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宗明义，诗歌是好的，但是诗歌不是最好的。
诗歌是文化，然而诗歌只是构成“文化”的一个极小部分，远不是全部。这一点和第一段作互证关系。
比如，如果单单的只读诗歌，不读历史或者类似于历史的记录，可能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会觉得那位李大人肯定是位关注弱势群体，同情农民伯伯，并大概率会为他们谋福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贤良；比如那位“取次花丛懒回顾”的肯定是位多情且专一爱卿到死方罢休的绝世好男儿红尘翩翩佳公子。
但是诗歌不是骗子，骗子是写诗的人。
但是他们的诗写的是真的好，他们诗里的情感真的很能打动并感动不明真相的后人眼泪哗哗。
这里说的是情感，非有情时方动笔，大概是很多写诗人的惯例。
然而诗歌有标准么，硬性的标准么？
我不觉得。
因为我觉得，“标准”是后天的产物，只有心中没有“标准”或者不以“标准”为意的时候，后天产生的这个“标准”大概率就会自然而然的出来了。
——是你或者你的诗创造了“标准”，而非“标准”成就了你的诗。
——我若以“真情”这个标准来套用，恐怕我就成了被那两位或者更多的骗子骗了还帮他们数钱的傻蛋。

“标准”若不具备普适性，那么它只可作为参考，作为个人追求，却不能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成诗。

前段时间恰好看到了一个诗词生成器，大概也即机器人写的一首诗的文章，小编把机器人的诗和太虚的一首诗放一块比较，按小编的说法，它的诗不单确实写不错，甚而至于比太虚的略胜一筹。
——当“标准”成为检验的“标准”的时候，有时候恐怕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这里楼主不说我们的诗歌发展史，也不说诗歌理论是逐渐发展而来，只到完全成熟时的清，然而很奇怪的一个现象，似乎诗歌理论越朝后发展，相对而言越少出现出色的诗人。就算是坡公在遍和陶诗之后，也只说他大概不会有愧于五柳。
我觉得这种现象需要思考。

关于“真情”，“真性情”，在我看来，“我口言我心”，人初始第一时间要说的话，要表达的意思，最能体现他的本心。
不知道别人是如何写诗的？
只说一下自己。
写体古诗词，会用上纸笔，这个于我是没办法的办法：因为某些原因，早已经忘记曾经学到的写作诗词必须要知道的不多的一点平仄格律，且又因某些原因，已经不大容易再学习记忆这些了。
——嗯，我想说的是，年纪大了记忆力减退是一部分原因，只是一部分原因。更大的原因是，原谅这里我不说。
所以，写古体诗词，我必须要对着手机查韵部，查平仄。

但是，写新诗不用如此费事。
所以，在写新诗的时候，基本上是在手机上写，写好了随即发出去。
——我觉得，这便是我初始想要说的话，不用经过后来修正修饰，是可以表示我的“真性情”。
——当然，这样“写”出来的玩意，肯定粗糙。
——原因么，不在乎水平不单不比脚高，也许可能比脚低。
然而又何妨呢？
——慢慢写，写多了，熟练了，“标准”岂非也就随之出来了。

诗歌只是一种工具，记录写诗人所思所见的工具。
——若说“诗歌”有多好有多完美，大概很多时候说的是这个工具“诗歌”，而非更多的指向这个工具的使用者：人。
人有人性。
人性如何？
一神教认为人性本恶。我们的老祖宗认为人性善恶并存，一直争执不休，也没争出个结果。
然而我们可以看看自己，大概就知道了人性究竟是怎么样了。
——我认为，我的人性谈不上多坏，也谈不上多好，更谈不上有多圣啊洁的。
那么，前辈们呢？
——当然，我们老祖宗还有一个“炼心”的过程。
——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其实也都会有“炼心”。
但是，这样若是写诗，就可以达到诗歌的“标准”了么？
我看未必。
——能够达到“标准”的人实在太少，而写诗的，和名诗人又实在太多。
——能够“炼心”的人，也不一定写诗，或者只是偶尔写一点诗。
所以我觉得，作为普通人这个基础来说，如果用“圣洁”或者“神圣”作为对诗歌的标准，不单难为了诗歌，也难为了写诗的人。
——一个对绝大多数人都达不到的“标准”，只能作为是个人追求。

说到达不到的标准，便会不由自主的想到某教：用一个如同人类永远也走不到的地方作为标准来要求人，然后说，你看，你们人类不行吧，所以你们要相信我，只有我才能让你们走到那个地方。

再说说诗歌的贡献：贡献是价值最直观的体现。
我不认为诗歌的贡献大于同时代的比如科技知识，维护民族国家安全等包括经济知识、兵法知识等等这些的贡献。
再从诗人说起。
举一个例子：

比如苏东坡，大概只要是学诗写诗的人，没有不知道坡公的。

但是，和他同时代的章惇，恐怕知道他的人就会少很多，即便知道，大概对章某也并无好感。

然而历史上，于国家民族的贡献，比如经济，比如抗击外侮，这位名声既不大好，更远不如坡公的章某，其贡献却比坡公大的多。

再比如，后人知道唐宋八大家，也都知道不在这八大家之内的范仲淹，但是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欧阳修曾经说过，一百个欧阳修也比不上一个范仲淹。不过，像范仲淹这样的诗人，文人，在历代诗人，文人中，并不多见。何况还有一位和范齐名的韩，韩的诗名后人谁知道？

中华民族不单有文化传承，更有家国情怀，以致今天来看，四大文明古国，其余的三大古国在哪里（不要说印度，一个自己民族文字现在都乱七八糟的地方）？
诗歌具备不具备民族凝聚的能力？
这个问题就好像问一个文盲或者不怎么识字的人，你会不会微积分一样：
历史上我们的平民百姓老祖宗有几个受过教育？有几个赋诗读诗？然而到了需要民族凝聚力的时候，他们恰恰是最大的力。
历史上无论是府兵制或是募兵制或是世兵制，组成它门的绝大部分是不会诗歌的人。
然而正是他们保卫了华夏，使得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化文明得以继续，得以被继承。

诗歌是美好的。
因为这个美好，进而认为是诗歌是最好的，这一点恐怕写诗的人自己也会不答应。
文章本小技，于道未为尊，自嘲也好，借用过来自谦也好，它们各自的贡献或者说价值的事实在那里。
“真如”也好，“真性情”也罢，一定就是最好的么？
未必。
“天子呼来不上床”，是好。然而站到青莲的上司和他最大波士的角度看看：真以为自己是（演义里，虽然这个是后来出现的）凤雏有经天纬地之才，可以醉酒嘻乐荒废几个月的公务，然后半天时间解决？
“斗酒诗百篇”，站到他爱人角度看看。若是今天的美美，“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怎么感觉？或者面对一个整天喝酒酒臭熏天的男人，恐怕不会等到他“仰天大笑”的时候，就已经一脚把他踹门外去了。

诗歌只是诗歌，代表不了写诗人。
在这个意义上，不要把诗歌想的太美好，或者用各种各样的标准让诗歌变得美好。
平常心对待就好。
往大的方面说，比如“去留肝胆两昆仑”，单看这首诗，会有一种作者是接近“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存在感觉。然而若知道了作者现实里的政治主张，恐怕会感叹一下：幸好你没有成功，否则你若实施了你的主张，恐怕会让中华民族陷入到一个更为苦难的当中。
往小的方面说，把诗歌想的很美好，不单会导致把作者想的美好。
作者可能也会认为他自己是美好的。
然而这很可怕，今人已经掌握或者大概知道了人类普遍存在的心理效应。

后人总结出来的诗词理论，不外乎当时作者自觉或不自觉产生而出的理论，以及后人依据前人的诗词结合而成。
问题是，这样的理论就一定全部正确？
正确的前提在于对作品的理解。
我不觉得那些完成理论的后人能够很好的理解前人作品，我认为没有人可以做到。
所以，理论或者标准有一部分其实是自己制定的，而非全部由写出美好诗词的前人制定。
然而理论越趋成熟，越少出现如前人那样美妙的诗歌。
这也是一个互证的关系：
理论或者标准于学诗的人诚然重要，然而它并不是最重要的。

诗歌是艺术，艺术有相通之处（事实上我认为天下万事万物都有相通之处，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
听柴可夫斯基的幻想序曲“罗密欧与朱丽叶”，估计不用听之前，大概就会因这个名字而浮现一副伟大的生死恋情。
我估计大概率听的时候，也还会生出想像。
然而，柴同学是同志：鬼知道他创作这个曲子的时候，他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读二十四诗品的时候，会觉得有些可以做到，有些已经做到。
但是。读到最重要的部分时，便觉得没可能做到：那个境界于我而言，是接近于神、圣、道的存在。
因为人皆有人性的原因，我也不觉得有人可以做到。
现实里的“人”同样也做不到，只能说接近。
——安得广厦千万间，然而若给子美一个位置，需要具备什么样条件的位置，才可以做到？
恐怕若真的给了老杜这个位置，恐怕于现实里大概率他会不得不修正他的这个想法。一厢情愿的想法。
——孔子尚且搁笔于获麟，老聃尚且飘然不知所踪。更何况老聃对孔子说过的某些话了。
不可能达到的“标准”，强而为之，个人觉得，无异于缘木求鱼。

诗歌本身只是工具，只是载体，而且是众多工具中的一种，她是美的，有她的价值。
但是不是必需品，缺她不可，尤其是刻意为之的诗歌，更没必要拔高她。
顺其自然，唯“真我”才可见“真情”。
只有“人”才是最重要的。
毕竟，诗歌里的“真情”有时并不是作者的“真我”。

在我看来，诗歌或者说诗人的价值，比不上那些为我们负重前行的人，比不上解决了我们国家民族安全基石之一粮食安全的袁老，比不上可以为安全保驾护航的于敏理论的于老等等。
——我认为，他们才是具备了接近于神、圣、道的存在。
——道不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