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似乎出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事情，那就是毛泽东，彭德怀，刘少奇，三个人都是喜欢实事求是的人，为什么造成了一种有真话不能说的怪圈呢？
因为死结这个怪圈的存在，又因为生产力和社会资源不够。
而林彪的发言则更是诡异的。
林彪的发言没有否定毛泽东，也没有否定左，也没有否定右，看起来他什么都说了，可又什么都没说，该怎么看待这样的发言呢？
如果毛泽东的战略成功了，那么林彪的发言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毛泽东的战略失败了，那么林彪的发言就显然起了变化。
也就是说，如果毛泽东的战略成功了，那么7000人首先来谈错误的问题，然后毛泽东说刘少奇的发言，让接班人再说林彪的发言。
那么我认为，如果是这样，那毛泽东的战略就彻底的成功了。
而之后只要继续发展经济，那么死结就会被解开，但是问题是战略失败了，形势就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
因为他形成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那就是即便刘少奇是实事求是的，说的话都是对的，但是也是不行的，为什么是不行的？
理由在于刘少奇的发言如果得到了支持，那么就把问题引向了纠正左的错误上，而单纯的纠正左的错误就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
那么结果就是当发展了经济以后，当大城市化问题出现了以后，理论共产主义照样可以跳出来指责斗争纲领是错误的。
所以，打压左不但不能打开死结，相反只能是让死结变得越来越紧，所以，毛泽东对于彭德怀也好，对于刘少奇也好。
在内心中更多的是无奈和痛心，但是毛泽东如果不继续把战略做下去，那么结局一样是走向死结的相互争斗中去。
那么该怎么看待林彪的发言呢？
我认为毛泽东从那个时候起就已经要和林彪决裂。
他的内心中已经对于林彪产生了不信任。

这种不信任是有理由的，这个理由就是林彪的发言在战略成功前说和在战略失败后说，效果是显然不同的。
对于毛泽东对来说，从内心中并不反感彭德怀和刘少奇，因为他们说的都是实话，但是这样的实话却不能被接受的理由是因为死结的存在。
但是对于林彪的发言来说，虽然从表面上看维护了毛泽东的地位，但我认为毛泽东未必领情，甚至反感林彪。
从历史来看，林彪在原来是一直反对毛泽东的，不管是提出反对意见，还是提出弓弦和弓背的问题，都不难看出当时的林彪并不支持毛泽东。
但是毛泽东都毫不在乎，甚至用一句：你林彪是个娃娃，懂得什么?!一笔带过。这个时候毛泽东并不反感林彪。
甚至用这种看起来批评林彪的话保护了林彪。
可在7000人大会上毛泽东对于林彪感到失望，甚至决定要决裂。
那么为什么？
因为，从事实讲，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彭德怀，亦或是刘少奇，他们所选择的都是中国的革命，为了革命，所以彭德怀要上书，为了革命刘少奇要说真话，甚至毛泽东自己为了革命要牺牲自己。
他们的共同点都在于为了革命，而没有选择自己，所以毛泽东虽然毫不留情的行动着，但是内心中并不讨厌他们，相反内心中一定有着愧疚和痛心。
但是林彪没有选择革命，选择的是自己。
这便是毛泽东要和林彪决裂的关键所在，林彪非常善于选择，也精于算计，所以为什么林彪能在别人一路受挫的时候，他反而上升呢？
就在于林彪选择的是自己，所以，不管问题是什么，他只要选择了对自己有利的路，便能在斗争中得利。
而毛泽东的大跃进战略失败了，林彪的发言看起来维护了毛泽东，但是实质上林彪所选择的的并不是中国革命，相反是选择了他自己。
这一点是毛泽东不愿意看到的，甚至是厌恶的。
并且毛泽东清楚的预见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就是说，死结的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以处理，当这种问题变得越来越难以处理的时候。
毛泽东已经开始要进行文化大革命了。
就在国内局势变得复杂的时候，国际局势变得更加恶化，这种恶化的现象就是苏联的赫鲁晓夫和美国在古巴展开的交锋。
也就是古巴导弹危机。
古巴导弹危机是赫鲁晓夫最完美的一次表演，从表面上看起来苏联的目的在于让自己的导弹竖立在美国的家门口。
但实质上，他的真正目的并不在美国，是在瞄准的中国。也就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战术“声东击西”，这才是赫鲁晓夫的目的。
双方的冲突似乎到了一触即发的状态，但是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事实上都没有信心取得绝对的胜利，而这种结果对于赫鲁晓夫是有利的。
因为赫鲁晓夫能够通过核讹诈提升苏联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也就是苏联通过用核武器完成了从“老大哥”到“大哥”的过渡。

这是赫鲁晓夫成功的关键，最后他轻松的全身而退，看起来世人嘲笑苏联的软弱，而实质上，取得了共产国际中绝对的宗主权，是苏联的最大胜利。
所以，苏联对于中国的压制已经从原来的软压制，变成了明显的核大棒，这是让毛泽东忧虑的。因为北面的威胁没有解除。
南面的危险就接踵而来，越南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美国随时都可能全方面的卷入其中，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
有一群人的努力能否成功就关系到了中国的命运将会走向何方。
这群人就是中国的尖端武器科学的研究者们，他们能否炸响原子弹，决定了中国到底是挺直了腰杆子，还是从此弯下腰去，将成为分水岭。
所以赫鲁晓夫为什么会在中国原子弹成功后就下台呢？
因为他的核讹诈战略在中国原子弹成功便失败了，他的战略并不是被美国人打败了，相反是被中国人打败了，所以他下台了。
也就是说苏联在共产国际中刚通过核讹诈取得的宗主权就又因为中国拥有核武器变得动摇了起来。
虽然公平的讲，当时中国的原子弹还不能彻底的打倒美国和苏联，但是一旦战争开始，他就能有效的攻击对方的大兵团，只这一点也是非常大的突破。
并且，中国打破了由欧美苏国家形成的核讹诈，为中国在未来的环境中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屏障，这一点是肯定的。
但是在这中间，毛泽东又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就是农村的四清和城市的五反运动。
这一段文字我希望是对于毛泽东在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的这一段时间的总结。
毛泽东在想好了自己的战略开始了实施，但是很明显的遇到了问题，这便是毛泽东要如何为大跃进运动收尾的问题。
而庐山会议是一次让毛泽东战略失败的会议，从本质上讲毛泽东不是不知道自己所兴起的运动所必然造成的问题，因为毛泽东是一个大战略家，所以在运动未兴起前就应该已经注意到了结果。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一再的重复着这种运动呢？
目的就是为了能够牺牲自己，以自己承担这些运动所导致的冤假错案和社会损失来为后人打开一条路。
毛泽东在1957年左右是没有人能挑战他的权利的，他只要顺畅的发展经济，就可以使得自己的名望继续增加，但是为什么毛泽东要选择运动？
就是因为，不管是理论共产主义也好，还是斗争纲领也好，都不能彻底的说服或者打压住对方，就会形成一个死结，而解决办法就是让中国取得一个新的共识，然后发展社会主义。

当社会主义发展的成熟了以后就能发展共产主义，这是毛泽东的目的，也就是他希望后人可以打开死结，所以为了这个目的，他要首先把极左的这一方面展现出来。然后让接班人走新路。
但是毛泽东失败了。
毛泽东失败了以后，不但再也无法阻止死结的发展，更是有着从官权向族权退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如果不能逆转，那么官权就会出现退化。
从死结的争斗变成族权的争斗，这样的变化一出现，那么就非常难扭转了，并且在7000人大会上，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
那就是林彪表面上支持了毛泽东，但实际上他选择的是自己，并没有选择革命，这样的趋势会加快向族权的退化。
并且由于大跃进运动没有成功，造成了再想重走回头路也不行了，所以毛泽东开始了为文化大革命铺垫的运动。
可以看到的是，新中国从发展经济到以阶级斗争为主的趋势是有一个过程的，并且是突然转向的。
所以造成这样的原因必然有一个深层次的理由，而在30年代被王明和博古等人说成是右倾思想和富农路线的毛泽东为什么突然转向了极左？
其实，道理很简单，那就是毛泽东希望解开死结，但是想要解开死结的大跃进运动已经失败，那么在毛泽东心里已经感受到走回头路是不行的了。
那么毛泽东只有横下心发动了。
文化大革命。

@小nia子 2015-04-24 11:28:09
上班的乐趣就是看你的帖了，我是自由职业者。另外楼主你后面这几贴，也发给我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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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我全给你

顶起

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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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xiaobianzi 2015-04-27 19:49: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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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意思

@xuxiaobianzi 2015-04-28 07:17:01
嘛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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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拇哥”符号，怎么成问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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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建国后争议最多，造成的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政治运动，那么该怎么看待这场错误的运动是看清毛泽东想法的关键。
文化大革命有三个让人迷惑的地方：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种普遍的大混乱？
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的作用下那么混乱的局面突然戛然而止？
这三个问题使得这场运动变得神秘莫测，让人难以捉摸，但我认为只要细细看下来就能够看清这场运动的本质。
首先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
这是我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看法，因为文化大革命违反了两个大的问题，第一个大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破坏了官权的构成方式。
正是因为这样的错误导致产生了一个大混乱时期，也就是说混乱的后果是因为官权制度被破坏造成的。
第二个大问题是文化大革命违反了历史的发展方向，所以注定失败。
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
有很多种说法是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但显然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因为不管是林彪反革命集团，还是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展中出现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出现，这后面细谈。
并且孤立的看是不能看清整个问题的发生，发展，以及结尾的，所以文化大革命和之前的运动是有关联的。
因为在之前已经梳理了毛泽东的大跃进战略失败的过程，以及导致的结果就是死结不但没有能够解开，相反越来越紧，而在7000人大会以后，这种问题越来越严重。
这就使得毛泽东陷入到了一种绝望之中，所以他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说毛泽东觉得如果什么都不做，那么死结只会越勒越紧，以至于最后形成无休止争斗，这种结果毛泽东是不想看到的，他便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这么做的结果有两个，第一个结果是结果本身变得难以预测，第二个结果是明显这样做违反了历史发展的目标，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他想要扭转局面。
在毛泽东的心中有两个理由是支撑他敢于这样做的保障，但这两个保障说实在话似乎有一些讽刺的意味存在：
第一个是死结本身就是保障之一，第二个便是行为论是保障之一。
这两个理由看起来很矛盾，尤其是第一个理由，本来毛泽东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开死结，那么为什么死结反倒成了保障之一呢？
这其实并不矛盾，因为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

死结的根本问题是他会造成理论共产主义和斗争纲领之间无休止的争斗，那么请问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呢？
因为造成死结的两个部分，不管是理论共产主义也好，还是斗争纲领也好，他们都是同源的，也就是说理论共产主义是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论构成，而斗争纲领是在现实中如何达到共产主义的一种实践方法。
也就是双方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要达到共产主义，只是双方对于如何达到的方式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并造成了问题。
所以，当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么死结自然是发展的负担，但当文化大革命发生了以后，死结反倒成了保障之一。后面细谈。
但这里还不能彻底的分析清，只有分析清楚了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才能看清死结所起的作用，那么本质是什么？
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就是一次族权的运动。
这便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是错误的理由，因为不管是社会主义也好，还是共产主义也好，都是一种在官权制度下构建起来的高系统化，高制度化社会。
而族权不但不是官权的前进方向，相反是后退的方向，是一种落后的制度，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一次明显是向错误方向的运动呢？
理由在于毛泽东想要向一个思想借来力量，然后利用这股力量重新打开解开死结的可能，也就是通过“调”的战略来为重新打开死结赢得机会。而这个思想就是儒家的：
行为论。
这看起来又是一个非常矛盾甚至讽刺的事情，那就是不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还是在近代史以来，都是对于旧文化持一种极为否定的态度的，甚至为此红卫兵们拆了孔庙。
那么凭什么说毛泽东是向儒家的行为论借来力量呢？这可能么？
我认为是有两个证据可以说明的。
第一个是便是旧中国不断的王朝更替，后面细谈，第二个证据比第一个证据还要直接。
那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完结是以官权的再构建为止的。
这便产生了第三个矛盾。
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本身是逆历史潮流的，那么为什么最终的结果却是以中国重新回到了正确发展的道路上去为止呢？又为什么说他是错误的？
想要看清问题的本质和找到能解开矛盾的理由，便要细细分析。
首先需要回答的是第三个矛盾，那就是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到底毛泽东的战略是正确的，还是毛泽东的战略是错误的问题。
如果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战略是错误的，那么错误在哪是关键的。
因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官权与民权的结合并不是靠族权的方式能够发展成功的，相反是需要不断的发展系统化才能成功的。

所以以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是无法构建起来想要的结果的，相反还在破坏官权的运作。
那么为什么后来又能打开死结呢？让发展回到了正轨呢？
这看起来是矛盾的。
但其实，这个矛盾非常容易解答，那就是别人起了最终作用。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其原因是因为毛泽东认为解开死结的时机已经错过。
所以，想要再次迎来时机必须要创造一个新的机会，而想要创造这个新机会的可能非常小，但也不是没有办法，办法就是：
让官权重新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再构建，也就是回到建立的原点进行再构建，而这么做是有非常大的风险的，所以我认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豪赌，并且是错误的。
为什么说是一场豪赌？又为什么说是错误的？
因为，本质就在于运动该如何结束上了。
也就是说，最后有机会决定运动走向的人会迎来一个选择。到底是选择向着中国，向着对革命有利的地方发展走，还是选择向着对他自己有利的地方发展走。
这是毛泽东无法左右的。
也就是终结了这场错误运动的邓小平，他在选择的时候，到底是向着他自己，还是向着中国，这个选择只有邓小平自己能做，而毛泽东无法决定。
毛泽东只能选择何时开始，如何开始，但不能选择何时结束，如何结束，所以结果变得非常的不可测，这就是错误的理由。
如果后人选择了向着自己，那么运动必然失败。也就是说官权再构建的失败，这样的情况一旦发生，中国革命便要遇到一个大的倒退。
而往往运动的特点便是如此，因为选择自己不仅可以在运动中保护自己，并且扩大自己的控制力，但是选择中国，选择革命，却形同于把自己置之众矢之的，是非常难下这个决心的。后面细谈。
但是之所以可以赌赢，是因为别人在关键的时候选择了中国，没有选择自己，所以不能把这个结果简单的归于是毛泽东战略的成功。
并且毛泽东自己在历史中的评价就会受到重创，这是毛泽东需要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负责的结果，这个运动一旦出现，这种结果就绝对无法避免。
所以，这就产生了一连串更深层次的问题：
那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选择是相互割裂开的么？是相互违反的么？毛泽东为什么敢发动如此大胆的战略，他的保障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这是值得细细分析的。
官权并不是不存在弱点，官权最大的弱点便是会产生族权化的问题，所以官权在世界上普遍难以成功。但是中国诞生了行为论，改变了这个趋势。
但是族权化的问题，在旧中国的官权与王权结合中还是产生的。
因为王权本身就是一个族权，他需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便不断的让官权发生变化，而官权一旦族权化，那么就退化为族权。

官权退化为族权的行为，就是王朝开始走向循环的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支撑这种现象的结果是王权不断的向官权妥协。
最终官权越来越庞大吞并了王权。形成了中国的一个新的官权系统化高度，这就是近代史产生的现象。
那么王权本身已经被官权吃掉了，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族权化的现象呢？
事实上，让官权与民权发生族权化的本身原因并不是民权的问题，而是死结的问题，因为死结自然会分出两个基本选择，一个是理论共产主义，一个是斗争纲领。
两方面对于发展方式和发展方向的争斗，自然会造成官权的族权化，而如果不能解开死结，找到新的道路，那么结局就是因为族权化导致官权变成族权，最终变成族权争斗。
这种现象就是使用共产主义思想进行制度建设国家的普遍问题。
所以，毛泽东如果选择了自己，那么就只要发展经济就好，可结果是死结会在之后发酵，而如果选择中国，就要选择运动，那么就会让死结提前发酵。
这种发酵在庐山会议上就体现的非常明显，在之后的7000人大会上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趋势，所以毛泽东决定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目的就在于让官权进行再构成，再次打开解开死结的机会，从而让官权与民权的系统化重新开始，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但这种战略太过于冒险，并且无法预知结果，如果以今天的结果去论证过去的这种战略是成功的，那么是一种结果论，我认为并不正确，所以这样的战略是错误的。
而毛泽东之所以敢于冒险，并不是毫无理由的，因为他看中了两个保障，一个是死结本身，一个是行为论，那么为什么是这两个？
因为死结会让族权的斗争范围停留在发展的目标是共产主义上，而行为论会最终推选出一个符合行为论的人，然后完成新的官权构建，以形成官权与族权本身的竞争，让官权最终完成再构建。
所以，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一上来，首先把目标瞄准在反右上，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会突然在建国后选择极左的原因。
表面上看起来毛泽东是选择了极左的路线，然而实际上毛泽东选择极左的目的并不是要真的打倒所谓的“右派”。相反这种选择注定造成冤假错案和造成社会损失，这种结果是毛泽东可以想象到的，并且要承受这个历史责任的，他要牺牲他自己。
而他的目的是把发展的目标限定在发展“共产主义”上。
也就是站在理论共产主义这边，形成一个极左的族权，然后宣传一切非极左的人都是走资派。
让人不敢，也不能走向其他路线，这才是毛泽东选择极左的目的。并且为后人留下了反对他，去走一条新路的空间。
也就是说，他首先要选择死结，利用死结的天然矛盾来限制运动的发展方向。
这就是毛泽东选择极左的理由。

也就是说，庐山会议也好，7000人大会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这三场非常重要的大焦点性质事件的目的表面上看起来是有所不同的，但实质上都是相同的。
就是毛泽东希望形成一个族权的方式，引发起死结的争斗，并且把运动的发展方向固定在“共产主义”这个范围内。
而想要固定在这个范围内的最好选择就是极左，也就是选择理论共产主义，把一切其他路线的人都定义为走资派，右派，这样便无人能让运动的发展方向出现变化。
之后自然会产生族权与族权的争斗，想要停止这种争斗，就需要让官权重新构建起来，想要构建起来官权，就必须需要后人来完成。
为什么说毛泽东选择牺牲了自己，因为毛泽东一旦选择了族权，那么官权的再构成就无法由他完成了，只有别人才能完成。
也就是说毛泽东选择极左是一种战略，但是他的目的是打开死结，发展中国。并不能简单的说毛泽东的理想是极左，如果他的理想就是极左，那么他的前半生又变得矛盾起来。
庐山会议是毛泽东希望通过换届来完成的小规模战略，但是失败了，解开死结的机会已经关上了，所以毛泽东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
有一种说法是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发动如此大规模的运动的一个原因是，他想要彻底的破坏旧王朝制度的残留，为新时代创造一个机会。
但是，这种过激的行为注定无法成功，因为王朝制度之所以不断的存在就是因为他在不断的发展，通过构建王朝制度来存在。
并且这种发展是以王权不断妥协官权不断发展完成的。
所以想要彻底消除旧时代的影响，便要构建起更加先进的制度来，而以族权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因为从本质上讲族权的思想是要落后于王朝制度的。
所以文化大革命注定了是族权运动，那么这种想法便无法达成。
运动一开始就非常激烈，通过各种运动，产生了对于其他路线的彻底否定，口号也非常激烈比如运动表现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并且也显示出运动的问题来，那就是以林彪和四人帮为族权的势力开始出现，他们并不选择中国，而是只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
一大批对于革命和中国忠诚的新老同志开始被冤假错案打倒，这种行为很快便扩大，形成了一种多元化的趋势。
也就是说，在追求“理论共产主义”这个范围内，同样出现了各种族权势力的分化，他们都以自己是最革命为口号，并且认为自己才是追求共产主义理想为目标的前提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势力。

这种多元化表现出各地的不同，也就是有的地方是革委会，有地方是造反派，有地方是红卫兵，还有各种的形势。
所以当族权开始相互争斗的时候，各种不同的类型族权开始出现，这就造成了官权的族权化，也就是说社会混乱的开始。?
文化大革命快速发展的现象就是全国走向大混乱的时候，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官权正在族权化所导致的，而普遍的混乱就是因为各地的不同部分产生了族权化的现象。
而各地之所以产生了不同的现象，比如某地是红卫兵占据主动，某地是造反派，有些地方是革委会占据主动，就是因为族权排他的结果。
因为不同的地方情况不同，所以产生的结果不同，并且造成的结果就是从所谓的文斗，逐渐向武斗的趋势发展，这也是可以想象的，毕竟武力是更加排他的。
排他是当时的一个真实写照。
那么为什么文化大革命走向了排他，而没有走向商鞅式的模式的成功呢?因为这中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不同，这就是双方的情况有所不同。
商鞅的王朝制度之所以可以在秦国替代封建制度，最关键的原因是王朝制度替代了封建制度，也就是说在秦孝公的选择上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王权与官权的组合，也就是商鞅的变法，一个是王权与族权的组合，也就是封建制度，而秦孝公选择了商鞅的王权与官权的组合。
是王权与官权的组合，替代了王权和族权的组合，这种替代关系，让秦国变法成功，而官权的体制比族权要先进，所以秦国可以发展成最强大的诸侯国。
但是文化大革命并没有能产生这种替代作用，也就是说，原本的民权和官权之间已经开始了相互的系统化，这种行为正在不断的发展。
而文化大革命式的运动，等于让民权和官权之间发生了一种相互的对立，这种对立就使得系统化不但无法推进，相反在不断的倒退。
这种结果，就使得官权失去了自己的作用，开始变得族权化，各种运动中的狂热现象，就是族权在发生作用的一种表现。
甚至，族权的发展产生了一种非常正常又非常怪异的现象，那就是族权会不断的分化，从理论上说，如果都是支持理论共产主义的，那么自己内部就该没有矛盾了吧。
但是情况刚好相反。
当外部缺少排他的对象的时候，内部的排他就开始了，也就是极左内部又开始出现相互争斗。
而以林彪为代表的势力和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势力，相互之间爆发的排他，最终造成了林彪的。
这一切看起来不太合理，但实质上非常的合理，因为这就是族权思想的表现。
只要提起红卫兵，那么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自然会了解一些情况，而让红卫兵运动达到一个顶点的就是毛泽东在北京接见红卫兵的运动。

云集在北京的红卫兵似乎陷入一种狂热的兴奋，甚至有人说那是毛泽东人生的顶点时刻，那么这么说对么？
我认为，这么想是不对的。那个时刻不但不是毛泽东内心达到沸腾的时刻，相反是感到忧虑的时刻。
因为真正让毛泽东走向人生顶点的时刻是1954年-1957年这几年时间，在这几年时间毛泽东既没有政治上的对手，又没有外部的威胁，国家经济在顺畅的发展。这时候对于毛泽东的评价可以说基本上都是正面的。
但是在红卫兵最为狂热的时候，已经从先进的官权制度变为了族权思想，对于毛泽东的狂热崇拜，也只有当他们的对象的是毛泽东的时候，他们是团结的，一旦回到各地，那么相互之间的排他就会不断的继续。
这正是问题所在。
族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当公族与旁族之间的斗争呈现一个白热化的时候，公族会团结起来，但是当旁族被彻底压制了以后，公族内部又会形成一个新的族权争斗。也就是说，这种相互的划分会无休无止的进行。
所以，是什么导致了林彪逐渐走向极端化？
是林彪自己感到不安全。
这种不安全一方面来自毛泽东对于林彪态度的改变，当毛泽东了解到林彪选择了自己，而没有选择中国的时候，毛泽东就林彪产生了一种深层次的厌恶。
因为对于毛泽东来说，不管自己将来是一个多么负面的评价，他的目的都在于打开死结，而不是选择自己，所以即便牺牲了自己，也能接受，但毛泽东对于林彪的态度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另一方面，林彪的不安全感来自于自己，虽然“接班人”这种称号已经一再的被确立，但是官权与族权最大的不同就是族权永远缺乏安全感。
因为追求控制力是族权的核心，而越是追求控制力，对于排他的追求越高，所以，族权无法停止排他。
正是因为无法停下来排他，所以才会不安全，这种不安全会加大排他的心理动机，林彪的行为也就自然变得越来越极端。
大权是文明和思想的根基，任何行为和任何思想都难以从大权思想出脱离出来，除非可以构建出新的大权思想。但是就目前看来，还没有新的大权出现。
所以林彪的结局就不难分析了。
林彪为什么要发动“九一三事件”。
从年纪上看林彪要比毛泽东小很多，从权力上看林彪已经是当时的二把手，从接班人已经被明确的角度上看，林彪都应该等待。
但为什么林彪等不及了呢，又是什么让林彪等不及了呢？
我认为，让林彪等不及的是林彪自己，或者说是族权思想的作用让林彪等不及了，对于林彪来说，继续等下去，并不符合他的利益，所以他发动了“九一三事件”。
从表面上看确实只要林彪等下去，那么结果看起来是对于林彪有利的，但是族权的特性并不支持林彪这样去想。

林彪之所以发动九一三事件，其目的根本就是对于控制力的追求达到了一个顶点，所以自然产生了这样的现象。
也就是说，林彪选择了自己，那么不断发展控制力的结果就使得林彪越是得到控制力，就越是怕控制力失去，越是得到控制力，就越是迫不及待的希望得到更多的控制力。
这表面上看起来是欲望在作祟，但实质上是族权思想在起作用。
然而他这样做是错误的，因为毛泽东对于他的态度已经改变了，也就是说毛泽东一直在防范着，警惕着林彪的一举一动。
林彪的这种行为正在逆行为论而行，并且，值得注意的是林彪的行为有一点值得注意。
那就是，为什么林彪的“联合舰队”那么快就瓦解了呢？
这是非常值得分析的一点。
第一点是毛泽东一早就在防范着林彪，由于态度的改变，所以对于林彪的防范确实起了作用，导致林彪所设想的计划没有成功。
第二点更加关键，那就是行为论加速了林彪的失败。也就是说，第二个保障开始发挥了他应有的作用，这是关键。
行为论改变的最关键一点就是对于地位的支持核心发生了改变，族权思想的地位支撑或者合法性来源于控制力本身。
行为论使得地位的合法性必须是遵循行为论的人才行，简单说就是，只有追求“好”的人才有资格去获得地位的稳固。
而林彪的行为显然是在不断的加强自己的控制力，也就是违背了行为论的要求，越是追去控制力，就越是打压别人，表面上权利越来越大，似乎可以脱离行为论的控制。
但是林彪自己不管如何做，都无法脱离行为论的控制，所以，一旦到了交锋的关键时刻，缺少行为论支持的人，他的合法性马上就会动摇。
而合法性动摇了，那么他的族权就马上会发生崩塌。
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下面谈。

族权是四大权的根基，也是其他三大权的发源，所以，族权虽然落后，但是其他大权也都是从族权开始的。
就本质来说，官权的系统化也是从族权的系统化中蜕变出来的。
但两者有着天然的不同。
两者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对于系统化的追求上产生了不同，官权的系统化是形成了严密的组织，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促进的关系，并且不管是至上还是至下来说，都只是系统中的一部分，一旦系统的一部分出了问题，那么其他部分便来要补救。
这就是官权有容他性的原因，因为对于系统来说，任何的一部分都是系统本身的一环，所以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差别，没有差别就产生了容他。
而族权的系统化和官权是截然相反的。
族权的系统化就像是古墓中的结构一样，看起来相互也是联系的，也是相互促进的，但实质上，就像古墓中存在机关一样，只要抽动关键的一块砖，或者抽动关键的一个机关，这个古墓马上就会瓦解。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族权的系统化是相互一层套着一层的关系，把他们连接起来的不是系统，而是相互的压制，也就是说，一环压着一环，公族压制着旁族，但是公族里面又分公族旁族，所以公族里的公族由压着旁族，然后到了第三环，又是公族压制着旁族。
所以，表面看起来，他们形成了一个较为严密的组织。
但是相互之间的压制就好像是古墓的结构一样，一旦失去了核心点，那么就会崩塌，不管是林彪，还是之后的四人帮，实质上，运作机理都是相同的。
而俗话说打蛇打七寸，行为论恰恰就打到了族权这最弱的一环上。
因为，相互的压制是有矛盾的，这与官权的系统化是不同的，官权的系统化形成的是一个组织，而族权的系统化是形成的环环相扣的压制。
当这种压制没有行为论的时候，那么核心便是稳定的，因为没有人能简单的就抽走那关键的一环。而行为论出现了以后，情况发生了逆转。
行为论规定了一个关键的核心一点。
那就是越是重要的人物，那么他的行为就越是受到约束，尤其是作为领袖的人，只有领袖是好的，那么臣子才会是好的，而领袖和臣子都是好的，那么人民就会是好的。
行为论是一种由上向下约束的思想，越是地位高，要求越高。所以，一旦林彪违背了行为论，增强了自己的控制力。
看起来他的势力强大了，但实质上，他的势力结构存在问题，也就是当他违背了行为论而行动的时候，那么关键起到支撑的那一环就等同于被自动抽掉了。
所以，林彪的势力之所以瞬间瓦解，最关键的不光是外人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内部的矛盾开始集中爆发，他的系统从内部崩塌了。
那么可想而知的就是，看起来强大的林彪，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但是他这个系统的支撑一环是没有的，也就是林彪的势力是没有真正支撑的。因为违反了行为论，你就得不到这个支撑，你就没有支撑。
所以，一旦正面交锋，那么没有支撑的瞬间就会摧枯拉朽。
这便是行为论的力量。

让我们把视线跳转回来，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的这几年中，世界正在快速的发生着变化，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尴尬。
到底是进兵北上，还是止足不前，成了美国难以选择的困局，但最终美国选择北上，因为中国摆出来一副陪你到底的架势，这是让美国担忧的。
因为表面上越南背后有一个中国，但实质上中国的背后还有一个苏联，也就是说，美国如果和中国大打出手，那么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苏联可以更加游刃有余的选择自己的行动。
所以，局势很明显的有利于苏联，美国便放弃了北上计划，这表面上有利于越南，实际上拯救了中国，使得中国从一个危险的局势中摆脱出来。
这是美国最后一次可以有效的抓住压制中国的机会。
随后，中国和苏联在珍宝岛发生了冲突，但这个时刻是苏联最后一次可以有效的抓住压制中国的机会。
可是，他们都错过了，时间快速的来到了1971-1972年，就在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以后，美国尼克松访华。
美国的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基辛格为他打了前站，美国不管是秘密访华，还是半公开的访华都说明一点，那就是局势彻底的发生了改变。
这种改变就是从这里开始，美国和苏联失去了可以共同夹击中国的机遇，这个机遇的失去使得中国从一个危险的境地中摆脱出来。
冷战，之所以被提升到一个看似无与伦比的地步，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核讹诈的作用，然而事实上，中国在建国后，到尼克松访华的这段时间内。
才是真正的改变了世界局势的关键一环。
因为一个古老的民族从过去的棋子地位，又回到了棋手地位，这种转变并不是核讹诈能够比拟的。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毛泽东在经历了林彪事件后，内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这种打击并不是没有看透林彪所导致的。
而是毛泽东内心期待着林彪可以去选择中国，选择革命从而解开死结到事实的结果是林彪选择了自己，没有选择中国。
这种结果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严肃的。
但是，族权的争斗和死结的争斗，都不会因为林彪的失败而结束，相反还会继续，因为官权的再构建并没有完成。死结也没有解开。
这时候四人帮反革命势力开始兴起。
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就是在林彪事件刚结束的时候，周恩来突然大哭起来，这成为一个非常让人不解的事情。
有一种说法认为，周恩来大哭的理由是因为毛泽东会把最后的目标定在周恩来身上，所以周恩来感到危机感，所以大哭。
但显然这种说法不对。
因为有两个很简单的证据便能说明这种说法不对。

第一个是周恩来的形象和他的功绩太难以被抹杀，甚至如果抹杀了周恩来的功绩，那么不但不能毁掉周恩来，甚至是把周恩来的地位往更高的地位上推。
所以，周恩来是因年老而故去，还是因打压而故去，在历史上的结果和对于他的评价是绝对不同的。
也就是说，周恩来如果是被打压而故去的，那么周恩来的声望只会上涨，不会下降，所以第一个证据就是，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如果他的作为是正确的，那么打压他不但不能摧毁他，相反是让他的声望更高的上升。
第二个证据就是周恩来在70年代以后，身体已经开始出现滑坡的现象，我相信一个进入人生最后时刻的人是可以感受到这种明显变化的，所以很简单的一个证据就是，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也迎来了自己的最后时刻。
对于他来说，在那个混乱的时代，如果还想加入复杂的斗争中，已经有心无力了。所以周恩来既不怕对于他的打压，又迎来了自己人生的最后时光，他怎么可能会因为惧怕打压而受不了大哭呢？
这是非常不合逻辑的。
所以我认为周恩来大哭是对于林彪事件的结果感到了痛苦，周恩来是一个对自己要求非常高的人，而一个对于自己要求非常高的人，一旦出现了自己全情投入的事情失败以后，就会非常自责，这种打压会让他的精神出现崩溃现象。
也就是说，不管是周恩来也好，还是毛泽东也好，都曾经非常期待林彪能选择中国，但是最终林彪选择的是自己，选择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
而林彪事件的结束并不代表着族权混乱的结束，相反有可能代表着更大的风暴的到来，而不管是周恩来，还是毛泽东都已经衰老。
他们都迎来了自己人生的最后时期，这个残酷的现实，是他们无法回避的，所以对于这样的结果，他们是痛心的。
而之后四人帮的兴起，导致的结果就是在林彪事件结束后并没有让混乱结束，相反是又进入到了新的混乱之中。
从运作的方式上讲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性质和林彪反革命集团没有区别。
都是因为族权的作用所导致的后果。
这段时期也是族权相互交锋最激烈的时期，族权在快速的发展，以至于官权还能否再构建都成了一个问题，但是有些情况发生了改变。
因为还有一些人还在坚持。
我在之前曾经分析过， 邓小平的追求是“实事求是”，而这这个高尚的品质在原来不但不是优势，相反是劣势，因为死结不解开，那么这种优势很显然无法解开死结的。
但是，优势与劣势之间往往存在着转换，因为局势本身在不断的变化，当局势变化了以后劣势往往又会变成优势。
邓小平一直追求的品质，正在形成一种与族权相对的力量，这就是对于秩序的恢复的渴望，也就是对官权的再构建渴望。
而这种渴望是行为论的结果。
因为官权本身要比族权先进，所以表面上人人陷入族权中无法自拔，但是实际上，对于族权思想所导致的结果，正在产生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