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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宫皇太后和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名位相继确定，而两宫皇太后的徽号则是一个多月后才确定。大学士桂良、贾桢、周祖培等人拟定两宫皇太后徽号:皇后钮祜禄氏尊号为“慈安皇太后”，懿贵妃尊号为“慈禧皇太后”。由于她们两人无论是在北京的清宫内还是避暑山庄内，均分别居住于东路、西路宫殿，故人们又习惯分别称其为东太后和西太后。清宫内的太监或宫女则更为简单地分别称其为“东边儿”的和“西边儿”的。
在咸丰帝生前，肃顺等人与慈禧之间虽有矛盾，但中间毕竟还隔着咸丰帝一层，一般不会直接公开地发生重大冲突。咸丰帝死后，肃顺等人直接出面“赞襄政务”，双方矛盾也就不可避免地突显出来。
慈禧与慈安太后首先发难。两宫太后主动将肃顺、杜翰、焦祐瀛等人召至宫内，与他们商讨皇帝诏书、谕旨如何起草与发布，文武大臣们的奏折报告等如何处理批复，大小官员任免、提升、降贬、奖励、惩处的程序与办法等。
起初肃顺、杜翰、焦祐瀛等没有将两宫太后放在眼中，主张凡是颁布谕旨诏书等，皆由赞襄政务八大臣全权拟定后上呈，两宫太后只管钤盖印章即可，至于谕旨的内容是否得当，两宫太后不必过问，更不得更改；朝廷各部院衙门及京内外大臣所上的奏折等也不必呈给两宫太后阅看。这意味着清廷的最高权力全部掌握在肃顺等八大臣之手，两宫太后只不过是循例钤印的工具，没有一点实权。
两宫太后明白，对于清廷最高权力的问题她们不能有丝毫软弱退缩。慈禧太后表示：大行皇帝遗诏是派肃顺、载垣等八人“赞襄一切政务”，“赞襄”是从旁参赞襄助皇帝处理政务，而不是像顺治朝多尔衮受封“摄政王”一样直接代表皇帝摄理政务。前者是听命于皇帝，而后者才是可以代皇帝行使皇权。如今嗣皇帝虽在稚龄，但大行皇帝赐予两宫太后御印“御赏”和“同道堂”，二印可代嗣皇帝行使皇权。如今八大臣提出这样的意见，非但有违祖制，更置大行皇帝遗命于不顾，藐视皇权，莫此为甚。
两方坚持不下，争执了足足四天。八大臣看已形成僵局，不好收场，只得退让，同意了皇太后的要求，最后商定的具体办法是：文武大臣的奏折疏章皆由八大臣首先进呈两宫太后阅览；谕旨必须由两宫太后认可钤印后，方可颁发；任命中央各部、院的尚书、侍郎（相当于现今的各部的正、副部长)、各省的总督、巡抚（大致相当于现今各省的省长)先由八大臣提出名单，最后由两宫太后裁定；任用其他官员则由赞襄政务八大臣提出候选人数姓名，并开列他们的履历、评语等，使用掣签法，最后经两宫太后认可，正式任命。
两宫太后取得了谕旨的发布权、奏折的阅看裁处权和大小官员的任免权等几乎与皇帝等同的权力，形成了“垂帘辅政，盖兼有之”的联合执政格局。自此以后，两宫太后与肃顺等八大臣间的君臣关系基本确定。
慈安太后当时年仅25岁，慈禧太后年仅26岁，而且慈禧太后距离26岁生日还有些时日。也许是因为肃顺等人本身就处于不利的地位，他们面对的不是慈安与慈禧两个普通的女人，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除了掌握有实际军权的权臣外，任何无视皇权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肃顺等人不会不懂这点政治常识。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无论肃顺等人具有怎样的名义，赞襄政务大臣也好，顾命大臣也罢，实际上均是皇帝的奴才。臣不与君斗，臣权不与君权相争，这是他们败下阵来的最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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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二日，咸丰帝崩逝当天，赞襄政务王、大臣安排参与咸丰帝治丧诸事的朝廷大员，他们起草谕旨：“著派睿亲王仁寿、豫亲王义道、恭亲王奕䜣、醇郡王奕澴，大学士周祖培，协办大学士、尚书肃顺，尚书全庆、陈孚恩、绵森，侍郎杜翰，恭理丧仪。陈孚恩接奉此旨，即星速前来行在。豫亲王义道、恭亲王奕䜣、周祖培、全庆，著在京办理一切事宜，无庸前赴行在。”
某位朝廷大臣是否参加大行皇帝的丧仪，虽不涉及权力问题，但也标志此人在朝廷中的政治地位及其与咸丰帝的亲疏关系。该谕旨仅命陈孚恩自北京火速前来热河，却不让恭亲王奕䜣及其他“北京派”成员前来热河，显然是在贬抑防范。
咸丰帝死后的一段时间内，赞襄政务八大臣内部关系融洽，政务的处理也较为妥当。但是，慈禧与慈安太后不能任其摆布，身在北京的恭亲王奕䜣也不认可这种局面，无所作为。
咸丰帝病逝后，各种消息陆续传至北京，恭亲王奕䜣内心越来越愤怒。首先，他对自己的四兄咸丰帝心存不满。自己请赴热河探视疾病不允，现在钦定的八位赞襄政务大臣居然也没有自己，难道亲御弟还不如远支宗亲载垣、肃顺等人可信吗？难道还不如穆荫、匡源等外姓人可靠吗？其次，他对肃顺等人也很不满。这些人不但多次阻挠咸丰帝回銮北京，咸丰帝病死后，竟然不允许自己前去奔丧哭奠，真是岂有此理。
奕䜣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北京静待形势变化就是坐以待毙。一旦朝局确定，一旦肃顺等人势力养成坐大，必将后患无穷，他一定要去热河。咸丰帝在世时，肃顺等可以利用皇帝的名义阻止恭王前往行在;如今咸丰帝龙驭上宾，他这做兄弟的吊祭皇兄，于情于理都无可厚非，肃顺等人也不好一味蛮横拒绝，否则就会让人惹人非议。
在咸丰帝死后四五天时，大约八月二十六、七日，恭亲王奕䜣“奏请前赴热河叩谒梓宫”的奏折驰送至热河。八月二十八日，两宫太后批准奏折，八月三十日谕旨送达北京。
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五日清晨，恭亲王奕䜣抵达热河避暑山庄。这一天，正是幼帝载淳为其宾天不久的父皇咸丰帝举行殷奠之礼的日子。奕䜣顾不得休息，直扑祭礼的灵堂，跪在咸丰帝的梓宫灵柩之前失声痛哭。自从咸丰帝崩逝以后，从没见过谁悲痛到这种地步，在场的人都被感动得落下眼泪。到底是亲兄弟，感情不一般啊！仅就此而言，恭亲王奕䜣就不虚此行，他争得了部分人心。
奕䜣之所以如此的痛哭伤心，应该还带有故作姿态的表演色彩。奕䜣一方面是希望借此向朝臣们表明，只有自己才是与咸丰帝有着特殊血缘关系的亲兄弟，与咸丰帝的感情最深、关系最近。其他别的什么人，如赞襄政务八大臣等，在血缘关系上实在无法与自己相比较。另一方面他是力图借此向肃顺等人示意，自己此次前来完全是出于同胞之情，并无其它意图。
恭亲王奕䜣初至热河就成功地将肃顺等人蒙骗了过去，他对载垣、端华、肃顺等人也是恭恭敬敬、客客气气，肃顺等人放松了警惕。
两宫太后立即传旨接见恭亲王奕䜣，这引起了肃顺等人的紧张，他们出面予以阻拦。军机大臣杜翰说：“六爷（恭亲王）与皇太后乃是叔嫂，叔嫂自古当避嫌疑，何况大行皇帝宾天不久，皇太后居丧，当此之时，尤其不宜召见六爷。”年纪相仿的小叔子（奕䜣时年29岁）与两位寡妇嫂嫂在后宫相见，难免瓜田李下之嫌。
恰恰此时有太监出来传旨，命恭亲王奕䜣入见两宫太后，奕䜣对郑亲王端华说：“既然年轻叔嫂不宜后宫单独相见，请郑亲王与我共同进见两宫太后如何?”端华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连一向精干敢为的肃顺也一下懵了头，有些左右为难。肃顺略带自我解嘲地打哈哈说：“老六，你与两宫是叔嫂，何必我辈陪同!”奕䜣得以一人单独进见。
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䜣的这次秘密会见进行了两小时左右，从一些片断的史料记载中我们可以窥见其谈话要点。首先，两宫太后向奕䜣哭诉肃顺等人对她们的轻侮，获得了恭亲王奕䜣的同情与支持，双方密商对付肃顺等人的策略。接着，奕䜣向两宫太后反复说明，要想彻底解决肃顺等人的问题，不能在热河动手，必须还京不可。他们做出了回京后再发动政变的决定。最后，奕䜣向两宫太后保证回銮北京后，外国势力不会有任何异议，解除了两宫太后有关外国是否会干涉宫廷政变的顾虑。
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䜣结盟既有双方早已存在的信任基础，又有叔嫂、叔侄间的血缘亲情。当然，他们还有共同对敌的利害关系，有貌合神离的相互利用关系。
慈禧太后虽被尊为太后，但她毕竟与清廷官员联系极少，力量有限，她要想取得权力，就必须借助恭亲王奕䜣及其他朝廷势力。她的内心算盘是先抬出奕䜣，共同除掉肃顺等八大臣，然后再由奕䜣来抬自己。
恭亲王奕䜣不具备单独与肃顺等八大臣抗争的条件，他必须借助两宫太后的地位与影响向肃顺等八大臣夺权。为使两宫太后能够坚定地与自己结盟，他除了动之以情外，还必须给她们尊崇的地位和权理朝政的虚名，而他自己则以亲皇叔的身份掌握辅政实权。
惇亲王奕誴之孙溥雪斋分析恭亲王奕䜣此时的心态时，指出：“咸丰死后，怡、郑二王和肃顺的权势日益扩张起来，奕䜣等对他们的妒恨也随之日益增长。奕䜣觉得太后垂帘容易对付，于是便和太后定下了诛除肃顺的密谋。”
肃顺集团放松了警惕，他们没有及时分析政情商讨对策，而是开始封官许愿，给自己加官晋爵。九月八日，载垣等上奏，匡源兼署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焦佑瀛补授太仆寺卿。户部左侍郎和太仆寺卿这两个官缺本应在采用掣签法时一同放出去，但是肃顺等却假公济私，事先将这两缺留了下来。两宫太后在载垣上奏的当日即予以旨准，以安其心。
与此同时，恭亲王奕䜣却在悄悄联络党人，商讨对策。奕䜣到达热河后，一些归附之人或者与奕䜣秘密会见，为其提供热河的各种情报；或者是密嘱奕䜣随时小心，以防耳目；或者为奕䜣尽心筹划，随时保护。汉人领班军机章京曹毓英甚至把属于内廷最高机密的皇帝谕旨和大臣奏章转给奕䜣。这些归附的官员认为，如果奕䜣与两宫太后能将清廷最高权力顺利夺回，很快改变政局，是再好不过的事，如其不能，应尽快回北京。若与两宫太后频频会见，必将引起肃顺等人的怀疑。
肃顺等人也担心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䜣会有密谋，因而急于将奕䜣赶回北京，他们迫不及待地代替奕䜣向两宫太后询问何时可以回京。
既然恭亲王奕䜣与两宫太后已经商定了发动政变的具体办法，也就没有必要再滞留热河。咸丰十一年九月九日，两宫太后传下旨意，令奕䜣第二天请安回京。当天晚上，奕䜣与一名同伙进行了密谈。据《热河密札》记载，他们至少谈了三个重要问题：一是奕䜣明日请安时，再次向两宫太后说明早日回銮北京的必要性，切莫犹豫不决坐失良机；二是利用两宫太后的风水迷信心理，促使她们下决心早日回銮；三是无论是热河还是北京方面，都要暂时有所克制，切不可鲁莽从事，一切等回京再说。
九月十日，恭亲王奕䜣再次会见了两宫太后。他除将昨晚的谈话内容做了汇报外，还特别请两宫太后立即传旨，确定回銮北京的具体日期，这是她们目前在热河要办的最重要的事情。十一日，恭亲王奕䜣离开热河回北京。

3搁车杀招 两太后韬光养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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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䜣分别暗自紧锣密鼓地准备政变之时，发生了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
恭亲王奕䜣到热河时，身在北京的协办大学士周祖培因与肃顺积怨甚深，担心肃顺等人一旦站稳脚跟于己不利，就唆使御史董元醇上奏折抢先发难。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十日，董元醇的《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自北京发出，十三日送到热河。恭亲王奕䜣此时正在回京的路上，尚不知晓此事。
董元醇的看法是事贵从权，理宜守经。他说：“窃以事贵从权，理宜守经。何谓从权？现值天下多事之秋，皇帝陛下以冲龄践阼，所赖一切政务，皇太后宵肝思虑，斟酌尽善，此诚国家之福也！臣以为即宜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海内咸知皇上圣躬虽幼，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不能干预，庶人心益知敬畏，而文武臣工，俱不敢肆其蒙蔽之术。俟数年后，皇上能亲裁庶务，再躬理万机，以天下养，不亦善乎？虽我朝向无太后垂帘之仪，而审时度势，不得不为此通权达变之举，此所谓事贵从权也！
“何谓守经？自古帝王，莫不以亲亲尊贤为急务，此千古不易之经也，现时赞襄政务，虽有王公大臣军机大臣诸人，臣以为更当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同心辅弼一切事务，俾各尽心筹划，再求皇太后皇上裁断施行，庶亲贤并用，既无专擅之患，亦无偏任之嫌。至朝夕纳诲，辅翼圣德，则当于大臣中择其治理素优者一二人，俾充师傅之任，逐日进讲经典，以扩充圣聪，庶于古今治乱兴衰之道，可以详悉，而圣德日增其高深，此所谓理宜守经也！”
一切事物都可以根据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不必拘泥于旧例。皇帝陛下尚在冲龄（即三国时期曹操之子曹冲称象时的年龄），不能亲政，因此须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以防其他朝臣干政把持。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心益加敬畏。大清朝虽然向无太后垂帘之仪，但是审时度势，不得不通权达变。
“亲亲尊贤”的传统则是“千古不易之经”。董元醇所谓的“亲”是指咸丰帝的近支亲王，所谓的“贤”是指远支亲王载垣、端华、肃顺及其他异姓大臣。董元醇特别提出：现在的赞襄政务王大臣中，虽然也有王、大臣、军机大臣等，但应当于亲王中再选一二人，令同心辅弼一切事务。这里所说的一二亲王，无论明眼人与否，都知道这实际上就是指恭亲王奕䜣。另外，董元醇还主张为皇帝选择师傅。
董元醇奏折的内容正中两宫太后，特别是慈禧太后的下怀。在此以前，慈安太后已取得钤印权，慈禧太后也取得代子钤印权，她们虽未有“垂帘”之名，实已有“听政”之实。但是，两宫太后，特别是慈禧太后并不满足于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听政”，而是想要名副其实的“垂帘听政”，既要“理政”、“听政”，又要“垂帘”召见外臣。

2
按照一般的政务处理程序，官员的奏折送两宫太后阅看后，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很快就会下发给赞襄政务王、大臣拟定具体处理意见，但董元醇的奏折送呈后却迟迟未见发下。九月十四日，赞襄政务八大臣派人前去催要，奏事处太监回话说“西边（慈禧太后）留阅”。
十五日，两宫太后召见肃顺等八大臣，表示她们决定接受董元醇的几点奏请，命令赞襄政务王、大臣等即刻办理：“将所请垂帘暂理朝政，饬令廷臣会议；其请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辅弼，开具空名谕旨，祗候简派；并于大臣中择其可充师傅之任者，公同保举。”
慈禧就董折中三点请求分别作出指示：第一，就有关垂帘听政之事进行讨论，提出具体办法；第二，开具空名谕旨，等待两宫太后另行任命一二名亲王辅政；第三，在朝廷众大臣中保举数名可充任皇帝师傅之人，也由两宫太后任命。慈禧这一要求虽不符合咸丰帝的八大臣赞襄政务的本意，但却符合肃顺等八大臣以前对两宫太后所做的让步，即同意了两宫太后的阅看官员奏折权和官员任免权。至此，肃顺等八大臣才认识到他们以前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
肃顺等人此次不但决心要痛驳董元醇的各种主张，而且要对其严加治罪，以杀一儆百，震慑两宫太后及其他朝廷群臣。军机大臣焦祐瀛亲笔以小皇帝的名义草拟谕旨，对董元醇奏折中的问题进行了严厉批驳。他说：“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朕以冲龄仰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御极之初，何敢更易祖宗旧制。且皇考特派怡亲王载垣等赞襄政务，一切事件应行降旨者，经该王大臣等缮拟进呈，必经朕钤用图章，始行颁发，系属中外咸知。其臣工章奏应行批答者，亦必拟旨呈览，再行发还。该御史奏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其属非是。
“又据请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听其辅弼一切事务。伏念皇考于七月十六日子刻特召载垣等八人，令其尽心辅弼。朕仰体圣心自有深意，又何敢显违遗训，轻议增添。该王大臣等受皇考顾命，辅弼朕躬，如有蒙蔽专擅之弊，在廷诸臣无难指实参奏，朕亦必重治其罪。该御史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以上两端，关系甚重，非臣下所得妄议。”
太后垂帘听政有违于大清朝的祖制旧例，万万不可施行。皇考咸丰帝曾令载垣等八大臣尽心辅弼，朕无论如何也不敢随意增添辅政大臣。该御史要求必于亲王中另行简派辅政大臣，简直是居心叵测。
这一谕稿特别强调说：“以上两端，关系甚重，非臣下所得妄议。”这既是对董元醇的批驳，更是对两宫太后的批驳与示威，表明八大臣没有丝毫退让的可能。
八大臣命人将谕稿缮写一遍送至两宫太后处，等待加盖“御赏”与“同道堂”印玺后交内阁明发，但是等了一段时间，两宫太后并没有将上谕发下，他们气势汹汹地主动前去索要。
肃顺等人不客气地说：“臣等受命赞襄幼主，不能听命于太后，以前同意太后阅看奏折亦为多事”。两宫太后毫不示弱，据理力争，双方互不相让。军机大臣杜翰高声大叫：“太后如若听信他人之言，臣不能奉命。”如果两宫太后一定要按董元醇奏折所请的那样去做，我们八位赞襄政务大臣坚决反对，公开向两宫太后摊牌。
这简直是目无君上，抗旨不遵！两宫太后气得双手直颤，不肯稍有退让。双方你争我辩，声音越争越高，情绪开始失控。肃顺、载垣、端华等人肆意咆哮，吓得小皇帝载淳哇哇大哭，尿了太后一身。后因时间已晚，两宫太后说留着明天再议，肃顺等人愤愤而回。
两宫太后自忖肃顺等八大臣再跋扈嚣张，也断不敢擅自闯入后宫强行钤印，她们觉得连续拖几天，也许此事就不了了之了。第二天，两宫太后将其他官员的奏折发下交由八大臣处理，却将董元醇的奏折和八大臣起草的上谕扣留下来。
肃顺等八大臣使出了杀手锏，他们开始搁车！所谓“搁车”即是罢工。八大臣一旦“搁车”，清廷的权力机构就无法正常运转，真的出了什么差错，就是皇太后也同样会吃罪不起。大清朝有祖训祖制——“后妃不得干政”，到那时，两宫太后如何面对列祖列宗？何以面对众位朝臣？何以面对天下万民百姓？
面对赞襄政务王、大臣等公然“搁车”这一“杀手锏”，两宫太后没有办法了，放眼四顾，周围几乎都是肃顺等的人，她们孤儿寡母孤立无援。双方僵持到中午时分，慈禧太后仍不肯做丝毫妥协，坚持必须由两宫太后临朝执政。但是慈安太后说服了慈禧太后，为了不影响以后的政变大计，她们暂时做让步。最后，两宫太后将董元醇的奏折及八大臣所拟痛驳董元醇的谕旨发下。
赞襄政务八大臣胜利了，照常办事。两宫太后过于轻视肃顺等人的力量，以为此次仍如第一次与肃顺等人争权那样顺利，以失败告终。
但是，两宫太后此次仅是局部失利。肃顺等人与两宫太后的较量其实是臣权与以两宫太后为代表的皇权的较量。肃顺等人的“胜利”中潜藏着重大的失败隐患。肃顺等人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当时的军机章京许庚身却清楚地看到了。
在《热河密札》中化名守愚道人的许庚身明确指出：如果肃顺等人并不过分强求，未使双方的矛盾公开激化，两宫太后未将董元醇的奏折及肃顺等人所拟谕旨发下，而是将此折“淹了”，肃顺等人之祸尚浅。“淹了”是指两宫太后将奏折留在手中不做任何处理与批示，就如同此折被大水淹没冲走一样。
许庚身已看清了政局发展的趋势，指出两宫垂帘之事已不可避免。赞襄政务王、大臣以臣权对抗君权，欲加而上之，岂有不败之理？许庚身大骂肃顺等人可谓浑蛋，讥责肃顺等人不识时务，公然与皇权对抗，在政治方面过于幼稚。
两宫太后虽暂时遭受挫折，但以她们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并未气馁。他们将希望寄托在回銮北京以后的政变上，并秘密为政变做各方面的准备，如军机章京吴兆麟将肃顺等人草拟的、批驳董元醇的上谕稿子密藏起来，又如在绝密情况下起草治罪拿问肃顺等人的谕旨。
醇郡王奕環的福晋是慈禧太后的胞妹，可以经常而随便出入宫禁。治罪肃顺等人的上谕先是由慈禧本人起草，然后她的胞妹传递给奕環，奕環修改并缮写。
慈禧太后以小皇帝名义亲笔拟就的上谕如下：
八月十一日，朕召见载垣等。虽董元醇奏敬陈管见一务，在（再）行归正（政)；又在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辅弼；又在大臣中简派一二人充朕师傅之任。以上三端，正合朕议（意），虽我朝向无太后垂帘之仪，朕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何敢违祖宗旧制，此所为是（谓事)贵从权，面谕载垣等，著照所请传旨。该王大臣阳奉阴违，自行改写，敬（竟）敢抵赖，是成（诚）何心！该大臣看朕年幼，皇太后不明国是，所至（致）该王大臣如此胆大！又上年圣驾巡幸热河之议，据（俱）是载垣、端华、肃顺等三人之议。朕仰体圣心，左右为难，所至（致）在山庄升遐。该王大臣诓驾垒垒（累累)，抗旨之罪不可近(尽）数。
另一行明确写有“求七兄弟改写”六字。
慈禧太后的汉语基础不好，这一上谕中不但有错别字十余个之多，而且语句多有不通不顺之处。慈禧太后在上谕中罗织了肃顺等人的种种欺君之罪，充满了肃杀之气。

慈禧的上谕中间少了一段再补充一下：
“八月十一日，朕召见载垣等。虽董元醇奏敬陈管见一折，一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正（政），数年后朕能亲裁庶务，在（再）行归正（政）；又在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辅弼；又在大臣中简派一二人充朕师傅之任。以上三端，正合朕议（意），虽我朝向无太后垂帘之仪，朕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何敢违祖宗旧制，此所为是（谓事)贵从权，面谕载垣等，著照所请传旨。该王大臣阳奉阴违，自行改写，敬（竟）敢抵赖，是成（诚）何心！该大臣看朕年幼，皇太后不明国是，所至（致）该王大臣如此胆大！又上年圣驾巡幸热河之议，据（俱）是载垣、端华、肃顺等三人之议。朕仰体圣心，左右为难，所至（致）在山庄升遐。该王大臣诓驾垒垒（累累)，抗旨之罪不可近(尽）数。求七兄弟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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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帝临终时发下谕旨，命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但朝野上下却普遍表示不满与怀疑，甚至有人公开挑战，上谕自身存在的缺陷也成为引发人们怀疑的诱因。
咸丰帝临终时大臣们请他用朱笔亲写遗诏，但咸丰帝因无力握笔，只能自己口述，让在场大臣们代笔“承写”。既然遗命八大臣赞襄政务的上谕并非咸丰帝朱笔亲写，这就难免使人对于这一上谕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产生怀疑，有人怀疑肃顺等人做了手脚，矫诏妄传。
近支亲王对此表示出极大的不满与怀疑。肃顺等人以“搁车”形式要挟两宫事件发生后，慈禧太后向其胞妹哭诉：“肃顺欺我至此，我家独无人乎?”福晋言：“七爷在此。”慈禧太后遂命醇郡王入见。醇郡王奕譞当然也对肃顺等人颇为不满，于是向慈禧太后献言：“此事非恭王不办”。慈禧太后将“国事”、“朝政”说成是“家事”，将其与肃顺等八大臣的矛盾斗争，说成是远支亲王或异姓大臣欺凌我家无人，显然是希望以血缘关系将近支亲王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赞襄政务八大臣。事实上，近支亲王也的确联合起来了。
清廷内部的元老重臣对此表示极大的不满与怀疑，如大学士贾桢、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等。时任户部郎中的李慈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认为，在中外多事之秋，小皇帝深居于禁中，如果皇太后不能出面垂帘听政代行皇权，而由赞襄政务王大臣等在军机处独自拟旨，必将导致宫廷隔绝，上下相疑。所颁谕旨上盖有“御赏”与“同道堂”印章并不足以证明这一谕旨确经皇帝的认可。只有因时变法，皇太后召见百官，号令四海，收人主之威权，才能免萧墙之祸，无社稷之忧。
李慈铭等人认为，肃顺等八人受顾命之托是先帝病危之时仓猝间决定的，但它是否真的出自先帝之意呢，这完全有可能是肃顺等人假借皇权的矫诏行为。他从根本上否认了肃顺等人受先帝之命辅佐幼帝的合法光环。
周祖培等人曾命李慈铭搜集历代太后临朝的先例，准备进呈两宫太后，为日后垂帘听政找历史根据。但是，董元醇的上折遭肃顺等人以上谕的形式痛加批驳，并欲重治其罪，周祖培等人赶快退缩回来，不敢再说什么。

无论是肃顺等人还是恭亲王奕䜣，都极为重视清朝部分军事将领的政治态度与动向，而这些清军将领的动向与态度，也的确对此次政变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当时的实力人物是驻兵北方的兵部侍郎胜保和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让奕䜣庆幸的是这两位满蒙武将都是自己一方的拥护者，这为后来政变的成功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清廷内部的元老重臣及封建士大夫虽对肃顺等人普遍表示不满与怀疑，却不敢公开反对。但是两个武将的态度却一度表现得较为强硬。
胜保是满洲镶白旗人，苏完瓜尔佳氏，曾任光禄寺卿、礼部侍郎等职。太平天国起义后，胜保奉命领军与太平军、捻军作战。咸丰十年九月，胜保在北京东郊的八里桥一带英勇阻击英法联军时受伤，颇受咸丰帝的嘉许。胜保虽中过举人，但为人较为粗鲁，平时多有跋扈骄横之气，是一介赳赳武夫，同时他又是一个趋炎附势、见风使舵之人。
咸丰帝准备北逃热河之时，胜保与当时的懿贵妃、恭亲王奕䜣等人一样，极力表示反对，并曾上奏折痛骂误国权奸死有余辜，矛头直指肃顺等人。在此期间，胜保与懿贵妃、恭亲王奕䜣建立起密切的联系。
胜保率军出京抵抗英法联军之前，慈禧太后的弟弟桂祥为其饯行，几杯老酒下肚，胜保微有醉意，遂拔剑而起说：“如果托宗社之灵，能够尽歼夷师，待我凯旋之日，我必然再清君侧恶”。他所说的君侧恶者是指肃顺。桂祥将此话转告给慈禧，慈禧亲自在荷包上刺绣“精忠报国”四字，派人送给胜保。胜保得到这一荷包后，受宠若惊，赶忙跪地接受，表示今后必报慈禧的知遇之恩。
胜保与恭亲王奕䜣建立联系也是这个时候。咸丰十年（1860）十月，恭亲王奕䜣上奏咸丰帝说，现在北京附近僧格林沁亲王、大学士瑞麟各带领一支军队，胜保也带领一支军队，三支军队事权不一，军心散漫。当时，无论是僧格林沁还是瑞麟的官职都比胜保要高，但是奕䜣却以胜保心殷报国、勇敢有为为由，奏请任命胜保统带北京各军。咸丰帝遂正式授胜保为钦差大臣，统领各路援军。因此，在胜保看来，恭亲王奕䜣对自己有举荐之恩。
咸丰帝崩逝后，肃顺等人担心其他朝廷大臣干预朝政，危及自身的权力地位，曾以小皇帝名义颁谕：因各地军务紧要，各路统兵大臣等不用奏请叩谒梓宫。当时胜保正在直隶中南部地区督办军务，但他却以自己现任兵部侍郎、例得随班哭奠为由上奏，请求赴热河叩谒咸丰帝梓宫。胜保看似反常的言行，引起了肃顺等人的特别关注。
胜保并不等赞襄政务王、大臣允准，即于发出奏折的当天，日夜兼程北上。而且，胜保虽称自己此次北上是为了哭奠咸丰帝，但他并没有直接赶赴热河，而是从直隶的冀州、河间、雄县一带兼程北上赴京。
胜保这是在公然挑战肃顺等八大臣的政治权威！在正常情况下，朝廷可以办他一个“擅离职守，抗旨不遵”的罪名，轻则革职议处，重则可致死罪。最令肃顺等人不能容忍的是胜保竟然在奏折中公然向两宫太后请安,这无疑是在向两宫太后表示忠诚，承认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合法性。这简直是目无赞襄政务王、大臣。肃顺等人本想对胜保严加申斥议罪,但是他们也知道胜保坐拥兵权,其人一向专横跋扈，在此非常时期，如对胜保过于严责，有可能激成事变，于是他们对胜保暂时采取了既拉又打、偏重于安抚的策略。
鉴于胜保已经起程北上的情况，肃顺等人只好顺风转舵，做个顺水人情，他们寄谕胜保：“胜保受皇考大行皇帝（咸丰帝）厚恩，现因龙驭上宾，恳请叩谒梓宫，情词出于至诚。且河北已就肃清，该大臣暂时离营，尚可无虞旷误。胜保著准其前来行在，叩谒梓宫。”允准其前来行在，叩谒梓宫。
但是，对于胜保违制向太后请安之事肃顺等人却没有丝毫姑容。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二十一日，肃顺等以小皇帝名义颁谕称：大清朝向来没有各级臣工专门具折向皇太后请安先例，此次胜保竟具折请皇太后圣躬懿安，并且将其与向朕请安同列一折，实属有违体制。另外，此时正在清帝成服缟素期内，胜保竟然呈递黄折，不合规制，下令将胜保交部议处。
其实，此时的肃顺等人与胜保是“秫秸秆打狼，两边都害怕”。肃顺等人担心胜保有可能拥兵自重，于己不利；胜保同时也担心肃顺等人有可能利用手中草拟谕旨的权力，解除自己兵权。
胜保接到对其进行申斥的上谕后，立即于九月二十六日上折认罪。他解释说：自己曾接到兵部的咨文，内有“本王、大臣拟旨缮递后,请皇太后、皇上钤用图章发下……以为符信”之语。本人远在军营，当时未能正确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以为既然兵部咨文中将皇太后与皇上并列，自己的奏折当然也应该同时向皇太后和皇上请安。这是自己一时糊涂所致，实非敢故违此制。
至于以黄折请安之误，胜保强调了三个原因。一是自己军营中的文案没有遇到过皇帝崩逝这样的重大变故，没有相关经验。二是军营之内，无法与各地总督或巡抚衙门相比照，既无以往的旧例档案可査照，又没有长久在衙门办理文案的人员可以咨询。三是军营定例，停止孝服。按清制相关规定，军营中可以不为死去的皇帝穿孝，与朝廷部院或地方衙门有所区别。因此，自已经过反复斟酌后，为了表示自己的臣子之分，不敢不仍用黄折请安。
尽管如此，胜保最后还是情词恳切地承认错误：“今蒙训斥，始悟其非。虽因军务匆遽，过出无心，究属未能详审，咎有应得，乃皇上逾格成全，不加严谴，仅予议处。闻命自天，感恩无地。此后唯有倍加谨慎，遇事小心，以仰副圣主儆戒优容之意。”
胜保的解释虽有狡辩之嫌，但也并非完全强词夺理。这不但给胜保本人找了一个台阶下，同时也照顾了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们的脸面。
胜保过京时，恭亲王奕䜣已返抵京城，两人应该有一番深谈。奕䜣为了避免胜保鲁莽行事而打草惊蛇，以致影响回銮后的政变大事，一定会对胜保进行戒忍勿躁的规劝。胜保此后也一改往日跋扈鲁莽的作风，处事谨慎了许多。
九月十八日，胜保抵达热河，哭奠咸丰帝，叩谒梓宫。军机章京许庚身对于一向粗疏冒失的胜保来到热河十分担心，于深夜到胜保住处密谈。密谈中，胜保表示：现在肃顺等人罪状尚未明显，因此不便公开实行兵谏，否则欲速则不达，反使自己有了恶名，处于不利地位。
许庚身同意胜保的意见，劝胜保继续戒急用忍，静观事态变化，要胜保牢牢掌握军队，如同虎豹盘踞山中一样，对肃顺等人形成震慑，切不可于此时惊动激怒肃顺等人，否则，肃顺等人有可能借故削去他的兵权，以后事就更难办了。
许庚身看到胜保已经沉稳老到多了，就向胜保表明，清廷已经降旨，于十月二十六日回銮北京，此时更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能在热河发生事端，若一有变动，恐内里（两宫太后)惊疑。等到进城，自有道理。回京以后将有重大的政治举动已经成为恭亲王奕䜣及其亲信之人心照不宣的共识。

当时肃顺等人刻意拉拢的是蒙古族的僧格林沁。
僧格林沁，蒙古科尔沁旗人，道光二十五年（1825）袭封郡王。太平天国起义后，僧格林沁曾率兵防堵太平军北伐军。咸丰五年（1855）因镇压北伐军而晋封亲王。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僧格林沁多次与英法联军作战，颇受咸丰帝依赖，倚为干城。正因如此，肃顺等人对于僧格林沁的态度与对胜保有所不同。但是僧格林沁对于肃顺等人的态度也与胜保有所不同
肃顺等人于九月十一日主动致函僧格林沁：“各路统兵大臣,业经奉有谕旨，无庸奏请来京。唯王爷受恩至重，非各路统帅可比，似可具折奏请叩谒梓宫，并请皇上节哀，当无不邀俞允。”各路统兵大臣皆不许来热河行在，但你僧格林沁是例外，因为你曾得到咸丰帝的特殊恩待。现在咸丰帝虽已崩逝，但受遗命并赞襄政务的王大臣对你仍十分敬，只要你奏请前来热河，必可允准，而决不会如胜保那样受到责难。这既是肃顺等八大臣向僧格林沁主动示好，同时又是他们对僧格林沁政治态度的试探。
僧格林沁自恃为权高位重的蒙古王爷，并未将肃顺等八大臣放在眼里，他的态度有些出乎赞襄政务王、大臣的意料。僧格林沁如同胜保一样，在奏折中公然违抗肃顺等人关于内外臣工于奏折内只准书写“皇上”而不得书写“皇太后”字样的规定，故意书写“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肃顺等人就此违误提出批评后，僧格林沁复函予以反驳：本王以前曾接到吏部咨文，内有“本王、大臣拟旨缮递后，请皇太后、皇上钤用图章发下……以为信符”。这一咨文表明皇太后阅折一层已明示中外。僧格林沁断然表示，以后奏报仍不敢不如此缮写，最后他略带挑衅地向赞襄政务王、大臣说：“尚望深思海量是荷”。
僧格林沁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他坚决拥戴两宫太后，这一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局势的走向。
胜保态度游移莫测，僧格林沁公然武力示威，大大减杀了肃顺等人的威风，但是没有得到军队支持的肃顺集团，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仍旧那么自信。

4
恭亲王奕䜣回到北京后，许多王公大臣纷纷以问安为名到恭王府打探消息,但是奕䜣却不露任何声色，慎言慎行，只以皇上回銮有期等话相敷衍。皇帝即将回銮当然是大好事，但是肃顺等赞襄政务八大臣也即将随之回京,这些人大权在握，为政苛猛，谁知道今后他们又要杀谁呢？想到这些，留京王公大臣们又不由得有些不寒而栗，好像又有些不大希望皇帝回銮了,原来与肃顺等人矛盾甚深的人甚至有些如芒在背，大学士周祖培就是如此。
肃顺本人颇具才干，再加上他颇受咸丰帝的信任，有时不免恃宠而骄，陵轹同列。最初，周祖培以协办大学士任户部的汉人尚书，而肃顺则为户部的满人尚书，周祖培的地位稍高于肃顺，但是肃顺却很有些看不起周祖培，称周祖培为“老八股”。周祖培与肃顺同坐户部大堂批阅处理文件，周祖培在文件上已画诺批示，肃顺不但将其所批阅处理的文件全部作废，而且当面尖刻地讥讽周祖培昏聩无知，不过是浪费粮食的酒囊饭袋。类似的情况多次出现，周祖培也只能是默然忍受。
肃顺的多次挫辱使得周祖培对其恨之入骨。周祖培曾授意御史董元醇上陈奏请太后垂帘，后又命李慈铭搜集历代太后临朝的先例故事，意在借刀杀人。但董元醇受到严旨斥责，恭亲王奕䜣自热河回京后又态度模棱，周祖培心中更加惶惧不安。
这时，因病辞官的前大学士祁寯藻从保定写信给北京的官员称“垂帘非本朝家法，元醇议不可行”，公开表明反对太后垂帘。祁寯藻是嘉庆朝的进士，道光朝曾历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等，咸丰朝又拜体仁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祁寯藻是三朝元老，他反对太后垂帘，政治影响非同小可。祁寯藻与肃顺很早就矛盾甚深，关系紧张。正因为祁寯藻并非肃顺一伙之人，人们对他的意见就更感到愕然了。
恭亲王奕䜣的心腹、内阁学士恩承担心依附在奕䜣周围的官员人心涣散，劝奕䜣向一些朝廷重臣做些暗示。奕䜣断然拒绝。肃顺、载垣等人骄傲自大，他们听到以上消息以后必然更加麻痹大意，根本没有必要张扬声势。恭亲王奕䜣的“示弱”迷惑了肃顺等人，误导着肃顺等人对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5
恭亲王奕䜣刚刚离开热河，两宫太后就命赞襄政务王、大臣草拟回銮谕旨。
“入土为安”是中国传统殡葬观念与习惯。咸丰帝崩逝已有半月之久，其尸身总不能长时间停放热河不葬吧！这是两宫太后及其他朝廷大臣要求即刻回銮的理由之一。载淳继承皇位是大清朝当前最重要的大事，热河避暑山庄的宫殿显然都不能与北京紫禁城内雄伟壮丽的太和殿相媲美。
咸丰帝活着的时候，无论何人以何种理由奏请回銮，肃顺等八大臣皆可以对咸丰帝进行劝阻。只要咸丰帝不同意回銮，任何人都无可奈何。但是到了此时，赞襄政务八大臣任何反对回銮的理由都苍白无力。
赞襄政务王、大臣们以京师形势紧张、贸然回銮可能出现意外等来恐吓两宫太后。但是，两宫太后已不是对外界情况一无所知的女人了，恭亲王奕䜣已将北京情况及外国人的态度做了详细报告，她们早已心中有数。两宫太后坚持还京，明确回复肃顺等人说：“回京后设有意外，不与汝等相干。”并立命备车驾，肃顺等人只有遵命照办。
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二十七日，清廷发布谕旨：“依钦天监所择吉日，于十一月十一日卯时（早6点)，举行登基颁诏巨典。第二天，又颁谕称：“谨择十月二十六日辰时（早8点），恭奉皇考大行皇帝梓宫回京。”
肃顺等人听说恭亲王奕䜣等人在北京并无什么活动，一些在京大臣对自己也颇感畏惧，就连退职在家的祁寯藻也公开反对太后垂帘，因而放松了警惕。在回銮北京以前，他们准备狠狠打击一下那些在政治上依附两宫太后或恭亲王奕䜣的王公贵族及文武大臣，免得他们以后制造事端和麻烦。他们面见两宫太后，要求对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治重罪。两宫太后坚决予以拒绝。
受到上一次胜利的鼓舞，肃顺等人面折廷争，说话愤激，声色俱厉。他们再次操起了“搁车”罢工的“法宝”，要挟两宫太后说，如果两宫太后不同意严惩董元醇，那么请两宫太后更改咸丰帝遗命，将我等八大臣革黜，进用董元醇。双方为此又是激烈争论四个多小时，几至不可开交。
小不忍则乱大谋，最后，两宫太后强压怒火，安抚肃顺等人说：“以建言罪人有违于治道。太后垂帘并非祖制，我等原来不知，现经你等说明，我等也就知道了。现在新皇帝刚刚即位，理应广开言路，鼓励大小臣工直言进谏。况且，御史身为言官本可风闻奏事，不应就此治罪谏官、阻塞言路。”
两宫太后不可重罪言官的说法言之有据，不由得肃顺等人不遵从。董元醇最终被以“莠言乱政”之罪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但他尚未及起行，即已发生宫廷政变。
肃顺等人自宫内回去后颇为志得意满，他们拟谕旨训诫大小臣工不得再进言太后垂帘之事。他们当面警告军机章京曹毓英：“你的所言所行我等早已知晓，现暂不与你计较，等回銮后再和你算账。”
经恭亲王奕䜣等人示意，钦差大臣袁甲三、陕西巡抚瑛棨所上奏折又颇犯忌讳地提出“两宫听政，同纂先帝遗烈”。他们认为，两宫太后出面听政明确写于咸丰帝的遗诏之中，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当时回銮在即，肃顺等人竟一时未曾顾及这一明目张胆的政治试探。但是，赞襄政务王、大臣之一的杜翰却因此感到形势不容乐观，他在一封私信中表示：“现在时局变故很多，只是为报先帝的知遇之恩，敢辞一死？”
此时，慈安太后产生了畏难苟安情绪。她对慈禧太后叹息说：“现在我们还没有垂帘听政，就发生了这么多麻烦事，将来一旦真的出面垂帘，各类奏章文报纷纷而至，到那时我们只有受累的份了。”
慈禧太后极力向慈安太后说明利害关系：“如果肃顺、载垣、端华等人仅是对我们不够尊重、对朝廷大臣专横跋扈也就罢了，为了大清的江山，我们可以委曲求全、忍气吞声，因为数年之后他们终究要归政于皇帝。可是他们早怀不臣之心，皇帝年幼，其他朝臣又奈何不了他们，如果让他们长久辅政，他们必谋篡逆。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受欺侮事小，皇权旁落事大，到那时，我二人死后以何面目去见先帝呢？”
慈安太后内心不能平静，久久沉默不语。恰在此时，袁甲三、瑛棨的奏折送到，这给慈禧太后提供了很好的说辞。她说：“朝廷的封疆大吏、统兵将帅都支持我们，如果我们不同心协力铲除肃顺等篡逆之臣，就会辜负他们。现在南方的太平军、捻党等势力很大，如若各省的督抚大吏人心涣散，后果将不堪设想。”慈安太后听后又重新坚定了信心。

4辛酉政变 八大臣自废武功
1
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对于死去的咸丰帝和小皇帝都忠心耿耿，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
咸丰帝的祖父嘉庆帝也是崩逝于热河避暑山庄，其梓宫（皇帝﹑皇后或重臣的棺材）自热河先运回北京，然后奉安于清西陵，自始至终有一套丧仪规定。
肃顺等人议定了相关的丧仪，他们在奏折中说：“查照嘉庆二十五年（1820）成案办法，嘉庆帝梓宫起行之日，新帝（即道光帝）需从殿左门出，至安放皇帝梓宫的大舆前，跪候梓宫登舆后，还要步行恭送，以示孝敬。然后，每日新帝都要间道而行，先于梓宫到达预定的中途驻跸行宫。待梓宫即将到达前，新帝须跪地恭迎。梓宫安放于芦殿后，新帝须至灵前‘行晡奠礼’。第二天，新帝如昨日那样，至芦殿朝奠以后,再行恭送。”
这种繁复冗杂之礼对于成年的皇帝而言尚不至于过度辛劳，但对于年仅六岁的小皇帝载淳来说，其辛苦可以想见。特别是回銮北京之日已是十月底，北方将进入冬季，天气日渐寒冷。
为此，载垣等人上奏称：“皇上冲龄即位，接受大行皇帝托付国家之重，一人关系天下之安危，如果仍按前朝定例，每日在途中跪迎跪送先帝灵柩，恐于皇上身体有碍，因此可对丧仪程序略作改变。回銮北京之日，皇上先在避暑山庄丽正门外恭送梓宫登舆后，即可间道先行启跸回京，而不必于每一个驻跸行宫迎送梓宫，这样大约于十一月一日皇上即可到京。等先帝梓宫抵京之日，皇上在东华门外祗候跪迎。”这样既可使新帝载淳不至过于劳顿，又可表示小皇帝的孝心。
这一奏折由赞襄政务八大臣及睿亲王仁寿、惇亲王奕誴、醇郡王奕環、吏部尚书陈孚恩、工部尚书绵森等人共同上奏。这一安排正中两宫太后下怀，这为她们日后拆散赞襄政务王、大臣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差，为她们发动宫廷政变提供了可乘之机。但这对于肃顺等八大臣而言则大为不利。如果肃顺等人坚持小皇帝每日都要在中途行宫跪迎跪送咸丰帝梓宫，他们可以将慈禧太后等人随时置于自己监视之下，八大臣可以形成一体的政治力量，避免日后出现群龙无首被各个击破的败局。
肃顺等人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自作聪明，竟然自动解除了对部分武装卫戍力量的控制权，这使他们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十月七日上谕：“端华调补工部尚书，并补授步军统领，行在步军统领，亦着端华暂行署理。”这本身是肃顺等人自己封自己官，目的是为了将兵权抓在手里，但肃顺还想借此假惺惺地向两宫太后表功。第二天，在与两宫太后见面时，肃顺和载垣、端华奏称“因差务较繁，请将管理处所，恳恩酌量改派”。肃顺三人以此向两宫太后和朝臣们显示、炫耀他们任职繁重，实际上是要太后下诏公开表扬他们三个。按照从前皇帝处理类似问题的惯例，则皇太后一定是要他们拟发一道上谕，对他们三人大加表扬和肯定，然后“温旨慰留。这样一来，天下臣民莫不知皇太后对顾命八臣甚是信任，如此，则既不会再有人再说他们八位揽权，更多少可以向外界厘清关于皇太后与顾命八臣不和的“传言”。
慈禧太后一眼看穿肃顺的这套把戏，她顺水推舟，一点也不跟他们三个客气，于同日发出上谕:“本日载垣、端华、肃顺面奏，因差务较繁，请将管理处所，恳恩酌量改派等语，自系实在情形。著照所请，载垣著开銮仪卫、上虞备用处事务；端华著开步军统领缺；肃顺著开管理理藩院并向导处事务。”
銮仪卫设掌卫事大臣一人，专门负责皇帝、皇后等的仪仗事务。上虞备用处主要是随侍皇帝的渔猎等事。向导处设总统大臣，主要是为皇帝的出巡做准备工作。这些机关虽并非清廷重要行政部门，但却因其与皇帝接近，是特别重要的机要部门，而且兼有协助侍卫处护卫皇帝的责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步军统领一职，步军统领又称九门提督，主要负责北京城的卫戍防守、地面弹压、缉捕盗贼、编查保甲等，而且有审理案件之权，大概相当于现今的首都卫戍区司令一职。
在清帝即将回銮、权力斗争日趋白热化之际，兵权是政权的命根子，这是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知道的道理。两宫太后正在想方设法削减八大臣的兵权，载垣、端华、肃顺等人不但没有全力掌控兵权，反而鬼使神差地自动要求解除权力。
无论出于怎样的考虑，载垣等人的这一招数都实在是太臭了。两宫太后不显山、不露水，毫无痕迹地解除了肃顺等人的部分兵权，特别是皇帝的近身护卫权。此后,上虞备用处由德木齐札布管理，向导处由伯彦诺谟祜管理，至关重要的步军统领一职则由瑞常担任。这三个人都与恭亲王奕䜣关系密切。在后来宫廷政变中，步军统领瑞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捉拿肃顺之时，德木齐札布管理的上虞备用处和伯彦诺谟祜管理的向导处均发挥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为了不引起肃顺等人的猜疑警觉，两宫太后又使用了一些障眼法，如“调刑部尚书瑞常为工部尚书，工部尚书绵森为刑部尚书，并暂署行在工部尚书”、“兵部尚书穆荫管理藩院事”。两宫太后借此表明肃顺、端华等人部分兼职的开去与其他人职任的调整都是正常的人事调动，并没有什么政治意图。
此时的两宫太后可以说已向着最后的胜利靠近了一大步。

2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二十六日，老皇帝咸丰的梓宫要回京了，未来的皇帝载淳也要回京了。按照预定计划，载垣、端华、景寿、穆荫、杜翰等人陪同小皇帝载淳及两宫太后等先行间道回京，而肃顺、奕環、陈孚恩等人则护送咸丰帝梓宫在后面缓行。
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被分割开来，形成了“头脑与身体分离”的局面。灵魂人物肃顺一人跟随咸丰帝的梓宫缓慢而行，虽然他有能力，但有力无处使；而载垣、端华等人遇事瞻顾，一旦离开了肃顺，很难有所作为。
两宫太后对于回京途中的安全颇为担心，因此，自热河避暑山庄至北京的沿途部署了大量兵力警戒护卫。顾命八大臣此时已无可调之兵，承担沿途警戒护卫的军队最主要是醇亲王刚刚从端华手里接掌过来的步军和胜保控制的部队。
回銮之前，清廷曾颁谕，咸丰帝的梓宫还京之日，所有留京办事王大臣及王公文武各官均须于十月三十一日在南石槽行宫接驾，二十九日在德胜门外关厢接驾。南石槽行宫是清帝自热河回京途中的最后一个驻跸行宫。
十月三十一日，两宫太后与小皇帝等乘坐轿子来到京郊南石槽。前往南石槽迎接的都是三品以上官员，三品以下官员则第二天在德胜门南接驾。两宫太后传恭亲王奕䜣，询问了一些诸如京中是否安静，两宫与皇帝回京后住在什么地方之类的话。谈话间，奕䜣压低声音说：“奴才已与大学士贾桢、周祖培等重臣商定，皇上一到京城，一切都可按部就班办理，万无一失。”两宫太后彻底放心了。
慈禧太后召见前来接驾的文武官员，向他们哭诉肃顺等人欺藐之状，以争取众多大臣的同情。大学士周祖培早就与肃顺积怨甚深，他迫不及待地说：“既然如此，太后何不重治其罪呢？”慈禧太后虽暗藏杀机，却故意以弱者的姿态询问：“他们都是赞襄政务王大臣，可直接治罪吗？”慈禧太后实际上是借此试探朝廷大臣的政治动向。急欲将肃顺等人除之而后快的周祖培立即出谋划策称：“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问。”慈禧太后点头称善。
恭亲王奕䜣与慈禧太后再次会见，谋定政变之事后，奕䜣便迅速赶回城内严密布置，一个周详细致的政变开始实施了。
同一天，兵部侍郎胜保上陈《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简近支亲王辅政折》，开始为政变后的政治体制与权力格局进行舆论准备。胜保的这一奏折与董元醇的奏折有相同之处，又有许多不同。
董元醇的奏折是从“事贵从权，理宜守经”的角度，提出应请太后权理朝政的主张，并没有对赞襄政务王、大臣的辅政体制进行公开的否定。但是，胜保的奏折则直接对肃顺等八人赞襄政务的资格提出挑战和质疑。
他说“政柄操之自上，非臣下所得而专”，肃顺等人竟敢以承写的谕旨为据，自任顾命大臣。“如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等，非不宣力有年；然而赫赫师尹，民具尔瞻，今竟以之当秉政巨任，揽君国大权，以臣仆而代纶音，挟至尊以令天下，实无以副寄托之重，而餍四海之心。在该王等，不过以承写朱谕为词，居之不疑，不知我皇上以宗子缵承大统，天与人归，原不必以朱谕之有无为定。至赞襄政务一节，则当以亲亲尊贤为断，不得专以承写为凭。何也？先皇帝弥留之际，近支亲王多不在侧，仰窥顾命苦衷，所以未留亲笔朱谕者，未必非以辅政难得其人，以待我皇上（嗣皇帝）自择而任之，以成未竟之志也。今嗣圣既未亲政，皇太后又不临朝，是政柄尽付之该王等数人，而出拟谕旨，又非尽出自宸衷。”
现今嗣皇帝既不能亲政，而皇太后又不临朝，在此情况下，肃顺等人所拟谕旨，虽采取请太后钤印之法，但实际上仍难取信于人。“道路之人见诏旨皆曰：‘此非吾君之言也！此非吾母后、圣母之意也’一切发号施令，真伪难分。众情汹汹，咸怀不服。不独天下人心日益解体,且恐外国闻知,亦觉于理不顺,又将从而生心,所关甚大。”
董元醇的奏折虽也提出太后权理朝政，并于亲王中另行简派一二人同心辅政，但其所说的亲王是谁并未明言。胜保则明确提出“现在近支亲王中能知大体，迈于载垣、端华者尚不乏人。”文中虽未提近支亲王恭亲王奕䜣，但却呼之欲出。
胜保还就“垂帘听政”这一众所瞩目的议题引经据典，剀切陈词。“又如垂帘听政之制，宋宣仁太后称为女中尧舜，群情欢洽，国本无伤。我文皇后（孝庄皇太后）当开国初年，虽无垂帘明文，而有听政实用。因时制宜，惟期允当不易。为今之计，非皇太后亲理万几，召对群臣，无以通下情而正国体；非另简近支亲王佐理庶务，尽心匡弼，不足以振纲纪而顺人心。惟有吁恳皇上俯纳刍荛，即奉皇太后权宜听政，二圣并崇，而于近支亲王中择贤而任，仍秉命而行，以待我皇上亲政以前，一切用人行政大端，不致变更紊乱，以承郅治于无穷。”要将皇权牢牢掌握在与小皇帝最亲近、最能代表皇权的皇太后和亲皇叔手中，谨防皇权旁落权臣之手。胜保还特别要求清廷将自己的奏折发交给惠亲王、惇亲王、醇郡王等人公同阅看，意在争取近支皇族的支持，结成反对赞襄政务八大臣的政治同盟。
这一奏折不一定出自恭亲王奕䜣的授意，但却一定正合奕䜣之意。奕䜣希望慈禧太后等仅有垂帘之名，而无听政之实，实权归己。
十一月一日下午，两宫太后一行乘轿抵达北京，在京的王公大臣们皆至德胜门外道路两旁跪迎。两宫太后回到宫中后来不及休息，再次单独召见恭亲王奕䜣，商定第二天发动宫廷政变之事，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部署是更换忠诚可靠的清宫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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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垣、端华等人对于政变的发生没有任何防范，甚至毫不知情。这些人皆为清廷王爷、大臣，平日锦衣美食，养尊处优，回京路上昼行夜宿鞍马劳顿，回京后已先回自己的王府休息去了。他们觉得自己是受咸丰帝遗诏之命的辅政大臣，别人奈何不了他们。
十一月二日，两宫太后秘密通知留守北京的王公大臣于申酉之时（下午六点左右）到宫内接受召见。六点左右，恭亲王奕䜣、军机大臣文祥、大学士桂良、大学士贾桢、大学士周祖培等王公大臣都来到宫内。
这一天，载垣等人一直在军机处，他们发现恭亲王奕䜣等留京大臣全部都来到宫中，颇感意外。或许已经知道事情有些不妙，载垣故作镇静地大声斥责说：“尔等皆外廷臣子，怎敢擅入宫中?”奕䜣说：“奉诏前来”。载垣高声叱喝:“太后不应召见外臣!”
就在载垣等人与恭亲王奕䜣等人纠缠争论之时，两宫太后命人传来上谕：“前因载垣、端华、肃顺等三人种种跋扈不臣，朕于热河行宫，命醇郡王奕譞缮就谕旨，将载垣等三人解任。兹于本日特旨召见恭亲王，带同大学士桂良、周祖培，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乃载垣等肆言不应召见外臣，擅行阻拦。其肆无忌惮，何所底止？前旨仅予解任，实不足以蔽辜。著恭亲王、桂良、周祖培、文祥即行传旨，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问。交宗人府会同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严行议罪。”
载垣或许至此仍未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或许是欲做困兽犹斗之举，他大声斥责说：“我辈未入，诏从何来?”我等赞襄政务八大臣奉咸丰帝遗诏辅政，凡一切诏书谕旨都必须由我等八大臣草拟，交太后钤印后才能生效。现在我等八大臣没有入朝视事，更没有起草诏书，这一诏书从何而来？
然而，如今时移势易，载垣、端华势单力孤。在热河，载垣等人掌握着宫廷的侍卫权，周围多是亲信之人，孤立无援者是两宫太后；而在北京，孤立无援者则是他们。八大臣中没有了灵魂人物肃顺，其政治气势已大为减弱。两宫太后则已不再是软弱可欺的妇道人家，她们得到了恭亲王奕䜣及其他朝廷重臣的支持，取得了人数与气势上的优势。宫廷侍卫皆已换为忠于两宫太后之人，奕䜣一声“拿下”，即有侍卫数人来前褫去载垣、端华二人冠带，拥出隆宗门。载垣、端华等人带来的护卫随从知大势已去，各自逃回王府报信。载垣、端华的家人无兵无权，也只能听天由命坐待朝命。
赞襄政务八大臣已去其七，剩下的肃顺早已是孤掌难鸣。清廷拿办载垣、端华等人虽极其顺利，但对于一向桀骜不驯的肃顺则不敢掉以轻心。清廷发谕旨命醇郡王奕譞立即来京，使奕譞离开护送灵驾大队而不致引起肃顺怀疑。奕譞刚离开肃顺，在回京的路上就收到第二道上谕，“著派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譞将肃顺即行拿问，酌派妥员押解来京，交宗人府听候议罪。”

肃顺对于北京已经发生的政变一无所知。此时，他护送咸丰帝灵驾刚刚行至密云行宫，距离回到京城至少尚有两天行程。这天晚上，肃顺将咸丰帝的灵驾安顿好以后，就抱着两个小妾安歇。
深夜时分，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譞抵达密云行宫，他们估计肃顺不会像载垣等人那样轻易束手就擒，决定采取强力手段将其拿获。在德木齐札布管理的上虞备用处和伯彦诺谟祜管理的向导处配合之下，仁寿与奕譞率兵砸毁大门，闯入院内，又毁其卧室门，将肃顺捆将起来，押上囚车，直回北京。
在宗人府的监禁室内，肃顺见到了载垣、端华，他又恨又气，大声呵斥二人说：“若早从吾言，何至有今日？”埋怨他们没有听从自己的主意，未能尽早对慈禧太后等人采取断然措施，以致今日成为阶下之囚。载垣、端华二人此时也有些后悔，颇为无奈地说“事已至此，复何言”，说什么已经晚了。
关于肃顺所说“吾言”到底是指什么，未见明确的史料记载。据许指严《十叶野闻》记载，当咸丰帝病危之时，肃顺曾“劝怡亲王先攫传国玺，次以兵队监守两太后”，又建议先解除荣禄的职权和兵权，但是怡亲王载垣怯懦不前。
三个人的相互埋怨已经于事无补了。其实，他们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他们过于相信自己受命于咸丰帝，过于相信自己具有不可撼动的政治地位，过于小瞧两位年轻的寡妇，特别是慈禧太后。

4
早在热河之时，慈禧太后即已起草缮定了肃顺等赞襄政务八大臣罪状的上谕，回到北京以后，慈禧太后迫不及待地经由内阁予以公布。慈禧太后为肃顺等八大臣拟定的三大罪状如下：
第一，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咸丰帝等被迫逃往热河等皆归咎于八大臣。“上年（1860）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画乖方所致。载垣等复不能尽心议和，徒以诱惑英国使臣以塞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万不得已之苦衷也。”
第二，将咸丰皇帝病死热河归咎于八大臣。经过恭亲王奕䜣等人努力，议和成功，京城内外已经安谧如常，咸丰帝多次召集王公大臣命其草拟回銮之旨，但是载垣等却阻止回銮。“皇考屡召王大臣议回銮之旨，而载垣、端华、肃顺朋比为奸，总以外国情形反复，力排众议。皇考宵旰焦劳，更兼口外严寒，以致圣体违和，竟于本年七月十七日，龙驭上宾。朕抢地呼天，五内如焚，追思载垣等从前蒙蔽之罪，非朕一人痛恨，实天下臣民所痛恨者也。”
第三，载垣等八大臣不拒不拟旨。御史董元醇所上奏折，深合朕意，朕曾特别面谕载垣等人，按照董元醇所奏传旨，不料载垣等八大臣拒不执行。“因御史董元醇敬陈管见一折，内称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俟数年后，朕能亲裁庶务，再行归政；又请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辅弼；又请在大臣中，简派一二人，充朕师傅之任。以上三端，深合朕意。虽我朝向无皇太后垂帘之仪，朕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惟以国计民生为念，岂能拘守常例？此所谓事贵从权，特面谕载垣等著照所请传旨。该王大臣等哓哓辩辨，已无人臣之礼；拟旨时又阳奉阴违，擅自改写，作为朕旨颁行，是诚何心？且载垣等每以不敢专擅为词，此非专擅之实迹乎？纵因朕冲龄，皇太后不能深悉国政，任伊等欺蒙，能尽欺天下乎？此皆伊等辜负皇考深恩，若再事姑容，何以仰对在天之灵？又何以服天下公论？”
谕令将载垣、端华、肃顺三人即行解任，命景寿、穆荫、匡源、杜瀚、焦祐瀛等五人退出军机处，并命恭亲王奕䜣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等，分别议处他们的罪行。
慈禧太后为载垣等人拟定的罪名哪些是事实？哪些是无中生有的罗织？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何重新分配权力。慈禧太后将治罪赞襄政务王、大臣与自己垂帘听政人为地联系起来，上谕最后的落脚点是命令恭亲王奕䜣等人就“皇太后应如何垂帘之仪，著一并会议具奏”。

5
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由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䜣联合发动的宫廷政变获得了成功，因为这一年是干支纪年的辛酉年，人们多称之为“辛酉政变”。又因咸丰帝死后，肃顺等人为小皇帝载淳拟定的年号为“祺祥”，故又称此次政变为“祺祥政变”。
十一月七日，大学士周祖培上折奏请另拟建元年号，经过军机大臣们会议讨论，他们将新拟年号 “同治”上奏，两宫太后同意。十一月十一日黎明时分，小皇帝载淳先是身穿素服，至咸丰帝的灵柩前行礼，以表示自己受命于大行皇帝，即将正式继位，之后，他又换上鲜亮夺目的礼服，先后到钟粹宫和储秀宫向慈安、慈禧两位太后行礼。然后，御太和殿，即皇帝位，受朝贺，颁诏天下，以明年为同治元年。
如何惩处载垣、端华、肃顺等八大臣及其同党呢，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䜣采取的方针是严惩主犯，轻罚从犯，余党既往不咎。这样既惩办了罪魁祸首,又缩小了打击面，整个清廷政局很快稳定下来。
十一月四、五日，清廷颁谕，命査抄肃顺在热河与北京的所有家产，又命恭亲王奕䜣与各位王、大臣、大学士等议定载垣、端华、肃顺等人罪状。十一月六日，恭亲王奕䜣等二十余位王公大臣奏请将载垣、端华、肃顺三人凌迟处死，其余五人均从重发往新疆效力赎罪。
当日，清廷以上谕形式最后认定并宣布八大臣罪状。其中，载垣、端华、肃顺等人共有之罪有四条。
第一，咸丰帝弥留之际仅是面谕立载淳为皇太子，并无命载垣等人赞襄政务之谕，他们是自行造作赞襄名目。“载垣、端华、肃顺，于七月十七日皇考升遐，即以赞襄政务王大臣自居，实则我皇考弥留之际，但面谕载垣等，立朕为皇太子，并无令其赞襄政务之谕。载垣等乃造作赞襄名目。”
第二，载垣等人擅自专权主持。“诸事并不请旨，擅自主持。两宫皇太后面谕之事，亦敢违阻不行。”
第三，载垣等人擅改谕旨，反对太后垂帘，公然声称不能听命于皇太后。“御史董元醇条奏皇太后垂帘事宜，载垣等非独擅改谕旨，并于召对时，有‘伊等系赞襄，朕躬不能听命于皇太后；伊等请皇太后看折亦属多余’之语。当面咆哮，目无君上，情形不一而足。”
第四，载垣等人多次声称两宫太后不可召见亲王，意存离间两宫太后与亲王的关系。
这四条罪状的后三条虽多夸大其辞，但并非完全无中生有。第一条罪名最为关键，如果咸丰帝真的没有命肃顺等人赞襄政务，则不但可以坐实肃顺等人重罪，而且可以彻底否定并推翻八大臣辅政制度。
其实，这是蓄意罗织的罪状。十一月八日，恭亲王奕䜣等20余位王公大臣拟定载垣等八大臣之罪时称：“载垣等身膺顾命,我皇上冲龄践阼,未能同心襄赞,竟敢跋扈不臣,其罪大恶极,莫此为甚。”“身膺顾命”不就是受遗命辅政吗？这实际上是承认了咸丰帝确有遗命。在祺祥政变过程中，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䜣等人于仓猝之间拟定肃顺等人罪状，未能统一认识与口径，因而出现了明显的矛盾。
载垣、端华、肃顺等人之所以在此次政变中失败，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咸丰帝未能留下命其赞襄辅政的亲笔朱谕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如果咸丰帝留有亲笔朱谕，无论是两宫太后还是恭亲王奕䜣决然不敢挑战，更不能动摇载垣、端华、肃顺等八大臣的政治地位。因为在专制制度下，只要八大臣没有篡夺皇位的逆迹或极其明显的劣行，挑战八大臣，即是挑战咸丰帝的亲笔朱谕，其罪可谓重大。
清廷所拟肃顺一人独有之罪如下：“肃顺擅坐御位，于进内廷当差时，出入自由，目无法纪，擅用行宫内御用器物，于传取应用物件，抗违不遵，并请两宫皇太后应分居召对，词气之间，互有抑扬，意在构衅，此又肃顺之罪状也。”
肃顺的这三条罪状有些纯属蓄意罗织，如擅坐御位，但不如此不足以重治其罪；有些则明显是肃顺与两宫太后因某些琐事而结下的宿怨，如两宫太后传命取用应用之物，肃顺竟抗违不遵，这显然是此前肃顺没有满足两宫太后特别是慈禧太后饮食及物质的要求。在赴热河的路上，肃顺没有及时给慈禧换车，在热河行宫内，肃顺没有为其提供丰盛的伙食，肃顺与咸丰帝密谋行“钩弋夫人”之事，她都记得清清楚楚。
至于“词气之间，互有抑扬”这一罪状则是表达了慈禧太后对于八大臣的强烈不满。慈安太后原本就是皇后，为人宽仁敦厚，八大臣对其非常尊重，在进见之时当然会态度上尊重，在词色语气上恭谨。慈禧太后本为贵妃，为人权诈，因多次干政为咸丰帝所厌恶，甚至欲效汉武帝“钩弋”之法将其除去，无论是名分地位还是人品德行，她都远逊慈安太后。因此，八大臣进见慈禧太后时的态度与语气会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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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垣、端华、肃顺三人死罪已是铁案，无可更改。胜利者为了表示宽宏大量，在其如何死法上有所更改。以小皇帝名义颁布的上谕称：“即照该王大臣等所拟，均即凌迟处死，实属情罪相当。惟国家本有议亲议贵之条（对于皇室亲贵所犯之罪可从轻处罚），尚可量从末减，姑于万无可宽贷之中，免其肆市，载垣、端华均着加恩赐令自尽。”载垣、端华二人均是皇室宗亲，可以减等治罪，均加恩赐令自尽，以免其暴尸街头。随即命肃亲王华丰、刑部尚书绵森向载垣、端华传旨，令其自尽。
而肃顺则因其“悖逆狂谬，较载垣等尤甚，亟应凌迟处死，以伸国法而快人心。惟朕心究有所未忍，着加恩改为斩立决。”命睿亲王仁寿、刑部右侍郎载龄，前往监视行刑。
载垣、端华、肃顺三人在朝廷内外党羽甚多，如不将其处死，他们有东山再起的可能。至于其余五位赞襄政务大臣则不一定要置之死地，只要将其革职，他们的政治生命也就完结了。
对于五位赞襄政务大臣如何定罪惩处使清廷颇费斟酌。景寿是道光帝的额驸，最被宽大，革职后仍保留其公爵及额驸的品级。其余四位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所犯之罪当以杜翰为最重。最初，当两宫太后传旨召见恭亲王奕䜣之时，他直接出面阻止，并当众大喊“叔嫂当避嫌”，后来他与两宫太后争辩之时气势汹汹，大喊大叫。但是，杜翰沾了他是咸丰帝师傅杜受田之子的光。这倒并不是因为两宫太后或恭亲王奕䜣感念杜受田教导咸丰帝之功，而是恭亲王奕䜣内心有所顾虑。杜受田曾帮助哥哥奕詝争得皇位，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公开秘密。若在这四名军机大臣中突出杜翰之罪，难免使人怀疑自己借此报失去皇位之仇。但这四名军机大臣又不能同等对待，宽宥了杜翰,就必须另寻替罪羊，穆荫不幸成了替罪羊。清廷以“穆荫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最久，班次在前，情节尤重”为由，命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匡源、杜翰、焦祐瀛三人仅予革职，免其发遣。
此外，清廷还下令对与肃顺关系密切的官员、太监共计19人，分别予以革职、发遣。职位较高的吏部尚书陈孚恩被查抄家产，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并令缴还道光帝为其御书“清正良臣”匾额。吏部右侍郎黄宗汉予以革职永不叙用，并令缴还咸丰帝为其御书“忠勤正直”匾额。清廷缩小了打击面，最终仅处死、惩处了27人。
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奕䜣还下令将肃顺家中的书信全部当众焚毁，这使得原来与肃顺有过来往的官员对两宫太后的宽大为怀感恩戴德，不再人人自危。
在赞襄政务八大臣中，肃顺的结果最为悲惨。行刑之日，肃顺的家属不忍也不敢相送。身穿白袍白靴的肃顺被捆绑在牛车上，由官兵押解至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大街，许多人沿途观看。因肃顺在科场舞弊案和户部钞票舞弊案中处罚人员多达数百人，这些往日的仇家、怨家听说肃顺即将被处死，交口称快，都驾车前往观看。
在刑场上肃顺还真的是条好汉，不但不肯下跪，而且口中大骂不止。肃顺很可能是大骂慈禧太后如何狐媚争宠、干预朝政以及咸丰帝早就想将其除去之类。刽子手见肃顺倔强而立不肯下跪，就用大铁柄猛击其腿，肃顺的两腿腿骨被击断，不得不瘫跪于地。有记载说，因肃顺大骂不止，刽子手用刀在其口中一通乱搅，肃顺临死前早已是面目血肉模糊了。
肃顺等人之所以失败，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小皇帝及皇太后（慈安）是皇权、皇统的真正代表与体现，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咸丰帝临终之时，一方面命载垣、端华、肃顺等人赞襄一切政务，另一方面又规定以“御赏”和“同道堂”两颗印章为下达诏谕的凭信。这一规定目的在于确保皇权、皇统不致旁落，这是咸丰帝对赞襄政务王、大臣等可能专擅弄权的防范措施。两宫太后与肃顺等顾命大臣每一次较量的胜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依恃于她们是皇权的代表。
第二，慈禧太后利用和联络恭亲王奕䜣是其棋高一着之处。两太后、八辅政大臣，恭亲王奕䜣可以说是鼎足三分之局。以势力论，则恭亲王奕䜣较优，以名分言，则两太后为正，二者合而为一，八大辅政大臣势力相对就弱了。当时诸王大臣中对西太后慈禧也有憎恶的，但她毕竟是嗣君的生母，既然要忠于嗣君，也就不得不忠于其母。
第三，外国人的压力和影响已深入到政变内部。恭亲王奕䜣于幼主载淳为叔父，是当时亲贵中最负声望的人物，恭亲王奕䜣因曾与洋人谈判和议，多有周旋，实际上已得洋人的认可和支持，所以他对太后的答词有“惟奴才是问”的话。胜保奏疏中也有“且恐外国闻知，亦觉于理不顺，又将从而生心，所关甚大”云云。
第四，肃顺平日行事不得人心，京中听到杀肃顺，皆交口称快。《庸庵笔记》记肃顺被押赴刑场时的情景：“过骡马市大街，儿童欢呼曰：‘肃顺亦有今日乎？’或拾瓦砾泥土掷之。顷之，面目遂模糊不可辨云。”
第五，慈禧太后、恭亲王奕䜣得到胜保、僧格林沁等握兵权的武臣支持。
肃顺被杀以后不久就有人对他表示同情。时人王闿运说：“肃顺之学术经济，迥非时人之伦，军书傍午时，庙谟广运，皆肃顺一人之策，故能成中兴大功。”咸丰帝龙驭上宾后，同治帝以幼冲之龄继位，朝廷中众大臣多主太后垂帘，唯独肃顺“力遵先皇遗训，誓死不从,于是坐以大逆，斩于柴市，而听政之礼始成，殆冤案也”。
其实早在清廷为肃顺等人拟罪之初，即有人心生疑惑。他们认为，当初咸丰帝任用肃顺等人必定有其道理，肃顺等人未必如清廷上谕所言一无是处。咸丰帝尸骨未寒，清廷即治肃顺以十恶不赦之罪，实在是匪夷所思。如果说肃顺等人一直是奸佞之臣，那么咸丰帝难辞其咎。如若肃顺等人确有矫诏造作赞襄名目之罪，两宫太后早就应当予以指斥，现在赞襄政务王、大臣皆已被拿获，无从申辩，如此定罪不足以服人心。肃顺等人称“本朝无太后垂帘故事”确是事实，就此而言，肃顺等人不但无罪反而有功。

5垂帘听政 大清女主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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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奕䜣等原“北京派”的王公大臣们胜利了，纷纷加官晋爵。在清代的中央国家机关中最重要的当数军机处。咸丰帝崩逝前共有五位军机大臣，其中四位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因同受遗命为赞襄政务大臣，于祺祥政变后被全部罢革，另外一位文祥未随从咸丰帝至热河，未被革职。
十一月三日，清廷连颁两道谕旨：第一道是命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鋆在军机大臣行走（即正式入值办事〕；鸿胪寺少卿曹毓英，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含有试用之意）。另一道谕旨是命户部左侍郎文祥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第一道谕旨任命的军机大臣都是新成员，是原北京派官员。其中的曹毓英因不断向北京的恭亲王奕䜣等通报热河政局变化，出谋划策，故被擢升为军机大臣。这样，咸丰帝在位时的军机大臣几乎全被革除，清廷重新组建起以恭亲王奕䜣为首的六人军机大臣权力中枢。
在此次的祺祥政变中，恭亲王奕䜣立功最大，所受的封赏也最大,受封受赏的不只是恭亲王奕䜣一人，其全家甚至包括已经死去的母亲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封赏与政治礼遇。
十一月三日、四日，清廷连发四道上谕：恭亲王奕䜣著授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补授宗人府宗令；补授总管内务府大臣；管理宗人府银库。其中议政王这一头衔使奕䜣明显凌驾于其他诸王之上，成为两宫太后和幼帝之下的第一人。宗人府位居内阁、六部之上，宗令是宗人府最高长官，是管理皇族内部事务的要职，宗令有权赏罚皇族成员，这就赋予了恭亲王奕䜣明正言顺地处分载垣、端华和肃顺的特权。总管内务府大臣是管理宫廷事务的最高长官，因接近皇帝，掌握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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祺祥政变的最大受益者是两宫太后，特别是慈禧太后。
在热河时，两宫太后与肃顺等八大臣所争夺的主要是最高行政权力，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两宫太后是否有理政之权，而不是两宫太后是否可以垂帘。董元醇所上奏折确有“虽我朝向无太后垂帘之仪，而审时度势，不得不为此通权达变之举”一句，但是其本意并不是要两宫太后直接出面垂帘。所谓“通权达变之举”其实仅仅是要求由两宫太后在宫内权理朝政，数年后仍将归政于皇帝。
十一月二日，大学士贾桢、周祖培等人上《奏请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振纲纪折》，这给慈禧太后提供了直接出面垂帘听政的机会。奏折上“我朝圣圣相传，从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典”，但是“为今计之，正宜皇太后敷中宫之德化，操出治之威权，使臣工有所禀承，命令有所咨决，不居垂帘之虚名，而收听政之实效”。奏折的最后，又提出请由廷臣议定“皇太后召见臣工礼节及一切办事章程”，这就使两宫太后公开出面听政变得顺理成章。
两宫太后抓住这个机会，颁谕命各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等就贾桢、周祖培等奏请太后操权及皇太后如何召见臣工的礼节及章程问题，就胜保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另简近支亲王辅政问题，“酌古准今，折衷定议”，然后具奏。
不过，两宫太后特别是慈禧太后与朝臣在垂帘听政问题上的认识有很大差异。众多朝臣考虑到皇帝年小不能亲政，希望太后能有处理朝政之权，但因祖制并无太后垂帘先例，所以又希望太后最好不采取垂帘的形式。即使是事出从权，需要太后垂帘听政，也仅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是一个形式而已。但是，慈禧太后所要求的并非只是居于幕后处理朝政之权，即不仅是理政之实，也要求有垂帘听政之名，亦即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使之成为永远定制。
清廷大臣首先就太后的理政之权重新做了明确规定。以前凡有各省将军、总督、巡抚等上陈奏折，或需颁发上谕，均是由军机大臣们先行拟定初步意见，进呈太后认可后发交有关部门执行。现在的规定是：此后凡有各省将军、总督、巡抚等奏折，应首先呈递太后慈览；然后再交议政王、军机大臣等评议讨论；由王、大臣听取太后意见后，将相关的指示谕旨缮写清楚，再次呈递太后；太后批阅同意后再行颁发。这种处理军国大政的办法与步骤虽然过于烦琐复杂，但保证了清廷的一切权力均蒙两宫皇太后躬亲裁决。
两宫太后理政的权力问题虽已确定下来，但是其如何垂帘的问题却迟迟不能顺利解决。在慈禧太后的多次示意之下，十一月十八日，以礼亲王世铎领衔的各位王、贝勒、贝子，文武百官共计202人，联合上陈《遵旨会议皇太后亲理大政事宜折》，并附上议定的《太后垂帘章程》十一条。
《太后垂帘章程》规定：召见内外臣工的地点设在养心殿；其时，由两宫太后与同治帝共同召见；在两宫太后前面垂帘；召见时，在各位王、大臣中轮流选派一人，引领被召见人进见等内容。
《太后垂帘章程》进呈后，两宫太后颁懿旨称各王、大臣所议章程“斟酌妥善，著即依行”。随后又表示：“垂帘之举，本非意所乐为，唯以时事多艰，该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秉承，是以姑允所请，以期措施各当，共济艰难，一俟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两宫太后万般无奈才不得不出面垂帘听政，一旦皇帝长大成人，两宫太后即行归政。慈禧日思夜想的就是垂帘听政，但在这里她又忸怩作态地说自己本非意所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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祺祥政变成功以后，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具有了皇帝一样的权力与地位，恭亲王奕䜣也是集清廷各种大权于一身，他们似乎已经很好地完成了权力的再分配，但其实从宫廷政变一开始之时，就隐伏着恭亲王奕䜣与两宫太后特别是慈禧太后之间的权力冲突。
恭亲王奕䜣最初的打算是两位寡妇嫂嫂只居垂帘之名，自己掌握实权，但他与肃顺等人一样小看慈禧太后了。经历了自咸丰帝病亡至祺祥政变这一段时间的政治风雨，慈禧太后的政治经验大增，她对于权力的重要性有了更为切身的体会，她决不能让第二个肃顺出现，也决不允许恭亲王奕䜣的权力大到威胁到自己。
从恭亲王奕䜣回京至两宫太后奉小皇帝回銮这段时间里，慈禧太后对当时的政治局势做了分析预测，她考虑最多的是恭亲王奕䜣辅政该用什么名义。如果到时候她直接询问王公大臣，人多口杂，偏向恭亲王的人多，只要有一人倡言，再想改变就很难了。她只有趁着人心未定之际，由小皇帝奉两宫太后懿旨，宣布“简派近支亲王辅政”的人选和名义,才能避免众口纷纭而变生肘腋的尴尬情况发生。
两宮太后奉小皇帝回京的二天清晨，她们就御太和殿，召见王大臣和六部九卿、詹翰科道，宣布谕旨授恭亲王奕䜣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她们没有给恭亲王奕䜣以“摄政王”的名号与地位，“摄政”具有暂时代替皇帝理政之义，权力太大。她们也没有给奕䜣以“辅政”的名号与地位，辅政自然就有辅政的实权，奕䜣也有可能如肃顺那样不把两宫太后放在眼里。她们给了奕䜣以“议政王”的名号，议政者，只是就国家、朝廷中的政务发表议论，提出个人的看法与建议，真正的权力则始终牢牢掌握在皇帝及两宫太后手里。
其实，慈禧在政变甫告完成、政局尚不明朗时做出这样的行动似乎有些冒险。当时，她身边除了唯唯诺诺的慈安太后以外，就只一个乳臭未干的儿皇帝，无人可以商量，她完全是凭自己的胆识闯过了这一关。
自此以后，慈禧便开始了她长达48年的统治，她成了掌控当时中国最高统治大权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