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朗读版 下载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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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　刘对国家也是作出了大贡献的，这个不可否认。
举例：
一是日本投降前夕，苏军出兵东北。毛赴重庆谈判，刘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刘给重庆的毛发电报，提出了快速进兵东北的具体建议，非常有战略眼光。具体是，让华北、山东的土共军队快速向东北进军，争得了先机。同时放弃江南给国民党，将江南的兵调往江北，以填补山东、华北进兵东北留下的空缺。毛回电完全赞同。
二是华北军区占领石家庄，如何管理城市成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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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重庆谈判前早就布署了经略东北的战略

《炎黄春秋》和《凤凰网》这类伪史媒体连篇累牍地抛出文章，大造刘少奇首先提出抢占东北的战略决策的舆论，言之凿凿。论证说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留 守代理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首创出兵东北的战略，亲调10万大军出关。而此时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还未将东北纳入战略考虑。刘少奇这招神来之笔为毛泽东日后 经略东北立下了汗兵功劳，真是英明神武。10月毛泽东回延安，因为劳累有病需要休养，向中央请假，仍由刘少奇代理主席工作，刘少奇继续大显伸手。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真的是刘少奇在毛泽东运筹之先首创出兵东北的战略决策吗？答案是否定的。回顾历史真实，又一次证明扬刘贬毛不过是反毛小丑伪造历史，拔高刘少奇以打击毛泽东的无耻表演。
抗战中后期，1942年7月，毛泽东就早已布下棋局，决策未来把八路军、新四军集中到东三省。他提出：“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 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掌握山东及山东的一切部队(一一五师、山纵、杨苏纵队)造成新四向 北转移的安全条件，实有预先计及之必要。” 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在山东进行领导和部署。许多历史学家不明白皖南事变后毛泽东派刘少奇任新四军政委，赴华中、华东、山东一路工作的深意。现在应该明白什么 叫高瞻远瞩了吧。
1945年6月10日，中共七大快结束时，毛泽东再次深刻阐明了在准备转变中加强东北工作、创建包括大城市在内的整块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关于东北问题，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人当选才好 .东北是很重要的 ，从我们党的发展，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 .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因为我们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 毛泽东在论述准备转变问题时指出：东北是极其重要的战略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它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在于：有了东北，“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 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毛泽东在大会上讲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时建议：“这次要有东北地区的同志当选才好。”他再次强调：“东北是很重要的，从 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七大未结束，毛泽东就向刘少奇、朱德等中央同志布署了经略东北的战略安排。七大结束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专力准备赴重庆谈判。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毛泽东所强调的建立东北根据地的特别重要性，首先是指它在军事转变上的区位优势：“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 都是不巩固的。”“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末，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其次是指东北在准备战争向建设转变、准备 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变、准备将来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中，具有特别的重要的经济地位。
东北是中国重工业基地。据1949年12月中财委统计，中国基本工业大部在东北，按原有设备全国年可炼铁300万吨，东北占75％；年可炼钢100万吨， 东北占88％；年可轧钢45万吨，东北占71％；全国发电量210万千瓦，东北占30.1％。另外，东北铁路占全国铁路的46％。这大抵也是抗战胜利前东 北工业及铁路在全国所占的比例，说明东北工业和经济发展在全国所处的重要地位。毛泽东在七大作结论时说：“没有工业，就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 市，要争那么一个整块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了一大块整个的根据地，包括东北在内，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有了坚固的基础。现在有没有基 础呢？有基础，但是还不巩固，因为我们没有工业，没有重工业，没有机械化的军队。”为什么毛泽东说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现在没有东北，我们 的基础是不巩固的呢？除了东北的区位优势能建立地域上连成一片的根据地，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东北有大工业的基础。
谎言永远比真相传得快传得远。制造一千个谎言轻而易举，以解密真相的名义制造谎言更能深入人心。恢复一个真相却要付出千倍的努力。
共产党内，因为只有毛泽东掌握终极真理，毛泽东三次被开除党籍，受到八次党内警告。然而百川归海，万折（泽）必东。在刘少奇形左实右大吹五风时，退居二线为老百姓忧心忡忡的毛泽东也只能愤怒地说，“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更悲愤的是中央常不让他讲话，装窃听器监听他，刘少奇把外面搞的天哀鸿遍野，北京市委书彭真却对毛泽东封锁消息，他只能抗争：“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些话的嘛！”然而官僚集团已经重新形成。忍无可妨，无可救药，1965 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决定二次革命。
“我们党的整个历史，凡是毛泽东在党内掌权的时候，贯彻主席思想顺利的时候，我们党的事业就顺利，就发展；凡是毛泽东同志在党地位受到威胁，他的指示不能得到正确贯彻的时候，我们党内的事业就受挫折。“ 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仍是这样。

1974年，山东曲阜孔庙，批林批孔运动时期，曲阜鲁源村一位老人孔昭坤，拿着曲阜县衙曾经使用的刑具“锅拍枷”控诉。1894年的一天，他的祖父孔继成，因在自家地里挖出一块石头，孔府便以“破坏圣门风水”的罪名，将他关押毒打一个多月。家里卖了仅有的五亩地，才把人赎出来，但已经皮包骨头，不久就死了。奶奶又气又恨，得了重病不久也死了。他的父亲去给地主家扛大活，活活累死了。他的母亲领着儿女出外逃荒，要了整整十二年的饭。大姐十岁时给人做了童养媳，二姐七岁时卖给人家，不知下落。

作者：田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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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被捧为“飞虎队英雄”的陈纳德，真的就那么美好吗？_搜狐历史_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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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队不仅薪酬水平高，生活方面也完全无视抗战时期极度困难的中国国情，其豪华奢靡也是当时普通中国人无法想象的。


根据陈纳德提出的要求，国民政府“应给每个飞行员提供单人房……给全体人员提供分隔、独立的浴室及厕所……给每五十个人提供游戏娱乐房。这些房间应该有打牌桌、游戏桌或乒乓球桌。”宋美龄实际提供给这些人的是星级酒店服务。


陈纳德回美国招募飞行员时，身份是当时中国政府雇员，飞虎队的全部空勤、地勤人员由中国政府发放薪酬，飞机和一切地面设施由中国政府购买，飞虎队在中国的作战行动接受中国军事当局指挥。所以飞虎队是，而且仅仅是中国政府的一支雇佣军！性质有点像今天的中国足球队高薪聘请的外援，和什么“美国援助中国”呀、“国际主义”呀什么的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对陈纳德和飞虎队，过分的道德化、高尚化是不必要的，既然赚了我们的钱，就不要再赚我们的感激。一些人提到陈纳德就受宠若惊、感激涕零，则更是一种国际贱民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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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纳德的偶像化就是在精英们贱民自认的潜意识指引下展开的。试想：如果陈纳德居然不过是一个失业求职的雇佣兵，那历史将是何等无趣？他必须是一个“国际义士”，骑着白马，驾着五彩祥云来拯救“我”，这一拯救行动足以证明“我”得到了美国的怜爱和关注，美国居然“抚摸了‘我’的头顶”，这是一种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幸福和荣耀啊？！

这些文化精英深信世界有等级的。美国和西方，是“国际上等人”，中国和其他亚非拉的国家，则是“国际贱民”。依据和美国关系的远近亲疏，“国际贱民”也分等级，和美国关系越亲近，在贱民中的等级就越高，越疏远，在贱民中等级就越低。如果胆敢反美，那就是“不可接触的贱民”了。

贱民自认的文化精英们热爱这个等级俨然、尊卑有序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观。在这样的秩序当中，他们感到舒适，并且有很强安全感。他们以得到“国际上等人”的垂青为最大荣耀，痛恨一切无视这个秩序、破坏这个秩序的人。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些知识精英病态的反毛了——因为毛泽东破坏了这个“完美”世界的完美，毛泽东使他们的逻辑无法自洽，毛泽东使的他们的世界观出现了一个巨大漏洞。怎么可以如此霸气地对待“最高等级”的美国呢？怎么居然就打败了美国呢？如果“上等人”不再是上等人，那“贱民”还能是贱民吗？世界变得如此混乱，还能谈得上什么美好？什么安全感呢？


总而言之，战胜美国人不能让他们感到荣耀，被美国人拯救才让他们感到荣耀。


为了挽救他们的世界，他们必须把毛泽东的一切胜利，都说成是失败，全然不顾毛泽东的胜利不仅属于他个人，也属于中华民族。


比如，沈志华关于“冷战史”、“朝鲜战争”的所有研究，都无非是这种“贱民心理”的学术化表达罢了——毛泽东怎么可能胜利？中国人怎么可能战胜美国人？所以要么是上了斯大林的当，要么是被金日成拖下水，总之得不偿失。


更何况，毛泽东对他们的贱民心理早就洞若观火。1956年，毛泽东就在《论十大关系》中说：

“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


其实不是“不想坐”，而是认为自己“不配坐”，坐了，就有违自己贱民身份的自我认知，就会感到浑身不自在。

精英的这种贱民心理，一方面是近代以来中国被西方打败后所遗留的精神病灶；另一方面，更主要的，也是西方和中国的买办知识分子为了让中国人永远匍匐在西方脚下而精心建构起来的，司徒雷登就是他们的精神教父，是建构这种心理的首席工程师。



新中国成立后，买办知识分子的传统受到压制，“贱民自认”的心理也受到批判，几乎销声匿迹；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些“传统”和“心理”又强劲复苏，陈纳德的偶像化就是一个重要表现。

陈纳德的铜像在中华大地上高高矗立，铜像背后，则是一道长长的阴影。这道阴影，就是主流文化精英的贱民心理。他们以身为贱民为幸福，就想拖着所有中国人跪倒在美国脚下，这是我们不能答应的，也是必须要改变的。

【法国】愚公移山（1976）（全12P）_人文历史·纪录片_bilibili_哔哩哔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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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两支断后队伍的结局令人叹息 - 中国历史 - 铁血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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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9兵团，是在1933年10月2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红军第3、第14师等部队组成红一方面军第9军团，罗炳辉任军团长，蔡树藩任政治委员，张翼任参谋长（后郭天民），李湘舲（李涛）任政治部主任（后蔡书彬、黄火青），共1万余人。红九军团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1934年4月的广昌保卫战中，部队在战斗中人员牺牲惨重，军团下辖的第十四师被中革军委下令解散撤编。1934年10月，中革军委将红军独立第二十二师划归红九军团建制。红九军团在于都临时补充兵员1300余人，在长征出发前夕，整个军团人数达到11500人左右。
红9兵团最初这些红军是从哪里来的？罗炳辉当时在靖卫大队当大队长，于1929年11月15日凌晨4时举行起义，缴了内奸的械，把部队带向红区新圩，成立江西红军独立第五团。这时，朱毛红军在闽西，彭（德怀）黄（公略）在湖南，罗率部孤军奋战，在对付强敌进攻的同时主动出击，歼灭驻水东的税警团七八百人，三打万安县城，声威大振，到1930年2月朱毛彭黄率部到赣西南时，罗部已发展到2000多人，半年内，罗炳辉升任红六军第二纵队纵队长、红十二军代军长、军长。1933年秋任红九军团军团长，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主要军事指挥之一，也是蒋介石悬赏捉拿的主要对象之一。1935年2月9日蒋介石公布的“重赏悬示……擒斩赏格”中，朱德、毛泽东、徐向前列入一类，生擒者各奖十万元，献首级者各奖八万元；林彪，罗炳辉，董振堂等军团长列入二类，生擒者各奖八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五万元；周恩来、张国焘等排第三类，刘伯承、叶剑英等排在四类，军团政委、各军长等排在五类。由此可见罗炳辉在敌人心目中的位置。 罗炳辉，现在的好多人不了解他的功绩，但是只要一提起“张辉瓒”，恐怕知道的人就多了，实际上，张辉瓒部主要是被罗炳辉指挥的红军消灭的，当时总前委决定将攻击目标转向急功好利的张辉瓒，罗部又晓行夜宿，翻山越岭，穿村走寨，时打时走，直至把张辉瓒这头野牛牵到龙冈。黄公略部任正面攻击，罗部断敌退路，四面包围，全歼张师9000多人。接着攻打在东韶的谭道源师，罗率十二军从正面攻击，各部配合，又歼谭师60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再说在“湘江战役”中，红9兵团和红5兵团担当的是“断后”的任务，1934年11月28日，敌军桂系白崇禧部正向红军湘江渡口急进，企图夺占渡口。形势非常危急，中革军委命令红九军团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敌人的进攻，保证中央红军侧翼的安全。红九军团在牯牛岭和青塘一线与敌人展开了激战。在敌机疯狂轰炸和敌重兵压制下，红九军团处境十分艰险，在牺牲大半的状况下，最后终于掩护了所有红军过了湘江，然后过江后不久即被迫将原有的两个师缩编至3个团。
在“四渡赤水”后，红九军团迷惑和牵制国民党中央军、川军和黔军共约6个师的兵力，掩护中央红军主力乘虚安全南渡乌江。然后红9军团单独行军向云南宣威赶去。实际上，在最后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前安排的红9兵团进行阻击和迷惑敌人，有“断尾求生”的思想。不料到，红9军团在罗炳辉的指挥下，不但完成了任务，还在宣威和东川县为中央红军搞了大批的物资和银元。
中央红军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之后，罗炳辉率领的被缩编的红32军又被编为“左路军”，在朱德、刘伯承和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率领下，从卓克基出发，准备经查理寺、阿坝，到班佑、包座，与右路军会合后一同北上，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而在长征一路中担当护卫的红5军团（后因伤亡过大，缩编为红第5军），一起并肩战斗。

后来中央红军趁夜向陕甘地区进军，在得悉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后，罗炳辉也强烈要求北进。张国焘为了稳定和控制这支部队，亲自出面与罗炳辉将军谈心，企图拉拢他，但罗炳辉将军不为所动，义正辞严地拒绝了张国焘的拉拢，明确表示反对南下，要求北上抗日，并收回在张国焘在32军中散发的诬蔑中央的材料，全部销毁。张国焘见拉拢不成，便恼羞成怒，公然说红32军的干部中有机会主义分子，下令没收了红32军与中央联系的电台和密码，使红32军从此失去与中央的联系，并精心策划了对红32军指战员的所谓“改造”。先后以种种借口从红32军调走一些干部，再把其他部队的干部调入，设立自己的“耳目”，并把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反对南下逃跑路线的红32军参谋长郭天民和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分别撤职和调出原部。不久，红32军重新进行整编，罗炳辉仍任军长，李干辉任政委，辖第94、96两师。罗炳辉将军此时实际上已被架空，失去了对红32军的指挥权。红32军被张国焘裹胁，被迫南下。
后来到达陕北后，罗炳辉领导的红32军又被缩编，而且在抗战开始后，红32军部队大部改编为八路军120师359旅718团，一部合编到120师358旅715团。即归贺龙领导。（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变动，原来的红9兵团现在成为解放军第54军162师；54军是仅次于38军的我军王牌部队。）
可以说，罗炳辉领导的红9兵团，经历了长征路上所有的困难和战斗。
红5军团，更是令人叹息了。
红5军团是在长征路上唯一全军被消灭的军团。
（摘自网友的陈述）：红5军团的前身是原国民党第26军，属于冯玉祥将军西北军。在1931年12月14日第26路军17000余人毅然决然的宣布起义，史称“宁都起义”。部队被整体改变为红军的第五军团，由季振同任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肖劲光任军团政治委员，刘伯坚任政部主任，十三军军长由董振堂兼任，政委何长工；十四军军长赵博生，政委黄火青十五军军长黄仲岳，政委左权。红五军团成立后，随即开往中央革命根据地。这只部队也是日后红军中装备最精良、军事素养最高、单兵训练质量好的、战斗力最强一支部队。所以红五军迅速的成为了红军的中坚力量。即便是林彪指挥的红1军团和彭德怀所指挥的红3军团也不能与之相比。也许正是因为，红五军团强大战斗力，所以在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这支英勇的部队被选为殿后，为红军的长征作掩护。他们不仅要用顽强的阻击来保证在自己的友军顺利的完成转移，而且在自己也要顺利的脱离战斗进行转移，并且还要在自己的撤退过程中不被敌人纠缠甚至冲垮。红1军团和红3军团阻击的是国民党系统中的湘军和桂系部队，虽然他们的各个方面优于红军，但是远不如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红五军团阻击的正是从江西一路追击追击红军而来的中央军薛岳、吴奇伟纵队，共8个师的敌人。8个师也是国民党军中央军系统中的精锐。所以红五军团所承受的压力和危险远远超过了在前面开路的红1军团和红3军团。尤其是当红军的侧翼的红军8军团被击溃后，红五军团面临被敌人从侧翼包抄的危险。在如此危局的情况下，红5军团不仅顺利的完成了阻击薛岳、吴奇伟纵队的任务，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机关渡过湘江，自己也整编制的渡过湘江，并坚持战斗。但是，我国目前所出版的众多刊物中对红军塔团艰苦卓绝的阻击战却记录不多。

在西征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反复修改西路军的作战任务。使得西路军无法走走停停、徘徊不前，陷入了西北“四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的优势兵力包围之下，所以西路军最终陷入失败。而董振堂将军和红5军正是在中共中央第一次修改作战任务时，牺牲并失败的。当时，中共中央改变西路军大通国际级i交通线的任务，希望他们在青海、甘肃、宁夏等地建立根据地。这些地方人民稀少，而且处于少数民族和不同信仰的地区。红军面临的敌人是拥有机动优势的骑兵部队。结果，在无法进行云工作战，又不利于展开人民工作的环境下，红军无法发挥在南方苏区的优势，结果，1937年1月在甘肃高台县成立苏区的董振堂将军和红5军在与敌人展开血战，在里无粮台、外无援兵，突围却又无法摆脱敌人的情况下，红5军全军战死，董振堂将军也在牺牲后被“马家军”残忍的割下了头颅。此时董振堂将军年仅42岁。
董振堂如果解放后还活着的话，应该是可以到大将或者元帅军衔的。
两支在长征路上担当殿后重任的队伍，结果令人叹息。

《毛泽东入主中南海》：

聂荣臻认为，傅作义虽然被蒋介石拉上了内战的战车，但他是“杂牌”，在走投无路之际，经过争取，有可能放下武器。聂荣臻首先取得罗荣桓的支持，然后又去找林彪，向他谈了和平解放北平的设想，并详细介绍了北平地下党所提供的关于傅作义的情报。

林彪以惯常的冷静听完聂荣臻的话，他摇摇头说：“想法固然不错，便恐怕只是一厢情愿，是幻想。人家手里有那么多军队，怎能白白交给你？还是要战争解决问题。”

林彪想起了长春、太原，在他看来，打北平可能比长春、太原还要难。

“我们当然不放弃战争解决，而且要打北平也很容易。北平的城墙虽很厚，但工事不强，敌人又是惊弓之鸟，兵无斗志。以我军的力量，打下北平不成问题。不过，我们最好不把一个打得稀巴烂的城市交给党中央。北平是座历史古都，如果名胜古迹被打坏，你我都不好对历史做交代，”聂荣臻耐心地说。

但林彪仍固执地说：“还是战争解决问题，傅作义这个人傲气得很，他不大可能不战而降。你和他在华北斗了多年还不了解这个人？你说的和平解决，弄不好会松懈我军的斗志，到头来还得靠打，贻误时间。打起来固然会有损失，但是不打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聂荣臻陷入了沉默。他深知林彪的固执，既然说不服，就没有硬争下去的必要。于是，他以自己的名义，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

聂荣臻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想法同毛泽东不谋而合。毛泽东读完前线来的这封电报，对周恩来说，聂荣臻这个人有眼光。

毛泽东立即回电，同意聂荣臻的意见。接着指示平津前线总部：只要傅作义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他编两个军，可以赦免他的战犯罪，他的私人财产可以保全，其部属的安全和财产也有保障。

和平的曙光，照在了古都城楼上。

平津战役结束后，林彪指挥的第四野战军奉命离开华北，南下作战。担任平津卫戍司令的聂荣臻在华北军区司令部庆王府小礼堂，召开送别会，林彪出席了这个会。聂荣臻作为东道主说：“平津战役的胜利，四野的部队是出了大力的。当然，首先是毛主席指挥得好，但是，四野的同志们不开进来，光靠华北的部队是没有那么大的胃口吃掉傅作义的60万军队的。四野主力一进关，就实现了把敌人滞留在华北就地歼灭的计划。在此，我代替华北部队感谢你们。”

这时主席台上的林彪笑着打断聂荣臻的话说：“一家人不要说两家话嘛。”

林彪坦言道：“北平和平解放，在当时可是不认识的。我们能在一定条件下促使傅作义就范，这是聂老总的功劳，是聂老总首先看到的..”

这算是林彪对自己战略上眼光短浅的承认。

毛主席指挥平津战役的电报


1.关于华北三纵七纵的行动部署〔１〕（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期间插曲：

毛泽东导演“空城计” 吓退傅作义
2010年07月13日 09:09:19 　来源： 解放军报

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 手稿
还有批语：“乔木：此件，最好今天能口播，并发文播。假如可能，请谷羽抄正一下。毛泽东，三十一日早”。文稿发出后，他又写了一封便信：“乔木：蒋介石现在是住在北……，‘现在’二字应改为‘最近期间’，方不与下文业已溜回‘南京’相矛盾。不知还改得及否？毛泽东”。

2.十一纵可到三河集结相机攻击通县一带〔１〕（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3.请考虑将东北第十一纵派往通县北平方向活动〔１〕（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4.东北南调部队宜放在玉田蓟州等地区〔１〕（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5.打归绥可稍为推迟〔１〕（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6.杨罗耿兵团应进至满城以西地区待命〔１〕（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
7.四纵十一纵及各独立师进至遵化蓟州地区之计划不变〔１〕（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
8.攻击归绥的部署〔１〕（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五日）
9.待东北我军南下攻平津杨成武部再攻归绥（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九日）
10.　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即可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11.东北主力是否早日入关为好〔１〕（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12.　推迟攻取太原〔１〕（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13.准备在国民党军再度进扰石家庄时南下歼敌〔１〕（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14.防止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敌军逃走的部署〔１〕（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15.东北野战军取捷径迅速入关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之敌〔１〕（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16.先以四个纵队夜行晓宿秘密入关〔１〕（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17.东北部队入关的时间路线和任务〔１〕（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8.杨成武部主力准备东进切断北平张家口之联系〔１〕（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19.　暂不理山海关秦皇岛之敌〔１〕（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20.杨成武主力三个纵队的行动部署〔１〕（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21.东北大军入关后的作战计划〔１〕（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22.吸引傅作义部几个军于平张线上〔１〕（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23.程子华黄志勇部暂在原地待命〔１〕（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24.包围张宣之敌务使不能逃跑〔１〕（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25.程黄部仍按原计划准备西进〔１〕（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26.杨成武部务必包围几部敌人〔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
27.程子华黄志勇部立即向南口怀来前进〔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日）
28.加强兵力确保切断张家口宣化敌之联系〔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日）
29.重点应放在隔断张宣两地之敌〔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日）
30.应以最快手段攻占下花园地区〔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四日）
31.平张线上各兵团的作战任务〔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四日）
32.一纵必须全部用于切断张宣联系〔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四日）
33.务使张家口之敌不能东退〔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四日）
34.对怀来敌如何攻击依情况决定〔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五日）
35.阻止可能从张家口西逃之敌〔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五日）
36.围歼张家口宣化怀来诸敌的部署〔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六日）
37.　全力堵追张家口宣化向东突围之敌〔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七日）
38.　华北部队应遵军委命令阻敌东逃〔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七日）
39.华北部队应遵军委命令阻敌东逃〔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七日）
40.　务将三十五军与怀来联系完全切断〔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八日）
41.准备隔断平津包围唐山歼击芦台塘沽之敌〔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八日）
42.如东进追敌来不及则以八纵等协助包围张垣〔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八日）
43.杨成武部应以全力包围张家口之敌〔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八日）
44.对新保安张家口之敌采取长围久困待命攻击之方针〔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八日）
45.东北部队以三五两纵威胁北平钳制敌人〔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
46.歼灭一○四军的作战应力求迅速〔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
47.迅速构筑一切必要的阻击阵地务使被围之敌不能逃脱〔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
48.　关于平津地区的形势及部署〔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49.　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50.关于五纵三纵十纵的部署〔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51.确实围住三十五军全力防敌突围〔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52.杨成武部须准备打退敌人多次进攻〔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53.三纵到北平以东可试图切断平津路〔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54.华北部队应归林罗刘谭统一指挥〔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55.同意以程黄两纵及五纵包围南口昌平之敌〔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一天发了八个电报）

56.同意迅速包围南口昌平唐山等敌〔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57.包围通县之敌切断平津联系〔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58.防止北平通县敌人逃跑〔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59.巩固地控制南口八达岭一带〔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60.迅速包围塘沽以防平津等敌从海上逃跑〔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61.准备阻击可能由天津经济南向青岛逃跑之敌〔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62.歼灭津塘线之敌然后控制海口〔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63.堵住北平通县天津之敌的退路〔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64.从东南面包围北平之敌〔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发了七个指挥平津的电报）

65.　四纵应留南口八达岭防御〔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66.加厚对北平东南的阻击兵力〔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67.攻击三十五军需在完成对平津包围之后〔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68.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归林罗刘直接指挥〔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69.准备增加包围张家口的兵力〔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70.应继续攻歼尚义一带之敌〔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71.约在明年一月正式攻击天津北平张家口之敌〔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72.充分注意保护北平工业及重要文化古迹〔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73.迅速切断天津与新河塘沽等处联系〔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74.四纵速至张家口西面协同华北第三兵团堵歼逃敌〔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75.密切注视胡宗南部动向〔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76.关于平绥线上的作战计划〔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77.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同时并举〔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78.立即将大部俘虏补入部队〔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79.包围大同归绥之敌〔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80.目前不要忙于包围胡宗南军〔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81.防止天津敌人向南突围〔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82.攻击塘沽时间推迟至下月上旬为宜〔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83.推迟攻击两沽严防平津两敌突围〔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84.迅速控制卢沟桥静海等处防敌南逃〔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85.准备堵击平津南逃之敌〔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86.如傅作义南逃华北第一兵团三个纵队应到石家庄堵击〔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87.同意调两杨兵团参加平津会战〔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88.对孤守工厂区敌军可劝降以减少破坏〔１〕（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
89.中央决定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织总前委〔１〕（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
90.对付天津守敌的方针〔１〕（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二日）
91.　同傅作义部谈判的补充意见和积极作好攻城准备问题〔１〕（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
92.要把北平敌军改编当作一件大事来完成〔１〕（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近三十年来，有人在彭德怀问题上做了很多文章，把五八年“罢官”说成是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迫害。为了加强此说效果，还过分夸大了彭德怀的军事才能和功劳。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曾收编了两支农民武装，其首领一为袁文才、一为王佐。这两支武装并不像有些人说的是土匪集团，而是不堪地主压迫揭竿而起，公开把矛头指向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农民义军。毛泽东用革命道理对这两支部队进行教育改造，收效很大，袁文才与王佐也成长为具有革命理想的军事干部。

可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彭德怀趁毛泽东不在井冈山的一段时机，捕杀了这两位同志。毛泽东获悉此事时何等愤慨，我们可想而知。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对彭德怀作出过半点处置。

解放战争刚打响的时候，彭德怀掌握的西北野战军不到五万人，面对着胡宗南的进攻，不免举步维艰。所幸毛泽东和周恩来坚持不离开西北，为他牵制了大量敌军，还时不时用电报指示如何排兵布阵。

此后，决定战争命运的三大战役也并非彭德怀在指挥。

再后来的抗美援朝，毛泽东首先考虑的志愿军主帅人选是林彪和粟裕。可惜这两位常胜将军有病，才退而求其次，请彭德怀挂帅出征。我们从解密的资料发现，朝鲜的每一次大战役，都是毛泽东不断用长电进行指挥。凡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就打了胜仗;凡违背了毛泽东的指示，我军就吃了大亏。例如毛泽东曾数次指示搬迁志愿军司令部，以策安全。结果这一命令一再被延宕，导致志愿军司令部遭袭，损失不小。毛岸英同志也是这次牺牲的。毛泽东也没有批评彭德怀，更没有半点处罚。

上世纪五十年代上半叶，毛泽东提名彭德怀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遭到不少同志反对。毛泽东力排众议，说服大家，最后成功地把彭德怀推上这个高位。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毛泽东一直希望摆脱冗务，到杭州去读书、研究马列主义。提议刘少奇代替他出任国家zhuxi并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名义主持工作。这一要求得到中央委员会批准以后，他又进一步要求再退一步，只保留党的名誉主席名义，让刘少奇兼任党中央主席。这个要求却被大家驳回了。但他毕竟得遂所愿，躲到杭州刘庄读书去了。正是这段时间，彭德怀对功勋卓著的名将粟裕实施了打击，召开大会批判粟裕的“单纯军事观点”，撤掉了粟裕的总参谋长职务，并且不再做别的安排。

毛泽东闻讯赶回北京。首先是批评彭德怀不应这样粗暴对待同志(彭不接受批评);然后找到粟裕，百般安慰，说他们容不下你，我给你另找个地方吧。他问粟裕愿不愿意去军事科学院做院长。粟裕愉快地表示服从主席的一切安排。浮夸风、共产风掀起的时候，毛泽东并未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个责任理应由主持者和推动者刘少奇负责——这已有解密资料坦露了真实情况，我就不多说了。庐山会议的时候彭德怀的反左发言也并不是只针对毛泽东，因为他不可能不知道真相。

平心而论，他的发言并未错到哪里去，只不过言辞尖刻罢了;错的恐怕是所谓“小集团”问题和“向党要更大权力”的问题吧?于是，一场批判“彭黄张周篡党集团”的浪潮席卷了庐山。(注：彭黄张周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

最后到了做政治结论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要保护彭德怀，主张批评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反对拿掉他的所有职务。还说彭德怀这人没什么坏心眼，就是喜欢吊起嘴巴乱说而已。但是不行，也许彭德怀多年来得罪了很多人吧，反对从宽处理的呼声很高。有三位职务只低于毛泽东的官员找到毛泽东，坚决要求把彭德怀清除出去。毛泽东后来让了一步，同意拿掉职务;但反对“清除出去”，坚持要保留彭德怀的政治局委员以及元帅身份，而且待遇不变。彭德怀从此在挂甲屯一所大宅院闲住下来。

没多久，静极思动，彭德怀向毛泽东要求工作。毛泽东说，马上恢复旧职，恐怕反对的人多;不如这样，先到三线建设指挥部去主持工作，待作出了成绩，再回到中央，别人也就无话可说了。

毛泽东迫害彭德怀一说，目的在于指摘毛泽东“诛杀功臣”;什么“功高震主”，什么“为毛岸英复仇”，都是境外右翼媒体恶意的想当然。而且这种揣测太小儿科了。本不值一驳，而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故下笔撰就这篇短文。

来源：百草园丁馆 作者：百草园丁

说八路消极抗日的只消灭八百多日军的可以看看：

作者：钟珊风雨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038397/answer/216694804
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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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在抗战中锻炼出了相当高素质的武装力量。除了战斗意志顽强，官兵团结一致等传统优势，这支武装力量的战技水平也绝非等闲之辈。

如何支持这一观点呢？对历史照片的研究往往能见微知著。


照片摄于1944年，“迪特希”使团访问延安期间。八路军正在向地方民兵展示缴获的日军武器。注意弹药箱上贴有表示缴获武器归属部队的纸条。
在这张照片中由近及远分别为三八式步枪，九二式重机枪，八九式掷弹筒，大正十一年式轻机枪。
如果要缴获图中所示的这么多武器装备，要消灭多少鬼子呢？让我们先来研究一下日军编制：
日军步兵的基层编制为：分队（14人）—小队（3分队及小队长和下士官，54人）—中队（3小队及中队部和后勤单位，180人）—大队（4步枪中队+1机枪中队+大队炮兵及大队部，千人以上）。
那么，日军的武器配置情况怎么样呢？每个步兵小队有2挺轻机枪及2具掷弹筒（后期因装备不足，部分小队只配置1挺机枪）。九二式重机枪作为“步兵之花”，十分金贵，每挺九二式都由一个11人编制的机枪分队伺候，因而一个编有174人的机枪中队（内含1步枪小队及骡马等编制）实际上只有6挺九二式。另外，机枪中队并非独立单位，而是配属于大队下的。
由此可见，光是缴获图中的重机枪，就至少要成建制歼灭一个配属于某个大队的机枪中队。而图中可见的“歪靶子”就有30多挺，显然，原先这些轻机枪分属于十几个步兵小队，15×54＝810，基本上是一个大队份的步兵了。注意，这还是理想状况，实际上因为战斗造成的武器损毁和日军在面对战况严重不利时破坏武器的习惯，缴获武器数远少于歼灭敌人数。
（必须承认，部分武器缴获并非来源于日军，而是来源于诸如“华北防共自治政府”的伪军或是孙殿英等投靠日军的顽军。但也要意识到像九二式这种“奢华”的装备，在伪军中是很罕见的——日军的机枪都有缺编的情况存在）
可以看出，与某些人口中“游而不击”的论调相反，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战果。在后期，八路军正规部队显然已经锻炼出与日军进行一定规模正面交锋并取胜及拔除部分日伪军据点的能力（当然，日军在战争后期兵源素质急剧下降也是一方面因素）。
回到之前的问题。如果八路军正规部队在战技水平上足以对抗日军，那么显然，他们也能轻松战胜绝大多数国民党部队。虽然解放战争初期力量对比为1比4，但只要TG在第一年中顶住了KMT的全面进攻，并不断取得战术上的胜利而不损失自己的主力，那么就等于锁定了胜局——战事拖的越久，庞大的军费开支（以及贪污）就会让国统区经济越显举步维艰，直至发生总崩溃；而相对的，TG一方则不断通过军事胜利获得装备乃至于兵源补给（来自感化俘虏），力量一天天壮大。此消彼长，则TG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
编辑于 2017-08-19

大英帝国依靠获得印度殖民地而一飞冲天，因此十分渴望将中国变成下一个“印度”。然而，一方面中国距离太远，军力投送有困难;另一方面，其他列强严防死守英国一家独大，在中国展开激烈博弈，任何一个列强也不可能独占中国，只能“利益均沾”。英国像控制印度那样控制中国是绝对没戏的。
英国的金融家们基于本国的历史，看到了通过金融掌控清朝经济命脉的机会。当年英国王室就是因为战争负债，向圣殿骑士团举债，一步步落入金融陷阱。

通过金融布局掌握中国的经济命脉，这一套手段我们熟啊!对于清朝完全可以如法炮制啊!清朝当权者则对外国人的算计毫无觉察，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提到英国对中国的金融掠夺，不得不提英国汇丰银行。





上海汇丰银行旧址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香港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的中心，但金融汇兑仍需通过设在伦敦和印度孟买的几家英国银行和操控国际汇兑的大洋行来进行，这种现状已经不能满足对华贸易的实际需要。时任香港总督的罗便臣(第五任总督，也是史上最年轻的香港总督)，正打算把促进金融业的发展作为他任期内的一项重要职责。香港虽然已经有多家总行设在英国和印度的银行进驻，但如果能有一家总行设在本地的银行，则不仅可以适应急速增长的贸易需求，而且可以为港督殖民政府的公用事业出力。

1864年初，一位叫做托马斯·苏石兰(Sir Thomas Sutherland)的英国人正乘坐大英轮船公司的“马尼拉”号轮船，从香港驶往中国东南沿海的厦门、福州、汕头。苏石兰的身份是大英轮船公司在香港的代理人。乘船航行速度之慢，让旅途生活百无聊赖。恰好船上陈列着好多本《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上面一些关于银行业的介绍，深深吸引了苏石兰。

几个月以后，在与“渥太华”号邮轮的伊斯特利船长交谈中，苏石兰得到一个重要信息，一些在孟买的商人成立一家“中国皇家银行”，在印度招股2/3后，打算在中国招募余下的股份。时间就是金钱，在当晚苏石兰就写出了汇丰银行成立的计划书。第二天，他拿着这份计划书找到了香港著名律师波拉德，在波拉德的公关下，除怡和洋行外的香港著名商行(宝顺、琼记、大英、沙逊，德国禅臣等英、美、法、德共十四家洋行)都在计划书上签字，成为银行临时委员会的成员。

在汇丰银行的发起书上有这样一段文字：

“在过去几年中，香港以及中国和日本通商口岸的内外贸易增加得这样迅速，使人们感到新增银行业务，已刻不容缓。

中国境内其他外商兴办的本地企业兴隆旺盛的情形，清晰的表明这些公司已经获得了最优厚的利润，它们拥有本地利益集团的业主和股东，它们的支持，构成了获利的一个主要因素”。

1890年之前的在华国外银行中，总行都在本国，银行资本一般都以本国货币为单位，只有汇丰银行是惟一的一个总行设在中国、资本也以在中国通行的银元为单位的外国银行。





汇丰的成立，实际上是将所有列名参加发起的洋行的金融业务合并成一家专业的金融机构，结束了由这些商业机构兼营金融业务的时代。这些洋行既是汇丰的发起人，又是它的客户，彼此亲密无间，默契合作。

洋人抱成一团，结成利益共同体算计清朝，而清朝内部仍然是勾心斗角，四分五裂。

晚清政局分为洋务派和保守派，彼此相互斗争，而洋务派在曾国藩死后，又分化为若干派别，左宗棠和胡雪岩作为湘系集团，李鸿章和盛宣怀作为淮系集团，张之洞则自成一派。不同派系之间各自为政、互不隶属，而且相互之间也存在着竞争甚至发生攻讦的现象，相互之间形成一种掣肘。





洋务派成天嚷嚷什么“以夷制夷”，但都是一帮眼高手低，光说不练的主，英国人在印度玩“以印制印”已经数百年了，早已是炉火纯青。英国人利用清朝内部的不团结，特别是洋务派内部的派系争斗，玩“以华制华”，得心应手，无往不利。

汇丰的第一笔政治借款，是1874年提供的福建台防借款，这也是清政府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借款。左宗棠西征阿古柏叛乱中，汇丰银行又先后三次向其提供借款。这个阿古柏原本就是英俄争霸中亚的棋子，既收英国人的钱，又收俄国人的钱，两国都怂恿其向新疆扩张，以蚕食中国的领土。只不过后来俄国对阿古柏控制更深，英国不爽了，于是向左宗棠提供贷款，借中国人的手教训俄国人。

由于这些借款，汇丰银行拉近了与湘系集团的关系。湘系集团的人以为汇丰集团借款是帮自己排忧解难，不疑有它，却没想到一步步掉进了精心设计的陷阱。

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后，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以签订《中俄伊犁条约》闻名天下，因为根据这一条约，俄国将已经占领的伊犁归还清政府。此举得到了英、法、美等国异口同声的夸赞。外国人控制的各大权威报纸的盛赞："中国的天才外交官曾纪泽创造了外交史上的一个奇迹，他迫使大俄帝国把已经吞进口里的土地又吐了出来。这是俄国立国以来不曾有过的事情。"





位于湖南娄底的曾国藩故居

大家一定要记住，一般西方人异口同声夸奖中国的某个人，并不是这个人有多么优秀出色，抬举这个人的目的，多半是因为符合他们的利益。

实际上，根据该条约及其子约，中国虽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河流域附近的领土，但仍割让了塔城东北和伊犁、喀什噶尔以西约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不过是沙俄狮子大开口之后，坐地还价稍微降了点价而已。

一方面清廷其他的外交官水平太低，曾纪泽讨还一点便宜就显得鹤立鸡群，另一方面，需要拔高曾纪泽的地位是因为另有目的。

什么目的呢?汇丰银行在1881年发行钞票，请曾纪泽在钞票上书写题词，将他的功绩拔高，就可以增加清朝百姓对钞票的信任，从而顺利掌握发钞权。




曾纪泽




汇丰银行钞票

大清子民一听，汇丰的钞票是我清朝的大功臣曾纪泽背书的啊，那肯定没问题，用这个钞票就是爱国行为，于是放心使用汇丰的钞票。

清朝民间的资本汇聚到汇丰名下，进一步增强了其对清朝发动金融攻击的能力。

正如第二次英法百年战争中，法国人大量购买英格兰银行发行的国债，而这些资金大多成为英军的经费，英国金融资本实际上是借助了法国人自己的力量打倒法国。经过一百多年的进化，英国金融业进步了很多，但还是万变不离其宗：汇丰银行借助中国人的民间资本形成的金融力量，通过金融手段打击中国。

1882年，与左宗棠结盟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与欧洲贸易商对赌生丝贸易，大量囤积生丝。却被精心设计的虚假消息诱入陷阱。





胡雪岩

英国金融资本为了让胡雪岩上套，借助他们控制的上海《申报》(《申报》的幕后老板就是汇丰的老板)疯狂制造舆论，炒作生丝市场的火爆行情。当时清朝的洋务派工商企业也开始发行股票，《申报》连续发表评论，给予股票正面评价，炒高股市行情。

当时的媒体信息十分匮乏，《申报》基本就是了解股市行情的唯一渠道，大清子民哪见过这种阵势，以为这是天赐的发财机会，纷纷将压箱底的资金都投入股市，甚至不惜向银行借贷炒股，市场上流动性充裕，一片乐观气氛。

1720年，英国金融资本就是依靠炒作南海公司的股票，制造所谓的“南海泡沫”，一举洗劫了英国传统贵族阶层的财富，令大量老牌英国贵族一夜之间倾家荡产，令金融资本家不费吹灰之力，掌握了英国的政治大权。连大科学家牛顿都被深套，巨亏了一大笔钱。这么多年玩下来，金融资本家操纵股市抢劫财富的招数，早已玩得炉火纯青。





南海泡沫破灭前，伦敦街头炒股的火热情景

胡雪岩再精明，也不是在金融危机的大风大浪中弄潮多年的外国金融家的对手，很轻易地堕入圈套。在耗尽自身的资金后，向汇丰银行借了650万两银子，定了7年期限，每半年还一次，本息约50万两。次年，他又向汇丰借了400万两银子，合计有1000万两。这两笔贷款，都以各省协饷作担保。

胡雪岩的悲剧是，他不光被老辣的外国金融家算计，洋务派内部还有人出卖他。出卖他的人就是李鸿章身边的红顶商人盛宣怀。





盛宣怀

盛宣怀费劲心思，打探到胡雪岩资金内幕。为了斗倒政治对手，他在胡资金最紧张的时刻，通知汇丰银行动手，正中胡雪岩的要害。

《申报》一改前阵子的乐观看多论调，开始疯狂唱衰中国股市，股市应声而跌。头一次炒股的中国股民哪见过这种阵势，市场恐慌蔓延，流动性骤然收紧。胡雪岩的钱庄迎来挤兑风潮，外资银行也向他收贷，只能折价抛售生丝囤货，庞大的胡氏商业帝国连锁倒塌，巨亏一千多万两白银。

这还不算，由此引发了连锁的金融危机，从上海开始，波及京师、汉口、天津、宁波、杭州等地，仅上海一地，78家钱庄银号关闭了68家，而停业的商业行号也有三四百家之多。金融崩盘的后果立刻危及各地商业、农业和手工业等，对社会经济造成了很大破坏，史称“1883金融风潮”。

此次金融风暴一下子抽干了清政府的流动资金，胡雪岩郁郁而终，清政府迅速堕入英国编织的金融罗网之中。





胡雪岩故居

今年四月份，保监会党委书记项X波被查的时候，就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个别监管人员和公司高管监守自盗、与金融大鳄内外勾结等非法行为，必须依法严厉惩处、以儆效尤”。你看看，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嘛，一百年前已经有先例了!

盛宣怀倒是从此之后平步青云，实现了控制轮船招商局的夙愿，并应张之洞之邀，复返湖北筹办汉阳铁厂。之后，盛宣怀又受命担任商务大臣、邮传部尚书等职，成为洋务运动的真正掌舵人。





位于上海的盛宣怀故居

然而，此后清政府越办洋务运动，外国金融家对清政府的控制越深，因为所有的大笔支出，都是通过向外资银行借款完成的。由于大量的借款，加深了清政府对汇丰等外资银行的依赖。在庚子之变后，盛宣怀更是主张“东南互保”，使得清政府的统治基础进一步瓦解，并为后来的军阀乱世埋下了伏笔。

也就是说，盛宣怀其实就是清政府倒台的最大“内鬼”!

如果换一个角度，二百多年来，江南士绅被清廷反复蹂躏，文字狱无数血泪，江南汉族对满族统治者积怨甚深。盛宣怀就是备受清政府欺凌的江南士绅集团向清政府复仇的代表，那么他做的倒是很成功。什么反清复明天地会，什么兴中会、同盟会，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件事上，贡献都不如盛宣怀的贡献大。

1877年，怡和洋行的大班凯瑟克加入了汇丰董事局，标志着主导清朝对外贸易的怡和洋行与掌握清朝金融命脉的汇丰银行，这两家最有实力的英资财团终于强强联手。

双方更为紧密的合作是在1898年共同组建了“中英银公司”，怡和的代表是凯瑟克，汇丰的代表是伦敦分行经理嘉莫伦。这个公司后来改组为“中华铁路有限公司”，专门针对中国进行筑路借款，怡和洋行负责承包修建铁路、供应机车及铁路附属设施，财务上由汇丰银行负责。相继对沪宁、广九、沪杭甬、粤汉、京赣、以及津浦南段等铁路借款。





位于上海外滩的怡和洋行旧址

通过这些借款，英国控制了这些铁路沿线的大部分地区，操纵了这些地区的原材料和矿产资源。进入20世纪后，汇丰银行的实业放款已经广泛延伸到了面粉、机械、皮革、化学、五金等众多工业部门，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当时英美实行的是金本位，中国自从1581年实行一条鞭法一直到1935年实行这354年间，都实行银本位。其实金银本身本无优劣高下，只不过相当于使用不同的货币而已。但是，由于英国人掌握了贸易和金融的主导权，中英之间贸易的定价权完全操控于英国人之手，使得黄金成为强势货币，用白银定价的中国商品遭遇系统性低估，再加上英国对中国大量输入鸦片，中国持续两千年的贸易顺差逆转，变成了大额逆差，加剧了中国的经济衰败。其他列强也纷纷转向金本位，加入到掠夺中国财富的游戏中来。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汇丰银行还掌管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账户，其存款包括办公费用、罚款和没收款项、船舶吨位税、以及各种手续费和其他特殊款项。

汇丰银行成为外国金融势力控制中国的一个缩影。汇丰和当时在华拥有特殊地位的英国官方势力紧密结合起来，很快成为“大中华”地区金融资本之霸主，并成为大英帝国插在清朝身上吸血的管道，对于英国从中国进行金融掠夺，中国逐渐陷入积贫积弱的深渊，立下了永载史册的“汗马功劳”。

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融资机构是汇丰;第一次运用近代化后勤体制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左宗棠远征新疆，其“大总管”胡雪岩虽出身中国旧银号，但筹措资金的最大头却来自汇丰;“同治中兴”、筹办洋务、建设北洋舰队、筹措甲午战争军费，同样少不了汇丰的影子;辛丑条约清廷向八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托收银行的第一家就是汇丰;辛丑后清廷力图重振，向英、德、法、俄四国大举借债，承办行是汇丰;清朝覆灭，民国“善后大借款”，承办行同样是汇丰。甚至连辛亥革命前后，清朝王公权贵的资产纷纷向国外出逃，也大都是通过汇丰实现的。





外资银行的北京分行，基本都集中在东交民巷

随着不断借款，清政府的各项税收与财政权力纷纷落入外国人之手，已经彻底沦为僵尸政府。外国金融机构借助清政府这张皮，源源不断地从中国人民身上敲骨吸髓，中国沦落到比印度更加不堪的地位。

反观日本，通过组建日本人自己控制的财阀，逐渐摆脱了受外人欺凌的地位，从而主宰自己的命运。通过甲午战争，日本从清朝赔款中进一步获得了大量资本，进一步走上了工业崛起之路。英国为了遏制俄国在远东的扩张，向日本大量输血，支持其实力进一步增强。后来美国为了挑战英国的霸主地位，又把日本当作打手，增强其实力，终于把日本打造成亚洲霸主。

随着实力的增长，日本的野心不断膨胀，最终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

辛亥革命之后，外国对中国的金融控制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更加深化。民国初年袁世凯对“五国银行团”的善后大借款，每年也是由各地汇入汇丰银行等五家银行。汇丰银行从1916年起，取得了代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收存保管中国内债的权利，中国政府要想使用抵债后的盐税、关税必须要经过它的同意。

1917年7月，段祺瑞重任总理后，为推行“武力统一”政策，镇压孙中山倡导的护法运动，不惜出卖国家权益，向日本大量借款。1917-1918年，共向日本借款1.45亿日元。其中由西原龟三与段祺瑞政府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商办议定的有吉会铁路、满蒙四铁路、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森林和金矿、有线电信、参战、交通银行等八项借款，共计1.45亿日元，这就是所谓的“西原借款”。

在西原借款中, 段祺瑞政府将东北的吉会铁路、所谓满蒙四路和吉林、黑龙江两省的金矿及森林等以及全国的有线电信的财产和收入, 全部抵押给日本, 使日本获得了大量的经济权益并控制了中国的电信事业。日本又在参战借款的名义下, 派大批顾问钻进段祺瑞政府, 派出军官为段祺瑞训练军队, 取得了段祺瑞编练的所谓“参战军”的指挥权。 寺内正毅曾得意地说，通过向中国借款，日本所攫取的政治、经济特权“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西园借款使得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控制不断加深，埋下了日本侵略东北的伏笔。





位于北京张自忠路的段祺瑞执政府旧址

不过话说回来，英国金融资本虽然把清政府欺负得够呛，但另一方面，清政府被驯服得比狗还听话顺从，他们实际上并不希望清政府就此倒台，而是始终给其留条活路，希望借助清政府作为代理人，继续奴役中国到永远。

但是对于纽约华尔街的那帮金融大鳄来说，英国人通过金融奴役中国乃至全世界，他们就很不爽了。

美国经过十九世纪后期的发展，工业实力已经赶超上来，成为第一大工业国。华尔街金融资本跃跃欲试，谋求推翻英国的金融霸权。

英国人的三板斧，不就是想方设法让他国处于内乱或战争的状态，财富大量损耗后需要借款，然后一步步掉入金融陷阱吗?

英国人玩得这些花招我们也会，而且我们玩得还更好啊!凭什么让英国人占这么大便宜?

美国人的胃口比英国人更大，他们把算计的对象对准了整个欧洲。

1909年，华尔街金融资本精心设计了一场针对伦敦金融资本的狙击战，战场就放在中国上海。

这场金融战役只是一系列宏大布局中的一部分，最终目的是将欧洲拖入一场“可控的”战争，以便战争中的欧洲各国向华尔街金融资本借款，从而使得美国代替英国成为世界的债权国，进而控制金融霸权。

让我们把时空坐标调整到1909年的上海外滩，看一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未完待续)

熊大熊二合拍的中国革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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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毛主席发了七个电报，指挥五个战场：

推迟攻击宿县切断固镇蚌埠间联系〔１〕（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推迟总攻碾庄诱敌深入〔１〕（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东北主力是否早日入关为好〔１〕（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推迟攻取太原〔１〕（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由刘陈邓粟谭组成总前委统筹一切〔１〕（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总攻碾庄同时攻击邱清泉李弥兵团〔１〕（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准备在国民党军再度进扰石家庄时南下歼敌〔１〕（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 ）

蒋公本来只是孙先生器重的一个将领，孙先生从未想过让他成为接班人，但是蒋公却在一次次的国民党党内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击败胡汉民、汪精卫，完成412清共，获取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其中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得到了以孔祥熙，宋子文，张嘉璈，虞洽卿等一大批江浙银行家和及其背后财阀们的支持。
所以，被江浙财阀们推上台的蒋介石，早期必须要考虑江浙财阀们的利益，从918到77事变，蒋公在中原地区都不会调动嫡系部队，但是在淞沪战场，日军有着舰载机和舰炮的绝对优势，蒋公却选择调动所有精锐在这里跟日本人死磕，而不利用多年精心打造的苏南国防线对峙。

其中的原因，除了利用上海吸引英美干涉外，还有一条，就是为江浙财阀们争取时间，拆卸器械、倒腾资产，向武汉和重庆转移。因此，蒋公背后的江浙资本，不会允许他在自己的地盘上打，也不会允许他在转移之前就把根据地丢了。

所以，等到江浙财阀的资产都转移完了，淞沪会战就可以结束了，蒋公的中央军一路向西，把之前精心打造的国防线和首都南京都丢给了日本人。

百毒：


钟伟天生性格刚烈、敢于较真，敢于坚持真理；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钟伟在一场不见刀光剑影的“战斗”中，再次“抗命”和“亮剑”，令众人瞩目，再一次成为焦点人物；然而，在那个颠倒是非的特殊年代，在这个不见硝烟的特殊战场上，他却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同巴顿性格相似的他没有巴顿那么幸运，毕竟所处的环境不一样！

1959年8月22日，经过再次扩大的军委扩大会议开幕，揭发批判彭德怀和黄克诚，肃清其在军队30年来的“流毒和影响”；在会议第3天，林彪死党、时任空军政委的吴法宪率先发言：“在这里，我要向彭德怀讨还血债。”一语既出，全场皆惊。吴法宪继续说道：“是他在长征途中欠了一军团战士的血债，是他亲手杀害了一军团一位连长。”


林彪听了喜出望外，做出十分气愤的样子说：“他恨不得一下吃了一军团！通通杀尽！因为一军团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亲自领导的。”会场顿时死一样寂静，谁也没有想到谎言就这样大大方方地出笼了。

对于这样的造谣，钟伟坐不住了，他亮开了嗓门，高声说道：“完全是无中生有，造谣惑众！枪毙那个干部你们当时在场吗？我当时在场，事情是我干的，彭总当时不在场，他不知道这件事情！”

钟伟咳嗽了一声，接着说：“那是在攻打娄山关的时候，部队冲到了半山腰，敌人在山头上猛烈射击，我们前进受阻，那个人临阵脱逃，还要拉几个战士反水，被部队抓住了，如果他是我的部属，我早就把他枪毙了！正因为是一军团的人，我先审了审，还问了当时在场的罗瑞卿怎么办，他是一军团的嘛！罗瑞卿也说执行战场纪律，那个时候枪管子都打红了，交给你处理，你怎么处理？就是交给你林总，你当时也会下令枪毙的！我们不杀他，他就会反过来杀我们！”

安昊儒 2017-12-23 12:0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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