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有大义

我们读经，知道《春秋》粲然深美，浩然繁博。其中所写的诸如齐桓、晋文之事，是事，也是史，文成数万，其旨也数千，但是关于大义，就是后人所说的“春秋大义”，烺烺然的也只有二百余处，所以大义从一直以来就是一些很难得的东西。因为难得，所以更为珍贵，这也是《春秋》之所以高于其他相类书籍，比如《尚书》，更深入人心的原因所在。我们的写作应该都是朝着大义这个方向去的。可以说，文章要实现一个作家写作的公共性指向，文章里就应该要有大义，而如今更为强调写作主体的作家，其写作的指向在走向自我的时候，也更需要大义的存在。古代士子讲究家国情怀，认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认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都是在强调这种大义。但是，之后这种大义就慢慢消解了，魏晋时期，大义渐渐没落，文人多是躲避起来避祸，到了五代，干戈渐多，“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在江南，李氏君臣更是崇尚文雅，虽有‘王国之音哀以思’，但更多的是‘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的绵软，何谈大义存在，之后大义一词，也只能在文脉中时隐时现了，所以越往后，文章越写得不行，这应该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