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艰苦抗战，中国终于取得胜利。然而这一段岁月中的人与事，却在后人的转述中逐步走样。在日本投降69周年之际，观察者网近期推出了一系列文章，共计10篇，目前已经到了第8篇。该系列文章通过详实的史料，告诉我们关于抗战目前网上传播很广、影响很大的十个真实的历史事实。


以下，楼主一一转来。

民国军工“黄金十年”

作者：席亚洲 独立军事评论员，IT业观察者


近年来，有这样一种说法在“国粉”圈中广为流行：“民国的‘黄金十年’间，中国工业实力迅速进步，为八年抗战打下了坚实基础。”还有的说：“抗战中，国军多次研制飞机和多种轻武器、火炮，抗战后还研制了喷气式战斗机，还研究过原子弹。其军工科技研究方面不比‘1949年后’差……”此外，一篇网络热贴《民国留给‘新中国’真的是一穷二白吗？》(此文的用心从其标题引号位置可见一斑）也被广为转发。该文称，现行教科书里称“洋钉、洋火、洋灰”之类说法都是“谎言”，民国早已“研制出火柴、铁钉和水泥”，而且还能“制造万吨轮”。作者最后问道：“试问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有多少在世界领先的科技能压倒欧美和日本？上海新楼倒掉的时候，1910年代马牌水泥建造的上海邮政总局迄今不倒，这是为什么？”——换句话来说，此文作者认为“水泥、铁钉和火柴、万吨轮”就是“压倒欧美和日本的世界领先的科技”，认为施工质量正常的钢筋水泥建筑应该和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比寿命。

不过光是从这个角度来辩驳的话，实在不必单独成文。我们这个系列文章，不仅仅是要辟谣，更希望能带读者细读历史，不要被片面的“真相”引入歧途。金庸借韦小宝之口说他造谣的秘诀是“九句真话里夹一句假话”，上述谣言制造者更高明一些，他们说的全都是“真话”，只是隐去了那些他们不希望别人了解的东西罢了。



国民政府1947年制造的“蜂鸟”乙型直升机，几乎没有实用价值

“黄金十年”忘了钢

首先，我们要来谈谈民国的“黄金十年”，看看它是否为八年抗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民国的“黄金十年”指1927年“东北易帜”，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全国”开始，到1937年抗战爆发的这十年。根据百度百科“黄金十年”条目引用据称是台湾的说法描述道：“1930年－1936年间……中国工农业产值达到了清朝末期、民国肇建以来的最高水平。……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工业化的起端，并以官僚资本及引进新组织新技术等方式……进一步扩大经济成果……十年建国时期中国重化工业建设，主要以国防工业为核心……1936年3月……拟定了一项重工业建设计划，预定于三年之内……奠定中国冶金、燃料、化学、机器及电器工业的基础……1937年，这些工厂的产品产量为电力153.3万度，煤2万吨，净钨砂11926吨，锑14597吨，精铜9吨，铁砂6313吨，电讯机425具……就在中国迈向工业现代化之际的1937年起，日本发动了中日战争，并陆续大量增兵入侵中国。据统计，1930年代末期－1940年代中期的中国，因为此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至少6000亿美元，而后果就是让中国现代化进程至少延宕20年。”

上面这段文字，乍一看简直令人扼腕叹息啊，好像民国已经站到了现代化的边缘，要不是日本鬼子，要不是……但细一追究，这些说法简直令人笑掉大牙。我们且不说这“让中国现代化进程至少延宕20年”是不是未卜先知——1937年的20年后，差不多就是新中国建国十周年之际，中国倒真是走上了现代化进程，只不过，和国民政府毫无关系。也且不说那少得可怜的发电量、煤炭产量、铜产量和电台产量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就说说工业的骨骼，钢铁的产量——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为何在这里没有提到钢铁产量？

我们只好去搜索一下答案，一上来就有一个说法很引人注意。“1913年，中国粗钢产量为4.3万吨，而到了1930年，就只有1.5万吨了，‘黄金十年’还不如晚清！”不过这个说法也是在“选择性陈述事实”，因为在“黄金十年”期间，中国出现了一个钢产量的低谷，原因与汉冶萍公司倒闭有关，产量从1927年的3万吨降低到了1931年的1.5万吨，此后回升到1934年的5万吨。随后，好像民国政府突然发威，1935年，中国全国钢铁产量一下子上升到25.7万吨，然后又在两年内翻倍，到1937年达到55.6万吨！

“国粉”们，你们看，我帮你们发现了一个大秘密，民国的钢铁产量在短短3年里增加了11.5倍！这数据，太惊人了……可为啥这么厉害的数据“台湾学者”们都羞于启齿？原因很简单，增加的粗钢产量来自于鞍山钢铁厂，属于日本控制下的伪满洲国——和蒋记国民政府实在是毫无瓜葛，就算脸皮再厚也无法把这归入民国“黄金十年”的成就里。




晋造16式105毫米山炮，这是旧中国制造的比较先进的一种火炮，产量仅30门

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导致1935年后国内钢铁产量上升：中原大战后，多地军阀为抗蒋需要，开始大搞兵工生产，其中四川的刘湘整理四川钢铁厂，到1936年将其产量扩大到年产一万吨钢的水平。山西的阎锡山为了扩大军工生产，也搞了不少钢铁生产，具体钢产量不详，但从他能年产数百门山炮来看，产量可能也不小。

换句话说，南京国民政府手头真正掌握的钢铁产量，反而比清末少得多了。就这点而言，那个“反谣言”只是没把话说完整，因为那1.5万吨钢，差不多就是南京国民政府真正掌握的钢产量。

但是国民政府此时也确实有不少军工项目，尤其是引进德国技术制造步枪、机枪、反坦克炮、野战炮等等，从其产量来看，这1.5万吨粗钢肯定不能满足钢铁的需求。那么这钢是哪来的呢？

民国巩县兵工厂历史中一份1935年1月的材料来源列表报告称：“枪管钢17158.1公斤，来自德奥，枪件钢20867.3公斤，来自德奥，熟铁3446.1公斤，来自德英奥，无烟药3922.16公斤，来自德美奥。其他金属，包括铅铜和所有钢料，油料及化学品，大多进口自外国。” ——几大强国伺候您一个厂，真是倍儿有面子。

这就毫不奇怪。抗战爆发后，诸如37毫米战防炮（反坦克炮）等武器生产因为德国进口的炮钢用尽而难以为继。

那为何会有人做出如此匪夷所思的决策呢？原因很简单：经手人可以从中得到百分之二三十的回扣……民国啊……关于你的话题为什么总是绕回到这上面来？

哦，关于“黄金十年”，也不能忘了说一下，有人以为：民国重工业固然不行，那么轻工业发展应该很好……你们错了。

我们看看民国著名实业家荣氏兄弟旗下面粉企业的故事：荣宗敬和他的弟弟荣德生从1902年投资面粉业开始，资本积累非常迅速，1906年又开始插足于纺纱业。一时间被称为中国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然而，与他们旗下工厂数目和设备增加的同时，工厂的负债也在迅速增加。到1933年，除了3家面粉厂以外，荣氏兄弟旗下其余各厂都有抵押借款，而资本2200万元的9家纱厂所积欠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的债务，在1934年就达到2100多万元，其中二、五两厂，在1936年不得不交给债权团接管。

如果有人不理解上述这件事，可以翻上去看看那段“黄金十年”的功绩，其中有一句话“并以官僚资本及引进新组织新技术等方式……进一步扩大经济成果”，相信现在大家可以明白这其中的含义了吧？

据民国自己的《上海市年鉴》统计资料，从1928年起，历年注册工厂，无论是厂数（除少数一两年外）或资本额，都在逐年下降，资本额下降的趋势更加明显。这就是说，一方面新设工厂的数目减少了，另一方面，数目日趋减少的新设工厂的规模，也更加小了。

上海市这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源都面临这种情况，“黄金十年”里民国的“建设成就”让人还能说什么好呢？

那么，“黄金十年”到底是怎么取得“7.7%的工农业产值增长”的呢？

以下同样出自前面吹嘘“黄金十年”文章里的话可以解答这个问题，其一：“1928年到1934年，先后和外国政府多次谈判，通过四次关税改革，使海关关税大为提高，显著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改善了十年建国初期财政紧绌的劣势。”其二：“国府随即于1935年11月4日实施法币制度，将银本改变为外汇本位，以纸代银。”这关税、法币这两大财源，是国民政府“黄金”进项的真正所在。而这其中，“关税”是帝国主义国家赐予忠实买办的，“法币”则是仗着枪杆子强行推广的。我都不想在这里评论什么了，读者们自己想吧。

至于“黄金十年”和解放后十年的比较嘛……有点不公平，我们就列举中国1949年到1952年的部分工业产品数据吧：发电量，43.1亿度到73亿度；粗钢，15.8万吨到135万吨；煤炭，24.6万吨到193万吨；水泥，66万吨到286万吨……

如果说民国那主要工业品产量停滞、乃至到退的十年可以用“黄金”形容，那1949年到1952年之间的这种增长，我实在不知道用什么来比喻了——顺便说一下，今天中国在上述这些领域的产量全是世界第一。




太原兵工厂内生产的山炮，随着太原陷落，这一兵工基地也荡然无存

民国军工的“黑科技”

说过“黄金十年”，我们正经说一下抗战，说一下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的兵工科技到底有多厉害，以及抗战期间军工生产的一些事情。

抗战期间，中国的军工技术实力和生产能力十分低下。更令人奇怪的是国民政府对于作为军工生产的基础设施的态度：1943年，重庆18家铁厂中14家倒闭，4家钢厂中也倒闭了一家。1944年4月2日《中央日报》称，机器厂维持经常开工者，不及十分之一，停用的工机具约占总数的40%……这种景象与中国当时缺枪少炮的环境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

有人说，之所以不能利用国内的工业开工生产枪炮，是因为国军重视枪炮质量，因为当时国内无法冶炼出合适的枪炮钢材，也只有少数兵工厂拥有制造优质枪炮所需的设备。这种说法实在不值一驳，当时设备远比重庆这些工厂简陋的中共黄崖洞兵工厂还自行研制了“无名式步枪”、“八一式步枪”（与现在的81式不是一回事），甚至用铁轨钢制造了大批掷弹筒甚至仿92式步兵炮。就算这些武器性能难堪大用，那也总比赤手空拳强得多。

更何况，军阀阎锡山曾在山西建设起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可观的火炮工厂，每年可生产200多门山炮。尽管由于设计、材料等原因，大部分火炮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水平，且“经常打几百甚至几十炮就出问题”。但忻口战役中，在当时中国属于“超豪华”水平的晋绥军炮兵也算是打出了“百炮齐发，弹如雨落”的效果。据称此役中晋绥军“炮兵有八个团参加，发射炮弹四万余发”。可惜的是，随着太原陷落，失去后勤基地的晋绥军炮兵也就成了废物。

相比之下，南京政府控制下的巩县兵工厂从技术水平上看要比“阎老西”高级多了，采用的是全套的进口设备和原材料，除了生产枪械和火炮，甚至还有一个年产120吨毒气的化学战剂工厂（能生产催泪、呕吐、喷嚏等非致命毒剂，以及光气等致命性毒剂）。不过由于它的附属防毒面具厂产能不足，中国军队无法有效使用化学毒气（风向一变就变成熏自己了）。

1937年抗战一开始，巩县兵工厂就受命搬迁，结果在混乱中丢失不少设备，其生产步枪的分厂被炸毁，失去生产能力。逃到湘西的一个分厂只能保持每年几百挺机枪的生产能力。抗战胜利后也没有多大改善，最后该厂位于武昌的分厂由解放军接管，另一个工厂逃亡台湾，并入“联勤44厂”。从此这座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从袁世凯手上创办起来的兵工厂就这么消失了。

国民政府的另一个主要兵工厂，金陵兵工厂在1937年后也展开西撤，仅16天就将大部分设备和材料搬迁完毕，不久后开始复工。此后的八年抗战中，这个搬迁到重庆的兵工厂成为了当时“国军”主要的国产武器来源。




汉阳铁厂，旧中国最重要的钢铁厂就在民国时期倒闭关厂

21兵工厂到1943年时每月可生产7000把“中正式”步枪，此外还有大量其他武器。不过该厂生产的24式重机枪和捷克式轻机枪直到1943、44年才实现“零件可互换”……这在当时的军工大国眼中或许不可思议，但在中国却是无奈的现实。

与巩县兵工厂相比，该厂幸运之处在于有一位叫李承干的兵工奇才担任厂长。他除了亲自参加武器研制，最重要的是经营有方，勤奋实干，硬是在当时困难的环境下坚持了下来，还为厂子赚到了“黑暗社会中一个光明之点”的美誉。

不过这位奇才，先是拒绝加入国民党，又在1947年拒绝为内战生产武器，辞职赴美“考察”。此时他已是“国军”中将，却只带走了几个装衣服和书籍的旧肥皂箱。1948年，受化学家候德榜之邀才回国，担任南京永利化工铵厂厂长。南京解放前夕，他积极组织职工展开护厂斗争，拒绝将工厂迁往台湾……听到这，读者您大概已经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承干成为我国首任国家计量局局长。那位力邀他回国的候德榜——前面提到的一则谣言中将他形容为“民国大师”，他在抗战期间的经历也很值得一说。侯先生当时因重庆条件困难，创新开发新型制碱法，并将其推进到“半工业化”生产阶段，却因国民政府不予支持未能投入生产——三酸两碱是制造重化工产品的重要原料，尤其是制造炸药——但国民政府对候德榜先生的这些努力，似乎没什么感觉。对国府心灰意冷的候先生1947年内战爆发后远走印度。1949年，他听说了新中国建设现代化工业的热情，拒绝了印度塔塔公司十万美元年薪之邀，毅然回国，为新中国的化学工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样的一位伟大的化学家，把他和那些做着“鸳鸯蝴蝶梦”的“大师”混为一谈，真的好吗？

民国到底有多重视本国军事工业，从抗战最要紧关头对军工人才的态度就可见一斑。




民国政府研制的“研驱一号”战斗机模型，该机由美国人主持研制，使用美制发动机，仅制造2架原型机便无下文

民国在抗战期间，也取得了一些“军工科技成就”，比如“研驱-0”“研驱-1”型战斗机、共轴旋翼轻型直升机；抗战后，委托英国设计了XP-1001喷气式战斗机；在“黄金十年”之前，还造过“万吨轮”。

这些“成就”若是细究，几乎每一个都可以看到技术人员的一腔热血和民国官僚们的白眼。这些设计中，大部分由于技术缺陷只能算是试作品，要么是利用剩余产品“攒货”，在国民政府不予重视的前提下，无一例外只能成为绝唱。至于“万吨轮”，连船体钢板都要从美国购买，只是在江南厂进行了组装而已——要不你以为这船为啥只此四艘再无下文？

文及于此，笔者想以这些工人后来的一个故事结束：1950年底，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缴获美军90毫米火箭和57毫米无后坐力炮。半年后，国产同类武器仿制成功，1951年下半年，朝鲜前线部队得到4800具国产51式火箭筒及20万发火箭弹，数千门57毫米无后坐力炮和21万发炮弹。1951年秋季防御作战中，志愿军依靠新获得的反坦克装备，共击毁击伤敌坦克100多辆。

二、空战神话——“飞虎队”
作者：施洋 外交与军事观察者，独立评论员

说起抗日战争中的空战，“飞虎队”的鼎鼎大名几乎无人不晓。随着近年来国内不断挖掘抗战历史，美国将领陈纳德和飞虎队的故事也不断为人传颂，成为美国帮助中国抗日的中美合作典范，“飞虎队”甚至成了美国空中力量在中国上空的代名词。

在历史上，被称之为“飞虎队”的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从1941年8月正式组建，到1942年7月宣布解散，总共持续了不到一年时间，虽然参战规模、战斗时间和伤亡代价皆不如此前血战日寇的中国空军与苏联援华航空队，却成为了媒体界的宠儿，对于战争中的人来说，也许这算个不大不小的意外。

笔者无意否认飞虎队来华的必要性与战斗的正义性，也对这些美国人跨越半个地球来到中国支援抗战的勇气表示敬佩。只不过在传奇故事背后，真实的飞虎队并不像看起来那么高大。

高薪的雇佣兵

1941年，陈纳德接受国民党政府的委托，前往美国招募飞行员，在通过游说活动获取罗斯福政府的支持后，他获准以私人机构名义，重金招募美军飞行员和地勤机械师，以平民身份参战。在1941年8月飞虎队成立前夕，他已经招募到至少110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和其他一些后勤人员。




克莱尔·李·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

如果从投入看，飞虎队绝对是一支纯正的雇佣兵部队：根据民国政府与美国飞行员签订的合同，每一位飞行员都能获得不菲的报酬。飞行员月薪600美元，小队长月薪650美元，中队长月薪700美元。另外击落每架日机有500美元奖金。与此相比较，1年后美国陆军航空队飞行员月薪最多也只有347美元。

如果把这一薪水用1937年前尚未贬值的法币折算，每个普通飞行员的收入大约是法币2000元。作为对照，1933年国军空军军衔最高的空军上校飞行员一月薪俸为600银元（合后来的法币600元），一位空军准尉飞行员的月薪更是只有100银元。考虑到法币大幅度贬值后几乎所有人的实际收入均不同程度减少，中美飞行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这些飞虎队队员在中国的生活水平之高，是当时的普通中国人无法想象的。根据陈纳德提出的要求，国民政府“应给每个飞行员提供单人房……给全体人员提供分隔、独立的浴室及厕所……给每五十个人提供游戏娱乐房。这些房间应该有打牌桌、游戏桌或乒乓球桌。”国民党实际提供给这些人的则是星级酒店的服务。

据飞虎队通讯员R.M.史密斯在《飞虎队日记：与陈纳德在一起》中记载的，当他抵达昆明时，“房子又新又干净。餐桌上有白布……以及很不错的美式火腿、鸡蛋、咖啡。招待所里买得到骆驼牌香烟。浴室有淋浴和热水……二楼还有真正的酒吧……这里的生活太不费力……我把脏衣服扔在地上，服务员把它拿走，洗干净后再拿来，放在适当的衣柜里。我吃午饭或早饭时，两、三个中国佣人在给我洗车。”

国民政府根据美国规定为这些雇佣兵提供高标准的伙食：每人每日提供肉类（牛、猪或鸡）550克、鸡蛋4个、蔬菜620克、土豆310克、干菜60克、面粉380克、猪油60克、糖180克、盐15克、水果340克、花生30克、茶叶12克以及其他香料。为了制作地道的西餐，国民政府还在内地的兵营为美军增设西菜灶、面包灶等设备。




美国“飞虎队”员合影

这一标准在美军来华参战后依然延续，并成为各地的沉重负担：仅昆明一地的美军每天就要消费黄牛约100头。昆明一度将当地的黄牛全部宰杀以供应美军肉食，后来不得已改用水牛肉继续供给。直到后来连水牛也供应不上时，国军还设法为美军提供了不少牦牛肉。

巨额投入下的飞虎队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根据当时日本陆军航空队在缅甸战场上的部署以及日方的战损资料来观察，飞虎队所取得的战果不会超过115架日本战机，其中还包括英国人的战果，而自身则损失了80架战斗机。交换比上虽然略高于日军，但总体并不乐观。当然在国军宣传中，这一战果被注水到击落268至299架敌机，并按这一记录发放了奖金。

相比之下，苏联志愿航空队于1937年11月开始来华参战，直至1941年6月离开，共计摧毁敌机195架。这期间，苏联向中国提供2.5亿美元低息贷款，并先后向中国出售1285架飞机及其他作战物资。尽管援华有着苏联自身的利益考量，但它对中国抗战所起的积极意义毋庸置疑。

1942年7月3日，陈纳德根据美国陆军部和蒋介石的命令，解散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组建隶属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的第23大队。至于那些与中国“感情深厚”的飞行员，除少数继续留在中国外，大部分选择回到美国。

飞虎队在中国的不到一年时间，正是中国空军消耗殆尽、苏联援华基本取消的时候。面对几乎向日本侵略者洞开的天空，飞虎队虽无力为中国撑起可靠的防空伞，却以一己之力，在天空中证明了反侵略力量的存在。然而追根溯源，中国空军消耗殆尽的重要责任，却一样要算在缔造飞虎队的“空军之母”宋美龄身上。

聪明反被聪明误

由于财政困窘加上工业基础薄弱，民国时期的中国虽有若干零散的飞机生产作坊，却从来没有批量生产飞机的能力。民国大多数所谓“生产”、“制造”飞机的工厂，都只是将装在板条箱里的飞机散件组装起来而已。对于抗战前的中国而言，自行生产航空发动机、航空机枪、航空铝材甚至副油箱都被看做是“天方夜谭”。

国家既然无力自产战机，对于空军而言，在一场总体战中尽可能长久坚持作战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战争爆发前囤积足够多的战机和飞行员。当时的中国，缺的恰恰就是足够数量的战斗机。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空军全军在抗战初期编为9个大队、7个独立暂编中队和一个暂编教导大队，共有各型军用飞机346架，其中纳入正式编制的296架。这些飞机是国民政府甚至北洋军阀在过去的十余年内零敲碎打采购而来，型号繁杂而质量参差不齐。空军9个大队装备了16种各型飞机，甚至会有一个中队装备两种战机。

同时期的日本已经装备2100架各型飞机，基本为日本国产，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相比之下，国军抓紧外购战机积蓄实力就成了增强空军实力的唯一解决方案。

可是在国民党军事会议上，蒋介石问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空军可以参战的飞机有多少，周至柔取出预先绘制的空军实力位置图表送到蒋面前。蒋一看，勃然变色，把图表往桌上一掷，一语不发。周至柔战战兢兢，白崇禧、冯玉祥相继离座，拿起图表略看一看，各冷笑一声，不发一语。蒋厉声问周至柔：“怎么只有这几架飞机？你把空军经费搞到哪里去了？”

问题的原因不是别人，正是国民党“空军之母”宋美龄。




“中国空军之母”宋美龄（中）

原来，周至柔为办事方便，请蒋夫人做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周至柔事事听命于她。宋美龄上任不久，认为飞机我们不能自造，全部购买自外国价格非常之贵，而世界飞机制造业发展迅速，性能日新月异，一种新飞机出世，最多保持两三年，便为另一种更新式的所取代。这样，徒然花了很多的钱。因此，她想出一个办法，把空军的经费储蓄起来，暂时停止购买飞机，只要现有的飞机能维持经常训练就行。到必要时，只要有钱，何愁买不到飞机呢。

如意算盘是打得很好，但一到执行之时便全走了样：抗战爆发后，随着日军的全面进攻，东南沿海主要港口尽数被日军占领，使得引进先进战机之路基本断绝；加上西方多国担心刺激日本，纷纷拒绝向中国出售先进战机，这一时期的战机价格反而大大提高——1939年，我国向美国购买70架寇蒂斯-莱特CW-21战斗机，该机性能一般、不具备装甲和自封油箱，单机价格竟然高达7万美元。结果双方几经交涉，最后只采购了30架；相比之下，另一种性能不错的战机霍克-75的购买价格看起来低了不少（单价35000美元），但依然高出该机的美军采购价格23000美元一半之多。

高价购机仅是储蓄生息失策的一方面，更严重的则是因为缺少外购渠道，国民政府只能有什么买什么，结果购回许多性能不佳的废物。1937年5月，孔祥熙赴欧采购战机时，法国就以“欧洲形势紧张”为由拒绝售华相对先进的MS.406战机，而只同意出售性能不佳的D.510，且数量也有所减少；随后国民政府只得购买一批美制贝兰卡28/90B邮政机改为战机使用，结果效果不佳，根本无法作战。

且不论宋美龄是否从抗战前的“节约生息”中获取私利，仅从效果看，当初节约经费打算“好钢用在刀刃上”的想法基本落空。加上采购飞机运送、组装、试飞、换装需要不少时间，导致战争初期中国空军被迫使用许多更加老旧的战机升空作战，并过早地在残酷的消耗战中将本来就不多的战机和飞行员损失殆尽。

面对无兵可用的窘境，宋美龄这才设法与陈纳德联络，耗费十余倍于中国飞行员的薪水聘请美国飞行员，同时花重金保障其生活。以高价（陈纳德部的第一批100架霍克-81战机单价45000美元）采购战机供其使用。在1941年，如此组建飞虎队实属国民政府走投无路后的无奈之举。飞虎队虽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却无法掩饰国民政府在建设中国空军问题上的短视与一厢情愿。

国民党自1920年孙中山时期就提出了“航空救国”的宏图大志，然而直到抗战爆发，中国的空中力量仍然悲剧性地要依靠高薪聘请外国雇佣兵才能保持存在感，这其中的教训，显然不止“多买飞机”这么简单。

孤独守望者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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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雨中的拖拉机 10楼 2014-08-13 16:53:45
要不要叫几个果粉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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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让他们过来？

@蜡笔小黑7 3楼 2014-08-13 16:42:17
来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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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按F5

三、共产党只牺牲1位将军？
作者：窦农 东临碣石西耕黄土观天下
原标题：抗战十大谣言之共产党只牺牲1位将军兼谈中共军队战果


虽然抗战的历史逐渐远去，但是关于“新发现”的抗战老兵的报道越来越多，除了基本都是国军（本文中国军指的是国民党军队，并非国民革命军的简称，八路军、新四军都是国民革命军序列——观察者网注），还有一个特点：其中一些人参加抗战的年龄越来越年轻，事迹越来越离奇。他们当中有1936年出生、1937年就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如2013年77岁高龄革命抗战老兵范振老先生），有自称上过黄埔军校却没有旁证的，还有声称刺杀过武汉市长而该市长却活到1950年代的……

笔者还发现，和此类新闻逐渐增多的一个巧合是，近年来，各地逐渐把符合条件的国军抗战老兵纳入社保范围内。

二者之间有没有联系笔者不敢妄自揣度，不过对于一篇网文倒是有些话要说。《六十/七十多年过去了，谁还记得这些历史》或称《课本骗了我们六十年/七十年》流毒网络已久，文章用煽情的笔调赞扬国民的抗战功绩，用不严谨的数字和不存在的战绩来粉饰国军，比如“要知道，伟大的中国卫国战争是世界四大反法西斯战争之一！它不是用游击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就能打赢的。它是用重兵集团与敌人浴血奋战才打赢的！战争期间，国军陆军有3211418名官兵壮烈牺牲，其中包括8名上将，41名中将，71名少将。国军空军有6164名飞行员血洒长空，2468架战机被击落。国军海军全军覆没，所有舰艇全部打光。”

乍一看，很震惊，甚至会热血沸腾乃至肃然起敬。可是，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比较战果是要比较歼敌和俘敌人数的，第一次知道原来比战果还有比惨的。

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民族保卫战，国共两党联手御侮，许多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付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国共两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竟然有人拿“国民党军死亡人数比共军多”来作为夸耀国民党的资本，这就有些幼稚乃至不尊重国军将士了。死了那么多人，却没有守住国土，没有保护国民，能以死得多证明成绩大吗？为民族独立的每一个牺牲固然都值得尊敬，但是因为国民党及其军队无能而导致死伤甚众，这种无谓的牺牲，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难辞其咎。

中共牺牲的高级指挥员略考

一段时间以来，有一种说法叫做“抗日时期国民党100多位高级将领牺牲，共产党仅仅牺牲了左权（八路军副参谋长）1位高级将领”，就比如前文提到的那种。

我本人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编出这句话的人大概只知道左权这1名牺牲的共产党高级指挥员。





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左权

在写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国殇》一书中，著者说国军牺牲将领达206位之多，但是没有说共军牺牲将领唯左权一人。抗战中，中共方面领导的部队包括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华南抗日游击队等武装力量。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时有31位共产党军队的高级指挥员被国民政府授予军衔，其他基本没有人被授衔。

而解放军在1955年授衔的时候，只是对在抗日战争等历次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将领进行了军衔授予，但对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官兵仅仅是追认为烈士，并没有进行军衔上的追加，不可谓不是历史的遗憾。

按国军军衔，部分团级就可以授上校或者少将军衔，旅长可以授少将中将军衔，师长可以授少将中将甚至上将军衔，那么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华南抗日游击队牺牲的团旅级主官也应该也算进来，而绝不是“唯左权一人”。

此外，国民党军队还有追授军衔制度，抗战中追认的少将就近60位，其中当然没有共产党。比较一下，国民党将领王铭章牺牲时是中将，追认二级上将，他的部队不到5000人，而中共将领包森拥兵8000牺牲在前线，该追认什么军衔？国军少将朱世勤所部最强时近3000人，一般也就1500人左右，牺牲追认中将。而中共军队牺牲的高级指挥员，所属部队超过这一标准的不乏其人。

国民政府追认少将中，张树祯（国民革命军416团团长）、刘眉生（510团团长）等所属部人数甚至在千人以下。按照这样的标准，八路军团长叶成焕（在长乐与日军作战中牺牲）的部队与朱世勤中将最强时相近，第十八集团军前方总部秘书长张友清1942年与日军作战时被俘，宁死不屈从容就义，这个职务在国军中本就是少将衔（个别有中将）。甚至大荔县保安副司令薛如兰将军，只有这一个虚职也被追认少将，参照这个，八路军的县大队队长也与少将相当了。那么在东北抗日联军实力最强时任司令的赵尚志将军（有45000多人的正规武装，另有20000人左右的地方游击武装），是不是该追认个一级上将才公平呢？

按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的学生、南京师范大学耿雨霞硕士在《抗战期间牺牲的中共将领群体的考证与定位》一文中的考据，东北抗联有75位、八路军有76位、新四军有29位、华南抗日游击队有8位将领牺牲，合计188人。有网友自发统计的结果是197位。

到抗战结束时，国民党方面的总兵力约600万，共产党方面的兵力约130万。按照国军牺牲了206位将领，共产党牺牲了188位来算，共产党的阵亡将领比率，是国民党的4倍多。这其中有多少是因为共产党指挥员喊“同志们，跟我上！”和国民党军官喊“弟兄们，给我上！”的差别导致的就不得而知了。

“正面战场”是主战场？

回到开头所谓“战争期间，国军陆军有3211418名官兵壮烈牺牲……”，比起论坛上动辄国军数百万将士殉国的虚数，起码这个数字有零有整，但也不能把受伤的近200万国军战士说成是死人呐。

国民政府的资料中，和这个数字最为接近的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及陆军总司令部的统计，数字为陆军阵亡官兵1319958人，负伤1761335人，失踪130126人，合计为3211419人，和上面的数字只差了一个人。这个数字和国民政府军政部在1945年12月统计的陆军伤亡3391293数字略有出入，此外还有行政院的统计等等，基本在320万上下。有人非要把伤亡说成阵亡，不知是缺乏常识还是不把国军战士当人。

共产党武装方面，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到1945年8年的全面抗战中，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人员损失共584267人，其中伤290467人，牺牲约160603人、被俘45989人，失踪87208人，此外还有东北抗联损失了3万余人。

从伤亡数字上看，好像是国军付出的更大，但是比战果比的是什么？比的是毙伤敌人人数、俘虏敌人人数、收复失地的多少。现在不是讲究“效费比”么？有一些事实是需要好好研究才有意思。

常有人说共产党部队“游而不击”，只顾“发展自己”。且不说蒋介石自己就说过“二期抗战，游击战高于正规战”，对于任何哪只军队来说，战争不是锻炼和发展自己？中共军队从八九万人发展到130万，国军不也从不到200万发展到600万么？放眼二战战场，哪只军队不是越打动员的越多？

1939年进入战略相持以后，正面战场大多数“会战”兵力规模（日军）并不比敌后反扫荡作战大。共产党军队对日作战非但不是“游而不击”，而且是恶战。当时，侵华日军作战以大队（相当于营）为基本单位。每个大队战斗兵员800余人，全员1000余人，再加上支援部队要超过1500人。日军在正面战场作战，规模最大的几次投入兵力30个大队左右，约四五万人，多数战役投入兵力只有十几至二十个大队，二三万人。而敌后战场，日军对共军军分区一级的扫荡作战，投入兵力至少十个大队，这样的作战有上百次之多。而投入三、四十个大队，五六万以上兵力的扫荡作战也有将近二十次。1941年扫荡晋察冀根据地用了八十多个大队十多万人。数千人规模的扫荡更是数不胜数。除了日军，大量伪军也被投入到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中。

1941年1月20日，东条英机在日本参众两院做关于1940年总结报告时说：“昭和15年重庆敌军抗战之特色为作战非常消极，迄今未进行主力反攻，只有共产党军于去年8月在华北进行大规模反攻；与之比较，蒋介石嫡系及旁系军队始终采取守势。”

八年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是这样的：1938年是59%，1939年是62%，1940年58%，1941年75%，1942年63%，1943年58%，1944年64%，1945年69%。这还没有计算伪军，要知道，伪军也绝大多数是国军摇身一变而成的，不少还从重庆政府那里拿军饷。这也堪称二战史上的奇迹了。

至于收复失地方面，自1944年春，敌后八路军、新四军就展开局部反攻，攻克日伪据点2580余处，县城20余座。而这时国民党政府在哪里呢？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回忆中是这样写的，他说抗战后期，国民党的权力、蒋介石的权力仅限于西南一隅，长江以北连国民党政府的影子也找不到。

@街道大师 @六州草民 @牛联社70 @牛联社73 @八大山人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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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雨中的拖拉机 15楼 2014-08-13 16:59:57
先叫上这几个，他们脸皮很厚的，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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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脸皮不厚，能当得了“国粉”？

1944年1月15日，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华北军》发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度综合战果，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军，在今天已完全转变为以扫共战为中心的事实：敌大半为共产党军……交战回数一万五千次，与共产党军的作战占七成五，交战的二百万敌兵力中，半数以上都是共产党军，我方收容的十万九千具敌遗尸中，共产党军约占半数，而七万四千的俘虏中，共产党军所占的比率，则只有三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共产党军交战意识的昂扬……”

敌后战场节节胜利的时候，正面战场上却遭遇可耻的溃败。1944年4月到12月，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也叫“一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在8个多月作战中，国民党丧失兵力五六十万人，丢失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省大部和贵州省一部，6千万人民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日军一直进攻到贵州的独山，逼近“陪都”重庆。

而在1945年春夏季攻势中，八路军组织了强大的野战兵团，以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结合，攻克日伪据点3512处，解放县城54座；1945年战略大反攻：八路军和新四军收复张家口、邯郸、邢台、烟台、威海、淮阴、山海关、焦作、长治等中小城市250座，解放2000万人口。

1945年4月，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南抗日游击已经发展到91万人，民兵200万人左右，创建了19块大的解放区，解放区的面积已经达到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万。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解放区地处当时全国重要的战略区，当时全国重要的城市像北平、天津、保定、太原、济南、徐州、上海、杭州、郑州、武汉、广州等均处于人民军队的包围之中，全国重要港口也大多数处于人民军队的活动范围之内。

而在正面战场，直到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夕，正面战场上竟然还有县城失陷……

至于积极剿共制造摩擦什么的就不用多说了；国军的投敌也是一绝，党政要员62人，高级将领67人，军队50万人，其中国民党副总裁及中委以上者20人，占全部汪伪军62%；而老百姓帮日军打国民党军的事发生了也不是一两次……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之前，共产党军队俘虏日军的数量比国军多，共有5000多人，考虑到共军的总人数，算下来的共军的平均战斗力或者叫效率比国军高的多了。敌后战场的日军俘虏有逐年统计，并且能和日方资料互证，而且级别最高的3个大队长都是敌后战场的战果。正面战场俘虏的日军，没未见到国民党方面任何的年度统计，也没有一共俘虏了多少日军的统计。各种战报实际上也鲜见俘虏日军的记载——这与正面战场多为节节抵抗的单纯防御战，且不注重用“攻心战”瓦解日军有关。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展开，不过有这样一个细节：

1941年10月6日，第二次长沙会战，国民党军30余万对付日军约10万，日军以伤亡不到7000人的代价击溃薛岳4个军并攻进长沙，后因准备太平洋战争而主动撤退，国军趁机收复失地。战后蒋介石问俘虏缴获情况，答曰：8名。蒋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斥责第9战区“像这次长沙会战，我们有这样雄厚的兵力，有这样良好的态势，我们一定可以打败敌人，一定可以俘获敌人很多的官兵，一定可以缴获敌人无数的军械！即使没有一万俘虏，也总应该有一千！一千没有，总要有一百！一百没有，少而言之，也应该有十人！”“丢尽了党国军人的脸面”。




日本历史教科书中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军队动向

何谓“中流砥柱”？

按照词典的解释比喻，中流砥柱能担当重任、起中坚作用的人或集体。或者换句话说，能给人以力量和希望，要能有“回天之力”。

延安是当时的先进青年心之所向，多少东南沿海的青年带着家里给的出国留学的钱奔赴延安。1938年底，中共党员人数由抗战初期的4万多人发展到50多万人。抗战过程中，根据地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1940年著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在比较国共统治区的人民生活状况以后，就断言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历史果真被他言中。

从抗战中的表现来看，从国民党被称为“刮民党”来看，从新一军被称为“新日军”来看，从还都南京后“等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民谣来看，中流砥柱自然离国民党和国军越来越远。

而看看当时外国学者、记者在华的游记、写的史书，再比较一下两岸的历史教科书，突然发现，原来共产党是除了台湾之外对国民党最笔下留情的。

说到这里，不得不说另一个广为流传的谣言就是“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没错，毛泽东是说过类似的话，但是要对汉语多无知才会认为这里的感谢是肯定日本的侵略？

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同年，在接见日本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时，也说了类似的话。

1961年1月，毛泽东同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进行的谈话《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中提到“日本的南乡三郎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毛泽东曾多次说过诸如“感谢”敌人、“感谢”对手之类的话，对象包括蒋介石、美帝国主义。这是成功者的自信，他的话语意明确，有特定含义，但攻击毛泽东的那些人总是别有用心，断章取义。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抗战中，共产党对俘虏的日军进行教育改造，成立“反战同盟”、“觉醒联盟”等，为从心理上打败日军和战后的中日友好都做出了贡献。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同样的战士，在国军中和在解放军中的表现天差地别，有“国粉”说这是因为国军的主力在抗战中拼光了，问题是哪家的军队不应该通过战争越打越强？

就这样，蒋介石政府携“战胜者”之余威还都南京仅仅3年，就被赶到了海峡对岸的小岛上，结束了“中华民国”在大陆的统治。

先转三篇文章吧。

@零零柒一号

貌似打你脸了。不好意思哦。

四、八路军大规模种鸦片？

作者：言兼 军事评论员，足球观察者

原题：抗日战争十大谣言之八路军大规模种鸦片


在中国近代史上，鸦片是个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伤疤。它坑害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由此引发的战争也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走向。所以在今天，绝大多数心智正常、遵纪守法的中国人在提到鸦片为代表的毒品时，必然会露出憎恶的表情，随后予以十万分的谴责。

但借助于日益发达的网络平台，原来只是学术圈内流传的中共和八路军成建制成规模种植、贩卖、鼓励吸食鸦片的说法，迅速在民间传播开来。一些历史知识不怎么丰富的读者看过类似传言之后，内心那种愤怒情绪自然是可以理解，但历史果然如此？

鸦片不只是毒品

笔者先不急于分析上述这些说法，因为了解鸦片在抗战前中国的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作用是非常必要的。

众所周知，鸦片的终端售价相当高，体积也不大，重量也非常轻。在金融体系混乱的旧中国，鸦片就与黄金、银洋、英镑美元一道，成为当时中国的主要流通硬通货，被并称为“黄、白、黑、绿”。考虑到数量规模和检验难易的问题，鸦片就这样力压最贵重的黄金、银洋和外币，成为抗战前中国性价比和流通性最高的通货。

另外，在尚未实现工业化的旧中国，药品本来就是一种稀缺物资。有时军医需要做手术，却经常发现除了烟土外没有任何麻醉品。此时具备一定麻醉、止泻作用的鸦片，在某些时候确实可以起到药物的作用。

虽然鸦片由境外传入中国，但在19世纪中期以后，为了缓解白银外流的情况，清政府和地方政府开始鼓励罂粟种植。到了抗战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毒品生产国。在新中国建立后出生的人大多数都是在书本上了解鸦片是什么样的东西，但今天80岁以上的老人，几乎都对熬鸦片时产生的特殊气味有印象。根据1934年国联第18届禁烟委员会会议上的美国代表的发言，当年世界除中国外鸦片年产量为1770吨；但据当时中国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伍连德博士的估计，中国1930年的鸦片产量为惊人的12000吨，相当于世界产值的7倍。即使这样，当时世界各国学者依然普遍认为这一数据极大低估了当时中国的鸦片产能。

抗战前的中国基层社会对鸦片没有什么太多的偏见，大烟也是富裕人家的必备之物。毫无疑问，中国一度是世界第一毒品消费国。据统计，1932年中国人口为4.74亿，但全国吸毒人口达到8000万人，占总人口的16.8%。考虑到当时国民党政府孱弱的基层控制和数据统计能力，真实的吸毒人口只会更多。

在中国共产党控制陕北、山西等地之前，晋陕地区是中国毒祸蔓延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在 20世纪20年代，陕西已经到了烟馆无村不有、男女老少人人吸烟的地步，烟民占陕西总人口的 50% 以上，罂粟种植业和鸦片制造业成为陕西仅有的几个兴盛产业。

鸦片对于旧中国社会的影响，完全超过普通人对于一般毒品的想象。如果用今天我们对于毒品的认知来生搬硬套抗战时期的鸦片问题，自然就不容易了解到鸦片问题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