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周易象类理论的传承与研究
《周易》之外，也有文献零星涉及书契象类理论或者相关运用记载，如《尚书·益稷》和《吕氏春秋》等诸子的著作。

“（帝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尚书·益稷》
“周鼎着象，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吕氏春秋·先识览·慎势》
“周鼎着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己身，以言报更也。”—《吕氏春秋·先识览·先识》
“周鼎着倕而龁其指，先王有以见大巧之不可为也。”—《吕氏春秋·审应览·离谓》：；
“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吕氏春秋·离俗览·适威》：
“南伯子葵曰：‘子独恶乎闻之？’曰：‘闻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闻诸洛诵之孙，洛诵之孙闻之瞻明，瞻明闻之聂许，聂许闻之需役，需役闻之于讴，于讴闻之玄冥，玄冥闻之参寥，参寥闻之疑始。’”—《庄子·大宗师》

从《尚书·益稷》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帝舜时已经在对更久远的象类记载进行整理及使用传承，并对象的内容和利用方式做了介绍。而“周鼎着象，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则是在成熟文字普及后一语道破了古人鼎器上书契象类的内容逻辑，全都是君道之理，总体是为维护天下的长治久安。而其他记载又对具体象类纹饰或者具体君道内容进行例举阐述。《庄子·大宗师》则用象类传统制作了一个寓言，告诉我们“道”等信息表达与传播的逆向程序，即从笔墨记载，逆向口述，逆向眼见，逆向心摄，逆向需求的外力，逆向意识清晰，逆向含混，逆向疑问初起。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书契象类的存在，随着我们对上古文化研究的深入，在成熟文字文献之外，书契象类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
由于书契象类记载遵循一定的逻辑规律但表面却包裹着神秘主义外壳，有很强的时代甚至个人主观性。除去《周易·系辞》等闪烁的理论外，没有明确的规范性文献以供具体参考。另外成熟文字流行，象类理论逐渐淡出社会主流，更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受西学东渐大势影响，传统文化的一些观念受到批判而弃置，文史上今古间的隔阂渐深。一些西方舶来的理论成为辨析中华传统文化现象的主流，以A证B,难免似是而非，假说纷纭。如当前中国青铜器纹饰辨析方面的理论主要由华裔学者张光直先生的“萨满通灵”说所占据。【12】 虽说“萨满通灵”本质上与《周易》象类的来源中华巫蛊术在源头期共为一途，但是其从国外近代引入，包括地域造成的民族人文心理的差异性，外加时代变迁造成巫蛊学术由族群权谋核心到个人敛财术数的用途差异性及“萨满通灵”未能剥离神秘主义外衣的迷茫性决定了该类辨析均是无根之萍。所以在张先生萨满通灵说代表作《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就把青铜器上的动物视作供巫师召唤的精灵助手或者献给神的牺牲，整个一幅大神施法的图景。【13】其《濮阳三蹻与中国古代美术上的人兽母题》亦秉承此思路，顺理成章落入后世道教传承的巫蛊神秘主义彀中，西水坡的龙虎造型摆塑由此成为仙家道门的座骑，和精灵助手正是不谋而合。【14】其实这些都是巫蛊迷人的烟雾，我们有必要看看中华古人如何辨析书契象类记载。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周易·系辞上》
“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周易·系辞下》
“视尔友君子，辑柔尔颜，不遐有愆。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无曰不显，莫予云觏。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诗经·大雅·抑》

这里《周易·系辞上》的意思是说道是很简单的阴阳之理，象人一样因秉性习善而成长，有其固定的发展逻辑，但同样的东西各人却有各人不同的看法。但君子之道是最少见那一条，即君道的继承是书契象类和易道的核心。这和“周鼎着象，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的看法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由巫蛊在上古是作为统治核心或者统治者重要助手的身份所决定，其含义核心只能是权利争夺和社会管理，也就是君道。其它类别的含义虽然也有，但只是包含在内。而对《周易》中象类的分析解读也并无神奇之处，无非事物和自然之理，人伦之情。《抑》之“无曰不显，莫予云觏。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明确告诉我们神明象类之思虽然难测，但仍可以通过“格物”【15】而得以一一显见，却又不是较其长短的准确性度量思维，只能够用有引线的弓矢远射它，再根据引线而识脉络。也就是只能根据迹象来猜度，且没有人可以为我们证是或者证非。这些迹象就是书契象类记载中的物象串系和易理逻辑关联。而所有这些的物象本体都有其基本特性，及其本性特征与人们的关系和对人们生产生活可能带来的影响。比如牛，中国人认为它能引重致远，是农业文明熟悉和依赖的动物，在《周易》中有特定人文象类含义。画一个牛，或者引用牛的个性特征，可以唤起相同人文环境或者相同生产生活场景下其他人们的情感和意理共鸣，大家再遵循一定的共同表达逻辑，就可以用图像来进行书契象类记载并起到交流和传承的作用。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后面对大立人造像及纹饰辨析将要遵循的途径和方式。

三、对三星堆青铜大立人造像的研究情况
自三星堆遗址发现以来，对于该大立人造像的研究就没有停止过，目前已有众多学者对其有过专门的研究。概括起来其研究方向主要有整体概括及造型艺术方面、人物身份辨析方面、礼衣纹饰方面、文化意义内涵方面、局部辨析及扩展研究等几个方面。现分别对部分有代表性的研究情况罗列如下：
形象辨识整体概括方面的代表文献如王仁湘老师《三星堆出土青铜高台立人像观瞻小记》，该文中王老师把此立人造像按形象为主概括为：“稳步远眺姿容庄严”；“衮衣绣裳华服嵬冠”；“神耶王耶身地高崇”等三个方面。鉴于作为专家学者的慎重，王老师文中未对其进行明确定性。【16】 造型艺术方面的文献如于宵《道器互补、文质合一，从艺术设计角度透析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该文从艺术设计的角度，通过青铜大立人像的材质、造型、审美与纹饰等特点，认为古蜀先民是通过偶像的设计完美地实现其政治和宗教目的。主要结论有三点“‘国家重器’地位与造像材质的取舍”；“‘群巫之长’身份与人像造型的选择”；“‘政教合一’功能与狞厉之美的追求”；“‘通天使者’身份与装饰手法的营造”。【17】 李燕《三星堆青铜质礼器的纹饰审美特征》，则从三星堆铜器特点和纹饰特征入手，指出其审美特征是：“追求瘦高”，“庄重感”和“抽象的寓意”。【18】这些文献从立人的整体形态入手，虽未深入文史，却以直觉感观或者艺术构型方式对立人进行了概述性研究和评析。
人物身份方面如张肖马《三星堆方国的巫，青铜立人像与跪坐人像研究》，该文从人类学家对巫与巫术的界定，认为该青铜立人当是中原方国的巫，他们参与政事，是祭司。【19】 庞永臣《大宗伯与姬蜀郊祭：三星堆大铜人造型寓意及其
他》，该文从“宗”字意义入手，认为该立人造像的身份是主管宗族事务主官大
宗伯，大宗伯为姬姓的蜀国主祭，在鱼凫时为大宗。其礼服形制及纹饰等为商人
的“冔”服制式。【20】 白剑《用‘脚’与斗神交通—兼释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执
规交斗的伏羲》则从民俗出发，认为大立人的造像形态是脚踩斗形与天地沟通，且立人是中华先祖伏羲氏。【21】
礼衣纹饰方面的文献主要有黄能緮《复原三星堆青铜立人龙纹礼衣的研发报告》，该文以黄教授会同其他服饰专家根据研究成果对立人服饰构成及其纹饰组合进行了论述，认为礼衣服饰为四件套，材料为丝绸，技法为蜀绣，并按蜀绣传统根据立人服饰进行了礼衣及主要纹饰复原，为礼衣纹饰深入辨析提供了重要依据。【22】 王?、王亚蓉《广汉出土青铜立人像服饰管见》则认为立人服饰为三件套，与四件套的说法有区别，但该文还就立人上衣的纹饰源流进行了考释，认为其是传统文献上记载的“黼黻”纹，非常有见的【23】
从文化寓意内涵方面进行探讨的文献则有王政《三星堆青铜立人新考》，文章从原始宗教角度，对立人的花冠、赤足、大耳进行辨析。认为花冠是“接引遣送神灵的象征标识”，赤足“有‘灵穴’，是接引地灵，升登仙化的表征”，大耳是“巫人神秘听觉的象征”。【24】 陆赛楠《浅析三星堆青铜立人像文化内涵》则从立人华贵精美衣着，神秘奇特的冠式，夸张传神的大耳，特色鲜明的巨手等特征着手辨析，认为立人融合了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神灵崇拜和自然崇拜的多
重内涵,对研究古代社会,古代服饰,了解古代蜀人的宗教观念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25】 缪永舒《三星堆青铜立人像文化意识与艺术特征》，则通过对立人特殊部位，主要是手，耳朵、眼睛的“变异”现象的探析后认为它们体现了蜀地当时社会结构下的王权专制思想内涵和天人合一的审美意识。【26】
局部辨析方面文献有赵殿增《从“手”的崇拜谈青铜雕像群表现的“英雄” 崇拜—三星堆文明精神世界探索之二》，该文从三星堆博物馆含立人造像青铜器及玉璋包括战国巴蜀铜器上的“手”形造像或者符号绘写入手，认为它们已经不是普通的手，是蜀人崇拜的神之手。而三星堆青铜群体人造像则是一种半神半人的“灵人”，巫术时代的英雄。【27】 彭元江《试解三星堆青铜立人环管状手之谜》则从立人造像“管状手”和陕西茹家庄西周男女青铜人像“管状手”的共同点切入，认为古蜀人有特定的“手”崇拜，其实是中华传统文化中“虚空”观念的反应。【28】 钱玉趾《三星堆青铜立人像考》也从立人手形出发，以自问自答的方式指出立人手中持物为彝人经师毕摩所持“神筒”。同时也认为立人是蜀王蚕丛的大臣，三星堆铜器出土坑中是祭祀之物，但坑却不是祭祀坑。【29】
扩展研究方面的文献如王仁湘老师《三星堆青铜立人冠式的解读与复原—兼
说古蜀人的眼睛崇拜》，该文对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冠式进行了深入的
复原研究，认为可称为“天眼冠”或“天目冠” , 其冠式当有古蜀人太阳崇拜的古风。同时还对古蜀人的眼睛崇拜与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关系发表了看法，认为非商周“饕餮纹”。【30】李江涛《持蛇而祭，三星堆青铜立人像手持之物考》，该文由青铜神坛上祭师们手持的弯曲状长条形物 、民间收藏玉石器中祭师形象与青铜立人像的高度吻合，以及青铜蛇的铆接技术理论上可以将蛇
身较大自由度的弯曲，从而得出结论“三星堆青铜立人像手持之物为一条巨大的
龙蛇”。【31】 钱玉趾《三星堆青铜立人与握物新考-兼谈圭璋的辨别与定名》，该文从中原传统文献记载出发，认同立人身份当为蜀之君王或者群巫之长等，否定了大立人握物为琮，为毕摩神筒，而认为应该是圭、瓒。【32】
从以上众多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献来看，要嘛重视整体直观认识，要嘛是从艺术造型方面，或者从个别引人注目的特征入手去联系中原传统文献以为辨析。虽然对立人的身份，寓意，作用等作出了各种解释，但由于缺乏明确的理论体系支撑且在分析其象征意义时不能突破巫蛊的神秘主义，或者照搬西方人类学及巫术记载，不能做到有的放矢，虽不乏真知灼见，但总体研究成果仍不能令人满意。故笔者拟以《周易》总结阐扬的中华书契象类原理为理论根据，以其相关书契象类史记载为参考，与传统文献记载相结合，全面深入并明确的对该立人造像进行书契象类分析考释，揭示其象征含义。证明三星堆大立人所表达文化内涵虽与西方确实存在交流但是主体上绝对是土生土长的中华文明，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蜀中狂人 2020-12-12 13:03:54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象类辨析
目录
一、缘起
二、何为《周易》象类
1、书契象类的由来及内容
2、书契象类的作用与运用
3、书契象类的传承与研究
三、对三星堆大立人造像的研究情况
四、青铜大立人的各部造像构型及象类含义辨析
1、大立人造像的整体构型分析
2、大立人造像的地部构型及纹饰象类含义
2.1、地部造像构型及象类含义
2.2、供桌支撑部另一种构型及象类含义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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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jkgf267 2020-12-12 22:16:27
这象类那象类的，中国何曾有过象类文化？你是象类推销员吧！
三星堆文明的特点就是和现在所知的民族都不相像，所以啥民族都能往上套！你说毛利族也行！你说爱斯基摩人也行！你说吉普赛人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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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字成熟以前的人文意识表达方法就是象类，比如我们熟悉的阴阳五等八卦等都是这种理论的逻辑体系！

我的确算得上象类推销员，原因在于远古文化的出土文物的符号纹饰解析上出现了瓶颈。而大家也都能预感到，远古玉器，彩陶及青铜的纹饰图案中有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达系统，只是不知道这种表达系统到底是什么！而本人发现，这个表达系统就是的记载于周易中的象类理论！！而本人于考古本是外行，所以想通过公开渠道专家呼吁推荐一下，希望专业人员能引起重视，以专业人员所掌握考古材料，以及常识积累，当比我们这种圈外人员更能揭示其中的奥秘！！
只是从目前来看，似乎完全不是预想那样！！

四、青铜大立人的造像构型及纹饰象类含义辨析

三星堆遗址是中国青铜器时代一个最为辉煌的代表性遗址，其两个祭祀坑青铜造像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数量最多，形体最大的青铜雕像群。【33】遗址发现之初，基本上把其确定为商器。【34】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趋向于认为三星堆遗址多型出土文物与二里头遗址间具有明显关联性，二者的兴盛年代也基本重合。如王毅、张擎《三星堆文化研究》，“认为三星堆文化三期的年代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四期或二里岗下层期早段至二里岗上层期早段相当”；“三星堆文化二、三期紧密相连因此三星堆文化二期的年代应与二里头文化三期约略相当。”；“关于三星堆文化的绝对年代，三星堆遗址中有六个C14`数据除个别数据明显偏早外大都在距今3850年±100年至4030±120年（经树轮较正）之间”。四川文物考古研究所赵殿增先生，也于近年确认：“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遗址二、三期文化），”距今约 4000～3200 年前。【35】这些比对或多或少都是意在通过三星堆与二里头的关联以指向“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夏都斟鄩”从而建立夏朝与三星堆的关联。【36】 这就为笔者对大立人的辨析在时代背景上奠定基础，现在我们正式对其进行象类辨析。
图9即为我们要辨析的三星堆青铜大立人造像，该立人像于1986 年 8月 ,在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内发掘出土。通高 260.8 厘米，其中人像高180 厘米。无论从其庞大的体量，宏深的造型，还是从其精美纹饰，在国内均属第一，在当今世界青铜器文化史上亦是无出其右。三星堆青铜器与商周青铜器在整体器用上也有明显区别，其中三星堆青铜器具主要为祭祀专用的礼器型书契象类器物，而商周青铜器则明显合日用与祭祀为一体。这种区别可以反映出资源占有对象的迁变，可以反映出巫蛊宗教势力对国家和社会影响及控制程度，同时也是文字成熟与否的侧面表现，从中国社会演进角度也能显露其时间先后，以上这些重要特征还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1、大立人造像的整体构型分析
首先通过图7-10的比对我们可以看出，三星堆青铜大立人造型虽然奇诡新颖，但并非无源之水，红山及安徽凌家滩玉立人奉手捧心直立之态正是三星堆青铜立人的更早由来，而金沙青铜小立人正是它更为清晰的去向。从造型上看该青铜大立人造像整体庄严肃穆，雍容华贵,生动地展现了中华巴蜀族系对华夏上古象类的继承和发扬，其整体及各部构型、立人面容体态、冠服纹饰等是认识古蜀及中华文明先周时期人文特征的重要实物见证。由于该造像属于中华传统书契象类记载的特殊性，笔者准备改变一下通常考释文章的次序。不由先分析而后得出结论，而是遵循古人的逻辑，即按“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的思路，先拿出结论，再按理论去分析其由来演变的脉络，用事例去佐证而最后得以确认。也即笔者已经“心知其意”【37】，知道它是中华山川神主即上帝的象征，也是先秦诸子文献中认为的禹王身像，更是禹王铸造以象征中华九州治权的“九鼎”。



看到大立人造像，笔者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黄帝曰：‘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虽说《黄帝内经》从行文看成书当很晚，但此真人的描述与青铜大立人造像隐约存在着一定的呼应关系。故此立人的总体情态可以概括为“履地戴天，跣足虚怀，莅方执圆，握褒据中，瞽目入神”。粗分可为三部分，1.供台；2.人体；3.冠冕。对应传统文化地人天三才。细分则为六部分，1.台座；2.供桌；3.下肢；4.躯体；5.头颈；6.冠冕。可参看图13。




图11、大立人造像构型划分

如果六部分的划分由下向上逆排，象类缘地上生，则对应《周易》的六爻排位。按台座为正方形，供桌亦为方，下肢数二，躯干一体两手为奇，头颈五官七窍为奇，冠冕一体为奇。故此立人构型按《周易》象数可排卦为地天泰。其卦辞为：“泰，小往大来，吉，亨。”；彖辞为：“‘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其象注为：“《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卦反映的是中华西南坤地带领南方北上，西北乾天带领北方南来，是为南北交融，华夏一统，分裂现象减少，国泰民安，皆大欢喜之象。其象注“后以财成天地之道”的“后”既是后人之意又是夏商周三族祖先的合称，其首就是夏王大禹。故屈原《离骚》诗云：“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禹王收天下之金铸鼎象治，以祭祀山川神主号令天下。故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以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由于人像是站立在供桌之上，神态安详，瞑目入神的情态也十分明显。所以此人像并非活人，而是供奉的神明。故称此人像为大祭（巫）师之类的说法则有不合情理之嫌，没有一个祭师会自己站上供台。其实此造像到底是表现祭师在施法或者是神明先祖，我们根本不用考查文献，只需要看看身边寺庙道观中的神像即知，此大立人像供台金身的总体构型正是后世中国佛道神像的供奉模式。

@蜀中自有美景 2020-12-13 16:08:57
三星堆里的“三皇”

没有找到三个纵目人的合影，只好上这个图了。
按照文献记载，古蜀王叫蚕丛。蚕=天+虫。是一个词的合字。蚕字的古文字写法：䘉。就是说有3个“天虫”。天虫不难联想到“龙”吧？
“巴”字和“蜀”字是由龙的图腾演变而来：


http://img3.laibafile.cn/p/m/319831986.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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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用纵目人代表三皇！表意逻辑呢？象类就象象形文字一样，他基本原理是见象会意！会意必有场景逻辑，人文意识逻辑。你这逻辑是咐呢？？我在考古文物中也确实见到可以表达三皇象类的，它的逻辑是圆一象天，方以类地，人侧为子。代表天地人三皇，它的逻辑是明显的！

但是你后面那个龙盘把西南角的巨目小虫视为蜀字，符合蜀的天地设位构型，而戴干戈的龙代表东方类有君德，则此蟠龙纹可象类东方系即商朝把西南罗地纳入势力范围，象征商人全面主导中华，这符合商朝武丁伐鬼方后的政局。即这种图像纹饰可以和《竹书纪年》”,武丁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的记载进行匹配性研究，这就是我想推荐的象类理论的初衷和目的！

麻烦告知一下，你这个纹饰的详细出处，我想了解更多信息！多谢！

2.1、地部造像构型及象类含义
我们先来看大立人造像地部又由台座和供桌的双承形制构成，参看图13。其台座部分是一个正四面体，光素无纹。单看它造型只能从天圆地方的传统象类逻辑，看出它是人像最基本的根基也即立足之地。但是如果我们已经“心知其意”，【37】就能够理解到这个台座是方形的巴蜀盆地也是《周易》中以“厚德载物”的坤地的象征。坤卦于方位对应西南，我们以何尊“宅兹中国”【38】确定的伊洛盆地为中心，巴蜀正是西南。而地部上半部供桌则满布纹饰，从立体上来看，供桌的供脚又分为脚部支撑构件及上部供桌面的附属部分，二者构成爻交（）之象。
从线描图的直视效果来看，它就象一个现代的老虎钳构造，钳柄朝下而虎口向上，将以上食立人之象。而其桌面构型仍然取自一个正方体，也以方形象类为基调，只是没那么厚了，形成了明显厚薄对比，让我们联想到厚积薄发的成语。这里的虎口向上食人形象其实已经为后世商周青铜器“人兽母题”虎食人纹饰记载找到理论前源，而《周易》则将其类似的象类史事记载于《履卦》之中。如其卦辞：“履：履虎尾，不咥人，亨。”就是以“虎食人”做为中华象类史事件的载体。
如果我们反老虎钳构型的上食思路，而以向下为思路，则这个供桌支撑的上下两部又构成一个头上有角，有大口无下唇的有名饕餮兽纹之象。其实此类兽纹的构图及象类原型，向上方向是一种巴蜀特有的食木虫类锹甲，以其盾首双钳为食上象类原型，【39】象征西南系由南向北上食。下方向即以吊睛虎口为象类原型.象征占据西北的西南巴蜀系，由西向东扑食中州，以主导中华。而这种角钳顶上，大口食下的构型组合就是商周青铜器各种兽型的来源，其象类含义也本此而来。

2.2、供桌支撑部另一种构型及象类含义
如果我们将地部供桌旋转一下，以四角为正象，参看图14。我们会发现此供桌下部支撑的物象原型又变了，其象形变成了个以卷桌脚为长鼻子，以蚕虫体为牙的动物象形态。形体一变，其象类也就变了。动物象在《周易》象类体系中的象类含义是整个神州的地理象形，而整个神州只是世界主体大陆的四分之一，《周易》称这个世界主体大陆象形为彖象，佛教经典则称这个世界主体大陆为四大部洲【40】，虽然说法上有些区别，但其喻指是一样的。




图14：大立人造像供桌对角视图为四面大象踞中构型图示

通过图15我们明显可以看见封闭的东胜神州具有动物象的形影，同时我们可以看见伊洛盆地为中心的河南正是神州东西南北两大主干山系交汇位置，也就是该地为神州之中，故河南简称为豫，会意为预象，就是暗示和动物象形的地理中心相关。因为这种天造地设的神圣对应关系，伊洛盆地才获得了中国的殊荣。也因为这个象形地理对应关系 ，中国北方为前为上，南方为后为下的人文坐标观在《周易》中是隐含的。而佛经中四大部洲于古人之意是以须弥山（今帕米尔高原）为中高，外部围绕着咸海的大陆的四个分，才有四大部洲之说。但流传下来的很多佛教图示已经是把四大部州分别画成被咸海包围，即画成了四大分洲。其实我们现在有了北斗卫星只需要根据主要山系和自然地理分界线分开即可见古人的象类含义。因古人虽能随便游走天下，能知世界大势，但他们能掌握和记载的从来只是大概，和实际还是明显会有误差的，这是由象类记事的时代和方法决定了的。人类逐渐定居以后，这些前人整体记忆就成了巫蛊们知识传承的重要内容。所以那些给上古象类史记载中的华胥氏等找个居住的村庄的做法纯属画蛇添足，只能算是为象类历史找个具体寄托而已，是不能认真的。

【39】锹甲属鞘翅目锹甲科(四川地方叫夹夹虫)，雄虫的上腭发达，形似牡鹿的角。图片中为四川独有的深山黄背锹甲。【40】：四大部洲，又称四洲、四大洲、四天下，是佛教中认为在须弥山周围咸海中组成世界的四个部分，分别为东胜神洲；西牛贺洲；南瞻部洲；北俱芦洲。”其说和合则为《周易》彖象




图15：神州地理轮廓呈申字及与动物象比对图




图16：世界主体大陆为彖象（动物貘）比对图

按中华象类传统，亚欧非就是世界主体大陆，象一个猪身鸟喙尖嘴动物（图16）。最初笔者仅从其形态来推断，初步确定的彖兽原型动物是大食蚁兽，但后来笔者根据陕西宝鸡茹家庄等出土的貘尊形制及纹饰，包括传统文献对貘这种动物特性记载，转而确认貘才是《周易》彖兽的原型。因为书契象类是古人的心意，我们只能心知其意后去寻其脉络以为确认。《周易·系辞》说：:“彖者,言乎象者也。”又说，“彖者,材也”，说明彖就是物象之形，又具有组合性。古人又说彖兽的物性是能喻断，断则分。如《周易正义·乾彖》引褚氏、庄氏说:“《彖》者,断也,断定一卦之义”，【41】这和春秋时期以断玉象类决策的坚决性思维模式一致。而貘又是传统文献及注解中公认的食铁兽，《白居易·貘屛赞序》夸张的讲其“非铁不食”，其性正可象类决断能力。由此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造像双重证据与地理的形象匹合表明貘就是性能喻断的彖兽动物原型。而把古人彖兽的造像（貘尊）与世界主体大陆对比，其神似是确然的。由于彖被注解为“大象”。根据比对说明彖的“大象”象义来源于它象征的地理范围更大，而不是彖兽原型动物貘比动物象更大，这属于古人使用象类而导致名实有所不符的一个有力例证。其实笔者怀疑世界主体大陆除了彖兽貘形，还具有方形（梯形覆面）之态，

也就是天圆地方观念的原型。我们看金沙博物馆的金面罩之形，宽颐窄脑，其鼻子正对着世界最高的青藏高原区域。由于这种对应并没有文献述及，我们不能作确认，但是这符合象类喻指的基本原理。由此我们也可略窥象类逻辑的地域和时代主观性，用同样的原理，却有不同的象类原型喻指同一事物，但其突出自我的神圣性出发点却是一致的。
这种上看是一个象类，下看是一象类，侧看又是一个象类，却把它放在一起的表现手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后来被称为“合同异”。是战国名家的一个学派，代表人物是惠施，具体表现为把“大同”和“小异”混为一谈，不加区别。看问题都持类似于对立统一的全息观点，善知黑守白能举一反三。缺点则是说事情含混不清，顾左右而言它，缺乏确定性，其实质就是传统象类学术的继承者。而名家另一学派“离坚白”派就走上另一极端，其代表人物公孙龙子认为坚白作为物性，坚是坚白是白，不能同时兼得，混为一谈。由此与传统“合同异”思维针锋相对，虽说有诡辨之迹，但其实质和时代意义在于对传统象类思维以类言物，名实不分的批判，呼唤表达的确定性。其实也正是因为名家离坚白派辨名实努力，当然更重要的是成熟文字大众化，含混深奥的象类记事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到后来作为一种传统只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才使用。如近现代玉器多借物象及汉字谐音关联，以表达吉祥与祝福的象类含义，并形成一系列的定式。如以葫芦造型象喻福禄，婚庆以送枣和花生喻早生贵子等，是为传统象类思维的流变。

@紫曦7786 2020-12-13 20:55:07
我就知道早晚有人会把三星堆引向犹太人，编造犹太人和中国人的历史渊源，给犹太资本潜伏中国，吸血中国埋下伏笔，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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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引向犹太人不即将的问题，是早就这样了！！苏三三星堆大猜 想等书是较早明确这样提法，人家书都出版十七八年了，现在不是引向犹太人问题，现在是证本华夏的时候了！！！

@没八个卦 2020-12-13 21:38:10
我也不信三星堆是以色列整的！楼主加油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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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支持，这个是必须的！！！

@醉卧红尘999 2020-12-14 13:40:06
犹太人的前世今生
http://bbs.tianya.cn/post-16-1192883-1.shtml
楼主看看这个帖子或许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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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层主的提法，你说共济会规和距是伏羲女娲所执，这个我承认。伏羲女娲所代表的中华阴阳二系的表达除尘规和距还有圭和璋等，可谓不一而足！众所周知，对中国象类说，规距物象可意味着方圆，天地，制度等等意义延伸！可能共济会就没有一系列的意义延伸吧！故于共济会而言，它是有象无类，而是只有一种意思！
另外，我们从旧约圣经来看，以色列是上帝选中的信仰传播者，上帝和亚伯拉罕是契约关系 ！所以亚伯并不是神子神民，而亚伯是以色列宗祖！所以以色列 人也不是神子神民。中国则不一样，伏羲是我们的天父或者天皇，女娲是地母，中国人就是人子，所以上帝与中国人关系是祖先与后人的关系，这一点致养重要！！所以按旧约圣经，世界和人以及文明都是在东方就完成了，以色列只是作为中亚也就是中国邻居向西方传播这种神文化的使者比较合适！！
总之从双方典籍中的象类逻辑来看，双方关联是明显有的。但却明显不是一系，只是文化创造者与邻居传播者的关系！ 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传播中华文明的北支天日文明！并未涉及西南地月系。而巴蜀则是中华地月系，比如三星堆本身就来源于三星伴月象类！！所以无论从人文的那个角度来讲以色列都与三星堆没直接关联！！！

3、薄形正方体供桌面的构型及象类含义

“ 爻”型支撑部分加上薄形正方体则构成供桌形态，而供桌的四方形态也有象类喻指，即中华母亲之山华山。华山的标志性形象为“削成而四方”，在这里被取用为造像象类原型。它是中华北方系母祖华胥氏从巴蜀北迁履迹雷泽大人迹的中间点，华山以东就是方形的伊洛中国，是一个比巴蜀更小的方形盆地。也就是说华胥氏名象的由来是依托华山而得名，由此证明华山曾作为中华中间位置的象征，华胥氏的象类含义是以华山为中心的南北游团时代。

“太暤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史记·补三皇本记》（唐 司马贞）
“太昊伏羲氏“母华胥，居于华胥之渚。尝暨叔嫟翔于渚之汾，巨迹出焉，华胥决履以跧之，意有动，虹且遶之。因孕十有二岁，以十月四日降神。”《路史·卷十》（宋 罗泌）其注释云：“华胥之渊，盖因华胥居之而名，乃阆中俞水地也。”—《路史》
“又西六十里,曰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广十里,鸟兽莫居”《山海经·山经·西山经》
“县有华山。《山海经》曰：其高五千仞，削成而四方，远而望之，又若华状，西南有小华山也。”—《水经·渭水注》（北魏郦道元）
“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史记·五帝本纪》
“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绩。”——《尚书·禹贡》

华山于中华文明是相当重要的山，在五岳体系中为西岳。但在黄帝建国的四至中来看，华山是在中间的。而《尚书·禹贡》即是以华山为参考，“华阳黑水为梁州”。中国古代以山南为阳，山北为阴，故华阳就是华山之南，黑水为川西高原上由北向南流之水，因处高山之间，很少见阳光，故色黑而得名，所以梁州之地主要就是西南汉中及巴蜀之地。关于华山居中形势可参看图17及图35。




图17：示“其”为祺，神奇的黄土高原与华山

从图17的地理形势我们就可以理解《周易》爻辞中其（）字为什么代表神奇的黄土高原，也就能知道满族人自称旗人并创立八旗制度内中已有入主中华之意。因为其字的来源就是秦岭如供桌，供奉着黄土高原圆天地理形态，而华山大致居中且北对中分高原的南向黄河，又中分黄河己字。故我在图中插入了一个巴蜀民间收藏的玉器书契造像，其中间两条乙字形的蛇共同组成黄河几字形以象供桌，供奉着五方圆器，与本大立人供桌有共同的象类喻指。关于黄河己字及华山和黄土高原地理情态可参看图35。由于黄土高原具有神奇的象征，故中华君王无不以黄土高而立都，由此君临天下后，再上顶西北以卫护中华，下食东南以获取贡赋。这种上顶下食的中华君道就是本供桌巨口兽纹及商周青铜器上饕餮等各种凶恶兽纹的全部秘密。无非因其族类所处地理位置不一样而其构型或者兽类选择上会略有不同，共有四凶之说，以对应中华四隅。



“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混沌、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左传·文公十八年》
“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梼杌。此三族世忧之。至于尧，尧未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天下恶之，比之三凶。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螭魅，于是四门辟，言毋凶人也。”—《史记·五帝本纪》
“其上有兽焉，其状如牛，胃（同猬）毛，名曰穷奇，音如獆（háo） 狗，是食人。”—《山海经·西山经》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山，多金玉，有青雄黄，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汤谷。有神鸟，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惟帝江也。”—《山海经·西山经》
“西方荒中有兽焉，其状如虎而大，毛长两尺，人面虎足，口牙，尾长一丈八尺，扰乱荒中，名梼杌。”—《神异经·西荒经》
“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国语·周语上》

四凶，虽有名象，除饕餮在《吕氏春秋·先识览·慎势》中被言及形象性能而被熟知外，其它三凶则多记于《山海经》，多以神怪为象。其实理解这些神怪真实意义的核心并不在于寻找更多的文献，只需要用《周易》爻文反效，拆字观象会意，再行多方联系比对才是窥测其名象的含义核心要务。首先我们来分析饕餮二字，由號殄食等组成，其中有虎象大口，歹珍之象义可会意为饱食珍物。和《吕氏春秋》之贪兽含义同类。再分析梼杌由木寿兀之象组合，寿木可会意为长生不死之木，故和《山海经》中远古众多神木相关。而“兀”，为供桌之象，义为突出之意，木兀则可会意突出木类。正好和我们当前解析的带卷脚的方形供桌相关。而颛顼也正好是炎黄后巴蜀系首王，“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的记载正是说它特征是木讷，而木头在民间俗语中正好也是不善言语的象征。所以梼杌其实是颛顼氏的成功之道，即通过攀缘神木，从而突破蜀道天险，得以北上黄土高原凭高以观，见机则顺河渭东下以行履道。
所以锹甲缘木上行就是梼道，而杌则是重视华山一线秦岭如供桌一样供奉着黄土高原圆天这一地理情态，也就是巴盆地对拱卫黄土高原的重要作用。而“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这样的说法已经证实梼杌实质并非神怪，实是颛顼式西南人文帝道的象类喻指。春秋战国时楚人以颛顼苗裔自居，故不避凶名，以《梼杌》名其史。所以梼杌所象征的君道总体上为巴蜀溯嘉陵江或者并联荆湘戆溯江汉而上西北，取五行水生木，即如乘木而上。可参看三星堆人首鸟身像，其神人曲身张翼立于花果之上的造型，就是象征南方鸟类人文溯江汉或者嘉陵江等通道逐级登上西北黄土高原，取得顺河渭东下而入主中华，建立自己的统治基础。因颛顼氏为此类炎黄后西南第一人，其后世欲效法而未成功者就是梼杌。明白了“梼杌”就是神木和供桌的象类之后，我们再看后世巴蜀青铜器上的一些纹饰就会豁然开朗。
为了更好理解供桌及缘木上食是巴蜀类君道之常，我们参看一下蜀地和巴地出土的两个铜印上面的书契象类记载。见图18和图19。这两个巴蜀符号的铜印出土的墓地档次都很高，冯广宏先生认为前者是蜀王印，后者是巴王印。【38】我们看二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供桌物像居于印章纹饰的中下部位，其中前者的供桌上供着一个十字形躯体像形，上有网纹。冯广宏先生认为是盔甲，则其分格五纵三横。从形态上看躯体和盔甲两种说法并无本质区别，我为什么还要强调是十字躯干上有网纹呢？这是因为人体于三才象中，是中华神明。网纹则是巴蜀燧人结绳类，可以象喻源流。而盔甲则是兵备众物，若象类引申无非是喻防备之类，与整体组合不甚相融。此二者中后者图19则更为符合梼杌的供桌与神木之象喻，其两边有草木三枝之象，其中上供的是巴蜀符号【39】中常用的一个符号，在甲骨文中此为五字，五在象数中代表居中。所以这两个图章纹饰中一者供躯干以象中，一者供数五以象中，从象类上来说都是意在中华的中高象类。有意入主中华的西南类，对中华当政者来说就是“颛顼氏之不才子”，凶兽梼杌。商朝建立之后，它们就只能次于丕山，对应历史可知道他们就是西南氐羌夏后类遗脉。




图18：新都马家大墓出土铜印 图19宣汉县罗家坝大墓出土铜印
图18、图19引自冯广宏《巴蜀王玺印-文字试解》

所以这个大立人造像，地部主体造型的象类含义就是立足神州中华西南巴蜀坤地，通过仿效锹甲虫缘木上食，到西北后再变吊晴猛虎直扑东下，入主黄土高原中华之地及伊洛中国，并由此掌握中华主导权君临天下。此类被巫蛊神秘化的君道由南上西北再东下实为颛顼帝成功之道，在后世成为西南系入主中华的标准化套路，禹王夏朝亦本此道而立国。而中国当权者则称想通过此类方法入主中华的西南巴蜀势力为“颛顼氏之不才子”，象类为四方凶兽之西南“梼杌”，以为警戒和防范。

@超大晓卿Z 2020-12-14 22:53:15
以象寻真，倒也别具匠心。
不过仅仅从史籍中摸索，显然是不够的。神话也不仅仅是神话，是曾经发生的历史在流传过程中对具象描述夸大失实的产物。要复原真实的历史，需要史籍，考古，文化，逻辑，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理论的相互支持。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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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就是想以象寻真！但本人不是以典籍证典籍，而把考古出土的文物中的象和来，与典籍进行比对，通过其契合关系，以更好理解典籍中象类史。通过这些比对，我从以前新文化现代考古的完全拥趸，现在成了传统历史观念的认同者及与现代观念的沟通者！！！

@tools1127 2020-12-15 08:35:29
这种事，楼主，你觉得有能力说清楚吗？你能收集到的所谓“证据”都是人家呈现给你看的，你能得出几手结论呀？现实尚且看不清楚，还非要去说自己不熟悉的几千年前的事，省省力气吧，自家庭院的杂草除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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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来玩不可以吗？？？？

2、供桌上镌绘图像内容及纹饰象类含义

由于台座部分光素无纹，除造型外不需要解析。而供桌支撑的下部则镌书着一组图像，具体为一个眼睛和一条蚕虫的物象。按杨晓能先生的总结，可以称之为图像文字，是物象纹饰与成熟文字间一个中间过程。【40】此巨目虫身的象类组合后世甲骨文据此记作“”等，金文可记作“”等【41】，即今天汉字的“蜀”字。其上部供桌的附属部分，则半造半镌着一个符号，如同英语的“S”,这在中华象类体系中，它是五行的木纹，于八卦又称雷纹，于后来的汉字则为“己”字，是中华东方的象类化标志符号，其物象原型为黄河干流由东向西方看。可参看图35。
图像文字“蜀”的巨目蚕虫身构型，也来源于地理形势象类，即以山川地理形势来标示蜀地的位置为眼型地理的边角上，这和黄土高原“其”字地理，黄河己字，几字等形态原理是一样的。这里眼睛即是巴蜀盆地的一个地理象形，蚕虫则是黄帝正妃炎帝继承人西陵嫘母形象识别标志，同时虫类曲身求全也是存身之道，故《周易·系辞》说：“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由此巨目蚕虫二者会意则喻指川西平原屈身于巴蜀盆地西侧边角，它就是蜀地，为先蚕故乡。可参看图20的地理设位比对。



图20： 巴蜀盆地依山形三分为眼型象类及与三星堆眼型器比对

巴蜀盆地四面山形围合成一个全封闭的方形的盆地，与黄土高原圆形八卦地理构成了中华的方圆二象，亦是乾坤之总。我们再根据龙泉山及华茔山等就可把巴蜀盆地分成川西平原（右眼角），中部丘陵（瞳孔），东部峡江（左眼角）三种不同的地理类型，注意其与三星堆眼型器三分型的对比相似性。其眼形中间象心脏而带椭圆的则是眼睛的瞳孔，此图形亦可引申论证眼为心之苗的五行巫医理论逻辑，两边如月牙而相合则是左右眼角。如此划分总体就是一个相似度极高的眼睛，西边右眼角居高则是蜀地。

哈哈，为啥都以为是多事呢？

所以巨目蚕虫身本质是一个由地理形态象类而来的图像文字，被后世甲骨文和金文所传承而演变为现在的蜀字，这也是商朝青铜器上最常用的图像文字“亚”字或者“亚其”的造字原理完全一样，也是其明确的来源。


图21:殷墟妇好墓“亚其”图像文字拓片



22：蜀地三星堆与亚其殷墟“天地设位”中心互怼形势图

图21为妇好墓“亚其”图像文字拓片，【42】该图像文字为效法大立人台座巨目虫身蜀字象类而拟议，它以黄河己字东段缶器形干流内装中华山脉大十字中上段太行山作为天地设位的定位标志。商人崇拜山西太行的原因在于商汤因灭昆吾氏占据山西而取得和夏桀摊牌的资格，盘庚迁殷依托太行山而武丁得以纳妇好反击蜀夏诸羌攻掠并伐灭鬼方进入全盛，故亚字或亚其成为商人定都河北心心念念的地理象类符号，商都殷墟与亚其图像文字的关系如夏社三星堆与蜀字图像文字的关系相对应。参见图22的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