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立仁 19253楼 2013-10-15 15:34:39
他＂做＂了什么？所以说，愚民洗脑习惯的，是不习惯按＂事实＂说话。
怠玩民主化，很简单，关键步骤。
1。废除裆禁。
2。取消戡乱，恢复宪政。
3。军队国军化。
4。废除政工干部制度。
5。废除情治特务制度。
蒋经国就做了一件。他废除了他开始的党禁。那么还比1948年前烂哦。
那叫民猪化？
蒋介石时代的中国，民猪化程度比蒋经国死的时候。高的多哦。
记住。蒋经国是个烂人，无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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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弯明月天如水 19263楼 2013-10-15 15:58:57
做了什么，那就说说呗：
开放大陆探亲，少了多少至亲骨肉死前都未能相见一面的遗憾？
从他开始启用台湾本省籍官员和任用大批专业技术官僚主政。台湾跻身亚洲四小龙，是他的功劳。
关心民众的生活及走访台湾乡下，在台湾始创亲民活动，建立医疗卫生建设，减少城乡差距。
改革传统上铺张餐饮的习惯，以政令宣导时告知大众：台湾人每年可以吃掉一条高速公路。小蒋一生清廉，这是公认的吧？乃至他死后夫人回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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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你自己，还是洗脑的余毒。
党禁和报禁，谁看创的？蒋经国哦。这叫“恩情”？这就像中怪整富，把中怪从1949年虐待到1978，然后开始“奇迹”，倍儿“恩情”哦。
党禁开放怎么啦？蒋经国开创的特工呢？政工呢？宪政呢？戡乱呢？
清廉？1.清廉与否，有个叉的关系啊。一个无赖也可以清廉哦。
2. 前门猫，粉清廉哦。坐拥7千万巨资现今。蒋经国，粉清廉哦，娃都是国企（裆企）高官。清廉个叉啊。
记住，寡民裆，蒋经国和某怪，本是一路货。
他的娃不给他太太钱回俄罗斯？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只能说，他太唯物主义啦。他逼迫别人悖逆人伦，结果自己的娃。
他的几个娃，是烂哦。
看他的娃，就知道蒋经国是个烂人。
一个正直的人，娃会公开辱骂老师？娃会拿手枪射人家？
他的娃还会骂蒋纬国哦，亲。
正常的啊，这叫有其父必有其子啦。蒋经国这样的货，教养粗来的娃，嘿嘿，还不就是标准的唯物主义者嘛。

@cyouwei2013 2013-10-24 13:53:49
请楼主用是否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请勿用阴谋跳大神回答别人，这是你基本的人德。
1，你认为918事件曰本不属于侵略吗? 你认为侵略未定吗（和安咅一样）?
2，曰军强占东北只是下层军官的随意行为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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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去看自己的问题。记住，哥对小鼻子小眼的阴谋论者没啥兴趣。
无中生有，自己琢磨出一堆问题。哥认真没兴趣科普。那些找到奥特曼再说吧。
顺便说一下，汉人地位比你高。哥写的还不够清楚么？指标都写出来。你有在看么？

正文222
政治协商会议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决议，完全采用基督教教历作为新中国的历法，废除了中华民国的“民国纪年”。
1912年成立中华民国是双规并行，采用格里高利历的同时，使用民国纪年，并没有使用“黄帝纪年”。
1928年，国民党武力征服中国，中华民国覆灭之后，国民党政府沿用了旧中华民国的年号和历法制度。
1949年，共产党武力征服中国，改变了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确定了新的历法。
天安门，这是明国和清国时代，进入皇宫的大门。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正式，庄严地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毛泽东同时充满自豪而且充满感染力地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共产党武力征服中国，国民党政府覆灭的过程中，在国共内战战场上，虽然有过许多效忠于蒋介石的官兵们进行过勇猛顽强的抵抗，但是整体而言，在战场上，中国政府军队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抵抗斗志。
在战场之外，已经进入了新体系的中国，并没有出现什么知识份子殉国死节的现象。
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蒋介石忠诚的私人秘书，在1948年11月，中华民国政府陷入显然的崩溃边缘的时候，在南京选择了自尽。
戴季陶是蒋介石多年的好朋友，国民党内的理论家。戴季陶是一直试图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去寻找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渊源，为蒋介石统治国民党，提供意识形态上的理论支持，他也曾经是中国共产党最初的一批成员之一，日后退党，政治思想开始右转。
和蒋介石一样，戴季陶是一个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中华民国的国旗歌就是出自他的手笔。炎黄世胄，东亚称雄。。。同心同德，贯彻始终，青天白日满地红！
1949年2月，中华民国败局已定，共产党征服全国的脚步已经不可阻挡，戴季陶在广州，选择了自杀。
除了这两个蒋介石忠实的追随者外，我们没有看到过其他知识份子的“殉国”记录。
在山西，出现了“死节”的现象，但是严格地说，这个很难说成是对中华民国政府，对蒋介石的忠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山西都督阎锡山通电独立，脱离清国朝廷，从那时候起，山西就一直是军阀阎锡山统治的地盘。
在山西，国民党的组织力量是很薄弱的，这里有阎锡山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
阎锡山率领着忠诚于他的官兵和文官们，年复一年地抗拒着外力的入侵力量，从军阀武装，到日本军队，到共产党的力量。
在整个内战战场上，对共产党军队最为顽强勇猛的抵抗，是发生在城防坚固的山西太原城。
1948年开始，随着共产党军队力量在华北的迅速壮大，山西一省，已经无力抵抗，太原的沦陷，是早晚的事情啦。
1948年10月开始，四十多万人民解放军，先后加入到攻克太原的战役，八万多山西军队开始自杀性质的玉碎奋战。在他们当中作战最为勇猛的部队，是数以千计的感念阎锡山不杀之恩的日本投降官兵。
1949年3月，阎锡山背弃了他与太原共存亡的誓言，抛弃了他的追随者，坐飞机逃离了太原，离开前，阎锡山把指挥权交给了梁化之。
1949年4月，占有火力和兵力压倒优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太原城发起全面猛攻。
梁化之下令火烧监狱，里面全部是被捕的共产党员，我们不知道具体的人数，全部共产党囚犯被残忍地烧死。
城破之后，山西军队和解放军展开巷战，继续他们绝望的自杀性质战斗。
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军队开始迫近山西省政府大楼。
阎锡山的同族妹妹发出诀别电报，“同仁五百，成仁火中”。
此后，梁化之等山西文武官员，还有一些家属女人，开枪或者服毒自杀，在他们死后，士兵们遵循他们的命令，放火焚烧布满尸体的政府大楼。殉葬的火焰直冲天际，宣告太原已经被共产党解放。
太原的殉葬牺牲行为，是中华民国亡国过程中，非常罕见的一次事件。
整个中国各界，我们可以说，是谨慎的，紧张的，甚至可以说是期待的，但是没有什么人愿意为灭亡的中华民国殉葬啦。
国共内战是一场大规模的漫长，血腥，复杂，同时常常令人困惑的内战。内战中充满了英雄气概和令人恶心的残忍，有感人的救助关怀，也有兽性的残忍和冷漠。
20世纪，西方世界最伟大的摄影师之一，卡蒂尔-布雷松Cartier-Bresson受雇于生活画报，来到中国，用他的镜头，记录了中华民国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初生的六个月。他这次冒着生命危险的事业，为他赢得了世界级的声誉，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记录。
他呈现给我们后人的黑白世界，充满了困惑，我们相信，这种困惑也流淌在当时许多中国人的心中，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双方在为何而战？
街头乞讨的妇人，饥饿哭泣的孩童，被重担压弯了腰的苦力，疲倦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同样疲倦的中国政府军士兵，咆哮着进行劫掠的农民难民，挤在银行门口试图把就要沦为废纸的金圆券进行兑换的市民，青年学生们充满激情地树立起招牌，欢迎他们的新来的征服者。。。所有这些人，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他们现在都在思想，这一个全新而未知的新中国，会是什么样的呢？
不论是共产党的宣传材料，还是历史学者们，都会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充满了批判和憎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对于人权的践踏，是严重到令人恶心的程度。
但是我们不要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国民党政府事实上并没有达到孙中山所追求的“训政”，在国民党统治区里，一样合法而且公开地存在着大批不认同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和外国新闻媒体。中国政府的许多罪恶在一定程度上，是被本国的报纸揭露和批判的，而公开发行的外国媒体更是根本不接受中国政府的新闻审查。中国政府对社会舆论的管控是非常有限的，秘密警察的暗杀恐怖行为，只是增加了中国政府的罪恶记录。
虽然蒋介石本人和他许多忠诚的追随者，都向往法西斯的极权主义政治，但是他们根本没有办到，他们根本没有共产党那样的决心和能力。
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国政府每一次漠视人权的罪恶，但是在同一时期，共产党统治区，有多少人被处死了，没有人知道。在当时，外界甚至都不知道这一切已经在大规模地进行。
回归灭亡的中华民国政府，我们会看到一系列外交上的重大成绩。1930年代初期，蒋介石和纳粹德国达成了合作协议，加强了中国的军事事业建设。1937-1939年，蒋介石从苏联获得了军事援助，对抗日本。1940年代，蒋介石将新疆从苏联的势力范围中夺取回来，蒋介石从美国获得了外交援助，对苏联进行了压迫，确保了新疆。1940年代，蒋介石政府从美国获得了租借法案援助，和援华物资援助。正如William Kirby所说的那样，至少在蒋介石时代，中国被承认成一个“大国”。
对于蒋介石本人的评价和他的统治，我们会在台湾的章节里再作讲述。
冷战之父，和中国人司徒雷登
乔治-坎南，George Kenan是美国的政治学者和历史学者，他有一个影响过世界历史进程的名字，“冷战之父”。

正文223
1904年，坎南出生于威斯康辛州一个律师家庭。
1925年，他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之后，放弃了子承父业的传统，他考过了律师资格考试，但是这娃想去看看世界，他考进了国务院。
在欧洲服务期间，这娃又想读书啦。乡村成长的坎南，不适应当时普林斯顿大学的精英氛围，他向往一个快乐的大学校园生活。但是坎南又舍不得放弃外交官的生涯，他于是进入柏林大学学习历史，政治学和俄文。
1931年到1942年之间，他先后在苏联境内各加盟国工作过。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坎南被再次派往苏联，进行情报分析工作，为美国战后的外交政策提供情报依据。
坎南本人对罗斯福总统和当时美国国务院的许多官员们的外交政策是非常不满的，坎南认为他们根本不了解苏联，不了解俄罗斯。
1946年2月，坎南从莫斯科向国务院发回了著名的“长电报”。
1947年1月，基本基于“长电报”，杜鲁门总统的外交顾问提交了一份绝密报告给杜鲁门，这封报告直到1968年才解除秘密，这个报告的关键词就是“遏制和包围”。
1947年1月，基于“长电报”，坎南向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提交了详细的情报分析报告。
坎南的分析报告，几个主要内容，
1. 苏联人的世界观和国家体制，使得从领导层到民众，对国内对国际事务，都不能有一个客观和准确的理性理解。
2. 苏联人坚信资本主义社会是他们的死敌，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没有和平共存的可能。
3. 苏联人并不相信和平谈判手段和条约的有效性，对苏联，只能使用武力威胁和打击。
4. 苏联的武力根本不足以挑战强大的美国武力，只要有过打击，苏联会很快认清这一点。
5. 共产主义思想是一个像毒瘤一样的思想，固执地存活在共产国家民众的心里。武力摧毁苏联的政府，并不能改变苏联民众的思想，不能消灭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
6. 美国应对的办法，必需是用武力威吓和打击手段，遏制苏联扩散共产主义思想。
7. 与此同时，积极建设一个稳定繁荣的欧洲和亚洲。
8. 遏制住共产主义的扩散，让包围圈内的自己去尝试，去绝望，去放弃共产主义思想。
9. 促进包围圈外和包围圈内的交流，让包围圈内的人感受到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世界的重大差别，促进他们的反思。
1947年3月，杜鲁门总统在国会发表高调演讲，要求国会批准干涉希腊和土耳其内政，防止当地共产主义革命成功。
杜鲁门高调宣称，世界任何地方爆发的共产主义革命，都是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对人类文明的威胁，美国要承担起世界警察的责任，防止共产主义蔓延。
杜鲁门称，贫穷和绝望，是容易导致共产主义思想滋生的温床，美国为了自己的自由，必需尽量消除欧洲和亚洲的贫穷和绝望。
美国一方面开始加强军备，强硬应对苏联在任何地区的渗透。同时开始大力资助欧洲和远东国家的经济发展。
杜鲁门总统完全改变了罗斯福总统的外交策略，开始了全球范围的“冷战”时期。
坎南成为马歇尔欧洲和亚洲经济复兴计划的总设计师，在他的策划之下，美国开始向欧洲和日本注入资金和人力，扶植欧洲和日本走向繁荣稳定，完成对共产阵营的包围圈。
1956年，坎南成为新泽西“高级研究所”的终身研究员，在那里进行历史研究和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判。新泽西的高级研究所，是一个奇葩性质的科研机构，下设五个学校，历史，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系统生物学，共有二十多个终身研究员，以在制度上保障他们的学术研究，不受任何赞助商，政府基金的干扰和影响。他们同事会从每年大约1500个申请学者，接受100多个的学者进来参与研究，坎南就曾经在1952-1954年间在这里工作过。
坎南教授除了在历史学上的贡献之外，同时美国外交政策的批判着，他是“政治现实主义”政治学的奠基者。
在美国民众一面倒地支持对萨达姆统治的伊拉克发动“先发制人”攻击的时候，他忧心忡忡地说，这是恐怖主义的胜利，美国已经怯懦到产生狂想了。
坎南批判罗斯福主义的外交政策，批判美国输出价值观的“新保守主义”者。坎南教授说，这些都是对美国孤立外交传统的背叛，是赤裸裸的霸权主义，帝国主义行径。坎南教授坚持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应该通过维持世界各国间的均衡来达到，而不是通过直接操纵影响别国的事务。
2005年，坎南教授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101岁。3年之后，从1931年结婚以来，就帮助照顾他的妻子，坎南夫人，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98岁。
纽约时报在其讣告中说，坎南教授是冷战时代美国影响力最大的外交家，他塑造了冷战时代的美国外交政策。
外交政策杂志说，坎南教授是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外交家。
基辛格教授说，坎南是他那个时代最外交政策的塑造者。
当时的国务卿鲍威尔说，坎南是美国21世纪外交的“我们最好的导师”。
坎南教授当年的报告，在二战之后，结束了罗斯福政府时代美国外交政策的摇摆不定和妥协软弱。坎南教授的冷战战略，在二战之后，在全球人类文明和自由面临最大威胁的时候，有效地提出了自由世界的因对战略，确保了欧洲和亚洲各国人民没有遭受赤潮覆灭。
1947年3月，杜鲁门高调宣告美国的冷战战略，以世界警察自居，开始在欧洲和亚洲，遏制和包围共产主义运动扩散蔓延。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此时中华民国政府已经迁移往广州，同时包括苏联大使馆在内的各国使馆也迁往了广州。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没有离开南京，他希望和共产党建立起联系，讨论美国和这个就要建立的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事情。
司徒雷登有他乐观的理由，而且当时共产党的南京管理委员会里，还有一个负责人，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呢。
但是司徒雷登失望了，而且还发生了军纪严格的解放军战士骚扰到美国使馆的事情，虽然这件事情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但是根据共产党南京管理委员会的说法，司徒雷登继续停留在南京，是不安全的。
1949年8月2日，伤心而失望的司徒雷登，离开了南京，他去了美国。
1949年8月8日，共产党的广播电台播发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对司徒雷登进行了嘲笑，毛泽东说，司徒雷登积极地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对中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诡计。美帝国主义阻挠破坏中国人民革命的阴谋没有得逞，司徒雷登被迫安安静静地离开中国。
司徒雷登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他认为他的家在中国。至少在1949年，司徒雷登被迫离开中国之前，他是有理由这么说的。
1876年，司徒雷登在杭州出生。他的父亲，出生于维吉尼亚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长老会传教士家庭，这一家人，到他父亲的时候，已经是三代传教士啦。
司徒雷登的父母，是美国南方长老会派遣到中国来的第一批传教士。

正文224
司徒雷登的母亲，创办的杭州女校，应该是清国时候最早的女子学校。
司徒雷登是杭州的“小伢儿”，他从小一口杭州土话，下馆子点面条都倍儿讲究，像一个正宗地道贪吃会吃的杭州人，嘿嘿。
司徒雷登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正好赶上美国国内“青年志愿者运动”的热潮。在一次活动中，司徒雷登深受感动，他承诺将来回中国来传教，他于是转学去读了神学院，他成为家族中第四代传教士。
1904年，司徒雷登带着妻子回到了中国。之后他在金陵神学院作教授，主讲希腊文和新约解经学。
1919年的时候，三所北京的教会大学打算合并在一起，这是一个困难重重的事业，有着人事和财力上诸多的挑战。学校董事会找到了司徒雷登，他接受了这个挑战。
司徒雷登和美国威尔逊总统两家人是世交，司徒雷登曾经在威尔逊总统本人所属的教会中讲道过。威尔逊所属的教会，被司徒雷登的中国传教事业所感动，他们承诺在资金上对司徒雷登的中国事业作出支持。
司徒雷登同时在中国和美国各界奔走，为燕京大学筹募资金。
当时美铝公司的一个高管捐赠了大笔的资金，司徒雷登买下了前清一个王爷的私家花园，这里成为燕京大学的校址，司徒雷登要把燕京大学建设成一个东方传统的，美丽如画的校园。司徒雷登聘请著名的建筑师亨利墨菲Henry Murphy，美国建筑师墨菲，真正赢得业界的声誉，是在中国。他一反当时清国的建筑一味追求学习西方建筑的风潮，亨利墨菲，是中国古典建筑复兴的领军人物。
墨菲在中国设计过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一系列大学，中华民国政府聘请他规划设计了首都南京。
1926年，未名湖畔的燕京大学新校区落成，燕京大学师生们迁进了新校区。
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
墨菲设计的燕京大学，是外表复古，内部西化的建筑，大量使用进口的设备，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是中国面积最大，建筑质量最高，环境最美的大学校园。
燕京大学校园的未名湖畔有一个“博雅塔”，这个名字容易让一些人联想到美国的一种大学“博雅学院”，liberal art college。美国博雅学院和主流大学的区别在于，博雅学院不注重“专业技术”培训，而更注重“素质”培训。
燕京大学分为五个学院，分别是，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理学院和文学院。
在学校制度上，燕京大学基本是沿袭的美国博雅学院和许多名校的体重，宽进严出，以严格的学制，淘汰不合格的学生。
司徒雷登作校长所确立的制度，是非常世俗化的，校规并不要求学生作礼拜，同时招聘的教授讲师，除了神学院之外，并不要求是基督徒。
司徒雷登同时向董事会报告说，我们应该把这个学校办成中国人的学校，一但我们离开，中国自己就可以有效的管理这个学校。在这个思路下，司徒雷登校长有意识地提拔和栽培大批中国人从事行政管理职务。
燕京大学有许多“自由化”的倾向，燕京大学不仅是秉承学术自由的学术传统，而且在课程设置和教员选聘上相当的自由化。比如，在那个时代，旧传统的行业歧视和偏见还是势力很大的，京剧这些在许多人看来都还是“贱业”，更不要说民间的草根娱乐方式“相声”。
燕京大学的“民间文学”课程，会聘请侯宝林来给同学们科普民间艺术。
1928年，燕京大学和哈佛大学联合成立了“燕京哈佛学社”，专注于亚洲社会和历史问题研究，尽管这个机构的地址是在哈佛大学校区之内，但是并不隶属于哈佛大学。这是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办的一个研究机构。
也是在1928年，燕京大学成立了新闻系，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第一次出现了专门培训新闻业从业人员的大学专业。司徒校长请来创办燕京大学新闻学专业的，是威利斯校长Walter Williams。威廉斯校长是一个新闻学家，一个教育家，他是现代大学新闻专业的创始人，他致力于在全球宣传鼓吹中立客观的新闻业。

燕京大学迅速崛起为中华民国时代最好的大学之一，燕大学术思想自由的氛围，吸引了包括许多优秀学者的加入。
司徒校长的“博雅”教育，可以看作中国版的博雅，除了美国版的“素质“教育和宽进严出之外，司徒雷登治理学校的方式，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
他像一个旧中国传统里的大家长，族长一样观爱照顾着燕大的师生们。谁家里生娃啦，谁家里有人生病啦，谁和谁谈恋爱要结婚啦，司徒雷登校长都少不得要过问的啦。他说他是一个中国人多过美国人，有他自己的道理。
司徒校长同时倡导同学们“有组织，但是互相关爱”的校风，他在学生们中营造一个“大家庭”的校风。燕京大学的同学关系，私人关系密切的氛围，和同一时期的北京大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司徒雷登校长被日本占领军押送进了集中营，直到战争结束。这个期间，燕京大学搬迁去了四川成都。
1946年的时候，在华调解国共纠纷的马歇尔将军邀请司徒雷登校长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希望他的影响力和社会声誉，能够促成国共间的和平合作。
对于立志于建设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司徒雷登对董事会说，燕京大学的未来，是离不开中国的和平前途的。
司徒雷登将燕京大学交给一位芝加哥大学留学回来的中国心理学和古文学专家管理，这位专家后来遭到学生们和教师们的批斗，甚至自己女儿的背叛和揭发，1970年在中国去世。
司徒雷登作为大使，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希望能够促成一个和平建国的联合民主政府。他有着近乎天真的希望，他觉得周恩来这些人，是愿意和美国建立起良好的关系的。
1949年的时候，他甚至打算冒险自己去北京，去面见共产党的领袖们，促成中美建立外交关系。
1949年8月，新华社全文刊登了毛泽东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失败的司徒雷登先生，带着伤心，被迫离开了他热爱的中国。
若干年后，曾经有一位当年在燕京大学任教的人这么说的，我最讨厌听到什么“别了，司徒雷登”了，人家司徒雷登帮助过好多进步学生，好些人是坐着他的车子去的解放区！应该感谢每一个帮助过自己的人，忘恩负义不好！
司徒雷登到美国之后，开始写作他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写作进行到一半，他中风了。
司徒雷登在美国的起居生活，一直得到曾经多年服务于他的忠心朋友和助手，傅泾波先生及其家人的精心照料。
1962年，一生以中国人自居的司徒雷登先生在华盛顿去世。
司徒雷登的遗嘱里写明了，他希望自己的骨灰能够归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里，在那里，他倾注了他的精力和爱心。在那里，还有他妻子，司徒夫人的坟墓。（司徒夫人的坟墓，是1926年建立的，就在今天的“北大”燕园里，1949年后，不知所踪。）
傅泾波先生，是旧中国传统里，美国传统里忠心的朋友的典范，他一直要完成司徒先生的嘱托，他要把司徒校长的骨灰和司徒夫人合葬在一起。
1970年代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傅泾波访问中国，但是中国当局拒绝了他归葬司徒雷登骨灰的请求。
傅泾波先生没有就此放弃，他一直在努力，在他去世的时候，他嘱托他的儿子，要完成老先生临终的遗愿。
傅泾波先生的儿子，乔治敦法学院毕业之后，进入美国军中服役，以将军职光荣退役。
他之后出任某美国大公司大中华区总裁，努力完成司徒先生的遗愿，但是据说遭到了北京大学方面的强烈反对和抗议。
杭州地方当局出面，希望能够把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在杭州。
2008年，在去世了46年之后，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回到了他的故乡，杭州。他的骨灰和他的父母，以及他的一个弟弟，安葬在一起。
这一家人的遗体，终于在司徒雷登的故乡团聚，得安息。
司徒雷登校长，是一个正直，有爱心的长者，他是一个传教士，一个教育家。他真诚地关爱着他身边的中国人，他希望中国能够走上一条和平和民主道路。
司徒校长的后半生，有很多的委屈和伤心，但是他对中国，并没有苦毒和仇恨。司徒雷登先生是一个充满爱心的长者，他配得所有中国人的尊重，愿他的灵魂得安息。

正文225
台湾简史
在我们讲述清国历史进程的时候，我们曾经说到了台湾最初的历史，1949年，中华民国亡国之后，蒋介石率领着忠诚于他的官兵和一部分民众，像当年的国姓爷一样，败退到了台湾。我们在这里，就简单地讲述一下，台湾的历史。
日据时代的台湾
清日战争之后，台湾就被割让给了日本，成为日本的一个殖民地。台湾和满洲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台湾是1895年开始，就处在日本的统治之下，到1945年被转回给中国，日本统治治理台湾，长达六十年之久。
1895年的时候，根据日本当局的统计，台湾岛上，大约有12万的原住民，从人类学的划分上来说，他们属于大洋人种。
1885年，清国朝廷才将台湾确立成一个省，当时的台湾省人口在300万左右。清国的官府对台湾的原住民进行了血腥残酷的屠杀和压迫，幸存的原住民逃进了台湾东部的山区。
作为加强清国军事事业的自强运动的一个举措，清国加强了台湾首府台北的城防建设。
但是到1895年，日本作为战利品接受台湾的时候，台湾的现代化步伐，还几乎没有开始呢。
台湾是日本帝国的第一个殖民地，日本帝国政府精心规划和治理这一个殖民地。
日本当时已经是亚洲现代化的非常成功的一个大国，拥有许多有能力的现代化的学者和官员。他们用他们的知识和智慧，努力把台湾带向现代化。
如果我们比较同一时期，欧洲殖民者在东南亚的作为，和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作为，我们会看到一个很大的不同。
而且大家要注意的是，在1895年的时候，日后影响塑造中国社会民众心态的“民族”思想，还根本没有被传入清国，不论是台湾还是清国本土，大家都没有“皇汉民族”，“炎黄子孙”，这些种族主义思想。台湾社会对日本的殖民统治，也没有种族主义思想觉醒之后的那么强烈的对抗心态。
原住民被剥夺了家园之后，从福建移民而来的清国臣民占据了台湾西部的冲积平原，我们可以把这些人，称作“台湾人”，之后也有人称作“本省人”。
和中国本土不同的是，移民时间不长的台湾人社会，并没有形成清国本土的士绅阶层。靠血缘纽带而形成的宗亲势力，以及有勇力而得族人追随的地方豪强，成为台湾人民间的主要管理力量。
不同的宗亲族群之间，因这样那样的原因，大规模的武力冲突是常见现象，同时土匪也很多。
清国官府的力量是很薄弱的，对民间的这些混乱局面，也缺乏治理的手段。
台湾人根据语言习俗可以分成两大族群，占绝大多数的是来自清国福建南部的汉人，他们说的是闽南语，也就是日后的“台语”。台语的渊源，可以上朔到古时候的河南地区，因此台湾的学者，又有称之作“河洛语”的。人数较少的则是来自福建西部山区的客家人。客家家人和闽南人，都会对原住民进行杀戮，掠夺原住民的土地。同时他们彼此之间，也常有血腥的斗殴屠杀，就像我们在讲述太平天国的时候讲到的，清国的官府，一般都偏向人多势总的闽南人，而对客家人进行打压。
1895年，清日甲午战争结束，战败的清国向日本国割地赔款，台湾被割让给了日本。
黑旗军土匪出身的刘永福，在败退出越南之后，接受了清国朝廷的招安，在1894年被清国朝廷派遣到台湾负责防务。
得知清国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的消息之后，刘永福再一次反啦。他裹挟了台湾巡抚，成立了台湾民主国，宣告台湾独立。
1895年5月，日军在台湾登陆，原台湾巡抚寻机摆脱了刘永福的控制，逃回了清国。刘永福老实不客气地接任台湾民主国大总统。
这一次，清国重臣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都拒绝援助发动叛乱，拥兵自立的刘永福。
台湾民主国国军和日本帝国陆军的战争，被称作“乙未战争”。对日军抵抗最为彪悍顽强的台湾民主国国军，是客家人。
1895年10月，日军迫近台南，台湾民主国大总统刘永福仓皇出逃，台湾民主国灭亡。
在这场战争中，崛起了两股影响日后台湾政治的台湾当地势力。鹿港辜家和基隆颜家，因为协助日军，爆发成为台湾富豪，成为台湾五世家。
另一股势力则是台湾长老会，当时日本陆军对台湾民主国军队的屠杀和镇压是非常残忍的，同时台湾民主国国军，事实上也是良莠不齐的半军半匪的武装。台湾长老会的英国牧师认为，应该尽快恢复台湾的社会秩序。他打着白旗迎接日本陆军，和日本军队谈妥了不骚扰台湾平民的条件，同时帮助带领日本军队剿灭台湾民主国国军。这是台湾长老会和日本合作的起源。
台湾民主国覆灭之后，台湾当地的匪祸并没有得到根除。
日本殖民政府的对策是一方面加紧围剿，一方面建立起警察制度和保甲制度。
日本人在台湾建立的警察制度，是非常高效的，他们招募，培训台湾人出任警察，而这个警察，事实上是基层自治体系的行政首脑。
在台湾的警察制度下，所有人的财产状况都进行了注册登记，以防纠纷和争议；每个村都建立守望相助的保甲制度，这也是连坐制度；警察不仅监督这些，还强制推行和监控现代的公共卫生和医疗制度的建立和推广，还负责收税，还负责调解和仲裁乡亲们之间的纠纷。
我们看到啦，这个警察其实啥都管哦，嘿嘿。
按照现代国家的税务和产权标准来看的话，清国时代的台湾土地所有权和纳税的标准，其实是混乱而模糊的。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岛的耕地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统计，并且终于理清了台湾的耕地所有权，取得了一份完整的登记报告，也绘制了第一份现代标准的台湾地形地图。
1904年，台湾殖民政府发起了一个大胆的改革方案，殖民当局发行公债，向手里有闲置土地的台湾地主们购买了他们自己不耕作的土地。这些公债是用于投资台湾的城市公共事业和现代企业，地主们有着不错的回报。殖民政府再把购买到的耕地分给了原本土地缺乏的农民。
日本的土地改革政策取得了两个效果，第一，台湾出现了一个耕者有其田的自耕农阶层，第二，台湾殖民当局每年从农村收到的地税收入，提高了三倍。
日本殖民当局非常注重现代教育的普及推广，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日本殖民者精心策划的这个现代教育体系建设，是有着非常精美的计算的。
日本大力推广免费的义务教育，学校里教授是儒家传统思想，自然科学常识和农业常识，以及日文，台湾的识字率和基层教育普及率很快就提高了。同时殖民政府还扶植农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不断推广农业新技术。
但是我们会看到，日本殖民当局只建设初级的小学建设，有意识地延缓台湾本土迅速出现一个知识精英阶层。
一直到1915年，台湾才出现了中学。
再拖延到1928年，台湾出现了大学。
而在高等教育方面，日本殖民当局让台湾的知识份子进入各职业技能学习，学作医生啦，学作工程师啦，作农业技术员啦，并不鼓励社会学，法律思想的学习。在人文领域里，学音乐，是台湾人可以有的选择。
在教育事业现代化发展的同时，日本殖民者也投资兴建现代化的铁路交通体系。台湾全岛建立起了6,000英里的铁路线，基本把台湾从南到北连接起来，把城市和乡村连接起来。
日本人在台湾投资的行业里，制糖业是最大的行业。至于其他的各项事业，则是台湾五世家为代表的台湾商人们赚钱的地方。
工商业的现代化，基层教育的普及以及农业的科学化，使得台湾从城市到乡村，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现代公民社会。但是一直到日本退出台湾，台湾人参与政治和办报自由，还是受到日本殖民政府的严厉压制。
从国民现代化的角度来说，到1945年的时候，台湾的现代化程度，要远远高于中华民国大陆地区，不仅仅是农民住的房子都是砖房啦，主要是台湾民众的行为规范，法治概念，已经普遍进入了现代体系，包括生活卫生习惯那些的。
到1945年的时候，我们从外人的角度看此时的台湾岛，百姓生活的不错，一个有秩序的现代文明社会，这是一个美丽岛，这里是“佛莫萨”。（葡萄牙语，美丽）

正文226
二二八事件和台独思想的起源
1945年，日本天皇降伏，日本向盟军无条件投降，太平洋战争结束。
1945年10月，陈仪接受日本驻台湾总督的投降，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中华民国从日本手中接收了台湾。
这是一场灾难性的接受，彻头彻尾的灾难。
国民党政府官员和军队在大陆接收中所普遍存在的贪污腐败现象，当然也在台湾发生啦。而台湾又有它的复杂性，更加重了这场灾难。
台湾和中国本土，从1895年起就已经隔绝了，是在日本统治下发展形成的一个体系。
台湾已经形成相当成熟的现代公民社会，进入了法治社会，现代公民社会，从农村到城市，小百姓的行为准则和生活习俗，已经和中华民国有了比较明显的差距。
在教育上，台湾本省人接受的儒家思想的教育，被教导说要忠君，要奉公守法，和五四文化革命之后的中国大陆，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辛亥革命之后，在中国大陆日益普及的种族主义思想，炎黄子孙的说法，台湾人并不知道，台湾小百姓是持守着他们的祖辈从清国时代就保留下来的敬拜祖先的旧中国传统。炎帝？黄帝？那是他们的祖先么？族谱上没有，这不是成了“数典忘祖”了吗？
到1945年的时候，中华民国的大陆，其实和台湾，已经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啦。
在现代公民社会，法治社会的标准来说，台湾的体系成熟度，是高于中国大陆的。
在种族主义思想，革命思想来说，一直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台湾，和大陆又是不同的一个世界，台湾还是保守的东方旧文明传统。
台湾当地的精英阶层，对于新来的国民党政府一样表示出了不满。在日本统治的殖民地时代，虽然日本殖民当局压制台湾人的民主发展，但是已经实行了基层自治。而在在台湾议会里，由台湾百姓选举产生的议员已经占到了一半。国民党则是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这一切基层自治制度，都被废除了，而且在议会里，也全部是由中国中央政府委派的议员组成，其中的台湾议员，则是由在中国的“半山仔”们出任。这些人出生于台湾，后来去了中国大陆，他们也没有台湾本地的选民支持。
大陆来的国民党政府和台湾本省人之间的矛盾在日益加重。
许多工厂的设备，居然被中国军队给洗劫了，拆走运回大陆变卖赚钱，工人只好失业了。
买卖人也遭到中国政府官员们的敲诈勒索，国民党政府还建立了新的垄断体制，商业也凋零了。
驻守在台湾的中国军队，军纪败坏，扰民，强买甚至偷窃抢劫的行径都在各地发生。
台湾的经济形势和社会秩序和日据时代相比，急剧恶化了。
1946年，和平年代的台湾生产指数，居然还不到太平战争时期1944年的一半。
台湾人对中国大陆来的这些官员和军人们的蔑视和愤恨在日益加剧。
另一方面，中国大陆来接受的官员们也对台湾人非常的不满。
日本殖民地时代，日本在台湾是实行的志愿兵征兵制度，并没有强制征兵。而经过50年的日本统治，不少台湾本省青年人，是志愿选择了为天皇效忠，参加日本军队。
再加上民间越来越强烈的怀念日本统治时代的呼声，中国大陆的官员和文人们开始斥责台湾人被“奴化”了，炎黄子孙，怎么能怀念日本统治嘛，这分明是被“奴化”啦。
此时台湾人的母语是日文和台语，或者客家话，他们在政府中，也很少能得到工作机会。在全省所有的处级官员中，居然只有一位是本省人。
在台湾的大陆人和本省人之间基于价值观，行为方式和法治概念的差别而产生的矛盾日益加深。
1946年12月，驻台的美国领事馆工作人员，忧心忡忡地报告说，台湾民众和当局之间的矛盾在加剧，有可能爆发暴力冲突。
1947年2月，台湾一份报纸上发表了这样的一个社论，对大陆人的“奴化”说法，作出了这样的反驳，。。。自祖国来临的大人们，时常说我们奴化，当初我们很愤慨，不知道指什么为奴化，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奉公守法，即是奴化，置礼义廉耻于度外，才能够在这个“祖国化”的社会里生存。。。
1947年2月27日，台北一个拉扯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在街上卖走私香烟，被烟草专卖局的缉私队查处。缉私队员要夺取她所有的香烟和身上的一切钱财，可怜的寡妇跪地求饶，哭诉自己的处境，并且请求留下已经缴纳过专卖税的公烟和身上的钱财。
过路的台湾市民开始围观，缉私队员居然用枪托猛击寡妇头部，寡妇血流如注，昏倒在街头。愤怒的市民开始指责缉私员，慌乱的缉私员开枪示警，却不幸误伤了一个年青的市民，该市民抢救无效身亡。
数百名愤怒的民众涌向警察局，要求警察局处理凶犯，警察局没有对市民的要求作出回应。
1947年2月28日上午，积怨已深的市民，沿街敲锣，号召市民们罢市，罢工，去台湾省长官公署门前请愿。
1947年2月28日下午，行政长官公署门前已经积聚了数以千计的台湾民众，在毫无预警的情况，行政官署内射出了谋杀的子弹，民众开始逃散。
台北市内开始出现族群仇恨性质的暴力攻击事件，台湾人开始殴打大陆人，开始有砸毁大陆人商铺的行为发生，据估计，有十多起这样的暴力事件发生。但是整体而言，整个台湾，并没有陷入无政府状态。
接下来的几天内，台湾本省人的地方领袖开始出面组织地方自治机构，学生们和曾经在日本军队中服役的台湾人成立了志愿者队伍，维持各地秩序，各地的本省人领袖们联合成立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
委员会向陈仪提交了32条的请愿要求，其中主要要求有，台湾自治，实行自由选举，逮捕惩处贪官污吏，行政，司法和军事各方面雇佣台湾本省人雇员。
1947年3月8日，中国政府军在台湾登陆，血腥残酷的大屠杀开始了。
根据当时纽约时报记者的报道，中国军队从3月7日之后开始了整整三天肆无忌惮的屠杀日。。。军人们破门而入逮捕家里的主人，许多田径场和公园被当成了处决刑场。
几乎所有台湾人处理委员会的成员都被处死，他们主要是由日据时代的议员和台湾本地商界名流组成。
1947年3月26日，陈仪下令“清乡”，杀戮开始向台湾乡村扩散。
1947年3月28日，台湾行政官署机关报高调发表社论，社论称，二二八事件完全是有计划的预谋。。。主谋者是怀有政治阴谋与野心的乱党奸徒。
许多根本和二二八事件毫无牵连的台湾精英人士和普通百姓，也遭到了冤枉的屠杀。
二二八事件中，到达多数无辜的平民遭到了屠杀，一直是一个难以统计的数据。保守的估计，至少在八千到一万之间。
二二八事件，在两蒋统治的台湾白色恐怖时代，成为了一个禁忌话题。
事实上，在二二八之前，台湾并没有出现过以“台湾独立”为诉求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组织。
但是在这之后，所出现的最早一批追求台湾独立运动的人士们，他们台独的诉求，都是起源于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之后，开始有台湾本省的知识份子，开始思考台湾的归属取向，台湾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追求台湾的独立。
1948年，遭到台湾省政府通缉的一批台湾人在香港成立了“佛莫萨再解放联盟”，这个组织被认为是第一个“台独”政治组织。
1995年，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正式代表政府，向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家属道歉，公布了“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同时宣布，二月二十八为中华民国“和平纪念日”。

正文227
1949年之后台湾现代化成功的几个要素
1949年，当蒋介石逃亡到台湾的时候，台湾是一个从经济到政治上都在崩溃边缘的地方。1949年可以说成是1895年以来，台湾发展的最低点，从这个最低点开始，台湾开始了上升的发展，并且发展成为亚洲现代化最为成功的地区之一，在1990年代成为世界发达地区。
台湾的经济成功，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成功因素，我们试图在这里列举几个。
台湾是个传统道德体系没有崩溃的社会，台湾的农村土地改革相当成功，国民党带去的专家学者在台湾初期工业化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台湾的教育普及发达。接下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这些因素。
文明法治的社会基础
首先是，在日本殖民地时代，台湾社会已经进入现代公民社会，识字率很高，尊敬守法的现代法治概念，已经深入台湾人的生活，在1945年前，地方基层自治也已经为台湾人所习惯。而且长期隔离于中国大陆，台湾社会并没有经历过从1900年代开始的中国大陆的旧道德价值体系崩溃的过程，相反，日本统治时期，学校里灌输的，还是儒家道德价值体系。基本而言，台湾社会有一个稳定的道德价值体系存在着。一个有序的文明，一直存在于台湾，所变幻的，只是政府，不论是日本殖民政府，还是白色恐怖时期的国民党政府，还是民主化之后，台湾社会，并没有失序混乱，并没有陷入过道德价值体系崩溃的困境。
农村的改造和建设
在农村方面，日本殖民政府已经基本完成了第一轮的农村土改改革，但是到了1945年之后，还是存在着一批无地的雇农，土地多余自己能够耕作的地主，还是存在的。
晏阳初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一直没有放弃过，但是他认为，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横行，专治独裁思想严重，不值得信任和合作。
1948年，晏阳初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作证，要求对中国农村进行人道主义的救援，同时要求将这个计划，独立于国民党政府之外，因为晏阳初先生称，国民党政府不值得信任，美国纳税人的钱会被滥用，贪污。
美国国会经过讨论，作出了决定，决定成立“中美联合农村复兴委员会”，简称“农复会”(Sino America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JCRR)，由美国总统任命两个委员，中国政府任命三位委员，共同监督管理美国援助农村的计划。
据当初的预估，这会是一个庞大的援助计划，一个规模巨大的中国农村改造运动。
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中国，对美国关上了大门。农复会（JCRR）移去了台湾。
农复会在台湾的工作，从1948年就开始了。首先是由政府发公债，向地主购买手中的土地，再分配给雇农，完全实现耕者有其田；接下来，就基本是晏阳初先生在中国大陆乡村建设运动成功经验的复制版，提高乡亲们的生产技术知识，不断的持续教育计划和基层自治教育。动植物品种改良啦，农村健康卫生体制啦，耕地保护和产能提高啦，防洪灌溉工程啦，农村信用互助社啦，还有节育教育哦，嘿嘿。
农复会在台湾的雇员工资，是由美国方面制定的，因此相对于当时的台湾工资体系，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工资水平。JCRR吸引了台湾的青年精英们参与到农村的改造和建设事业中来，李登辉在爱荷华州立大学完成了农业经济专业的硕士学位之后，回到台湾加入了JCRR工作，他先后在农复会服务了12年。
农复会在台湾农村的改革和建设事业，促进了台湾农业的繁荣，并且为80年代，90年代的台湾经济高增长打下了基层。同时台湾农业繁荣的现实，也使得劳力密集型产业，在台湾从一开始就缺乏吸引力，缺乏增长空间，台湾企业很早就向资本密集型，之后是科技型产业发展。
大陆去的专家学者们的贡献
日本殖民统治时代，台湾本省的高等教育只有一所台湾大学。二二八事件时期，国民党军队又屠杀了大批的本省精英阶层人士，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台湾本省人群是缺乏受到高等教育的精英阶层人士的。
蒋介石败退去台湾的时候，从中国大陆逃亡到台湾的大陆人有三百多万人。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是国民党军人，军人和国民党党务官僚之外，则有许多大陆的富人和知识份子。
这一批从中国大陆逃亡过去的学者知识份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台湾精英知识阶层的主要组成本分，成为文化教育事业，工商业发展的主干力量。
国民党政府是有着很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的，在台湾，国民党政府开始兴办起一批“国有企业”，这些是国民党的党产企业。
中华民国政府和纳粹德国合作发展军事事业的时候，曾经成立过一个“国家资源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主要专注于军工企业，重工业和有色金属行业的发展建设。
1942年的时候，在美国的帮助下，国家资源委员会选拔了31个年青的工程师去美国各大工业企业留学，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中日战争之后，中国重建事业的骨干力量。他们是国民党政府所预备的“国企”管理人才，这是一次挺成功的留学学习计划。
这一批留学人员中的21个人，1949年之后选择了留在中国大陆，他们没有一个人获得过政府或者企业的管理职务，他们所有的人都遭遇了政治迫害。
其中有7个留学人员，选择了去台湾，3个人负责国营工业企业的运营，两个人在政府内负责经济方面的管理。其中一个人日后总体负责台湾的经济发展规划，另一个人则担任了行政院长。
完善的教育体系
在日本殖民地时代，台湾普及了基础教育，但是中等和高等教育则发展的还很薄弱。
1949年之后，国民党政府开始大力发展中等和高等教育事业。
国立清华大学，国立东吴大学，国立阳明大学等一批国立大学开始树立起来，与此同时，教会大学和民间资金兴办的大学也开始出现。
私立的淡江大学，虽然并没有显赫出众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这里，却是台湾大众通俗文化，校园民谣运动的发源地。最初的时候，同学们都是是以胡适，徐志摩，余光中等人的诗歌谱曲演唱。
1976年，淡江大学的一场民歌演唱会上，歌手李双泽，拿着可乐瓶走上歌台，对着台下听众发出挑战，我从菲律宾到台湾到美国到西班牙，全世界年青人都是喝的可乐，唱的都是英文歌，请问我们自己的歌在那里？之后扔下可乐瓶，抱起吉他演唱了一系列他自己创作的国语台语民谣。李双泽，被称作台湾的鲍勃迪伦，他开创了日后轰轰烈烈的原创民谣运动。
1970年代末，台湾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校园民谣运动应势而涨，侯德健等原创歌手开始崛起。同学们从最初的“乡愁”，“爱情”，“童年”“自然”，“古诗词”，“流浪与回归”等年青人的主题，开始转向现实题材，涌现出罗大佑等“迷茫的青春，愤怒的呐喊”摇滚歌手。
1980年代末之后，校园民谣趋向冷寂，一方面是在台湾民主化之后，本土意识得到歌唱，台语歌曲不再遭受打压，校园民谣被批评为太过“中国化”，开始失去观众，另一方面，许多歌手也转往市场更为广阔的大陆和香港市场发展。
在台湾的大学里，学术地位最为尊崇的是国立台湾大学。
1928年，日本殖民政府创立台北帝国大学，下设文政，理，农，医和工学，五个学部。
1946年1月，中华民国政府将接收的台北帝国大学改名作“国立台湾大学”，同时将文政学部分拆为文学院，和法学院，共六个学院，现代的台湾大学从此开始发展。
1949年之后，大批中国大陆的逃亡学者到达台湾，台湾大学吸引了其中的许多优秀学者。
在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被称作台湾自由主义哲学思想的开山鼻祖，启蒙人物，他的名字叫作殷海光。
1919年，殷海光先生出生在湖北黄冈一个牧师家庭。
这娃从小就任性，桀骜不驯，而且不好好学习。父亲和伯父认为这娃读书没有前途啦，中学时候让他辍学去作学徒，好谋个自食其力的出路。
作了几个月学徒之后，殷海光不堪忍受了，这娃又告诉他爹，他要好好发奋读书啦。
1938年，他考入西南联大哲学系，之后进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继续深造。
1946年，他进入金陵大学讲授哲学和逻辑，同时被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社聘为主笔。
1949年，他进入台湾大学，讲授“逻辑”，“逻辑经验”，“历史与科学”等课程，并加入了胡适，雷震等人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
1954年，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讲学。

正文228
回到台大之后，殷海光的论著开始爆发，他一方面在台大哲学系继续科普自由主义思想，同时开始在台湾和香港的杂志发表大量文章，鼓吹个人主义，科学方法，启蒙自由主义民主思想，他同时还翻译了当地自由主义思想家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
1960年，雷震等人被以“包庇匪谍”罪逮捕入狱，自由中国杂志被查封。
此后殷海光先生遭到国民党特务们越来越大的压迫，他在1966年被逐出了台湾大学，台大哲学系开始清除“殷海光余孽”。
殷海光的书成为禁书，他的文章无处发表，1966年，殷海光先生发表“人生的意义”的演讲，给同学们讲述理性的自由主义人生价值追求。这是殷海光先生最后有机会和年青人们接触。
从此，殷海光陷入软禁状态，哈佛大学发出了讲学邀请，国民党政府也拒绝批准。哈耶克访问台湾，希望能和殷海光见面，也被国民党政府拒绝。
1969年，在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包围中，殷海光先生去世。
殷海光的书籍和文章，是在台湾第一批介绍普及自由主义思想的。他的学说和教导，启蒙了台湾的许多年青人，影响了许多青年学生的生命。殷海光是当年台大内最受欢迎的教授，他的课程，影响了许多台大人，塑造了自由主义传统的台大风气。他是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他值得我们大家的尊敬。
“清除殷海光余孽”之后的台大哲学系，几乎无以为继。但是台湾大学法律系，此时成为台湾大学里，民主自由思想的堡垒。
1971年，党外人士在选举中获胜，台大学生召开“言论自由在台湾”论坛，在白色恐怖时代，发出台大人无畏的抗议。
以此为开始，台大开始进入轰轰烈烈的追求民主自由时代。
日后有人说，台大秉承了北大的五四革命精神，我们必需要说，这是没有根据的污蔑。
在1949年前的中国大陆，以五四爱国运动为代表，各次的“爱国学生运动”，普遍性的学生暴力，对“卖国官员”的殴打，对政府财产和私人财产的破坏，对社会法规的无视。我们在台大的历次合法抗争中，没有看到过。我们也从来没有看到台大的学生们以国民党人的“革命”精神为追求。
在台大，是殷海光先生等人所启蒙的自由主义传统下理性抗争，不论是校园运动，议会斗争，还是街头运动，都没有1949年前充斥于中国大陆的各种学生运动的革命精神。台大的民主自由传统，是和北大的五四运动，完全不同的一条道路，是自由主义的道路。
大学中学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为台湾培训出了各行业的专业人才，这是台湾现代化发展成功的一个推进因素。
在1990年代之前，绝大多数台湾赴海外的留学生是选择了不再回台湾发展，但是1990年之后，随着台湾社会的多元化成熟，自由度提高，大多数台湾留学生，都选择了学成之后，回到台湾。
台湾的工商业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明确的阶段性特质。
1950年代，是国民党政府将接收的日资企业私有化的时代，民间资本开始接手这些当年日本人留下来的企业。此时台湾的私营企业，一般是在轻工业方面发展，替代进口产品。
1953年的时候，台湾经济水平恢复到1945年日本殖民地时代。
1960年代的时候，台湾内部市场逐步饱和，民营企业开始开拓海外市场。
而此时台湾的劳力成本相对低廉，日本，美国资本开始进入台湾开始工厂，电子行业开始在台湾兴起。
越南战争爆发之后，也刺激了台湾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到1970年代，随着经济的繁荣，台湾出现了劳力紧缺现象，这使得台湾民营企业开始向资本密集型发展，比如钢铁行业和石化行业，都在这个时代兴起了。
1980年的时候，台湾民营企业开始升级换代，向集成电路，电脑，汽车配件，军工配件等较高附加值行业发展。到1988年，台湾已经达到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水平，人均GDP达到了4,800美元。
到1990年代，台湾经济进入一个高速增长期。
进入21世纪之后，经济增长开始放缓。百姓开始对执政的民进党政府表示出不满。
数据显示，到2011年的时候，台湾人均GDP是37，000美元。
台湾是一个多元族群组成的社会，在两蒋时代之后，两蒋时期对原住民，对台湾人的各种制度性歧视和压迫被逐步取消，各族群的文化传统和语言，艺术都得到了自由发挥的空间，台湾开始逐步成为一个多族群民众自由追求幸福生活的家园。
1945年之后移民台湾的大陆人，其实一样是一个多元的族群。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孩子，他和父母说山东话，他和姐姐说四川话，他走出来和人交际说国语，或者台语。成因很简单的啦，他父母祖籍山东，而他和姐姐读的是空军眷村的子弟学校，空军里四川人多，老师都说四川话，他和姐姐就跟着说四川话啦。
各种源起于大陆的各地地方小吃，在台湾几乎都可以找的到，台湾的旅游推广材料往往自称是中华美食之都。
1995年，台湾通俗乐坛巨星邓丽君在泰国去世，被看作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旧的中华民国时代的终结。
有人称邓丽君作“最后的上海歌女”，邓丽君在东南亚和日本等地赢得了众多的铁杆粉丝。她的演唱方法，她的台风，甚至她所演唱的词曲，都让我们看到了浓郁的上海歌女风范，让我们想到那个远去的时代，让我们想到了李香兰和周璇。

正文229
台湾的自由之路
蒋介石是充满矛盾的政治人物，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更愿意学习儒家思想，他反对学习美国，在军队里设立牧师制度。他自称是孙中山忠诚的继承者，但是他却背叛了国民党大革命，背叛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路线。孙中山虽然是一个多变的投机者，但是至少在孙中山去世的时候，联俄联共的政治路线，是孙中山遗留下来的。
1928年，国民党军队夺取了中国政权之后，国民党就迅速腐败堕落了，蒋介石痛心疾首，他思考解决的办法。
1943年，盟军战场开始占据优势的时候，蒋介石发表了他十万余字的“中国之命运”。此时不平等条约已经废除，治外法权也已经废除。
在书里，蒋介石认为中国屈辱和灾难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列强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蒋介石说，三民主义的核心是国民革命。中日战争胜利之后，不平等条约也已经废除，这是国民革命的初步胜利，中国取得了独立和自主。之后就要进入民主中国的建设，这才是国民革命的真正开始。
这本书里，蒋介石体现出了明显的法西斯思想，他对国家的解读，是国家有机体的概念。（关于国家有机体是啥，请看晚清东京梁启超和汪精卫的大论战章节。）
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是一个社会概念，一个无机概念。共产主义者认为，国家是剥削阶级的谎言，无产阶级无祖国。
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里，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蒋介石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蒋介石大声呼吁，知识份子们要认清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荒谬。
但是蒋介石的呼吁，不论是在党内党外，都应声寥寥，他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并没有得到太多人的追随。
反而是中国共产党，针对他的“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延安写了首歌，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毛泽东看了之后说，这名字显然不对啊，没有共产党之前，中国已经存在很久啦，这么着，这首歌改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蒋介石虽然希望将国民党法西斯化，将中国法西斯化，但是他并没有找到行之有效的办法。蒋介石不仅无法控制住党外反对的舆论，甚至无法控制住党内不同派系的批评声音。
这一切问题，要等到蒋经国引入了苏联模式的一系列制度，才得到了控制。
在上海“打老虎”运动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蒋经国的手段，在台湾，将是蒋经国真正施展本领的地方。
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之后，蒋介石和二陈兄弟们进行了一次会议，作为一个执政党，失去了中国，这个责任，应该谁来承担？主理党务的陈立夫认为，将来反攻大陆还是需要的蒋介石这样的军事领袖，陈氏兄弟愿意承担责任。
1950年3月，蒋经国出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这是一个新设的职位。蒋经国从此开始在军队和政府机构里建立起苏联模式的“政工干部制度”。
1950年3月底，蒋经国又出任了一个新的职务，总统府资料室主任。蒋经国开始建立苏联模式的秘密警察制度和情报特工制度，蒋经国本人直接管理统治高效的台湾情治系统直到1965年。已经有的记录显示，蒋经国本人下令秘密逮捕和酷刑折磨审问过许多人。蒋经国被认为是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台湾政府践踏人权的主要责任人。
1950年7月，国民党中央在台湾检讨在中国大陆的失败问题，正式进行改组，蒋经国进入国民党中央改组委员会，正式进入国民党中央核心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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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台湾当局颁布了“惩治叛乱条例”和“戡乱期间检肃匪谍条例”，以此为标志，台湾正式进入白色恐怖时代。根据这两个条例，“犯罪”的定义被扩大了，蒋经国所率领的情治机构特务们，拥有了非常大的权力，可以根据他们的怀疑，可以根据民众的言论，直接逮捕台湾民众，并且可以秘密审问和处理。
1991年，李登辉总统宣布废除“惩治叛乱条例”。
1992年，中华民国刑法修正，结束了“言论”叛乱罪。至此，白色恐怖时期正式结束。
国民党特务们迫害的主要对象是他们认为的“匪谍”，匪谍不仅是指共产党的间谍，还可以包括他们认为同情共产党的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人，甚至许多无中生有的捏造。比如，1947年成立的台独组织“佛莫萨再解放联盟”和1970年成立的“台湾独立建国联盟”，他们的成员都被国民党特务们认定为受到共产党的控制而加以迫害。白色恐怖的受害者身份有军队的高级将领，有士兵，有知识份子，有工人，有农民，有本省人也有外省人，遍及台湾社会的各个阶层。
国民党至今拒绝公开白色恐怖时期情治部门的秘密档案，使得事件的调查更为困难。
司法部门有的估计，因为思想言论涉及叛乱罪的有十多万无辜受害者，又有一种估算是在二十万以上。
被杀害的人数，有一种推测是在四千左右，有一种推测是在八千左右。白色恐怖时期，有过许多“干净”的灭门性屠杀，许多没有家属追讨公道的受害者，根本无人知晓。
我们可以看看在大陆知名的作家柏杨的遭遇，来了解一下白色恐怖时期因言治罪的可怕和荒谬。
柏杨是外省人，他是一个杂文家和小说家。1950年，他因为收听“匪区广播”，被判刑六个月。
1968年的时候，他在报纸上翻译美国漫画“大力水手”pop eye，中间有一个段子，大力水手父子两人流落到一个美丽的小岛，他们各自参选当地的总统。在这个漫画中，柏杨将竞选词中的fellows，翻译作“全国军民同胞们”。国民党情治部门认为这是在嘲讽蒋介石父子两人，将柏杨以“共产党间谍”罪，判刑入狱12年。
中文世界里拥有众多读者的香港武侠小说作者金庸，他的作品和文章在台湾也是禁书。因为国民党情治部门认定金庸和他的明报“亲共”。
这事情悲催而又有喜感，在台湾，国民党特务们认为金庸“亲共”。而在香港，文革时期，香港的激进爱国人士则声称要暗杀金庸，因为他们认为金庸“反动”，还污蔑伟大领袖。
因言治罪，这个从明朝开始的传统，似乎并没有从台湾海峡两岸消除嘛。
一直到台湾白色恐怖结束之后，台湾大法官解释中华民国宪法，人民宣传共产主义和国土分裂，在言论层面上属于言论自由权力，符合宪法。台湾才开始真正走向言论思想自由的社会。
蒋经国的特务制度和政工制度，遇到了吴国桢的极力鄙视和反对，两人之间开始产生激烈的对抗。
1903年，吴国桢出生于湖北建始县，他曾经和周恩来是南开中学的同学。
1917年，吴国桢考入清华大学，毕业之后考上庚子赔款留学计划，去了美国。
1926年，吴国桢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到中国，进入政界。
1946年，吴国桢被任命为上海市长，他被人称作“民主先生”，国民党希望他能在上海这个国际化的城市，作个好市长。
吴国桢对被捕的共产党学生们，尽量地帮助，他认为学生们同情共产主义思想，不应该坐牢。
爱国学生发起反美援大游行，他深怕爱国学生们因为冲动和文化冲突的原因酿成大祸，急忙敢去阻止。在中国的传统里，读书人有着特权，五四爱国学生们可以任意施加暴行而被社会舆论和警察们容忍，可是在美国宪兵那里，可就完全不是这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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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国海军陆战队驻上海司令部是在“百老汇大厦”，后来改名作“上海大厦”。爱国学生们去那里抗议示威，要经过苏州河上的一坐桥，叫“外摆渡桥”。吴国桢赶到现场阻拦爱国抗议学生的时候，美军的宪兵们已经严阵以待，那里是军事禁区。
吴国桢和爱国学生们进行了交涉，劝说他们要和平理性。在这个过程中，爱国学生人群中有人开始向吴国桢和他身后的随员们扔鸡蛋西红柿。几个鸡蛋砸中了吴国桢，狼狈的吴国桢摘下眼镜边擦眼镜，边对爱国学生们说，争取民主和自由是好的，但是斯文不能用来扫地啊，同学们有话要好好说哦。
激愤的爱国学生们根本不为所动，继续向百老汇大厦方向前进。吴国桢派遣警察开始拿水龙头冲，场面开始混乱，有学生要冲上来和警察搏斗厮打。高头大马的骑警开始出现，骑警们开始挥舞大棒击打抗议学生，爱国学生们开始溃散了。
吴国桢主政上海的时候，发生过许多游行示威事件，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恶性的暴力事件发生，没有抗议者被杀死的悲剧发生。
吴国桢的作为，赢得了当时在上海的西方社会的认同和尊重。芝加哥论坛报驻上海的记者和他的妻子，和吴国桢夫妇成了朋友。随着中国的局势开始朝着中华民国政府崩溃的方向发展，上海的局势开始出现令人担忧的不稳定迹象，吴国桢把自己的两个女儿，托付给了这对芝加哥论坛报的美国记者夫妻，他们一起去了美国。
1949年，中华民国败亡，吴国桢追随蒋介石逃亡到了台湾。
二二八事件之后，陈仪在台湾的暴政统治和事件后对台湾各界民众的血腥屠杀，遭到了当时国内外新闻舆论的谴责，蒋介石撤除了他的职位，派陈诚将军担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
陈诚将军对台湾，也是执行的强硬路线，打压台湾本省人的反对势力，并且于1949年宣布，台湾进入“戒严统治”martial law，台湾的戒严令一直到1986年才被蒋经国宣布解除。有的学者认为，台湾进入戒严状态，是白色恐怖的开始。但是这种划分，有一个问题，白色恐怖的恐怖，是在于特务警察被赋予了很大的特权，可以根据人的言论，进行违反法律程序的秘密迫害，因此白色恐怖应该以1950年惩治叛乱条例为开始，以1992年废除该条例为止，比较合理。
1949年，蒋介石将陈诚将军升任作行政院院长，这标准着陈诚成为行政等级上的台湾第二人。蒋介石任命吴国桢作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治理台湾。
吴国桢开始采取多种努力，倾听台湾本省的声音，化解族群间的误解和怨恨。
吴国桢开始在台湾实行基层自治制度，根据吴国桢所确立的基层自治，基层的管理者，都是由当地乡亲们自由投票选举产生。
吴国桢开始招聘，选拔大批台湾本省人进入省政府内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是陈仪和陈诚政策的强力批判反对者。
吴国桢同时开始加大力度，惩处警察中野蛮执法，欺压台湾本省民众的人员。
吴国桢同时还制定了台湾省议会的全民选举制度，根据这个制度，台湾省议会的议员们，由各选区的选民，直接投票产生。
吴国桢的自由主义民主路线，首先是遭到了陈诚将军的不满，陈诚认为吴国桢的作法是会导致社会混乱的，会使得匪谍有蛊惑人心的空间。两人之间开始成为不同政见的政敌，但是作为台湾省主席和省警备司令，吴国桢是依据法律制度，合法行使他的行政管辖权。陈诚倒也不能干涉吴国桢的各项改革措施，蒋介石在这个过程中，持中立立场。
1950年3月，孙立人将军出任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成为统帅台湾陆军的总指挥官。
到这个时候，吴国桢和孙立人一文一武的组合，从他们两个人的政治倾向来看。让旁观者似乎觉得，台湾，要走向现代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啦。
1950年5月，韩战爆发，朝鲜共军发起“祖国解放战争”，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入侵朝鲜半岛南部，如潮水般的朝鲜共军攻势猛烈，南韩军队无力阻挡，赤潮似乎又要吞没朝鲜半岛。
1950年6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谴责了北朝鲜方面破坏和平的武装行为。
1950年6月27日，联合国通过决议，组成联合国军队，干涉朝鲜半岛事务，回击北朝鲜的武装入侵。
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高调发表声明，美国军队将保卫台湾，美国三军统帅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对于解放军的任何军事挑战，给予报复性打击。
杜鲁门总统在这个时候，是180度的转变。
在韩战爆发前，美国放弃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就是一致的。不仅是1949年8月的美国外交白皮书，谴责了国民党政府。1950年1月，美国杜鲁门总统和美国国务卿，分别公开宣告，美国军队不会包围台湾，冷战的包围防卫圈不包括台湾岛。
韩战改变了美国对中国事务的外交立场，也改变了海峡两岸的历史走向。
韩战爆发，美国明确武力护台，吴国桢和孙立人在台湾的处境开始恶化。
吴国桢对蒋经国的特务制度和政工制度，深恶痛绝，对于警察和特务们秘密逮捕的恐怖行为多次加以干涉，吴国桢和蒋经国的矛盾在加剧。
1952年，蒋经国成立了“中华青年反共救国团”。蒋经国在苏联生活多年，他还曾经是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的同学，他对苏联模式的制度和组织方法，精通娴熟。
中华青年反共救国团，是一个半军事性的组织，在大学中学，政府机构和文化组织里大力发展成员，他们负责监控“匪谍”，向组织上报告匪情，关键是，他们的团员身份，别人并不知道，他们是潜伏在学生，机关和文化组织里的特务。
吴国桢对蒋经国的救国团非常的憎恶，认为这是人为地制造恐怖，和相互之间的不信任。
国民党的情治人员逮捕了一个台湾企业的总经理，指控他作“匪谍”。吴国桢要求保安司令部放人，蒋经国下令枪毙。两人矛盾激烈爆发，吴国桢上诉蒋介石，蒋介石作出裁决，改判七年徒刑。
1953年4月3日，发生了一起离奇的事件，吴国桢的车子被人坐了手脚，这像是一起未遂的暗杀事件。
一个礼拜之后，吴国桢被解除了台湾省主席和省警备司令的人物。
吴国桢带着妻子，匆忙逃离了台湾，去了美国，此时在台湾，还留下了一个吴国桢的儿子。
1954年2月，国民党内另外一个同情吴国桢政治立场的高层官员被解除职务，他是一个英国和法国留学回来的法学家，教育家。到这里，国民党内，已经不再有自由主义者在高层。
台湾出现报纸舆论，指控吴国桢贪污公款，台湾报纸要求吴国桢回台接受处理。
1954年2月，吴国桢在台湾许多报刊上发表声明，为自己的清白作辩护。国民党和吴国桢的隔空口诛笔伐从此开始。
吴国桢向蒋介石父子发出威胁，限期三十天之内，发放护照给自己的儿子，允许他来美国团聚，否则吴国桢将采取手段，对蒋家父子造成伤害。
儿子到达美国之后，吴国桢开始公开批评台湾的几大弊端，吴国桢认为台湾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救国团问题，情治制度问题，政工制度问题，特务问题，人权问题，言论和思想控制问题，一党专政问题，蒋介石独裁问题。
吴国桢同时称，蒋介石应该送“太子”到美国来，蒋经国应该来美国读完大学或者研究生院，改变苏联模式的思维，否则会妨碍台湾的进步发展。
此后吴国桢淡出台湾政界，在美国大学里教授哲学和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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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吴国桢教授在美国乔治亚州家中去世。
吴国桢先生首先是保全了自己家人们的安全，他尽力承担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吴国桢被人纪念，是他勇敢地和苏联风格的蒋经国，在理念和行动上激烈斗争和争论；是他为和解台湾族群努力所作的真诚努力；是他一面坚定反共，一面坚持推动台湾自由主义政治生活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吴国桢虽然被迫离开了台湾，但是吴国桢开始的台湾基层自治体系和选举制度，给了台湾民众以争取自由的合法空间。
吴国桢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是台湾自由民主制度的开始者。
1984年，吴国桢去世的消息传回台湾，台湾的“雷声”杂志刊登了纪念性的文章。雷声杂志主编被国民党情知部门逮捕入狱，但是蒋经国的日子已经接近尾声，白色恐怖的结束已经开始进入倒计时。
外省挂黑势力崛起
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之后，伴随着白色恐怖时代发展的，是黑社会势力的崛起。
在日本殖民地时代，台湾就有着传统的会党组织的存在，他们一般从事娼妓，赌博，酒店等特种行业，也会替人追债收数，或者作保镖。他们以结义兄弟的方式存在着，他们的首领被人称作“角头”。和国民党到台湾之后新兴的会党相比，旧的台湾本省会党规模明显小的多，而且有许多传统会党的江湖道义约束，比如他们不碰毒品，老派的会党之间如果发生争斗也用刀而不用枪，他们会认为用枪是懦弱的表现。
1950年代之后，台湾黑社会的生态开始发生了变化。
一方面是跟随国民党败退到台湾来的大陆传统会党，比如青帮，洪门的人士开始在台湾发展势力，另一方面则是大批外省人中的不良子弟开始组织新生态的黑社会组织，在台湾，这些外省人组织起的黑帮，被称作外省挂。
孙中山最初创办革命党，就是走的黑社会会党模式，并且从此和各黑社会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蒋介石在大陆统治时代，国民党政府也和青帮这些黑社会会党一直有着盟友一样的合作关系。国民党会使用黑社会控制工人工会，暗杀日本人，暗杀共产党，暗杀不同政见者。中日战争时期，青帮弟子们组成的忠义救国军也曾经活跃在上海周边地带。
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情治部门对台湾的黑社会也采取了控制和合作两个政策。一方面，国民党情治部门会委托黑社会出手干一些“脏活”，当时美国势力一直存在于台湾，有些太出格的事情，就会交给黑社会去作；另一方面，国民党情治部门也会介入黑社会的冲突，打一派拉一派，扶植听话的，打压不听话的。当然，在社会治安恶化，社会舆论压力大的时候，情治部门也会展开声势浩大的清剿黑社会的运动。
在1950年代初期的各地外省挂黑社会组织中，崛起了一股庞大的力量，他们是“四海帮”。
1953年，台北西门町一代出现了一个叫“四海帮”的青少年黑社会组织，他们的首领说，“四海之内，皆弟兄也。”四海帮最初的成员，都是品行不良的国民党党政军高干子弟。
高干子弟们组成的四海帮，具有完整的组织架构，日后他们甚至把四海帮的最高管理机构，称作“中央常委委员会”。
四海帮开始抢地盘，兼并整合其他帮派，声势开始壮大，并且开始突破了旧的黑帮江湖道义，开始进入毒品，军火走私买卖。四海帮不仅是经营传统的黑社会行业，而且开始投资进入股票经纪公司，建筑公司，影业公司，传播公司等行业。资金充足的四海帮，以办正行企业赚钱养小弟的模式，将台湾黑社会带到了一个新时代。
四海帮最为高调的时候，号称拥有过万弟兄，出入统一穿着整齐黑衣服装。
1960年代，四海帮遭到台湾情治部门打击，这个时候，一个新的帮派，竹联帮崛起。
1953年，台北郊外乡下中和一代，一个外省挂的黑社会组织“竹联帮”出现了。和高干子弟领导的四海帮比起来，竹联帮可以说是草根子弟的帮派。早期的竹联帮遭到四海帮强力打压，几乎消散，但是他们顽强地存在着。
1962年，四海帮遭到国民党政府打压，竹联帮乘机开始反攻。
1968年，竹联帮大老陈启礼在台北的香港西餐厅，率领小弟们以寡凌众，杀败另一个黑帮，竹联帮陈启礼名震江湖，竹联帮成为“外省挂第一大帮”。
此后竹联帮和四海帮继续发展，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然是台湾第一和第二大黑社会组织。
从1970年代之后，竹联帮和四海帮在传统的敲诈勒索，暗杀绑架，军火毒品这些非法行当之外，都涉足政界和经济界。他们在本省的成员组成，随着台湾族群对立的缓和，也不再是单纯的外省人，而是由台湾各族群不良人士组成。两帮之间也改变了以往你死我活的敌对厮杀，现在是互不侵犯路线。
竹联帮和四海帮在企业化，政治化的同时，也开始走上国际化道路，不仅和香港，日本等地黑社会结盟，而且也向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地区开始渗透发展。
1984年，江南命案爆发，竹联帮人士开始被捕，他们在监狱之内依旧气焰嚣张。监狱里的本省角头们觉得，本省黑社会应该组成黑社会联盟，他们在狱中策划了台湾各地本省黑帮结盟事业。
1988年，蒋经国去世，台湾宣布特赦减刑。角头们提起出狱，分别回到台湾各地，天道盟成立。
1989年，日本山口组大老访问天道盟，双方结盟合作，天道盟派人去日本学习黑社会现代组织管理模式。
至此，本省挂天道盟开始走向“自我提升”，崛起成为台湾第三大黑帮，涉足政经界，并且开始直接参加议会选举。
在这三大黑帮组织之外，台湾另有一批传统的“大哥”级别黑道人物。
他们多是台湾本省老派角头，因为重江湖义气，处世公道，有传统会党人士的草根侠义之名，得到政府和黑道的尊重。台湾的报纸称他们作“纵贯线大哥”，意思是超越了地域，帮派，黑白道，南北纵贯铁路所通的地方，都要给他们面子。
比如已故的“艋舺蚊哥”，“台中憨面”，都属于这种老派的江湖大哥大。
他们中的“北港黑松”蔡永常，是国民党籍国大代表，已经淡出江湖，现在在自己的家乡作个乡长，治理乡亲们的事情。
这些草根色彩浓郁的纵贯线大哥们，从江湖道义的角度来说，应该比孙中山，蒋经国这些人，更配得道上弟兄们的尊重，嘿嘿。
台湾的自由民主之路
1950年，台湾进入白色恐怖时代，国民党开始以特务恐怖统治的方式，实行一党专政。
台湾宣布了党禁和报禁，只允许保留了从大陆逃亡来的“中国青年党”和“社会民主党”。
但是台湾民众争取自由民主的努力，从1950年就开始了。
国民党剥夺了民众结社言论自由，在野的人们开始以“党外”的方式，互相声援，互相支持，一起努力。
党外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胡适，雷震，殷海光这样的自由主义思想科普工作，他们的主要阵地是“自由中国”杂志和国立台湾大学。
另外一条则是合法地参加议会和县市长的选举，在夹缝中求得生存的空间。
另外还一个不是政党的组织，却一直在和国民党进行着抗争，他们就是台湾长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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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退到台湾之后，知识份子们开始反思中华民国失去大陆的原因，出现了两种完全相反的主张。
一种是国民党所支持的，集体主义思想，这种观点认为，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失败，是因为国民党内，党外的知识份子，社会各界民众，一盘散沙，各行其是，导致政府失去了凝聚力和权威，行事艰难，而共产党则利用各界的不满，蛊惑煽动了民众，最终壮大起来。这种观点认为，国民党政府的失败，是因为中国各界民众集体主义精神的缺失。
另一种完全相反的意见，则是个人主义思想的。这种观点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是因为法西斯威权的统治，使得党内腐败，社会不公的丑恶现象，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止。社会各界不满，个人的财产和言论自由都得不到保障，政府对现实缺乏明智清醒的认识，所作出的决策也缺乏合理性，使得民众对政府失去了信心。
个人主义思想的观点，在国民党内外，也有知识份子在宣讲，他們主要的言论平台是“自由中国”杂志，他们主要的讲台是国立台湾大学。他们中的代表性人物，有国民党内的王世杰，雷震，殷海光，有国民党外的胡适。
他们所宣讲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和国民党主流传统的“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集体主义思想背道而驰的，他们这一代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主张，获得认同和追随的，大多是台湾本省人的子弟，因为“中华民族”，“炎黄子孙”这些西方传来的种族主义思想，在台湾，根基并不深。
蒋梦麟先生并没有参与到这些思想的争鸣和宣讲中去，他一直就不热衷于这些思想争鸣。
蒋梦麟校长在大陆的时候，他致力于一件事情，改造北京大学。
蒋梦麟对蔡元培等五四进步革命思想追求的“新思想”深深不以为然，他公开地说，许多人鼓吹的“新思想”，其实根本是错误的，他认为新思想应该是一种生活的态度，而不是什么“国家富强”的工具。
在美国的九年留学生涯，使得他对美国的思想文化体系有了深入的理解，蒋梦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对旧中国文明体系理解的越深的，越容易理解掌握西方的文明体系。
蒋梦麟校长对蔡元培所开创的“兼容并包，言论自由”的北大校风，很不满意。蒋梦麟认为蔡元培留下来的北大，是一个充满革命精神，热衷于民主运动的学校，一个教授讲师们缺乏职业素养，学生们缺乏求学治学传统的学校。蒋梦麟理想中的北京大学，是一个教授们有职业责任感，学生们有学习热忱的大学，蒋梦麟要提高北京大学的学术素养，他把他的精力和努力，投入到大学的行政管理工作和北大师生校风的扭转。
当年的五四运动领袖，傅斯年成长起来，在台湾担任国立台湾大学的校长。傅斯年公开说，我的学问不如胡适先生，但是我治理学校的本事比胡适先生大。蒋梦麟先生的学问不如蔡元培先生，但是蒋梦麟治理学校的本事比蔡元培大。
这话传到蒋梦麟的耳中，蒋梦麟笑了，他说，是的是的，蔡元培，傅斯年是北大的功臣，我和胡适，只能是北大的功狗。
蒋梦麟把自己和胡适比作“狗”，让人想到当时台湾省民间的一种说法，日本人是狗，国民党是猪。狗忠诚，凶猛，而且会看家护院，维持秩序。猪会嚷嚷，会吃，会乱拱。
蒋梦麟在北大校长的职位上努力了12年，他要把北大改变成一个有学术水平，值得人们尊重的现代大学。但是他的主张，在中日战争之后，遭到许多北大教授们的反抗，此时当年的五四革命青年已经成长为北京大学的教授，他们认为蒋梦麟不懂现代民主自由思想，他们投票要驱逐蒋梦麟，欢迎胡适回来作校长。
1945年，蒋梦麟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和西南联大校长职务，傅斯年继任北京大学校长。
离开北京大学之后，蒋梦麟进入国民党政府担任行政院的秘书长，从学校的行政管理事业，改向了国家政府的行政管理事业。
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亡到台湾，蒋梦麟先生出任农复会主席，致力于台湾乡村的改造。
蒋梦麟先生不仅是致力于水库，灌溉水道那些基础建设事业的改造，他更致力于台湾乡村的乡亲们的思想教化和生活习俗的转变。
蒋梦麟认为美国农业部发起的“四健会”，是一个培养现代农民的好计划，1952年，蒋梦麟开始在台湾农村推广“四健会”的事业。所谓四健会，是四个英文字母H开始，追求健全饿头脑Head，健全的心胸Heart，健全的双手Hands，健全的身体Health。
四健会不仅注重“双手”，农业技术的培训，更看重农村青年道德品格的栽培，并且系统性地进行领导能力的培训，作领袖的应该是服务者的概念开始进入台湾农村。
蒋梦麟先生说，他希望今日进行的四健会运动，会为明日的台湾乡村培养出有品格有知识技能的现代农民。
1964年，蒋梦麟先生离开了这个世界。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先驱者，他和胡适走上了两条道路，胡适先生致力于和思想界进行争鸣，科普自由主义思想，科普现代的逻辑理性思维习惯，而蒋梦麟先生则没有什么论著，他一直致力于现实的行政管理工作，用他的管理，言传身教，去影响，去改变他身边的人们。
蒋梦麟先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一个长者，一个现代标准上优秀的大学校长，农业部长。
蒋梦麟改造北京大学的努力，虽然最后没有直接的果效，但是作为自由主义者，生命的价值，是在于追求完美的过程中，而不是在于完美的结果本身。蒋梦麟先生对台湾乡村的改造努力，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果效。
蒋梦麟先生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荣耀，愿他的灵魂得安息。
在白色恐怖时代，国民党政府采取了许多对本省人族群，原住民族群的歧视和压迫制度。国民党政府希望能够达到一个同质化的社会，蒋介石认为这样可以有助于凝聚力，可以消除族群意识，消除日本殖民统治留下的奴化传统，可以把台湾建设成中华民族的“复兴基地”。
对于台湾的本省人民众来说，他们并没有现代的民主思想和诉求，指引他们生活的，就是传统遗留下来的道德伦理体系，他们尽量作个奉公守法的良民，普通民众并没有什么抗争的意愿和努力。对于国民党的欺压，最感屈辱的，反抗激烈的是台湾本省人的知识精英阶层。
日本殖民地时代，台湾本省人的知识精英阶层是一个很小的群体，经过二二八之后国民党的杀戮，力量更加的薄弱。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了和国民党合流的道路，而另外一些人，则以“党外候选人”的身份，积极参与到台湾的政治生活中来。
1950年，吴国桢主政台湾时期，党外候选人吴三连以“市政三年”的竞选小册子，号召选民们投他的票，并且高票当选台北市长。
吴三连是日本留学回来的本省人大学生，曾经在1947年中华民国的国大代表选举中，高票当选台湾省国代。
1954年，台北市长任满之后，吴三联转战台湾省议会选举，并且获选。
此后吴三联逐步淡出选战，致力于经营自己的企业，并且入主“自立晚报”。自立晚报创办于1947年，吴三连入主之后，办报宗旨是，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倡导自由民主法治精神，并以公正客观、超然于党派立场为最高原则。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自立晚报多次遭到打压，并且曾经被迫停刊过三次，但是不改报纸的宗旨，在白色恐怖时期，这是台湾一份销量很好，公信力很好的报纸。
吴三连在经营企业和自立晚报之外，热心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和兴办学校。吴三联隐然成为“台南帮”大佬，在党外势力中，地位超然尊崇。
在1950年代，除了吴三连之外，党外人士也在台北市长，台湾省议会和各县的地方议会选举中，积极活跃，并且赢得了一些议席。
1950年代的党外政治人物，除了一个是外省人法国留学背景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和吴三连一样的背景，本省人，日本留学背景。他们对议会的影响力非常有限，但是他们一直在努力追求着。
他们会在选举中遭到国民党的作弊暗算，还会遭到国民党情治部门的骚扰和迫害，但是他们固执而无畏地坚持着他们的政治努力。
这就是1950年代的党外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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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震案和六零年代的党外势力
1960年的时候，台湾爆发了“自由中国”事件，自由中国杂志被查封，雷震等人被逮捕，被以“包庇匪谍”的罪名判刑入狱。
1949年，胡适，雷震，王世杰等人在中国创办“自由中国”杂志，到台湾之后，胡适任发行人，雷震任主编，继续“自由中国”杂志的营运，这个事业，当初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
1951年，自由中国杂志发表了一个文章，叫“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批判国民党特务通过欺骗人说话的方式，给人定罪。
后来的记录显示，蒋经国的情治机构，有许多邪恶的办案方法，叫作“做”，根据情治机构的目的，特务们会“做”出一个案件来。具体的“做”法，会有诱导人说一些话，然后依据这个，给对方定罪。又或者设计一个圈套，把当事人往这个圈套里引导，设计出一个大案。
自由中国的这个文章，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反驳和批判，这是自由中国杂志第一次“出格”。
1954年，自由中国杂志刊登了一份读者来信，来信称“救救教育危机”。这份读者来信，对党政内容，融入课本，融入学校教育，提出了批判，认为这是教育的危机。尤其是对蒋经国的“救国团”，“特工学生”，提出了强烈的指责，认为这种作法，使得学生们失去了彼此间的信任感，是教育的危机。
这个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蒋介石下令，开除雷震的党籍。
1958年，殷海光在自由中国上再发表两个文章，“我们的教育”和“教育应该独立于政治”，对台湾的教育体制，教学内容和学校制度提出批判。
1958年，雷震和吴三连等七十多个党外人士联合筹划组织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但是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批准，无法成立。
1959年，胡适在自由中国发表“容忍与自由”，提出来宽容的必要性，甚至主张，台湾应该出现反对党，以制衡监督国民党。
1959年6月起，自由中国开始连续发表文章，呼吁蒋介石不要第三次连任总统。
1960年，自由中国发表文章，公开宣称，民主政治是普遍的需求，强大的反对党是健全政党体制的保障。
雷震开始和本省党外人士联络，积极筹划建立政党。
1960年9月，雷震等筹划组党的党外人士遭到逮捕，以包庇匪谍的罪名被判刑十年。
党外议员苏启东倡议云林县议会通过议案，呼吁政府释放雷震，该议案居然获得全票通过，云林县议会在白色恐怖下的强悍和无畏，震撼了国民党当局。
胡适找到蒋介石替雷震求情，被蒋介石拒绝了。胡适在雷震案之后，一夜之间似乎老了二十岁，他愧疚于心，认为“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1962年，胡适在台北去世。蒋介石写了这样的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喜欢社交，朋友满天下，“我的朋友胡适”是中华民国时代许多人喜欢说的。胡适同时喜欢说段子，他的一个段子是这么说的，一个正常的国家，政治的责任在于成年人。年轻人忙着玩运动啦，娱乐啦，交异性朋友啦这些的。而在变态的国家，政治太腐败，没有表达民意的机关，干涉政治的责任就落在了年青人的肩上。
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先驱者，胡适在中国领导掀起了新文化运动，掀起了白话文运动，深刻地影响改变了中国文字的发展。他提倡用现代理性标准的科学方法，对中国历史进行再解读。
胡适在中国大力鼓吹的自由主义思想和科学的治学方法，虽然没有被中国大陆的青年学生们接受和追随，但是这些主张，却影响了台湾的年青一辈。
胡适是中国旧体系崩溃，新体系建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思想人物，他的主张虽然在中国大陆被消除了，但是却影响了台湾思想界的发展成熟。胡适是一个值得尊重的知识份子。
自由中国被查封了，但是它树立的新闻价值观，客观理性的新闻标准，它所宣扬的自由主义理念，民主宪政思想，却影响到了后来的党外自由主义人士。
自由中国的思想者，宣传者和行动者三合一的模式，我们会在日后的美丽岛杂志上看到的。
1960年代的时候，亚非各地殖民地独立浪潮风起云涌，台南一些本省小百姓们受到了影响。一批军队中的士兵，工人，农民，商人，他们开始串联起来，阴谋策划发动武装暴动，争取独立，这有些类似当年的革命党啦，你懂的，嘿嘿。他们觉得自己需要一个有社会名望的领袖，这就类似当年武昌哗变的新军找上黎元洪一样，他们找到了云林的县议员苏东启，苏东启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台湾的情治部门破获了这起未遂的武装暴动，并且在1961年逮捕了苏东启。
1962年，国民党秘密法庭判处苏东启等三人死刑，消息被法新社记住获得了，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在压力下，台湾当局改判苏东启等人无期徒刑。
苏东启的妻子，也和幼年的儿子一起进了监狱。
苏洪月娇出监狱之后，投入议员选举，她虽然是个原本没有从政经验的妇道人家，但是选民们出于同情，投她的票，苏洪月娇在选区获得大胜，进入台湾省议会。
苏东启的两个女儿，也积极投入政治运动，党外云林苏家班，就此形成。
这是白色恐怖时期，台湾岛内第一次出动武装暴动追求台湾独立的事件，也是唯一的一次。
但是我们会看到，这是一次缺乏明确思想主张的基层民众的行为，他们并没有明确的台湾独立思想宣告。
台湾历史上，最初的台独主张的政治组织，是二二八事件之后，1947年，在香港成立的“佛莫萨再解放联盟”，他们说再解放，他们认为1945年，台湾摆脱日本殖民统治是第一次解放，而现在，他们要追求台湾摆脱国民党的统治，追求再解放。
再解放联盟中又分为两个路线，左派认为应该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由共产党来解放台湾。右派则认为应该追求台湾独立。之后左右派决裂，右派去了日本，在海外鼓吹台湾独立，但是他们在台湾岛内的影响力是几乎不存在的。
彭明敏博士，则被称作台湾的“台独教父”，因为他是从台湾岛内，发出台独的政治主张。
1923年，彭明敏出生于台湾高雄，他们家是基督徒世家，他本人和台湾长老会有着很不错的关系。
彭明敏的父亲是台湾的一个医生，并且是当地有名望的政治领袖人物，在二二八事件之后，彭的父亲作为高雄的参议员，参加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负责维持当地的社会秩序，同时和陈仪进行交涉，商谈后续处理事宜，包括提出了希望扩大自治范围的要求。
大批国民党军队突然出现台湾，开始了血腥的屠杀。彭的父亲也被逮捕了，他亲眼目睹了一位朋友被国民党酷刑虐待和杀害的过程。彭的父亲已经预备好自己被处死，但是当时有实力的国民党高层说他是一个好人，应该被释放。回到家里之后，彭父对中国政治，他感受到了被欺骗和被背叛，他从此不再参与公共事务。
彭明敏本人从台大毕业之后，去了加拿大和法国留学，他受到了胡适的教导和帮助。
在法国巴黎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之后，彭明敏回到了台湾大学，成为台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和系主任。
1963年，彭明敏当选十大杰出青年，但是他的内心却因为思考的深入而出现了分裂，他无法达到一个理性上一致而稳妥的世界。
彭明敏认为，反攻大陆是痴人说梦的笑话，蒋介石对新疆，外蒙和西藏的主权诉求是荒谬的，对冲绳和琉球，蒋介石都敢作出主权诉求，实在是荒唐可笑的。
彭明敏并且认为，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宣称自己代表中国，是缺乏根据的，被联合国驱逐出来，是早晚的事情。
台湾真正的出路，是在于改革和重组，寻找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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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敏和两个台大法律系的毕业生开始了研究和讨论，他们写出了一个“台湾自救运动宣言”，主张制定新宪法，建立责任制政府，保障人权，追求以新国家的身份加入联合国。
1964年9月，他们三个人被台湾情治部门以“叛乱罪”逮捕。
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开始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同时国际大赦组织等国际人权组织开始奔走营救，彭明敏得到特殊。
彭明敏被人们称为“台独教父”，并不仅仅是这一个自救运动宣言，这是白色恐怖时期，台湾岛内第一个有明确意思表示的政治纲领性文件。
更为关键的是，彭明敏提出了一个国际法解读的思路，从开罗宣言开始阐述，推导出台湾地位不确定论，这成为台独主张者的一个法理思路。
彭明敏在台湾大学法律系中，有许多学生，日后保钓运动中崛起的国际法学者邱宏达，就是彭明敏的学生。
彭明敏被释放之后，处于情治机关的严密监控和骚扰之下，他选择了逃亡。
1970年，他辗转到达美国，进入美国大学里从事中国问题研究。
在日本等地的台湾海外独立势力，已经整合成了一个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台湾独立建国联盟”。
1972年，彭明敏出任台独联盟的主席。
但是台独联盟内部，一直有着和平路线和暴力路线的争执，在这个期间，是暴力路线占主流地位。
1973年，彭明敏退出台独联盟。他再次回到台湾，是蒋经国去世之后的事情啦。
60年代出现的另一个代表性不同政见者，是施明德。
1941年，施明德出生于高雄，他的父亲是一个医生，是一个“汉医”。中华民国的时代，曾经称作“国医”的旧中国传统医学，在日本被称作“汉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被称作“中医”。
1959年，施明德考入了陆军炮兵军官学校，根据他日后的自述，他想发动军队哗变，推翻蒋家王朝。
1962年，施明德和他的两个哥哥，以及一批陆军官校的学生，秘密串联，组织台独联盟，这是台湾岛内的台独组织。他们的阴谋被情治部门破获，全部被捕。
施明德本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他本人遭到了国民党情治部门的酷刑折磨，牙齿全部脱落。
在50和60年代，台湾党外的势力都很弱小，台湾民间也没有太高的“自由”“民主”的诉求。知识份子们，到这个时候，也没有大规模的追求自由的社会运动。
我们如果去回归中国历史，东南亚各国的独立历史，都会看到，这些社会的变革，独立啦，民主啦这些的诉求，都是从知识份子们开始的，小百姓们，一般没这些意识，也没这些诉求，直到被“唤醒”，作出自己的选择，追随各派知识份子们的主张。
以上就是60年代的党外势力活动的概况。
国际关系变化对台湾社会的冲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对美国关上了大门。毛泽东提出了他著名的“一边倒”政策，新中国倒向苏联“老大哥”，毛泽东期待着能够在苏联的带领下，将红旗插遍全球，解放全人类。
斯大林去世之后，赫鲁晓夫开始全盘否定斯大林，公开批评斯大林，推动政治改革，同时改变斯大林时代的外交路线。
赫鲁晓夫开始缓和和美国的外交关系，加强交流对话，与此同时，开始向平等方向发展，努力以平等地位处理和中国的关系。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背叛斯大林路线，表示出愤怒，进而开始思考苏联发展模式可能存在体系上的问题，开始提出来“走自己的路”。
中国和苏联之间开始了意识形态的论战，中国批判苏联走上“修正主义路线”，中苏关系日趋恶化。
1964年，苏联内强硬路线发动政变，推翻赫鲁晓夫。
1969年，中国和苏联爆发边境军事冲突。
苏联军内强硬路线将领主张用核武器打击中国，使得中国恢复理智。
苏联红军报纸高调发表社论，应该以核武器教训“现代冒险主义国家”。
苏联和美国交涉，告诉美国，苏联将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希望能得到美国的理解。
美国总统认为如果通过官方渠道通知中国，中国方面可能会怀疑这是“阴谋”。
1969年8月，华盛顿一份地方报纸头版发出了一条骇人的消息，消除称，苏联将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对中国核设施和一系列目标城市进行核攻击。
这个可怕的消息被迅速广泛转载和讨论，引起民间舆论的轩然大波。
美国强硬回应苏联，如果苏联对中国实施核打击，迫于民间压力，美国为捍卫自身利益和安全，将对苏联发动全面核打击。
消息传到了中国，毛泽东高调宣称，原子弹不可怕。
接下来，毛泽东去了武汉，周恩来进入北京郊外的防卫核打击的安全堡垒办公和生活，林彪去了苏州。
中国开始将大批干部从城市派往农村的“五七干校”，开始将大学机构往乡村转移，重要文件开始往西南地区转移。中国开始在全国各地“深挖洞”。
另一方面，毛泽东开始迫切寻找和美国日本建立关系的渠道。
尼克松总统，以国会内强硬的反共派的名声，崛起于美国政坛。他一直希望能够和中国建立起外交关系，希望能够和共产党的中国有交往。尼克松坚定地相信，铁幕或者竹幕后的共产国家，只要对外打开大门，和外界有了交往，和平演变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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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方面，苏联核威胁事件之后，外交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在和北部的苏联关系上，从此中苏两国不再发生任何军事冲突，中国开始以和平谈判的方式和苏联协商边境领土争端。
与此同时，中国开始积极而迫切地寻找和美国日本建立外交关系的渠道。中国的努力得到了日本和美国的积极回应。
日本方面，自民党内大佬田中角荣竞选纲领之一，就是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关系。
1969年，日本联系中华民国，提出来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同时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可以同时保持和中华民国政府的外交关系。
蒋介石勃然大怒，声称“汉贼不能两立”，从此任何一个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则就和中华民国断绝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美国方面，尼克松总统参加总统竞选前，就公开呼吁，不应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多亿人口陷于“愤怒的隔绝”中，美国应该努力使得中国进入国际社会，和外界有更多的交往。
1971年，米国特使访问台湾，向蒋介石提出了美国的方案，美国将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同时美国提出了“双重代表提案”，两个中国政府并存于联合国，不讨论谁是“唯一合法代表”，蒋介石再次拒绝了。
作为一个坚定而狂热的爱国者，种族主义者，蒋介石宁折不弯，他拒绝了双建交，双席位的选择，他不接受“两个中国”这样的选择。
中华民国和日本，台湾的外交关系开始走向恶化。
中国时报保钓运动开始的1970年代
中国时报是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一份大报纸，创立于1950年，其报纸宗旨是“自由民主爱国家，开明理性求进步”。这个报纸的老板余纪忠先生，是一个令人尊敬的报业者。
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国民党内坚定的“统一中国”论者。他年青的时候，还是个热血爱国青年。他爱国到啥地步么？1937年，他当时还在伦敦政治和经济学院留学呢，听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这娃不读书了，他要回国参战。在获得了母亲的批准之后，这娃真就不读书啦，跑回中国参军啦，嘿嘿。
中国时报在追求新闻公正之余，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热心于扶植文化事业，日后在两岸三地享有声誉的“金马奖”，最初的起源，是就是中国时报资助的电影评选。白先勇，柏杨等一批台湾作家，也是在中国时报的扶植下，走向读者。
中国时报，在蒋经国主政时代开始遭遇打击。当时是党外势力崛起，台湾岛内党外势力争取自由民主权力风起云涌的时代。中国时报不仅全面报道，而且公开呼吁开放党禁和报禁，主张言论自由。
中国时报开始遭到情治部门强力打压，不仅工作人员遭到情治机构的骚扰，甚至连财务运作都遭到国民党政府的刁难。其实中国时报的政治取向，并不认同许多党外势力的政治立场。比如，民进党成立的时候，余纪忠本人是坚定死忠的“统派”立场，但是他觉得，作为新闻报纸，应该理性客观地报道台湾岛内所发生的政治事件，他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要他封杀消息的要求。余纪忠和蒋经国政府渐行渐远，直至走向公开全面决裂。
1970年9月，中国时报派出记者登上钓鱼岛，升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并且在崖壁上写下“蒋总统万岁”。
中国时报记者登上钓鱼岛，是中华民国“保钓”运动的开始。
从这个事件开始，台湾岛内校园内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钓鱼岛”问题讨论，开始了对日本和美国的声讨。
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布朗大学等学校的台湾留学生开始在美国进行“保钓”宣传和抗议活动，一面抨击美国和日本，一面大声疾呼，钓鱼岛是中华民国的国土！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批台湾留学生开始在美国打出旗号，“钓鱼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并举出毛泽东主席的大画像。
蒋经国所创立的秘密警察制度，学生特务体系，是无孔不入的，包括海外留学生中，都安插有“线人”学生，但是此时美国的台湾留学生所发起的保钓运动走向，开始失控啦。
在台湾岛内，局面也开始走向失控。
台湾大学内出现了爱国学生办的杂志，宣传“爱国”，“保钓”，邱宏达教授等人开始从法理上阐述钓鱼岛问题。各种“保钓”“爱国”海边和大学生讨论会纷纷出现了。
可是随着校园爱国学生运动的发展，校园内宣传自由主义，宣传法治民主的声音开始越来越大，形成了一股风潮，这是国民党政府始料不及的。
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胡适，殷海光为代表的两代知识份子，在知识份子中所传播的自由主义思想，并没有随着他们的离去而离开台湾的知识青年。
1972年开始，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开始连载一份长篇读者来信，“一个小市民的心声”，这个读者的来信，反对学生运动，反对自由主义，认为学生运动再这么闹下去，自由派再这么宣传下去，会导致台湾社会的混乱。读者来信呼吁政府应该拥有更大权力，以保障小百姓有太平饭吃。
1972年12月，台大校园里举办了一场“民族主义座谈会”，一个哲学系的讲师开始批驳“一个小市民的心声”。一个在场的冯姓学生起来反驳这位讲师，指责讲师专门攻击政府的黑暗面。双方起了争执，讲师称这个学生是“职业学生”，等到另一个哲学系学生的声援。在台湾当时的语境下，“职业学生”，就是意指蒋经国“救国团”那一类的负有任务的学生啦，你懂的。
事后，这位被指控为“职业学生”的冯姓青年向台大校方提出了投诉，那位哲学系老师遭到处分。
此后情治部门开始加强对台大内学生运动的打压力度，开始有教师被“通匪”罪名拘捕，并且有教师被除名。
1973年，那位冯姓学生的“理则学”考试，居然得了零分，无法毕业。理则学，在中国大陆的语境里，被翻译作“逻辑学”。
冯姓同学开始四处投诉，几位哲学系老师复核他的考卷，确定他是应该得零分啊，因此没有改动他的最终“理则学”分数。冯同学开始用语言威胁老师们，如果他不能毕业，将会导致“系务整顿”。冯同学称，爱国学生遭受了迫害。
此后，台大校方开始对哲学系进行了整顿，校方称，哲学系内有“美国费正清集团”份子，也有的人在对中国大陆的“批林批孔”作隔空呼应。。。反正有各种各种阴谋论啦，幕后黑手啦，好大一盘棋啦。。。你懂的。
从此开始了对台大哲学系的全盘整顿，这是1960年代，台大哲学系“清除殷海光余孽”之后，再一次大手笔整顿。整个台大哲学系内自由派教授讲师都遭到清除，台大哲学系研究生院被迫停止招生一年。
白色恐怖结束之后，1990年代，监察院对台大哲学系案作出调查，结论是这是一起无中生有的捏造案。
虽然国民党方面拒绝提供许多资料，但是许多迹象显示，这是当时国民党政工体系的首脑，总政治部主任王升“做”出来的一个大案子，冯同学的确是“职业”学生。
1974年，国民党进行的台大哲学系整顿案之后，台大内自由派学者遭受再一次打击。同时校园内的“保钓”运动，也在打压之下，趋于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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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在1970年代初遭遇个人挫折
通过政工干部体制的建立和情治特工体制的建立，蒋经国已经开始掌握了国民党的军队和党务和政府。
1969年，他从军队中退役，进入政府，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从1949年到台湾开始，到目前为止，他的政治生涯发展和个人生活，都还不错。
1970年，他却遭遇了重大挫折。
蒋经国和他的俄罗斯妻子有三个儿子，在这三个儿子中，1935年出生的长子蒋孝文被认为是资质最好的孩子，被爷爷蒋介石和父亲蒋经国寄予了厚望。
蒋介石希望长孙能够进军队，想他一样，经历些历练，培养出坚韧的品格。
1956年，蒋孝文进入了黄埔军校。
这孩子进了军校之后，学习一直很差，而且还飞扬跋扈，视校规军纪若无物。而且居然有一次在舞厅里，整风吃醋，居然在公共场合开枪闹事，并且训斥殴打闻讯赶来的宪兵，造成很大的社会反响。
1959年，蒋孝文从黄埔军校退学。
蒋孝文开枪，不仅是射外人，甚至连总统官邸的护卫都射杀，而且还开车撞死路人，惹出许多罪行。
蒋家非常伤心，觉得这孩子是在台湾被宠坏了，如果送去美国，离开了父亲和爷爷的背景，应该会改过向善。
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之后，曾经在1953年规定过，不允许高中生毕业出国留学。为了蒋孝文能出国留学，1959年，教育部开始了高中毕业生菁英留学选拔考试，暗箱操作，让蒋孝文“考上”了，送他去美国留学。
蒋孝文到美国之后，一次酒驾出了车祸。在公堂上，蒋孝文居然故态复萌，在美国法庭上发飙，咆哮公堂，被美国驱逐出境。
蒋孝文回到台湾之后，进入党务部门，同时在党产企业台湾电力公司任职，期间工作成绩很好。但是蒋孝文飞扬跋扈，草菅人命的恶行并没有收敛。
1970年，蒋孝文突然陷入昏迷状态，从此智力出现问题，生活不能自理。
蒋孝文生病之后，妻子蒋徐乃锦不离不弃，一直悉心照料他的起居直到他1989年去世。
这件事情，对于蒋经国，是个很大的伤痛。
除了这件个人家庭生活的不幸之外，蒋经国又遭遇了一次暗杀事件的打击。
1970年4月，中华民国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访问美国，在纽约，他遭遇了一次未遂的暗杀事件。
1970年1月，台独联盟在纽约宣布成立。
1970年2月，台湾台东的监狱内发生了一起武装暴动，领导者中有许多当年苏东启案被捕的犯人，他们策反了部分监狱警卫，并且秘密串通了一些台湾原住民，发动了暴动。他们几十个人希望能够通过游击战争的方式，争取台湾独立，这起暴动很快被镇压了。
纽约的台独联盟决定在蒋经国访问美国的对他进行刺杀，这一套是孙中山年代就开始的革命党老把戏啦。初期的台独联盟中的不少人，像当年的革命党人们一样，热衷于各种暗杀啦，爆炸啦的革命活动。
这是一场危险的行动，而且是有代价的，年青的台独联盟成员们，都知道自己所面临的风险和代价。
其中一个叫黄文雄的年青人挺身而出，他志愿执行这个刺杀行动，他说，他是唯一未婚的人，没有牵挂和负担，因此他愿意承担这次责任。
黄文雄当时是康奈尔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学位在读学生，他挺身而出的胆量，让我们想到了欲行“烈德”以鼓舞革命党人士气的青年汪精卫。
1970年4月24日中午，蒋经国去曼哈顿一家酒店参加台商们举办的欢迎宴会。台独联盟的抗议者们早已守候在此，高呼各种口号，表达他们追求台湾独立的诉求，以及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控诉。他们高喊，台湾需要的是自由。
蒋经国走出汽车的时候，黄文雄从抗议者队伍中跑了出来，边跑边喊，我们是台湾，在这里清算我们之间的血债！
所幸在场的美国警卫眼疾手快，托起了黄文雄的手，谋杀的子弹没有击中蒋经国。
黄文雄被警察们按倒在地的时候，竭力发出了怒吼，让我像一个台湾人一样站起来！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
黄文雄的恐怖行动，和他不屈的那一声怒吼，震撼了世界各国的新闻界。
西方新闻界开始关注报道台独诉求的起源，同时“台湾人”这个说法，也开始被许多人知道。在英文里，也越来越多出现“台湾人”Taiwanese的表述。
黄文雄刺蒋事件，对蒋经国也造成了极大的震撼，我们会看到明显的三件现象。
从此之后，蒋经国再也没有离开过台湾岛。
从此之后，蒋经国的情治特工们处死的异见人士，明显少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
从此之后，蒋经国开始招募提拔台湾本省人进军队，行政和党务管理职位。
这就是1970年，蒋经国所遭遇的两次重大事件。

正文238
蒋介石去世
败退到台湾之后，蒋介石一直希望能够反攻大陆，他把台湾称作“复兴基地”。
蒋介石是一个一团矛盾的人，是一个有着悲情色彩的政治领袖人物。
蒋介石坚持到中日战争的最后，他赢得了外战，却失去了内战。
蒋介石有着很强的使命感，他认为自己肩负着拯救中国的使命。在他亲笔书写的台湾电台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战喊话中，蒋介石称自己作“匪军官兵的救星”，“中国同胞的救星”。
败退到台湾之后，他一直声称要“反攻大陆”。
韩战爆发的时候，他非常激动，蒋介石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到来，反攻大陆指日可待。
蒋介石积极要求向韩战战场投放国民党军队，加入联合国军作战，但是美国拒绝了这个要求。维护冷战遏制包围圈，是美国的战略。韩战爆发不过是使得美国把台湾岛纳入了包围圈防线内而已，美国不愿意扩大战争规模。
韩战结束之后，美国也一直拒绝，甚至压制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意愿。
1956年1月，蒋介石愤愤然对美国记者说，如果我不受外力阻扰，现在就能反攻大陆。
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1965年，中国进行核试验之后，反攻大陆的希望越发的渺茫。
1966年，中国当局发起文化大革命，蒋介石痛心疾首，在台湾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1966年11月，孙科，陈立夫，联名第三十二代衍圣公孔德成等一千多名国民党内外人士，倡议每年11月12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
1967年，中华文化复兴总会在台湾成立，蒋介石任总会长，旨在台湾岛和海外推广中国传统文化。
在教育上，国民党政府的中小教育号召“德，智，体，群”四育并重。国民党政府规定台湾所有中小学都必需有“生活与伦理”和“中国文化基本”课程，注重古文培训和传统文化熏陶，灌输“礼义廉耻”的概念，加重传统家庭伦理道德教育。国民党政府同时对海外华人社区所兴办的中文学校，提高资金和教材上的资助。
国民党政府开始组织整理中国传统古籍，便于读者阅读，同时开始组织翻译成外国文字，用以推广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另一方面开始组织翻译西方的政治，社会，科学等思想文化书籍。
同时开始设立文艺基金会，组织扶植国剧（京剧）书画等传统戏剧，文艺的研究和推广。
蒋介石声称，传统伦理道德是治世之本，其哲学思想基础在于“仁”。
作为一个坚定而狂热爱国者和种族主义者，蒋介石大力推广整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他同时对台湾本土的传统文化，却采取了严酷的打压。在两蒋时期，台语，客家话都被禁止，所有的原住民都被迫要取汉名，许多台湾本省文化传统被根除了。
1969年之后，因为身体健康的原因，基本的管理事务，都是蒋经国在掌握，蒋介石开始淡出。
和许多独裁者一样，在统治台湾的期间，国民党开始了领袖个人崇拜的教育，小学课本里开始加入蒋介石小时候的故事啦，台湾各地开始树立起蒋介石的铜像。
1975年4月，蒋介石在台湾去世。
他去世之后，副总统继任总统职位，蒋经国是事实上的统治者。
1978年，中华民国总统任期满了，蒋经国出任总统，他选择了一个台湾本省籍的副总统。
蒋介世去世之后，国民党政府不仅要求台湾军，公，教人员服丧一个月，全台湾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一个月，而且依据旧传统，进行了大赦。
许多监狱中的角头和党外政治人士提前出狱了，他们将会给台湾社会带来些什么变数呢？
党外势力在70年代崛起
历史进入1970年代，台湾岛的党外政治势力依然在顽强地存在着。
我们如果对比辛亥革命之前的清国历史，我们似乎可以把走暴力路线的台独联盟的人士称作革命党人。而把在台湾岛内的党外势力，称作立宪党人。
这期间，有过许多离奇蹊跷的选举，有些明显是国民党“作票”啦。但是依旧有党外势力在议会和各地方公职中获得选举胜利。
在1970年代之前，原本的党外势力大致可以分作两类，本省的社会名流，像台南帮大佬吴三连这一类；外省人的知识份子，雷震，柏杨这些。外省籍党外人士侧重于思想言论上的诉求，而本省籍的党外人士则致力于进入议会议政，或者担任公职治理地方。
从1970年代开始，有一批新鲜血液注入，一批海外留学归来的人士，开始参与党外活动。
许信良，出生于1941年，他是一个客家人，这娃家境不错，他爹是个地主。这娃从小酷爱读中国历史，少年时代，就有远大志向，这娃长大了要当“中华民国大总统”。像许信良这样“少有大志”“志存高远”的，其实在新生代党外势力中是异数。我们会看到，绝大多数的党外新生代人士，其实是因为一些个人经历的触发，而投身政治事业的。
许信良读大学的时候，就加入了国民党，这娃读书好，又“积极追求进步”。大学毕业之后，他又读研究生院，研究生还没毕业呢，他获得奖学金。1967年，他去苏格兰古老的名校爱丁堡大学学习哲学。
60年代中到整个70年代，是欧美日本各国左派思潮风起云涌的年代。来自利物浦的披头四乐对的一曲Hey, Jude，四海传唱，这是一个四海一家的年代。
在法国，大学生们手拿毛主席语录，发起街头暴动。在日本，进步青年走上街头控诉万恶的资本家。在美国，花童们高唱要做爱，不要作战。反战和平运动，黑人平权运动，在美国各地燃烧。
在苏格兰的许信良在这个大时代的洗礼中，思想发生了转变，他开始阅读各种他以前在台湾从没有见过的左派思想论著。
1969年，许信良从苏格兰回到了台湾，他开始在国民党的改革派杂志上发表文章，以其独特的见解赢得了声誉，受到了李焕和蒋经国的赏识。
1973年，许信良获得国民党提名参选台湾省议会并且胜选。
但是进入了省议会之后的许信良，开始表现的让国民党担忧了，他开始公开在议会内批评国民党政府的多项议案，给国民党造成了难堪。
1977年，许信良出版了自己的书籍，对国民党进行了批判，招致国民党内同志的讨伐。
1977年10月，许信良无视国民党的警告，回到自己的故乡桃园县竞选县长，并且击败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许信良当选桃园县长之后，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他正式成为一个“党外”。
1944年，吕秀莲出生于台湾桃园县，她的父亲是个挺成功的商人。
1969年，吕秀莲从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之后，去美国留学，这一段经历，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1970年夏天，吕秀莲去欧洲旅游，遇到了一个华人，她当时并不知道对方是台独联盟的人。这个人给她讲述了许多台湾所发生的不公义的事情，这些吕秀莲以前生活在台湾的时候闻所未闻的事情，震撼了吕秀莲。吕秀莲开始思考，作为一个台湾人，她应该作些什么？
1971年，吕秀莲结束了比较法硕士的学习之后，回到台湾进行政府机构里工作。她的工作成绩不错，还获得了提升。吕秀莲也开始出版一些自己的论著，开始获得一些社会知名度。
1976年开始，吕秀莲开始致力于女性平权运动，相对于当时台湾的社会传统，她的一些从美国带回来的理念，是非常激进的。吕秀莲开始遭到国民党情治人员的骚扰打压，不堪其烦，她决定避走海外一段时间。
1977年，吕秀莲又去了美国留学，她打算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完成法学博士的学习。
在美国得知美国就要和中华民国断交的消息，吕秀莲觉得自己应该回到台湾，尽自己的力量去改变台湾社会。
1978年，吕秀莲回到台湾，参加故乡桃园县国大代表的竞选。她的这次努力失败了，但是她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和当地的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