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行走在读书界，常有身在江湖之感。江湖上人来人往，萍踪浪迹，不见面容只见背影。其中不乏若干纯粹的夫子儒生，比如民国学者黄侃。
黄侃是文人。中国文人辈出，俊杰儒流独领风骚，像以文人之身从政、从军的陆游、王阳明、毛泽东，就很有传奇色彩，文人故事口耳相传，文士传统更是绵延久远，还是值得一观的。要说文士的特征，一是学问精深，读书人当以读书为要义，读书又以博览精通为追求。你看他们闭门苦读十载，又负笈远游，拜师求学，待到成年后游历于庙堂与江湖之间，广泛涉猎，把自己练就成经史子集无所不窥的饱学之士。这一点上黄侃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黄侃做学问当为学界翘楚。现在流行语称学术造诣精深的专家为国学大师，多有恭维、礼加之意，但在黄侃身上则名副其实。他读书务求烂熟于心，又好作批语，他的高徒殷孟伦曾回忆道：“先生读孙诒让《周礼正义》时，按日程功，总共费了一百八十天方始读完。……先生又尝读近人撰修的《清史稿》，全书一百册，从头到尾都一卷一卷地圈点过了。……我所见到的先生下过笔的书籍近百部，有的从头圈到底，有的作了详细批识，无不处处可以见到先生所下的功夫。”事实上，他读书总是笔耕不辍，常言说“不动笔墨不读书”，季刚先生真正做到了。二是使命担当，如果一个读书人只知道皓首穷经，为做学问而做学问，那一定迂腐呆板之极，最后就会走向死胡同。曾子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就是说要有更壮阔的理想和担当，牢记“天下兴亡，我的责任”这个道理，而不是精致的个人主义者。黄侃可是把治学看成是“存种性，卫国族”的手段，胸中有学识，心中有国事，做学问的格调并不狭隘。他参加过同盟会，斗过独裁者，写过激愤诗，是跟老师一样的壮怀激烈之士。三是斯文儒雅。在我们惯常的意识里，读书人明事理，有涵养，讲礼仪，当然要有一派谦恭厚道的作风，老祖宗孔子就是万千读书人的榜样，当然也有不买账的，不以为然的，这倒不是忘了根本，而是书生的意气使然。
他是旧派人物，跟胡适、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闯将有过多次交锋。在东京民报社的时候，陈独秀跟章太炎聊天，以清朝汉学家籍贯在皖而自豪，且轻视相邻的湖北省没有出过大学者，此言一出，隔壁的黄侃马上坐不住了，跳出来反诘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 某次宴会上，胡适大谈墨学，黄侃跳起来就说：“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蛋!”言谈笑骂，由着自己的性子去做，典型一狂生。
其实黄侃的狂还没有达成登峰造极的地步，这让我想到两个人，一个是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期间，一次日军空袭，师生纷纷跑防空洞，刘在路上见到沈从文，大骂道：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为学生讲《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可你跟着跑什么？”好在沈从文脾气好，没跟他计较。还有一个是李敖，他在书中写道：五十年和五百年来，中国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上骂我吹牛皮的，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这两个人真是狂到家了，黄侃在他们面前恐怕也要自叹不如吧。
人之狂、人之傲有种种，如得志小人的猖狂，暴发户式的傲慢，权势人的专横，黄侃等人的狂，与这些有天壤之别。小人之狂在于得宠后的肆无忌惮，富庶权贵们狂在物质地位的优越，而黄侃们的狂狷在于内心持守的法则。黄侃的同盟会故友居正受蒋介石软禁，老友们唯恐避之不及，他却常至居正囚地，与其谈心解闷。后来居正东山再起，复登高位之后，他竟不复往见!居正挂念这份情谊，亲赴量守庐中诘问他为何不再来，他正色答道：“君今非昔比，宾客盈门，权重位高，我岂能作攀附之徒!”
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傲骨和风节了。战国时期的孟子就是这种书生本色的代表。齐宣王称病，他也称病，孟子游说君王从来不看他们的脸色行事，行卑躬屈膝的那一套，他自己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
于是，我们读到了黄侃和许多同道之人行事怪诞、卓尔不群之处。
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目空一切，无所敬畏，他们可以抵制名缰利锁，傲视权威权贵，但在真理、真知面前却无不顶礼膜拜，在真正的大德大才之人面前，他们必定会折节称颂，俯首行礼。章太炎在东京办《民报》时，黄侃慕名前往寓所拜学，但见壁间大书前人语，以自比仲尼大禹独步天下，遂心疑此人未必货真价实，后读到《民报》所载太炎先生文章，钦慕之至，疑虑顿消，叩头称弟子。刘文典公开承认自己的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他说在联大只有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而自己只能拿四十块钱，这种心怀的高山仰止之情可见一斑了。
何谓知识分子？还是西方哲学家杜威说得全面：“知识分子的特征有两方面，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二是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的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头，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然而在今天的学术环境中，我看到的是知道分子，跟风分子，抄袭分子。曾在报刊上读到这样的新闻：说是某高校教授把学生的论文拿来作为自己的科研成果，被查出后还大呼冤枉；开探讨会时一团和气，与会专家者对主讲者的论点一致认同，赞不绝口……学者在权势面前唯唯诺诺，毫无主见，不敢批评，不敢明辨，以求关系和谐、职位安稳，这种不敢发声的温和主义、好人主义，最后只能导致学术万马齐喑，噤若寒蝉，学术的明灯黯淡了，旷野里满目萧索，一派荒芜。
二
对比黄侃，我们真正缺的是脾气。有脾气也不定是坏事。旧上海闻人杜月笙说人有三等：头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末等人，没本事大脾气。在我看来，这头等人是厚德载物的圣人，道德无边，令人仰视，投去的永远是尊敬和崇拜的目光，可作师长和先贤，如蔡元培先生；这二等人便是夫子，有学术识见，有风神，爱较真，有痴劲，可做思想之友、学术之友，黄侃便是。他的师弟周作人说：“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 脾气大概是读书积淀的结果。
二三十年代在中央大学教课的名流颇多，大多西装革履，油头粉面，进出也是以车代步。唯有黄侃穿的是一件半新不旧的长衫，并用一块青布包裹几本常读之书，一看便知是书生打扮。遇上雨天也不穿胶鞋，穿一双土制皮木钉鞋，据说可以防滑践泥，课后晴天，他换上便鞋，将钉鞋用报纸包上夹着出校门。新来的门卫却不认得黄侃，唯见他土里土气，又带包裹，上前盘问，还要检查纸包，黄侃最看不惯这种势利眼作风，放下纸包就走，从此不再去上课。系主任见他连续几天未到校教学，以为病了，遂登门看望。黄侃不解释，系主任不知原委，只得回去报告校长，校长再三询问，黄侃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校长再三道歉，恳请先生回校，黄侃就是不从命，任谁来劝也没用。脾气，有的时候也暗合了教授的学术身价，成了名士的一张名片。
但黄侃的名声也没有想象的那般好。有人调侃他是“九婚一生”，自古英雄皆好色，风流倜傥也是名士佳话，民国学人有几个旧爱新欢的也不奇怪，但像黄侃这般好色到不太顾及师生人伦的程度，并不多见。他发妻尚在，却骗取学生黄绍兰与自己用假名办了结婚证，待到回女师大教书时竟偷偷与一彭姓女生同居。而可怜黄绍兰有恨无处诉，有理无处伸，被气昏掉了，自缢身亡。黄侃为防人打扰读书，门上挂一小木牌，上书“坐谈不得超过五分钟”，女学生舒之锐和程俊英去老师处借阅杂志，见到木牌后正要掉头走，黄侃说：“女学生不在此限，可以多坐一会儿。”师母汤国梨女士就直言黄侃“有文无行，为人所不齿。”
除了贪色，酒食也是夫子最爱。他曾有言：“有菜一切好说，无酒寸步难行。”翻翻黄侃的日记，卷卷都有菜名，“好酒好菜，放马过来。”有一回黄侃闻香识别佳肴，这办私宴的主人不巧是被黄侃骂过的，不相往来已有多年，但为了美食，只得暂将脸面丢掉，遂请刘成禺去说情，让主人发个请柬，主人最后把请柬送来了，但有一条件：只准黄侃开头吃，不能开头说。黄侃也只得点头当哑巴。宴席上放开肚子，大快朵颐，不亦美哉！
你看，生活中的黄侃也是这样，把老祖先传下来的斯文儒雅之美德丢掉云霄之外了，但要说是离经叛道未免有点过。古人不是早说了吗，“食色，性也，尤知味。”他就是这样的至性之人，本性之人，好诗文，好骂人，好酒色，好美食，结合在一起，才能看到黄侃的多面。从不在乎别人的飞短流长、闲言碎语，毁誉由人评定，我自泰然处之。太炎先生晚年为学生说了一句辩白的话：“恐世人忘其闳美而以绳墨格之，则斯人或无以自解也。”意在提醒世人不要苛责黄侃，要看主要的方面。黄侃是从传统的夹缝里走出来的人，而我愿意这样来形容夫子:他是断崖旁的一缕惊风，他是深井口的一弯冷月，他是流水倒映云山孤影，他是天地空茫半夜残雪。
今天，他的故事和他的学问一样声名俱著，广为流传。他曾发宏愿，五十岁前不著书，又曾谆谆告诫自己的生徒：三十岁以前不要轻易在报刊上发表文字。如果这样的做法放在今天的高校，还会有人尊他为国学大家吗？一叹。他曾以“仰山铸铜、煮海为盐”来形容中国学问的广博渊深，不可不谓精当，其中也道出了旧时代学者研学的艰难和不易，今日还有多少学者在传统文字音韵学的山阴道上拔剑四顾、踽踽独行呢？二叹。江湖常在人易老，黄侃未及五十岁就终老儒林，其实，还有千般未竞的事业在等着他，更悲催的是他不是死于书桌上，而是死于酒桌上，太炎先生讲他是：“断送一生唯有酒，焉知非福。”三叹。他作为学界前辈，那夫子的形象和狂生的性格，就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学人的一道奇逸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