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似乎是没有财政经济大权的政务院总理，他的前面排着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及其六位副主席---本来副主席的候选名单中是有周恩来的，出于大国战略的需要，毛泽东将周恩来的名字圈掉，添上高岗。
---以上这些都是表面的、是给外国人（特别是给斯大林）看的。
实质上，中共及其中央政府---
主帅：主席。
副帅：总理。
---这是两个实实在在的核心职务，其它的，就其权利的实质内容而言，没有一个能超越这两位。
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建国之初，刘少奇携王光美在中南海内散步，走到一土山下，刘少奇想上去走走，忽然从树丛中出来一名解放军战士，喝令：这里是禁区，请止步。
王光美说：他是刘副主席，是中央首长。
战士说：对不起，我只认识毛主席和周总理！

呵呵，请诸位在心里默默地、细细地品味一下---
---..........

-

周恩来的‘低’位---激起轩然大波

毛泽东主席授意，刘少奇把草拟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名单向外透了透风，以测试一下党内外的反映。
名单透风后，上上下下，议论纷纷。在京的党内军内高级干部、高级将领，都为周恩来抱不平，对高岗的突然窜升则大不以为然。
反应犹为激烈的，又是民主党派那些倚老卖老的元老们。他们对高岗的窜升不置一词，认为那是共产党内的家务事；对于不安排周恩来出任中央政府副主席，却直言毛泽东主席有失明察。何香凝、黄炎培、沉钧儒几位老人，加上毛泽东的亲戚王季范先生，都分别找毛泽东主席‘讨教’，替周恩来说项。
毛泽东对这些民主党派老人，共产党的铮友，倒是表现出了十足的敬重，执礼甚恭，虚怀若谷地解释：
中央政府领导人选名单仅仅是个草案，我正在征询各方面的意见，会尽力做到一碗水端平。
恩来和我，二十多年的交情，他的处事能力，行政领导才干，外交才干，在我们中央几位同事中间，是首屈一指、无人匹敌的。
新国家、新气象，我们一定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力、地尽其利，放心，放心，放心。

对于党内、军内的高级干部，也来找毛泽东，替周恩来说话，或是表示难以理解，难以接受的---
---毛泽东就不管对方的资格再老，功劳再大，
包括对朱老总、董必武、徐特立、叶剑英这些人物---毛泽东则不假以辞色，毫不客气了：
事情难办啊！
党内高层空气不大正常啊！
存在着一股争官争位的风气！
大家替恩来说项，是要置恩来于尴尬呢！
个别人名为替恩来争，其实是为替自己争啊！
要特别小心你们周围的人埃！

毛泽东对周恩来大加赞赏，称他做事最多，休息最少，任劳任怨，堪为中央高级干部的楷模。
刘少奇心里很不踏实。中央政府领导人员的名单毕竟是由他草拟的，现在议论这样大，反应这样强烈，很容易引起党内党外对自己的误解，已经有人背地里骂他架空主席，妒贤忌能，玩弄权术。

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在哪里？

两天之后的晚上，在有董必武、陈云、林伯渠列席的书记处碰头会上，当着毛泽东、朱老总、周恩来的面，
刘少奇提议：关于中央政府领导人员名单草案的事，现在上上下下、内内外外议论热烈，闲话不少，声音嘈杂。是不是召开一次在京的政治局成员扩大会，把中直、军直机关部、军级以上的负责人都找齐了，先在党内统一一下认识，澄清一些模糊的观念？

一一看过朱、刘、周、董、林、陈各一眼之后，不见有异议，
毛泽东说：
很好嘛！议论多，热气高嘛。我们也干脆就汤下面，打铁趁热，把事情公开了，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团结。政治局扩大会，明天下午就开，由少奇主持。
少奇先说明一下名单草拟的经过，来个开诚布公，打开天窗说亮话；再由恩来说明一下他本人的请求。如果还有人对高岗同志的位置有兴趣，可以直接对我提出来讨论。总司令、董老、林老、陈云同志，是不是也都在会上讲几句？最后我也讲几句。
你们先唱红脸，我后唱白脸，怎幺样？就这幺定了。曹营的事，说难办，真难办，说好办，也好办，不信胜不过诸葛亮。

翌日下午三时，在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的住所——万寿路新六所小礼堂，召开了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及中直、军直各部门负责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毛、朱、刘、周四位中央书记，还有陈云、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李富春、李维汉、李立三、叶剑英、陆定一、彭真、聂荣臻、罗荣桓、罗瑞卿、李克农等一百余人。
毛主席说：请刘少奇同志主持会议并讲话。
刘少奇先说了说中央机关进城后，工作开展顺利，稳定了人心，打开了局面，工业生产正在恢复，形势是大好的。也有不够的地方，即是中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共产党人的自我修养、戒骄戒躁、警惕个人主义等问题上有所松懈，甚至忽略。因而导致近来冒出了一些问题的苗头，如名利思想、争官争位、计较个人得失、贪图个人享乐等等。
刘少奇重申了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中指出的：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之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我们的一些共产党人，过去在战场上不愧为英雄的称号，在和平的日子里，却有可能禁不起资产阶级以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袭击。
刘少奇进而引伸说：
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在哪里？不单是在社会上，也常常就在我们每个革命同志的脑子里！比如居功骄傲，比如个人主义、享乐主义、老子天下第一，比如以各种方式向组织伸手，闹名誉地位，不负责任地传递各种大道小道消息，肆无忌惮地议论中央人事等等。
这实在是一股不正之风，一种危险的苗头，必须敲起警钟。如何来克服？来防微杜渐？就是我们每一名中高级干部要加强理论学习，一时一刻也不可以忘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头脑！我们在得到物质粮食的同时，绝对不可丢了精神粮食。在和平的环境里，两种粮食缺一下可，相辅相成。

1950年1月10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乘坐专列火车离京赴莫斯科访问。
代表团团员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政府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吕东，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以及各行业专家赖亚力、欧阳钦、柴树藩、常彦卿、沈鸿、王勋、聂春荣、何谦、苏农官等，还有新疆地区的负责人赛福鼎，邓力群。
代表团还包括了已经随毛泽东在莫斯科的陈伯达、王稼祥、师哲等人。
1月13日，周恩来一行乘坐的专列火车驶抵满洲里，正要过境换乘苏方的迎宾列车，却遇上了肖华和他率领的中国青年艺术团---肖华在这里等周总理。
团员们都惊呼起来：周总理！周总理！

肖华说：报告总理，我很高兴率领这支文艺兵。都是第一次出国，开了眼界，世界真是大得很！团员们也都很争气，守纪律，没有捅什幺楼子，还得了金奖银奖，替祖国争了光荣。
周恩来笑着，提高了声音说：很好啊！你们的出访，是替我这个外交部长做了宣传，通过观看你们的演出，人家知道了，现在世界的东方有了一个新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肖华望着总理，仿佛还有什幺话要讲。周恩来拍拍脑门，让团员们退到另外的候车室去，只留下萧华，才问：主席跟斯大林同志谈得怎样？
肖华摇摇头，放低了嗓门说：好象不大顺利。我只听师哲简单介绍了几句，并让在路上遇到总理时，先汇个报，通个气。
周恩来早预料到了毛泽东和斯大林两人谈不到一起：师哲怎幺讲的？你声音再小一点。
肖华再次降低了嗓门：师哲说，斯大林同志和主席正式会谈了两次。斯大林问主席许多具体经济问题，主席都答不上来。外交方面和国内建设方面的情况主席都说不清，要求苏方援建的项目也讲不清。斯大林说，可以请他带的经济专家来谈。主席说他只带了陈伯达，是搞哲学的，原先准备和苏方讨论一些哲学问题。斯大林急了，说：你不行，你讲不清，你叫周恩来来谈，周恩来能讲清。后来斯大林就再没有跟毛主席举行会谈了。
周恩来蹙了蹙他的一双浓眉：斯大林同志怎幺这样子讲话？这样子招待我们毛主席？
肖华说：看样子，人家老大哥是真想帮助我们搞建设。师哲说，只要是我们提出来，斯大林同志都会答应。他是跟毛主席谈不下去，才这幺讲的。说你们人很多嚒，叫周恩来来谈谈。
周恩来点点头，嘱咐肖华：刚才提到这些，你回到北京后，跟任何人都不准提起，事关主席威信。这是党的纪律。

【梦中老农点评：
毛泽东和斯大林会谈，毛泽东用‘假痴不癫’之计，虽然胡搅蛮缠，搅了局，却也摸清了斯大林的底牌---
---‘只要是我们提出来，斯大林同志都会答应’---
---知道了斯大林的底牌，周总理的底气更足了---从满洲里到莫斯科，尚须一周的行程，在列车上，利用这七天时间，周恩来可以为中苏会谈做好充分的准备。

1949年底，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去苏联谈判

周恩来率领政府代表团一行人登上了苏方的迎宾专列后，利用驶过西伯利亚大雪原的四天四晚，在车上召开了一系列大小会议。
他有一个工作节目单：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为总条约。
总约之下，分条约还有：
关于东北中长铁路从两国共管过渡到主权归还；
关于大连、旅顺口海军基地的租借期限；
关于新疆矿业主权归还；
关于苏方向中方派遣各行业技术专家的协议；
关于援建及贷款的协议。
中方请求苏方援建的重点项目，包括炼钢厂、重型机械、地质普查、资源勘测、采矿、电力、水利、交通、电讯、造船、煤炭、石油、化工、造纸、航空、大型桥梁、军火生产、汽车制造、拖拉机制造……等一百三十六项。
周恩来日夜陶醉于自己的‘工作节目’中，孜孜不倦。困了，就暍两杯茅台酒、嚼一小碟花生米提神。
由于各行各业的专家都带齐了，工作进展顺利。
周恩来不止一次地拍着手里的文件说：看看，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的国际主义精神，老大哥的无私援助。主权，我们将会一项项要回来；援助，从人力物力财力，我们将会一项项得到，这是真正的同志加兄弟，我们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
车过乌拉尔山、在斯维尔德洛夫车站，周恩来向毛泽东挂了电话，告上还有一天半，就可以见到主席了。此时毛泽东已经从列宁格勒返回莫斯科。
电话里，毛泽东很高兴：就等着你来，好重开会谈，把条约谈成。云云。

专列顶风冒雪，继续西行。在雅罗斯拉夫车站，专程从莫斯科赶来迎接的王稼祥大使，登上了周恩来的专列。两位老同事、老战友见面，分外亲热。他们一直在周恩来的卧室兼书房里交谈，不时把某个部门的专家召来一起谈，多数时间却是他们两人单独谈。
王稼祥自江西中央苏区时期起就把周恩来当兄长，不免谈及去年12月16日下午，他陪毛泽东主席第一次去见斯大林，主席当着斯大林的面指责、羞辱他的事。王稼祥说：这事他怎幺也想不通，无论从中苏关系、外交礼仪、党的纪律、党的尊严，还有历史事实，毛泽东同志都不应该说那些话，不应该在斯大林和全体苏共政治局委员们面前失态，使他丢脸。所以，他决定在完成这次陪访任务后，要求中央批准我回国，我这大使是怎幺也当不下去了。同时，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在党的会议上澄清毛泽东同志对我的毫无依据的指责，看看我王稼祥是个怎样的国际派？难道当年受党派遣，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局东方部工作过的中共党员，就统统不是好人了吗？
周恩来仔细地倾听着老朋友的陈述，好一刻没有吱声。他不能告诉王稼祥，这是毛泽东同志的‘假痴不癫’之计。
周恩来离开坐椅，去倒上两小杯茅台，过来跟王稼祥并排坐在长沙发上，边品酒边缓缓说：历史上的那些事，早该放下了，可总也放不下哪。。。。。。稼祥啊，个人情绪，个人委屈，你有，我也有哪！可是，我们党流血奋斗了二十几年，死了几百万上千万的同志，才取得了政权，有了今天的局面。每当想起那些死去了的战友、先烈，我们今天还活着的人，还能继续工作，浴沐在胜利阳光里的人，那点个人的情绪、个人的委屈，就算不得什幺了，芥豆之微，粉尘之轻喽！我有一条，说出来和你共勉吧：相让为党，相忍为国，服从领袖，热爱工作，任劳任怨，鞠躬尽瘁。
王稼祥小周恩来八岁。他向来敬重周恩来的学识涵养。兄长一席话，确使他郁积心中的怨气消解了不少。但他还是不同意放弃原则和稀泥。他信赖周恩来，进而推心置腹地说：
为了党和国家的事业，也为了毛泽东主席本人，我觉得我们党的高层还是应当有正常的组织生活，应当有健康的、同志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主席到莫斯科快一个月了，也不是天天都忙，可他只派他的卫士长去探望过任弼时一次。弼时同志也没有来看望主席，说自己患的是传染病，不要传染给别人。看得出来，主席对他已经很冷淡。
周恩来深深地看了王稼祥一眼，过了一刻，才说：稼祥呀，许多话，就到此为止吧。你是老同志了，有的事，不可书生意气，还是放在心里慢慢思考吧。我同意你回国，等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中央已决定由洛甫来接替你，你就先到我的外交部挂职，怎样？少奇同志管干部，很快会对你有新的工作安排的。弼时的病情怎样？咳血止住了没有？到了莫斯科，我一定挤时间去看他。你要记得提醒我，我们一起去。。。。。。
1950你1月20日中午，周恩来的专列抵达莫斯科。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米高扬等到车站迎接。
周恩来在李富春、王稼祥的陪同下，在车站发表了一个十分简短而得体的讲话：我这次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大国兄弟邦交的会谈。
苏联政府为周恩来安排的住所位莫斯科东北部，是斯大林的另一幢花园别墅，跟毛泽东所住的姐妹河别墅相距甚远。由于代表团人数众多，一部分成员被安排住在市内的莫斯科大饭店。周恩来只在东北郊别墅住了一晚。为了方便同毛泽东商量工作，第二天他就向毛泽东提出要搬到姐妹河别墅来住，毛泽东当即同意，并告诉他，楼上还有一套主卧室特意为他留着。

从1月22日开始，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及其助手们，与苏方会谈代表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及其助手们，开始分成若干谈判小组，日夜翻译资料，起草文件，相互讨价还价，妥协让步。
为了加快步伐，周恩来提出‘分题会谈，齐头并进，统筹兼顾’的工作方法，受到苏方的赞赏与采纳。
周恩来并任命师哲为负总责的翻译综合组组长（包括文字、资料和口译），孙维世则为口译组组长，实际上是负责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语言交流。
斯大林表现出了罕见的慷慨，一门心事地要对中国兄弟施予援助。
周恩来灵活务实的谈判风格，潇洒机智的外交风度，对中国经济困境的精明把握---双方的工作量虽然相当繁巨，各分组会谈却相当顺利。苏方对中方的要求，基本上是有求必应。
双方很快起草出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关于中苏双边贸易协定》，《关于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技术专家的协定》。
周恩来率领助手们大忙特忙的日子里，毛泽东除了发出过几次诸如《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应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方面的合作，新疆问题要在条约中一并解决；东北长春铁路及旅顺口、大连的租借应当写出一个单独的协定之类的指示外，其余时间都在读书、聊天、散步。他读了一堆研究旧俄彼得大帝、法国拿破仑的著作。他有孙维世陪同，醉心于自己的阅读，而无意过问太多的俗事俗务。会谈俗务是周恩来所长，就让周恩来们去发挥、去完成吧。
在双方会谈顺利进行之际，斯大林热情邀请毛泽东领着身边的几名工作人员入住克里姆林宫，大约是为着弥补一下前一段对毛泽东的怠慢。毛泽东这回倒也乐于给对方一个面子，况且中国代表团人数众多，住地分散，他搬出姐妹河别墅后，其它人员就可集中住到那里去，跟周恩来在一起，便利工作。
毛泽东对斯大林说：也好，你和我都做老太爷，具体的事让莫洛托夫和周恩来他们去闹。
当孙维世把‘老太爷’一词翻译给斯大林听时，史达林哈哈笑了：我七十岁了，当当老太爷不无可以，你才五十多岁，也当老太爷？
毛泽东说：我们各当各的，你当苏联的，我当中国的。
斯大林说：我总算弄明白了，在你们中国，皇帝不管事，靠宰相当家，难怪前一段，我们会谈不顺利，现在你的宰相来了，就顺利了。
毛泽东不置可否，只是陪着斯大林一阵哈哈大笑。
这也是斯大林与毛泽东的不同之处。斯大林虽为独裁者，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领域均十分精明，他本人即是一名出色的谈判者，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多次与美国的罗斯福、英国的邱吉尔等人谈判并达成多项决定全人类命运的著名条约、协定，被西方人士称为伟大的暴君，红色老狐狸。
2月14日上午，中苏双方在克里姆林宫举行隆重的条约签字仪式。
斯大林、毛泽东出席。如此一来，毛泽东虽然于双方会谈‘平庸无能’，却一下子与斯大林处在了平起平坐的地位上。
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签字，互换文本。
同时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至迟不过一九五二年年底，苏联将交还他们在中长铁路及旅顺口、大连的一切权益；
还有《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规定苏联将提供三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帮助新中国的建设，年利息为百分之一。
中方则于1954年12月31日至1963年12月31日的十年内，逐年还本付息。等等。

周总理日理万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网上文章摘录---看看周总理是如何工作的：

朝鲜战争，前方总司令是彭德怀，后勤总指挥是高岗，全国总协调是周恩来。三人结成朝鲜---东北---北京一条龙，工作得相当高效、紧密。
这确是周恩来生平最为忙碌的岁月，国内国外、前方后方一总揽。他又习惯于事必恭亲，既管大事，也抓小事，抓具体，抓落实。在中南海西花厅，他的总理办公室，秘书多达二十余人，分别替他联系着军事、外交、人事、工交、农林、财经、公安、统战、文教等各行各业。由这些秘书日日夜夜围着他转，随时向他汇报国内外发生的各类重大紧急事件，诸如军事政变、武装暴乱、洪涝灾害、地震、火车出轨、空难海难、瘟疫等等。
周恩来的权力，虽然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排名第四，但实际上他是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位置。

上面，周总理只对毛主席一人负责；下面，则归他总揽一切。
刘少奇位居第二，贵为党中央党务总管，却从来没有像周恩来那样拥有过广泛的、几乎无所不包的权力。

周总理每天清晨五时甚至六时才上床，上午九时或是十时即起床。每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从早到晚，他的节目表都安排得满满当当，以五至十分钟为一单元。
分管各口的秘书们日常只能见缝插针地向他汇报请示工作，称为‘六大办公室’：
‘第一办公室’为周恩来的洗手间。每天上午九时或十时起床后，他要花一小时左右坐马桶，先流览一下当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的重要文章，接下来是听秘书们的汇报。
每当这时，秘书们便挤站在洗手间门外，手拿事先写好的国内外大事汇报条，按照事情的轻重缓急，自然是军事、外交优先，轮流进洗手间向他报告。女秘书不便进他的洗手间，则由男秘书代劳。处理过当日最紧急的事务，他才刷牙、洗脸、修面，再做个一分钟他自己编排的健身操；
‘第二办公室’是他的早餐桌。只要是在西花厅家里，他一定要和夫人邓颖超共进早餐。在‘第一办公室’没有抢上汇报的秘书们，这时便会在餐室门外探头探脑。周恩来眼尖，便会招手让某位秘书进来，边吃早点边批示急件。夫人邓颖超只有苦笑：你们二十几个对付他一个，再忙，也得让他喝口东西啊；
‘第三办公室’是他的座车。他每日上午、下午都要赶往各种场所，出席大会小会，以及接见、拜会来访的外国元首、政要，加上国内外的著名人士。在‘第二办公室’仍未轮上汇报的秘书，便陪他坐一段汽车，在座车里请示工作；
‘第四办公室’是他出席各种会议、主持各类谈判时的中间休息室，由秘书们把当时发生的各种紧急事件向他请示处理、应付办法；
‘第五办公室’是紫光阁舞场或是怀仁堂剧场，一般时间为晚上八时至十时，过有大事，秘书们随时可以进去向他报告，或是请他出来到休息室接听电话、批示急件；每晚的十至十二时，多为周恩来去到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办公室，与毛泽东请示、商谈工作，也是中央书记处开碰头会的时间。
凌晨一至四时，是周恩来在西花厅后院书房的办公时间。当天的重要文件、报告，都在此一时间内审批。这个真正的办公书房，被称为‘第六办公室’；
‘第七办公室’为他的卧室，每天凌晨四时上床后，他会把当天没有审阅完的文件，坐在床头来继续审阅。他的床上有张特制的斜面小台，放着他的老花镜，以及几支削好的铅笔。
他近似一台反应灵敏、速度快捷的工作机器。他的秘书们叹服他‘用三个脑子同时思考各类问题’。
其实造成他日夜忙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处理政务举轻若重，大事小事一把抓，对下属不放手，不放心。

-

朝鲜战争期间，他的两位老下级：聂荣臻将军为全军总参谋长，杨立三为全军总后勤部部长。但前线来的每一封电报、战报他都要亲自过目，重要的电报还要呈交毛泽东批示，他再亲自回复；援朝部队的调兵令他也要亲手拟定，呈报毛泽东批准后再予发出。他完全取代了总参谋长的职权，聂荣臻实际上降格为一名‘总参谋长助理’，跑出跑进，上传下达；对那位当年长征途中把也抬出大草地、救过他性命的杨立三（其时周恩来患肝脓肿病危），他同样不放手，运往朝鲜前线的每一批战略物资包括武器、弹药、干粮、被服等等，多少车皮、防潮防湿、运输时段，交接警卫，他都要一一过问，具体落实。他甚至常以电话、电报指挥某段被敌机炸毁了的铁路、公路、涵洞、桥梁如何抢修……。杨立三的总后勤部部长职权，实际上也由他包办代替了。
一九五三年杨立三因病去世，周恩来以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总理之尊，坚持替这位曾经救过他性命的老下级抬棺木。
当场许多人哀求他不必抬，他却说：立三把我抬出了草地，今天我一定要抬他上八宝山。
他的此一报恩举动，感动得三军机关上上下下热泪盈眶，人人从心底里称他为‘我们的好总理’。
周恩来一度力图树立自己的‘平民总理’形象。他不时忙里偷闲，离开中南海走去访一些民主党派的老朋友，如宋庆龄、章士钊、张治中等，或是去看望文化界的著名人士如郭沬若、梅兰芳、老舍等等。
周总理最讨厌自己出门前呼后拥，前面警车闪灯开道，后面警卫车相随。他曾下令停止对他的座车进行护卫。但警卫车仍是远远的尾随。他很气愤，批评说：你们瞒得过我的眼睛？过去我在重庆、南京，被中统钉梢惯了，你们也来这一套？我还怎幺去接近人民群众？吓都被你们吓跑了！民主党派的老朋友更会对我们有看法的。
中央警卫局却有相关的规定，凡中央领导人离开中南海，都应事先通知公安部，以便及时采行护卫措施。周恩来是很反感这套经毛泽东批准的规定的。有大半年时间，他每逢出门，事先不作交代，连自己的警卫员都不告诉，只是说声走，上车就走，以便甩掉‘尾巴’。
一次，他叫上车就出了中南海北门。司机问：总理啊，去哪？左拐还是右拐？
他说：右拐，往前开。

车到北海公园南大门，他让停车，下了车就往公园里边走。掏钱买了门票，售票老头没有认出他，他好开心。警卫员连忙找公用电话向公安部值班室报告。可是没等公安部的便衣们赶到，他已转身出了公园，上车后让司机再朝东边开。由于没有警车开道，司机必须遵守交通灯，走走停停。车到王府井大街，他让转右朝南，在东安市场门口，他突然提出要到市场里看看，好久没有逛过商店了。司机和警卫员不敢阻拦，只好由警卫员跟着，进了人潮涌涌的市场。他确是想了解一下物价，不大相信商业部门的那些汇报材料。可他刚在柜台前站下，立即被女营业员认了出来：总理！您是周总理！快去告诉领导，周总理来了！周总理来了！
女营业员的一声声欢叫，首先是男女营业员们围了过来，跟着顾客们围了过来，一下子围了好几百人。周恩来兴致很好，跟围观他的人一一握手。
他的警卫员却急疯了，冲着一位男营业员叫喊：快去给公安部打电话，派人来把总理接出去！
结果是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出马，领着大批便衣赶到，才把他接走。罗瑞卿问：总理，您没有受惊吧？
他哈哈大笑：我高兴得很！好久没有这样跟群众见面了。
只是手指头有些酸痛，他们哪里是握手啊，简直是来抢我的手啊，我们的市民太可爱了。
另有一次却差点出了大祸。

-

另有一次却差点出了大祸。



那是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来访，住在西郊万寿路新六所二号院。周恩来跟胡志明是真正的同志加兄弟。一九二二年周恩来在法国巴黎主持中共旅欧支部，会讲粤语的胡志明也在巴黎勤工俭学，两人结为好友。
一九二五年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胡志明曾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好友第二度相逢。第三度相逢已经进了北京。新中国成立后，胡志明几乎每年都要来访，来要武器，要弹药，要粮食，要军事顾问，以回越南去打击法国殖民主义者。
胡志明在中共领导层人缘甚佳，跟毛、刘、朱、周四巨头都称兄道弟，无拘无束。因之每次来访，都能满载而归。

这天中午刚下过大雨，道路湿滑。周恩来的座车前排是杨师傅和机要秘书，中间一排是可以折迭的活动椅，平时放平当茶几用。周恩来和警卫员坐在后排。那时从西长安大道出了复兴门就算郊区了，道路平直，车辆行人少。周恩来从后窗望去，没有发现警卫车‘跟踪’，便让杨师傅开快车。
周恩来常在车上说：在安全这个前提下，只有坐快车才得劲。
杨师傅技术一流，更是个开快车的高手。座车以一百多公里的时速疾驰着。
车上无人说话。因为周恩来有项特殊习惯，只要无人在车上向他汇报情况，他就身子一仰，眼睛一闭，能打上十几二十分钟的盹，并很快进入状态，发出轻微的鼾声。他说：奇怪吧？早上睡觉要靠药片，唯有上了汽车最能入眠。
难得周总理有时间睡觉。每当这时，杨师傅就会放慢车速，选条僻静的道路多转悠十几分钟，哪怕事后因误了时间受到严肃批评。杨师傅就会说：下次不敢，我老油条了。唯独不能停车，一停周总理准醒。
座车快要驰近公主坟时，周恩来刚睡着，说时迟，那时快，从路南一座工厂的大门口，突然野牛一般冲出一辆大卡车，横过马路，斜刺里朝座车闯了过来！杨师傅一个急煞车，让那卡车冲到了前面去，再缓缓前行。
机要秘书、警卫员都吓傻了。周恩来被震醒了，立即明白了是前面疾驰着的那辆大卡车在肇事，便嘱咐：杨师傅，跟上去，记下车牌号，哪有这样开卡车的？
因卡车是空车，马力大，已经跑出三百来米。追到两百米时，那卡车竟然突然一个大U字调转头，再次朝座车冲撞了过来。警卫员本能地叫了声：这是美蒋特务！
杨师傅则叫了一声：护住总理！
方向盘几个满打把，就从大卡车的车头侧面飞了过去。警卫员这时整个身子已覆盖周恩来身子，还伸出一只巴掌罩在总理的心脏部位。大卡车是躲过了，但前面不远是水泥电线杆。杨师傅一咬牙：妈的老子今天拚啦！
连点煞车连打方向盘，硬是绕开了电线杆，再驰出不远才停下。
周恩来率先坐直了身子，称赞说：杨师傅，你的驾车本领世界水平，我要推荐你去给主席开车。
杨师傅这才老泪纵横：总理，您没事……要感谢斯大林送您的这辆吉姆车哪，性能可靠，棒极了。」
机要秘书仍然面无人色：总理，我要给您提意见！您不能再不要警卫车了。今天要不是杨师傅，全国上下都要大哭特哭了。
警卫员气不过，下车去追那卡车，可那家伙已经跑得没了踪影。
事情报告给中央警卫局和公安部。公安部长罗瑞卿找到老上级周总理提抗议：总理，您再要违反中央领导人安全保卫条例，私下甩掉警卫车跟随，我第一要报告毛主席，第二要提出辞职，这保卫工作我没法子干了。
周恩来只得好言相慰：你激动什幺？我不是好好的吗？第一你不要辞职，第二你不要报告主席。今后，我接受你们的前呼后拥、鸣锣开道还不行？
那名开卡车肇事的司机很快被北京市公安局抓获并查明：不是什幺美蒋特务，出身城市贫民，家庭无复杂背景，那天他是偷了他朋友的车匙无照驾车，而且根本控制不了那辆大卡车，老天保佑，总算没有闯下大祸。
情况汇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对公安部门指示说：把人放了吧，让他回工厂上班，通知他们厂领导，今后对青年工人加强纪律教育。但他毕竟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不要因为他们吓唬了我一次，就去妄加惩罚。
周恩来对顽皮捣蛋的青年市民的宽容，一时传美为谈。

为了感念及回报苏联‘老大哥’的无私援助，为了中苏两党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兄弟般友好下去，毛泽东、周恩来并向斯大林承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县以上各级行政单位均成立半官方性质的团体——中苏友好协会，省以上大中城市则建立‘中苏友好馆’，毛泽东将亲任全国中苏友好协会荣誉会长，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将任会长、副会长。
以虚对实，毛泽东、周恩来给了斯大林及其苏共政治局成员们以极大的心理满足和精神亨受。
这个‘以虚对实’的策略由周恩来提出：我们基本上不用拿出什幺实质性的东西，只要高举‘兄弟友谊’之旗，就能做到皆大欢喜。
毛泽东当即表示首肯：开张友谊支票，何乐不为？

【梦中老农笑曰：
呵呵，天上掉馅饼的事情---是不存在的---没有免费的午餐。
斯大林并非善于之辈---斯大林为他的‘慷慨’开出了‘天价’。
斯大林的开出的‘天价’将在以下的几节里详细叙述。】

毛泽东于中苏两国两党的会谈碌碌无功，却于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告别宴会上演出一出压轴好戏。
毛泽东坚持中方的答谢告别宴会要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大都会饭店举行。
斯大林说：我在莫斯科从来只在克里姆林宫宴会厅赴宴，你们的答谢宴会为什幺要到外边去举行？
毛泽东说：我们是个主权国家，不能在你们的党、政机关内举行宴会。
斯大林又说：你们不是说过签了条约，友好同盟，就是同志加兄弟，亲如一家人了？
毛泽东说：斯大林同志，那是个表示友谊牢不可破的比喻，在中国，兄弟分了家，就属于两个独立的家庭，何况我们是两个国家？如果我们的答谢宴会没有您的出席，将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毛泽东的话里带有明显的胁迫意味，表示他决心已定，甘冒斯大林不出席的风险。
斯大林几经犹豫，着眼于苏联共产党的全球战略，他太需要东方的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盟友了，最后作出让步，破例出席了2月14日晚上在大都会饭店举行的盛大宴会。
斯大林是苏联以及‘阵营’的独裁者。这回却破天荒地、无可奈何地让步于旭日东升、崭露锋芒的毛泽东。
中国政府代表团此行既获得了经济上、政治上的实惠，又挣得了大面子。周恩来兴奋地对同事们说：还是我们毛主席行啊，斯大林同志那样德高望重，都没能拗得过他，换了我，就没有这胆识，没有这气魄。

1950年4月17日，金日成秘密来到北京---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到访的第一位兄弟国家元首。
因为是秘密来访，公开亮相不得，也就不能有红地毯、仪仗队、国歌国宴等等。便是在中南海内部，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中南海里住进了这幺一位尊贵的客人。一切只能是静悄悄的暗中行事。
毛、朱、刘、周对金日成此次密访的目的，没有兴趣，却不好明言谢绝。
在两个月前---毛泽东、周恩来逗留莫斯科期间---金日成也秘密地到了莫斯科，并跟斯大林同志多次会谈，却对中国的同志封镇消息，也不提出跟毛泽东、周恩来见见面，连个起码的礼貌都不讲。毛泽东当时很不悦、远亲不如近邻啊，近邻却不理会我们，总有一天，他会到北京求我们的。
没想到只过了两个月，金日成果真登门。毛泽东不忙举行双边会谈，而是在菊香书屋自己的书房兼办公室里，像召见部属似的，先单独接见，只有周恩来一人作陪。
金日成汉语的功底不错，并且会读会写，因之双方都不用翻译人员。他呈上的礼物是五只长型锦盒，每盒内躺着一支一尺来长的高丽全参，中共五大书记一人一份。唯送给毛泽东主席的那一支是特大型的，足有两尺半长，像个小胖娃娃似的，称为高丽参王，据说价值连城。

献礼之后，金日成很坦率，开门见山向毛泽东提出：
斯大林同志已答应支持他解放南朝鲜，实现南北统一，愿意无偿提供军火援助及空中掩护，并要求他快速作战，地毯式推进，三个星期内结束战事，宣布成立统一的朝鲜共产党国家，让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想干涉都来不及。
为此，北朝鲜党和政府经过认真考虑，只好来求告中国同志，借用一个兵团的军力，换上朝鲜服装，作为朝鲜人民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开赴南朝鲜战场，待南北朝鲜统一后，立即奉还。
朝鲜国党和政府会在首都平壤或是汉城建造永久性的朝中兄弟友谊之塔及功业纪念馆，世世代代感念中国同志的无私援助。

会见场合，本应双方客套，互道情谊，却成了金日成一人滔滔不绝的求告。毛泽东只是微笑、点头，却没有说话。直至金日成把一肚子计画、请求说完了，毛泽东才朝周恩来指了指，意思是由周恩来先予答复。
周恩来在一个本子上作着纪录，记下了金日成求助的要点。他很快地将手头的本子扫瞄了一遍，也是要助一点时间来考虑如何答复。因为他并不清楚毛泽东主席此刻的心情和意向，只能暂时先说几句表面上顺耳好听、实质上伸缩性大的活话：
尊敬的金日成同志，我们热烈欢迎你的到访。由于是秘密性质，我们没有举行隆重的仪式。我们虽然是两党两国，却是一衣带水，是一家兄弟一样的亲人。
很感谢您让我们了解到---苏联老大哥特别是斯大林同志大力支持你们进行南北统一之战。
我们中国党和政府也肯定要大力支持你们的。至于以何种方式、手段支持？这恐怕要留点时间让我们来认真研究。借用一个兵团、就是三个军十多万人马，是个很大的事情，虽然不久前您给毛主席有过一封信，但我们还没有认真研究。我们会尽快给予明确的答复。主席，金将军，你们看看，我们是不是暂时就先这样？过两天我们再来谈？
毛泽东很满意周恩来的这番话，既强调了兄弟情谊，又等于什幺都没有答应，却也留给了对方一些希望。毛泽东说：很好很好，打仗重要，吃饭更重要，我们先吃饭吧，我设家宴招待贵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