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奇迹背后的酸甜苦辣
§2.1独裁
韩国的经济起飞是在政府高度集权，甚至可以说是独裁专制的高压政治之下取得的。今天韩国已经不再需要那种政治体制，但在当时，如果没有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模式，恐怕很难想象韩国能有后来的成就。政府集权在韩国经济起飞的进程中的贡献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2.1.1国家经济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在工业底子非常薄弱的韩国，等待民间自发成熟去进行工业建设根本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由通晓工业化内涵的精英利用国家权力强制推行。这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情形是一样的。韩国政府的幸运首先在于它的政府成员素质很高。“政府官员的高学历、高职称、高素质是韩国政府管理部门的一大特点。韩国很多留学归来的高素质人才一般均在政府部门或研究机构工作，在企业就职的很少，从而保证了韩国政府经济计划制定的科学性、可行性，实施和执行过程的可控性。”[⑤]高素质人才组成的政府机构，配以强大的国家机器控制，成为韩国经济建设的基础推动力。
是韩国政府（这个政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可以称之为军政府）制定了模仿苏联的整整六个“五年计划”，并用国家强制力推动，以先轻工业、后重工业、再后技术密集型间断产业的步骤，有条不紊地成功实现了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从国有企业的角度来看，是韩国政府建设了大量的国有企业，使后者成为战略工业、制造业的发展龙头，带动全国经济质的提升。从私有企业的角度来看，是韩国政府建立银行，提供大批量的国家贷款，促使韩国的私营企业兴起。（韩国私营企业虽然表面上占生产总值的比例远远高于国有企业，但是韩国的私营企业主要靠从政府贷款来解决资本问题。1984年，韩国上市公司的自由资本比例，按账面价值计算只有19.9%，按市场价值计算只有12.4%。而大型企业的自由资本比例更低。上市公司前10名企业的平均自由资本比例为5%以下。1996年，韩国30家最大企业集团的平均负债与股本比例为380%。企业越大，自由资本金比例越小。[⑥]）
在韩国，这一切只有高度集权从而掌握了全国主要资源配置的政府才能做到。在推动韩国的国家经济前进这点上，集权的韩国政府功不可没。
§2.1.2铁腕保护民族工业
张夏准是出生在韩国并在后来获得英国籍的学者。他有一个比喻：他是否应该让自己6岁的儿子立刻走向社会去找工作？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时候孩子去找工作，将来最多当个鞋匠、木匠，却不太可能成为律师、医生或核物理学家。所以在孩子小的时候，父母应该保护他，送他上学。并且在必要的时候，父母将用惩罚措施逼迫孩子学习，此外还要禁止孩子接触可能产生不良影响的东西。[⑦]
张夏准的这个比喻是为了说明：在新兴工业国的民族工业还很脆弱的时候，必须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保护，避免立刻参与国际竞争。如果不这样，脆弱的民族工业就会被强大的国际竞争者打垮，而国家的前途也就被毁掉了。
在这点上，韩国政府做得很好，甚至可以说做得很绝。韩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实行高度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对于一些外国商品，韩国收取很高的关税；对于另外的外国商品，韩国索性直接禁止进口。张夏准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提到过很多外国消费品被视为“奢侈品”，要么成为违禁品，要么用高关税加以限制。这些“奢侈品”甚至包括外国的威士忌和饼干。“我记得当20世纪70年代末在政府特许令下进口了一些丹麦饼干时，出现了小规模的全民亢奋。”[⑧]还有张夏准小时候“我们得知，看到任何抽外国香烟的人都要去报告，这是我们的爱国义务……我不相信我的朋友真的会去汇报这种“叛国行为”，但在朋友家里看到外国香烟时，的确会有一些闲话。朋友的父亲——几乎毫无例外的是一个抽烟的男人——会被含混不清地评价为不爱国的因而也是不道德的人”。[⑨]
很久以前我们就听说韩国人不买外国货的“骨气”。从张夏准的回忆中我们总算知道这是韩国的专制年代留下的遗风。通过鼓励公民告密来禁止使用外国货，这和大家心目中身处“自由世界”的韩国印象颇为不符，但却是事实。
韩国对民族工业的第二个保护措施是严格控制外汇和限制外国投资。韩国的一个天然优势是它建国时外国投资少。韩国曾经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基本上是外来投资的唯一来源。随着二战日本战败，日本退出韩国，给韩国留下了一段时间的“外资真空”。这给韩国从一开始就实施自我保护减少了障碍。因此韩国政府有条件利用铁腕控制外汇和外资在韩国的流动。“韩国政府对稀缺的外汇实行绝对的管制（违反外汇管制的人可以判死刑）。它还仔细涉及外汇使用的优先顺序，确保辛苦赚来的外汇能用于进口重要的机械和工业投入品上。韩国政府也严厉地管制外国投资，根据与时俱进的国家发展计划，在一些领域张开双臂欢迎外资的同时在另一些领域则完全禁止”[⑩]并且直到1984年7月，韩国才撤销了外资不得超过50%的规定。[11]
除了以上“严”的一面，韩国的集权政府在保护民族工业的手段上也有“强制性的宽容”。这主要表现在对盗版和假冒产品的容忍上。“如今，韩国是世界上最具“创意”的国家之一——根据美国专利办公室每年授予的专利数量，韩国排在前五位。但是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它是靠“反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为生的。我的朋友所购买的“拷贝”计算机（copy computer），实际上是由小工厂所造，这些工厂往往是拆散IBM的机器，复制其部件，然后组装。商标也是一样。那个时期，韩国是世界上的“盗版胜地”之一，大量生产假冒的耐克鞋和路易威登皮包。那些更具心计的人会采取接近假冒的方式。一双看起来像“耐克”（Nike）鞋叫“耐斯”（Nice），或者鞋上本应该有的耐克的“勾”变成了一个“叉”。……版权也是这样。现在韩国出口大量质量越来越高的版权商品（电影、电视剧、流行音乐），但是当时进口的音乐（大唱片）或电影（影碟）都太贵，很少有人买得起正品。我们就是听着盗版的摇滚乐长大的，我们称之为“天妇罗商店唱片”（Tempura shop records），因为它们的音质太差，听起来就像有人在后面做油炸一样。至于外文书，大部分学生是买不起的。由于来自一个愿意投资于教育的家庭优裕的环境，我有一些进口的书籍。但是，我的大部分英文书都是盗版的。没有这些非法的书，我永远不可能进入剑桥并在这儿呆下去。”[12]“对于外国专利，它（韩国政府）也持宽松的态度，鼓励“反向工程”并忽视专利产品的“盗版”。”[13]
正是韩国政府的这套长达30多年的，冷血无情的铁腕措施，才有了韩国民族工业的蹒跚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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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赵月华、李志英 著：《模式I——美国、日本、韩国经济发展模式》，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405页。

§2.2外援
§2.2.1物资
上面介绍韩国经济建设的过程来看，说得非常轻巧，造这造那的。但上面没有提到一个关键问题：建设的钱哪儿来？
缺乏建设资金是所有农业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最大的瓶颈。当初日本的明治维新就险些因为缺乏资金而中途夭折，最后是通过对外扩张的险胜才得到缓解。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给所有前殖民地国家提供了一个解决资金办法的出路，那就是剥削本国的农业。但是此举的往往会严重损坏本国的农业，并带来饥荒。
韩国走的路和日本、苏联一样，都是集权政府主导下的工业化。但是韩国没有对外扩张，也不需要剥削本国的农民。因为在资金方面有它得天独厚的优势：外援。
这是韩国决定命运的关键优势，是其他农业国工业化道路上可遇不可求的重要资本。1946-1961年，以美国为首的外国援助总额达31.39亿美元。[14]而1960年韩国的人口是2501万。这笔外援的规模可以通过对比看出来。战后美国支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中，法国是获取美援最多的国家。法国接受的是30亿美元。也就是说，无论国土面积还是人口都不如法国的韩国，接受的外援却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接受的都要多。其中1953-1961年，美国及联合国为韩国提供了合计达23亿美元的无偿经济援助，扶持韩国恢复和发展经济。这些援助的年平均额，约占韩国这个时期年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的15%。相比之下，明治初年的日本进行初级工业建设时的资金却几乎全部来自农民的土地税（明治八年时，地税收入占国家税收比例的97.3%[15]），后来通过扩张得到战争赔款。而苏联则完全是自力更生。在这方面一比，韩国真是太幸运了。美国对韩国的援助从1945-1970年（美国对韩国的援助到1970年完全结束）总计为37.8亿美元。以联合国为首的对韩多边援助，从1950年至1969年结束为止，总计6.26亿美元。[16]这笔钱是韩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初级工业发展的源动力。没有这笔钱，韩国独自进行工业化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美国对韩国的援助从无偿，变为有偿，最后结束。但是韩国的建设还在继续，资金不能短缺。韩国政府的新办法是借外债。在这方面韩国政府比日本当年的明治政府气魄要大得多。不断增加的外债最后达到惊人的天文数字。到1985年，外债总额已达467亿美元。1987年，在世界十大债务国中，韩国位居第六位，列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印度5国之后，每年借用的外国资本，有近一半用于偿还旧债利息。[17]韩国政府对借债这件事情下手比当年的明治政府要狠得多。这是它所处的国际环境给了他虱多不痒债多不愁的不倒翁地位。它身为美国的抵抗苏联势力前线的马前卒，清楚美国绝不会放开它不管。所以借美国的钱，美国也乐意出钱。美国对扶持它发展比较放心——毕竟是小国，扶持发展不会成为太可怕的竞争对手，而扶持它也花不了很多钱。而借其他国家的钱，因为有美国的保护伞，就算欠着不还其他国家也不敢拿它怎么办。
直接援助和借款，是韩国工业经济起飞的基础资金来源，是韩国发展模式不同于苏联和日本道路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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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赵月华、李志英 著：《模式I——美国、日本、韩国经济发展模式》，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317页。
[15] 高桥龟吉：《日本近代经济形成史》，转引自周启乾 著：《日本近现代经济简史》，昆仑出版社2006年3月版，163页。
[16] 赵月华、李志英 著：《模式I——美国、日本、韩国经济发展模式》，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350页。
[17] 赵月华、李志英 著：《模式I——美国、日本、韩国经济发展模式》，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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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英豪：
2016-08-11 14:13:24 评论
还有，要加上韩国趟上了越南战争这波机会，韩国以出兵30万的代价，取得了米国大量的军援，技援，补给品制造等！！！若是没有越南战争，韩国经济起码得慢一大半！！！
§2.3血汗
苏联的工业化进程中，大量农民辛辛苦苦积攒的土地和生产工具被集体化，不计其数的反抗者被处死，而全国成为一个大兵营，在国家无情的强制下进行高速建设。然后才有世界第二大强国，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战斗机、坦克以及数不清的拖拉机。日本的工业化进程中，工人的工资低于印度的最低工资[19]，佃农每年要将一半以上的收成用于地租[20]。数不清的农民破产，背井离乡去接受工厂的盘剥。也有风起云涌的抢米风潮，然后才有“大日本帝国”的横空出世。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也经历了农业的剪刀差，大饥荒，然后才有自己的工业体系，才有两弹一星。
总而言之，近代落后国家想要跑步前进，从农业国迅速实现工业化，反复映证着一句话：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工业化是极端痛苦的过程，每个新兴工业国的征途中，都有无数“蓝蚂蚁”的斑斑血汗。
如果你认为韩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成员和当代美国的盟友就能避开这一点，那就错了。
§2.3.1血汗工厂
韩国的建设，由政府牵头、领导、指挥，而广大人民群众出力。韩国虽然接受了数量巨大的外援，但是好钢要用到刀刃上。国家来点钱容易么？岂能用于“改善生活”？
“许多来自农村贫寒家庭的小女孩不得不在12岁时就离开小学去打工——为了“减少一个人吃饭”，也为了赚点钱，使至少一个兄弟能接受更多的教育。这些小女孩很多都是在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做保姆，收入仅够吃住，如果运气好点，能留点零花钱。其他女孩和一些运气不佳的男孩子都只能在工厂里接受盘剥，那里的条件使人想起19世纪“黑暗的撒旦磨坊”（dark
satanic
mills）或者中国如今的血汗工厂（sweatshop）。在纺织和成衣这样的主要出口行业，工人们经常要在非常危险且有害的环境中工作12个小时，甚至更多，报酬却非常低。一些工厂拒绝在食堂里提供肥皂，使得工人们不得不请求额外的洗手间休息，而这种休息会耗掉他们相当于一块薄饼价值的收入。新兴的重工业——汽车、钢铁、化工、机械等——的工作条件要好一些，但是韩国工人总体上平均每周要工作53-54个小时，这在当时是世界上最长的。”[21]
这是张夏准的回忆。这完全不像我们所知道的发达幸福而美好的韩国，倒更像我们所知道的中国——连张夏准本人都直言不讳这些韩国的情况让人想起“中国如今的血汗工厂”。但正是这一个个“撒旦磨坊”和“血汗工厂”，完成了韩国的原始资本积累。当年的韩国工人，没有体系完备的社会保障。他们忍受着工资低而时间长的劳动，在足以致人伤残死亡的有毒或危险的环境中生产出产品，用来换取外汇，支援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甚至连学校的老师也不能幸免。在那些艰难的年份里，为了节约经费又让更多的孩子上学，韩国政府将公立学校扩张到惊人的地步，以求每个老师教的学生数量增加到极限。学者张夏准1970年开始上小学。他回忆自己当时上的私立学校一个班65名学生，而隔壁的公立学校一个班90名学生。这使他和他的同学们觉得很得意。“一些快速发展的城区的公立学校扩张到了极限，每个班有100多名学生，老师得两班倒，有时要三班倒。”[22]
不错，那是一个威尊命贱的年代。在那30多年里，每个韩国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成为国家建设的螺丝钉。从来只有国家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轮不到你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我们不能光看到今天的韩国人能享受高生活水平，就急忙要对我们提倡的奉献精神进行“反思”。因为对已经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韩国无比羡慕的我们当中，有几个知道今天耀眼的韩国是前几代韩国“蓝蚂蚁”野草一般坚韧而伟大的生命堆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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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赵月华、李志英 著：《模式I——美国、日本、韩国经济发展模式》，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357页。

§2.3.2贫民窟
和苏联等国不同，韩国的农村土地还是私有制。有私有制就会有土地兼并，有土地兼并就会有失地农民。失地农民通常都会涌向城市。而在工业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城市无力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于是涌入城市的失地农民无处可去，就会聚集在公共土地（如公路两旁，河流两旁，山坡上，山脚下，垃圾场等）搭起简易住所。贫民窟应运而生。这是所有工业化程度不高而又实施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必然会出现的现象。所以，早年的韩国也不例外。
随着农村人口增长，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城市贫民窟开始出现。它们通常都在矮山上。矮山是在韩国非常普遍，因风景优美被昵称为“月亮区”（Moon
Neighbourhoods），这得自1970年代一部非常流行的电视连续剧。在贫民区，一家五六口要挤在一间小屋里，上百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和一根水管”。[23]
经济在发展，一些贫民窟的居民在增加的就业岗位中找到了归宿。但是城市也在扩大，贫民窟中求职的失败者会与城市的扩张发生冲突。在那个官权如天人权如草的集权年代，政府对违章建筑是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为了给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盖新公寓楼，许多贫民屋最后被警察强制拆除了，其中的居民被赶往卫生条件更差而且无路可通的更远的地区。”[24]联想到今天中国备受关注的拆迁问题，不得不感叹历史的相似性。
“如果穷人不能快速地脱离新的贫民区（脱离至少是有可能的，因为经济在快速发展，新的就业岗位也在不断增加），城市的扩张就会赶上他们，他们就得再一次被赶往更加遥远的地方。一些人最后就在城市主要的垃圾场南麂岛（Nanji
Island）拾荒为生。外国人很少会知道，2002年世界杯时令人印象深刻的汉城足球场旁边漂亮的公园正是建于岛上的旧垃圾场之上”[25]
如果说血汗工厂的汗水还有那么一些激昂慷慨的话，贫民窟的泪水则只有辛酸。这两者都是几代韩国人为了经济腾飞所付出的代价。
§2.3.3受到限制的消费
八十年代中国刚刚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时，美轮美奂的外国消费品着实让国人感叹月亮还是外国的圆。国人不由地要“反思”为什么不早开放？为什么要人民吃那么多年的苦，忍受质量低劣的国产商品？
但看看在韩国曾经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反思”也许会更成熟一些。
正如前文所述。韩国政府利用自己高度集中的权力，建立起极高的贸易壁垒。对外国商品要么高关税，要么索性禁止进口。一来是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二来是为了更有效地控制有限的外汇。而作用到人民身上时，就是整个韩国的人民都必须忍受质量低劣的国货。而政府则告诉人民这是爱国行为。谁使用外国消费品谁就是卖国贼，甚至连小学生都被告知看到边上有谁抽外国烟就得去报告。外国的威士忌、饼干都在禁止进口之列。这在前面谈韩国集权政府“铁腕保护民族工业”时已经说过了。
学者张夏准的父亲是韩国的高级公务员。所以他们家的家庭条件比一般韩国家庭要好很多。“我们家后来的一处房子不仅有抽水马桶，而且装有中央暖气系统，在那儿我从1969年一直生活到1981年，正是韩国经济奇迹的巅峰时期。不幸的是，我们搬进去没多久锅炉就着火了，差点把房子给烧掉。我不是向你抱怨：我们能有一个锅炉已经是很幸福了——大多数房子都是靠煤球取暖，每年冬天因为二氧化碳中都要夺取成千上万人的生命。”[26]也就是说，不但工作环境的恶劣会造成伤亡，消费水平的低下也会造成生命的损失。
我们不断接触到东德人逃往西德和北朝鲜人逃往南韩的故事。但是却鲜有人知在五六十年代很多韩国人逃往朝鲜的事。在韩国被称为“越北”。这些事情的动因都只有一个：要过好日子。前文“势能开始转为动能时期”中已经提到，朝鲜的工业基础比韩国好，在最初一段时间里朝鲜的人均GDP也远远超过韩国。加上韩国用如此高压限制人民享受生活，人民想往外跑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人民想往外跑，是因为人民觉得外国的日子过得比国内好。所以要想阻止人民出逃，就必须尽可能避免人民接触外面的花花世界。这是过去中国干过的，今天朝鲜还在干的，并且也是当年韩国干过的。张夏准在回忆中这样说：“海外旅游是不允许的，除非你得到了政府许可去海外做生意或读书的明确指令。”[27]张夏准认为这种禁令的理由是要节约外币，以防止外币用于不必要的消费。但谁知道当年这个在践踏人权方面胆大妄为的韩国军政府会不会有控制思想的潜在目的呢？不过无论哪种目的，都反映了那几十年里，韩国人民在消费水平方面受到的残酷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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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英]张夏准 著，严荣 译：《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版，序言第9页。



纵观韩国立国之后的发展史，有一句话总在字里行间徘徊：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在韩国风云激荡的50年里，有人苦熬（贫民窟里找不到工作的人们），有人苦干（“血汗工厂”里的“蓝蚂蚁”们）。但无论是苦熬还是苦干，都是有意义的。苦干的人进行生产建设，苦熬的人作为过剩的劳动力确保了劳动力的廉价，促进了资本的积累。但是也必须强调，无论是苦熬还是苦干，都是付出了巨大牺牲的。这些牺牲，有些事人民愿意的（比如抽外国香烟的人被周围的人视为不道德），有些事则是人民不那么愿意的（从国家允许进口丹麦饼干时引起韩国人的激动可见一斑）。总而言之，今天韩国人的无限风光，是前几代韩国人做牛做马换来的。
我们应该学到的第一点是：别忘了种树的前人！
韩国实现经济腾飞的30年，也是政治上独裁专制，经济上高压管制的30年。所以也是充满了韩国人血泪的30年。但是在回想这三十年的时候，我认为韩国人并不会因此就只将那30年评定为黑暗与邪恶。因为那样做就是念完经打和尚，那样做就对不起种树的前人。我认为韩国人也不会骂自己的父辈愚昧无知，在那样的压迫之下还不知道维护自己的人权。没有他们挥汗如雨，何来你们锦衣玉食？
同样对比自己也可以看到，解放后30年内我们国家做的事情，却在被淡忘，甚至被否定。提起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大家想到的通常只有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黑暗专制愚昧无知……但是正是这三十年里，中国有了自己的石油工业、钢铁工业等几乎全部的现代工业体系。中国终于能够自己生产汽车、拖拉机、飞机。还有那不计其数的桥梁、公路、铁路、电线。娼妓消失了，鸦片消失了，驻扎中国的外国军队消失了，操纵中国经济的外国资本也消失了。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大幅提高[30]。而最值得一提的是：文盲率大大降低。（一个小小的例子：我自己老家是温州的农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均出生于解放前。在他们当中，除了爷爷以外全都是文盲。而我的父母亲及父母亲的姐妹都出生于解放后，他们当中一个文盲都没有。）
如果没有这一切，能想象后来改革开放会取得那么大的经济成果吗？不能想象。如果连国企都没有，谈什么国企的私有化改革？如果全国除了极少数人以外都不认字不识数，因而也就不会签合同不会算账。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怎么搞市场？
前人种的树不能否定。如果我们学不会这第一点，也就学不会更重要的第二点：要有做种树人的觉悟！
人并非生而平等的。有的人生在乱世，有的人生在治世，有的人生在盛世。这找谁说理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你如果是五六十年代的韩国工人，想像今天的韩国人那样有冰箱有电视吃香的喝辣的。行吗？门儿也没有。国家没那么多钱付你工资。你不想干了？除非你愿意饿死，否则你就得进血汗工厂去挣你的饭辙。那些化工厂里噪音大，药品毒，工资低，工时长。如果你不想被这种环境下的职业病害死，那你就得等着饿死。实在忍不了想逃离这个国家？过三八线时双方的枪口都对着你，毙你没商量。
这是残酷无情的现实。要想实现韩国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富强，必须有至少一代人甚至好几代人要付出这个牺牲。这在苏联，在日本都有过相同的经历。中国可以免掉这个过程吗？不可能。中国的这个过程已经结束了吗？恐怕未必。
我想在本文中已经展示了韩国的昨天与我们的今天很多惊人的相似性。因此我想有理由期待韩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当然……接下来的结论恐怕不那么好接受——但必须承认我们这代人很可能还将是要做出牺牲的一代种树人。
所以，对于国家来说，今天还是要大力提倡奉献精神，尽管这在今天已经被很多人嗤之以鼻。对于我们这一代的个人来说，别因为中国和发达国家还有差距就怨气冲天。通过与韩国发展史中各阶段的现象做对比，我们可以看到，毕竟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到可以舒舒服服乘凉的时候；但如果我们努力种树，我们在有生之年还是很有希望看到乘凉的那一天的。

小农经济（包产到户）已经到最后的末路（网帖）

小农经济是最典型的自然经济，它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男耕女织，以织助耕，不仅能够满足个体家庭维持生存的最低级，最基本的需要，而且也使之与市场的联系降到最低限度。工业化之前的“地主+佃农”模式和自耕农模式是小农经济的典范。
成为自耕农是中国数千年来普通农民最强烈的愿境，“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其写照，但是，自给自足、封闭保守，土地分割细碎，生产单位小、散、多，这些小农经济的特性决定了它是和工业化和现代农业所要求的社会化大生产完全背道而驰的，是没有出路的。
可悲的是，虽然在建国以来半个世纪的工业化过程中，在科技力和政治力的作用下，“包产到户”后的中国农村与“地主+佃农”模式、自耕农模式的“小农经济”相比较确有很大的不同。因工业化和社会化大生产元素的浸透成为了“半工业化的小农经济”，但其小农经济的特性和缺陷并没改变、改善，依旧是没有前景的生产效率低下的小农经济。

1、小农经济的缺陷：
（1）缺乏大规模公共设施建设能力，甚至具有对公共资源的破坏性。最典型的是表现在水利工程。
我国的灌溉面积在1980年以前以平均每年1700万亩的速度增加。到1980年达到6.7亿亩。但是1980年后，水利建设速度不升反降，安徽淮北地区在六七十年代共建机井13.8万眼，可灌溉500万亩良田。然而到1985年7、8月大旱时，机井被填，渠系被平，能投入抗旱的机井只剩下4000多眼。誉满全国的河南林县“红旗渠”，也因集体经济解体而导致常年失修，裂缝、渗漏严重，上游农民乘机截水、扒水和抢水，1987年7月大旱时濒于断流，全县16%的土地基本绝收，9万人靠远程买水吃。在“六五”期间，我国的灌溉面积首次下降，净减少700多万亩，至今中国现有水利设施中的80%以上仍然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修建的。虽然在2003年后确立了“以工补农”政策，政府大力投资兴修水利工程，灌溉面积又有所恢复，然而农户分散经营与水利设施的不可分散性和公共性之间的尖锐矛盾，农户土地细碎无法协调利益得失造成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并不是国家单纯地投入巨额资金就能解决的。其它如交通、饮水、卫生甚至一些民生方面的基础设施也有相同的问题。
（2）无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
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地区，对绝大多数农户而言，由于商业因素极小和小农经济实行的小户经营模式，很难自发组织起稳定的合作化非农生产，而单家独户、“三天一逢场”的少量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在自给自足、封闭保守的大环境下作用极为有限。所以，在生产力过剩后，剩余劳动力根本无法在农村内部消化，出现了忙时忙死，闲时闲死的情况。
即使是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虽然商业化造成了市镇的兴起和市场的繁荣，促成了家庭手工业和副业的发展。然而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下，却使江南的家庭农村经济形成一种总收入增长而单位时间收入和人均收入下降的“过密化”发展（《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黄宗智）。但增加工作时日并不是无限制和无代价的，如果没有“替代性”的工作机会，江南农村经济虽好于其它地方却同样陷于绝境之中。
自50年代以来就在大力提倡的“社队企业”最大的目的正是提供“替代性”的工作机会，把小农经济中的大量多余劳动力转移到其它行业中去，而“社队企业”发展最好的就是江浙一带。
当然，现在的中国确实不同于工业化之前，城市可以吸纳大量的“农民工”，但是交通拥堵，房价高涨，医疗教育资源紧张等问题的蔓延已经证明这个解决方案并不完美。而且农民进城后遗留的土地依然要集约化才能发挥其最大效益。
（3）阻碍技术进步。
A、风险问题。因小农经济生产单位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无力承担创新的风险，通常对新技术、新品种表现得极为保守，不愿冒险，我就亲身体会过把杂交玉米种子送到农户手上他也不愿种的事。而仅我所了解的我们县的情况，自建国伊始就一直在为增产而不断地替换更新水稻品种，60年代的矮秆品种, 70年代初的中秆品种和其后的杂交水稻，30年内大规模种植更换的水稻品种就达近200个，如果没有人民公社的组织，以当年的文化素质、交通条件等根本不可能有这个成就。
B、成本问题。农业生产中有很多成本是边际下降的，比如送检认可成本、品牌树立成本、农机使用成本等等。农民生产无公害和绿色农产品的收入本可以比种植普通农产品高很多，可是这无法在个体的、小规模的生产中推广。因为无论规模大小，绿色产品送检和得到社会认可成本基本是一样的，但因为个体种植的产量太少，无法象规模种植一样分摊降低成本，因而在经济上不可行。还有农业综合防治无法推广也是相同原因。
C、培训问题。由于中国有数亿农民，1、2亿个生产单位，这就使得每推广一个新技术、新品种都涉及到要对数亿农民进行培训，具体到乡镇就是每个农技员要面对1千甚至数千个生产单位，这就使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成了不可能在短短数年内完成的任务，严重地迟滞了新技术、新品种的更新速度。
D、利润问题，由于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太小（1.4亩），新技术所能增加的效益对农民而言往往无足轻重。例如，水稻亩产增加10%已经是有突破性进展的新品种了，可是一户农民只有1、2亩水田，新增加纯利润也就几十元；再加上农户抗风险能力差，成功的收益与失败的风险在农民的算盘上明显失衡。再如，虽然优质农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高（优质香米比普通大米的价格可以高几倍），销路也好，可是个体农民无法种植。因为个体经营的规模太小，农民自己销售连运费成本都收不回来，即使有中间商收购利润也会被压得很薄，甚至会被中间商转嫁市场风险，在市场波动时压价收购或拒绝收购。
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在小农经济下，农技推广体系根本无法开展工作，新技术、新品种推广速度极慢。抗风险能力差。
（4）小农经济由于是个体经营，个体发展，带有自利性质，而且生产单位小、散、多，在遇到天灾时，无法有效组织大规模的抗灾救险行动，往往只能依靠宗亲关系进行一对一救助，而不能在集体的框架下由大家帮助解决。小农经济基础上，无法建立起完善的公共福利机制，也就导致了个体的抗风险能力的降低。
（5）生产效率低下。
在土地分割细碎的小农经济下，本来可以由一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就可以完成的收割任务，现在必须由数十台小型收割机来完成；本来可以由一个合作社100万元建立的农机系统，现在数十家农户花费200多万元也不一定能建成。人力和资源的极大浪费导致了生产效率的低下成为必然结果。
目前条件下我国多数农区农业经营的低效率和不经济已使土地丧失了产生“农业利润”的资本功能，而成为一种生存保障手段，许多农民不是为谋利而经营，而是为生存和保险去种植。
（6）市场中的弱势地位。
单家独户的小农经济在进入市场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规模的不对等，所有的个体农户都必然是处于弱势地位，即使在有（更何况还未必有）政府尽责官员的大力援助下，也因不能直接进入市场而只能任由中间商盘剥鱼肉，“蒜你狠”、“姜你军”都是中间商大赚，滥市滞销全是农民大亏。购买生产资料和原材料要用零售价，出售产品又只能用比批发价更低的成本价。和集约农业的“低进高出”相比，个体农业却是“高进低出”。正是这个“一进一出”挖走了农民80%以上的利润，限制了农民收入的提高。

2、小农经济是走到尽头的绝路。
鉴于前述缺陷至今仍在深刻地影响和阻碍农村农村的发展，所以，虽然“半工业化的小农经济”借工业化之力超越了从秦汉到民国亩产100公斤的极限，达到了350公斤。但是，依旧是走到尽头的绝路。
所以，我一直认为，与人民公社相似或稍松散的组织形式（如以色列的基布兹、莫沙夫）最利于中国这种人多地少钱少的农村实现农业现代化，最利于集约化、产业化、机械化。而现在，小户经营的局限性和破坏性已经越来越明显，“包产到户”实际上已经越来越严重地阻碍了农村和农业发展；小农经济的低效率、及其与工业化因素叠加而加剧的“进城潮”，正是“三农问题”的根源。
据江西省高安市农调队抽样调查，2012年早稻平均亩产为387公斤，预计晚稻平均亩产在450公斤左右。早稻生产成本为888.18元/亩(种子60元、肥料188.07元、农膜及秧盘25元、农药100.38元、水费35.59元、犁田80元、收割78.14元、用工4.28个按75/天计算，计321元)，预计两季水稻生产成本在1780元左右。按照早稻实际收购价128元/百斤、晚稻预计价140元/百斤分别计算，剔除生产成本后，每亩双季稻纯收入约470元。单季稻亩产一般在600公斤以上，同样成本核算后，亩纯收入约750元。
而在四川，我粗略算了下正常年景无严重病虫害的情况，一亩水稻可收获稻谷1200斤，折米800~900斤，市价约1500元~2000元，须投入种子、化肥、农药钱150~200元，投入人工11~16个（秧田播种管理2~3个，作田栽秧3~4个，管理3~4个，收晒运贮等3~5个）市价80~100元/工.天。以上数据全部以中值计算，如果是全部雇佣人工的极端情况下，一亩水稻纯利润仅为3、400元，再加上油菜（因气候原因如果种小麦是倒亏），一亩粮食一年的纯利润也不过5、600元。虽然实际上农忙时基本都是亲友间换工，雇佣人工很少，使用农机也可以节约部分人工，但即使如此再加上种粮补贴等补贴（合计约100元/亩），种粮的利润仍非常低。
中国仅1.4亩的人均耕地和小户经营的格局，使得平均每个农业生产单位（户）不到10亩耕地，在地窄人稠的南方和四川盆地甚至只有2、3亩，也就是说如果种粮的话，这些地方不雇佣人工1户的年纯收入也最多仅有3000元！相当于1个人在城市1个月的打工收入。即使种植经济作物也不大可能上万元，只相当于3、4个月的打工收入。
种植规模过小必然造成种植和交易成本过高，仅靠种粮（甚至包括部分经作）根本不足以维持生计，更无力实现农业农村的发展和提高，“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青壮农民进城打工，大量耕地丢荒的现象也就成为必然。所以“三农问题”并不是国家单纯地在农村农业投入资金就能解决的，如果没有改革措施的跟进，再多的天文数字的资金也不过是为垂死的小农经济延气续命。
本应在工业化进程中被摧毁的小农经济，如今却在靠工业化的“参汤”强行续命，这既是浪费资金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甚至将阻碍农业农村的健康发展。工业反哺资金应该被用于促进土地流转，促进集约化、产业化、合作化农业，让小农经济在有序可控的情况下退出历史舞台（关键是应确保流转后失去土地的农民进入社保体系），而不是用于让小农经济苟延残喘。

3、单纯依靠城市来吸纳“农民工”并不是完美的解决方案。
近年，中国城市化发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比2002年上升了12.18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比2002年增加了18867万人;乡村人口65656万人，减少了12585万人。考虑到城乡生育率的差异，也就是说在2002年至2011年的9年内，至少有1.57亿农民被城市吸纳，平均每年约1747万人，虽然他们没有享受或者没有完整地享受城市居民应该有的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住房保障……至少，没有形成苍蝇乱飞，老鼠乱窜，各种传染病频发的贫民窟。
但是，这已经是中国城市吸纳农村人口的极限。从一、二线城市向三线甚至四线城市蔓延的交通拥堵，房价高涨，医疗教育资源紧张等等情况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测算，每年为解决2000万“半城市化”的农民工市民化需投入2万亿元。而因为历史欠账，实际每年约1000万人已经是新吸纳农民工市民化数量的极限。有序适量的流水是甘泉，无序超量的流水就是洪灾！我无法想象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短时间内在现在已经为交通拥堵、医疗教育资源紧张而头痛的超负荷的城市中建立起9亿农民的现代社保体系！
在未把农民全面纳入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前，在没有足够充分的准备（工作、住房、教育、医疗）前，农村人口城市化浪潮的过早和超常规模的来袭将是场极为恐怖的灾难，它将轻易制造出十倍于印度的贫民窟！所以，中国应力求以“城镇化”取代“城市化”，以“就地工业化”分流、吸纳部分原计划拥入城市的人口，分散、分担超负荷的城市压力，避免出现贫民窟和至少部分解决“农民工问题”，最终实现留乡和进城农民都能完整地享受城市居民享有的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住房保障。

4、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主要有两个发展模式：地多人少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实行规模化农业，主要着眼提高单位劳动生产率，以大面积耕地、资金和技术投入在尽量少劳动力上获得高效益；地少人多国家如以色列、荷兰、丹麦、日本，则实行集约化农业，主要着眼提高单位土地生产率，以密集、深化的劳动投入和资金技术投入在小面积耕地上获得高效益。两者最大的反差在耕地和劳动投入上，而规模化农业更易实现更高的人均利润。
根据统计数据，中国2012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2.58亿人，耕种了约18亿亩耕地（播种面积24.51亿亩），人均耕种约7亩耕地。而在规模化农业模式下，2009年美国农业从业人口为205.6万人，约有190万个农场，土地面积为29.7亿亩，平均每个农场土地面积为1563亩，平均每个农场只有1.08人进行生产和经营，每个农业从业人口平均耕地面积高达1445亩。在集约化农业模式下，以色列2012年全国有270个基布兹组织，成员总体有12万人，平均每个基布兹有450名成员，拥有7500亩土地，人均16.7亩（以农业从业人口计约60亩）。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2007年统计数据《各国农业产值列表-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http://zh.wikipedia.org/wiki/各國農業產值列表》：
中国18亿亩耕地生产了3864.48亿美元农业产值（214.7美元/亩），农业从业人口2.58亿人（人均农业产值0.15万美元/人）：美国29.7亿亩耕地生产了1846.99亿美元农业产值（62.2美元/亩），农业从业人口205.6万人（8.98万美元/人）：日本7049万亩耕地生产了156.76亿美元农业产值（222.4美元/亩），农业从业人口260万人（0.6万美元/人）：以色列590万亩耕地生产了17.83亿美元农业产值（302.2美元/亩），农业从业人口约10万人（1.8万美元/人）。注：此处美元为国际元(International Dollars)，是以1999年至2000年之美元为基准计算的虚拟美元。
中国人多地少钱少的现状决定了中国必须尽可能地精耕细作，在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中更重视前者。说白了，就是在有限的土地上尽可能提高产量，多安置人口。所以，美国农业不可能是中国农业的学习方向，中国只能走集约化农业的道路。如果采用以色列模式，以集约化、产业化、机械化和就地工业化的合作化生产，我国农村18亿亩耕地至少可以提供0.3亿个高标准就业机会，如果包括就地工业化的合作社可容纳1.2亿人（按基布兹比例计算），而采用美国模式最多只能提供150~200万个高标准就业机会。
更何况，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产出、高补贴的美国模式过分依赖政府补贴。2000年，美国农民总收入547亿美元，其中257亿美元来自联邦政府的直接补贴，补贴额占收入的47%。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由于美国政府财政吃紧，奥巴马政府决定削减农业补贴。联邦政府2010年的农业补贴等各项开支为270亿美元，2011年为233亿美元，2012年的财政预算则为238亿美元。《欧美农民种田为何能得到大量补贴？(组图)-搜狐滚动http://roll.sohu.com/20120225/n335873014.shtml》

集约化农业所谓“集约”，是相对“粗放”而言的，“集”是劳动、技术和资本这类“人为”方面的密集、深化，“约”是原材料和自然资源的简约、节省。集约应表现为生产（经营）要素质量的改善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合理配置各项生产（经营）要素，使其得到最佳组合和最优利用，以获取最佳经济效益。
而其中起点最低，自然条件最恶劣，发展最快最好，对政府补贴依赖最少的是以色列农业。
以色列的农业非常发达，农民人均年收入高达1.8万美元。但是殊不知，人人推崇的以色列农业，主要组织形式是类似人民公社（而且是1958年版）的基布兹和类似高级合作社的莫沙夫，占农村人口约43%的“个体户”（主要为阿拉伯人、德鲁兹人）产值约占全国农业总产值15%，人均产值远低于前两者。年均降水量仅300毫米的以色列如果包产到户将只会是一片沙漠。
基布兹，是希伯来语“团体、集体”的意思。以色列政府《合作社团登记册》规定：基布兹是一个供人定居的组织，它是在所有物全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将成员组织起来的集体社会，没有私人财产。它的宗旨是在生产、消费和教育等一切领域实行自己动手、平等与合作。简单地来讲，基布兹就是一个公有社会，成员共同劳动，按需分配，实现内部民主和平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外部人员加入基布兹，必须充公其财产，基布兹成员外出打工，收入也归基布兹所有。
以色列的“人民公社”——基布兹曾在其建国初发挥了极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在以占农村人口约24%的12万人生产了以色列全国农业总产值的40%，工业总产值的9%，国民生产总值的12%，出口创汇的6.5%。近年，基布兹大力发展工业、商业、休闲旅游业，有些基布兹的农业产值甚至只占到总产值的4%。并为适应新的经营管理模式，逐步废止“所有物全体所有制”、“不雇佣基布茨成员以外员工”等这些即使在1962年以后的人民公社看来也是“极左”的东西。基布兹在改革中继续发展。《基布兹_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963322.htm》
莫沙夫，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元的村庄。它是一种农业合作组织，既是一个行政村又是合作社，具有社会服务和经济管理的双重功能。莫沙夫的原则为：(1) 土地国有；(2) 家庭是农场的主要劳动力；(3) 成员须互相帮助，服从于集体利益；(4) 莫沙夫统一销售各农场产品，并向农民提供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和设备。社区的主导思想是：相互支持、相互负责，但家庭成员取得酬劳多少完全凭熟练程度和个人努力，莫沙夫成须为合作社和社区服务支付费用。现今，以色列大约有450个“莫沙夫”，以占农村人口约33%的17万人生产了以色列45%以上的农业总产值。《莫沙夫_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link?url=JTAWVe65BAcWbKi1mCyPsMd3zhGQKvcyOdDUo7tDFYLNL_WVXLpOVZR3SP99-rtTG5n3zJYVBBaSTWXFrjyi_K》

为什么更“左”的基布兹能如此成功，人民公社却陷于苦难之中？《以色列的基布兹-恍若理想中的桃花源-卫视频道-凤凰网http://phtv.ifeng.com/special/yiselie/detail_2010_05/06/1490091_0.shtml》我认为人民公社苦难和失败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人民公社本身，而是在于：首先是管理人员和社员文化素质过低，前期甚至文盲要占到90%以上，后期也鲜有高中以上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其次是制度不完善，管理科学性不足，监督奖惩机制不健全，再加上“政社合一”虽然执行力强大高效，但也有僵化、官僚的缺陷。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因工业化而对农村的“盘剥”，公社不仅不能象基布兹一样得到政府补贴，反而须低价甚至无偿向国家提供大量的资金和物资。“包产到户”后农村情况的好转实际就是“盘剥”的减少和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如：1980年以后农民税费负担由20至30%下降到10%以下，同时1979、1980年两年国家每年用于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补贴农资的开支高达80-90亿元，国家财政收入新增长部分基本都用于农业了，正是国民收入和国家财政分配的大调整改善了农村的情况。
有人认为土地没有归耕作者所有是人民公社失败的原因，并以“大锅饭”和“自留地比公社地管得好”为例证，这种看法是肤浅的。这种现象实质上是公社管理制度不完善和小农经济意识的体现，工业社会中劳动者不是资产拥有者是很正常的事，工厂不是工人所有就一定效益差？问题的关键实际是监督奖惩机制是否健全。

仅就农业农村发展而言，最理想的情况是：当不再需要“盘剥”农村以农补工后，1980年人民公社应当剥离“为盘剥农村而附加的行政职能”，政社分离重组为单纯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而不应全面解体，复辟小农经济。
但是，考虑到沿海发展过程中对非文盲的自由廉价劳动力的庞大需求，及各地情况差异极大，如四川深山区耕地散布于山林沟崖之间，根本无法集约化规模化管理，只能解散公社包产到户，再在适当的时候退耕还林。50%以上的条件较差（平均水平以下）的人民公社可以解散并包产到户。
而条件较好，生产水平较高的人民公社应当用一定的优惠政策引导促进，以“自愿参加、自主经营、政社分离、民主管理、形式多样、因地制宜”的原则，或以队或大队或公社为基础重组为类似基布兹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或重组为类似莫沙夫模式的“合作社”，或其它形式（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等）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种子”保留下来的这三种模式应该各占10%以上。这样，经过经济转型和市场冲击后，每县有10~500家多种形式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发展壮大，起到探索道路、引导示范作用就极为理想了。
但是，这样的情况虽然最有利于农业农村发展，对当时的中国是否就是最优方案？
选项太多，模式太多会不会造成思想混乱，让僵化的极左派和自以为是的冥煮派有机可乘，以至改革开放政策失去其基石——农村广泛稳定的支持？会不会造成改革开放半途而废或在大动荡中倾覆？
我也不知道。

5、集约化农业的组建
时易势变，现在组建集约化农业的原则应该是：自愿参加、自主经营、形式多样、因地制宜。主要组织形式有：
（1）农场。通过转包、转让、入股、合作、租赁、互换等土地流转的方式组建家庭农场、企业农场，农场由“农场主”全权经营，风险全担；农民以农业工人的身份获得工资或以土地入股获得分红。
（2）经营联合体（也叫公司+农户）由一个龙头企业和整个村庄或者一片村庄的农户结合成一个集约体进行农业生产。
例如奶牛、肉牛养殖，茶叶、魔芋、药材种植等都可采用这种形式。企业从农民手中购买产品，同时以优惠价格出售农资，并派技术员指导农民种植和生产。这样，农民因为大量种植或者养殖，生产资料的单位成本降低，相对效益增高，公司也因为有大面积的可靠的原材料基地而使业务保持很好的运转状态。双方因此结合为比较紧密的合作伙伴，在合作中双赢。
像此类的集约方式，还有大型批发市场这样的带动方式。比如在山东寿光一带，由于当地形成了全国影响的大型蔬菜批发市场，周围的农民纷纷进行蔬菜种植，也形成了相同的效应。
这种模式的缺陷在于，农户对企业处于绝对弱势，农户在联合体中的利益保障和联合体的稳定，都只能寄望于企业会立足于长远能让利于农户。而且这种模式缺乏农户间的协作，如果没有协会的配合，就无法兴建维护农田水利道路等基建，也无法购置大型农机具，无法对劳动、技术、资金等关键因素进行深度集约化。
（3）农业协会。凡自愿参加农业协会的农户，以土地作为加入组织的基本物质基础，协商决定产业发展方向，重大事项一事一议，事毕结算。由农业协会根据产业发展方向统一采购农资，提供技术咨询，并联合兴建维护农田水利道路等基建，但各家各户仍自行种植、生产，产品包装分级后出售给农业协会，再由农业协会统一外售。
这种模式的缺陷在于，农户间有了一定程度的协作，但深度不足，无法对劳动、技术、资金等关键因素进行深度集约化，也不能对农产品进行深度开发，
（4）合作制合作社。更进一步即合作制合作社，即在农业协会工作的基础上，共同出资购置效率更高，单家独户却无力购置的大中型农机共同或轮流使用，联合引进技术甚至邀请专家服务，联合申请注册商标；但各家各户仍自行种植、生产，产品出售给合作社，再由合作社分级后以自己的品牌包装后统一外售，合作社拥有一定的资产和资金。
这种模式的缺陷在于，农户间协作深度仍然不足，不能实现复杂、严格、现代化的管理，协调好生产资金的支配和生产过程的监控。
（5）股份制合作社。再进一步，可以采取股份制合作社（公司）的方式进行农业集约。农户以资金和土地、劳力入股，按照协议确定股份，由全体股东大会对所有土地、劳动力、农资、农机等生产要素全权调配使用，决定土地的综合利用方式和区域种植内容。
由于在经营比较复杂的经济作物和达到一定深度和规模的农业生产、加工时，农户需要进行科学、规范、精细的农业生产操作，这对农机和农民的个人素质要求都比较高，需要投入的资金也比较大，采用股份制的方式可以较好地协调好生产资金的支配和生产过程的监控，而且在生产的结束期，可以有更深的农产品加工或者销售，这也需要更复杂、严格、现代化的管理方式，不是简单的合作组织就可以协调。
最为关键的是，劳动的密集投入和耕地规模的扩大中，后者更易实现人均高利润（对比美、以），所以提高单位耕地生产率和提高单位劳动生产率中，其它模式往往更、甚至只关注后者。农场将因单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减少劳动力数量，经营联合体、农业协会没有力量整合资金和劳动；其它模式都没有动力和能力去实现劳动的密集深化。只有农户以资金和土地、劳力（!）入股的股份制合作社有动力和能力去通过“农、工、贸”一体化、“就地工业化”实现“城乡一体化”。
以上分类并不绝对，实际上还有众多的中间型和衍生型。

为避免重蹈人民公社的覆辙，我认为集约化农业的组建中应做到以下几点：
（1）参考以色列、日本等国的相关法律，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和规范各种形式的新型农场、合作社、农协、经营联合体中公司与农户关系等等，各项管理和运作机制。
（2）所有合作社（或农协）自成立之初即应在政府提供模板基础上制定完善的规章制度，并在相关机构备案。
（3）规章制度中应明确社员的权利义务，监督机制，合作社（或农协）的解散程序，领导人选举程序、重大决策程序，成员应有自愿参加和退出的权利，合作社（或农协）也有在满足既定条件后吸纳和开除成员的权利，在运作中应充分保护普通成员（或小股东）的权利。
（4）应把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资源，保证所有农村适龄青少年上得起学，保证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不失学不辍学。同时结合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加强对农民进行现代农业适用技术和职业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合作社和农协根据产业发展需要提出的农技和职业培训计划政府应予以补贴和支持。较大规模的合作社和农协在初期甚至可考虑由国家招聘列编技术人员长驻提供技术服务，政府根据合作社（或农协）的绩效考核支付工资。
（5）加大农业补贴力度，通过政府补贴、优惠政策促进合作社、农协的组建和健康运行，逐步推行农业保险补贴、粮食储备计划、生产控制、贸易保护和信贷支持等政策，建立和完善建农业信息发布平台、价格保护机制，扩大农产品的储备能力。
（6）通过政府补贴、优惠政策促进合作社、农协和农场在生产中注重将现代农业新技术与我国传统耕作、管理技术结合起来，例如采用复种、套种、精耕细作、田间管理和作物固氮技术，以及利用生物链防治病虫害的农业综合防治技术等。在吸收传统农业技术的基础上，把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首要技术决策，靠劳动密集投入的集约经营，走资源节约尤其是土地和水资源节约为主，以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专用性为目标的综合型技术进步道路，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转化率和生产力。

6、只有集约化、产业化、机械化的农场（合作社）才能跟上工业化信息化的步伐，快速地提高科技水平、生产水平。并且产业化集约化的种植业更利于农田水利、道路等基础建设，更利于农技推广和机械化作业，可大大降低边际成本，提高产量和效益。
只有股份制合作社（公司）这种深度整合，“农、工、贸”一体化，劳动、资本、技术密集投入的模式，才能农、牧、渔、果、加工业协调发展，在需大量短期劳力的水果、药材等种植业和农产品深加工、配套工业等劳动密集型工业间游刃有余。而配套的工业可以容纳剩余劳动力，延长农产品产业链，减少中间商环节，增加产品价值和利润。最终以“城镇化”部分代替农民的“城市化”，在区域化种植、集约化养殖、农产品加工和销售领域发展专业化和社会化大生产，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实现城乡一体化，让留乡和进城农民都能完整地享受城市居民享有的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住房保障

错，如果是国大党与拉胡儿执政，这帮人最少是世俗化政党，且执政经验丰富，尽管水平不高，但作为一个人均82智商国民构成体的地域组合领导者，相对还是合格的。毕竟能维持底线，且对经济发展高于同时代南亚逗逼群，算不错的了。尤其是尼赫鲁、英拉吉、辛格这三个领导人时代。
这个政党相对来说，是有一定能力的。如辛格时代，那个包头巾的男人是公认的当时世界最佳政治经济高人。政治联盟的小政府，经济居然也能跟中国相比不逊色（这跟莫迪造假不一样，它那个时代经济增长确实真实是的，如此也拉大与巴基斯坦的经济结构差距）。好在印度人蛇心不足蛇吞象，妄图与中国比对，然后国大就悲剧了。实际小政府下的联省自治、非过半能主导的联合政府、国大执政能力算很强了。联合政府是什么，是一堆小党为自己利益要挟中央的政客联盟，能经济上不怎么输中国，可以了。
我个人认为印度还是莫迪执政比较好，神棍选举党，就是过七成国会议员，也没有当自己是执政党过。为自己集团或是小团体利益，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卖，就是没有国家概念。废钞过99%的回收率，是人都能看出里面猫腻（苏东集团，人民公社化的银团结构，近八成城市化的国企群体，废钞回收不过七成）；阵风战机能推翻原协议，超协议价近三倍成交等等。
现代社会是工业社会，讲求的是大协作，为此工业岗位作用等同，不同工种平等。当然，这是现代工业流程所必须的，所以这也促进了西方人文。人民党现在还是印度教主体政治思路，既然宗教立国，湿婆啥的是政治正确，种姓就是合理。
中国的现代化，首先是思想的现代化，然后才是制度上，最后是物质上。莫迪的执政党现在我看，他是倒退，将世俗化的印度社会拉回中世纪，也就是一度制度上的现代化可能被颠覆。
当然，关我们屁事。愿意死，那就端起凳子，拿着瓜子，我们默默围观呗。（说句神棍的话，莫迪这个同性恋0角还是会当选，不过应该是联合政府，这对于印度来说，算又失去五年。期间，为维持地位，很多事都会出来，算戏精了，看看就行）

今天没事，多说点吧。

也不编号了，毕竟是老帖子。印度这玩意，上不了台面，聊资而已。我现在关注的是中美贸易战以及中国未来如何发展，这本身不是我们小民的事，但谁叫我失业无所事事呢。

今天我陪老婆孩子中午在夫子庙吃饭(网红店，逢8打折，穷人吗，没办法能省点是点），这地方我近五年没去了。看了，感触很大，陆上天朝真不是说说而已，土鳖社会真的是未来天朝，我对此有信心。

原因二：一，规模化拆迁，这是夫子庙，早年就是已开发区域（尤其是九十年代），区域拆迁不可避免的是楼房，最少是居民小区沿街区域。七层楼的居民楼拆迁多难，我曾经是拆迁一线人员我知道的。看公示规划是绿地，以及地下车库等。人口稠密区如此，成本不可想象，毕竟南京二线城市，拆迁单价相当高。这不是绿地，草坪铺的，是用金砖啊；
二，平改交改造，这很多海外城市没有的，就是有，意思下而已。夫子庙真的在做。不是单纯的减少红绿灯，搞地下通道，这是多方位的城建体系改造，如排水。老城区，不容易。我连续路过的二个路口都没有斑马线，看最近的绿地改造方案，最终要全部平改交，消灭红绿灯。

我外甥女说，伦敦就是县，姑且不说认识与否，高楼大厦不代表现代化，但南京政府决心让我看出如此发展一二十年，南京定然会是宜居城市。最少我病退时当年市政府规划的城区人口密度减半，绿地面积加倍是有条不紊在执行。中心城区，很不容易的，天量的银子，比对的话，上海老城隍庙。

云爆很难，技术指纹逃不过去的。按说技术扩散应该的，但土包子一把一把的，还出现过利比亚这样的二逼队友
XXX火，RPG，或是其他，真想干，AK47也是利器。向往的话，中国民兵手册是希望。

我军耻辱是年前的米波被直接被按倒到吧，穆斯没这么看。最少是看见了。防护大型雷达是本分
换成155试试，也是同型

中国房价跟美帝股市一样啥的，这实际是个伪命题，大地产商团体雇帮闲文人编出来，替他们吸血用的。二者资金沉淀量差不多是共性，其他，没任何相像。多少房屋是自住房（或未来子孙房）、多少房屋是投资房、其中多少房屋能短期变现，住房属地政策对存量房屋买卖行为影响等。这些美帝股票能比吗。



还拿香港八万五作比对，谈及房价下跌对有房者冲击。



香港金融资本家是什么房贷，我们是什么房贷。我国银行能在没对应抵押物（房屋抵押值）前提下逼迫人补足抵押物，不然收房吗

但这些帮闲文人就是能有这牛 ，将房价的跌幅跟美股跌幅相提并论。这在香港是可能的。毕竟，贷款房产价值很高，贷款期间抵押物是当年房地价值，下跌了，就必须加资产补足。不然，收房。我国国情是这样吗


一句话，逼迫政府最低程度维持新发售房价，好让他们合法的吸血。
别，土鳖一贯痛恨食利阶层，一度都有取缔打算。50万资金不多吧，2%月涨幅不多吧。万元比普通劳动者收入都高，这对于土鳖这种政党一贯劳动人民是国家主人、劳动创造价值的政治正确性来说，是莫大讽刺。

股市，是中产阶级韭菜收割地，其中最大收割者你知道的。这也是它存在价值。当然，有点闲钱，认定自己能力强去赌一赌，当去赌场了也无所谓，但不要身家老小甚至上杠杠，这没意思的。

可以买点土鳖让股市维持吸引力的东西，如国有银行、基础设施等，当银行理财吧，一般比银行理财高这么一点点。关键是可以打新股，这是稳赚不赔的。土鳖的面子让新股不可能一发行就破净，这说明证监部门审核的上市企业是垃圾，市场不接受，证监能力不行。
不利用此机会完成土鳖早就想做，但一直被各自势力（公知、买办、小农思想维稳思想等影响的资本家、政府官员）的阻碍几大攻坚，如产业升级、淘汰落后产能、供给侧、建立国标软硬件生态等。土鳖就不是土鳖了。



谈，必须要谈，还要慢慢谈。美国不想打了，我们也得拖得他打，如我们也会美帝的长臂管辖权等。寇可往，我亦可往吗。我们这几件事还在半山腰，新产能、新技术都需要时间。这贸易战相当于是战时经济、舆论管制，谁敢抵制几大攻坚，谁就是汉奸、卖国贼。你没看见现在的公知都噤若寒蝉吗。过去他们可是贸易自由化、国际合作、比较优势啥的，跳的欢的很
转口贸易，毕竟，中国产品有些是产业链较长的，如一个简单童车，就涉及上下游二十几个行当。普通发展中没这个能力。甚至服装面料，你翻开你衣橱，随便翻一件，跑步衣（或是冲锋衣），看一个，自己思摸这涉及多少行业

越南副总理讲的没错，他服装材料里八成是进口。当然，我们也不能自满，我们科技产品出口很多也是这样，赚个手工费兼扩大就业
那文章写的不错，转一小段吧：




2000-2012年你要是上网看到的信息简直是暗无天日，什么贪腐、造假、问题、危机等等，让你感觉中国随时药丸。

印象最深的是我2011年在天涯连载《你所不知道的冰冷经济真相》，这是那年最火的天涯头条热帖，点击几千万。

谷歌搜索都有1200万条查询结果，甚至很多境外的反华网站都纷纷转载。

很奇怪的是，居然没有

任何官方机构来管一管。

最后我的帖子还能出版成书，被中宣部要了几本后也没有了下文。

后来，我慢慢想明白了这些或者是官方的有意为之。

包括放纵负面言论，公知、带路党各种中国崩溃论。

那些年某网站、某论坛简直就是右派大本营。最有意思的是，官方不但纵容这些负面言论泛滥，时不时还有一些退休官员出来推波助澜，大谈目前我们存在各种严重的问题。

那些年，最耸人听闻的数据都是这些有官方背景的体制内人员放出来的——包括“中国三公消费9000亿”

“维稳费用超过军费”，最吓人的一个数据则是2010年温总亲口告诉奥巴马的——“我们的失业人口超过2亿人”。

其实这些数据都非常可疑，维稳费用与大部分三公消费都是摆不上台面的灰色开支，地方政府做账的时候都不可能直接列维稳、公款旅游这样的科目，一定是掩盖在其他正常科目中开支掉。这些费用不是内部人士绝对是不知道底细的。那么，是怎么统计出全国几千个政府财政开支中这些费用的呢？失业人口2亿更是骇人听闻，当时中国城镇人口才6亿，2亿差不多达到33%！

政府还时不时抓几个小人物，很多时候都莫名其妙，没啥影响也当个事来处理，抓一批判一批，

同时香港媒体拼命报道，给外界的感觉就是大批“皿煮人士”在前仆后继的抗争。

稍微有点名气的“精英带路党”政府总是很配合让他们保持“热度”

如果美国情报机构在监控中国的网络社会舆情，绝对会得出一个结论——不需要在国家战略层面做太大的动作，只要意识形态渗透再加一把劲就可以推倒中国。

其实都不用专业的情报机构，只要把上述“官方”数据组合一下：失业人口超过2亿、维稳费用超过军费、官员腐败费用居高不下……再加上网络舆论铺天盖地对ZF的不满，西方精英阶层很容易达成共识：这个国家快完蛋了！

米国前大使洪先生曾经迫不及待亲自到王府井散步，预计会出现成百上千的散步人群结果只来了个位数——一个包房都坐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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