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记得小学一年级语文第一篇课文是：大羊跑，小羊跑。
第二篇课文是：小羊跑上桥，黑狗跑来咬。
以下便记不得了，大意是大羊保护小羊，最后把黑狗赶下了桥。哦，这是什么桥？恐怕是独木桥吧！
我记得学唱的第一首歌是“好大的西北风”，歌词是：
好大的西北风呀，吹到一座树林里。
它教树林跳舞，一二三四呼呼呼。
他对树林大声说，现在天气快冷了，
大家都要惊心啊，一二三四呼呼呼。
这首歌的歌词非常完美，曲调也非常好听。
我还记得第一堂图画课，翻开图画本，第一页是一朵月季花。同学们看了都嚷嚷：老师，不会画！老师心想，让一年级的学生画月季，也太难了。便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半苹果：一个是整的，另一个是切成半个的。
我并没有画苹果，而是继续画月季。老师表扬了我。
我想，能与我一起回忆这些的人，怕是不多了。其实在这里，我并不是要回忆这些琐碎。我只是想说，46年9月我正上小学一年级。到52年7月，我小学毕业。
从年代来看，这六年间正好跨越一个重要的年代，那就是1949年。49.5.27上海解放时，我即将念完三年级：49.10.1新中国诞生时，我升入四年级才不久。
“解放”是一个重大的题材，我根本就驾驭不了，甚至都不敢碰它。我写的只是那六年间，我的家庭，以及周围的一些人，一些事。它们多多少少会与“解放”有点关系。我只是把它记下来，从一个小学生的视角，仅此而已。
我们家有兄弟姐妹六个，我最小，大哥比我大15岁。这听起来有点可怕，其实在那个年代，人们结婚早，生的孩子多。父亲要养活这一大家子，还是很难的。他经商，抗战八年几乎就处于歇业状态。抗战胜利后，上海很快就恢复了昔日的繁华，父亲觉得应该抓住这个机遇。
47年夏天，我大哥从某大学经济系毕业，这对我来说，不重要。什么叫“经济”，我能想到的也就是“金鸡”。然而，父亲很看重，大哥成了父亲的助手。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父亲和大哥好像分在两个地方，通过一条内线来联系。有什么新的行情要及时通知对方，好及时作出决定。大哥总抱怨，这条内线听不清，错过了最好的时机。
同年夏天，我大姐刚上完大三的课程，即将开始她一生中最后一个暑假。就在这时，学校当局作出决定，今年夏天不放暑假，希望她们都搬到学校来住，将为她们开设大四的课程。
当时解放战争已经打响，国共双方正处胶着状态。那时普通百姓还没有感觉，可是学校当局，已明显感到时局的不稳。学校为这些女学生着想，认为应该让她们提前毕业。
记得那个夏天，母亲准备了一些吃食，带我去探望住在学校继续上课的大姐。她们的学校，在“兆丰花园”后面，我可是第一次穿越“兆丰花园”啊！
靠着花园，蚊子就多。大姐寝室里有三张床，其中两张床挂着蚊帐，靠进门处的那一张，不挂蚊帐。母亲问，这个学生不怕蚊子？大姐说，这是个穷学生，没钱买蚊帐。上星期突然失踪了，有人说她，是一个共产党！大姐和她相处得很好，同学三年，一点都没看出来。

到了九月份，大姐戴上了方帽子，毕业了。她的成绩非常好，还通过了出国留学的考试。但是父亲说，他再没能力供她出国了。
的确，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早在三十年代，父亲就干“经商”这一行，父亲记得，那年头赚钱容易，可如今就难了。要养活这一家子，要培养子女上学，就得努力赚钱。父亲和大哥都认为，为了能赚钱，就应该做大一点。为了做大，就得筹集资金，于是便考虑起我们家的住房来了。
我们家的住房是独门独户的石库门房子，那是父亲在三十年代买下的。现在奶奶已过世，大哥结婚住在外面，住房有富余。父母商量，决定把他俩住的那两间套房顶出去。因为这两间在二楼，南北通风，又有日照，装修又好，能顶出一个好价钱。
47年底，我们家终于走到“顶出房子”这一步。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从此结束了“独门独户”，变成两户合住一套房了。
（2）
到了47年底，便有人来看房。有一个单身女人来了两次，对这两间房比较满意，决定顶下。父母便搬到楼下厢房来住了。
这是一个非常时尚的女人，卷发、擦着唇膏，一股香水味。胳膊上挽着一个当年时兴的“玻璃皮包”，皮包散发着玫瑰红色的玻璃光泽，据说这种皮包比真皮贵多了。脚上穿的也是“玻璃丝袜”，紫灰色长大衣下，露出一段小腿来，正是冬天，不知冷不冷。那时，把这些人造的东西叫“玻璃”，都是进口的。
那天，她临走时看到我，便说：
“这个弟弟，长得蛮趣的！”那时，人们喜欢用一个“趣”字来夸奖别人家的孩子，问我叫什么名字，几岁。我说：
“胖弟。7岁半。”
“这个弟弟真是胖胖的，我的女儿叫小玲，和胖弟同岁。往后你们三个可以做伴。”珊妹就在我旁边，她比我大一岁。
48年初，她们就搬来了，那个女孩长得像她，还有一个舅舅和一个名叫英子的女佣。她说她的弟弟，在苏州，受人欺负，才到上海来投奔她。
那天，小玲邀我和珊妹上楼玩。一个多月未进这两间房，全变了。
父母住时，里外间之间有一道玻璃隔断，如今还保留着。但在前面又挂了一道，从天花板直到地板的厚重的帘幔。里间有一张双人床，那是母女俩的床，舅舅睡外间的沙发，而英子则睡在隔断和帘幔之间。父母用的大都是红得发黑的老式家具，她家用的则是黄黄的新式柚木家具，真是焕然一新！
我们家原本是很清静的，自从房客搬来之后，就热闹起来了。石库门房子楼板是木头的，楼梯也是全木结构的，于是楼道上脚步声不断。春节前后，总有人前来道“乔迁之喜”。各式人等，三教九流什么都有，甚至还有白胡子老头。
一天，小玲叫我和珊妹上楼，说有一个老爷爷会法术，能在白墙上变出东西来。那个白胡子爷爷口中念念有词，对着对面白墙比比划划，不一会他说已变出一只老虎，我们三人都没看到，他让我们仔细看。这时小玲说：
“对对，我看到了一只老虎！”
我和珊妹面面相觑，我们俩怎么没有看到呢！
过了正月十五，学校也就快开学了。小玲也到我们学校来上学，和我同班。我们这条弄堂正对着一条东西向的大马路，学校则在背街。从左饶能到学校，从右绕也能到学校，只是稍远一些。因为不用过马路，我和珊妹都不用人接送。开始，小玲还要她舅舅接送，后来就和我们同

行了。
到了四月间，一直生活在南京的远房亲戚，忽然跟我父亲联系，说要到我们家来小住一时。南京当时是首都，住的好好的，为什么要来上海？母亲不乐意，年初搬进了房客，这回又有外人来，哪能腾出房间来？再说是小住一时，若总住着不走，怎么办？
不过，人家说来就来了，夫妇两个带两个小孩。我们家只得把楼上厢房让他们住，大姐二姐住亭子间，珊妹与父母同住。
好在这位先生和太太都客客气气，大大方方的，母亲也变得热情起来。当时，我们家只有一个老娘姨，怕她忙不过来，母亲经常亲自下厨。
这位先生非常健谈，晚上总在客堂里和我父亲，有时还和大哥大姐一起聊天。他知道我大哥正在帮父亲做事，也知道我大姐考进了“中央HK公司”，他说那是一个直属中央的大公司，好是好，只怕长不了。他更爱谈南京那边的事，分析当前的局势。
他们在我们家只住了两个月，便决定往南走。临行时，还要给一些钱。父亲怎么也不肯接受。后来他知道我们家正在准备我大姐的婚事，便问是哪家的公子。父亲说：
“是她公司的同事。”这位先生说：
“那好啊！如今，年轻人讲自由恋爱，自己看中的就好。……这局势很难说，说打就打起来了，还是趁早把这门亲事给办了。我这几个钱，就算给你女儿的贺礼吧！”最后他跟我父亲说：
“上海不宜久留，该考虑去向了。”不久，这一家人离开我们家，向南走了。
（3）
我和二哥睡后客堂，后客堂和客堂是直接相通的。
平时，我总是很快入睡，一觉睡到大天亮。可是有一个晚上，睡不多久就醒来了，听到大姐和母亲在客堂里说事，还提到了我。于是我迷迷糊糊听她俩说话。
原来大姐和母亲在商量婚事。结婚有一套仪式，有主婚人，证婚人等，还有两个小傧相。男小傧相选的是我，女小傧相选的是对门12号的青青。我听了自然高兴。
其实，当年我已7岁半了，不太适合做小傧相了，只是我大姐想把这美差留给自己的弟弟。而对门的青青才4岁，可真是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啊！
大姐的婚纱是定制的，小傧相的服装则是在婚纱店租借的。量好了尺寸，现有的服装略作修改就行了。
女小傧相的任务是撒花瓣。男小傧相的任务是捧一个盘子，上面有两枚结婚戒指，当主婚人说到“交换饰物”时，我必须转身到新郎新娘面前，让他们取戒指。母亲很担心，若是到时主婚人说了“交换饰物”，而我还傻傻地站在原地不动，这就让人笑话了。可是我很自信，我相信我能做好这件事。
婚礼那天，青青穿着一件短短的白纱裙，真像一个小公主。现场有一架钢琴，当有人弹起了“结婚进行曲”时，青青便提着花篮慢慢地往前走，把五彩缤纷的花瓣撒在红地毯上。
而我穿着黑缎上衣，上面缀着白蕾丝，下身是一条黑短裤，黑皮鞋，白短袜。我紧随青青后面，双手托一个丝绒圆盘，其上嵌有两枚结婚钻戒。
随我而来的是未来的大姐夫，穿着婚纱的大姐则由父亲搀扶着出来，意思是要把大姐托付给大姐夫。
我站在主婚人前面，他在说什么，我听不大懂。但当他一说到“交换饰物”时，不用坐在一旁二姐的提醒，我立刻转身走到这对新人前面，

让他们取戒指，给对方戴上。
当仪式结束后，我们随新郎新娘往回走时，突然一片欢呼声，那些五颜六色的纸屑和彩条，劈头盖脸地抛过来，真把我吓一跳。……
那天，楼上的姜小姐和小玲也参加了婚礼，因为她特讲礼，也送了礼金。隔天，姜小姐看到我便说：
“胖弟，昨天你穿上傧相礼服，真漂亮！”我笑笑，不回答。她又说：
“你大姐化了妆，再穿上这套婚纱美极了。哪天我也要照一套婚纱照，定做一套又合身又新潮的婚纱。当然也要请一对小傧相，那就是胖弟你和我家小玲了。你愿意再当一次小傧相吗？”
“愿意。”我说，但我心想，这位姜小姐已经有女儿，想必结过婚了。哦，也许离婚了，现在又要和谁结婚呢？我只是心里这么想，并没说出来，倒是她自己说了：
“当年我结婚，在苏州这种小地方，是不穿婚纱的，现在就想再补一套婚纱照。当然是我一个人摆出各种姿势来。一个人照婚纱，太寂寞，所以，就让你们两个给我做伴！”
这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此时却有点失落。
过了几天，大姐和大姐夫回娘家来，她特意带我和珊妹去看电影。当时正在上映迪斯尼的“白雪公主”，我太喜欢这部电影了。
回到家还在回味。大姐问我：
“这七个小矮人中，你最喜欢哪一个？”我毫不迟疑地回答：
“我喜欢‘哑巴’！”大姐觉得奇怪，居然喜欢‘哑巴’！我说：
“因为我是我们家最小的一个，‘哑巴’是七个小矮人最小的一个。他淘气，活泼，有时招人戏弄，也就招人疼，白雪公主就特别照顾‘哑巴’。”
大姐要到对门12号去道谢，给青青送礼物，大姐说不送我礼物了。我说：
“我不要礼物，今天请我看‘白雪公主’就是礼物。”大姐让我跟着去。
青青的妈妈看到我大姐来了，便说：
“那天，你们的婚礼办得很成功，又热闹，又新潮！”
“多亏你们家的青青，谁见了都说，这个小女孩太漂亮了！”大姐转脸向青青说：
“青青，谢谢你，送你一件礼物！”大姐把盒子递给青青的妈妈，是一套童装。青青手舞足蹈，很得意地说：
“那天是我和胖弟哥哥结婚！”
她们全都笑了起来，而我却很尴尬。心想：
“这个傻青青，啥也不懂，只会瞎说！”
（4）
到了48年下半年，其时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先后打响。此时的上海有点乱，但一般的市民依旧为生存而忙碌着。
父亲和大哥还是天天出去，父亲投进了这一笔钱，自然希望一步步地做下去，能赚到钱。大哥也有了自己的工作，不过还经常陪父亲出去。父亲中午是不回家的，经常到一家广东馆子吃饭，觉得比较对胃口。去了好多年了，人也熟了，可以记账，过一段时间结算一次。
父亲和大哥办完事，就去这家馆子。父亲喜欢大哥，认为大哥聪明、能干、稳重、会办事，所以，很信任他。对大哥说：
“平时你和朋友之间，会有些应酬，可以带他们到这家馆子来，报上我的名，记账就行！”

一次结账时，父亲发现就餐的金额明显增多，便问大哥。大哥说，他只来过两次，还大致记得日期，这就怪了。父亲便询问馆子账房，那位收钱记账的说：
“你们家的少爷来过，报您的名！”
“是他吗？”父亲指大哥。
“这位少爷来过两次，是您的另一位少爷，来过好几次，还带来好些人！”父亲心中也就明白了。原来那天他和大哥说这话，是在家里，被在一旁的二哥听到了。
二哥高中毕业是在48年夏天，没考上大学，就一直在家混着。二哥小时候调皮，总挨父亲的打，可如今18岁了，长得高大健壮，喜欢运动。上高中时，喜欢打篮球，和同学们组织一个篮球队。这半年又喜欢上拳击，家中除了篮球之外，又增加了两只拳击手套。……父亲自然再不能动手了，只能痛骂一顿，再不准他到那个馆子去赊账。
二哥在这条弄堂里有两个同学，一个住11号，一个住25号。他们的情况和二哥一样，都是没有考上大学，在家闲着。三个人经常聚集在一起玩，自称为“三剑客”。他们用口哨联络，只要一听到口哨声，二哥立刻往外跑。
弄堂里还有两个女孩，一个叫Helen，比较张扬，夏天的时候爱穿短裙或短裤。另一个叫碧玉，叫人联想到“小家碧玉”，比较害羞。
男孩与女孩若是在弄堂里相遇，就会站停说几句话。也只是说说笑笑而已，远没到谈情说爱那一步。倒是这两个女孩之间，有时会相互吃醋。
大哥二哥相比，我比较喜欢二哥。倒不是大哥有什么不好，他总是忙忙碌碌的，不爱搭理年幼的弟妹。而二哥不是这样。
有一次，我病了，一直躺在床上。二哥便为我捉来一只麻雀，养在鸟笼里，挂在窗前，让我能看到鸟在跳、鸟在叫。还有人送我一只小兔，我不记得喂食，总是二哥帮我喂。
那年春节，家里来了许多小孩。二哥还陪我们做游戏，五六个小孩，把手放在身后，有一人把一块橡皮放在某一人手中，再一起把手举到前面来。猜一猜，橡皮在谁手中。
让二哥猜，他总能猜中。于是，有人怀疑他偷看，或者是从镜子里看到的。把镜子遮起来，他还能猜中。二哥把我叫到他身旁，悄悄说：
“你注意看，谁第一个伸出手，橡皮就在他手里。”我这么猜，一下就猜中了，我很得意。二哥说：
“拿到橡皮的人，总急于伸手；没拿到橡皮的人，还在傻傻地等待。”我很佩服二哥。
二哥喜欢鼓捣，收集了一些熔点很低的金属，竟在煤球炉里融化了，铸成一个心形的金属块。他有许多工具，家里的灯若是不亮了，那一定是保险丝断了，只有二哥会接保险丝。水龙头坏了，也只有他能换新的。
姜小姐的女佣叫英子。那天英子把房门钥匙忘在房间里，而姜小姐和舅舅都不在家，急得她团团转。只得找我母亲借钥匙，母亲说，借来的钥匙如何打得开？
二哥听到了，走到天井，抬头看看，发现楼上的槅扇都开着呢！于是他把客堂的八仙桌抬到天井里，其上再置方凳，他很轻松地翻过槅扇，进入二楼房间，把房门打开了。
英子千谢万谢，最后给二哥端来一碗莲子汤。二哥不好意思吃，倒是让我饱了口福。母亲对英子说：
“英子，你也太客气了，这点小事！”
（未完待续）

（5）
我们家的房客，刚搬来时，有许多人来访。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来访的人逐渐减少了。最后经常来的只剩一个了，那位先生胖胖的，高高的，挺和善的样子。至少，进我们家门时，脸上总带着笑容。
若是见到我父亲或我母亲，总会打声招呼，称我父亲为G先生，母亲为G太太。彬彬有礼，很谦让。
其实，他是上海滩有名的大律师陈某某。他在法庭上，想必是能说会道、锋芒毕露。父亲早听说过，在这里相见，也得称呼一声陈先生或陈律师。
律师的工作，想必是比较自由的，时忙时闲，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所以，他到姜小姐这里来，也没有固定的时间，有时是中午，有时是下午或傍晚。
我们这条弄堂，每个门牌号只有一个电话。我们家的电话，原来放在父母的房间里。如今有了房客，便把电话放在楼梯拐角平台上。这样，楼上楼下的人都方便接听电话。
电话铃响时，若没有人接，我便会爬半个楼梯去接。我知道没有人给我打电话，但我乐意传电话。我会冲着二楼喊：
“楼上姜小姐电话！”姜小姐便会开门出来，见了我便说：
“谢谢你，胖弟！”有时我也会喊：
“楼上陈先生电话！”陈先生匆匆出来，衣冠不整，穿着睡衣睡裤，见了我不好意思地笑笑。
陈先生以汽车代步，司机开车。每次来总是把车停在弄堂里。时间长了，就会引起邻居的注意。这辆车不是这弄堂里的，怎么总来？人们看到这位先生进入18号，我们家门牌号是18号，于是便有人对我母亲说：
“怪不得你家的房客这么有钱，原来背后有一位先生啊！”
的确，小玲总有新衣服穿，也总有一些新奇的听装食品吃。她爱在我和珊妹面前显摆：
“这东西好吃，很贵的，你们家买不起！”
“我们家是买不起，你们家是有钱！”我姐珊妹这么说。若是总这么摆阔，我们也不想搭理。
（未完待续）

姜小姐闲来无事，有时也会到30号去打麻将。那是一个船长的家，船长跑船，一走得一星期才回，年轻的太太，也用麻将来消磨时间。那天正好三缺一，姜小姐硬是把母亲拉了去，母亲平时不打麻将。
打了两圈，忽然英子跑了进来，低声告诉姜小姐，陈先生来了。母亲听了，便站起身说：
“今天就打到这里，下次有机会再打吧！”可是姜小姐坚持还要打下去：
“英子，回去跟陈先生说，我打完这一圈回来。”
大家觉得姜小姐的做法有点过，但也不能说什么。母亲曾听英子说起，有时陈先生来，姜小姐还坐在外间沙发上，就是不进里间去，甚至装模作样地打起毛衣来。
姜小姐家有一套刻花的玻璃茶具。每个玻璃杯上刻有江河、帆船和岸上的树，天空有云朵，其间描了一些飞鸟。
据小玲说，她们家每个人的杯子都是专用的。她的杯子上有5只飞鸟，舅舅杯子上有7只飞鸟，妈妈杯子上有9只飞鸟，而陈先生杯子上有13只飞鸟。
我心想，这大概是按年龄次序排列的，5、7、9之后应该是11：
“为什么陈先生杯子上的飞鸟，突然变成13了呢？”
“因为陈先生他13啊！”小玲很得意地说。大家都笑了起来。上海人都知道，13这个数字的含义！
英子对我母亲说：
“这些红色的飞鸟，都是姜小姐用指甲油，一点一点描上去的。洗不掉的！”接着又在我母亲耳边悄悄说：
“姜小姐就是会作践人！”
（未完待续）

（6）
父亲把顶房子得来的这笔钱，已全部投进去了，至此尚没做成，这事急也急不得，只能慢慢等待时机。
父亲有时也做一些小生意。当时物价飞涨，纸币越来越不值钱，大家信不过，交易时喜欢用银元结账。
有一次父亲收到一包银元，后来才知是假银元，再找当事人已找不到了。
一些经商的人在一起，有人说，去试试，能不能花出去。有一个人，自告奋勇去试，便拿了一个假银元，跑到舞厅请舞女跳舞。那时舞女也不收纸币，一个银元伴舞一首曲子。这个人跳完舞，把假银元塞舞女手中，转身便走了。
父亲觉得，这种事是做不得的。舞女也可怜，赚几个钱不容易，不要去害她们。父亲把这些假银元拿回家，告诉母亲和大哥，商量如何处置。
二哥把家中有一包假银元的事，告诉11号和25号，他俩建议问你妈要几个，我们三个出去玩。母亲怕惹出事来，不给二哥。
父亲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觉得这假银元得赶快处理掉。若是还存放家中，万一被当局知道，是要坐牢的。
那天晚上，大哥也来这边吃晚饭，饭后一直没有走，陪父亲在客堂里说话。等我们一个一个离开客堂，回房间睡觉了，他俩才行动。
其实，在白天时，大哥已用竹竿试过，知道后门外的阴沟很深。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俩轻轻开了后门，撬开阴沟盖子，把这包假银元全沉了下去。由于阴沟深，没有多大动静，盖好阴沟盖，了却一桩心事。
抗日战争胜利，同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上海街头常见美国兵。美国把大量的剩余军用物资运到上海来。早几年主要是食品，如那些军队用的奶粉，军人充饥用的巧克力，压塑饼干，速溶固体汤料等等。
我二姐在女中上学，那是一个教会学校，可能与美国教会有联系。每个学生都分到一大包奶粉，当然都已结了块的。至于巧克力，是大块的纯巧克力，足有1英寸厚，在食品店出售，价格便宜。
这两年，又有军用品出现在市场上，有美制军用挎包，军用小刀，军靴等等。还有美国军装，军帽，不公开卖。那些一起经商的人，有人弄来几套军装、军帽，父亲看着新奇，也弄回来一套。
二哥看到这套军装，满心欢喜，只怕父亲不给他。美国兵都是高高大大的，这套美国军装，只有二哥这样的体格，穿上才有样。父亲把军装给了二哥，嘱咐他不要穿到人多的地方去。
二哥穿上美国军装，照镜子，自我欣赏。后来又穿到弄堂里，11号、25号好羡慕。Helen和碧玉的眼睛就跟着转，觉得二哥太帅了。
（未完待续）

有一天，我在信箱里看到一封信，是我二哥的，便拿回来。因为我和二哥睡一个房间。信封上没有落款，只有“内详”两个字。二哥回来了我便把信递给他。他看信封，也不知谁来的信，打开一看，没有文字，只是在白纸中央印着一只红唇。就是搽了红唇膏，然后印在纸上的。
这张嘴的形状应该说是很完美的，其上还有细细地竖向纹路。二哥看着，似有一阵笑容掠过。
“二哥，这是谁寄给你的红唇？”我说。二哥笑笑，不回答。
“人家想跟你亲嘴吧？”我又说。
“谁跟她亲嘴，让她亲你一个！”说着就把那张纸往我脸上一拍，我的脸上便蹭上了红色，纸上的红唇也破了相。
二哥早就认定是Helen搞的，这事只有她做得出来。他不喜欢她，随手把那张纸撕了，扔了。
二哥很喜欢这套军装，在11号和25号的怂恿下，他穿着军装和他们俩一起上街了。走到街上，路人都会多看他几眼，这小伙子多神气啊！
他们仨一直走到南京路，那是个闹市区，警察多。他们忽然感到，已经被警察注意上了。此时来不及了，能躲哪儿去？最后被警察带进了局里。
11号和25号说，是第一次穿上街，说尽好话都没用。警察给家里打电话，说你儿子没衣服穿，赶快带一套衣服来，把你儿子领走。母亲接这电话，吓坏了，叫大哥去办这事。
最后，还好，只是没收军装，告知外国军装是不能随便穿的。父亲确实后悔，当初不该弄回这套军装来的。
（未完待续）

(7)
那时，随美国兵到上海来，还有一种东西带了进来。有人见过，说是用锡纸包装的，很精致地装在盒子里。一般中国人没见过，也不用这东西。不过，像某些有钱又有门道的人，可能用！
一天，陈先生和姜小姐一起出去，英子就去叠被收拾房间。正在这时，对门12号的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大姐（即小保姆），来找英子。她刚到上海来做女佣，今天东家给了工资，想买一块花布做衣服，来找英子陪她去。英子让她等着，收拾完房间再去。
这个小大姐在房间里东看西看，忽然发现床下有一个洋泡泡（即气球），拿起来就吹。英子看了急死了：
“快丢，快丢，这脏东西，哪是洋泡泡！”她俩下楼时，英子还叫她去洗洗嘴巴。母亲问，怎么回事？英子说了，母亲摇摇头，无话可说。
陈先生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他只是在白天来混混，从不在姜小姐这里过夜。可见他是一个惧内的人。即使他如何小心，她太太还是知道了。问题就出在司机身上，司机早看出来了，司机是可以买通的。
那天，司机把陈先生送到姜小姐家，回头便去接陈太太，于是便发生了一幕闹剧。陈太太气呼呼地上楼，撞进门去，抓一个正着，便大闹起来。
正好那天，我们家客堂里，来了几个邻居，和母亲在聊天。忽然听到楼上，两个女人大吵大闹起来。也就不再说话，扯起耳朵来细听。客堂的楼上，就是姜小姐的外间。……
最后，陈太太获全胜，边骂边下楼，在她身后跟着这个陈先生。
我们家楼梯是直通客堂的，楼道里比较暗，而客堂里比较明亮，下楼梯时都会不由自主地看一眼客堂。陈太太一定没想到，客堂里坐着这么些人在听她吵架，扭头便往后门走去。而她身后的陈先生，居然微笑着向客堂里的人点头示意，还耸耸肩，表示他的无可奈何。
待他俩走出后门，母亲轻声说：
“这陈先生还嬉皮笑脸呢！”客堂里的人便议论起来。
过了一会，忽然听到楼上有动静，是姜小姐开门出来，到楼梯拐角平台打电话。显然是打到陈家的，对着电话大骂一通，最后把电话一摔，似乎出了一口恶气。客堂里的这些人，都说，这电话打得多余！
（未完待续）

此后，陈先生确实有些日子不来了。姜小姐还像以前那样，日子过得悠闲自得。倒是有更多的时间，带着小玲出去玩。看电影，或者逛公园。
姜小姐原来就有许多相好的女伴，只是因为那时有陈先生，这些女伴也就不来往。现在这些女伴，三五成群地来，都是打扮得十分入时。她们一起逛百货公司，去买那些最时尚的服饰。
难怪小玲要对珊妹说：
“我妈妈最好看，她是‘白雪公主’！”
珊妹不认可，她觉得姜小姐是很漂亮，但不能和“白雪公主”相比。
有一天，陈先生又出现了，见着我父母，依旧客客气气，总是G先生、G太太地打招呼。
这是怎么回事？原来陈先生的汽车不再开进弄堂，而是把车停在离弄堂较远的一个地方，然后再步行而来。
今天停在这个十字路口，明天又停在那个十字路口。显然是想躲过司机的眼睛。想想这位大律师，也真有点可怜，一个雇来的司机都摆不平！
今天到这个十字路口办事，明天又到那个十字路口办事，反正离姜小姐住处都不太远，难道司机心里不明白？司机明白，心照不宣！司机既可被陈太太买通，自然也可被陈先生买通，两面讨好。
（未完待续）

（8）
那年，我二姐正在上高二，她有一个要好的同学，名叫谷盈。二姐经常去她家玩，而谷盈从不来我们家玩。
谷盈妈妈只生了一个女儿，听说我姐还有一个弟弟，便说，哪天把你弟弟带来。这天，二姐便带我去谷盈家。
从我们家往西，走着走着就到谷盈家了。我们家在城市的中部，她家在城市的西部，两地的房子是不太相同的。我们这边，多是石库门弄堂房子，而市西则是小洋楼居多。谷盈家就是花园洋房。
院子的大门是关着的，必须按门铃，才有人来开门。走进院子，看到的是树木、草地，以及一前一后的两栋小洋楼，自然形成前后两院。二姐说，前院大些，住的是她大伯家，大伯家孩子多，有的比谷盈大，有的比谷盈小。后院小些，住的是谷盈家。
往后院走去，便听到清脆的钢琴声。二姐说，那是谷盈在弹琴。乐曲是很欢快的，后来才知，那就是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我和二姐走进屋去，便是客厅，找个椅子坐了下来，没有打扰她。直到她弹完曲子，转过身来，才发现我们已经到了，便高高兴兴地走了过来。
谷盈长得很好看，眼睛特别有神，动作又十分优雅，拉着我的手，笑着，笑起来就更好看了：
“你们姐弟俩很像，只是你弟弟胖了些！”
这时，她妈妈进来了，是一个很干练的女人，头发梳得光光的，在脑后盘一个发髻。看到我，很是喜欢，把我揽在怀里，问这问那。还嘱咐女佣，今晚做什么菜，留我们俩吃晚饭。
晚饭的时候，谷盈妈妈尽给我夹菜，把我当客人来对待。回家的路上，我跟二姐说：
“姐，我喜欢她们家。……怎么没见到她爸爸回来吃晚饭？”
“她爸爸在国外，好几年了。总有一天，谷盈也要去国外的。”
到了48年底，父亲任然关心他投进去的那笔钱，总没有结果。理应这个走势，却会那样发展，弄不懂，不按常理出牌，眼看就要泡汤了。
父亲一生中，做过许多买卖，这一次是最失败的，他永远不会忘记！
(未完待续)

其实，解放前这几年，国民党一直牢牢地掌控着上海的金融业，它在撤往台湾之前，必须带走尽量多的钱。你想，一般个人如何对付得了政府？政府必然会把你搞得血本无归。所以，父亲在解放前的这次投资，必然以失败而告终。
此时，有许多人往南走，或往外走。父亲没地方可去，也不想往外走。他对国民党政权不满，完全失去信心，而对共产党又很不了解。一切顺其自然，等待改朝换代吧！
49年初，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共产党全胜，国民党政权节节败退，大势已去，即将撤退台湾。大姐所在的“中央HK公司”已决定搬迁台湾，动员全体员工一起去台湾。
大姐和大姐夫都是该公司的员工，大姐进公司时间不长，大姐夫进这公司已有五年。这公司条件不错，收入也可以，但大姐和大姐夫双方家人都在上海，他们不想离开上海。于是决定留下，即使会失去工作。
春节临近，姜小姐一直在忙。忙过年？也说不清。她进进出出，英子也不清楚姜小姐在忙什么。这段时间，陈先生也匆匆来，匆匆走，好像也在忙什么事。
过了春节，姜小姐忽然要回苏州，她说苏州老家有点事，得回去个把月。小玲快开学了，不能同去。
于是，姜小姐便安排好，她不在的日子，让英子和小玲一起睡里面那张双人床，舅舅还是睡外间沙发。还托付我母亲，多多照顾她们家。
临别时姜小姐流泪了，一再叫小玲要听舅舅的话，让英子照顾好小玲。小玲倒是没觉什么，要她妈妈回来时带苏州的嘉应子。
陈先生来了，还用车送她去火车站。母女俩就这么分开了。
过了一个月，姜小姐没有回来，倒是陈太太忽然闯了进来，气呼呼地上楼找姜小姐。当那个舅舅告诉她，他姐姐一个月前回苏州了。陈太太心中也就明白了。于是，大吵大闹，乱甩东西，撞门而去。
原来，那天陈先生不是送姜小姐去北火车站，而是一起去了十六铺码头，登上了海轮，去了台湾。
（未完待续）

（9）
到了这一年的春天，街上依旧有人在哼唱“三轮车上的小姐”、“假正经”等当年这些流行歌曲。这些歌曲，解放后再没有人翻唱过，想必不是什么好歌。
而在学校里，我们学会了一首新歌，那就是“南泥湾”。只唱第一段歌词，大家觉得好听，也容易学。一次校会余兴节目时，我还和同学们上台唱过。当年不知道这是解放区的歌，为什么会在解放前的上海校园里流传开来？
正是黎明前的混乱，黑暗，疯狂。
一天，母亲清晨去买菜。那时菜场只有早市，5点到9点，卖完就没有菜了。菜场一般在背街，露天的，人来人往。
母亲忽然听到警车声，便看到一辆警车开进菜场，停在一个小弄堂口。有警员跳下车来，要求这些上街买菜的家庭妇女，一律面壁而立，不许回头看。这些婆婆妈妈都害怕，只得乖乖地站着。
这时，车上下来几个身强力壮的人，冲上一栋小楼，不一会就拖下一男一女，都捆绑着，推倒在地。这一男一女还高昂着头，大声呼喊。母亲不知道他们在喊什么。接下来就是几声枪响。很快就把这两个人的尸体，扔进跟随而来的一辆卡车，两辆车飞速驶离。母亲她们吓得半死。
母亲回来说所见所闻，心有余悸。母亲说，人即将死去，却还在高呼着。现在想来，一定是在高呼革命口号。他们视死如归，他们知道胜利已经不远了，他们正在迎接解放，然后，他们就牺牲在胜利的前夜。
4月，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解放了。到了5月初，杭州解放了。上海和这两个城市呈三角形，两个点已失守，最后一个点如何守得住？
当时有谣传，说国民党一定要保住上海。最前线的是日本兵，中间是国民党军队，最里面的是美国兵。这种传言，现在看来，太可笑了，其实在当年谁也不相信。
那时还有人说，共产党来了，没有私人财产，一切充公，连老婆也是公用的，这叫共产共妻。大家听了，不过哈哈一乐，并不相信。
那天晚饭过后，二姐又去谷盈家。谷盈家只有两个人，加上一个老娘姨，住这么一栋二层小楼，实在太宽敞了。她父亲在国外，不汇钱来，也没有音讯。这几年全靠积蓄过日子。她母亲有时对谷盈开玩笑说：
“他要再不回来，我们娘俩把这几个钱用完，就去死！”虽然谷盈知道她妈妈说着玩，但心里还是有想法。便对她母亲说：
“咱们该把楼下的房间出租，也好有点收入。”于是，楼下两间房出租了，来了一对夫妻，和一个朋友。
二姐上次来就看到了这三个人，这次来又看到了。
（未完待续）

正是5月中旬，天气已经很热了。傍晚时分，楼上楼下两家人，正坐在院子里说话，二姐也就坐在谷盈旁边。
的确，从中旬开始，就不时听到远处传来的炮声。他们说，闸北已经被占领了，很快就要越过苏州河了。他们说，浦东也被占领了，很快就要渡黄浦江了。原来听到的炮声不太连贯，时断时续。如今，可以说，已炮声隆隆了。
那两个男人很肯定地说，19号就要发动总攻！
二姐离开谷盈家时，谷盈一直送到院门口。对我二姐说：
“他们说的话，听过就算了，不要跟别人说，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二姐回家后，还是忍不住跟家里人说，听说19号就要发动总攻。父亲和大哥听了不吱声，二哥就是不相信，总攻的日期怎么可能事先泄露？
离5月19日还有三天时间，没有人在算计，也没有人在等待。日子照旧一天一天地过。
到了19日这一天，远处依旧传来炮声，时断时续，似乎与往日没有区别。二哥和11号、25号一起去一个同学家，那个同学家还有点远。从下午一直玩到晚上，不见回来。
到晚上，炮声越来越密集，也越来越近了。到了晚八点，拉响了警报，马路上开始戒严，行人和车辆都加速赶回家。
我们这条弄堂，过街楼下有一道大铁门，在我记忆中似乎从没合上过。此时，这道大铁门合上了，只开一扇小门。
父亲和母亲开始着急了，这老二哪去了？怎么还不回来？他俩就一起站在弄堂口，翘首张望。……
此时，马路上已空荡荡，也没有路灯，昏暗一片。父亲似乎看到一辆三轮车，从远处急速驶来，车上坐两个，车后还跟着一个跑步的。父亲终于看清了，蹬车的就是我们家老二，立刻打开一扇大门，好让三轮车驶进弄堂来。
三轮车进来了，立刻把大门关上，连小门也关上了。三轮车上下来的是11号和25号，后面跟着的却是三轮车夫。父母把二哥带回家，什么都不用说了。
（未完待续）

（10）
炮声越来越近，也越来越密集。我们一家人，都静静地坐在客堂里，点一盏很小的灯。楼上小玲也没有一点声响，估计他们三人也静静地坐着。
后来，我和珊妹坚持不住，父母让我们俩先睡。珊妹不敢一个人上楼，父亲让我们俩就睡在后客堂，若有什么事，随时可以叫我们。
我迷迷糊糊睡着了，耳朵还是能听到声音，不光是炮声，爆炸声，还有枪声，枪声是很尖锐的，也很近，好像就在弄堂口外的马路上。……
第二天早上醒来，真是万籁俱寂，一点声息都没有，仿佛掉进了寂静世界，连麻雀都不叽叽咋咋了。
平时不会注意邻居家的开门声，这时反倒听得特别真切，想必有邻居开门出来探情况了。父亲和二哥也打开后门，出去看看，和邻居交谈几句。此时，真还没有人敢走出弄堂去，弄堂口的大铁门依旧关着。
父亲和二哥出去很长时间，不见回来。我和二姐也溜出去，看到有些人家的小孩也出来了。我们随大流，到人多的地方听人说话。那几个是住在过街楼上的，说昨晚看到了一场激烈的巷战。一伙士兵由东向西一边还击一边撤退，另一伙士兵一边射击一边追赶。子弹呼啸，一些器械的响声。
有人问，难道你们不怕挨子弹？他们说，我们在过街楼上，哪敢探头看啊！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只敢撩起一小角窗帘，偷偷往外看。那些追赶的士兵只打敌人，并不想吵扰市民。
也有人说，弄堂口的这樘铁门还真管用，若没有铁门，逃兵跑了进来，就打到弄堂里来了。
此时，二哥看到昨晚他们三人顾的那辆三轮车，车上坐着的就是那个三轮车夫。二哥想起昨晚慌慌张张，连车钱都没有给，此刻便给了他。那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还道谢，说昨晚多亏躲进了这条弄堂，算是平安度过。他就这么在三轮车是坐了一晚，天亮才睡着。
（未完待续）

看来一切平安，不会有事，便有人把大铁门打开了，大家便走出了弄堂。人们并没看到风暴过后的杂乱，没有死去的士兵，也没有遗留的枪支。据过街楼上的人说，有卡车来，天亮前便清理了现场。
大家只是站在弄堂口，不敢走远，地面上确实很干净，可是墙上有许多弹痕，还有少量血迹，毕竟战争是残酷的。
人们还是站在弄堂口，人行道上没有来往的行人，马路上也没有汽车和三轮。一眼可以看得很远。
忽然听到汽车马达声，由东向西驶来一辆卡车，卡车上站着好些人，举着一幅很大的画像。车上的人很兴奋，向弄堂口的人群示意，还高呼口号。大家抬着头，傻傻地望着，不太明白什么意思，看卡车远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卡车又从西向东驶来，还是举着画像。我问二姐：
“画上这个头发很长的人，是谁？”
“可能是他们的领袖吧！”二姐也不能肯定。那时，大部分市民都不知道共产党的领袖是谁，根本就没听说过“毛泽东”三个字。这幅 画像，头发确实很长，并不是后来建国时用的那一幅，建国初期的那幅是戴帽子的。
几近中午，商店依旧关着门，但人们开始走动起来，我也跟着向十字路口走去。这个拐弯处的人行道比较开阔，太阳照着，看到很多军人坐在地上休息，非常安静，根本就不想打扰市民。经过了一夜战斗或一夜行军，一定是又渴又饿。这时有一家商店的伙计开了门，提出一桶正冒热气的开水来，让军人喝。军人道谢，接过水桶，大家分享。这些守纪律的军人，就是解放军！
上海就这样解放了！
那天二姐从谷盈家听说，5月19日就会发动进攻，大家都半信半疑。可是，到了19日，解放军真的打进来了。这就叫人想不通，怎么可能提早泄露军事机密？也许，谷盈家的房客随口瞎编，只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吧！
5月19日晚进攻，20日上海局部解放。网上能查到上海局部解放，在5月21日，相差一日，我弄不清。至于上海全境解放，是5月27日，那是公认的，不会错的。
（未完待续）

（11）
解放那天，一整天都在好奇、新鲜中度过。
第二天早上，好像一切都恢复正常，我和珊妹，以及小玲三人一起去上学。那天我们仨想穿过一条小弄堂去学校，这样更近一些。这条小弄堂很窄，又不干净，平时我们很少走。
三人刚进去，便看到地上躺着一个血肉模糊的士兵。听旁边的人说，人已死了，昨天早晨就在这里了。这时有一个人，正在扯士兵的绑腿，也许他想找一点有用的东西。人死了，就不要折腾他，让他安息！我们仨不敢看，匆匆走过。
这条小弄堂是没有铁门的，前天晚上这个国民党士兵，想必是受了伤，而逃进小弄堂的。因为躺在小弄堂，昨天清晨没有被清理走。
到了学校，同学很少，也不见老师。不一会儿，二姐来了，父亲让二姐叫我们回家，今天不上学！小玲便和我们一起回家了。
到了第三天，我们再去上学，老师也来了。大家都处在一种兴奋状态。这段日子，无法正常上课，主要就是学唱一些新的歌曲。第一首便是用上海方言填词的秧歌调：
我伲大家来欢迎，欢迎人民解放军。
今朝伊拉到上海，老百姓翻身日脚到。……
还学唱“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你是灯塔”，等等。
刚解放的那些日子，游行特别多。某一个城市解放了，或某一个省解放了，就要游行庆祝。某一个节日到了，也要游行。
敲锣打鼓，舞龙舞狮，以及腰鼓队，秧歌队等等，都是从北方传来的喜庆活动。而具有上海特色的，则是一些洋乐队上街。还有人们抬着一个和平女神！这个女神，一定是穿着白色纱裙，高举一个火把。也许，人们厌倦了战争，期盼和平的到来吧！
这些日子，大家很闲。父亲天天闲在家里，大哥大姐虽然不和我们住在一起，也知道他们暂时没有工作。二哥去年高中毕业，一直闲着。只有我、珊妹和二姐在上学。虽说在上学，作业也不多，都说解放，老师也不敢严管了。
（未完待续）

那天，二哥、二姐、珊妹和我四个人玩扑克。二姐忽然问：
“哥，19日晚上你们怎么回来得这么晚？”二哥笑起来了：
“那天下午，我和11号、25号去某某家，也是玩扑克。吃了晚饭，继续玩，因为有一点小输赢，也就停不下来。等我们发现天色已晚，刚想走，警报就拉响了。我们三个慌慌张张出来，已没有公共汽车了。好不容易，看到一辆三轮车，我们三个人便硬挤上車。
“我们都是大小伙子，三个人根本无法坐，即有一人使坐在别人腿上，人家三轮车夫也蹬不动。所以必须下来一个人，谁也不愿下来。最后决定轮流下来一个人，跟在车后推车，以加快速度。推车的人是很累的，我情愿蹬车，也不愿推车。就这样，我让那个三轮车夫下来，他俩坐车，我蹬车。我蹬得飞快，三轮车夫紧随其后跟着跑，生怕把他的三轮车蹬跑了。”
“哎呀，这个三轮车夫为了多赚几个钱，不容易，碰见你们，也够倒霉的！”
“第二天，在弄堂我碰到他了，我把赢的钱都给他了，我谢谢他。他也谢谢我，因为他在我们弄堂里呆了一晚，躲过了巷战。”
意想不到的事，结果还不错！
楼上的小玲，原来只知道她妈妈去苏州一个月。后来她舅舅只得告诉她，她妈妈去了台湾，那是一个遥远的地方，一时不能回来。小玲不能接受，哭了好多天。
珊妹很同情小玲的遭遇，去安慰她，陪她一起玩。跳橡皮筋原先是北方女孩玩的，解放后也传到了上海，珊妹和小玲合买了一根橡皮筋。跳橡皮筋至少得三个人，于是，我被拉差，帮她俩拉橡皮筋。我可不跳，哪有男孩跳橡皮筋的？
姜小姐走得太匆忙，许多事情没来得及安排。她舅舅决定把他们的房子顶掉，拿了钱回苏州过日子。她舅舅跟我母亲说，上海的开销太大，他得回苏州找个事做。他答应姐姐把小玲照顾好，他让小玲在苏州上学。母亲觉得这个决定很对，不能这样坐吃山空。
刚放暑假，小玲和她舅舅，还有英子就要回苏州了。
珊妹让小玲把那根合买的橡皮筋带走，还送给小玲一串珠子。小玲有许多发卡，让珊妹随便挑一个。我是男孩，没什么可送，和小玲同学了一年半，只希望以后还有见面的机会。
小玲他们走后，搬来了新房客，在这里就不提他们了。
（未完待续）

（12）
转眼便是50年了。这一年的春天，大哥大姐相继有了工作。
大哥被安排在进出口公司，他对这个工作很满意。大姐被安排在一个中学教英语，这个中学远在郊区，与她原来所在的“中央HK公司”相比,待遇差远了。但是大姐并无怨言，在新社会有一份工作就很好。
父亲解放前经商，做买卖，有时还做一点股票生意。现在，像股票这一类，是不能做了。他不像大哥大姐那样，有专业特长，年纪也过了五十，政府不可能给他安排工作。
他也想得开，只要儿女有出路就好，自己能干点就干点，解放初，做买卖还是可以的。
有一天，他在清理以前留下的东西时，发现两个存折。存折上写的是我和珊妹的名字，是前几年开户存上的。当时父亲为什么要给我俩存钱呢？也许他觉得我俩尚处幼年，往后的日子难以保障吧！时间长了，便把这两个存折忘了。
如今解放了，解放前存的钱，解放后想必是不能取的，这两存折也就废纸一张。好在存的钱并不多，父亲随手把存折递给母亲：
“过期了，扔了吧！”
事情也很凑巧，只过了三个月，忽然有消息说，解放前的存折，还可以去兑现，按新旧币折算。
父亲傻眼了，自认倒霉。意想不到的是，母亲当时接过存折，看到崭新的存折，还一次没有取过，便舍不得扔掉，而是把它收藏起来。
存折还在，钱还可以取，一家人都很高兴。父亲说：
“借给旧社会的钱，居然让新社会来还钱！这件事，共产党办得漂亮！”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