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略论中国医药学术与道家之关系》序：吾闻论中国医药者，皆云渊源与道家；而言道家之学术，则云综罗百代、博大精微。然则医药所宗之道家者，为方伎神仙之道？抑为形而上太极玄微之道？则似儱侗未定其界说，固有扑朔迷离之惑；如折衷其旨，宣归于方伎神仙家之道较为互同。方伎神仙家之为道术也，以养生为宗，以修炼内外金丹为用；但言其术者、动辄推尊黄老，而黄帝之学、世谓其书大都出于后人之伪托，老子之学已明白具于五千言、其间显见为医药之文者、未之间也。有之，唯黄帝《灵枢》《素问》世并称之为《内经》，以及道家之《黄庭》内外景经与丹书杂学，确为养生医药渊源之新本；姑不论其问世时代之远近，信为秦汉间之著述、当无疑义，由此可见中国医药之源流其由来久远、而昌明与周秦之际。
实则无论有无文化之民族，其生老病死之过程，莫不殊途同归；有生老病死之人生现实存在，亦必有医药随之俱来，唯其学其术有精微粗率之别、而无有或无之分也。中国医药既云渊源于道家，而道家又以精微博大著称，其学术自当别具高明；奈何近世以来，一遇西洋医药输入，举国之人几视其为陈腐朽败不经之学、将欲尽弃而勿论之耶？吾甚疑之，故喜涉猎其中探寻其迹；乃知古之习医学者，必以《灵枢》《素问》、《内》《难》二经为其初基，再次而研习《伤寒》《金匮》《本草》《脉诀》，然后博通群籍、融会诸学，方可以言医。
至若粗知《本草》、略记药性，读《汤头》《脉诀》或专于科方针砭者，即骤自行医；实为医家之左道，人群之危人也。晚近有研求金元四大家之学，或探《医宗金鉴》之集，已可称为此中国巨擎；既谓五运六气之说徒有虚名、概无实义，观摩止此，其他何足论哉！
夫《灵枢》《素问》、《内》《难》之旨，先须详知人身气化之本，经脉血气与天地阴阳盈虚消长之理；然后效法以养生，应用以医世，神仙方伎故奉之为修炼之宝典。但研读之者荀未识小学训诂，不知天文物理，且乏文学之修养；则往往被其阴阳名目之谜、而益滋烦惑，反视为虚玄谬说矣。至若《难经》之五行六运之说，辄取《周易》八卦之理则；智者知其为人生物理学术之最高原则，浅者反视为一派胡言乱统而已。何况《黄庭》内外景与丹书所言，龙虎水火、婴儿姹女、尤迹近神妙；荀不好学而深思之，必不易知其设喻所指之真谛也。

须知《内》《难》二经所言生老病死之变迁，并天地间物理与人生之关系，统纳法则于《易经》；而易学之理则本于天文地理人事物理之自然规则，其学术 秉承、渊源有本，确非空言妄构、徒为虚玄也。老子有言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盖谓人之生存于天地之间，其生命本能现象与天地自然规律之气化，固有息息相关者存焉；识知天地生物盈虚消长变通之理，然后方可以言养生与医药，中国医药之学术、其根本基础实秉此而来，则较之西方医学徒以人身为本位、以卫生医疗药物理论等为专科，大有不同者在焉。
人生天地之间，生活起居不离地域、日月运行、寒暑迁改，皆与人有俯仰往来密切之影响；穷探此自然规律之来源，则须以本系星球中心之太阳为准则，古称五行以日元为主，即此意也。而所谓五行者，谓太阳辐射能之及于地球，互为吸引、排荡而生变化，其间并感受其他四大行星互相放射之作用；地球上生物与人即受行星间各种辐射能而生存，复皆籍地气之中和而受其变化之妙用。行者即为旋转运行不息之意，强名谓金木水火土，亦为代表显示其现象之名词，并非谓金即为金铁、木即林木也；如食古不化、死守成文，则剑过已远、刻舟何用？
至于九宫八卦、六壬推步，乃效法天地生物演变之一种固定法则，以卦显其演变之现象、以宫定其变迁之部位；六壬记其次序、推步述其过程，详知四时寒暑代谢之间、生物之成坏有序，昼夜阴暗之际、精神之衰旺不同。例如七日来复、为天地气化同人身气血盈亏之规律，春生冬藏、为热胀冷缩心身互用之情形；良知疾病之由来、非但为外界传染与饮食起居之所至，即太阳系内各星球之影响人类生存者、随时空而互变、更有大且甚者。医药所以为养生，养之、医之而不穷究起本元在此；徒为术耳，未足以言学也。

由此研究人身之本能，法则天地造化之奥妙，其微密精细如出一辙；古称人身为一小天地，亦绝非夸张其辞。丹书所谓“日出没、比精神之衰旺，月盈昃、喻气血之盛衰”，则知精神与气血、并为生命之中心，五脏之互相关系、有同于五行之运转，六腑之流通、有同于天地气机之往来，血管神经、同于江河之流注，情意畅抑、同于气象之阴晴，奇经八脉、为本能活动气化之径道，丹田命门、为能量储藏之机枢；此皆为生之学，从生命存在而可验其状况，并非有固定之质、不能于死后解剖可知其究竟。
余如认窍穴以针灸、为佛道两家之特长，炼神气以长生、乃神仙方伎之专业；秉其学而致用为医药之术，则有一针二灸三砭四汤、医之分，辅之以精神治疗、如祝由符咒之神异，见之以本能力量、有推拿气功之妙用。其他如，辨药性须知地理、地质、气象性能之互变，须知有化腐朽为神奇之妙用；总此方得言医，岂非综罗百代、集学术精微之大成者耶！
中国医药之所长既在此，而近世不知而辟之者、亦正以此；每况愈下，乃不能会中西医药之精华、而发扬光大，而蒙文化之羞，不亦事有必致、理所固然者乎？须知中国医药、其源流由来虽久，而于东汉南北朝间、已随时代文化而一变，其间吸收古印度与西藏诸国之所长、至盛唐而别具其光芒；历宋金元明，虽间有小变，但秉此余绪、出入乘除。

现代一切文明，既与西洋文物接触，其交光回互、发扬精辟，正为此一时代、有心者之职责；应当急起直追、融会而贯通之，实无瑕闭户称尊、彼此拒纳也。西洋医药寄精细于解剖，穷详证于物理，假手机械之神明，试临床之实验，其小心仔细、确非泛知虚玄理论之空言也；但其囿于生物之理、而昧于宇宙大化之机，视人如物、而忽视其气化之精神，此则较之中国医药、似有逊色。若能截长补短，互相融化于一炉，苟日新而日日新之；岂仅为民族之光、进而可为人群世界造大幸福，则所谓自亲亲、自仁民而及于爱物，直致于大同之世者、实有厚望焉。
吾愧才疏学浅、有志于医药而限于智力所未能，今因此书编者坐索为言、乃不辞謭陋，略抒鄙见所及之处为论其概要；并引大医孙思邈真人之言、以证吾知。如云“凡欲为大医。。。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法相，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陨。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典》，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运体真，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并需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苟医能若此，则其为儒为道、实不得而分，直为圣人之智；吾不得，而识其精微博大之涯际矣。是为序；时岁在庚子，月在太簇。

3、 《历史的经验》前言：历史本来就是人和事经验的记录，换言之、把历代人和事的经验记录下来就是成为历史。读历史有两个方向：一是站在后世-另一个时代、另一种社会型态、另一种生活方式，从自我的主观习惯出发、而又自称是客观的观点去看历史；然后再整理那一个历史时代的人事、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文学、艺术等等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评论、歌颂或讥刺。这种研究尽管说是客观的批判，其实始终是有主观的成见，但不能说不是历史。
二是从历史的人事活动中，撷取教训、学习古人做人做事的经验，作为自己的参考，甚之籍以效法、模仿。中国自宋代开始，极有名的一部历史巨著、就是司马光先生的《资治通鉴》；顾名思义，司马先生重辑编著这一部历史的方向，其重点是正面针对皇帝们-即领导人和领导班子们的政治教育必修的参考书。所谓资治的涵义，是比较谦虚客气的用词；资就是资助、帮助的意思，治便是政治，合起来讲就是拿古代的历史盛衰成败的资料、帮助你走上贤良政治、清明政治的一部历史经验。因此，平常对朋友们谈笑，你最喜欢读《资治通鉴》、意欲为何？你想做一个好皇帝，或是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臣或名臣吗？笑话归笑话，《资治通鉴》就是这样一部历史的书。
我讲《历史的经验》，时在1975年春夏之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一时兴之所至；信口开河、毫无目的，也无次序地信手拈来，随便和“恒庐”的一班有兴趣的朋友谈谈，既不从学术立场来讨论历史、更无所谓学问。等于古老农业社会三家村里的落第秀才、潦倒穷酸的老学究，在瓜棚豆架下，开讲《三国演义》、《封神榜》等小说，赢得大众化的会心思忖而已；不料因此而引起许多读者的兴趣，促成老古文化出版公司搜集已经发表过的一部分讲稿、排编付印，反而觉得有欺世盗名的罪过。因此，联想到顾祖禹的一首诗说“重瞳帐下已知名，隆准军中亦漫行；半世行藏都是错，如何坛上会谈兵”，我当忏悔。

4、 《历史的经验》前记：吾国学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一尊儒术，千载以还；致使百家之文多流散佚，诸子之说视若异端，此风至宋、明尤炽。然纵观两千余年史迹，时有否泰、势有合分；其间拨乱反正之士、盛平拱默之时，固未特以儒术鸣也。明陈恭尹读《秦记》有言“谤声易弭怨难消，秦法虽严亦甚疏；夜半桥边呼儒子，人间犹有未烧书”；盖指张良受太公兵法于圯下，佐高祖一统天下也。近世梁启超先生治学有宗，亦以忧世感时，愤儒家之说难济艰危，曾赋言以寄；“六鳌摇动海山倾，谁人沧溟斩巨鲸；括地无书思补著，倚天有剑欲长征；抗章北阙知无用，纳履南山恐不成；我欲青溪寻鬼谷，不论礼乐但论兵”。目今世局纷纷，人心糜诈，动关诡谲，道德夷凌；故谋略一词不仅风行域外，即国内亦萍末飓风、先萌朕兆，波澜既起、防或未迟，故有不得已于言者。
史迁尝论子贡曰：田常欲作乱于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鲁。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贡请行，孔子许之。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彊（通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曾子亦有云“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夫二子者孔门高弟、儒林称贤；审曾子之言、析子贡之术，皆钩距之宗纲、长短术之时用也。故时有常变、势有顺逆、事有经权，若谓儒学皆经、是乃书生之管见、自期期以为不可，此其一。
谋略之术与人俱来，其学无所不包，要在人、事两端；稽诸历史，亦人也、亦事也，入世之学有出于人、事者乎？其用在因势利导、顺以推移，故又名长短术或钩距术、纵横术，皆阴谋也；阴者暗也、险也、柔也，故为道之所忌、不得已而用之。“君子得之固穷，小人得之伤命”，若无深厚之道德以为基，苟用之、未有不自损者也，故苏秦殒身、陈平绝后；史迹昭昭，因果不昧，可不慎哉？此其二。

近世教育方针受西风影响至巨，启蒙既乏应对之宜，罔知立己修身之术；深研复无经济之学，昧于应世济人之方。无情岁月、数纸文凭，有限年华、几场考试，嗟呼！一士难求，才岂易得；故大风思猛士、大厦求良材，此千古一调、百世同所浩叹也。或云时代之风流，岂非人谋之不臧。二十世纪末世界文化趋向、起复于东方，历史循环往复、殆无疑义；既光固有文化，岂限一尊？欲建非常功事，何妨并臻！此其三。
老子有言“以正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际此太白经天、兵氛摇曳，爰检《素书》、《太公兵法》（俗称《三略》，古名《玉钤》）详为阐述；或旁征采博、用明其体，或记事论人、欲征其用。总君、臣、师三道之菁英，概三千年来历史人事，或奇或正、亦经亦权，非为自诩知见、但祈逗诱来机；只眼既具，或可直探骊珠、会之于心。倘能以德为基，具出尘之胸襟而致力乎入世之事业；因时顺易，功德岂可限量哉！
是书讲述之时，有客闻见之而谓曰“三略之书，虽云太公、黄石所传，亦有谓宋相张商英所撰，考之皆系伪托；子以盲接引，穷极神思，得毋空劳乎？”师笑曰：子之论似是而非。昔者林子超先生喜藏字画，然多赝品、人莫能辨，有识者诘之，则答曰“书画用娱心目、广胸次、消块垒，虽赝品、其艺足以匹真；余玩之、心胸既畅，虽然赝、庸何伤哉？”余爱其言也。客称善焉。

5、 《正统谋略学汇编初辑》前言：谋略之学，道家所长，儒者所忌；道家喜谈兵而言谋略，儒者揭仁义而力治平。道家如良医诊疾，谈兵与谋略、亦其处方去病之药剂；故世当衰变，拨乱反正，舍之不为功。儒者如农之种植、春耕秋割，时播百谷而务期滋养生息；故止戈而后修齐、以致治平，舍此而莫由。
若时势疾病，不事药剂之疗治，则病将何瘳？如药到病除，则此牛溲马勃皆可藏之他山、封之后世；但知而不用，唯事修养生息而已矣。然则，儒道虽异其治，而其致同归也。今者老古出版社有鉴于侈言谋略之多歧也，思从传统文化儒道两家之古籍中，择其有益于拨乱反正之思维者而为书、嘱为拣选；乃就今古简册，随手成编，作此初辑，或有匡于思益，并以就正于方家云尔。是为之言。

6、 《毛宗岗批三国演义》前介：昔人云：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而孔子则自言：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作《春秋》而何罪之有？此为千古一大疑情，一大话头！吾人幼时读《春秋》《左传》，而耆年硕学者则告诫曰“少年不宜读《左传》，恐因此而误入歧途”；吾辈后世小子，则相讥谓“然则，何以关云长读《春秋》，俗世反称为武圣，美髯公真为《春秋》所误耶？”此亦一大疑情，一大话头，大可一参。
先民遗产古籍中有《春秋》《左传》《战国策》等著作，诚皆为可读而不可读之书；可读者，以其叙述历史人与事之险阻艰难，情伪得失，波诡云幻、变幻莫测，实为壮观；其不可读者，人能观今鉴古、而克己为圣为贤为善者难。人因读书而有知识，学足杂济其奸，文足掩饰其过，反而资助于为非为恶者易；由此而知孔子自谈“罪我者《春秋》”之言，则爽然而尽释疑情矣。
泛观秦汉以后，历经魏晋南北朝之历史人物，慧黠者口说《春秋》大义、而阴用《左传》《战国策》之权谋者、代不乏人，尤其以魏蜀吴之三国局势、最为显著。于是初唐之际，而有赵蕤著《长短经》之作，评议古今、昭示正反之旨；其于三国权谋，尤所议论。自此以后，宋、元则误于理学之清谈，以积弱为能事而已。

顺沿而至明末，则有李卓吾辈之崛起，攻奸历史、揭橥用经用权之谈，骚然于学术之林；一变再变，复有冯梦龙等《古今谭概》《智囊补》等之作，杨慎修《廿五史弹词》，以及明末清初金圣叹评论说部之谈，言赅意长、借词比事，往往深含夫子微言大义之旨，以示权谋韬略之可用与不可用，以彰显善恶之分齐，必须慎思明辨、方能得其圜中。
至若清初毛宗岗批《三国演义》之词，据称为金圣叹同意之作，事实为何、不得而考；但其批语虽为说部小品，而涵义深远，足发《左传》《战国策》谋略之旨要，诚为三百年来不可多得之慧解。惜乎历来被埋没于《三国演义》本事之外，而为明眼者所忽略，殊为可惜；今由老古文化出版公司特为汇集成为专书，俾世之讲谋略者，籍此可发深省、则为幸甚。

7、 陈著《孙子兵法白话解》序：人类世间，既有名器，即起争心；虽曰天人、犹难免与阿修罗战斗，况世运衰降、人心非古，欲弭灾劫、战防岂能免乎！故《易经-系传》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侯”，《阴符经》曰“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虽皆为警世之言，实示唯止戈为武、乃得成武德而全武道也。
故吾国先民文化，言武德者皆不离于道；周秦以还，兵家谋略、政法刑名，莫不祖述道德，散为外用。道家者流，阐阴阳而统兵机，老庄已启其契；汉魏以后，凡神仙家言，靡不谈兵。《鸿烈》《抱朴》阐其玄奥，孙武孙膑亦皆道术之分化，岂能舍道而独言兵事哉？！然道也者，广漠无联、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欲循而无迹、欲盖而弥彰；唯智者神而明之、应用无方，是得自然之智，而知离有、离无之用。兵机道术、其揆一也，故今昔名将虽曰不学、而皆暗合兵法；兵事随时变、随势易，岂固有不变之定法耶？而云暗合者，非法之法，徒以文字言语示之，如斯而已矣。
但自战国孙子有兵经之始、十三篇之说，为世圭臬、历久常新，木立而影见、径辟而途从；后之论兵事者、舍之而无足以立言，犹六经之后、违之而不称为学也。故历代之作荦荦可名，如《孙子兵法十家注》；以及李筌兵书、岂固墨守成规、方得以言兵学，盖亦借石他山、眩目攻错，托古之名而扬新说耳。今者，四明陈君行夫，汇其昔日在美国曾作讲学之《孙子兵法白话解》一书、刊而出之；迨亦寓意笔说、籍露心言，然后乃以知命余年、伏枥而学《易经》矣。故乐其请，而为之序。

五、佛家之部：
1、 《楞严大义今释》叙言：在这个大时代里，一切都在变、变动之中，自然乱象纷陈，变乱使凡百俱废；因之，事事都需从头整理。专就文化而言，整理固有文化以配合新时代的要求，实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是任重而道远的，要能耐得凄凉、甘于寂寞，在默默无闻中散播无形的种子，耕耘不问收获、成功不必在我，必须要有香香渡河、截流而过的精神，不辞艰苦地做去。
历史文化是我们最好的宝镜，观今鉴古，可以使我们在艰苦的岁月中、增加坚毅的信心；试追溯我们的历史、就可以发现，每次大变乱中都吸收了外来的文化，融合之后又有一种新的光芒产生。我们如果将历史变乱时代加以划分，共有春秋战国、南北朝、五代、金元、清朝等几次文化政治上的大变动；其间如南北朝，为佛教文化输入的阶段，在我们文化思想上经过一段较长时期的融化以后，便产生盛唐一代的灿烂光明。五代与金元时期，在文化上虽然没有南北朝时代那样大的变动，但欧亚文化交流的迹象却历历可寻；而且中国文化传播给西方者，较西方影响及于中国者为多。
自清末至今百余年间，西洋文化随武力而东来；激起我们文化政治上的一连串变革，启发我们实验实践的欲望。科学一马当先，几乎有一种将使宗教与哲学、文学与艺术都称为其附庸的趋势，这乃是必然的现象。我们的固有文化在和西洋文化互相冲突后，由冲突而交流，由交流而互相融化；继之而来的，一定是另一番照耀世界的新气象。

目前的一切现象，乃是变化中的过程，而不是定居；但是在这股冲荡的急流中，我们既不应随波逐流、更不要畏惧趑趄，必须认清方向、把稳船舵。此时此地，应该各安本位，无论在边缘或在核心，只有勤慎明敏地各尽所能、做些整理介绍的工作。这本书的译述，便是本着这个愿望开始，希望人们明了佛法既不是宗教的迷信、也不是哲学的思想、更不是科学囿于现实的有限知识；但是，却可因之而对于宗教、哲学、科学获得较为深刻的认知，由此也许可以得到一些较大的启示。
依据西洋文化史的看法，人类由原始思想而形成宗教文化；复由于对宗教的反动，而有哲学思想和科学实验的产生。哲学是依据思想理论、来推断人生和宇宙，科学则系从研究实验、来证明宇宙和人生；所以希腊和罗马文明，都有他划时代的千秋价值。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科学支配着这个世界，形成以工商业为重心的物质文明；一般从表面看来，科学领导文明的进步、唯我独尊，宗教和哲学将无存在的价值。事实上，科学并非万能，物质文明的进步并不就是文化的升华；于是，在这科学飞跃进步的世界中，哲学和宗教仍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

佛教虽然也是宗教，但、是一种具有高深的哲学理论和科学实验的宗教，其哲学理论常常超出宗教的范畴以外，所以也有人说佛教是一种哲学思想、而不是宗教。佛教具有科学的实证方法，但是因为其是从人生本位去证验宇宙；所以人们会忽略其科学基础，而仍然将其归之于宗教。可是事实上，佛教确实有科学的证验及哲学的论据；其哲学是以科学为基础、去否定狭义的宗教，其科学是用哲学的论据、去为宗教作证明，《楞严经》为其最显著者。研究《楞严经》后，对于宗教、哲学和科学，都将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世间一切学问，大至宇宙、细至无间，都是为了解决身心性命的问题，也就是说、都是为了研究人生；离开人生身心性命的研讨，便不会有其他学问的存在。《楞严经》的开始，就是讲身心性命的问题，从现实人生基本的身心说起；等于是一部从心理、生理的实际体验 ，进而达致哲学最高原理的纲要。本经虽然建立了一个真心自性的假设本体，用来别于一般现实应用的妄心，但却非一般哲学所说的纯粹唯心论；因为佛家所说的真心、包括了形而上和万有世间的一切认识与本体论，可以从人人身心性命上去实验证得、并且可以拿得出证据，不只是一种思想论辩。举凡一切宗教、哲学、心理学、生理学的矛盾隔阂，都可以自其中得到解答。

人生离不开现实世间，现实世间形形色色的物质形器，究竟从何而来？这是古今中外人人所要追寻的问题。彻底相信唯心论者，事实上并不能摆脱物质世间的束缚；相信唯物论者，事实上随时随地应用的仍然是心的作用。哲学把理念世界与物理世界勉强分作两个，科学却认为主管的世界以外、另有一个客观世界的存在；这些理论总是相互矛盾，不能统一。
早在两千多年前，《楞严经》便很有条理、有系统地讲明了心物一元的统一原理；而且不仅是一种思想理论，乃是基于我们的实际心理、生理情形加以实验证明。说明物理世界的形成，是由于本体功能动力所产生；因为能与量的互变、构成形器世间的客观存在，但是真如本体也仍然是个假名。从身心的实验去证明物理世界的原理，又从物理的范围指出身心解脱的理论和方法；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论，大体都与其所说的吻合。若干年后，如果科学与哲学能够再进步；对于《楞严经》所说的理论，将会获得更多的了解。
《楞严经》讲到宇宙的现象，指出时间有三位，空间有十位、普通应用空间只取四位；三四四三乘除变化、纵横交织，说明上下古今成为宇宙万有现象变化程序的中心。五十五位和六十六位的圣位建立的程序，虽然只代表身心修养的过程；事实上三位时间和四位空间的数理演变，也说明了宇宙万有只是一个完整的数理世界。一点动，随万变，相对基于绝对而来，矛盾基于统一而生；重重叠叠，所以有物理世界和人事世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存在。

数理是自然科学的钥匙，从数理之中发心很多基本原则；如果要了解宇宙，从数理中可以得到惊人的指示。目前许多自然科学不能解释、证实的问题，如果肯用科学家的态度、就《楞严经》中提出的要点，加以深思研究必定会有所得；若是只是把本经看做宗教的教义，或是一种哲学理论而加以轻视，便是学术文化界的一个很大不幸了。
从佛教立场来讨论《楞严经》：很久以前就有一个预言流传，预言《楞严经》在所有佛经中是最后流传道中国的一部经；当佛法衰微时，此经又将是最先失传的。这是预言或神话，姑且不管；但是在西风东渐以后，学术界的一股疑古风气、恰与外国人处心积虑来破坏中国文化的意向相呼应。《楞严经》、《圆觉经》、《大乘起信论》等等著名佛经便最先受到怀疑；民国初年有人指出《楞严经》是一部伪托佛说的伪经、对于其经中真理内容却没有轻议，近年有些新时代的佛学研究者、竟然干脆认为《楞严经》是一种真常唯心论的学说，是和印度一种外道的学理相同的。讲学论道一定会有争端，固然人能修养到圆融无碍、无学无诤是一种很大的解脱；但是，为了本经的伟大价值，使人有不能已于言者。

近代是由梁启超提出说《楞严经》是伪经，他认为：第一，本经译文体裁美妙、说理透辟，都不同于其他佛经，所以可能是后世禅师们所伪造的；因为武则天好佛、曾经有伪造《大云经》的事例，本经执笔的房融是武则天当政时遭贬的宰相、可能他是为了讨好武则天才奉上翻译了《楞严经》，此经呈上武则天之后一直被收藏在内廷、民间当时并未流通，所以所伪造的可能性很大。第二，《楞严经》谈到的人天境界之中说到的十种仙，梁启超认为根本就是有意驳斥道教的神仙，因为经文里所说的仙道内容，与道教的神仙非常相像。
梁启超当时是权威学者，他此举此说、随声附和者大有人在；固然，反对此说者也很多，但是不过都是一鳞半爪的片段意见。1953年《学术》季刊第五卷第一期，载有罗香林先生著的《唐相房融在粤笔首楞严经翻译考》一文，例举考证资料很多，态度与论证都很平实，足可以为这一种学案的辩证资料。我认为梁启超的说法过于臆测与武断，因为梁启超对于佛法的研究为时较晚、且无深刻的工夫和造诣；试读《谭嗣同全集》中所载的，任公对谭公诗词关于佛学的注释便知。

房融是唐初开过宰相房玄龄的族系，房氏族对于佛法素有研究；玄奘法师回国后的译经事业，唐太宗都交与房玄龄去办理。房融对于佛法的造诣和文学修养、家学渊源，其所译经文自然较他经更为优美；倘若因此而指斥他是为了阿谀奉承武则天而伪造《楞严经》，未免轻率、无凭无据就入人于罪，这是万万不可的。与其说《楞严经》辞句太美，为伪造的嫌疑；毋宁说是译者太过重于文学修辞，不免有些地方过于古奥。
藏文的佛经在初唐时代也是直接由梵文翻译而成的，并非取材于内地的中文佛经；且藏文佛经里，却有《楞严经》的译本，西藏密宗所传的“大白伞盖咒”也就是“楞严咒”的一部分。这对于梁启超所说的第一点，可以说是很有力的解答。至于梁启超所说《楞严经》中十种仙相同与道教的神仙，那是因为梁启超没有研究过印度婆罗门和瑜伽术的修炼方法；中国的神仙方士之术，一部分与印度婆罗门和瑜伽术方法和目的也是完全相同，至于是否是殊途同归、那是学术上的大问题、暂且不讨论。但是现任的名称和事实，和罗汉这个名词一样，并不是释迦摩尼佛所创立的；在佛教之先，印度婆罗门的沙门和瑜伽士们已经早就有了阿罗汉、仙人等名称存在。译者就我们的传统文化、即以仙人名之，犹如唐人译称佛为大觉金仙一样；绝不可以将一切具有神仙之名实者，都攫为是我们文化的特产，这对于梁启超所提出的第二点也是很有力的驳斥！

就治学方法来说，疑古自然必须考据；但是，偏重或迷信考据，则有时会发生很大的错误和过失。考据是一种死的方法，依赖于或然性的陈年往迹，且又根据变动无常的人心、思想来推断；人们日常言行和亲历的事物，因时空世事的变迁还会随时随地就走了阳，更何况是要远追昔人的陈迹、以当下时代的观念来判断之前不同环境中的古人呢？人们可以从考据方法中求得某一种知识，但是智慧并不必从考据中得来、而是靠理论和实践去证得的；如果拼命去钻研考据的牛角尖，很可能流于矫枉过正之弊。
近二三十年中新佛学研究派的论调说《楞严经》是真常唯心论的外道理论，持此论者仅仅是研究佛学、而非是实验修持佛法者；他们把佛学当做了学术思想来研究，忽略了有如科学实验的修证精神。且，这些理论大多是根据日本式的佛学思想路线而来，在日本真正佛法的精神造就已经变质了；学佛之人为了避重就轻、曲学取巧，竟然自舍本逐末，实在是不智之甚。其中有些甚之说禅宗也是根据真常唯心论，同样属于神我外道的见解；实际上，禅宗重在征悟自性，并不是证得神我。这些不值一辩，明眼人自知审择。
《楞严经》的确说出一个常住真心，但是其中也明白解说了那是为了有别于妄心、而勉强假设的一个名词，随着假设立刻就点醒点破了；只要仔细去研究了，就可以明白经中真义。举一个扼要例子来说，如经文说的偈子“言妄显诸真，真妄同二妄”，岂非就已经很明显说明了本经并不是真常唯心论吗？痴、慢、疑也正是佛说的大智慧解脱所积重难返的障碍，如果纯粹只是站在哲学研究的立场，自有其辩证、怀疑、批判的看法；如果是站在佛法的立场就有些不同了，学佛之人若是不首先虚心辨别、更不肯力行证验，只是人云亦云、实在是很危险的偏差。佛说，在我法中出家，却来毁我正法，那样的人才是最可怕的！

生在这个时代里，个人的遭遇和世事的动乱，真实瞬息万变，往往使人茫然不知所之；整个世界和全体人类，都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夹缝离生活着。无论是科学、哲学、宗教，都在寻求人生的真理；使这个颠倒梦幻似的人生世界，能升华道恬静安乐的真善美之领域，就是我所馨香祷祝的了。
公元一九七八年正月，岁次戊午；适余掩室已过一年，老古出版社亦已成立一年，乃发起重印《楞严大义》第五版；决心增排原经文相互对照，便利读者之研究查证。当经编辑部同仁李淑君、张明真、戴玉娟校定，原文采用慧因法师所编《楞严经易读简注》之版本为准；校以台湾印经处历年影印昔日上海佛学书局版本、互相资证，然后统由戴玉娟悉心校排，费时三月余，方蒇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