郡骑士及羌、胡兵出塞，讨伐北匈奴！
章帝刘炟才三十一岁就病死，太子刘肇继位，是为汉孝和皇帝。和帝还是个小孩子，所以如上回所说，依照汉朝的“吕太后故事”，朝政自然由窦太后“临朝称制”。
然后仍然如上回所说，窦太后这个未亡人要在满是男人的朝堂中上班，必然要拉她的兄弟们来帮忙。所以从章帝驾崩的那一刻起，窦太后的哥哥窦宪就以侍中的身份“内干机密，出宣诰命”；其弟窦笃为虎贲中郎将，窦景、窦瑰并为中常侍，“兄弟皆在亲要之地”。
此时“侍中”还是一种“加官”性质的官职，并不在正规职官体系内；而“中常侍”更常常由宦官出任，也就是说窦景、窦瑰和一堆太监是同僚。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在章和二年春三月庚戌，窦太后拉来故太尉邓彪，以之为太傅、录尚书事，总领朝政——注意由于“政归尚书”，所以此后在官职结衔中出现“录尚书事”字样的，才算是实际意义上的宰相。
当然，邓彪这个当过宰相的人，早就修炼成精，心里清楚自己就是个拉大旗作虎皮的。因此真正的总领朝政之人是窦宪，邓彪不过就是窦宪的传声筒而已。至于为什么不直接让窦宪当宰相，是因为在所谓的“正规”职官体系中，当大官是需要资历、或者功劳的，而这两者，目前的窦宪显然都没有。
得，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章帝刘炟爷仨防了一辈子外戚，结果章帝刚死，外戚就卷土重来。
谁叫章帝死得太早呢？
窦宪此人，能力如何现在还看不出来，但性格如何很快就显出来了——个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报复”。永平初年，他们窦家曾被明帝打压，被牵连下狱的他爹窦勋曾被谒者韩纡拷问；此时韩纡已死，窦宪就派门客把韩纡的儿子给宰了，拿着他的人头给窦勋上坟。
——注意，韩纡的儿子并不是“因罪而死”，而是被谋杀的，以窦宪此时的权势，编排一个罪名弄死韩纡的儿子，本是轻而易举之事，而且这还是走“正规”程序，窦宪根本不会脏了自己的手；但他仍然觉得这太迂回太麻烦，还是一剑封喉最爽快！
虽说此时的窦宪没人敢办他，而且当时的政府对这种“血亲复仇”向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他明明有更不会留下把柄的手段而不用，看来这位官二代，似乎不太适合搞政治这样子呢……
话说由于小冰期的影响，这几年北匈奴一直闹饥荒，又被南匈奴挡着不能到南边打劫，打南匈奴又打不过，于是每年都有数千人撑不住了投靠南匈奴。当年秋七月，南匈奴单于就上言，说此时正是灭掉北匈奴的最好时机，希望大汉能和他们一起出兵。窦太后询问执金吾耿秉，耿秉这个边地将门世家当然说好；但尚书宋意极力反对，认为即使灭掉北匈奴，也不过是让南匈奴重新占据其故地，过个几年又是一个北匈奴，且这几年鲜卑崛起，咱们还要利用南匈奴牵制鲜卑，若他们回去了咱们就得自己防备鲜卑了，怎么想都不划算。
这是典型的武将与文官的分歧，两边应该说都有道理，所以朝中对此一直争论不下。恰逢此时，又发生了一件案子。齐殇王之子都乡侯刘畅，也就是刘縯的曾孙来参加章帝葬礼，通过一系列关系，辗转和窦太后搭上了线，“得幸”于窦太后——这说得相当暧昧，搞不好还真就是“寡妇门前是非多”了……
不管窦太后是看上了他这个人，还是单纯看上了他的能力，这都引起了窦宪的不满——开玩笑，你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小白脸，凭什么分走老子的权力！
于是，窦宪再次故技重施，又派刺客干掉了刘畅！
而且还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众多屯卫之中！（刘畅作为宗室子弟，有在皇帝葬礼上作为侍卫的义务。）
这可就捅了大篓子了！刘畅非韩纡之子可比，他可是在窦太后那里挂了号的，而且刺客能在侍卫环绕的情况下下手，显然背后也不是一般人物。恼怒的窦太后下令彻查，这次可是糊弄不过去的，于是窦宪连忙诬陷说刘畅的弟弟利侯刘刚素来和他哥不和，一定是他干的！还说要派侍御史与青州刺史讯问刘刚。
——是的，刘刚此时压根就不在京城，还在青州老家呢！
这下朝中的大臣们就不爽了——刘刚远在千里之外，他是怎么遥控刺客于大众环卫下干掉刘畅的？你窦宪是在把我们当三岁小孩吗！尚书韩稜就直接驳回，说“贼在京师，不宜舍近问远，恐为奸臣所笑。”窦太后一听这是在怼自己哥哥，便斥责韩稜，但韩尚书仍坚执前议。
太尉掾何敞也对太尉宋由分析，认为刘畅在先帝葬礼上被杀，影响太过恶劣；然而窦宪底下的官吏对追缉凶手并不上心，其后之事，不可言说。我准备跟这件案子，不过二府（司徒、司空府）执事者认为按故事，“三公不与贼盗”，他们不愿跟，那我就自己跟！宋由听后随即表示支持。
这里说下，三公属于宰相序列，是处理国家大事的，虽然名义上也可以干干司法，但按汉朝惯例通常是不处理这些刑事案件的——但这次的案件又岂是寻常刑案可比！他们只不过是畏惧窦宪权势，以此为托词罢了。不过他们好歹还算要点脸，一看何敞站了出来，也派人来协助何敞了。
在何敞等人的努力下，此案很快就真相大白。窦太后大怒，将窦宪软禁于内宫。从此案，就可以看出窦宪在政治上的“素人”本质了——做事完全凭冲动，根本不考虑后果；捅了篓子后，又慌忙补救，结果反而自我爆炸……你说你诬陷谁不好，急急忙忙诬陷一个有完美不在场证明的，这在那些官场老油条的眼里，那可不就是“自爆”吗？
窦宪这回终于怕了——因为他的权力来源，乃是他的妹妹，然而现在就是妹妹要弄他；再说他妹妹又不是就他一个兄弟，首辅之位凭什么非他不可？为了摆脱这个局面，窦宪最后想出了一个主意——
南匈奴不是说要联合咱们干北匈奴吗？
那就让我去干他，将功赎罪！
还别说，这招还真管用了。
当年冬十月乙亥，以窦宪为车骑将军，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发北军五校、黎阳、雍营、缘边十二郡骑士及羌、胡兵出塞，讨伐北匈奴！
三百六十六、邓训平烧当
在章帝刘炟病逝之前，我们还留了个尾巴——那就是西北的烧当羌之乱还没完。本来帝国对付羌人的手段向来是拉一派打一派，以羌制羌、各个击破，但由于陇西太守张纡之前非常自以为是地诱杀了羌人的首领，他的名声在西北各部族中已经臭了，根本没法再使出这传统套路，结果闹腾了一年，皇帝都换了，羌乱还是没有平息。
在渡过政权交接的不稳定期后，朝廷终于腾出手来给张太守擦屁股了。章和二年下半年，朝廷以故张掖太守邓训为护羌校尉，换掉了张纡。此时烧当羌豪迷唐率万骑攻至塞下，但听说朝廷换上了邓训，邓校尉迷唐他们以前也是打过交道的，知道比张纡难缠，所以迷唐心里就开始打退堂鼓。
但迷唐这一万骑兵可不是光他自家的，他可不比匈奴人，光他一家拿不出这么多兵，这一万人是纠合羌人各部落凑出来的。所以他必须得给一块来的盟友们一个交代，不能无功而返。于是，迷唐就打起了也在附近的小月氏胡的主意。
这里说明一下，虽然羌、胡都是异民族，但被汉人分开称呼，那显然不能简单地看作一码事。总体上来说，羌人是黄种人，平时除了放牧也会种地；而胡人则是白种人，更偏向游牧，也喜欢经商。
发现迷唐的意图后，邓训立刻派人去帮小月氏胡。部下中有人就不解了，按照咱们以夷制夷的传统套路，羌、胡自己打起来，那是好事啊！就让他们打，打个两败俱伤，咱们干嘛要掺和呢？邓训分析道，诸君这是在用静止的眼光看问题。因为张纡失信，目下我们处于不被各部族信任的形势。当前最紧要的，是重新建立各部族对我们的信任，这样以夷制夷这个套路才能玩下去。
邓训不光派人帮小月氏胡防备迷唐，甚至还打开边塞的城池堡垒，把小月氏胡的老弱妇孺全都接了进去，严兵守卫。由于邓训的这种种预先准备，羌人并没有捞到什么油水，最后还是悻悻地撤了。
邓训的举措，湟中诸胡都看在眼里，再加上小月氏胡不断宣传邓训对他们的恩情，于是大家都说：“汉家常欲斗我曹；今邓使君待我以恩信，开门内我妻子，乃是得父母也！”各部族头领纷纷来见邓训，表示惟邓使君马首是瞻！
邓训这招非常巧妙，一方面卖了胡人一个人情，另一方面，你要注意，之前他并不是把所有的胡人都放进了城池——而是只放进了老弱妇孺！这样，纵使这些被放进来的人心怀恶意，一群老弱妇孺，也成不了什么事，而且对留在城外的他们的父兄子弟来说，这些人又何尝不是人质呢？
邓训在收拢了胡人的人心后，进而开始分化羌人。既然他重新树立起了汉人政府的威信，那以前的套路就又开始起作用了。很快，迷唐的叔父号吾就率部落来降——这对迷唐来说不啻一大打击。随后，邓训征发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击破迷唐于写谷，迷唐只好撤离一直盘踞的大、小榆，退居颇岩谷，其众亦逐渐离散。
过了一个冬天，永元元年春，迷唐撑不住了，准备撤回老家。既然这个造反的核心没有投降而是选择逃跑，那说明他们还有卷土重来之心，邓训是绝不会乖乖放他们回去的。
于是邓训以长史任尚为将，率湟中六千人，缝革为船（大概就是著名的羊皮筏子），渡过黄河掩击迷唐，再次大破之。此役，斩首一千八百余级，俘获二千人，马牛羊三万余头，迷唐部族几乎全军覆没。迷唐带着残兵败将向西狂逃千余里，之前依附他的各小部族也都叛他而去。烧当豪帅东号投降，其他豪帅也纷纷款塞纳质。至此，迷唐虽未死，但至少十年之中无力再来骚扰，这次羌乱终于算是平息了。
之后，邓训继续绥接归附，威信大行。
可以发现，之前的张纡越搞越糟，换了一个人就搞定了，看来怎么治理羌人，还真是一个挺有讲究的技术活。
另一方面，车骑将军窦宪也将征发北匈奴，但与出兵河西不同，对被南匈奴隔绝的北匈奴，朝廷的公卿们可就没那么上心了；特别是这次窦宪带兵是想将功赎罪的，朝廷公卿刚刚借助窦宪自己犯蠢干下的刘畅案，要把这个看不顺眼的家伙搞掉，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去“将功赎罪”呢？再说之前还可以没有功劳杯葛窦宪升大官，万一这次让这家伙立了功，那以后可就没法拿这个作借口了。因此这回三公九卿非常罕见地一齐出动，力谏不可出兵。
然而，之前窦宪刺杀都乡侯刘畅，这帮老油条们的反应也没现在这么激烈，窦太后算是回过味来了，这帮家伙可不仅仅是针对窦宪一个人，他们看不顺眼的根本是所有的窦家外戚！到这一地步，即使只为自己着想，窦太后也不能松口了，尽管窦宪之前的表现着实令人失望，此刻也只能力挺这个哥哥。
永元元年夏六月，窦宪还是发兵北匈奴了。
那么这个明显人品糟烂的家伙，打仗到底行不行呢？
在章帝刘炟病逝之前，我们还留了个尾巴——那就是西北的烧当羌之乱还没完。本来帝国对付羌人的手段向来是拉一派打一派，以羌制羌、各个击破，但由于陇西太守张纡之前非常自以为是地诱杀了羌人的首领，他的名声在西北各部族中已经臭了，根本没法再使出这传统套路，结果闹腾了一年，皇帝都换了，羌乱还是没有平息。
在渡过政权交接的不稳定期后，朝廷终于腾出手来给张太守擦屁股了。章和二年下半年，朝廷以故张掖太守邓训为护羌校尉，换掉了张纡。此时烧当羌豪迷唐率万骑攻至塞下，但听说朝廷换上了邓训，邓校尉迷唐他们以前也是打过交道的，知道比张纡难缠，所以迷唐心里就开始打退堂鼓。
但迷唐这一万骑兵可不是光他自家的，他可不比匈奴人，光他一家拿不出这么多兵，这一万人是纠合羌人各部落凑出来的。所以他必须得给一块来的盟友们一个交代，不能无功而返。于是，迷唐就打起了也在附近的小月氏胡的主意。
这里说明一下，虽然羌、胡都是异民族，但被汉人分开称呼，那显然不能简单地看作一码事。总体上来说，羌人是黄种人，平时除了放牧也会种地；而胡人则是白种人，更偏向游牧，也喜欢经商。
发现迷唐的意图后，邓训立刻派人去帮小月氏胡。部下中有人就不解了，按照咱们以夷制夷的传统套路，羌、胡自己打起来，那是好事啊！就让他们打，打个两败俱伤，咱们干嘛要掺和呢？邓训分析道，诸君这是在用静止的眼光看问题。因为张纡失信，目下我们处于不被各部族信任的形势。当前最紧要的，是重新建立各部族对我们的信任，这样以夷制夷这个套路才能玩下去。
邓训不光派人帮小月氏胡防备迷唐，甚至还打开边塞的城池堡垒，把小月氏胡的老弱妇孺全都接了进去，严兵守卫。由于邓训的这种种预先准备，羌人并没有捞到什么油水，最后还是悻悻地撤了。
邓训的举措，湟中诸胡都看在眼里，再加上小月氏胡不断宣传邓训对他们的恩情，于是大家都说：“汉家常欲斗我曹；今邓使君待我以恩信，开门内我妻子，乃是得父母也！”各部族头领纷纷来见邓训，表示惟邓使君马首是瞻！
邓训这招非常巧妙，一方面卖了胡人一个人情，另一方面，你要注意，之前他并不是把所有的胡人都放进了城池——而是只放进了老弱妇孺！这样，纵使这些被放进来的人心怀恶意，一群老弱妇孺，也成不了什么事，而且对留在城外的他们的父兄子弟来说，这些人又何尝不是人质呢？
邓训在收拢了胡人的人心后，进而开始分化羌人。既然他重新树立起了汉人政府的威信，那以前的套路就又开始起作用了。很快，迷唐的叔父号吾就率部落来降——这对迷唐来说不啻一大打击。随后，邓训征发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击破迷唐于写谷，迷唐只好撤离一直盘踞的大、小榆，退居颇岩谷，其众亦逐渐离散。
过了一个冬天，永元元年春，迷唐撑不住了，准备撤回老家。既然这个造反的核心没有投降而是选择逃跑，那说明他们还有卷土重来之心，邓训是绝不会乖乖放他们回去的。
于是邓训以长史任尚为将，率湟中六千人，缝革为船（大概就是著名的羊皮筏子），渡过黄河掩击迷唐，再次大破之。此役，斩首一千八百余级，俘获二千人，马牛羊三万余头，迷唐部族几乎全军覆没。迷唐带着残兵败将向西狂逃千余里，之前依附他的各小部族也都叛他而去。烧当豪帅东号投降，其他豪帅也纷纷款塞纳质。至此，迷唐虽未死，但至少十年之中无力再来骚扰，这次羌乱终于算是平息了。
之后，邓训继续绥接归附，威信大行。
可以发现，之前的张纡越搞越糟，换了一个人就搞定了，看来怎么治理羌人，还真是一个挺有讲究的技术活。
另一方面，车骑将军窦宪也将征发北匈奴，但与出兵河西不同，对被南匈奴隔绝的北匈奴，朝廷的公卿们可就没那么上心了；特别是这次窦宪带兵是想将功赎罪的，朝廷公卿刚刚借助窦宪自己犯蠢干下的刘畅案，要把这个看不顺眼的家伙搞掉，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去“将功赎罪”呢？再说之前还可以没有功劳杯葛窦宪升大官，万一这次让这家伙立了功，那以后可就没法拿这个作借口了。因此这回三公九卿非常罕见地一齐出动，力谏不可出兵。
然而，之前窦宪刺杀都乡侯刘畅，这帮老油条们的反应也没现在这么激烈，窦太后算是回过味来了，这帮家伙可不仅仅是针对窦宪一个人，他们看不顺眼的根本是所有的窦家外戚！到这一地步，即使只为自己着想，窦太后也不能松口了，尽管窦宪之前的表现着实令人失望，此刻也只能力挺这个哥哥。
永元元年夏六月，窦宪还是发兵北匈奴了。
那么这个明显人品糟烂的家伙，打仗到底行不行呢？
三百六十七、勒石燕然
尽管朝中公卿一片反对，但车骑将军窦宪还是出击北匈奴了。永元元年夏六月，窦宪、执金吾耿秉率军出朔方之鸡鹿塞，南匈奴单于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出稒阳塞，三路出兵，期会于涿邪山。
那么，窦宪这个政治上幼稚、人品上稀烂的家伙，打仗行不行呢？
事实证明，还真行！
首先这个出兵时间就选得很精髓，夏天出击，北匈奴的地界上不冷不热，且马匹尚未贴秋膘，其体力也并不处于最高点。
出击后，窦宪分遣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率南匈奴精骑万余，与北匈奴单于战于稽洛山，大破之，北单于逃走。随后窦宪全军出击，追击北匈奴诸部，直抵私渠北鞮海，斩其名王以下一万三千级，俘获人口甚众、杂畜百余万头，北匈奴诸裨小王前后共八十一部二十余万人投降。
自武帝时期的漠北之战以来，这可是汉朝在北方草原上最大的一次胜利！
而且和漠北之战不同，这次战争中最关键、最难的一战，是由南匈奴的部队完成的，也就是说汉军几乎没有什么大损失。要知道漠北之战那次，汉朝可是损失了万余骑兵。
窦宪、耿秉出塞三千余里，登燕然山，他也知道这回办得实在漂亮——这可是不亚于冠军景桓侯霍去病封狼居胥的功劳！兴之所至，窦宪决定cosplay一把霍去病，遂命中护军班固刻石勒功，以纪大汉威德。而这篇铭文，也被记载到了《后汉书》中，其文曰：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汉元舅曰车骑将军窦宪，寅亮圣明，登翼王室，纳于大麓，维清缉熙。乃与执金吾耿秉，述职巡御。理兵于朔方。鹰扬之校，螭虎之士，爰该六师，暨南单于、东胡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之群，骁骑三万。元戎轻武，长毂四分，云辎蔽路，万有三千余乘。勒以八阵，莅以威神，玄甲耀目，朱旗绛天。遂陵高阙，下鸡鹿，经碛卤，绝大漠，斩温禺以衅鼓，血尸逐以染锷。然后四校横徂，星流彗扫，萧条万里，野无遗寇。于是域灭区殚，反旆而旋，考传验图，穷览其山川。遂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兹所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铭盛德。其辞曰：
铄王师兮征荒裔，剿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载兮振万世！
2017年，在蒙古国杭爱山附近的一处摩崖，发现了一处石刻，正是班固的这篇《封燕然山铭》。
历史与现实，就这样连接在了一起。
从此以后，封狼居胥、勒石燕然，遂成为历代汉家武将的人生最高追求！
战后，窦宪遣军司马吴汜、梁讽带着金帛去“慰劳”北单于——名为慰劳，实为威胁。北单于也晓得利害，形势比人强，便乖乖稽首拜受；梁讽“劝”他如前世匈奴呼韩邪单于一样，入朝觐见皇帝，北单于“喜悦”，遂率众与梁讽一块回来。
然而走到私渠海时，北单于一听说汉军已回军入塞，立刻变卦，改派其弟右温禺鞮王去见皇帝。窦宪一看，这家伙一见我们撤了，就改主意不来，明显是他因为觉得危险解除才出尔反尔，可见毫无诚意！于是便把右温禺鞮王给遣返了。
你不来是吧？看来还是挨的揍不够多啊！
秋九月庚申，窦太后下诏以窦宪为大将军。故事，大将军位在三公下，此次特诏窦宪位次仅次于太傅、在三公之上；其长史、司马品级皆为中二千石——也就是说窦宪的副官的等级，和太守是一样的。
打了一场胜仗，窦宪之前谋杀都乡侯刘畅的罪过不仅一笔勾销，而且名正言顺地升为宰相级的高官！
窦氏兄弟本来因为刘畅案，备受公卿攻击，一时收敛了点，但此时又牛逼哄哄起来，执金吾窦景尤甚。窦景之奴客缇骑随意“强夺人财货，篡取罪人，妻略妇女”。以致他一出门，雒阳市集上“商贾闭塞，如避寇仇”。他又擅发缘边诸郡突骑之有才力者，这可是擅自调兵啊！然而却无人敢举奏……贵为宰相的司徒袁安只好亲自上阵，弹劾窦景“擅发边兵”。
然而弹章递上去，就没有下文了。
窦家兄弟里边，也就驸马都尉窦瑰老实一些。
所以尚书何敞上秘密奏章（即所谓“封事”），劝窦太后，说窦宪等人太过张扬，日中则昃，月满则亏，恐有“郑武姜之幸叔段，卫庄公之宠州吁”之故事。为窦氏计，最好以窦瑰为辅政！
应该说何敞还是有些水平的，没有像袁安等人那样硬怼，而是来了一招曲线救国。然而，这种权谋伎俩，在军功这样的绝对实力面前，都是渣渣！试问窦太后怎么可能放弃新建大功、威望如日中天的大哥，而选择只会读书的弟弟呢？
当时济南王刘康“尊贵骄甚”，窦宪就让何敞出任济南太傅——名义上升官了，但实际上就是希望刘康这个“骄王”收拾收拾这个不长眼的。何敞到任后果然屡屡谏诤刘康，搞得刘康很不耐烦；幸好何敞也素有名望，刘康还算敬重他这个人，结果并没有真的修理他。
这下可让窦宪找到正确的方向了——军功最大！老子干嘛要和这帮读书人整天勾心斗角？功名当从长枪大槊中取！
尽管朝中公卿一片反对，但车骑将军窦宪还是出击北匈奴了。永元元年夏六月，窦宪、执金吾耿秉率军出朔方之鸡鹿塞，南匈奴单于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出稒阳塞，三路出兵，期会于涿邪山。
那么，窦宪这个政治上幼稚、人品上稀烂的家伙，打仗行不行呢？
事实证明，还真行！
首先这个出兵时间就选得很精髓，夏天出击，北匈奴的地界上不冷不热，且马匹尚未贴秋膘，其体力也并不处于最高点。
出击后，窦宪分遣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率南匈奴精骑万余，与北匈奴单于战于稽洛山，大破之，北单于逃走。随后窦宪全军出击，追击北匈奴诸部，直抵私渠北鞮海，斩其名王以下一万三千级，俘获人口甚众、杂畜百余万头，北匈奴诸裨小王前后共八十一部二十余万人投降。
自武帝时期的漠北之战以来，这可是汉朝在北方草原上最大的一次胜利！
而且和漠北之战不同，这次战争中最关键、最难的一战，是由南匈奴的部队完成的，也就是说汉军几乎没有什么大损失。要知道漠北之战那次，汉朝可是损失了万余骑兵。
窦宪、耿秉出塞三千余里，登燕然山，他也知道这回办得实在漂亮——这可是不亚于冠军景桓侯霍去病封狼居胥的功劳！兴之所至，窦宪决定cosplay一把霍去病，遂命中护军班固刻石勒功，以纪大汉威德。而这篇铭文，也被记载到了《后汉书》中，其文曰：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汉元舅曰车骑将军窦宪，寅亮圣明，登翼王室，纳于大麓，维清缉熙。乃与执金吾耿秉，述职巡御。理兵于朔方。鹰扬之校，螭虎之士，爰该六师，暨南单于、东胡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之群，骁骑三万。元戎轻武，长毂四分，云辎蔽路，万有三千余乘。勒以八阵，莅以威神，玄甲耀目，朱旗绛天。遂陵高阙，下鸡鹿，经碛卤，绝大漠，斩温禺以衅鼓，血尸逐以染锷。然后四校横徂，星流彗扫，萧条万里，野无遗寇。于是域灭区殚，反旆而旋，考传验图，穷览其山川。遂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兹所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铭盛德。其辞曰：
铄王师兮征荒裔，剿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载兮振万世！
2017年，在蒙古国杭爱山附近的一处摩崖，发现了一处石刻，正是班固的这篇《封燕然山铭》。
历史与现实，就这样连接在了一起。
从此以后，封狼居胥、勒石燕然，遂成为历代汉家武将的人生最高追求！
战后，窦宪遣军司马吴汜、梁讽带着金帛去“慰劳”北单于——名为慰劳，实为威胁。北单于也晓得利害，形势比人强，便乖乖稽首拜受；梁讽“劝”他如前世匈奴呼韩邪单于一样，入朝觐见皇帝，北单于“喜悦”，遂率众与梁讽一块回来。
然而走到私渠海时，北单于一听说汉军已回军入塞，立刻变卦，改派其弟右温禺鞮王去见皇帝。窦宪一看，这家伙一见我们撤了，就改主意不来，明显是他因为觉得危险解除才出尔反尔，可见毫无诚意！于是便把右温禺鞮王给遣返了。
你不来是吧？看来还是挨的揍不够多啊！
秋九月庚申，窦太后下诏以窦宪为大将军。故事，大将军位在三公下，此次特诏窦宪位次仅次于太傅、在三公之上；其长史、司马品级皆为中二千石——也就是说窦宪的副官的等级，和太守是一样的。
打了一场胜仗，窦宪之前谋杀都乡侯刘畅的罪过不仅一笔勾销，而且名正言顺地升为宰相级的高官！
窦氏兄弟本来因为刘畅案，备受公卿攻击，一时收敛了点，但此时又牛逼哄哄起来，执金吾窦景尤甚。窦景之奴客缇骑随意“强夺人财货，篡取罪人，妻略妇女”。以致他一出门，雒阳市集上“商贾闭塞，如避寇仇”。他又擅发缘边诸郡突骑之有才力者，这可是擅自调兵啊！然而却无人敢举奏……贵为宰相的司徒袁安只好亲自上阵，弹劾窦景“擅发边兵”。
然而弹章递上去，就没有下文了。
窦家兄弟里边，也就驸马都尉窦瑰老实一些。
所以尚书何敞上秘密奏章（即所谓“封事”），劝窦太后，说窦宪等人太过张扬，日中则昃，月满则亏，恐有“郑武姜之幸叔段，卫庄公之宠州吁”之故事。为窦氏计，最好以窦瑰为辅政！
应该说何敞还是有些水平的，没有像袁安等人那样硬怼，而是来了一招曲线救国。然而，这种权谋伎俩，在军功这样的绝对实力面前，都是渣渣！试问窦太后怎么可能放弃新建大功、威望如日中天的大哥，而选择只会读书的弟弟呢？
当时济南王刘康“尊贵骄甚”，窦宪就让何敞出任济南太傅——名义上升官了，但实际上就是希望刘康这个“骄王”收拾收拾这个不长眼的。何敞到任后果然屡屡谏诤刘康，搞得刘康很不耐烦；幸好何敞也素有名望，刘康还算敬重他这个人，结果并没有真的修理他。
这下可让窦宪找到正确的方向了——军功最大！老子干嘛要和这帮读书人整天勾心斗角？功名当从长枪大槊中取！
三百六十八、北匈奴灭亡
大将军窦宪勒石燕然后，终于找准了自己的发力点——既然自己擅长打仗，那就一门心思挣军功好了，干嘛要和朝中那班经学家们叽叽歪歪？永元二年夏五月，窦宪再派副校尉阎盘率二千余骑掩击北匈奴的伊吾守兵，再次收复此地。前面说过，这个地方就在车师旁边，因此车师震慑，车师前、后王再次俯首称臣，派出质子。
因为此功，朝廷下诏（其实就是窦太后下诏），要封窦宪为冠军侯——不过这就太显眼了，想想上一任冠军侯是哪位吧！窦宪为人虽然张扬，但这次就连他都觉得有些过，于是便推辞掉了。
冬十月乙卯，窦宪出屯凉州，以侍中邓叠行征西将军事为其副将。之前那次北匈奴单于说好了要来朝见皇帝，但等窦宪一撤兵就反悔，改派自己的弟弟入朝；窦宪认为此人缺乏诚意，就又把北单于的弟弟送了回去，意思就是让你看着办！北单于现在一看窦宪又来了，又开始慌了，便再次表示自己愿意入朝称臣。于是，已驻扎凉州的窦宪便派班固、梁讽迎接北单于。
然而，窦宪其实对只是逼降北单于并不满意，因为这样军功不就打了折扣了吗？恰逢此时，南匈奴单于又一次上书，说要灭了北匈奴，于是窦宪一面说要迎接北单于，另一面则暗地里首肯了南单于的建议。在窦宪的授意下，南单于遣左谷蠡王师子等率其左右部八千骑出鸡鹿塞，而窦宪也命令中郎将耿谭派出从事为这支部队的“护军”，袭击北单于。一夜，南匈奴军成功将北单于包围，北单于之前见窦宪答应让他入朝，并没有防备，结果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此役，获北单于之阏氏及儿女五人，斩首八千级，俘虏数千口，北单于本人也受了伤，仅以身免。
至于班固和梁讽，两人装模作样地走到了私渠海，然后就掉头返回了。
窦大将军之前在朝中和公卿斗法，被这帮经学家们搞得狼狈不堪；但一到战场上，智商就全面提升了。此战他非常鸡贼地没有出兵，只是派了一两个自己人看着南匈奴军，以免出岔子而已。这就是为了堵住那些大儒们的嘴——你看这可是蛮夷们自相攻击哦？可不是我言而无信哦？
到此，北匈奴已经山穷水尽，离灭亡只有一步之遥，窦宪决定再接再厉，完成这临门一脚。永元三年春二月，窦宪遣左校尉耿夔、司马任尚出居延塞，围北单于于金微山，大破之，获其母阏氏、名王以下五千余级，北单于逃走，不知所在。此役，汉军出塞五千余里， “自汉出师所未尝至也”。
北匈奴，亡了！
此时虽然还有南匈奴存在，且他们过得还不错，但南匈奴已经成了汉朝的附庸，和汉朝深度绑定，不仅不再像以前的匈奴那样各种在边境上“打草谷”（当然，小打小闹在所难免），而且还开始汉化。所以此时的南匈奴，与其说他们是“草原游牧民族”，还不如说是一个类似西汉初年的那些异姓诸侯王国。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在两百多年的持续打击下，那个和汉民族纠缠了数百年的“匈奴”，终于亡了！
顺便说一下，在中国历史的记载中，北单于的生死无法确定，不过在三百年后，一群黑发黄肤的战士出现在了罗马人的面前，横扫欧洲，攻克西罗马帝国的首都，最远打到了奥尔良。西罗门帝国元气大伤，最终走向了灭亡。
这群战士的领袖阿提拉，被欧洲人心惊胆战地称为“上帝之鞭”！
这群人之前应该盘踞在中亚一带，怎么突然就往西怼欧洲人了呢？
有一种说法，这些人就是在汉匈战争中落败，被迫西迁的北匈奴人后裔。
也就是说，在欧洲人口中牛逼哄哄的罗马帝国，被汉人的手下败将给打败了。
当然，更多的人认为，阿提拉他们虽然自称“匈人”，但应该和北匈奴没有直接关系。
但上面那个问题还在——匈人为什么要西迁呢？
有没有可能，他们是被一个自称“匈奴”的部族挤兑过去的呢？
于是在面对新的对手时，他们就借用了那个打败他们的强敌的名号——因为在他们的认知中，世上最强大的就是“匈奴”了。
如果是这样，那就意味着，在欧洲人口中牛逼哄哄的罗马帝国，被汉人的手下败将的手下败将给打败了……
而那个打败了战胜了战胜西罗马帝国的部族的部族的人（这套娃套的……）——窦宪，此刻俨然到了他人生的巅峰。
“灭亡”匈奴啊！这可是长平烈侯卫青、冠军景桓侯霍去病这些牛逼的前辈们都没有做到的事情！
而我窦宪却做到了！
不世奇功！
因此，窦宪在朝中的威势，亦达到了顶峰。“以耿夔、任尚等为爪牙，邓叠、郭璜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门”。尚书仆射乐恢认为窦氏太过嚣张，上书窦太后说如今皇帝年岁渐长，应让其亲政；窦宪大怒，逼迫其辞职归乡后，又逼其服毒自尽。
尚书仆射，可是如今中枢权力机构尚书台的二把手、实际上的副宰相，窦宪说杀就杀，毫不客气！因此“朝臣震慑，望风承旨，无敢违者”。只有司徒袁安，倚仗自己名望高，窦宪不好太撕破脸，还敢在朝中顶一顶窦宪，以致“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赖之。”
北匈奴灭亡，很快也在西域引发了连锁反应。之前将兵长史班超之所以要在西域各种合纵连横，小心翼翼地走钢丝，最根本的就是有北匈奴这个“大boss”存在；如今大boss挂了，那些小喽啰们自然作鸟兽散。二月北匈奴灭亡，半年多后，龟兹、姑墨、温宿诸国皆降。当年冬十二月，西域都护、骑都尉、戊己校尉重新设了起来，班超自然当之无愧地成为西域都护。西域惟焉耆、危须、尉犁因曾攻杀前西域都护陈睦，怕汉朝清算而犹怀二心，其余悉定。
至此，东汉至少在纸面上，完全恢复了西汉巅峰的局面，而且还更进一步，灭掉了匈奴这个百年强敌。
完成这一切的窦宪，按说功绩已经超越了卫青、霍去病。
然而，大家有没有产生一种违和感？
一说到汉代名将，后人立刻提起的仍然是卫、霍，很少有人能想起他窦大将军。
不光如此，灭亡北匈奴这么重要的战役，史书上却只有不到一百字的记载。
这又是为什么呢？
卷第四十七 汉纪三十九 大事记
肃宗孝章皇帝元和二年（85）
春，正月，南匈奴单于长死，南单于汗之子宣立，为南匈奴伊屠于闾鞮单于。
二月，甲寅，实行《四分历》。
丙子，赦天下。
夏五月，徙江陵王刘恭为六安王。
元和三年（86）
夏，四月，丙寅，太尉郑弘因弹劾侍中窦宪，被窦宪构陷，免官，不久病薨。
以大司农宋由为太尉。
五月，丙子，司空第五伦以老病免官。
以太仆袁安为司空。
烧当羌迷吾复与其弟号吾及诸种反。督烽掾李章擒号吾，陇西太守张纡将其放回，羌人退兵。
疏勒王忠诈降将兵长史班超，被识破，反被攻杀。
元和四年（87）
春，三月，护羌校尉傅育被迷吾伏击，阵亡。
夏，六月，戊辰，司徒桓虞免官。癸卯，以袁安为司徒，光禄勋任隗为司空。
秋，七月，癸卯，齐王刘晃因罪被贬为芜湖侯。
壬子，淮阳顷王刘昞薨。
鲜卑大破北匈奴，斩北匈奴优留单于。
张纡诱杀迷吾等，迷吾之子迷唐复叛。
壬戌，改元章和。
章和元年（87）
秋，九月，辛亥，复封阜陵侯刘延为阜陵王。
北匈奴大乱。
班超破莎车，威震西域。
章和二年（88）
春，正月，壬辰，章帝刘炟驾崩。
太子刘肇即位，是为汉孝和皇帝，尊窦皇后为皇太后。
三月，丁酉，徙西平王刘羡为陈王，刘恭为彭城王。
南单于死，南单于长之弟屯屠何立，为南匈奴休兰尸逐侯鞮单于。
窦太后临朝。
庚戌，以故太尉邓彪为太傅，赐爵关内侯，录尚书事。
夏，四月，戊寅，罢郡国盐铁之禁。
五月，京师旱。
秋，窦宪谋杀齐殇王之子都乡侯刘畅，事发被软禁，请求出击北匈奴以自赎。
冬，十月，乙亥，以窦宪为车骑将军，伐北匈奴，以执金吾耿秉为副。
以故张掖太守邓训代张纡为护羌校尉。邓训破迷唐。
孝和皇帝永元元年（89）
春，邓训再次大破迷唐，羌乱平。
夏，六月，窦宪等大破北匈奴，勒石燕然。
秋，七月，乙未，会稽山崩。
九月，庚申，以窦宪为大将军，中郎将刘尚为车骑将军。
冬，十月，庚子，阜陵质王刘延薨。
郡国九大水。
永元二年（90）
春，正月，丁丑，赦天下。
夏，五月，丙辰，封皇弟刘寿为济北王，刘开为河间王，刘淑为城阳王；封刘昞之子刘侧为常山王。
窦宪遣副校尉阎盘复取伊吾。
班超破月氏。
丁卯，封芜湖侯刘无忌为齐王，北海敬王刘睦之庶子刘威为北海王。
六月，辛卯，中山简王刘焉薨。
冬，十月，南匈奴袭击北单于，北单于仅以身免。
永元三年（91）
春，二月，窦宪大破北单于于金微山，北单于逃亡，不知所踪，北匈奴灭亡。
龟兹、姑墨、温宿诸国皆降。冬，十二月，复置西域都护、骑都尉、戊己校尉，以班超为西域都护。
北单于之弟右谷蠡王于除鞬自立为单于，遣使称臣。窦宪立于除鞬为单于，置中郎将领护，如南单于故事。
大将军窦宪勒石燕然后，终于找准了自己的发力点——既然自己擅长打仗，那就一门心思挣军功好了，干嘛要和朝中那班经学家们叽叽歪歪？永元二年夏五月，窦宪再派副校尉阎盘率二千余骑掩击北匈奴的伊吾守兵，再次收复此地。前面说过，这个地方就在车师旁边，因此车师震慑，车师前、后王再次俯首称臣，派出质子。
因为此功，朝廷下诏（其实就是窦太后下诏），要封窦宪为冠军侯——不过这就太显眼了，想想上一任冠军侯是哪位吧！窦宪为人虽然张扬，但这次就连他都觉得有些过，于是便推辞掉了。
冬十月乙卯，窦宪出屯凉州，以侍中邓叠行征西将军事为其副将。之前那次北匈奴单于说好了要来朝见皇帝，但等窦宪一撤兵就反悔，改派自己的弟弟入朝；窦宪认为此人缺乏诚意，就又把北单于的弟弟送了回去，意思就是让你看着办！北单于现在一看窦宪又来了，又开始慌了，便再次表示自己愿意入朝称臣。于是，已驻扎凉州的窦宪便派班固、梁讽迎接北单于。
然而，窦宪其实对只是逼降北单于并不满意，因为这样军功不就打了折扣了吗？恰逢此时，南匈奴单于又一次上书，说要灭了北匈奴，于是窦宪一面说要迎接北单于，另一面则暗地里首肯了南单于的建议。在窦宪的授意下，南单于遣左谷蠡王师子等率其左右部八千骑出鸡鹿塞，而窦宪也命令中郎将耿谭派出从事为这支部队的“护军”，袭击北单于。一夜，南匈奴军成功将北单于包围，北单于之前见窦宪答应让他入朝，并没有防备，结果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此役，获北单于之阏氏及儿女五人，斩首八千级，俘虏数千口，北单于本人也受了伤，仅以身免。
至于班固和梁讽，两人装模作样地走到了私渠海，然后就掉头返回了。
窦大将军之前在朝中和公卿斗法，被这帮经学家们搞得狼狈不堪；但一到战场上，智商就全面提升了。此战他非常鸡贼地没有出兵，只是派了一两个自己人看着南匈奴军，以免出岔子而已。这就是为了堵住那些大儒们的嘴——你看这可是蛮夷们自相攻击哦？可不是我言而无信哦？
到此，北匈奴已经山穷水尽，离灭亡只有一步之遥，窦宪决定再接再厉，完成这临门一脚。永元三年春二月，窦宪遣左校尉耿夔、司马任尚出居延塞，围北单于于金微山，大破之，获其母阏氏、名王以下五千余级，北单于逃走，不知所在。此役，汉军出塞五千余里， “自汉出师所未尝至也”。
北匈奴，亡了！
此时虽然还有南匈奴存在，且他们过得还不错，但南匈奴已经成了汉朝的附庸，和汉朝深度绑定，不仅不再像以前的匈奴那样各种在边境上“打草谷”（当然，小打小闹在所难免），而且还开始汉化。所以此时的南匈奴，与其说他们是“草原游牧民族”，还不如说是一个类似西汉初年的那些异姓诸侯王国。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在两百多年的持续打击下，那个和汉民族纠缠了数百年的“匈奴”，终于亡了！
顺便说一下，在中国历史的记载中，北单于的生死无法确定，不过在三百年后，一群黑发黄肤的战士出现在了罗马人的面前，横扫欧洲，攻克西罗马帝国的首都，最远打到了奥尔良。西罗门帝国元气大伤，最终走向了灭亡。
这群战士的领袖阿提拉，被欧洲人心惊胆战地称为“上帝之鞭”！
这群人之前应该盘踞在中亚一带，怎么突然就往西怼欧洲人了呢？
有一种说法，这些人就是在汉匈战争中落败，被迫西迁的北匈奴人后裔。
也就是说，在欧洲人口中牛逼哄哄的罗马帝国，被汉人的手下败将给打败了。
当然，更多的人认为，阿提拉他们虽然自称“匈人”，但应该和北匈奴没有直接关系。
但上面那个问题还在——匈人为什么要西迁呢？
有没有可能，他们是被一个自称“匈奴”的部族挤兑过去的呢？
于是在面对新的对手时，他们就借用了那个打败他们的强敌的名号——因为在他们的认知中，世上最强大的就是“匈奴”了。
如果是这样，那就意味着，在欧洲人口中牛逼哄哄的罗马帝国，被汉人的手下败将的手下败将给打败了……
而那个打败了战胜了战胜西罗马帝国的部族的部族的人（这套娃套的……）——窦宪，此刻俨然到了他人生的巅峰。
“灭亡”匈奴啊！这可是长平烈侯卫青、冠军景桓侯霍去病这些牛逼的前辈们都没有做到的事情！
而我窦宪却做到了！
不世奇功！
因此，窦宪在朝中的威势，亦达到了顶峰。“以耿夔、任尚等为爪牙，邓叠、郭璜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门”。尚书仆射乐恢认为窦氏太过嚣张，上书窦太后说如今皇帝年岁渐长，应让其亲政；窦宪大怒，逼迫其辞职归乡后，又逼其服毒自尽。
尚书仆射，可是如今中枢权力机构尚书台的二把手、实际上的副宰相，窦宪说杀就杀，毫不客气！因此“朝臣震慑，望风承旨，无敢违者”。只有司徒袁安，倚仗自己名望高，窦宪不好太撕破脸，还敢在朝中顶一顶窦宪，以致“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赖之。”
北匈奴灭亡，很快也在西域引发了连锁反应。之前将兵长史班超之所以要在西域各种合纵连横，小心翼翼地走钢丝，最根本的就是有北匈奴这个“大boss”存在；如今大boss挂了，那些小喽啰们自然作鸟兽散。二月北匈奴灭亡，半年多后，龟兹、姑墨、温宿诸国皆降。当年冬十二月，西域都护、骑都尉、戊己校尉重新设了起来，班超自然当之无愧地成为西域都护。西域惟焉耆、危须、尉犁因曾攻杀前西域都护陈睦，怕汉朝清算而犹怀二心，其余悉定。
至此，东汉至少在纸面上，完全恢复了西汉巅峰的局面，而且还更进一步，灭掉了匈奴这个百年强敌。
完成这一切的窦宪，按说功绩已经超越了卫青、霍去病。
然而，大家有没有产生一种违和感？
一说到汉代名将，后人立刻提起的仍然是卫、霍，很少有人能想起他窦大将军。
不光如此，灭亡北匈奴这么重要的战役，史书上却只有不到一百字的记载。
这又是为什么呢？
卷第四十七 汉纪三十九 大事记
肃宗孝章皇帝元和二年（85）
春，正月，南匈奴单于长死，南单于汗之子宣立，为南匈奴伊屠于闾鞮单于。
二月，甲寅，实行《四分历》。
丙子，赦天下。
夏五月，徙江陵王刘恭为六安王。
元和三年（86）
夏，四月，丙寅，太尉郑弘因弹劾侍中窦宪，被窦宪构陷，免官，不久病薨。
以大司农宋由为太尉。
五月，丙子，司空第五伦以老病免官。
以太仆袁安为司空。
烧当羌迷吾复与其弟号吾及诸种反。督烽掾李章擒号吾，陇西太守张纡将其放回，羌人退兵。
疏勒王忠诈降将兵长史班超，被识破，反被攻杀。
元和四年（87）
春，三月，护羌校尉傅育被迷吾伏击，阵亡。
夏，六月，戊辰，司徒桓虞免官。癸卯，以袁安为司徒，光禄勋任隗为司空。
秋，七月，癸卯，齐王刘晃因罪被贬为芜湖侯。
壬子，淮阳顷王刘昞薨。
鲜卑大破北匈奴，斩北匈奴优留单于。
张纡诱杀迷吾等，迷吾之子迷唐复叛。
壬戌，改元章和。
章和元年（87）
秋，九月，辛亥，复封阜陵侯刘延为阜陵王。
北匈奴大乱。
班超破莎车，威震西域。
章和二年（88）
春，正月，壬辰，章帝刘炟驾崩。
太子刘肇即位，是为汉孝和皇帝，尊窦皇后为皇太后。
三月，丁酉，徙西平王刘羡为陈王，刘恭为彭城王。
南单于死，南单于长之弟屯屠何立，为南匈奴休兰尸逐侯鞮单于。
窦太后临朝。
庚戌，以故太尉邓彪为太傅，赐爵关内侯，录尚书事。
夏，四月，戊寅，罢郡国盐铁之禁。
五月，京师旱。
秋，窦宪谋杀齐殇王之子都乡侯刘畅，事发被软禁，请求出击北匈奴以自赎。
冬，十月，乙亥，以窦宪为车骑将军，伐北匈奴，以执金吾耿秉为副。
以故张掖太守邓训代张纡为护羌校尉。邓训破迷唐。
孝和皇帝永元元年（89）
春，邓训再次大破迷唐，羌乱平。
夏，六月，窦宪等大破北匈奴，勒石燕然。
秋，七月，乙未，会稽山崩。
九月，庚申，以窦宪为大将军，中郎将刘尚为车骑将军。
冬，十月，庚子，阜陵质王刘延薨。
郡国九大水。
永元二年（90）
春，正月，丁丑，赦天下。
夏，五月，丙辰，封皇弟刘寿为济北王，刘开为河间王，刘淑为城阳王；封刘昞之子刘侧为常山王。
窦宪遣副校尉阎盘复取伊吾。
班超破月氏。
丁卯，封芜湖侯刘无忌为齐王，北海敬王刘睦之庶子刘威为北海王。
六月，辛卯，中山简王刘焉薨。
冬，十月，南匈奴袭击北单于，北单于仅以身免。
永元三年（91）
春，二月，窦宪大破北单于于金微山，北单于逃亡，不知所踪，北匈奴灭亡。
龟兹、姑墨、温宿诸国皆降。冬，十二月，复置西域都护、骑都尉、戊己校尉，以班超为西域都护。
北单于之弟右谷蠡王于除鞬自立为单于，遣使称臣。窦宪立于除鞬为单于，置中郎将领护，如南单于故事。
三百六十九、宦官崛起
卷第四十八 汉纪四十 孝和皇帝永元四年（92）~元兴元年（105）
大将军窦宪凭借军功，和朝中的公卿士大夫们斗法；然而不论士大夫们怎么磨破嘴皮子，这战果可是硬得不能再硬，所以士大夫们完全处在下风。北匈奴单于不知所踪后，窦宪决定立北单于之弟右谷蠡王于除鞬为新的北单于，想打造出又一个南匈奴；以司徒袁安为首的公卿们，就不断杯葛此事。
公卿们的逻辑也很简单，一来这太费钱，袁司徒给出了两个数——南匈奴岁费一亿九十余万，西域岁费七千四百八十万；二来嘛，凡是窦宪支持的，咱们都要反对！
当然，袁司徒这一次，还是可耻地失败了……
不知道是不是被气的，朝廷在永元元年春正月立于除鞬为北单于，然后在三月癸丑，袁安就病死了……
之前袁安凭着自己在士林中的声望，一直在跟窦宪周旋，窦宪也不好真的整他，因为这样他就真成了士大夫们的死敌了。他虽然莽，但也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所以一直以来他都是拿一些中层官员来杀鸡儆猴。而袁司徒这一死，士大夫们骤然失去了一个精神领袖，受到重大打击；相对的，对窦宪来说，自然规律终于帮他收拾掉了袁安这块又臭又硬的石头，真是痛快！
新立大功，公卿们受此打击又屏息敛气，窦宪此时正是如日中天！
在窦大将军眼里，天下还有谁能奈我何！
然而，窦宪一直以来视那些讨厌的经学家们为对手，却忽视了一个本不该忽视的人物。
——和帝刘肇。
和帝刚即位时才十岁，对当个橡皮图章还似懂非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只要智力正常，就绝不会对现状满意。
永元三年冬十月癸未，窦宪灭北匈奴后，和帝驾临长安——这大概是窦太后的安排，实际上是迎接窦宪凯旋的。当时尚书台商讨迎接之礼，不少人说应该“伏称万岁”，然后就被尚书韩稜严厉驳斥——“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
永元四年夏四月丙辰，志得意满的窦宪回到雒阳；六月戊戌，发生日食，新任司徒丁鸿，又上书朝廷，说这是外戚凌铄君上，上天示警。
这两件事里，年仅十四岁的和帝虽然插不上话，但他人又不傻，一切都看在眼里。
其时，窦氏父子兄弟并为卿、校，充满朝廷，穰侯邓叠、邓叠之弟步兵校尉邓磊及其母元、窦宪女婿射声校尉郭举、郭举之父长乐少府郭璜共相交结；元、郭举并出入禁中，特别是郭举，“得幸太后”——莫非又是“是非多”？
然后，和帝听到了一个传言。
——这些人想害他！
这未必是他有受迫害妄想，因为窦家如果想长期掌权，那一个成年的皇帝就很碍眼了。
最好一直都是十岁以下，像和帝已经十四岁，并不是什么都不懂了，就比较烦人。
于是和帝决定——先发制人。
但问题来了——他无人可用。
原来窦家人长期掌权，和帝根本接触不到内外臣僚。只有他哥清河王刘庆，因为和他关系铁，才能时常进宫见见面。
还记得吗？刘庆是被废黜的前太子，和帝还能和他关系亲密，实在令人想不到。
其实，东汉的皇帝们，和亲兄弟们的关系都还不错——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弘农王刘辨和献帝刘协，那真叫一个相依为命。
这可能和家风有关，光武帝刘秀的兄弟们关系就很好；相对的，高帝刘邦和他的兄弟们关系谈不上多好，而西汉的皇帝们大多和兄弟们的关系都挺冷淡的。
除刘庆之外，和帝环顾一圈，发现也只有那些平常服侍他的宦官们，还能派上用场。
宦官中有个钩盾令郑众（和接疏勒十三壮士的中郎将郑众不是一个人），向来为人伶俐，和帝就和他密议除掉窦家。然后问题又来了——他俩都不知道具体该怎么操作。正一筹莫展之际，和帝突然想起来，之前窦宪提过，说他的手下中护军班固正在写《汉书》。和帝记得里面有《外戚传》，因此就想到，可不可以参考一下，前朝是怎么处理外戚的？
但这书还没写好，皇宫里没有，和帝不愿张扬，就等到刘庆再次进宫时，托他出宫去找。刘庆心领神会，后来终于在他们大哥千乘王刘伉那里搞到了，趁夜又带进了宫。后来郑众又利用职权，从档案库里翻出西汉的老档，兄弟俩加上郑众，三人研究了一晚上，这才有了点眉目。
第二天，和帝突然移驾北宫，下诏命执金吾、五校尉率军卫戍南、北宫，封闭城门，捕杀窦氏党羽；又派谒者仆射收了窦宪的大将军印绶，改封其为冠军侯，将他和他三个弟弟赶出雒阳就国——当然，这只是一个幌子，等窦宪到了封地，逼他自杀的密诏也跟着到了。
竟然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和帝的短板，就是无人可用，而他既然找到了宦官帮忙，那自然就补上了这块短板。而皇帝只要控制了都城，哪怕只有很短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就是“实实在在”的皇帝，官僚体系按照惯性，就会执行他发出的命令。然后再趁窦宪还来不及反应，擒贼擒王，大事定矣！
倒霉的窦宪，明明是可以和冠军景桓侯霍去病齐名的一代名将，却因为死得如此窝囊，以致籍籍无名。
所以，灭亡北匈奴如此重要的一战，史书上的记载才会如此之少……
既然在和帝夺权的过程中，宦官们很是出了一把力，那和帝当然要投桃报李咯！和帝觉得这帮“家奴”如此忠心，比那些一肚子弯弯绕的读书人要靠谱多了，因此之后多与以大长秋郑众为首的宦官们商议政事，“宦官用权自此始矣”。
于是在外戚与士大夫的博弈中，又加入了一个新势力——宦官。
从此东汉的朝堂，越发波谲云诡。
卷第四十八 汉纪四十 孝和皇帝永元四年（92）~元兴元年（105）
大将军窦宪凭借军功，和朝中的公卿士大夫们斗法；然而不论士大夫们怎么磨破嘴皮子，这战果可是硬得不能再硬，所以士大夫们完全处在下风。北匈奴单于不知所踪后，窦宪决定立北单于之弟右谷蠡王于除鞬为新的北单于，想打造出又一个南匈奴；以司徒袁安为首的公卿们，就不断杯葛此事。
公卿们的逻辑也很简单，一来这太费钱，袁司徒给出了两个数——南匈奴岁费一亿九十余万，西域岁费七千四百八十万；二来嘛，凡是窦宪支持的，咱们都要反对！
当然，袁司徒这一次，还是可耻地失败了……
不知道是不是被气的，朝廷在永元元年春正月立于除鞬为北单于，然后在三月癸丑，袁安就病死了……
之前袁安凭着自己在士林中的声望，一直在跟窦宪周旋，窦宪也不好真的整他，因为这样他就真成了士大夫们的死敌了。他虽然莽，但也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所以一直以来他都是拿一些中层官员来杀鸡儆猴。而袁司徒这一死，士大夫们骤然失去了一个精神领袖，受到重大打击；相对的，对窦宪来说，自然规律终于帮他收拾掉了袁安这块又臭又硬的石头，真是痛快！
新立大功，公卿们受此打击又屏息敛气，窦宪此时正是如日中天！
在窦大将军眼里，天下还有谁能奈我何！
然而，窦宪一直以来视那些讨厌的经学家们为对手，却忽视了一个本不该忽视的人物。
——和帝刘肇。
和帝刚即位时才十岁，对当个橡皮图章还似懂非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只要智力正常，就绝不会对现状满意。
永元三年冬十月癸未，窦宪灭北匈奴后，和帝驾临长安——这大概是窦太后的安排，实际上是迎接窦宪凯旋的。当时尚书台商讨迎接之礼，不少人说应该“伏称万岁”，然后就被尚书韩稜严厉驳斥——“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
永元四年夏四月丙辰，志得意满的窦宪回到雒阳；六月戊戌，发生日食，新任司徒丁鸿，又上书朝廷，说这是外戚凌铄君上，上天示警。
这两件事里，年仅十四岁的和帝虽然插不上话，但他人又不傻，一切都看在眼里。
其时，窦氏父子兄弟并为卿、校，充满朝廷，穰侯邓叠、邓叠之弟步兵校尉邓磊及其母元、窦宪女婿射声校尉郭举、郭举之父长乐少府郭璜共相交结；元、郭举并出入禁中，特别是郭举，“得幸太后”——莫非又是“是非多”？
然后，和帝听到了一个传言。
——这些人想害他！
这未必是他有受迫害妄想，因为窦家如果想长期掌权，那一个成年的皇帝就很碍眼了。
最好一直都是十岁以下，像和帝已经十四岁，并不是什么都不懂了，就比较烦人。
于是和帝决定——先发制人。
但问题来了——他无人可用。
原来窦家人长期掌权，和帝根本接触不到内外臣僚。只有他哥清河王刘庆，因为和他关系铁，才能时常进宫见见面。
还记得吗？刘庆是被废黜的前太子，和帝还能和他关系亲密，实在令人想不到。
其实，东汉的皇帝们，和亲兄弟们的关系都还不错——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弘农王刘辨和献帝刘协，那真叫一个相依为命。
这可能和家风有关，光武帝刘秀的兄弟们关系就很好；相对的，高帝刘邦和他的兄弟们关系谈不上多好，而西汉的皇帝们大多和兄弟们的关系都挺冷淡的。
除刘庆之外，和帝环顾一圈，发现也只有那些平常服侍他的宦官们，还能派上用场。
宦官中有个钩盾令郑众（和接疏勒十三壮士的中郎将郑众不是一个人），向来为人伶俐，和帝就和他密议除掉窦家。然后问题又来了——他俩都不知道具体该怎么操作。正一筹莫展之际，和帝突然想起来，之前窦宪提过，说他的手下中护军班固正在写《汉书》。和帝记得里面有《外戚传》，因此就想到，可不可以参考一下，前朝是怎么处理外戚的？
但这书还没写好，皇宫里没有，和帝不愿张扬，就等到刘庆再次进宫时，托他出宫去找。刘庆心领神会，后来终于在他们大哥千乘王刘伉那里搞到了，趁夜又带进了宫。后来郑众又利用职权，从档案库里翻出西汉的老档，兄弟俩加上郑众，三人研究了一晚上，这才有了点眉目。
第二天，和帝突然移驾北宫，下诏命执金吾、五校尉率军卫戍南、北宫，封闭城门，捕杀窦氏党羽；又派谒者仆射收了窦宪的大将军印绶，改封其为冠军侯，将他和他三个弟弟赶出雒阳就国——当然，这只是一个幌子，等窦宪到了封地，逼他自杀的密诏也跟着到了。
竟然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和帝的短板，就是无人可用，而他既然找到了宦官帮忙，那自然就补上了这块短板。而皇帝只要控制了都城，哪怕只有很短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就是“实实在在”的皇帝，官僚体系按照惯性，就会执行他发出的命令。然后再趁窦宪还来不及反应，擒贼擒王，大事定矣！
倒霉的窦宪，明明是可以和冠军景桓侯霍去病齐名的一代名将，却因为死得如此窝囊，以致籍籍无名。
所以，灭亡北匈奴如此重要的一战，史书上的记载才会如此之少……
既然在和帝夺权的过程中，宦官们很是出了一把力，那和帝当然要投桃报李咯！和帝觉得这帮“家奴”如此忠心，比那些一肚子弯弯绕的读书人要靠谱多了，因此之后多与以大长秋郑众为首的宦官们商议政事，“宦官用权自此始矣”。
于是在外戚与士大夫的博弈中，又加入了一个新势力——宦官。
从此东汉的朝堂，越发波谲云诡。
三百七十、班昭续《汉书》
冠军侯窦宪明明手握帝国几十万精锐部队，结果却被几个孩子和太监轻易灭掉，实在令人大跌眼镜；其实，这完全是因为窦宪之前灭北匈奴、压制士大夫太过顺利，以致心态飘了。他确实手握重兵没错，但问题是，这几十万部队，是边军、是野战军，是驻屯于边境上的，不在京师！他一个人兴冲冲地回到雒阳，雒阳的部队又不是归他管，此时和帝刘肇要弄他，别说调动首都的部队了，真要会玩的话，派一个御史就能把窦宪给办了！
这就再次显出了窦宪在政治上的幼稚——身为权倾朝野的大权臣，竟然没有把首都和皇宫的卫戍换成自己人。他的党羽中，只有他的亲家长乐少府郭璜在皇宫里有兵权，却还是负责皇太后的长乐宫那边，而不是皇帝这边的；而且这兵权还只是理论上的，因为长乐少府在规章上的职务是负责长乐官的各种庶务，其实是个管家，正儿八经负责长乐宫卫戍的官应该是长乐卫尉。
本来窦宪的弟弟窦景曾任负责首都卫戍的执金吾，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调职了；而另一个关键位置，负责皇宫卫戍的卫尉，也不是窦宪的人……
现在再转过头来看看，你窦宪要是这都不死，实在没有天理啊！
按说窦家掌权也四年了，窦宪还会出现这么大的疏漏，一来是他喜欢的是真刀真枪、直来直去，一提起这些勾心斗角就头疼，潜意识里就有一种逃避这些事的心理；二来嘛，他还是小看了和帝刘肇这个十四岁的“小毛孩子”啊！
所以再之后的权臣们，都充分吸取了窦宪这血的教训，总之一定要先把皇宫的武装力量掌握起来。
政变之后，朝局当然要经历大洗牌。窦宪、窦景、窦笃都“被自杀”，前面已经说过，窦氏兄弟里面只有向来低调的夏阳侯窦瑰保住了性命；临朝称制的窦太后，和帝出于古代的政治正确“孝道”，当然不会也让她“被自杀”，反而会好生养着，只是之后靠边站罢了；太尉宋由因为和窦宪也有关系，于永元四年秋七月己丑，被免官，随后自杀。
至于攀附窦家而当官的窦氏宗族宾客，则统统被罢官撸职，赶回老家。
这样看来，和帝其实还算厚道，杀的人并不多，只弄死了几个“大老虎”，其他的中低层官员只是丢了工作，不仅命保住了，也没有被抄家什么的。不过，也还是有倒霉孩子的，而且这位倒霉孩子大家还很熟悉——《汉书》的作者，班固。
班固是窦宪的中护军，按说也只是个中层官员，照和帝的处理原则不应该丢掉性命；然而，之前他的奴仆曾经醉骂雒阳令种兢，种兢此时便落井下石，把班固抓了起来，然后班固就不明不白地死于狱中了。
非常讽刺的是，和帝之所以能成功发动政变，可是参考了班固写的史书，班固等于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
班固死了，然而《汉书》其时却还没有写完。由于《汉书》已经在和帝那里挂了号了，和帝本人是很希望这部继司马迁《史记》之后的史学大作能完成，于是和帝便命班固的妹妹——班昭，在东观（皇家的藏书处）将《汉书》补完。
虽说按照班固最开始列的大纲，此时只剩下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完成，续写工作看起来没那么困难。但要知道，因为并没有成书，所以班昭面对的，是大哥留下的一堆杂乱无章的手稿，她首要的工作是把这些手稿理顺——如果不明白这项工作的难度，那就想想是自己从头写代码难，还是整理维护别人写的代码难吧！
在理顺之后，《天文志》其实还好说，问题是那八表，可是个大麻烦。所谓“表”，其实就是年表，这项工作在原创性上来说其实没多大，因为表里面的内容在前面的纪、传里已经写了；但却极其繁琐，又得特别小心，属于吃力不讨好的一项工作。那个年代可不像现在这样，书籍都有电子资源，可以轻松检索；更何况此时的检索不单费脑子，还是个体力活——因为载体是竹简……
光想想就令人头秃！
然而班昭不仅完成了，还完成得很出色；而且由于《汉书》专业性太强，当时很多人看不懂，班昭还负责起了教授工作，把《汉书》传授给了后来的一个大儒马融。
因此，班昭成为了《二十四史》的作者群中，唯一的一位女性作者！
另外说一下，按照古代史家的习惯，一家子的传记，一般是集成到一篇里面的。
但班家的这几个孩子，班固、班昭，再加上远在千里之外的西域都护班超，却是分别写在三篇列传里面的。
这让那些一大家子几十口人挤在一篇传里的人，情何以堪啊！
冠军侯窦宪明明手握帝国几十万精锐部队，结果却被几个孩子和太监轻易灭掉，实在令人大跌眼镜；其实，这完全是因为窦宪之前灭北匈奴、压制士大夫太过顺利，以致心态飘了。他确实手握重兵没错，但问题是，这几十万部队，是边军、是野战军，是驻屯于边境上的，不在京师！他一个人兴冲冲地回到雒阳，雒阳的部队又不是归他管，此时和帝刘肇要弄他，别说调动首都的部队了，真要会玩的话，派一个御史就能把窦宪给办了！
这就再次显出了窦宪在政治上的幼稚——身为权倾朝野的大权臣，竟然没有把首都和皇宫的卫戍换成自己人。他的党羽中，只有他的亲家长乐少府郭璜在皇宫里有兵权，却还是负责皇太后的长乐宫那边，而不是皇帝这边的；而且这兵权还只是理论上的，因为长乐少府在规章上的职务是负责长乐官的各种庶务，其实是个管家，正儿八经负责长乐宫卫戍的官应该是长乐卫尉。
本来窦宪的弟弟窦景曾任负责首都卫戍的执金吾，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调职了；而另一个关键位置，负责皇宫卫戍的卫尉，也不是窦宪的人……
现在再转过头来看看，你窦宪要是这都不死，实在没有天理啊！
按说窦家掌权也四年了，窦宪还会出现这么大的疏漏，一来是他喜欢的是真刀真枪、直来直去，一提起这些勾心斗角就头疼，潜意识里就有一种逃避这些事的心理；二来嘛，他还是小看了和帝刘肇这个十四岁的“小毛孩子”啊！
所以再之后的权臣们，都充分吸取了窦宪这血的教训，总之一定要先把皇宫的武装力量掌握起来。
政变之后，朝局当然要经历大洗牌。窦宪、窦景、窦笃都“被自杀”，前面已经说过，窦氏兄弟里面只有向来低调的夏阳侯窦瑰保住了性命；临朝称制的窦太后，和帝出于古代的政治正确“孝道”，当然不会也让她“被自杀”，反而会好生养着，只是之后靠边站罢了；太尉宋由因为和窦宪也有关系，于永元四年秋七月己丑，被免官，随后自杀。
至于攀附窦家而当官的窦氏宗族宾客，则统统被罢官撸职，赶回老家。
这样看来，和帝其实还算厚道，杀的人并不多，只弄死了几个“大老虎”，其他的中低层官员只是丢了工作，不仅命保住了，也没有被抄家什么的。不过，也还是有倒霉孩子的，而且这位倒霉孩子大家还很熟悉——《汉书》的作者，班固。
班固是窦宪的中护军，按说也只是个中层官员，照和帝的处理原则不应该丢掉性命；然而，之前他的奴仆曾经醉骂雒阳令种兢，种兢此时便落井下石，把班固抓了起来，然后班固就不明不白地死于狱中了。
非常讽刺的是，和帝之所以能成功发动政变，可是参考了班固写的史书，班固等于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
班固死了，然而《汉书》其时却还没有写完。由于《汉书》已经在和帝那里挂了号了，和帝本人是很希望这部继司马迁《史记》之后的史学大作能完成，于是和帝便命班固的妹妹——班昭，在东观（皇家的藏书处）将《汉书》补完。
虽说按照班固最开始列的大纲，此时只剩下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完成，续写工作看起来没那么困难。但要知道，因为并没有成书，所以班昭面对的，是大哥留下的一堆杂乱无章的手稿，她首要的工作是把这些手稿理顺——如果不明白这项工作的难度，那就想想是自己从头写代码难，还是整理维护别人写的代码难吧！
在理顺之后，《天文志》其实还好说，问题是那八表，可是个大麻烦。所谓“表”，其实就是年表，这项工作在原创性上来说其实没多大，因为表里面的内容在前面的纪、传里已经写了；但却极其繁琐，又得特别小心，属于吃力不讨好的一项工作。那个年代可不像现在这样，书籍都有电子资源，可以轻松检索；更何况此时的检索不单费脑子，还是个体力活——因为载体是竹简……
光想想就令人头秃！
然而班昭不仅完成了，还完成得很出色；而且由于《汉书》专业性太强，当时很多人看不懂，班昭还负责起了教授工作，把《汉书》传授给了后来的一个大儒马融。
因此，班昭成为了《二十四史》的作者群中，唯一的一位女性作者！
另外说一下，按照古代史家的习惯，一家子的传记，一般是集成到一篇里面的。
但班家的这几个孩子，班固、班昭，再加上远在千里之外的西域都护班超，却是分别写在三篇列传里面的。
这让那些一大家子几十口人挤在一篇传里的人，情何以堪啊！
三百七十二、南匈奴纷乱
之前北匈奴覆灭后，冠军侯窦宪曾谋划立于除鞬为北匈奴单于，打造成另一个南匈奴，一劳永逸。当然窦宪也覆灭后，这个事就黄了，于除鞬听说后跑路，结果被将兵长史王辅等追斩之，破灭其众——北匈奴这下终于凉透了。
然而之前也提过，所谓匈奴，并不是像汉人那样的一个整体民族，实际上是一堆部族的联盟，联盟以其中的最强部族为核心，而这个部族叫匈奴，所以整个联盟的人都自称匈奴。现在这个核心虽然崩溃，但并不意味着联盟中的所有部族都覆灭了，只是这些人又回到了“匈奴帝国”形成之前的各自为政状态。
即使北匈奴这个部族或者政权，严格来说也没有彻底消亡，在后面的历史中仍时有出现，不过那时他们已经偏到西域、中亚那一带了；只是说在北方草原上，已经不再有人用“匈奴”这个名号了。
不过草原上这种各自为政的状态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这片草原就在那里，并不会长腿跑掉。北匈奴刚刚挂掉，草原就迎来了新的强者——鲜卑。于是就和当年的匈奴一样，北匈奴的孑遗十余万落，很快就改抱上鲜卑的大腿，从此也自称鲜卑了。
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鲜卑的祖先东胡，起源于东北的白山黑水，向西扩张时被匈奴击败，首领的脑袋都被匈奴单于拿去当球踢，从此一直蛰伏；怂了三百年，最后竟然借汉人之力报了世仇，成为了整片草原的新主人。
而且不光如此，这些人将来，还会给汉人带来远超过匈奴人的大麻烦！
当然此时鲜卑刚刚抬头，属于他们的时代还得等等。比如就以现在而论，就并不是所有的北匈奴部落都投靠了他们，因为他们还有一条大腿可选——
南匈奴啊！
更准确地说，他们抱的其实是南匈奴身后的那条更大的腿——汉朝。当然，自打南匈奴内附，汉朝在处理北边事务的时候，经常让南匈奴当代理人，所以安置这些“降胡”，实际的操作者还是南匈奴。
这些降胡说起来也不少了，起码有十五部二十余万人。突然多了这么大一股力量，南匈奴内部难免会有人产生想法。
在永元五年这个时点，此时的南匈奴单于叫安国，他是前前南单于宣的弟弟，在前南单于屯屠何逝世以后接位——至于屯屠何，则是前前前南单于长的弟弟。南匈奴从第一代的呼韩邪单于比开始，因为他这代兄弟有三个，之后就一直由这三条血脉的人交替接位，所以安国的上位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是，安国这个人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武功——在单纯以强者为尊的游牧民族眼中，这可是一个领袖的硬伤。
更麻烦的是，安国这代人里，还真有一个功绩比他大的，那就是南单于适之子、左贤王师子。这师子既然也属于初代三兄弟的血脉，那就意味着也有单于位的继承权——特别是他已经是左贤王，一般来说就是下任单于没跑了。实际上在宣和屯屠何两朝，师子因为“勇黠多知”，就深受两位单于的器重，多次出击北匈奴，连汉家天子都晓得了有这么个人；因此安国就犯了嘀咕，这师子会不会等不及，提前让我去长生天呢？
本来，即使南单于再怎么忌惮师子，此时师子在南匈奴中支持者众多，南单于也不敢怎么样；但是，现在却出现了变数——
正是那降胡二十余万！
于是，南单于便暗中串联降胡——别忘了，之前师子可是经常去揍北匈奴，这些降胡之前都或多或少受过他的劫掠，所以降胡们当然和南单于一拍即合。师子也察觉到了气氛不对，便迁居到和汉朝靠近的五原郡界上，龙庭大会也称病不去了。
一般来说，像南匈奴这种附属国发生内讧，朝廷大多是保持中立的；但这回不同——因为南单于煽动起了北匈奴的降人，这就犯了汉朝的忌讳。因此度辽将军皇甫稜就代表朝廷，站到了师子这边，南单于当然也越发不爽。
永元六年春正月，皇甫稜离任，执金吾朱徽代理其职。此时南单于和护匈奴中郎将杜崇也发生了龃龉，南单于上书告状——不过他和汉人玩这一套文的，显然不太适应，所谓官官相护，杜崇和西河太守打了招呼，这状子就被扣在了西河郡，压根就没到雒阳……
当然杜崇肯定也很恼火，正好南单于这段时间屁股也不干净，杜崇索性撺掇朱徽，两人一同上书，说这南单于亲附新降，又想杀素来对朝廷恭顺的师子，欲入侵边郡，请朝廷早做准备！
和帝刘肇接报，交付廷议，公卿们商量后，认为南匈奴的事也不能光听我们的边境守臣怎么说，应先派杜崇等到单于庭，召集南单于等匈奴贵人，搞清楚情况再说。于是和帝就把这决议发给杜崇了。
然而隔着几千里远，这诏书该怎么解释，还不是由着边将们来？杜崇就说了，你看这诏书上让咱们去单于庭质问南单于，好，那咱们就去呗！
当然了，咱们出使域外，不可能不带兵护卫吧？
只是这兵多了一点而已。
只是没有事先通知南单于而已。
只是夜里摸到了单于庭而已……
想想看，南单于正在睡大觉呢，突然手下来报，汉军大军将至，来意不明，而他本来心里就有鬼，他会怎么反应？
跑啊！
而这一跑，杜崇就又找到话头了。
你要是清白的，你跑干嘛？显然有问题！
于是杜崇理所当然地变质问为进讨。
因为诏书里还说了：“若不从命，令为权时方略”。
这南单于都跑路了，显然是“不从命”，那我当然就能“权时方略”啦！
南单于跑后，越想越气——一定是师子那家伙搞的鬼！于是南单于引兵攻打师子。然而师子在汉人出兵后，一直在关注局势，早就把族落全都迁进了曼柏城；南单于打不下城，屯于五原，杜崇、朱徽说你都跑我们边界上了，遂发兵诛讨。南单于这边的南匈奴贵人们不过就是想搞师子，可不敢真的和汉朝干上，于是众人一合计，便把南单于给砍了，拥立师子为南匈奴亭独尸逐侯鞮单于。
前面写的看起来，这安国就跟个老实孩子似的，被汉朝这边的“奸猾狡吏”们耍得团团转。但是，恰恰是因为他被搞死了，才给人这种感觉，可不要以为他真的是傻白甜——因为那二十万降胡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杜崇等边将，整天过着刀口舔血的生活，对任何风吹草动都异常敏感，如果这回不是先下手为强，被后世视为傻白甜的，可能就是他们了！
实际上，师子刚当上南单于，就有降胡五六百人夜袭师子，被击败。于是降胡惊动，十五部二十余万人皆反，还胁立屯屠何之子薁鞮日逐王逢侯为单于，杀掠吏民，准备逃归漠北。秋九月癸丑，朝廷以光禄勋邓鸿行车骑将军事，讨击逢侯。冬十一月，邓鸿与南单于之子、杜崇合兵，大破逢侯于大城塞；护乌桓校尉任尚率乌桓、鲜卑，再破逢侯于满夷谷。逢侯逃亡出塞，“汉军不能追而还”。
这场叛乱虽然平息，但还是留下了逢侯这个尾巴。
如果当初杜崇等没有当机立断，可就不止逢侯这个“尾巴”这么简单了。
当然，他们也没有把事情办好，结果搞出这么大阵仗出来。
邓鸿因为此役未竟全功，永元七年春正月，因“逗留失利”下狱死；而杜崇、朱徽，也因“私扣南单于上书、以致胡反”，皆下狱死。
边将不好当啊！
之前北匈奴覆灭后，冠军侯窦宪曾谋划立于除鞬为北匈奴单于，打造成另一个南匈奴，一劳永逸。当然窦宪也覆灭后，这个事就黄了，于除鞬听说后跑路，结果被将兵长史王辅等追斩之，破灭其众——北匈奴这下终于凉透了。
然而之前也提过，所谓匈奴，并不是像汉人那样的一个整体民族，实际上是一堆部族的联盟，联盟以其中的最强部族为核心，而这个部族叫匈奴，所以整个联盟的人都自称匈奴。现在这个核心虽然崩溃，但并不意味着联盟中的所有部族都覆灭了，只是这些人又回到了“匈奴帝国”形成之前的各自为政状态。
即使北匈奴这个部族或者政权，严格来说也没有彻底消亡，在后面的历史中仍时有出现，不过那时他们已经偏到西域、中亚那一带了；只是说在北方草原上，已经不再有人用“匈奴”这个名号了。
不过草原上这种各自为政的状态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这片草原就在那里，并不会长腿跑掉。北匈奴刚刚挂掉，草原就迎来了新的强者——鲜卑。于是就和当年的匈奴一样，北匈奴的孑遗十余万落，很快就改抱上鲜卑的大腿，从此也自称鲜卑了。
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鲜卑的祖先东胡，起源于东北的白山黑水，向西扩张时被匈奴击败，首领的脑袋都被匈奴单于拿去当球踢，从此一直蛰伏；怂了三百年，最后竟然借汉人之力报了世仇，成为了整片草原的新主人。
而且不光如此，这些人将来，还会给汉人带来远超过匈奴人的大麻烦！
当然此时鲜卑刚刚抬头，属于他们的时代还得等等。比如就以现在而论，就并不是所有的北匈奴部落都投靠了他们，因为他们还有一条大腿可选——
南匈奴啊！
更准确地说，他们抱的其实是南匈奴身后的那条更大的腿——汉朝。当然，自打南匈奴内附，汉朝在处理北边事务的时候，经常让南匈奴当代理人，所以安置这些“降胡”，实际的操作者还是南匈奴。
这些降胡说起来也不少了，起码有十五部二十余万人。突然多了这么大一股力量，南匈奴内部难免会有人产生想法。
在永元五年这个时点，此时的南匈奴单于叫安国，他是前前南单于宣的弟弟，在前南单于屯屠何逝世以后接位——至于屯屠何，则是前前前南单于长的弟弟。南匈奴从第一代的呼韩邪单于比开始，因为他这代兄弟有三个，之后就一直由这三条血脉的人交替接位，所以安国的上位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是，安国这个人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武功——在单纯以强者为尊的游牧民族眼中，这可是一个领袖的硬伤。
更麻烦的是，安国这代人里，还真有一个功绩比他大的，那就是南单于适之子、左贤王师子。这师子既然也属于初代三兄弟的血脉，那就意味着也有单于位的继承权——特别是他已经是左贤王，一般来说就是下任单于没跑了。实际上在宣和屯屠何两朝，师子因为“勇黠多知”，就深受两位单于的器重，多次出击北匈奴，连汉家天子都晓得了有这么个人；因此安国就犯了嘀咕，这师子会不会等不及，提前让我去长生天呢？
本来，即使南单于再怎么忌惮师子，此时师子在南匈奴中支持者众多，南单于也不敢怎么样；但是，现在却出现了变数——
正是那降胡二十余万！
于是，南单于便暗中串联降胡——别忘了，之前师子可是经常去揍北匈奴，这些降胡之前都或多或少受过他的劫掠，所以降胡们当然和南单于一拍即合。师子也察觉到了气氛不对，便迁居到和汉朝靠近的五原郡界上，龙庭大会也称病不去了。
一般来说，像南匈奴这种附属国发生内讧，朝廷大多是保持中立的；但这回不同——因为南单于煽动起了北匈奴的降人，这就犯了汉朝的忌讳。因此度辽将军皇甫稜就代表朝廷，站到了师子这边，南单于当然也越发不爽。
永元六年春正月，皇甫稜离任，执金吾朱徽代理其职。此时南单于和护匈奴中郎将杜崇也发生了龃龉，南单于上书告状——不过他和汉人玩这一套文的，显然不太适应，所谓官官相护，杜崇和西河太守打了招呼，这状子就被扣在了西河郡，压根就没到雒阳……
当然杜崇肯定也很恼火，正好南单于这段时间屁股也不干净，杜崇索性撺掇朱徽，两人一同上书，说这南单于亲附新降，又想杀素来对朝廷恭顺的师子，欲入侵边郡，请朝廷早做准备！
和帝刘肇接报，交付廷议，公卿们商量后，认为南匈奴的事也不能光听我们的边境守臣怎么说，应先派杜崇等到单于庭，召集南单于等匈奴贵人，搞清楚情况再说。于是和帝就把这决议发给杜崇了。
然而隔着几千里远，这诏书该怎么解释，还不是由着边将们来？杜崇就说了，你看这诏书上让咱们去单于庭质问南单于，好，那咱们就去呗！
当然了，咱们出使域外，不可能不带兵护卫吧？
只是这兵多了一点而已。
只是没有事先通知南单于而已。
只是夜里摸到了单于庭而已……
想想看，南单于正在睡大觉呢，突然手下来报，汉军大军将至，来意不明，而他本来心里就有鬼，他会怎么反应？
跑啊！
而这一跑，杜崇就又找到话头了。
你要是清白的，你跑干嘛？显然有问题！
于是杜崇理所当然地变质问为进讨。
因为诏书里还说了：“若不从命，令为权时方略”。
这南单于都跑路了，显然是“不从命”，那我当然就能“权时方略”啦！
南单于跑后，越想越气——一定是师子那家伙搞的鬼！于是南单于引兵攻打师子。然而师子在汉人出兵后，一直在关注局势，早就把族落全都迁进了曼柏城；南单于打不下城，屯于五原，杜崇、朱徽说你都跑我们边界上了，遂发兵诛讨。南单于这边的南匈奴贵人们不过就是想搞师子，可不敢真的和汉朝干上，于是众人一合计，便把南单于给砍了，拥立师子为南匈奴亭独尸逐侯鞮单于。
前面写的看起来，这安国就跟个老实孩子似的，被汉朝这边的“奸猾狡吏”们耍得团团转。但是，恰恰是因为他被搞死了，才给人这种感觉，可不要以为他真的是傻白甜——因为那二十万降胡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杜崇等边将，整天过着刀口舔血的生活，对任何风吹草动都异常敏感，如果这回不是先下手为强，被后世视为傻白甜的，可能就是他们了！
实际上，师子刚当上南单于，就有降胡五六百人夜袭师子，被击败。于是降胡惊动，十五部二十余万人皆反，还胁立屯屠何之子薁鞮日逐王逢侯为单于，杀掠吏民，准备逃归漠北。秋九月癸丑，朝廷以光禄勋邓鸿行车骑将军事，讨击逢侯。冬十一月，邓鸿与南单于之子、杜崇合兵，大破逢侯于大城塞；护乌桓校尉任尚率乌桓、鲜卑，再破逢侯于满夷谷。逢侯逃亡出塞，“汉军不能追而还”。
这场叛乱虽然平息，但还是留下了逢侯这个尾巴。
如果当初杜崇等没有当机立断，可就不止逢侯这个“尾巴”这么简单了。
当然，他们也没有把事情办好，结果搞出这么大阵仗出来。
邓鸿因为此役未竟全功，永元七年春正月，因“逗留失利”下狱死；而杜崇、朱徽，也因“私扣南单于上书、以致胡反”，皆下狱死。
边将不好当啊！
三百七十三、迷唐败亡
卷第四十八 汉纪四十 孝和皇帝永元四年（92）~元兴元年（105）
前面说过，在南匈奴发生异动的同时，西北的烧当羌豪迷唐又反了……迷唐是永元五年冬反的，新任护羌校尉贯友采用收买离间的方法，分化迷唐的盟友。活动了一年，终于收买得差不多了，永元六年冬，贯友攻入迷唐的老巢大、小榆谷，获首虏八百余人。但贯友兵少，此役无法彻底消灭迷唐。之所以兵少，主要因为进军大、小榆谷需要过黄河，行军不便。于是贯友夹逢留大河（这一段黄河的名称）筑城坞，造浮桥，这样运兵就方便了。迷唐侦知后也知道不妙，遂率部落远徙，跑到西边的赐支河曲一带。
如此一来，贯友要打迷唐，补给线就又拉长了，但迷唐也不敢再回大、小榆谷，两边就这么僵持住了。僵持了两年，永元八年冬，贯校尉逝于任上，接替的汉阳太守史充，估计又犯了那个“想证明自己比前任牛逼”的毛病，兴冲冲跑去打迷唐，然后就惨败，阵亡数百……史校尉自然立刻被撸掉，换代郡太守吴祉上场。
吴校尉上任后，吸取史充的教训，继续和迷唐僵持；但他显然没有贯友的能力强，估计只是一味闷守，而不是时不时地骚扰对方一番，结果让迷唐恢复了元气。永元九年秋闰八月，迷唐纠集了三万人马，入侵陇西郡，击破郡兵，攻杀大夏县长；人马过万，这可就是“大举入寇”了，这种场面朝廷不可能再仅仅让地方官应付——因为他们的动员权限不够——于是派行征西将军刘尚、越骑校尉赵世出征。刘尚、赵世率汉、羌、胡兵共三万人，一屯狄道，一屯枹罕，形成东西包夹身处大夏的迷唐军态势；同时刘尚还派司马寇盱率当地郡兵也围了上来。
迷唐见势不妙，把主力伪装成老弱病残，趁汉军忽视，跳出了包围圈。刘尚发现后立刻追击，于高山（地名）大破之，斩虏千余人。然而好好的一场围歼战变成了追击战，汉军损失亦不小，刘尚不敢再追杀下去，只好又退了。
因为这个原因，永元十年冬，刘尚、赵世被召回问罪，不过毕竟赢了一场，因此随即被赦免。他俩留下来的兵马由谒者王信、耿谭分领。耿谭学贯友，又施展银元攻势，招降了迷唐的不少盟友；迷唐之前也损失惨重，这回感觉回不过来气，索性也降了，还在当年十二月跑去觐见皇帝。
按说，此人都入朝见皇帝了，照汉朝以前对付异民族的经验来看，这就应该算是彻底服了——但事实再一次打了朝廷的脸。话说迷唐的部落还有两千人，打了这么久，都处于饥荒状态，于是赖在金城郡就食。他们既然投降，汉朝也不好说不管他们，那就得养着他们——当然，实际上就是由当地政府埋单。两千人的伙食费虽然也不算多，但本地人和羌人们打了这么长时间，早就打红眼了；本来边境挣得就少，结果现在反而要自己出钱养活他们，这谁能忍？朝廷也知道这是个不稳定因素，于是在永元十二年，让在雒阳骗吃骗喝两年的迷唐回去，赶紧把自己人带回故地。
所谓故地，当然是大、小榆谷。哪知，迷唐仅仅是表面臣服而已，现在因为有浮桥，汉军可以轻易出兵大、小榆谷，那我回去岂不就时刻处于威胁之下——那可不行！于是他便以粮食不够、部落饥饿为借口，不愿远行。吴祉等实在受不了这帮赖子了，索性出钱叫他们买粮食——这下你们总没有借口了吧！
吴祉们随后不断催促迷唐们上路，迷唐就暗中煽动，说汉人这么着急让我们走，就是要等我们出了塞，好把我们做掉（在郡里有汉人老百姓在，投鼠忌器，且迷唐们处于分散状态，也不好打）。迷唐的族人们顿时人心惶惶。
见把大家又煽动了起来，于是在这一年，迷唐又双叒反了……
当然迷唐刚把族人拢起来，也不敢就在金城郡里和汉人决战，而是趁汉人还没反应过来，抢了一把就跑了——顺便又裹挟了湟中的一堆胡人。
王信、耿谭、吴祉差事办砸，又被召回朝中问罪。
迷唐回到赐支河曲，休养一年后，在永元十三年再次犯塞。新任护羌校尉周鲔与金城太守侯霸率诸郡兵、属国羌、胡合三万人出塞至允川迎击。侯霸击破迷唐，其部族瓦解，降六千余人。迷唐这回才算彻底完了，远遁赐支河首，投靠当地的发羌。很久之后，迷唐病死，其子来降，其时其部族已仅仅数十户。
就此，烧当羌这个从章帝朝开始就和汉朝纠缠的羌人部族，历经二十年，对抗了七任护羌校尉，总算是消停了。永元十四年春，烧当羌曾经的盟友之一、安定郡降羌烧何种反乱，但被当地郡兵就给搞定了。此时，西海——即今青海湖——以及大、小榆谷，已无作乱的羌人，隃麋国相曹凤就上言，说烧当羌老闹事，就是因为他们在的这块地方，大、小榆谷水土肥美，西海有鱼盐之利，东边又有黄河阻隔，所以能坐大；如今他们衰了，咱们得趁机占了这块地。话说以前王莽在这里建制西海郡，虽说他搞这个的出发点很蠢，但时移世易，咱们如今完全可以废物利用，再把西海郡搞起来。
和帝刘肇以为然，遂以曹凤为金城西部都尉，屯于龙耆，并祭出汉人镇守边疆地区的大法宝——屯田。汉人在此地夹河屯田，开辟出三十四部。其实，如果能坚持个十几二十年，西海郡就能重建，这片地说不定就真的被消化了。
可惜，“其功垂立，会永初中诸羌叛，乃罢。”
这里说一下，“永初”，已经不是和帝的年号了……
卷第四十八 汉纪四十 孝和皇帝永元四年（92）~元兴元年（105）
前面说过，在南匈奴发生异动的同时，西北的烧当羌豪迷唐又反了……迷唐是永元五年冬反的，新任护羌校尉贯友采用收买离间的方法，分化迷唐的盟友。活动了一年，终于收买得差不多了，永元六年冬，贯友攻入迷唐的老巢大、小榆谷，获首虏八百余人。但贯友兵少，此役无法彻底消灭迷唐。之所以兵少，主要因为进军大、小榆谷需要过黄河，行军不便。于是贯友夹逢留大河（这一段黄河的名称）筑城坞，造浮桥，这样运兵就方便了。迷唐侦知后也知道不妙，遂率部落远徙，跑到西边的赐支河曲一带。
如此一来，贯友要打迷唐，补给线就又拉长了，但迷唐也不敢再回大、小榆谷，两边就这么僵持住了。僵持了两年，永元八年冬，贯校尉逝于任上，接替的汉阳太守史充，估计又犯了那个“想证明自己比前任牛逼”的毛病，兴冲冲跑去打迷唐，然后就惨败，阵亡数百……史校尉自然立刻被撸掉，换代郡太守吴祉上场。
吴校尉上任后，吸取史充的教训，继续和迷唐僵持；但他显然没有贯友的能力强，估计只是一味闷守，而不是时不时地骚扰对方一番，结果让迷唐恢复了元气。永元九年秋闰八月，迷唐纠集了三万人马，入侵陇西郡，击破郡兵，攻杀大夏县长；人马过万，这可就是“大举入寇”了，这种场面朝廷不可能再仅仅让地方官应付——因为他们的动员权限不够——于是派行征西将军刘尚、越骑校尉赵世出征。刘尚、赵世率汉、羌、胡兵共三万人，一屯狄道，一屯枹罕，形成东西包夹身处大夏的迷唐军态势；同时刘尚还派司马寇盱率当地郡兵也围了上来。
迷唐见势不妙，把主力伪装成老弱病残，趁汉军忽视，跳出了包围圈。刘尚发现后立刻追击，于高山（地名）大破之，斩虏千余人。然而好好的一场围歼战变成了追击战，汉军损失亦不小，刘尚不敢再追杀下去，只好又退了。
因为这个原因，永元十年冬，刘尚、赵世被召回问罪，不过毕竟赢了一场，因此随即被赦免。他俩留下来的兵马由谒者王信、耿谭分领。耿谭学贯友，又施展银元攻势，招降了迷唐的不少盟友；迷唐之前也损失惨重，这回感觉回不过来气，索性也降了，还在当年十二月跑去觐见皇帝。
按说，此人都入朝见皇帝了，照汉朝以前对付异民族的经验来看，这就应该算是彻底服了——但事实再一次打了朝廷的脸。话说迷唐的部落还有两千人，打了这么久，都处于饥荒状态，于是赖在金城郡就食。他们既然投降，汉朝也不好说不管他们，那就得养着他们——当然，实际上就是由当地政府埋单。两千人的伙食费虽然也不算多，但本地人和羌人们打了这么长时间，早就打红眼了；本来边境挣得就少，结果现在反而要自己出钱养活他们，这谁能忍？朝廷也知道这是个不稳定因素，于是在永元十二年，让在雒阳骗吃骗喝两年的迷唐回去，赶紧把自己人带回故地。
所谓故地，当然是大、小榆谷。哪知，迷唐仅仅是表面臣服而已，现在因为有浮桥，汉军可以轻易出兵大、小榆谷，那我回去岂不就时刻处于威胁之下——那可不行！于是他便以粮食不够、部落饥饿为借口，不愿远行。吴祉等实在受不了这帮赖子了，索性出钱叫他们买粮食——这下你们总没有借口了吧！
吴祉们随后不断催促迷唐们上路，迷唐就暗中煽动，说汉人这么着急让我们走，就是要等我们出了塞，好把我们做掉（在郡里有汉人老百姓在，投鼠忌器，且迷唐们处于分散状态，也不好打）。迷唐的族人们顿时人心惶惶。
见把大家又煽动了起来，于是在这一年，迷唐又双叒反了……
当然迷唐刚把族人拢起来，也不敢就在金城郡里和汉人决战，而是趁汉人还没反应过来，抢了一把就跑了——顺便又裹挟了湟中的一堆胡人。
王信、耿谭、吴祉差事办砸，又被召回朝中问罪。
迷唐回到赐支河曲，休养一年后，在永元十三年再次犯塞。新任护羌校尉周鲔与金城太守侯霸率诸郡兵、属国羌、胡合三万人出塞至允川迎击。侯霸击破迷唐，其部族瓦解，降六千余人。迷唐这回才算彻底完了，远遁赐支河首，投靠当地的发羌。很久之后，迷唐病死，其子来降，其时其部族已仅仅数十户。
就此，烧当羌这个从章帝朝开始就和汉朝纠缠的羌人部族，历经二十年，对抗了七任护羌校尉，总算是消停了。永元十四年春，烧当羌曾经的盟友之一、安定郡降羌烧何种反乱，但被当地郡兵就给搞定了。此时，西海——即今青海湖——以及大、小榆谷，已无作乱的羌人，隃麋国相曹凤就上言，说烧当羌老闹事，就是因为他们在的这块地方，大、小榆谷水土肥美，西海有鱼盐之利，东边又有黄河阻隔，所以能坐大；如今他们衰了，咱们得趁机占了这块地。话说以前王莽在这里建制西海郡，虽说他搞这个的出发点很蠢，但时移世易，咱们如今完全可以废物利用，再把西海郡搞起来。
和帝刘肇以为然，遂以曹凤为金城西部都尉，屯于龙耆，并祭出汉人镇守边疆地区的大法宝——屯田。汉人在此地夹河屯田，开辟出三十四部。其实，如果能坚持个十几二十年，西海郡就能重建，这片地说不定就真的被消化了。
可惜，“其功垂立，会永初中诸羌叛，乃罢。”
这里说一下，“永初”，已经不是和帝的年号了……
三百七十四、班超定远
虽然汉朝在河西陇右和羌人打得焦头烂额，有一种没完没了、疲于应付的感觉，但在西边更远的西域，情况反而没有这么焦灼。西域都护班超看似只有一个人，但搞得却风生水起。这一方面自然是班都护是个惯会空手套白狼的高手，另一方面，也是西域的大小势力太过分散，很难形成合力。
特别是在北匈奴覆灭后，西域的反汉势力顿失一大靠山，重新臣服只是时间问题。
永元三年班超为西域都护，此时西域只剩焉耆、危须、尉犁未降——因为他们曾攻杀故西域都护陈睦，手里有血债。汉人的脾性乃是有仇必报——倒不是说要把这三家亡国灭种，但至少这三家的不少贵族要付出代价，所以他们当然不敢降。
永元六年秋，班超征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七万余人，准备彻底解决这三个留下来的尾巴。兵到尉犁，焉耆王广遣其左将北鞬支来求和，当时班超军中有人建议，说此人乃是焉耆大将，又是匈奴人，不如趁机除之！班超却说不可，此人之权其实重于焉耆王，若现在就杀，焉耆必然提高警备——要杀也要先打到其城下再说！
广一面派人在尉犁谈判，一面派人封锁了入焉耆的一处天险。哪知班超早就找到另一条路，于当年七月突然兵临城下！广措不及防，只能闭城困守。班超也不攻城，扬言只要诸国王来会，则万事好商量。广、尉犁王泛、北鞬支等皆来，但焉耆人终究没有心服，其国相腹久等逃亡了；同时危须王也没有来。班超就以此为借口，将广等人逮了起来，于陈睦故城斩首示众。
二十年前，正是焉耆偷袭此地，杀死了陈睦！
此役，班超军斩首五千余级，获生口一万五千人，班超改立焉耆左侯元孟为焉耆王。随后班超镇守焉耆半年，“于是西域五十馀国悉纳质内属，至于海滨，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所谓“重译”，就是两边都找不到能听懂对方语言的人，只能通过中介接力翻译。
而所谓“海滨”里边的“海”，就是地中海啊！
永元七年，和帝刘肇下诏，褒扬班超“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蠲宿耻，以报将士之仇。”封班超为定远侯！
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
永元九年，班超派属下甘英出使大秦、条支。甘英直走到西海，远超前人所至。此地乃是安息西界，濒临大海，本来甘英还想渡海，但安息人跟他说，此海广大，运气不好要走两年，海上又容易得病死人，甘英就放弃了。
这显然是安息人在骗他——前面说过，西海就是地中海，地中海再难渡，又怎么可能要在上面漂两年呢？可惜甘英最终没去，不然，就能实现大汉帝国与罗马帝国，这两个当时东西方最大的帝国，历史性的会面了！
自投笔从戎以来，班超几乎以一人之力，将西域重新纳入大汉的怀中。此时西域已定，功名已立，班超也已老，想想自己在西域近三十年，其间从没回过中原，历经三朝皇帝，明帝刘庄仅仅远远望见过，而中间的那位章帝刘炟甚至到对方死了都没有见面，现任的和帝自然也没有见过，那么，现在是不是到了魂归故土的时候了？
然而，班超能力实在太强，朝廷找不到比他更好的西域都护人选，结果硬是不提他退休的事……没奈何，永元十二年，班超只好自己上书，恳求朝廷批准他退休，让自己有生之年能再看一眼家乡。
但是，朝廷还是又拖了他三年。永元十四年，他妹妹班昭亦上书为哥哥向朝廷恳求，说道：“蛮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见代，恐开奸宄之源，生逆乱之心。而卿大夫咸怀一切，莫肯远虑，如有卒暴，超之气力不能从心（成语“力不从心”的来源），便为上损国家累世之功，下弃忠臣竭力之用，诚可痛也！故超万里归诚，自陈苦急，延颈逾望，三年于今，未蒙省录。妾窃闻古者十五受兵，六十还之，亦有休息，不任职也。故妾敢触死为超求哀，匄超余年，一得生还，复见阙庭，使国家无劳远之虑，西域无仓卒之忧，超得长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
和帝有感于这对兄妹的上书，终于批准了班超的退休申请。
三十岁时投笔从戎，四十岁时才终于等到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以三十六勇士起家，横行西域三十一年；直到永元十四年秋八月，班超才终于回到雒阳。在迎接他的家人中，大哥班固早就不在人世，唯有班昭他依稀还能认得；而记忆里那个清秀可爱的小妹，此时也是子孙环绕、头发花白的老妇人了。
终于完成了最后的心愿，一个月后，班超即病逝于家中，享年七十一岁。
班超被征还后，朝廷以戊己校尉任尚为西域都护。任尚在班超临走前来向老领导取取经，班超就告诉他，咱们手下的汉人都是些以功补罪之亡命徒，而蛮夷又都心怀贰心，所以你行事不应太苛急，“水清无大鱼”。只要大事上不糊涂，其它琐碎小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行了。任尚当时唯唯，回去后就对手下说：“我以班君当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
然而，班超回去没几年，任尚就搞得西域反乱，自己被朝廷问罪征还。究其原因，还正是班超说的，任尚管得太细导致的！
姜还是老的辣啊！
虽然汉朝在河西陇右和羌人打得焦头烂额，有一种没完没了、疲于应付的感觉，但在西边更远的西域，情况反而没有这么焦灼。西域都护班超看似只有一个人，但搞得却风生水起。这一方面自然是班都护是个惯会空手套白狼的高手，另一方面，也是西域的大小势力太过分散，很难形成合力。
特别是在北匈奴覆灭后，西域的反汉势力顿失一大靠山，重新臣服只是时间问题。
永元三年班超为西域都护，此时西域只剩焉耆、危须、尉犁未降——因为他们曾攻杀故西域都护陈睦，手里有血债。汉人的脾性乃是有仇必报——倒不是说要把这三家亡国灭种，但至少这三家的不少贵族要付出代价，所以他们当然不敢降。
永元六年秋，班超征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七万余人，准备彻底解决这三个留下来的尾巴。兵到尉犁，焉耆王广遣其左将北鞬支来求和，当时班超军中有人建议，说此人乃是焉耆大将，又是匈奴人，不如趁机除之！班超却说不可，此人之权其实重于焉耆王，若现在就杀，焉耆必然提高警备——要杀也要先打到其城下再说！
广一面派人在尉犁谈判，一面派人封锁了入焉耆的一处天险。哪知班超早就找到另一条路，于当年七月突然兵临城下！广措不及防，只能闭城困守。班超也不攻城，扬言只要诸国王来会，则万事好商量。广、尉犁王泛、北鞬支等皆来，但焉耆人终究没有心服，其国相腹久等逃亡了；同时危须王也没有来。班超就以此为借口，将广等人逮了起来，于陈睦故城斩首示众。
二十年前，正是焉耆偷袭此地，杀死了陈睦！
此役，班超军斩首五千余级，获生口一万五千人，班超改立焉耆左侯元孟为焉耆王。随后班超镇守焉耆半年，“于是西域五十馀国悉纳质内属，至于海滨，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所谓“重译”，就是两边都找不到能听懂对方语言的人，只能通过中介接力翻译。
而所谓“海滨”里边的“海”，就是地中海啊！
永元七年，和帝刘肇下诏，褒扬班超“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蠲宿耻，以报将士之仇。”封班超为定远侯！
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
永元九年，班超派属下甘英出使大秦、条支。甘英直走到西海，远超前人所至。此地乃是安息西界，濒临大海，本来甘英还想渡海，但安息人跟他说，此海广大，运气不好要走两年，海上又容易得病死人，甘英就放弃了。
这显然是安息人在骗他——前面说过，西海就是地中海，地中海再难渡，又怎么可能要在上面漂两年呢？可惜甘英最终没去，不然，就能实现大汉帝国与罗马帝国，这两个当时东西方最大的帝国，历史性的会面了！
自投笔从戎以来，班超几乎以一人之力，将西域重新纳入大汉的怀中。此时西域已定，功名已立，班超也已老，想想自己在西域近三十年，其间从没回过中原，历经三朝皇帝，明帝刘庄仅仅远远望见过，而中间的那位章帝刘炟甚至到对方死了都没有见面，现任的和帝自然也没有见过，那么，现在是不是到了魂归故土的时候了？
然而，班超能力实在太强，朝廷找不到比他更好的西域都护人选，结果硬是不提他退休的事……没奈何，永元十二年，班超只好自己上书，恳求朝廷批准他退休，让自己有生之年能再看一眼家乡。
但是，朝廷还是又拖了他三年。永元十四年，他妹妹班昭亦上书为哥哥向朝廷恳求，说道：“蛮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见代，恐开奸宄之源，生逆乱之心。而卿大夫咸怀一切，莫肯远虑，如有卒暴，超之气力不能从心（成语“力不从心”的来源），便为上损国家累世之功，下弃忠臣竭力之用，诚可痛也！故超万里归诚，自陈苦急，延颈逾望，三年于今，未蒙省录。妾窃闻古者十五受兵，六十还之，亦有休息，不任职也。故妾敢触死为超求哀，匄超余年，一得生还，复见阙庭，使国家无劳远之虑，西域无仓卒之忧，超得长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
和帝有感于这对兄妹的上书，终于批准了班超的退休申请。
三十岁时投笔从戎，四十岁时才终于等到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以三十六勇士起家，横行西域三十一年；直到永元十四年秋八月，班超才终于回到雒阳。在迎接他的家人中，大哥班固早就不在人世，唯有班昭他依稀还能认得；而记忆里那个清秀可爱的小妹，此时也是子孙环绕、头发花白的老妇人了。
终于完成了最后的心愿，一个月后，班超即病逝于家中，享年七十一岁。
班超被征还后，朝廷以戊己校尉任尚为西域都护。任尚在班超临走前来向老领导取取经，班超就告诉他，咱们手下的汉人都是些以功补罪之亡命徒，而蛮夷又都心怀贰心，所以你行事不应太苛急，“水清无大鱼”。只要大事上不糊涂，其它琐碎小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行了。任尚当时唯唯，回去后就对手下说：“我以班君当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
然而，班超回去没几年，任尚就搞得西域反乱，自己被朝廷问罪征还。究其原因，还正是班超说的，任尚管得太细导致的！
姜还是老的辣啊！
三百七十五、太后邓绥
和帝刘肇在任期内，彻底消灭了北匈奴这个百年强敌，重设西域都护府，击败西羌（虽然赢得很艰难，但还是赢了）——有没有发现，到目前为止，东汉的武功，在此人的手上达到了巅峰状态！
不光如此，在此期间，东汉王朝在文治上也是可圈可点。
比如造纸术，就是在这一时期得到改进的（最大功臣当然是著名宦官蔡伦）。
《汉书》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民间继续延续了他爹章帝刘炟时期的平静，一点异动都没有！
这里看起来他似乎和他父亲在国家治理上没什么差别，然而问题是，从和帝即位开始，老天开始不安生了。
几乎年年都有大范围的天灾。
要么地震、要么洪水、要么干旱……
或者干脆一起上。
在这种老天不给面子的前提下，和帝还能维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经济民生甚至还往上涨了不少，这就显出水平出来了吧？
实际上当时就有人提出了“永元之隆”这个概念，认为和帝时期乃是不亚于西汉“文景之治”的盛世！
不愧是才十四岁看了几页参考资料就能灭了大权臣一家的牛人啊！
然而，永元之隆在后世的名气，别说文景之治了，连他爷爷和爸爸开创的同样没啥存在感的“明章之治”，都比他的名气要大。
明明和帝这么牛，可为什么却在历史上毫无存在感呢？
这里先说结果吧——永元之隆，就是东汉的巅峰了。
同时，也是东汉最后一个盛世。
而此时离大家耳熟能详的“黄天当立”，还有近百年的时光。
当然，和帝本人并没有像唐玄宗那样虎头蛇尾，在执政晚期因为昏庸而拉胯。
他最大的问题，和他爹一样——
死得太早了！
这就要先说下此时的外戚情况。首先窦家肯定是被他搞掉了，只剩下靠边站的窦太后。而窦太后显然很郁闷，所以在永元九年秋闰八月辛巳就病死了，很可能还不到四十岁——不过这应该不是和帝搞的猫腻，因为在这个时点，和帝还以为窦太后是自己亲妈。直到窦太后死了，梁家才有人敢说出小梁贵人才是和帝生母的事实。后来也有不少人揣摩上意，提议应该贬低窦太后的尊号（即谥号里不能用她丈夫的“章”），且不和章帝合葬；但和帝手诏说，窦太后怎么说都抚养了我十年，此事勿复再议！
这某种程度上也表示对窦家的追究到此为止，只要他们从此夹起尾巴做人，也就没啥事了。
当然，窦家倒了，和帝真正的母家外戚——梁家，自然就又起来了，“梁氏自此盛矣”。
不过他家之前被窦家搞得挺狼狈，先得恢复恢复，他们家的高光时刻还得再等个几十年。
然后是和帝的皇后这门子外戚。本来在永元八年春二月，以阴贵人为皇后——从这姓氏上也能看出来，老外戚了。
但是，阴皇后很快就遇到了问题——她不太能接受丈夫还有一大堆妃子存在，因而渐渐也受到了丈夫的冷落。所以，郁闷的阴皇后就玩起了汉代人的传统艺能——搞巫蛊。结果永元十四年夏，阴皇后巫蛊事发，于六月辛卯被废，当天便“以忧死”。
然后在当年冬十月辛卯，贵人邓绥被立为皇后。
这位邓贵人、邓皇后，又是什么来头呢？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位也算老熟人了。还记得云台二十八将之首、高密侯邓禹吗？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吾将百万之众，未尝妄杀一人，后世必有兴者。”而他的儿子，前面也屡次出现——正是故护羌校尉邓训！
而邓绥，正是邓训的女儿。
话说邓绥未出阁时，据记载，就是个孝顺友爱之人，且热衷读书，以致家人戏称其为“诸生”。邓绥后来被选为贵人后，更是“恭肃小心，动有法度”，“虽宫人隶役，皆加恩借”，很快得到和帝的赏识。特别是她对阴皇后尤其尊重，每有宴会，只要发现和阴皇后撞衫，她就立刻换衣服；和帝问话，阴皇后回话前，她也绝不先于阴皇后回话；阴皇后举动多有失仪之处，别人都暗自嘲笑，就邓绥会为阴皇后遮掩。
但阴皇后并不领这个情。后来阴皇后不是失宠了吗？此时和帝得了一场急病，一度病危，阴皇后就“密言”：“我得意，不令邓氏复有遗类！”结果这“密言”被邓绥听说了，她非常委屈，就想服药自尽，一了百了；然后宫人赵玉一把把毒药抢了下来，还哄她说“没事了，皇帝的病已经好了！”结果第二天，和帝还真好了。
这一桩桩一件件，在和帝的眼里，阴皇后的分自然越来越低，邓绥的分越来越高；后来阴皇后搞巫蛊，八成不是针对她老公，而是针对邓绥。不过阴皇后被废时，邓绥还多次为她求情；未果后，得知自己被选为新皇后，仍多次推辞，最后“不得已”即位。即位后也要求停掉地方上每年给皇后的进贡，只进一些笔墨；和帝想按惯例提拔岳家人，也被她给拒了。
然后，仅仅三年后，元兴元年冬十二月辛未，和帝就死了！
在位十八年，看起来似乎也不算短了。
但他可是九岁就登基了，此时年仅二十七岁！
比他爹还年轻！
所以他在历史中才这么毫无存在感，如果能再干个十年二十年，以他之前表现出来的水准，搞不好能直追秦皇汉武了。可惜啊！
话说，和帝忍了五年，才一举掀翻了太后的垂帘听政局面，结果区区十三年后，又变成太后垂帘听政了！
而且，此时上位的皇帝，肯定比他当年还小，就算有他当年的能耐，将来想复制他的手段，将要面对的也是比之前的窦太后听政时间更长、从而掌握朝政更纯熟的太后！
况且从前面的事迹，各位也该看出来了，邓绥这个自幼熟读经史的“诸生”，远非只会玩宫斗的窦太后可比。之前窦太后已经是皇后了，还要用阴谋诡计才除掉两个贵人，且还留下清河王刘庆这个隐患（想想是谁把政变参考书带给和帝的！）而邓绥并不是皇后，和窦太后相比，完全反其道而行之，结果呢？毫无后患地成为皇后、太后的，是谁？
从邓绥对皇位继承人的选择，就可以看出她的城府。话说和帝之前养在宫里的儿子，养一个死一个，前后死了十好几个；和帝也摸不清是宫里风水不好，还是宫里有猫腻，再生下儿子，索性秘密养在民间，具体情况他只告诉了皇后。
于是在这时，邓绥将此事在朝中宣示，并说目前活着的皇子只有两个——一个刘胜，虽然年纪大些，但“有痼疾”，不合适；另一个刘隆，身体还算健康，那就是他了！
于是在和帝驾崩当天，刘隆即被立为皇太子，当夜即登基，是为汉孝殇皇帝。
话说，殇帝目前确实身体健康没错。
但是，他仅仅才出生一百天！
一个婴儿的所谓“身体健康”，而且还是在两千年前的时代，这怎么能做得了准！说不定第二天就死了……
那样的话，邓绥可就又进了一步，成了太皇太后了！
所以说，还是要多读书啊！
卷第四十八 汉纪四十 大事记
孝和皇帝永元四年（92）
春，三月，癸丑，司徒袁安薨。
闰三月，丁丑，以太常丁鸿为司徒。
夏，四月，丙辰，大将军窦宪还至雒阳。
六月，丙辰，郡国十三地震。
旱灾，蝗灾。
和帝刘肇联合清河王刘庆、钩盾令郑众，发动政变，推翻窦家，窦宪免官，封冠军侯，随后被迫自杀。
班固受窦宪牵连，下狱死；其《汉书》未完，和帝命其妹班昭续完。
郑众迁大长秋，宦官用权自此始。
秋，七月，己丑，太尉宋由以窦氏之党免官，自杀。
八月，辛亥，司空任隗薨。
癸丑，以大司农尹睦为太尉。太傅邓彪以老病辞录尚书事，以尹睦代之。
冬，十月，己亥，以宗正刘方为司空。
护羌校尉邓训卒。蜀郡太守聂尚代之，烧当羌豪迷唐复乱。
永元五年（93）
春，正月，乙亥，赦天下。
戊子，千乘贞王刘伉薨。
辛卯，封皇弟刘万岁为广宗王。
甲寅，邓彪薨。
戊午，陇西地震。
夏，四月，壬子，封阜陵殇王之兄刘鲂为阜陵王。
秋，九月，辛酉，广宗殇王刘万岁薨，无子，国除。
北匈奴覆灭后，鲜卑占据其地，就此渐盛。
冬，十月，辛未，尹睦薨。
十一月，乙丑，以太仆张酺为太尉。
护羌校尉贯友击破迷唐，迷唐远遁。
南匈奴单于屯屠何死，南单于宣之弟安国继位。安国与左贤王师子有隙。
永元六年（94）
春，正月，南单于攻师子，不克；汉军追讨南单于，其贵人畏惧，共杀南单于，拥立师子为南匈奴亭独尸逐侯鞮单于。
己卯，丁鸿薨。
二月，丁未，以刘方为司徒，太常张奋为司空。
夏，五月，城阳怀王刘淑薨，无子，国除。
秋，七月，京师旱灾。
西域都护班超克焉耆，西域五十余国皆内属。
南匈奴地之降胡反，胁立薁鞮日逐王逢侯为单于。冬，十一月，光禄勋行车骑将军事邓鸿等破之，逢侯逃亡出塞，汉军不能追。
永元七年（95）
春，正月，邓鸿因逗留失利，下狱死。
秋，七月，乙巳，易阳地裂。
九月，癸卯，京师地震。
永元八年（96）
春，二月，立阴贵人为皇后。
夏，四月，癸亥，乐成靖王刘党薨。其子乐成哀王刘崇继位，寻亦薨，无子，国除。
五月，河内、陈留蝗灾。
秋，九月，京师蝗灾。
冬，十月，乙丑，北海王刘威以非北海敬王之子，又犯诽谤罪，自杀。
十二月，辛亥，陈敬王刘羡薨。
贯友卒，以汉阳太守史充为护羌校尉。迷唐击败史充，以代郡太守吴祉代史充。
永元九年（97）
春，三月，庚辰，陇西地震。
癸巳，济南安王刘康薨。
夏，四月，丁卯，封刘党之子刘巡为乐成王。
五月，封阴皇后之父屯骑校尉阴纲为吴防侯，特进。
六月，旱灾，蝗灾。
秋，闰八月，辛巳，窦太后崩。
迷唐寇陇西，行征西将军刘尚等破之，但汉军死伤亦多。
九月，庚申，刘方免官，自杀。
甲子，追尊梁贵人为皇太后。
十一月，癸卯，以光禄勋吕盖为司徒。
十二月，丙寅，张奋罢官。壬申，以太仆韩稜为司空。
定远侯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条支，穷西海。
永元十年（98）
夏，五月，京师大水。
秋，七月，己巳，韩稜薨。八月，丙子，以太常巢堪为司空。
冬，十月，五州大雨。
十二月，迷唐等投降，赴朝觐见。
戊寅，梁节王刘畅薨。
南单于师子死，南单于长之子檀继位，为南匈奴万氏尸逐鞮单于。
永元十一年（99）
夏，四月，丙寅，赦天下。
永元十二年（100）
夏，四月，戊辰，秭归山崩。
秋，九月，戊午，张酺免官。丙寅，以大司农张禹为太尉。
迷唐复叛。
永元十三年（101）
护羌校尉周鲔等击破迷唐，迷唐远遁，久之病死，其子来降。
荆州大雨。
冬，十一月，戊辰，吕盖以老病致仕。
永元十四年（102）
春，缮修故西海郡，增广屯田。
三月，戊辰，赦天下。
夏，六月，辛卯，阴皇后因行巫蛊被废，以忧死。
秋，七月，壬子，常山殇王刘侧薨，无子，立其兄刘防之子刘侯章为常山王。
三州大水。
八月，班超回到雒阳；九月，卒。
冬，十月，辛卯，立贵人邓绥为皇后。
丁酉，巢堪罢官。
十一月，癸卯，以大司农徐防为司空。
永元十五年（103）
秋，九月，四州大雨。
永元十六年（104）
秋，七月，旱灾。
辛酉，司徒鲁恭免官。
庚午，以光禄勋张酺为司徒；八月，己酉，张酺薨。
冬，十月，辛卯，以徐防为司徒，大鸿胪陈宠为司空。
永元十七年（105）
夏，四月，庚午，赦天下，改元元兴。
元兴元年（105）
冬，十二月，辛未，和帝驾崩。邓绥迎立其子刘隆为皇太子，当夜即皇帝位，是为汉孝殇皇帝。尊邓绥为皇太后，临朝称制。
和帝刘肇在任期内，彻底消灭了北匈奴这个百年强敌，重设西域都护府，击败西羌（虽然赢得很艰难，但还是赢了）——有没有发现，到目前为止，东汉的武功，在此人的手上达到了巅峰状态！
不光如此，在此期间，东汉王朝在文治上也是可圈可点。
比如造纸术，就是在这一时期得到改进的（最大功臣当然是著名宦官蔡伦）。
《汉书》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民间继续延续了他爹章帝刘炟时期的平静，一点异动都没有！
这里看起来他似乎和他父亲在国家治理上没什么差别，然而问题是，从和帝即位开始，老天开始不安生了。
几乎年年都有大范围的天灾。
要么地震、要么洪水、要么干旱……
或者干脆一起上。
在这种老天不给面子的前提下，和帝还能维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经济民生甚至还往上涨了不少，这就显出水平出来了吧？
实际上当时就有人提出了“永元之隆”这个概念，认为和帝时期乃是不亚于西汉“文景之治”的盛世！
不愧是才十四岁看了几页参考资料就能灭了大权臣一家的牛人啊！
然而，永元之隆在后世的名气，别说文景之治了，连他爷爷和爸爸开创的同样没啥存在感的“明章之治”，都比他的名气要大。
明明和帝这么牛，可为什么却在历史上毫无存在感呢？
这里先说结果吧——永元之隆，就是东汉的巅峰了。
同时，也是东汉最后一个盛世。
而此时离大家耳熟能详的“黄天当立”，还有近百年的时光。
当然，和帝本人并没有像唐玄宗那样虎头蛇尾，在执政晚期因为昏庸而拉胯。
他最大的问题，和他爹一样——
死得太早了！
这就要先说下此时的外戚情况。首先窦家肯定是被他搞掉了，只剩下靠边站的窦太后。而窦太后显然很郁闷，所以在永元九年秋闰八月辛巳就病死了，很可能还不到四十岁——不过这应该不是和帝搞的猫腻，因为在这个时点，和帝还以为窦太后是自己亲妈。直到窦太后死了，梁家才有人敢说出小梁贵人才是和帝生母的事实。后来也有不少人揣摩上意，提议应该贬低窦太后的尊号（即谥号里不能用她丈夫的“章”），且不和章帝合葬；但和帝手诏说，窦太后怎么说都抚养了我十年，此事勿复再议！
这某种程度上也表示对窦家的追究到此为止，只要他们从此夹起尾巴做人，也就没啥事了。
当然，窦家倒了，和帝真正的母家外戚——梁家，自然就又起来了，“梁氏自此盛矣”。
不过他家之前被窦家搞得挺狼狈，先得恢复恢复，他们家的高光时刻还得再等个几十年。
然后是和帝的皇后这门子外戚。本来在永元八年春二月，以阴贵人为皇后——从这姓氏上也能看出来，老外戚了。
但是，阴皇后很快就遇到了问题——她不太能接受丈夫还有一大堆妃子存在，因而渐渐也受到了丈夫的冷落。所以，郁闷的阴皇后就玩起了汉代人的传统艺能——搞巫蛊。结果永元十四年夏，阴皇后巫蛊事发，于六月辛卯被废，当天便“以忧死”。
然后在当年冬十月辛卯，贵人邓绥被立为皇后。
这位邓贵人、邓皇后，又是什么来头呢？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位也算老熟人了。还记得云台二十八将之首、高密侯邓禹吗？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吾将百万之众，未尝妄杀一人，后世必有兴者。”而他的儿子，前面也屡次出现——正是故护羌校尉邓训！
而邓绥，正是邓训的女儿。
话说邓绥未出阁时，据记载，就是个孝顺友爱之人，且热衷读书，以致家人戏称其为“诸生”。邓绥后来被选为贵人后，更是“恭肃小心，动有法度”，“虽宫人隶役，皆加恩借”，很快得到和帝的赏识。特别是她对阴皇后尤其尊重，每有宴会，只要发现和阴皇后撞衫，她就立刻换衣服；和帝问话，阴皇后回话前，她也绝不先于阴皇后回话；阴皇后举动多有失仪之处，别人都暗自嘲笑，就邓绥会为阴皇后遮掩。
但阴皇后并不领这个情。后来阴皇后不是失宠了吗？此时和帝得了一场急病，一度病危，阴皇后就“密言”：“我得意，不令邓氏复有遗类！”结果这“密言”被邓绥听说了，她非常委屈，就想服药自尽，一了百了；然后宫人赵玉一把把毒药抢了下来，还哄她说“没事了，皇帝的病已经好了！”结果第二天，和帝还真好了。
这一桩桩一件件，在和帝的眼里，阴皇后的分自然越来越低，邓绥的分越来越高；后来阴皇后搞巫蛊，八成不是针对她老公，而是针对邓绥。不过阴皇后被废时，邓绥还多次为她求情；未果后，得知自己被选为新皇后，仍多次推辞，最后“不得已”即位。即位后也要求停掉地方上每年给皇后的进贡，只进一些笔墨；和帝想按惯例提拔岳家人，也被她给拒了。
然后，仅仅三年后，元兴元年冬十二月辛未，和帝就死了！
在位十八年，看起来似乎也不算短了。
但他可是九岁就登基了，此时年仅二十七岁！
比他爹还年轻！
所以他在历史中才这么毫无存在感，如果能再干个十年二十年，以他之前表现出来的水准，搞不好能直追秦皇汉武了。可惜啊！
话说，和帝忍了五年，才一举掀翻了太后的垂帘听政局面，结果区区十三年后，又变成太后垂帘听政了！
而且，此时上位的皇帝，肯定比他当年还小，就算有他当年的能耐，将来想复制他的手段，将要面对的也是比之前的窦太后听政时间更长、从而掌握朝政更纯熟的太后！
况且从前面的事迹，各位也该看出来了，邓绥这个自幼熟读经史的“诸生”，远非只会玩宫斗的窦太后可比。之前窦太后已经是皇后了，还要用阴谋诡计才除掉两个贵人，且还留下清河王刘庆这个隐患（想想是谁把政变参考书带给和帝的！）而邓绥并不是皇后，和窦太后相比，完全反其道而行之，结果呢？毫无后患地成为皇后、太后的，是谁？
从邓绥对皇位继承人的选择，就可以看出她的城府。话说和帝之前养在宫里的儿子，养一个死一个，前后死了十好几个；和帝也摸不清是宫里风水不好，还是宫里有猫腻，再生下儿子，索性秘密养在民间，具体情况他只告诉了皇后。
于是在这时，邓绥将此事在朝中宣示，并说目前活着的皇子只有两个——一个刘胜，虽然年纪大些，但“有痼疾”，不合适；另一个刘隆，身体还算健康，那就是他了！
于是在和帝驾崩当天，刘隆即被立为皇太子，当夜即登基，是为汉孝殇皇帝。
话说，殇帝目前确实身体健康没错。
但是，他仅仅才出生一百天！
一个婴儿的所谓“身体健康”，而且还是在两千年前的时代，这怎么能做得了准！说不定第二天就死了……
那样的话，邓绥可就又进了一步，成了太皇太后了！
所以说，还是要多读书啊！
卷第四十八 汉纪四十 大事记
孝和皇帝永元四年（92）
春，三月，癸丑，司徒袁安薨。
闰三月，丁丑，以太常丁鸿为司徒。
夏，四月，丙辰，大将军窦宪还至雒阳。
六月，丙辰，郡国十三地震。
旱灾，蝗灾。
和帝刘肇联合清河王刘庆、钩盾令郑众，发动政变，推翻窦家，窦宪免官，封冠军侯，随后被迫自杀。
班固受窦宪牵连，下狱死；其《汉书》未完，和帝命其妹班昭续完。
郑众迁大长秋，宦官用权自此始。
秋，七月，己丑，太尉宋由以窦氏之党免官，自杀。
八月，辛亥，司空任隗薨。
癸丑，以大司农尹睦为太尉。太傅邓彪以老病辞录尚书事，以尹睦代之。
冬，十月，己亥，以宗正刘方为司空。
护羌校尉邓训卒。蜀郡太守聂尚代之，烧当羌豪迷唐复乱。
永元五年（93）
春，正月，乙亥，赦天下。
戊子，千乘贞王刘伉薨。
辛卯，封皇弟刘万岁为广宗王。
甲寅，邓彪薨。
戊午，陇西地震。
夏，四月，壬子，封阜陵殇王之兄刘鲂为阜陵王。
秋，九月，辛酉，广宗殇王刘万岁薨，无子，国除。
北匈奴覆灭后，鲜卑占据其地，就此渐盛。
冬，十月，辛未，尹睦薨。
十一月，乙丑，以太仆张酺为太尉。
护羌校尉贯友击破迷唐，迷唐远遁。
南匈奴单于屯屠何死，南单于宣之弟安国继位。安国与左贤王师子有隙。
永元六年（94）
春，正月，南单于攻师子，不克；汉军追讨南单于，其贵人畏惧，共杀南单于，拥立师子为南匈奴亭独尸逐侯鞮单于。
己卯，丁鸿薨。
二月，丁未，以刘方为司徒，太常张奋为司空。
夏，五月，城阳怀王刘淑薨，无子，国除。
秋，七月，京师旱灾。
西域都护班超克焉耆，西域五十余国皆内属。
南匈奴地之降胡反，胁立薁鞮日逐王逢侯为单于。冬，十一月，光禄勋行车骑将军事邓鸿等破之，逢侯逃亡出塞，汉军不能追。
永元七年（95）
春，正月，邓鸿因逗留失利，下狱死。
秋，七月，乙巳，易阳地裂。
九月，癸卯，京师地震。
永元八年（96）
春，二月，立阴贵人为皇后。
夏，四月，癸亥，乐成靖王刘党薨。其子乐成哀王刘崇继位，寻亦薨，无子，国除。
五月，河内、陈留蝗灾。
秋，九月，京师蝗灾。
冬，十月，乙丑，北海王刘威以非北海敬王之子，又犯诽谤罪，自杀。
十二月，辛亥，陈敬王刘羡薨。
贯友卒，以汉阳太守史充为护羌校尉。迷唐击败史充，以代郡太守吴祉代史充。
永元九年（97）
春，三月，庚辰，陇西地震。
癸巳，济南安王刘康薨。
夏，四月，丁卯，封刘党之子刘巡为乐成王。
五月，封阴皇后之父屯骑校尉阴纲为吴防侯，特进。
六月，旱灾，蝗灾。
秋，闰八月，辛巳，窦太后崩。
迷唐寇陇西，行征西将军刘尚等破之，但汉军死伤亦多。
九月，庚申，刘方免官，自杀。
甲子，追尊梁贵人为皇太后。
十一月，癸卯，以光禄勋吕盖为司徒。
十二月，丙寅，张奋罢官。壬申，以太仆韩稜为司空。
定远侯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条支，穷西海。
永元十年（98）
夏，五月，京师大水。
秋，七月，己巳，韩稜薨。八月，丙子，以太常巢堪为司空。
冬，十月，五州大雨。
十二月，迷唐等投降，赴朝觐见。
戊寅，梁节王刘畅薨。
南单于师子死，南单于长之子檀继位，为南匈奴万氏尸逐鞮单于。
永元十一年（99）
夏，四月，丙寅，赦天下。
永元十二年（100）
夏，四月，戊辰，秭归山崩。
秋，九月，戊午，张酺免官。丙寅，以大司农张禹为太尉。
迷唐复叛。
永元十三年（101）
护羌校尉周鲔等击破迷唐，迷唐远遁，久之病死，其子来降。
荆州大雨。
冬，十一月，戊辰，吕盖以老病致仕。
永元十四年（102）
春，缮修故西海郡，增广屯田。
三月，戊辰，赦天下。
夏，六月，辛卯，阴皇后因行巫蛊被废，以忧死。
秋，七月，壬子，常山殇王刘侧薨，无子，立其兄刘防之子刘侯章为常山王。
三州大水。
八月，班超回到雒阳；九月，卒。
冬，十月，辛卯，立贵人邓绥为皇后。
丁酉，巢堪罢官。
十一月，癸卯，以大司农徐防为司空。
永元十五年（103）
秋，九月，四州大雨。
永元十六年（104）
秋，七月，旱灾。
辛酉，司徒鲁恭免官。
庚午，以光禄勋张酺为司徒；八月，己酉，张酺薨。
冬，十月，辛卯，以徐防为司徒，大鸿胪陈宠为司空。
永元十七年（105）
夏，四月，庚午，赦天下，改元元兴。
元兴元年（105）
冬，十二月，辛未，和帝驾崩。邓绥迎立其子刘隆为皇太子，当夜即皇帝位，是为汉孝殇皇帝。尊邓绥为皇太后，临朝称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