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九”

文：詹泉洲



《易经》上说，九数含有吉祥的意思，如果按照“阴阳”来说，奇数为阳，偶数为阴，而九是阳数中最大的，称为“极阳数”。十是一个完美的数字，而九接近十而不到十，具有很强的倾向性，一位数字只有十个，而九是最大的一个，故为数字之极，寓义崇高。古人认为：奇数为阳，象征天；偶数为阴，象征地。九为奇数之最，九被视为天的象征，故皇帝被称为“九五之尊”。九成为神圣之数，凡城门数、宫殿数、台阶数、门钉数多以九计，甚至宫廷器物亦以九名之如九龙杯、九桃壶等。

九，是中华民族所崇拜的数字，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将天称为九天、九重、九霄；将地划为九州、九域 ；将宗庙称为九庙；道路谓之九陌；山有九崇；水曰九河；地有九泉；人分九级；官为九品。在古乐古诗中有九辩、九喜、九歌、九章等。人有三教九流，官有九品；最冷是数九寒天；最悲惨是诛连九族、九死一生；最复杂的衷情是九曲回肠……

正值冬天时，人们偏偏数九：“头九不算九；二九冻死狗；三九、四九掩门唤狗；五九、六九水走头；七九、八九河边看柳；九九又一九，犁牛遍地走”。重阳节是双九，此时正是收获的季节。唐代诗人孟浩然有“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的名句。用九来起名的我国古代数学家泰九韶，所著的书名是《算术九章》，而书中共分九大类，每类又有九道题，他简直是九的又一个崇拜者。过去北京的许多建筑都和“九”这个数目有关。例如，北京城内最早是九个城门，天安门的城楼是九重楼，故宫四个角楼的结构是九梁十八柱，皇家建筑物大门上的钉数是纵九横九，北海和故宫的九龙壁，都是九只龙，更有趣的是天坛有个历代皇帝祭天的地方，无论是洁白的石栏杆，或是圆台上磨平的石块，其数目都和九字有关。可见九受人们欢迎的程度。由九的倍数派生出来的数字也受到人们崇尚，如十八罗汉、十八般武艺、十八层地狱。

知识分子曾经被排在第九位，称“臭老九”，是有历史渊源的。相传元朝统治者把人分为十等，读书人列为第九等，位居于列于第十位的乞丐之上。赵翼《陔馀丛考》卷四十二中说：“郑所南又谓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

与九有关的成语太多了，如：九九归原、九五之尊、九天直下、九牛一毛、九世之仇、九世同居、九年之储、九年面壁、九死一生、九垓之外、九泉（原）之下、九重之渊、九原可作、九霄云外、九儒十丐、九战九捷、九炼成钢、九转功成 。“九”文化博大精深。

漫谈“七”

文：詹泉洲



美国波音公司第一架喷气式客机检验合格证书的号码是“70700”，正好有多数美国人信奉的幸运数7，于是将707作为该型号飞机的代号，以后相继所有了727、737、747、757、767。

世界上众多民族如此推崇数字七，据说是与日、月、金、木、水、火、土七星辰有关。人们相信日月行星，给人间带来光明、温暖和生命，昼夜交替、春华秋实、潮涨潮落，一代传一代，数字七象征生命和幸福，永远充满神秘感。

七是一个神奇的数字。人的身体有七窍。全球有七大洲。世界有七大奇迹。一星期有七天。光有七色。柴米油盐酱醋茶为开门七件事。喜怒哀思悲恐惊为七情。玩着七巧板，听大人讲七仙女下凡和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神话故事，背诵曹植的七步诗。北斗星由七颗星组成；伊斯兰教偏爱七，他们常念七节，开斋节常念的七大赞词，传统习惯要念七遍；北京伊斯兰教经学院正门的台阶是七阶。永堂前的拱门是七个。相传人的启蒙者是来自天上的七颗行星上的七位国王。七律诗最令人欣赏，七言绝句最能表达诗情画意。7是歌谣的精灵，七种音符组成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给人们带来无限欢乐，使这个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每一部乐曲悦耳动听，有起有伏，有悲伤有凄凉，有欢乐有深沉，变化多端，都是由七个音符巧妙地排列组合而成的。曹植七步成诗，才华横溢。七色阳光，绚丽多彩，七色彩虹，天上奇观；赤、橙、黄、绿、青、蓝、紫，可描画出无数动人的图画，七种颜色，构成我们整个世界的所有景色。王母娘娘有七个仙女摘仙桃、舞彩虹、踏歌舞……，仙女下凡总是七人一往，翩翩飘来。七个仙女，七种姿态，七种打扮。七个仙女中，唯老七最多情，留恋凡尘，爱上人间男郎，结为夫妻，恩爱情长。而牛郎和织女会面之日是七月七，人们每年都牵挂着这个日子，祝贺分别一年的牛郎与织女再次相会，叙说离别之苦、相爱之情。七月七又成为女儿节。七巧板是七块神奇的魔板，有了一组七巧魔板，可以组成千奇百怪的万物形象，斧头、镰刀、猫、鸡、手枪、房子，真是形象逼真、妙趣生。

十九世界初，在美国阿母斯所考的算术中有这样一首诗谣：“我赴圣

地爱弗西，途遇妇女数有七。借问妇女携何物，一个七袋手中提。一袋七猫数整齐，一猫七子紧相依。妇与布袋猫与子，几何同时赴圣地。”

显然，妇女与布袋，猫与子组成一等比数列，7、72、73、74。这里7象夜色天空的繁星一样闪闪发光。有了7使歌谣语言活泼，形式新颖。

与七有关的成语有：七上八下、七上八落、七手八脚、七子八婿、七日来复、七折八扣、七步成诗、七零八落、七拼八凑、其高八低、七情六欲、七嘴八舌、七擒七纵、七进七出、七窍生烟、七颠八倒、七荤八素、开门七件事等。

漫谈“八”

文：詹泉洲



八月桂花遍地香，有八的数字人喜爱。人常说：“要得发，不离八”，凡是与“八”相关的词语都披上了一种神秘的色彩。八哥、八音盒、八股文、8848、八面玲珑，八八八，发发发。

古代，一家人有八个子女，不足为奇，但才德出众的很少。在周文王时，有尹姓的人家的八个儿子都是著名的知识分子，世称“八士”；《左传》中说高辛氏有八个儿子都很有才华，世称“八元”；东汉时荀淑八个儿子也很了得，时称“八龙”。另外，与八有关的名人不少，如：扬州八怪、八大山人。还有神话八仙过海。地理上，东、南、西、北、东北、西北、东南、西南称为八方。古人形容一个人意志坚强，不受任何方面的疑惑和影响，谓之“八风吹不动”。我国省的别称，福建称“八闽”，广西称“八桂”。宗教上，道家有八卦，佛家有八戒。

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称八仙。古代世交子弟见长辈的礼节称八拜。周穆王的八匹名马称八骏。高超的才华称八斗才。唐宋时有写散文很厉害的八大家。人有八命，民间算命也要打八卦；写文章总是不出“八股”文的规格。西游记中的“八戒”憨态可掬、逗人喜爱。但八婆却让人讨厌。

传说，三国时诸葛亮在川陕布八阵图，按照八卦学说进行创制，每日每时变化无穷，胜过十万精兵，制服陆逊，羞辱司马懿，一时传为佳话，八阵为何就有如此威力呢，而七阵，九阵就没有战斗力呢？这里八蕴含着一种非常神秘的意义，杜甫也有诗歌云：“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真是推崇备至。

据心理学家发现，人们对“八”有特殊的好感，我国建军节在八月的第一天，八月是收获的季节，八月十五是中秋节，三月的第八天是妇女节。而聪明的商人总喜欢在商品的标价上出现“八”以吸引顾客。

在西方，人们对8非常崇拜，英国的长度单位中，一英寸=8英分，在原苏联的容积单位中，1俄石=8俄斗，1俄斗=8俄升等，在中国旧时的重量单位中，1斤=16两，半斤=8两。

现在电子计算机中，已经普遍采用了二进制，但二进制书写起来相当麻烦，因此在电子计算机中，普遍使用八进制作为一种过渡的中间计数制，在我们国产的许多型号的电子计算机里，都采用八进制数作为指令代码。

与八有关的成语有：八斗之才、八口嗷嗷、八子七婿、八方风雨、八字大开、八年七旱、八百孤寒、八百罗汉、八花九裂、八拜之交、八面威风、八面玲珑、八叶衍祥、八九不离十等等。

漫谈“二”

文：詹泉洲



二千多年以前，我国劳动人民为了研究自然变化的规律，便采用了天干，地支，“二”种顺次成双成对相结合的方法记载年和日，它以六十年〈或日〉为一个周期。在自然现象中，天与地一对，阴与阳成双，还有风与雨，雷与电，高与低，长与短，宽与窄，深与浅，大与小，多与少，轻与重，无生命物质与有生命物质，植物与动物等等，它们都是“二”在不同现象中的化身，也构成了对称式的事物的性质进行比较的不同方式。

二为偶数，一分为二。舞台上有二人转、二重唱；二，又为双，人有双亲，希望好事成双、双喜临门；人体器官多是成双成对的，双眼、双耳、双手、双脚。二，又可称两，夫妻的两人世界真幸福、用两分法分析问题才全面、两栖动物的生存空间大。

在数学王国里，二项式定理是一个完美的定理。我们说以“2”成双，成双为对，成对才能闪耀对称的光辉，而二项式定理的展开式就显现出了奇美对称的特点。在各门学科中，许多问题常归结为“二”个方面或两个问题，而且多数都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对立而又统一的关系。一方面的存在往往是另一方面存在的前提。离开了其中一方，另一方就无从谈起。量变与质变，内因与外因，斗争与统一；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宏观与微观、引力与斥力、作用与反作用力、电场与磁场、正电荷与负电荷，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中医与西医，内科与外科；同化与异化；有机物与无机物、金属与非金属、化合与分解、树枝的聚合与石油的裂化；上下、左右、前后、内外……，世间万事万物，无不存在两个方面，可见2处处存在，时时出现，“2”使事物显示出对称统一、和谐美的特征。“二”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深刻启示，使人类不断开创了美好的世界。

“二”让我们看到了事物的两个方面，看到了事物往相反方向发展的可能性，看到了事物存在的复杂性，让我们了解了世间万物稳定的原因，让我们看到了世界上互相制衡、互相支持的根源。

二千多年以前，我国劳动人民为了研究自然变化的规律，便采用了天干，地支，“二”种顺次成双成对相结合的方法记载年和日，它以六十年〈或日〉为一个周期。在自然现象中，天与地一对，阴与阳成双，还有风与雨，雷与电，高与低，长与短，宽与窄，深与浅，大与小，多与少，轻与重，无生命物质与有生命物质，植物与动物等等，它们都是“二”在不同现象中的化身，也构成了对称式的事物的性质进行比较的不同方式。

二为偶数，一分为二。舞台上有二人转、二重唱；二，又为双，人有双亲，希望好事成双、双喜临门；人体器官多是成双成对的，双眼、双耳、双手、双脚。二，又可称两，夫妻的两人世界真幸福、用两分法分析问题才全面、两栖动物的生存空间大。

在数学王国里，二项式定理是一个完美的定理。我们说以“2”成双，成双为对，成对才能闪耀对称的光辉，而二项式定理的展开式就显现出了奇美对称的特点。在各门学科中，许多问题常归结为“二”个方面或两个问题，而且多数都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对立而又统一的关系。一方面的存在往往是另一方面存在的前提。离开了其中一方，另一方就无从谈起。量变与质变，内因与外因，斗争与统一；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宏观与微观、引力与斥力、作用与反作用力、电场与磁场、正电荷与负电荷，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中医与西医，内科与外科；同化与异化；有机物与无机物、金属与非金属、化合与分解、树枝的聚合与石油的裂化；上下、左右、前后、内外……，世间万事万物，无不存在两个方面，可见2处处存在，时时出现，“2”使事物显示出对称统一、和谐美的特征。“二”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深刻启示，使人类不断开创了美好的世界。

“二”让我们看到了事物的两个方面，看到了事物往相反方向发展的可能性，看到了事物存在的复杂性，让我们了解了世间万物稳定的原因，让我们看到了世界上互相制衡、互相支持的根源。

漫谈“一”

文：詹泉洲



“一”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数字。它是万数之首，由它而派生出了整个数字世界。

字典里对“一“的解释是“数之始也”，意思就是，“一”是数目或计数的开始。从娃娃学话数数，当然先数的肯定是“1”。

古老而庞大的自然数家族，是由全体自然数1、2、3、4、5、6、7、8、9、10……集合在一起组成的。其中最小的是“1”，找不到最大的。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找一找。也许你认为可以找到一个最大的自然数（n），但是，你立刻就会发现另一个自然数（n+1），它大于n。这就说明在自然数家族中永远找不到最大的自然数。自然数是无限的，而“1”是自然数中最小的。有人提出异议，不同意“1”是最小的自然数，说“0”比“1”小，“0”应该是最小的自然数。这是不对的，因为自然数指的是正整数，“0”是唯一的非正非负的整数，因而“0”不属于自然数家族。“1”确实是自然数家族中最小的。

可别小看了这个最小的“1”，它是自然数的单位，是自然数中的第一代，人类最先认识的是“1”，有了“1”，才能得到1、2、3、4……

一是最小的正整数。可以表示开始，一元复苏万象更新；也可以表示最大，老子天下第一，冠军、魁首。

一切东西都可以表示为一，所谓九九归一。一只鸡表示为一只，一只公鸡和一只母鸡表示为一对，许多鸡表示为一群。

在汉字中，一，又能表示许多数字以外的含义，《新华字典》中关于“一”的注释就多达八项。

“一”在传统文化中具有不平凡的意义。《周易》“太极”是阴阳整体对待和谐的最高概念，也是象数思维的理性提炼(宋明以后的阴阳鱼“太极图”是太极观的形象写照)。只是在后世的发展中，《易》整体和谐的一面被强化，而独立、对待的一面被弱化。董仲舒强调“大一统”思想，经后代统治者的大力宣传，“大一统”思维方式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主干。随着大一统思维的不断深化，“太极”被视为至尊的“一”，世界万物起源于“一”，全国定于一尊，就是皇帝，这种思维方式在调和矛盾、巩固民族团结、稳定国家政治、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并促进统一、防止并结束分裂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民众的斗争性、独立性被遏制，迎合或促成了封建君主专制，形成了一元化政治结构。一元化政治结构又可以说是金字塔式的结构，高居顶端的是皇帝，它是一个超稳定的结构。是固定的，又令人沉闷的。

一心一意是中国人崇尚的境界，在传统文化中，既崇尚夫妻之间的爱情专一、又颂扬友谊的纯洁。从一而终是中国传统女性对一心一意的最好诠释，这是由中国人的传统贞节观决定的。讲究整齐划一是中国人的追求的境界，因为整齐划一给人视觉上的美感，同时这也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大一统社会而决定的。中国人赞赏整齐划一的团队精神，但团队精神又不强，说明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没有深入人心。中国的一个个的个体长期处于松散的状态，给人家说成是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一个中国人是一条虫。中国人万众一心往往是在大敌当前的时候才会被充分地激发出来。中国人长期以来窝里斗很严重，一个个个体好象总在互相消磨当中。什么时候整个中华民族非常团结一心，什么时候中华民族就实现真正的伟大复兴。

枯燥的一字经文人之手，嵌入对联之中，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清代学者朱柏庐在其所著《治家格言》中有副对联言之谆谆：“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济南大明湖有一联：“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青岛崂山钓鱼台有副奇特的数字联：“ 一蓑一笠一髯翁，一丈长杆一寸钩；一山一水一明月，一人独钓一海秋。”在汉语成语中，一字开头的成语多如牛毛，韵味无穷。

漫谈刑

文：詹泉洲



刑，在古代汉语中，刑主要是刑罚、刑法的意思。《商君书·去强》中说：“以刑去刑，国治。”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对犯罪者使用刑罚的主要手段有五种，是为五刑。有关五刑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舜典》:“流宥五刑”。“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刑的具体名称，见于《尚书·吕刑》的为：墨（在脸上刻记号或文字并涂上墨）、劓（割鼻）、刖（断足）、宫（毁坏生殖器）、大辟（死刑）。

西周的刑罚制度，据《周礼·秋官》说：司刑之职“掌五刑之法,以丽万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这是周初的情况。到穆王时期,由于阶级斗争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进一步激化，于是命甫侯“作修刑辟”，这次修订比原来增加了500条,但五刑制度未变。从文献资料看，西周已较普遍地施行墨、劓、刖、宫、大辟五种刑罚。

西汉初，封建统治者为了发展生产、增加劳动力以及缓和阶级矛盾，从巩固地主阶级专政出发，曾宣布废除肉刑，以笞、杖来代替。虽然终汉之世，肉刑并未真正废除，但是，夏、商、周以来的传统五刑制度，已开始发生变化。封建地主阶级从他们的统治经验中认识到，即使犯罪者受到惩罚，又使其保持劳动能力，比单纯地切断肢体、割裂肌肤更为有利。所以自汉代以后，历魏、晋、南北朝，不断有关于除、复肉刑之议，并对原有的五刑屡加更定。至北齐，已确定鞭、杖、耐(后为徒刑)、流、死为五刑。到封建制高度发展的隋、唐时期，商周以来的墨、劓、刖、宫、大辟五刑制度，终于为笞、杖、徒、流、死的五刑制度所代替。新的五刑制度直至明、清沿用不改。

五刑的出现，有其社会历史条件，随着社会向前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这种刑罚便成为野蛮残忍的行为而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秦末的农民起义，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天下苦秦久矣”。

实际上，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刑罚不只上面介绍的5种，残酷的刑罚常见的有十多种。下面作一介绍。

一是剥皮。剥的时候由脊椎下刀，一刀把背部皮肤分成两半，慢慢用刀分开皮肤跟肌肉，把它撕开。另有一法，把人埋在土里，只露出一颗脑袋，在头顶用刀割个十字，把头皮拉开以后，向里面灌水银下去。由于水银比重很重，会把肌肉跟皮肤拉扯开来，埋在土里的人会痛得不停扭动，又无法挣脱，最后身体会从定的那个口“光溜溜”的跳出来，只剩下一张皮留在土里。最早的剥皮是死后才剥，后来发展成活剥。

二是腰斩。由于腰斩是把人从中间切开，而主要的器官都在上半身，因此犯人不会一下子就死，斩完得过好一段时间才会断气。 明成祖杀方孝孺就是用腰斩，传说一刀下去之后，方孝孺还以肘撑地爬行，以手沾血连书“篡”字，一共写了十二个半才断气 。

三是凌迟。最早是把人杀死之后再剁成肉酱，称为“醢”，受过此刑的有子路，还有周文王的长子伯邑考。 据说发展到后来，每次凌迟要由两个人执行，从脚开始割，一共要割一千刀，也就是要割下一千片肉片才准犯人断气。.而受此刑最有名的人就是大太监刘谨，听说一共割了三天才让他断气。而最惨的是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因为崇桢皇帝中了反间计，误以为他通敌卖国，判他凌迟处死，行刑前以鱼网覆身（让肌肉突出以便下刀），游街示众，被北京城无知的民众冲上前去，把他的肉一块一块咬下来。

四是缢首。用弓弦缢杀。就是把弓套在受刑人脖子上，弓弦朝前，行刑人在後面开始旋转那张弓，弓越转越紧，受刑人的气就越来越少，最后终于断气。岳飞父子就是这样死在风波亭，而明末流亡的桂王也是这样给吴三桂亲手缢杀。

五是车裂。 即五马分尸，很简单，就是把受刑人的头跟四肢套上绳子，由五匹快马拉着向五个方向急奔，把人撕成六块。改革家商鞅就是受五马分尸之刑。

六是宫刑。 司马迁就是受了宫刑。首先拿绳子把小弟弟绑起来让血液不流通，自然坏死，后拿利刃一刀子割掉。割掉了以后拿香灰一盖，止血，还得拿根鹅毛插在尿道里。等过了几天把鹅毛拿掉，如果尿得出来，阉割就算成功了。相对的女性为幽闭 。

七是刖刑。就是把膝盖骨削掉。 战国时代，孙膑受师兄庞涓陷害，受的就是刖刑。听说他名字本来叫孙宾，受刑之后，才改为孙“膑”。后来孙膑报了仇，杀死了庞涓。

八是俱五刑。把砍头、刖、割手、挖眼、割耳和一，即“大卸八块”，通常是把人杀死以后，才把人的头、手脚剁下来，再把躯干剁成三块。

九是烧烤。 即“请君入瓮”。唐武则天为皇帝时，朝中有位酷吏叫来俊臣，崇尚严刑峻法，对不肯招供的犯人往往以酷刑对待。方法是找个大瓮，把人塞进去，然后在瓮下面用柴火加热。温度越来越高，受刑人也越来越受不了，如果不肯招供的话，往往就被烧死在瓮里。后来武则天听说了这件事，就把来俊臣找来，问他犯人不肯招供要怎么办？来俊臣很得意的把这个方法说了出来，武则天就淡淡的说了句：“则请君入瓮”，把来俊臣烧死。

十是插针。用针插手指甲缝。常用于女囚。

十一是活埋。 活埋是战争时常用的手段。因为省力，速度也快。战争里的活埋，都是叫战俘自己挖坑，有时会先杀死俘虏再把他们推下去，但时间不够的时候（或是要省子弹时），就直接把他们推进去以后盖土。中国的酷刑中，活埋古已有之。

十二是鸩毒。“鸠”是一种毒药，成语中的“饮鸠止渴”便是源自于此。 常用于赐死情况。

十三是棍刑，即木桩刑。是拿根棍子直接从人的嘴或肛门里插进去，整根没入，穿破胃肠，让人死得苦不堪言。

十四是锯割 。把人用铁锯活活锯死。

十五是断椎 。据《商君书》载，春秋时姬重耳打算明文规定刑律，使国内百姓人人守法，就和大夫们一同商议。姬重耳的著名朝臣颠颉很晚才到，有人认为颠颉有罪，应该给以处罚。于是，姬重耳批准，将颠颉断椎处死。

十六是灌铅。锡的熔点是摄氏232度，铅的熔点是摄氏327.4度，无论灌锡或灌铅都能把人烫死。而且溶化的锡或铅一入肚腹就会凝固成硬块，致人死命。

十七是梳洗。梳洗之刑的真正发明者是朱元璋。实施梳洗之刑时，刽子手把犯人剥光衣服，裸体放在铁床上，用滚开的水往他的身上浇几遍，然后用铁刷子一下一下地刷去他身上的皮肉。

十八是脑刑 。将扒去头上的皮，然后挖出脑子，将脑壳敲碎，把脑子剁成脑浆。

十九是烹煮。项羽对刘邦说如果你继续调皮我就要把你老爸烹掉，刘邦回话说如果你烹我老爸，就请你分我一碗。

在古代中国，除了以上的酷刑惨无人道外，族诛也是很，没有人性的。所谓族诛是指一人犯罪而夷灭其族，其中包括夷灭3族，夷灭9族等。3族谓父母、兄弟、妻子，一说指父族、母族，妻族。9族指直系血亲自高祖至玄孙的9代，亦株连旁系血亲至从兄弟。

据史籍记载，族诛早在奴隶社会就已经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通行族诛这种刑制，其中秦国使用频繁。在秦以后的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这种极为残酷的刑罚制度基本上一直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沿用。汉高祖时，著名开国功臣彭越、韩信均受族诛之刑。吕后元年曾废除族刑，但不久即又恢复，晁错、李陵皆以族诛。东汉末年，耿纪、常晃、董承等也皆因谋杀曹操事情败露而被夷灭族。隋唐刑罚总的说较前代减轻，但隋炀帝时对杨玄感仍诛杀9族。唐代之族诛大体上只施加于成年男子。宋、元、明、清各朝的刑法条文大体与唐律类似。明初，朱元璋以蓝玉“为乱，谋泄”为由族诛者一万五千人（《明史·蓝玉传》）明成祖继位，以族诛灭惠帝之余党，致有“瓜蔓抄”之说。后因方孝孺不愿为其起草诏书，竟灭方孝孺9族。

漫谈竹

文：詹泉洲



竹，象形字的竹字象竹竿上两对生的竹叶下垂。竹子可以说不是草也不是木。她没有一般树所有的年轮，草难于它比高低。竹子质朴无华，不事声张；竹子虚心正直，宁折不曲铁骨铮铮；一竹倒下，万竹爬起，前赴后继，蓬勃向上；扶老携幼，助人为乐；竹子随遇而安，不嫌贫爱富；竹子与清风明月为伴，与松梅为伍，能陶情冶性。清新、飘逸、恬淡、高雅 ，它不喧闹、不显彰，总是以挺拔的身姿、浓浓的绿色和坚韧向上的精神给人以鼓舞和启迪 。竹子以其鲜明的个性、顽强的生命力和独有的谦谦君子之风 ，赢得许多人的赏识与喜爱古人。 戴凯之说：“植类之中，有物曰竹，不刚不柔，非草非木。” 在分类学上，竹子有节中空 ，叶片长披针形，为多年生一次性开花植物 ，属于禾本科植物；在用途上，许多力学和理化性质优于木材。竹子似草似木，是植物家族中特殊的一大类群。竹子适应性强，分布范围广，易繁殖，易栽种，易加工利用；投入小，产出大；病虫害少，产品类型多，用途广，市场容量大，投资风险小。 竹子是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兼容，三大效益显著。

我国是世界竹子大国。不仅资源极其丰富，而且是最早利用竹子的国家。素以“竹子文化国度”而享誉世界。早在新石器时代，竹子就已进入炎黄子孙的生活。举凡衣食住行，科技文化，无不留下了竹子的踪迹。竹子高风亮节，虚心向上，从古至今为国人所讴歌、推崇、寄性言志，被视为人格境界的理想化身，为悠久的中华文明增添了绚丽的一页。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对竹子有崇拜的历史。

竹子用于建筑，历史相当悠久。据《三辅黄图》记载，汉代的甘泉祠宫就是用竹子构筑而成的；宋代王禹偁在湖北黄冈做官时，亦曾自造竹楼，并作《竹楼记》。在南方竹乡，尤其是岭南，竹楼却不是达官贵人、文人雅士风雅玩乐之所，而是寻常百姓的居室。清沈日霖在其《粤西琐记》中称粤西“不瓦而盖，盖以竹；不砖而墙，墙以竹；不板而门，门以竹。其余若椽、若楞、若窗牖、若承壁，莫非竹者。衙署上房，亦竹屋”。西南少数民族的竹楼房舍如傣乡的竹楼，一直延绵至今，风格独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堪称世界建筑艺术中的一朵奇葩。

在穿戴方面，斗笠、竹鞋作为防雨用品，一直延用至今；但更值得一提的是竹布。以竹为布，最早见于东汉杨孚的《异物志》。“竹疏布”之名则首见于东晋嵇含的《南方草木状》，其书称：“箪竹叶疏而大，一节相去五六尺，出九真。彼人取嫩者，槌浸纺绩为布，谓之‘竹疏布’。”宋代赞宁的《笋谱》中专门列有从即将成竹的老笋取纤维的“取麻法”。据文献记载，可以“取麻”的竹子有篁竹、麻竹、箪竹、桂竹等等。在古代，竹布的产量是相当可观的，唐时竹布曾是岭南一些州县的重要贡品之一。

在中国菜肴中，竹笋是普遍受人喜爱的美味佳品。先秦文献中已有关于食用竹笋的记载，如《周礼·天官·醢人》就记载“箈菹雁醢”、“笋菹鱼醢”，箈、笋都是竹笋，可见远在两三千年前，竹笋已成为席上珍馔。其后，食用竹笋的记载越来越多，除了极少数有毒外，绝大多数竹笋都可食用。据文献记载，竹笋依采集季节分，有春、夏、冬三种，以春笋为主；烹饪的方法多种多样，“蒸、煮、炰、酢，唯人所好”。为了便于贮存和运销，古人很早就摸索出了一套笋干制作技术，在《本草经》、《笋谱》等许多著作中都有记载。制成的笋干有淡干、咸干两类，据《笋谱》、《本草纲目拾遗》等书记载，在全国各地的笋干中，以浙江所产最负盛名。笋干不仅有黄色的，还有“色如鹦哥绿”的，有“尖上”、“尖球头”、“二尖”等名品。在湖南，有人直称熏煮的大竹笋为“素火腿”。除此而外，历史文献中很多地方记载了荒年饥民采竹实（竹米）充饥的事，竹子开花、结实被视为“凶年”之象。有些地方，竹实还被用于酿酒。另据《本草纲目》等书记载，某些竹子如淡竹、苦竹、甘竹、箬竹、慈竹等等，其叶、实、根、箨及加工提炼出的竹茹、竹沥，常常用以配药疗疾，效果显著。

竹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突出地表现在竹器的广泛使用上。考古材料证明，新石器时期，竹编在我国已经开始；随着文化的不断进步，竹器的种类日益增多，它们在广大民众生活中成为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如坐卧用的床、榻、席、椅、枕、几，盛食藏衣用的橱、箱、柜、匣、甑、桶、斛、盆、箪笥，口中吹奏的箫、笛、笙、簧，手中把玩的团扇、手杖，装饰用的竹帘、屏风、花瓶、灯笼，打仗用的刀矛、箭矢、弩弓，捕鱼用的鱼簖、鱼罩、鱼笼、钓竿，农作用的箩、筐、筿、连枷、筛子、簸箕以及交通运输用的扁担、竹杠、竹轿、竹筏甚至竹船……无不以竹为材料制成。其中不少器具既是日常用品，又是十分精美的艺术品，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如上海嘉定的竹刻、浙江黄岩的竹黄制品、温州的竹帘、安徽舒州的竹席以及西南彝家、傣家的竹编竹刻制品，都名震遐迩。

值得重视的是竹子对古代兵器和音乐的影响。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竹子是制作箭矢、弓弩等兵器的主要材料之一。《艺文类聚》引有一首不明年代的古老民歌，歌中唱道：“断竹、续木，飞土、逐肉。”相传河南淇园曾是专供商王制作箭矢的竹园；直到汉代，淇园之竹仍被大量砍伐，用来制作箭矢、此外，会稽的箭竹，荆、楚的箘簵、棘竹等等，也因宜于制作箭矢而著名。在岭南地区，古人不仅以竹作箭，而且还以竹制刀、矛、弓弩等等。在音乐方面，据《史记》记载，竹是制作乐器的重要材料。中国传统的吹奏乐器基本上是用竹子制作的。古代音乐家十分注意材料的选用，对哪种竹子宜作何种乐器，古书记载很多，如种龙竹。竹宜作笛，慈母山竹、紫竹宜作箫、邹山筿竹宜作笙，等等。中国音律的起源也与竹子有重要关联，据《汉书·律历志》载：“黄帝使伶伦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之嶰谷，生其窍厚者，断其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筒以听凤之鸣，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比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这个故事虽系传说，但反映了竹子对于中国音乐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这一事实。

我们国家有着十分丰富的竹林资源，分布区域东起台湾、西到西藏、北到山西、南及海南。在历史上，竹林资源比现代还要丰富。产生、演进于这种生态环境下的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竹的影响。竹子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物用和伦理美学两方面。说到竹子在物用方面对文化的影响，大家立即就会想到竹简，在中国历史上，竹简作为文字的主要载体之一，曾持续了四、五个世纪之久；竹简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竹子又大量被用于造纸。竹子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发展、其中尤其是文献的传存发展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另外，竹子在建筑、器用、穿戴、食医等方面也立下了汗马功劳。

正由于竹子给予了人们以莫大恩惠，因而自古以来，人们对其颂扬不已，西南彝族甚至奉竹为图腾。在某些彝族聚居的地方，村里养有一片楠竹，称作“种场”，孩子出生后，要将胎衣、胎血放入楠竹筒，用芭蕉叶卷好，吊在“种场”里的楠竹上，以表示他是楠竹的血脉；每年农历四月二十日要举行祭竹大典，他们把“种场”里楠竹的枯荣当作全族兴衰的象征。

另外，竹子还与民间信仰密切相关。竹子在民間具有辟邪、祝福與巫術的意義。辟邪：以前的爆竹是用竹子做的，相传可以將竹子投入火中，以爆炸的声响来驱鬼。招福：竹在民間信仰中是一种吉祥的植物，因此，它也具有招福的功能。一般傢俱、杂物衣料上有時会画上或刻上竹，或是与其他动植物相配合成为吉祥的话語或图案，如“竹报平安”、“竹梅双喜”等。民間也相信谐音可以得到相同的效果，就是所謂的“模拟巫术”。占卜：以竹子來占卜，称之为“竹占”。竹占主要是看竹子的征兆，古籍上也有相关的记载和故事，台湾民间也有类似的传统，诸如竹生二股時，被视为变乱的预兆。民间也有签竹作卦來判断事物的凶吉，称为“签卦”。抽签：抽签就是用六十四支根部府刻点符的竹签，放在竹筒內，由人來抽，根据竹签上的点数作阳卦，再抽作阴卦，同時对照绘着草木人物並註明六十四卦意义的解签书來判断凶吉。圣签：圣签是由一尺多长的竹片作成的，每六十根或一百根为一組，每一個签头上写上天干地支或号码，然后裝进大竹筒中，这個竹筒就称为签筒，放在寺庙內的神坛上，信徒可以在签筒中抽出一支签，经过神筊认可之后，去核对签诗，所抽出來的签诗文句就是神的答复，可卜凶吉。我国民間宗教信仰的特色之一是自然崇拜，因此动物、植物都被人们赋予人格化的象征，竹子与人的关系最为密切，所以自然也有竹子之神。主管竹林的大神为“园林之神”，在台湾民间也有几位与竹子有关的神鬼，如：竹林公、竹巷妈、竹头公、竹篙鬼等。

竹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留下了浓重的痕迹。同其它林木相比，竹子颇有一些独特之处，如虚心、有节、清拔凌云、不畏霜雪、随处而安等等。这些特点，很自然地与历史上某些审美趣味、伦理道德意识发生契合，进而被引入社会伦理美学范畴审美趣味成为君子贤人等理想人格的化身，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不仅春风得意的封建宠儿常常以竹来互相吹捧或以竹自诩，那些落魄荒野的书生和隐居“南山”、待价而沽的名士，也普遍寓情于竹、引竹自况。在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中，有关竹子的诗词歌赋层出不穷，画竹成为中国绘画艺术中一个重要门类，封建士大夫在私园、庭院中种竹养竹以助风雅，亦成为普遍风气。

最早赋予竹以人的品格，把它引入社会伦理范畴的，恐怕要算《礼记》了，《礼记·祀器》中说：“……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魏晋时期政治局势反复无常，文人士子意气消沉，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批失意文人，为逃避现实，不与当权者合作，遁隐竹林，借竹之高标、清姿佐己之风流，在当时社会引起很大震动，对后代封建文人的行止也产生了莫大影响，可以说，敬竹崇竹、寓情于竹、引竹自况，竹林七贤乃是“始作俑者”。自此以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便与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晋室东渡之后，文人士子大量南逃，南方秀丽的山水将他们从对现实的迷惘、懑闷中解脱出来，他们纵情山水、远离尘嚣，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广袤的竹林正是他们托身、浪迹之所，竹子清丽俊逸、挺拔凌云的姿质令风流名士们沉醉痴迷，一时间，闻有好竹即远涉造访而不通名姓者有之，种竹十顷栖居林中者有之，对竹啸吟终日不辍者亦有之，王徽之、张廌、翟庄、袁粲等，是其中风流最著者；王徽之乃至声称：不可一日无此君！这一时期，文人雅士赋竹、赞竹，为竹作谱，蔚成风气，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植物专谱——戴凯之《竹谱》正是在这种风气下以韵文的形式诞生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夫所赋予竹的，是“清风瘦骨”、“超然脱俗”的魏晋风度，尽管对竹的“高节”、“坚贞”也偶有提及，但更多的是对竹的自然风采的礼赞，表现了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向往。作为一种社会风范的竹，在这一时期尚未产生以及被普遍接受。及至中唐以后，尽管竹子作为一种自然的灵物，其天姿秀色仍被普遍欣赏，但它的某些特点如虚心、有节、根固、顶风傲雪、四时不改柯易叶等等开始被强调并引入社会伦理范畴，最终演化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思想意识中有德行的君子贤人的化身。这明显地反映在中晚唐时期的文学作品之中，白居易在《养竹记》一文里首次总结出竹的“本固”、“性直”，“心空”、“节贞”等高尚情操，将竹比作贤人君子；刘岩夫在《植竹记》里则更将封建文人士大夫所共同钦慕的“刚”、“柔”、“忠”、“义”、“谦”、“贤”、“德”等等品格赋予竹子；此外，“亲慈子孝”、“尊敬长者”等伦理规范也或先或后赋予了慈竹（子母竹）和筇竹（扶老竹）。从此，竹子在中国封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体系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并通过种竹养竹、咏竹画竹等等追求风流雅致的行径，一代一代传承并不断丰富和发展。

画竹在我国传统绘画艺术中具有相当的地位，自唐宋以来，很多文人士夫醉心于画竹和收藏竹画，其意义同以文学形式吟颂竹子和在园中栽竹养竹一样，是为了托物寄兴、抒发胸臆；与其说是画竹，不如说是画人。画竹起于何时，说法不一，有人说关羽始画竹，有人说王维是画竹的始祖，难以定论。不过，中晚唐时期，竹已成为专门的绘画题材，并涌现了一批画竹名家，与白居易同时的萧悦就是其中之一。萧悦曾赠所画十五竿竹与白居易，白感其意，作《画竹歌》说：“植物之中最难写，古今虽画无似者；萧郎笔下独逼真，丹青以来唯一人。人画竹身肥臃肿，萧画茎瘦节节疏；不根而生随意生，不笋而成由笔成。”五代以后，画竹渐成风气，历代画竹名家人材辈出，如五代的黄筌、徐熙、李颇，宋代的文同，元代的赵孟頫、倪瓒、李衎，明代的宋克、王紱、夏昶，清代的郑板桥等等，都对画竹技法和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中，留下了许多美丽动人的竹神传说，留下了许多典故，留下了许多的成语。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诗文，或赞颂竹子之清高脱俗，或赞竹子之潇洒绝伦，或借吟竹而自喻，或凭咏竹而自适。总之，竹子与中华民族结下了不解之缘，与悠久的中华文化血脉相连。竹子，融进了中华民族的形，也融进了中华文化的神！

漫谈台



《三国演义》第44回写道：孔明曰：“愚有一计：并不劳牵羊担酒，纳土献印；亦不须亲自渡江；只须遣一介之使，扁舟送两个人到江上。操一得此两人，百万之众，皆卸甲卷旗而退矣。”瑜曰：“用何二人，可退操兵？”孔明曰：“江东去此两人，如大木飘一叶，太仓减一粟耳；而操得之，必大喜而去。”瑜又问：“果用何二人？”孔明曰：“亮居隆中时，即闻操于漳河新造一台，名曰铜雀，极其壮丽；广选天下美女以实其中。操本好色之徒，久闻江东乔公有二女，长曰大乔，次曰小乔，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操曾发誓曰：吾一愿扫平四海，以成帝业；一愿得江东二乔，置之铜雀台，以乐晚年，虽死无恨矣。今虽引百万之众，虎视江南，其实为此二女也。将军何不去寻乔公，以千金买此二女，差人送与曹操，操得二女，称心满意，必班师矣。此范蠡献西施之计，何不速为之？”瑜曰：“操欲得二乔，有何证验？”孔明曰：“曹操幼子曹植，字子建，下笔成文。操尝命作一赋，名曰《铜雀台赋》。赋中之意，单道他家合为天子，誓取二乔。”瑜曰：“此赋公能记否？”孔明曰：“吾爱其文华美，尝窃记之。”瑜曰：“试请一诵。”孔明即时诵《铜雀台赋》云：“从明后以嬉游兮，登层台以娱情。见太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营。建高门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立中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园果之滋荣。立双台于左右兮，有玉龙与金凤。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俯皇都之宏丽兮，瞰云霞之浮动。欣群才之来萃兮，协飞熊之吉梦。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天云垣其既立兮，家愿得乎双逞，扬仁化于宇宙兮，尽肃恭于上京。惟桓文之为盛兮，岂足方乎圣明？休矣！美矣！惠泽远扬。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同天地之规量兮，齐日月之辉光。永贵尊而无极兮，等君寿于东皇。御龙旂以遨游兮，回鸾驾而周章。恩化及乎四海兮，嘉物阜而民康。愿斯台之永固兮，乐终古而未央！”周瑜听罢，勃然大怒，离座指北而骂曰：“老贼欺吾太甚！”孔明急起止之曰：“昔单于屡侵疆界，汉天子许以公主和亲，今何惜民间二女乎？”瑜曰：“公有所不知：大乔是孙伯符将军主妇，小乔乃瑜之妻也。”孔明佯作惶恐之状，曰：“亮实不知。失口乱言，死罪！死罪！”瑜曰：“吾与老贼誓不两立！”

小说中的铜雀台，是实际存在的。曹操在邺城三台寸造铜雀台，台高十丈，殿宇累累，台因铜雀而得名，曹操姬妾都集中在那里。唐朝杜牧《赤壁》诗中写道：“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锁二乔属于附会。大乔、小乔为江东著名美女，大乔为孙策之妻，小乔为周瑜之妻。相传曹操建铜雀台，命曹植撰《铜雀台赋》，有云：“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小说中，诸葛亮激怒周瑜的就是这两句诗，坚定了周瑜抗曹的决心，并在赤壁大战中联合刘备大败曹操。看来铜雀台还是立了战功的。

台原来指高而平的建筑。《说文》解释为：“台，观四方而高者。”的确，古代所谓台，一般都很高。历史上的名台很多，如：邯郸的赵王台、“好细腰”的楚王喜欢登的湖北潜江的章华台、商纣王在朝歌造的鹿台等。中国古代君王喜欢筑台，为什么呢？原来，台可以远观、可以临视，造台主要是为了显威势以及寻欢享乐。商纣王在朝歌造的鹿台占地三里，高千尺，临望云雨。夏桀造琼宫瑶台，用了很多的钱财。赵武灵王造丛台，一边看操练一边看歌舞，台上有空中花园、梳妆阁等，真是寻欢作乐的登峰造极。

古代，台与道家有联系。道家筑台为了求仙，为了方便与神仙对话。古代的台，还与文学有缘，与诗哲有缘。很多古代文学作品都与台有关，很多哲理名言也与台有关。如：“九仞之台，起于垒土”等。

远古时期的深圳盐田地区
文：詹泉洲

改革开放四十年，深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原来的宝安县这个滨海大县，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在很多人的口中，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大都市，深圳没有任何的文化底蕴。但实际上，深圳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圳先民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据考证，在距今约6000年左右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社会中，在今天的大梅沙、小梅沙等地便生活着原始人群。
前些年，随着盐田区的大规模建设，在大梅沙和小梅沙都发现了古人类活动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等生产、生活用具。其中以小梅沙出土的一件矮圈足彩陶最为完整和精美，其特点是在盘身外表和圈足的表里，描绘三组不同的赭红彩花纹，有宽带状色彩，勾连云纹中间加上圈点纹等。
经专家鉴定，上述的遗址和文物，距今约五六千年。这些遗址和文物，连同深圳其他区的遗址和文物一样，同广州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文物特征相似，属同一体系。考古资料表明，远在五六千年前，在大梅沙、小梅沙等地便生活着原始先民。村落多建在沙滩上。当时的气候比今天湿热，村落的后面是草本植物和苍郁茂盛的森林，林中生长着各种各样的南方森林型动物，如虎、棕熊、犀牛、鹿、水牛，还有今天在热带丛林才能见到的印度象和叶猴等。男人们常常驻在森林中狩猎，妇女们则常常在这里采集食物。
他们居住在用木和竹等材料建起悬离地面约有一米高的房子，在房下地底下饲养着猪和狗。居住面用火烧烤过，墙壁是用竹子木条编好然后再用草拌泥糊上，屋顶盖上茅草。在驻地周围人们种植一些根茎类植物作为粮食，补充狩猎和采集的不足。他们所用的生产工具有竹木制作的，有石头打制和磨制的，还有用蚌壳磨制而成的。他们经常砍伐粗大的圆木，在海边日夜赶造独木舟，以便在鱼汛到来时出海捕鱼。木工工具是在当地取材的石块，啄打成斧状，然后磨制成非常光亮的石斧或石锛。
生活在盐田这片土地上的原始先民，他们的生活用品主要是烧陶制成的种种器皿。最常见的是炊煮食物的釜和罐，还有盛装东西的盆、盘、碗和豆等，他们的石器生产工具和陶器生活用品除与我国黄河长江流域不同之外，可能还使用其他材料制作的器物，如骨器、木器、竹器等，但这类材料由于埋藏在潮湿的地下难以保存下来。
原始先民使用一种石板制成的小工具（叫做石打棒）来拍打从大树上剥下来的树皮，然后制成树皮布做成衣服，并染上各种鲜艳的颜色。这与中原大地的人们的衣服不同。在我国很多地方，考古学家发现了许多陶纺轮，纺轮是用于纺纱织布的工具，据此可以知道大陆的许多地方的原始先民，穿的是用纤维纺纱织布缝制成的衣服。这与华南沿海一带先民们穿的树皮布缝制的衣服显然不同。这种古老的工具和树皮布衣服至今仍流传在部分东南亚地区和太平洋的民族中。那么，我们的原始先民是否浮筏于太平洋而延续至今呢？仍需进一步考证。
秦统一全国以前，天下分九州。盐田地区属古扬州之南裔。秦汉前的历史文献曾提到，这里是“南越”人居住的地方。
秦汉时期，随着国家的统一，设置郡县，深圳地区划进了华夏民族国家的版图。当时秦在岭南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三个郡。盐田地区属南海郡番禺县地。秦代向岭南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移民，这些移民散布在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地区，和当地土著古越族居民相融合，从而创造了既有岭南特色，又有中原古风的地方文化。以后历代，这片土地一直都在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中。
目前的深圳，已经跻身国际化大都市的行列，但是，对于深圳文化的光辉的源头，我们不应该将其埋没。

漫话古代深圳的产盐业
文：詹泉洲

古代的深圳以产盐、采珠、养蚝和植香著称。深圳产盐的历史可追溯至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1958年，在大鹏半岛的咸头岭沙丘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古人留下的制盐遗址。
在汉代，由于国家国力强盛，深圳包括盐田地区在内的广阔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时产盐业已十分发达。到宋、元、明、清时期，沿海一带的产盐业有了新的发展。历史上留下了许多以盐字起首的地名，如盐田、盐田墟等，从而印证了历史上这一地区的制盐业盛极一时（盐田，就是产盐的地方）。宋开宝四年（971年），设官富盐场（在今香港九龙，包括盐田、叠福等分场），为广东十大盐场之一。北宋时东莞县（含今宝安县）境内设有四个盐场：东莞场、归德场、黄田场、官富场。据考证：香港新界西自新田到屯门等地，东自沙头角以至九龙湾沿岸各地，皆为产盐区。据香港学者萧国健教授考证，九龙、新界这一带地区产的海盐都由大鹏湾经梧桐山而运止广州。
由于盐业在深圳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盐场的兴衰直接影响到当地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宋元时期，盐业生产达到了高峰。北宋王朝在初期采取了一些照顾盐民的政策，收购海盐每石55公斤，给钱二百，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盐业生产。此后宋代盐价不断攀升。神宗时，官府从盐民手中收购盐价为每斤5钱，而销售价是47钱；后来盐价上涨，到了南宋孝宗时，收购价为47钱，销售价为160钱，官收盐利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之一，以至当时有人戏称“天下之赋盐利居半”。盐利收入不但直接支持了宋朝政府的货币发行与流通（包括纸币发行），对中央财政和国防开支也都有巨大影响。盐民的辛勤劳动为官府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盐民的生活却异常痛苦。北宋词人柳耆卿，曾于景佑、宝元年间在明洲（今舟山）出任晓峰盐场大使，写下了反映海边盐民生活的《煮海歌》：“煮海之民何所营？妇无蚕织夫无耕。衣食之源太寥落，牢盆煮就汝输征。”官府的暴利盘剥和压榨经常激起了盐民的反抗，有的不堪其苦，远走他乡，而更多的是肩负生活的沉重，艰难地生存 。
明朝新安盐民的《盐丁叹》，可以为我们了解古代深圳地区盐民的艰苦生活，打开一扇窗子：
煎盐苦，煎盐苦，煎盐日日遇阴雨，爬碱打草向锅烧，点散无成孤积咸。旧时叔伯十余家，今日逃亡三四五，晒盐苦，晒盐苦，皮毛落尽空遗股。
晒盐只望济吾贫，谁知抽美无虚土，年年医得他人疮，心头肉尽应无补。
公婆枵腹缺常餐，儿女遍身无合缕，场役沿例不复怜，世间谁念盐丁苦。
盐丁苦，盐丁苦，盐丁苦事应难数，豪商得课醉且歌，总催得钱歌且舞。
盐丁苦状类圈羊，群恶宣骄猛如虎，何时天悯涸辙鱼，清波一挽沧溟溥。
这首诗，反映了古代深圳地区盐民的悲惨生活。诗歌的第一节，写盐民煎盐苦。煎盐苦，遇上雨天更苦。诗歌第二节，写百姓不堪煎盐之苦，纷纷逃离深圳地区。诗歌第三节，写煎盐的税收之重，盐民长年过着赤贫的生活。诗歌第四节，写盐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但税收并未见其减。诗歌第五节写盐民生活艰苦，而盐商却赚得盘钵皆满、天天过着歌舞升平的生活。诗歌第六节写盐民生活艰难，而他们身边恶狼环视，生活苦不堪言。
盐民的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深圳、盐田地区的人民靠海为生，因此，盐业也成为他们赖以为生的主业。
清初，朝廷为了防止沿海居民接济台湾郑成功反清复明势力，将东南沿海居民内迁50里，致使被迁地区百业凋零，民不聊生，当地的盐场也被完全废弃。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朝廷下令复界。复界后相当长时间，当地盐场的生产与销售仍未走上正轨。而江西、南赣两府转食淮盐，使深圳地区的盐业经济受到很大影响。清乾隆五十四年，随着盐场被裁撤，深圳、盐田地区的盐业生产走向了衰落。
而今天，盐田、盐田墟、盐田湾、盐田坳、盐田径、盐村、盐灶这些地方名，还在诉说着古代深圳产盐业曾经的发达。深圳地区目前还保留有为数不多的古代盐田遗址，建议部分复原，促进该地区旅游文化事业的发展。

打响世纪第一枪的三洲田起义
文：詹泉洲

继此失败后，回顾中国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涯。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机，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35页

1900年10月6日—11月7日，新安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三洲田反清起义。因为当年是农历庚子年，又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第一次武装起义，所以史学界又把它称为“庚子首义”。
孙中山、郑士良诸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 ，又开始策划发动新的反清武装起义。1900年6月17日，孙中山的船到达香港时，港英当局借故不准孙中山登岸。孙中山便先后两次，在香港海面的船上，与香港的兴中会会员郑士良、陈少白、谢缵泰、邓萌南、史坚如、李纪堂等举行了军事会议。第一次会议决定以新安县、归善县的绿林、三合会党为主力，借用菲律宾独立军卸在台湾的军火，在三洲田起义，然后东进厦门。孙中山则和日本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约好在台湾以武器援助，等起义军打到厦门，孙中山则内渡指挥，重新装备，再挥师广州，成功后在广州组织临时政府。第二次会议，决定由郑士良、黄福、黄耀庭集结三洲田，准备武装起义，史坚如、邓萌南赴广州，相机起事及进行暗杀活动，以为策应；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以香港为据点主持起义的筹办工作；毕永年赴长江流域联合会党；孙中山则转日本，再折回台湾，等起义发动后再潜回内陆。孙中山将起义的指挥权交给郑士良，命毕永年掌握哥老会，派日本人远滕隆夫为参谋，平山、福本襄理民政；自己则准备去台湾筹备饷械，待适当时机潜入内地指挥。9月中旬，孙中山又在日本神户、大阪等地购买枪械运港。9月28日又到达台湾基隆，并在台北建立起义指挥中心，招募第一批军人。当时驻扎台湾当局也表示支持孙中山的起义计划。
孙中山、郑士良选择三洲田作为起义的地点 ，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当地及毗邻地区的三合会反清组织根深蒂固，兴中会也与之建立密切的联系，具备发动起义的组织准备和社会基础。二是香港新界及毗邻地区民众反抗港英当局以及清朝割地妥协的斗争，造就了继而发动反清起义的军事情势和人心向背。三是三洲田毗邻香港，濒临大海，地势险要，历来为会党啸聚之地，正好作为兴中会依托香港、发动反清起义的根据地。三洲田是归善县大鹏湾畔群山环绕的村寨，当时聚居着数十户人家，约三四百人。此地距离海边不到5英里，离香港新界沙头角不到10英里，南抵新安县界，东南与海丰县毗连，西北与东莞县接壤，往北则可通往归善县城与惠洲府城，通过东江，还可到达70英里外的省会广州。三洲田独特的地理位置使之便于聚集起义力量，获取来自香港与海上的军火接济，成为孙中山与兴中会计划在粤东滨海乡村发动起义的理想之地。
他们以三洲田人廖毓坤在本村开设的“义合小铺”为据点，联络三合会、绿林会党廖庆发、廖仁玉等人，在三洲田设立拳馆会作掩护，组织起义力量，下冲、碧岭等附近村民都自愿参加，仅三个多月的时间，便发展到600多人，他们成为三洲田起义的主力军。
由于起义走漏风声，在清军大规模集结、准备进剿的情况下，起义军首领决定先发制人，迅速主动地出击敌人。于是，在10月6日，在三洲田马栏头以“众位兄弟，百打百胜，到来就位”的誓词正式起义。义军们高高地举起“孙”、“郑”的旗帜，集体振臂高呼着“即日复神州”，以及“跟孙中山要跟到底！”等口号。当时规定凡是参加起义的人必须剪掉辫子。起义军当时红布包头，裤头插一支小红旗子；裤脚一边高，一边放低，颇为神气，老百姓高兴地称之为红头军”，而清军则骂他们为“红头贼”。三洲田起义，得到三洲田村民的大力支持。起义的基本队伍，有黄远香率领的观澜、龙华、石岩等深圳地区三合会员中挑选的数百名精壮。义军大多数是当地客家人。起义的当天，清军何长清部200多人赶在“红头军”进攻沙湾前已布好阵势，哨骑 已达横岗，逼近三洲田。沙湾有座兰花庙，驻守清军四五十人。由黄远香率领的一支红头军首先向兰花庙发起进攻，从三面迂回包抄。红头军发起进攻后，庙内清军乱成一团，四处逃散，被打死十余人。深圳清军接到兰花庙失守的消息，立即派兵驰援，清军人多势众，红头军牺牲2人。接着红头军300多人陆续赶到，杀得清军泅河夺路而逃，向深圳方向退去。此役杀敌40人，俘敌30余人，缴获快枪一批，首战告捷。起义军本打算与江恭喜所率新安县、虎门5000多名会党义军接应，合力攻打新安县南头城。然而，此时郑士良却接到孙中山电令，指示“若能突出，可直越厦门，至此即有接济”。郑士良马上在横岗、坪山、龙岗等地号召，集合起义军，取道东北，向厦门进军，以便与台湾的孙中山相会。这样，便使起义军失去了与新安县的会党合力进攻南头城的良机，给清军后来的全力反攻提供了机会。
10月14日，由林海山率领的红头军一路从坪山金龟洞路出新圩，有“咸水枪”300多枝，当晚赶到惠阳新墟驻扎。10月15日，队伍从新墟出发，约行四五里许，大队接到探报，敌人已派队前来，于是命起义军迅速登上佛子坳，择要冲设伏，准备迎头痛击清军。当时惠州陆路提督邓万林部正向镇隆方向追击，他们不知道佛子坳设有埋伏，天已大黑，清军来到坳顶，埋伏的起义部队打得清兵东逃西窜，生擒归善县丞兼清军管带杜凤梧，俘获清军数十人，夺得枪支700余，子弹5万余发。
起义军向前推进，“一路秋毫无犯”，所到之处，老百姓燃放鞭炮表示欢迎，并且以酒食招待他们。在此后的几次战役中，起义军连连获胜。10月17日，在永湖与清军五六千人遭遇。义军仅有洋枪千余，但以少胜多，清军提督邓万林中枪落马，狼狈逃命，义军又获一批枪，第三役告捷。20日，义军到达崩冈墟，夺得制高点，居高临下，击败隔河清军，第四役告捷。22日，义军乘胜打进三多祝，在白沙扎营，群众踊跃参军，队伍发展到2万多人。但当郑士良等在白沙整编军队，清点粮草、军械时，发现枪支弹药已近竭绝。
孙中山在台湾得到了三洲田起义军连战连胜的捷报之后，立即调集储藏在日本的枪械，但是由于日本政客贪污混骗，这一批军械全部是废铁。加之，日本新内阁组成之后，禁止台湾总督帮助孙中山，禁止日本武人参加起义军，孙中山在台湾被勒令离境。因此，孙中山只得派人给三洲田起义军送去手令：“政情忽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得，军中之事，请自决进止。”
起义军士们接到孙中山的手令后，“全军2万人皆慷慨激昂，呼声振野”，深为不能乘胜进军而感叹不已。起义军司令郑士良在缺少弹药粮草、进退维谷的情况下，不得不宣布解散起义军，仅留洋枪队千余人返回三洲田大本营。而留守在三洲田的左路起义军，由于受到驻扎在新安县的水师提督何长清重兵的夹击；经过激战，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被击败。郑士良仅率少量精锐由海路退往香港。至此，轰轰烈烈的三洲田起义宣告失败。
三洲田起义失败后，清军对三洲田及起义村庄人民进行残酷镇压，大肆烧杀抢掠，滥杀无辜。清兵将三洲田大部分房屋放火焚烧，又采取禁住、禁耕等手段，逼得村民流离失所，逃亡他乡，有的飘洋过海到异国谋生。
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流落在南洋的三田起义军壮士们，又把革命的火种播洒在那里。在新加坡，他们创立了中和堂，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并高悬起三洲田起义军的青天白日旗，成为华侨团体最早使用的革命徽号。香港兴中会会员、爱国华商李纪堂除了为组织这次起义捐款外，在起义失败后再次慷慨解囊，变卖遗产，安置起义军及其家属。据李纪堂本人的自述，他为这次起义先后垫支十八九万元。
三洲田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由于革命党人打响了民主革命反清第一枪，而成为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转折点和里程碑 ，标志着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三洲田起义是孙中山与兴中会的革命事业最终从密谋策划走向公开斗争的转折点，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首次战争实践。经过这一次起义，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赢得越来越多国人的同情和赞誉。许多革命志士纷纷投身革命。三洲田起义，为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孙中山对三洲田起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首义失败后“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孙中山先生还深深地怀念着三洲田的民众，特派副官随员到三洲田，慰问当年参加起义的壮士和烈士们的后代，拨出巨款为三洲田各村村民修建被清军烧毁的房屋。并建立了一所学校，以激励和教育后代，永远纪念那些为革命献身的英雄们。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其子孙科为三洲田学校亲题一副匾牌：“庚子革命首义中山纪念学校。”
1958年，因修筑三洲田水库，“庚子革命首义中山纪念学校”迁到了三洲田新村里，并改名为三洲田学校。1982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在三洲田村重建“庚子革命首义中山纪念学校”，以表深圳人民对革命先烈的缅怀。
就在三洲田起义100周年到来之时，三洲田起义旧址于1999年春奇迹般地露出水面，使人们可以看到三洲田起义遗址，也算是上苍为三洲田起义百年祭献上的一份礼物吧。
而今天，就在爆发三洲田起义的这一块土地上，改革的浪潮此起伏。革命党人为天下苍生谋幸福的理想已得到实现。这一块英雄的土地，正成为越来越多的人们缅怀先辈事迹的地方，正在成为人们寻找精神的家园的好去处。
而今的三洲田，山青水秀、鸟鸣谷幽，如诗如画。这里群山绵延、林木葱茏，茶树青翠，大小6个湖泊有如碧玉般镶嵌其间，美不胜收。盐田区委区政府准备把三洲田建成为旅游度假胜地和农业观光胜地。以展示“山海大观”为特点，以三洲田水库为中心，规划有36洞高尔夫球场，青少年素质教育野营基地和观光农业及生态教育区，纪念三洲田起义的大型雕像群，正在加紧建设之中。由华侨城集团投资的“万鸟园”和大型茶馆已列项建设。烈士若地下有灵，当含笑九泉。

中英街古今漫谈
文：詹泉洲

遥想当年,国运凋零。英伦称霸，四海横行，以鸦片为先导，荼毒华夏；以炮舰为后盾，城下结盟：《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北京条约》强占九龙；一八九八，“租借”新界。悲夫，清廷丧权辱国，屡屡剜肉饲鹰。
从此，国恨家仇，系于沙头角；民族耻辱，凝聚中英街。昔日同村乡里，倏然异域分身。阡陌虽相连，却畴勘畛划，形同陌路；界碑赫然而立，若利刃穿胸，痛彻心肝。天何如是之苍苍兮，地何如是之茫茫；悲何如是之深重兮，痛何如是之断肠！
欣世纪中叶，神州解放。新中国巍然屹立，令国人气舒眉扬。更堪慰改革开放，百业勃兴；深圳特区，大鹏翱翔。沙头角，近水楼台，先得风气；中英街，向阳花木，早沐春光。店铺林立，万商云集；价廉物美，满目琳琅，堪称“一街两制”，无愧“购物天堂”。
呜呼，一街之兴衰，关乎国势；百年之荣辱，窥于一斑。难忘一九九七，香港回归祖国。珠还合浦，百年梦圆。
值此世纪之交，谨铸警世之钟，乃告诫于后世子孙：国弱民穷，定遭凌辱；殷鉴在兹，国耻勿忘；报效祖国须发奋，振兴中华赖自强。是为铭。
—— 《警世钟铭》（侯军撰文）

中英街坐落在沙头角镇的最东边。长约250米，宽不到5米。街心以“界碑石”中心线为界，一边原属港英租界（今属香港特别行政区），叫“新界沙头角”；一边属中方，叫华界沙头角，今称沙头角镇。
19世纪中叶，英国殖民主义者以坚船利炮为后盾，迫使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签定了三个不平等的条约，达到了侵略中国的目的。1840年，英国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于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割让了香港岛（面积78.64平方公里）。
1856年，英国侵略者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又迫使清政府于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南端界限街以南地区（面积11.3平方公里）。
十九世纪末期，俄、法、德、日等一些后起的帝国主义列强扩张势力范围，参与瓜分世界。中日甲午战争后，幅员辽阔、政治腐败，国力衰微的清朝封建帝国更是成为列强疯狂掠夺的对象。英国因为在华利益的垄断地位受到挑战，以法国“租借”广州湾，要防卫法国威胁香港为理由，向清政府提出展拓香港界址的要求。他们逼迫清政府于1898年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界限碑以北、深圳河以南的九龙半岛北部大片土地以及附近二百三十多个岛屿（面积975.07平方公里），统称“新界”，租期99年。1899年，中英双方实际勘界，签订《香港英新租界合同》，作为《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附件，具体划定界线，中英地界就是这样形成的。
1899年3月11日新界北部陆界定界谈判在香港举行，中方定界委员是广东省补用道王存善、英方即是骆克。谈判一开始，英方就意图推翻已经签订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和粘附地图中标示的北部陆界，辩称地图中划定从沙头角到深圳湾的直线是“人为的、简单的直”，主张以“自然界线”即以直线以北的山脉、河流定界。遭到中方反对之后，仍坚持以深圳湾起经深圳北面山脚到梧桐山，再到东面沙头角以北为界，把深圳、沙头角划入新界以内。中方力主按照〈〈专条〉〉和粘附地图定界，谈判陷入僵局。3月14日，谈判恢复之后，中方只好作出让步。最后，双方协议，从深圳湾以深圳河至沙头角为界，沿此河到沙头角西北方的河源，再折向沙头角西侧的大鹏湾为止。3月16日，王存善与骆克按照协议的界限，沿线树立木质界桩。3月18日，中英双方进行的“新界”北部勘界结束了，“3.18”因此成为沙头角历史勘界日。
1899年3月19日，王存善和骆克按勘界界限在香港签订了《香港英新租界合同》。骆克在合同中故意将边界确定为“大鹏湾英国东经线114度30分潮涨能到处”，公然违背国际法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的惯例，同时，暴露了他们对华进一步侵略掠夺的狼子野心。
1905年，英方于新界北界竖立界石，其中沙头角“中英街”界石一侧刻有“光绪二十四年中英之地”的中文标志，另一侧刻有“Anglo—Chinese Boundary 1898”（英中边界1898）的英文字样。英国竖立界石时中国官员并未到场。沙头角这一段边界竖了20块，其中沙头角镇内竖立了8块。沙栏吓西侧海边那块为一号，沿“中英街”至海关桥头依次每隔若干距离竖一块。1941年香港沦陷后，日军曾以所谓“妨碍交通”为名把中英街第三号至第七号界石拆除，到1948年经中英双方代表勘踏后重新将界石竖立原初，并在该五号界石上刻明“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四月五日重竖”字样。日本军队于1941年攻陷香港时，曾把“中英街”改名为“中兴街”，日本投降后，“中兴街”又复名为“中英街”。
自从新安县沙头角被切割出一半为英占租界后，当地群众饱受民族压迫之苦。当时英国人操纵的九龙海关，在沙头角设有关厂，名叫“洋关分厂”，总头目叫“厂总”，由英国人充任，协助“厂总”的叫“通事”，由华人担任。厂总和通事经常同流合污，勒索成性，每每激起当地商民群众的反抗。
“中英街”的商贸业是在中英街形成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中英街”因勘界形成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成为一条商业街，镇内早期的商贸活动是以东和墟为中心开展的。商贩把批发来的渔、盐贩运到内陆地区，又从内陆带回土特产品和日用百货，然后又把这些日用品集中起来，摆在街市进行交易。
20世纪30年代，“新界”沙头角墟市兴起后，沙头角“中英街”逐渐开始繁荣，两边商号林立，盛极一时。中方的商店仍以经营农副土特产品为主，而港方的商店则更多的经营舶来品，货色时髦，品种繁多，英、美、日的一些洋烟、洋火、洋布等商品也随之流入“中英街”，吸引着远近的乡民。
解放前，“中英街”比较大的商店有怡兴隆等四家，主要经营百货、布匹，老板均是盐田乡人。老字号药店共有宁生堂等五间。还有专门经营鱼类的小市场“鱼栏”，类似钱庄的“缴家”和专门从事鱼类加工的“标家”。
沙头角解放后，由于“中英街”地处边境地区以及中方连续受到“政治边防”、军事边防，以及“文革”极左政策的影响，不仅限制了“中英街”两边群众的正常往来，也束缚了“中英街”商业的发展。加之，当地的经济还保留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人们的商品经济观念也十分淡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英街”中方一侧只有三四间经营粮烟酱醋之类的小商店和一间专供对方购物的“友谊”商店。当地群众的生活虽说已有改善，但是正常年景人均收入仅100元左右，还不能完全满足其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直到50年代，“中英街”中方一侧才出现了“沙头角日用百货商店”这样较大规模的国营商店和供销社。由于当时在计划经济架构下，“中英街”中方经营的商品一律由国家统一配给，商品价格也必须按国家规定标价。
“文革”时期，“中英街”的气氛紧张起来，人们不敢过问对方商品，十年“文革”使“中英街”的商业发展出现了萎缩。
中英街界碑，默默地注视着，一任尘世沧海桑田。
改革开放后，深港合作对“中英街”进行整修，当地许多乡民弃农从商，“中英街”上的高楼象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了，商铺鳞次栉比，人们的商品意识有了空前的提高。
由于“中英街”地理位置特殊，加之作为当时国内少有的免税街，“中英街”的商业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首先它以其种类繁多的中外商品和低于内地市场的黄金价格吸引了来自内地的游客。由于“中英街”的黄金饰品总是及时地展示了香港金饰设计的最新成果，其精湛的工艺和花色品种令内地各大城市的金行心悦诚服。因此，黄金销售一直是“中英街”销售的龙头。其它日用小商品、小家电也吸引着众多内地游客。
从祖国内地来深旅游的人们总是把去沙头角中英街作为来深观光的“第一志愿”，原因很简单，一来这里曾是“购物天堂”，人们可以在免税一条街买些便宜货，二来可以跨越“中英地界”，站在港方一侧，自豪地向家人报告：“我已经到香港了”。这种远隔千里，充满期盼的对话已足足让人感到中英街的神秘和它在游客心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
中英街沸腾起来了，来这里购物的群众人山人海，车水马龙，有时一天可达10万余人。中英街变成了真正的购物天堂。流动的人群像一只脱缰的野马，人们拎着各种货物随意穿越界碑，疯狂采购自己中意的商品。中英街边贸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下子让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脚下的界碑。
香港回归祖国后，中英街界碑失去了中英地界的功能，成为“一国制”的界限和历史文物。香港游客来到中英街，内地的游客也从四面八方汇集在中英街，他们兴致勃勃地用手在字迹模糊的界碑上仔细辨认着、抚摸着，脸上的表情从眉头紧锁到舒展轻松，毕竟中国人的耻辱已得到雪耻，香港已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中英街正在发展成中外著名的旅游景区。
一个世纪过去了，中英街界碑已成为历史文物，但我们仍然无法忘记这段历史留给中国人的教训：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振兴中华；只有自强不息，才能使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盐田区委、区政府决定将3月18日确定为中英街警示日，今后每年的3月18日都将在这里鸣钟警示，以提醒人们勿忘历史，勿忘国耻。图为盐田各界人士参加鸣钟仪式。 一八九九年三月十八日，中国九百七十五点一平方公里的土地、岛屿、海域划归英国。今天，深圳人在当初界址所在的中英街敲响警示的钟声，教育人们不忘国耻，并将三月十八日定为中英街警示日，每年的这一天敲钟示警。
“中英街”是中英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一百年来，“中英街”这种特殊历史背景和人文景观，不仅在中国独一无二，在世界也属罕见。它是清王朝的腐败和帝国主义入侵的结果。其历史变迁也是中国近代社会的缩影。“中英街”界碑，既是中国贫穷落后，清王朝腐朽没落和帝国主义疯狂侵略的历史见证，又是改革开放以及香港回归祖国和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历史见证。
“中英街”浓缩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屈辱与抗争、暗淡与辉煌的历史。为了让人们更好地记住这段历史，明国耻，图振兴，1984年9月深圳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6月广东省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坐落于中英街上的中英街历史博物馆以较为翔实的史料，图文并茂地展示了“中英街的故事”。该展示不仅展示了沙头角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文物，同时较为详尽地介绍了第一、二次鸦片战争及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割让香港岛和新界给英国而导致“中英街”形成的过程；又展示了沙头角人民英勇斗争的史实。还再现了建国40多年来沙头角的变化。
盐田新区成立后，政府高度重视中英街的综合治理工作，提出了中英街发展的新思路，陆续发掘出“国旗风采、古井乡情、古榕奇观、警世钟亭、吴氏宗祠、天后庙宇、国耻见证、侵华罪证”历史文化八景点，中英街正成为旅游购物、观光休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历经沧桑的中英街，让来这里参观旅游的人们心潮如涌，感慨万千。

2006年8月

梧桐山遐思
文：詹泉洲

“背倚梧桐烟云，面向梅沙踏浪。”作为深圳八景之一，梧桐山风光天下闻名。梧桐山国家级森林公园位于梧桐山南麓。南临大鹏湾，东与盐田港相接，西南与中英街相呼应，与香港新界仅有一箭之遥。
梧桐山系广东莲花山系余脉，位于深圳市东部，东临盐田，西起东湖公园、深圳水库、仙湖植物园，南接罗沙公路沿线，北靠特区管理线，地势东北高，西南低，总面积为31.8平方千米。得天独厚的梧桐山风景区现已是国家级森林公园，其丰富的自然景观构成令人向往的世外桃源。
据清嘉庆《新安县志》记载：“梧桐山三峰秀拔，固匝数十里，山阴垂距东洋，山阳延袤境内，顶有天池，深不可测，多梧桐异草，山下有赤水洞，邑之祖龙也。”这一记载描述了梧桐山丰富的自然景观，因此，梧桐山自明清以来就被列为“新安八景”之首。（即“梧岭天池”）。
《新安县志》称梧桐山为“巨镇”，“三峰嵯峨，矗立霄汉”，还说山上长有很多梧桐异草。可见梧桐山和梧岭的名称是由此而来。
古人曾经这样吟咏梧桐山：
“梧桐山，高倚天，冬来积霜雪，雨后多云烟。山中奇植人争宝，茏葱之竹龙须草，更有梧桐栖凤凰。紫云枝叶年年好。/我欲剪梧桐，制琴献穆清。坐谈南熏歌太平，又欲招凤凰。来仪天子庭，效灵堪与龟，龙并凤兮不来梧桐，月极空山无尽情。”
梧桐山风景属于典型的沿海低山丘陵风景，境内地貌多变，地质以花岗石、砂质石为主，土多为红壤、黄壤，滨海陆地，层峦叠嶂，丘陵交织，构成了“横看成岭侧成峰”，陆、海、山、水、泉、石、林、雾浑然一体，相得益彰的奇妙自然景观。
在梧桐山自西向东渐次崛起的主要山脊线上，分布着小梧桐、中梧桐和大梧桐三大主峰，海拔分别为692米、706米和944米。大梧桐是深圳特区范围内的最高峰，也是珠江三角洲境内的最高峰。在此登高望远，向西俯瞰，深圳特区高楼鳞次栉比，道路阡陌纵横，生机勃勃；向东南远眺，大鹏湾烟波浩淼，大鹏半岛气象万千；南面与香港大雾山（海拔958米）遥遥相峙，新界街市依稀可辨；北望高崖平岗，峰连岭接林木繁茂，郁郁葱葱，可谓四方美景，尽收眼底，成为深圳市民眺望深圳市容、云海日出、盐田大鹏海景的最佳观察景点。梧桐山三峰秀拔，其天际线已构成深圳市的城市背景的一部分，对城市景观起到美丽的衬托作用。
梧桐山上多沟壑、溪涧，如泰山涧、马水涧等散布谷里，雨流溪水不绝，水雾飞溅，山涧泉水叮咚，溪流潺潺，不是仙境，胜似仙境。据专家考察，这水流还是深圳河的发源地。梧桐山山高林密，主峰山泉汇入天池，池内深不可测，积万年草木之精华，药用价值极高。天池水顺谷而下形成了壮观瀑布群，春雨时一泻百米，声如洪钟，激起千层浪，散出万束雾花，异常美丽，蔚为壮观。天池水注入龙潭底有一小洞，内藏珍贵的金尾娃娃鱼和山龟。龙潭水流至龙珠山汇集八条谷渠水而成深圳河，当地人称此为：“九龙戏珠”的风水宝地。梧桐山上有一块试剑石和磨剑石，比苏州虎丘的试剑石大２０倍有余。其下一片情人树，由九棵古树古藤盘缠而成，树下一把仙人椅。瀑布、奇石、古树、翠竹、奇景、绝景汇集于此，遥相呼应，野趣横生，令人叹为观止。在这里，生态农业区、山村游览区、湖滨休闲区、郊外探险区和生态保育区等建设项目正陆续启动。
梧桐山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潮湿的海风直入梧桐山谷，而北峰又抵住了寒流，这就形成了冬季温暖、夏季清凉的温暖润湿的典型的海洋性气候。加上山内地形复杂，沟壑纵横，群山环抱，小气候更加复杂多变，以至麓地低谷终日云雾缭绕，主峰更是终年云雾缥缈，虚幻迷离，构成了奇异的云雾景观。有“云中公园”、“幻梦仙境”之称。同时，这种奇异的环境及气温，最适宜茶树的种植。自古以来，梧桐山就盛产一种驰名深港的名茶，叫梧桐云雾茶，精制出来的云雾茶质地上乘，色美味醇，“甘芳、润滑、爽口；有驱暑解渴，醒酒怡神之效”，“饮者莫不交口称绝”。
梧桐山优越的气候条件很适应热带、亚热带林木生长，尤其是风景区内地形复杂，沟壑纵横，小气候更加复杂和优越，在此保持有大面积典型的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混交林，山顶上广泛分布着吊钟、杜鹃、芝草等，山腰山谷则绒南九节茶、马尾松、桃金娘等，还有桫椤、土沉香等国家级保护植物。植物总数约占深圳市植物总数的75%，成为深圳特区的绿色屏障，有城市“肺叶”的美誉。
繁密的森林成为野生动物的栖息乐园，特别是梧桐山的东北角，地势险要偏僻，交通不便，安静隐蔽，多种野生动物如黄麂、穿山甲、鼬鼠、小灵猫、野猪、绿毛龟和多种鸟类都经常出没，成为野生动物的一个天然保护区。
梧桐山以它那美丽的风景、丰富的自然资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们。成为人们理想的回归自然、假日休闲和踏青登高的好去处。
“会当凌绝顶，一览鹏城美”。目前，深圳市每年有10万人登梧桐山，为了让市民尽享山水之美，政府为市民的登山提供了很多的方便：在小梧桐半山腰，修建一所茶艺馆，供市民休憩；在小梧桐山顶，兴建倚天招凤亭，供市民登高远眺；在大梧桐现有停车场处，兴建一座登山大本营；在山道上增加垃圾箱、告示牌、指示牌、急救电话亭等。现在，从山下至海拔200米的新建公路已经畅通，大梧桐旅游区的蓝图业已开始实施，风景优美的梧桐山以更绮丽的风光秀色展现在深圳东部黄金海岸线上。
2006年10月

月之思

文／詹泉洲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的月光洒在不同的人心里，将表现出不同的月色。面对一轮明月，总会引发自己绵长的遐想。太阳如君临天下的王，它化育万物，给世间万物，带来生机与活力。月亮则于晚上高挂空中，它高邈轩远，给人朦朦胧胧、含蓄蕴藉的感觉。太阳更多关注物质层面，它激励人们奋斗与创造；而月亮则多关注精神层面，无论谁向它倾诉，它都静静倾听，它更关注人类的精神层面，关注人类情感层面。

云中的月亮，那迢迢云端月，往往给人孤高高洁的感觉。你看那淡黑色的云朵上面，是一轮圆圆的月亮，是那样的明亮、高洁。“轻云飘霏以笼朗，素月披曜而舒光”。那皎皎的云间月，清高而脱俗，给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感觉。

云中的月亮，总会激发千千万万的英雄豪杰的雄心壮志。“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功名不与尘土同轻，行程可堪云月共赏。光阴犹如白驹过隙，岁月太匆匆。人生一世，草木一春，人，总该干点事业，像云与月那样，让世人欣赏。

云中的月亮，往往给人凄婉缠绵的感觉。“数点雨声风约住，朦胧淡月云来去。”那种缠绵的思乡之情，就这样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纱窗白云宿，罗幌月光栖。”闺中少妇思念边塞征夫的感情，借云中月，结此千古之愁肠。“明月流客思，白云迷故乡。”天上的云，云上的月，是如此牵动游子的思乡之情。然而，烟波浩渺，此地与故乡相隔千里，关山万重，“今日尊前无限思，万重云月隔烟波。”

月与花相衬，往往能寄托失意的人对美好往昔的回忆：“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李煜的《望江南》，眼中月，月中花，交织着多少的梦和愁、泪与恨。“月满空山花满地，一声愁杀未归人。”将心中的愁已写到十分了。

月与花相衬，常常表现出一个人精神追求上的高品位。“朝花舞风去，夜月窥窗下。”诗人笔下的花与月，是多么的活泼可爱。“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晏殊词里的月与花与柳，组合成一组组的物象，各种情感交织在其中，显示了诗人精神内涵上的丰富。

月与花相映衬，常常反映了大自然与人世的含蓄美好。“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疏梅月影，如许袭人的暗香，让人想到了人世间千万种的美好，使人倍感珍惜。

月与水交融，诗人空灵的心境与高洁的情怀迎面扑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那松间的明月，那石上的清流，在诗人的心中流淌，那样的空灵，那样的高洁。“流水雨余芳草，空山月晚白云微。”这样的境界，又是多么的恬淡而芬芳。

月与水交融，往往营造出一种博大的气氛，令人顿生天地浑融、物我浑融、四海同天之感。“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轮明月从海上冉冉升起，天涯海角共此一轮月，拉近了大家的心理距离，又如此这般地解游子相思。情感博大宏远，令人陶醉。

月与水交融，使人面对明月下的流水，产生无边的遐想，充分感受生命的流逝日月的远行。“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春江花月夜》里的这轮明月这条长江，又是怎样地牵动我们无边的浩叹。长江滚滚，生命匆匆，世代更替，不知江月待何人？

月与酒交错，令人诗酒醉月。“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眼前的洞庭湖美景，那波光粼粼，那满湖月色，那淡淡的清风，那朵朵的白云，哪一种不牵人情思？哪一种不醉人心怀？白居易“游山弄水携诗卷，看山寻花把酒杯”，又该是何种情怀！

月与酒交错，令人诗酒愁月。尤其在清明节前后，悲愁之感顿生。“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万种相思，千种离愁，尽在酒醒后的杨柳岸晓风残月。“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这中间，该是怎样一种的刻骨铭心的痛与愁。

月与酒交错，令人诗酒问月。屈原连发天问，李白也将万种不解，举杯邀明月。“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是苏轼之问。“我时举酒问明月，月亦团团应不得。”这是宋朝刘鉴之问。高悬空中的月亮，仿佛仙界的百科全书，赢得古今多少诗人吟诗问月，举杯问月。哎，连我也要“把酒欲从天问月，知时谁解管飞葭”了。

月亮是天上读不完的诗篇，诗人是人们心中的明月。但愿诗人美丽的诗篇，能连同天上这美丽的明月，一起编织这人世间的美好吧。

庚子中秋之夜，月色如水。徘徊庭除，赋诗《秋山花月夜》以遥寄浩渺之思：

秋山叠翠连海平，海上明月此时生。

浩浩迎风千万里，何处秋山无月明。

溪流九曲绕宛转，月照花林皆群仙。

空里流霜暗挥洒，山上银辉舞成片。

山月一色无杂尘，浩浩苍苍孤月轮。

圆缺可曾有人问，离合又去问何人？

花开花谢无穷处，山月年年惊人似。

不知江山欲语谁，但见明月送流水。

道长松鹤乐悠悠，寒涧凄谷不胜愁。

百年生死两茫茫，相逢不识明月楼。

千载月影总徘徊，玉手纤纤梳妆台。

竹喧浣女来又去，莲动渔舟歌又来。

梅兰菊竹诸君子，谁逐月华留待君。

夜空明月凉如水，独对愁肠著诗文。

暮烟孤雁寻常见，秋山长天追落霞。

秋水流金烟气重，山潭落月复西斜。

斜月沉沉藏山谷，情牵万里无限路。

中秋饼香飘万里，千古秋月满天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