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人生最大的弱点就是，迷信道德，太过善良
我们每个人都在修行，都在修炼，都在悟道，但活到最后，有人活明白了，有人没活明白。
一
史学界有个谜团：建文帝朱允炆为什么会失败？想知道原因就不妨去探知他的智囊团。所以今天我们的主角是建文帝的首席智囊方孝孺。
这哥们是个标准的学霸。黄宗羲评价他：明朝群儒之首，明代儒家的扛把子。江湖人送外号：小韩愈。
通俗的说，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同志。
方孝孺这哥们人如其名，讲究一个“孝”字，大家都是出来混的，不孝还混个屁。关于“孝”，儒学里有个经典假设：如果有人他爹被人砍死了，要怎么办？孔子给的答案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有仇不报非君子。
但是行凶者恰巧是皇帝呢？比如方孝孺的父亲，济宁府任知府，厅局级干部的方克勤就是因为“空印案”被朱元璋冤杀，要命的是方克勤是标准的清官。
身为儒生的方孝孺咋办呢，是不是应该为亲爹做点什么呢？
没有，完全没有，甚至这事儿连一个外人都看不过去了，有个叫郑士利的人越俎代庖上书请求为方克勤平反，结果是被皇帝打了屁股。
此年方孝孺已经二十五岁了，学有成就，已负盛名，为何不替父辩冤呢？让外人不解。总之，后来方公子毅然决然的投入到儒学的先进文化研究中去，他坚信儒学会给答案。
最终还真让他悟出来了宇宙真理：做人要讲道德。
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要黑方孝孺，因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自始至终的好人。时代已经不允许他成为“伍子胥”式的英雄，就好比孔老夫子的那一套其实也已经过时了，所以才会延伸进化出来程朱理学。方孝孺没有的选，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人生只有一个目的：
我要用道德感动朱老板。
二
方孝孺始终是个道德感爆棚的人，他坚信能靠真爱感动朱老板，结果他成功了，在朱元璋的暗示下，
公元1392年，方孝孺终于以学者身份入幕，成为建文帝幕僚，开始了二十年的风光历程。
不仅如此，方孝孺跟建文帝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顺带还感动了朱允炆：
帝好读书，每有疑，即召使讲解。
你瞧，年纪轻轻的他已经是帝师了，刺不刺激？而这位帝师传授给朱允炆的绝招就是：
让我们用爱感化别人，用道德感动一切！
为了证明自己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方孝孺发现朱允炆对他的叔叔们颇有微词，于是决定怼一下朱家的藩王们，效仿汉武帝玩一下“削藩”的游戏。我们知道汉武帝在纵横家主父偃帮助下施行的“推恩令”，巧妙的完成了中央集权。要知道纵横家玩的其实是谋略，而不是道德，比如主父偃的“推恩令”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打着道德名号的骗局，目的就是为了道德绑架。但是儒家干这事，靠谱吗？
这里要画个问号了。不过，方孝孺并不这么看，自己是儒学正宗还比不上个纵横家的旁门左道？不知道为什么文化人总会有种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的感觉。有时候想想也的确如此，人家学历高、口才好、背景深，年轻有为，一般人拿什么跟他比？一个汉中教授的头衔就秒杀多少人？
事实证明，方孝孺的确是明朝的群儒之首，但是他一定也是明朝的谋士之末。他当真是把朱允炆跟坑惨了。比如后来的编辑《明史》的张廷玉就说：齐、黄、方、练之俦，抱谋国之忠，而乏制胜之策，属于典型的有想法，没办法的人。
不过，随着方孝孺的推动，一场天下棋局已经开始了。
三
首先有请方孝孺下先招，俗话说下棋要遵循“宁输一子，不失一先”的原则：在“削藩”政策下，相继周王朱橚、代王朱桂、湘王朱柏、齐王朱榑、以及岷王朱楩纷纷倒台。一年之内在五个举足轻重的藩封被废之后，燕王便成了下一个目标。朝廷承认他是最棘手的敌人，因此在行动上很小心谨慎。
注意，方孝孺的这一手棋，第一个攻击的是周王朱橚，这个人跟朱棣一样，不知道母亲是谁？相信聪明的你已经猜到了，他是朱棣的亲弟弟。这一招就叫打草惊蛇，敲山震虎。
下面有请朱棣对招。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结果显而易见，如果你是朱棣，你会怎么办？纵然朱棣不想造反，但朱允炆已经在策划如何推倒这个叔叔了。
本来朱棣觉得还没准备好，打算再忍一忍，但是姚广孝在一旁怂恿道：还等个毛线，干他。于是1399年8月，燕王朱棣下谕将士，打着“清君侧”旗号起兵“靖难”，史称“靖难之役”。
这一招是一部险棋，老实说朱棣也是被逼的。但是让朱允炆很爽，老子就等你这一手呢。于是朱允炆随即下了第二手：命盛庸、吴杰、平安诸将进攻大名府，双方势力悬殊太大，朱棣明显吃了暗亏。
下面请朱棣下第二手：大侄儿饶命，我知错还不行吗？我不玩了，投降了。
本来故事就应该结束了，但是方孝孺不同意，这场战争势在必得，甚至连讨伐诏书都写好了，日后论功行赏，自己就是首功，而且我们是道德之师，随即下了第三手：根据方孝孺的设想，己方是胜券在握，局势必然手起刀落，朱棣磕头求饶。很多人认为靖难之役是朱棣占据主导，其实不是，朱允炆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朱棣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于是方孝孺下令辽东主将攻击燕京，直捣黄龙，南北夹击，除掉后患。
下面再请朱棣应战：我擦，跟我来真的？老子我也不是吃素的，兄弟们给我顶住。
朱棣啊，这场战争我们赢定了，方孝孺随即下了第四手：痛打落水狗。不管朱棣第二次上书投降，派兵扰乱朱棣的粮草让他弹尽粮绝。顺带使用离间计，挑拨朱棣父子的感情。看来朱棣已经穷途末路、黔驴技穷了。
这时候，朱允炆忽然跳进棋局说：“千万别伤害我的亲叔叔，让我用道德感动他。”
方孝孺听完后，感动的泪眼婆娑的说：“对，让我们一起用道德感动他,我们是正义之师，仁义之师。”于是奇迹发生了，朱棣在战场上跑来跑去，居然毫发无损。
下面有请朱棣应战：哼哼，吟诗作赋你行，带兵打仗我行，我现在联合诸侯、外族一切能联合的势力。实际上朱姓诸侯已经被朱允炆逼的倒向了朱棣，最有趣的是，居然朝鲜、蒙古也派兵助阵。
方孝孺啊，你的招的确都是杀招，威力巨大，但是你忘了一点，自古战争都是拉一派打一派，哪有庄家亲自应战的？
你记得纵横家们的玩法吗？庄家永远都是躲在幕后，幕前都是小弟在互撕。你们这么快就暴露了自己。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谢谢你把我的盟友都推给我。哦，对了，我记得鬼谷子好像说过：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
忽然，剧情神逆转，朱棣居然后发制人了。啥叫神之一手？
“允炆呐，这盘棋，你从一开始就下输了，你亲自把自己的后路给断了，记住叔叔的忠告：如果有来生，千万别暴露的太早，千万别听腐儒的，千万不要太自信。”
四
人生总有很多猝不及防。
等一直自我感觉良好的朱允炆回过神来的时候，一切为时已晚，朱棣军团已经攻到江北，这特么就尴尬了。
“孝孺啊，咱们说好的志在必得呢，你不是说三个月就灭掉朱叔叔的吗，这都三年了？要不朕先……”
朱允炆见势不妙，准备开溜。但是他没料到方才子下面的举动：
孝孺力请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济，当死社稷。
“大哥，千万别当胆小鬼啊，大不了以死殉国”，见自己的智囊不同意，朱允炆的内心机会是崩溃的，好好的一盘好棋给下输了。但是输人不输阵，这是明朝皇帝最大的毛病，他们很擅长死要面子活受罪，朱允炆是如此，后来的朱由检也是如此。为了面子，硬是死扛，有人称之为气节。其实就是死脑筋。或许到最后的一刻，朱允炆和方孝孺还站着长江边上，凝视北方：
“爱卿，让我们一起用道德感动他们吧，我们是道德之师，是仁义之师。”
终于他们失败了，道德在这东西在朱棣眼里就是个屁。朱元璋曾经说过：世界属于读书人的。所以他把朱熹理学定为官学。但是他忘了说下一句：这个世界有时候也是属于流氓的，他自己就是真实案例。
流氓从来不讲理，只讲利益。
该来的始终还是会来，不久燕兵入城，建文帝自焚，这一天，方孝孺被抓进监狱。
以前我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方孝孺劝阻朱允炆死守南京，以身殉节？写到这里我明白了，这就是儒家的道德使然吧。
毕竟逃跑了多不酷，一点也不是君子所为。真是猪一般的队友，这样的人，赢了才是奇迹？
接着大明王朝最悲伤的一幕发生了：
方孝孺内心似乎在像朱允炆证明着什么：“皇上你看，微臣也不跑，哪怕朱棣就站在我面前又能怎样？”
果然他故意激怒朱棣，朱棣威胁他说：“你不怕我灭你九族吗？”
方孝孺忽然道德感爆棚的说：“你诛我十族又如何？”
于是他就真的被诛了十族，就因为他一句话，使他成了一个道德模范。顺带着让837人跟他一起陪葬，而那837人姓甚名谁，无人知晓，有襁褓中的婴儿，有柔弱的女子，有无辜的学生。
方孝孺认为这是他的深谋远虑，感天动地：“我要用方家837条人命谴责你，用道德谴责你。”
可是，历史告诉我们，朱棣实际上作为一个皇帝做的还不错，奠定了明朝兴盛的基础。
那么，就真的尴尬了。
六
关于深虑，鬼谷子也说过比如：心安静则神策生，虑深远则计谋成。但是你放心好了，方孝孺说的一定不是这个意思，为此他还写了一篇《深虑论》：圣人，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意思是说：做人真诚点，不要用阴谋诡计，要用道德来感动一切。
每次读到这段话，我都会想说，这朱允炆输的根本不是偶然啊，这根本就不可能赢嘛。就如蔡东藩先生评价的那样：方孝孺一迂儒耳，观其为建文立谋，无一可用，亦无一成功。
他就是个读书人，沉浸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梦想里的人，却从未想过世界如此现实与残酷。人跟树一样，越是向往阳光，他的根就要扎进黑暗的大地。不知死焉知深，不知黑焉知白？
他信守道德，却不知讲道德是要看人的，如鬼谷子所言：非独忠、信、仁、义也，中正而已矣。圣人之道并不是单纯讲求忠心、诚信，仁爱、道德，不过是在维护不偏不倚的正道而已。
道德是一种自我修养，但是作为我们现代人，如果一个人的嘴里永远是“之乎者也，仁义道德”，或许未必能修成圣人的正果，反而沦为一个眼高手低，满嘴大道理的人，那不是迂腐又是什么呢？
千百年来，有多少忙着修炼道德，却对人心一无所知的人呢？道德与谋略，本身都是一种修行，都是一种工具而已，方孝孺尚且不谙此理，
更何况你呢？
一
史学界有个谜团：建文帝朱允炆为什么会失败？想知道原因就不妨去探知他的智囊团。所以今天我们的主角是建文帝的首席智囊方孝孺。
这哥们是个标准的学霸。黄宗羲评价他：明朝群儒之首，明代儒家的扛把子。江湖人送外号：小韩愈。
通俗的说，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同志。
方孝孺这哥们人如其名，讲究一个“孝”字，大家都是出来混的，不孝还混个屁。关于“孝”，儒学里有个经典假设：如果有人他爹被人砍死了，要怎么办？孔子给的答案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有仇不报非君子。
但是行凶者恰巧是皇帝呢？比如方孝孺的父亲，济宁府任知府，厅局级干部的方克勤就是因为“空印案”被朱元璋冤杀，要命的是方克勤是标准的清官。
身为儒生的方孝孺咋办呢，是不是应该为亲爹做点什么呢？
没有，完全没有，甚至这事儿连一个外人都看不过去了，有个叫郑士利的人越俎代庖上书请求为方克勤平反，结果是被皇帝打了屁股。
此年方孝孺已经二十五岁了，学有成就，已负盛名，为何不替父辩冤呢？让外人不解。总之，后来方公子毅然决然的投入到儒学的先进文化研究中去，他坚信儒学会给答案。
最终还真让他悟出来了宇宙真理：做人要讲道德。
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要黑方孝孺，因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自始至终的好人。时代已经不允许他成为“伍子胥”式的英雄，就好比孔老夫子的那一套其实也已经过时了，所以才会延伸进化出来程朱理学。方孝孺没有的选，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人生只有一个目的：
我要用道德感动朱老板。
二
方孝孺始终是个道德感爆棚的人，他坚信能靠真爱感动朱老板，结果他成功了，在朱元璋的暗示下，
公元1392年，方孝孺终于以学者身份入幕，成为建文帝幕僚，开始了二十年的风光历程。
不仅如此，方孝孺跟建文帝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顺带还感动了朱允炆：
帝好读书，每有疑，即召使讲解。
你瞧，年纪轻轻的他已经是帝师了，刺不刺激？而这位帝师传授给朱允炆的绝招就是：
让我们用爱感化别人，用道德感动一切！
为了证明自己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方孝孺发现朱允炆对他的叔叔们颇有微词，于是决定怼一下朱家的藩王们，效仿汉武帝玩一下“削藩”的游戏。我们知道汉武帝在纵横家主父偃帮助下施行的“推恩令”，巧妙的完成了中央集权。要知道纵横家玩的其实是谋略，而不是道德，比如主父偃的“推恩令”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打着道德名号的骗局，目的就是为了道德绑架。但是儒家干这事，靠谱吗？
这里要画个问号了。不过，方孝孺并不这么看，自己是儒学正宗还比不上个纵横家的旁门左道？不知道为什么文化人总会有种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的感觉。有时候想想也的确如此，人家学历高、口才好、背景深，年轻有为，一般人拿什么跟他比？一个汉中教授的头衔就秒杀多少人？
事实证明，方孝孺的确是明朝的群儒之首，但是他一定也是明朝的谋士之末。他当真是把朱允炆跟坑惨了。比如后来的编辑《明史》的张廷玉就说：齐、黄、方、练之俦，抱谋国之忠，而乏制胜之策，属于典型的有想法，没办法的人。
不过，随着方孝孺的推动，一场天下棋局已经开始了。
三
首先有请方孝孺下先招，俗话说下棋要遵循“宁输一子，不失一先”的原则：在“削藩”政策下，相继周王朱橚、代王朱桂、湘王朱柏、齐王朱榑、以及岷王朱楩纷纷倒台。一年之内在五个举足轻重的藩封被废之后，燕王便成了下一个目标。朝廷承认他是最棘手的敌人，因此在行动上很小心谨慎。
注意，方孝孺的这一手棋，第一个攻击的是周王朱橚，这个人跟朱棣一样，不知道母亲是谁？相信聪明的你已经猜到了，他是朱棣的亲弟弟。这一招就叫打草惊蛇，敲山震虎。
下面有请朱棣对招。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结果显而易见，如果你是朱棣，你会怎么办？纵然朱棣不想造反，但朱允炆已经在策划如何推倒这个叔叔了。
本来朱棣觉得还没准备好，打算再忍一忍，但是姚广孝在一旁怂恿道：还等个毛线，干他。于是1399年8月，燕王朱棣下谕将士，打着“清君侧”旗号起兵“靖难”，史称“靖难之役”。
这一招是一部险棋，老实说朱棣也是被逼的。但是让朱允炆很爽，老子就等你这一手呢。于是朱允炆随即下了第二手：命盛庸、吴杰、平安诸将进攻大名府，双方势力悬殊太大，朱棣明显吃了暗亏。
下面请朱棣下第二手：大侄儿饶命，我知错还不行吗？我不玩了，投降了。
本来故事就应该结束了，但是方孝孺不同意，这场战争势在必得，甚至连讨伐诏书都写好了，日后论功行赏，自己就是首功，而且我们是道德之师，随即下了第三手：根据方孝孺的设想，己方是胜券在握，局势必然手起刀落，朱棣磕头求饶。很多人认为靖难之役是朱棣占据主导，其实不是，朱允炆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朱棣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于是方孝孺下令辽东主将攻击燕京，直捣黄龙，南北夹击，除掉后患。
下面再请朱棣应战：我擦，跟我来真的？老子我也不是吃素的，兄弟们给我顶住。
朱棣啊，这场战争我们赢定了，方孝孺随即下了第四手：痛打落水狗。不管朱棣第二次上书投降，派兵扰乱朱棣的粮草让他弹尽粮绝。顺带使用离间计，挑拨朱棣父子的感情。看来朱棣已经穷途末路、黔驴技穷了。
这时候，朱允炆忽然跳进棋局说：“千万别伤害我的亲叔叔，让我用道德感动他。”
方孝孺听完后，感动的泪眼婆娑的说：“对，让我们一起用道德感动他,我们是正义之师，仁义之师。”于是奇迹发生了，朱棣在战场上跑来跑去，居然毫发无损。
下面有请朱棣应战：哼哼，吟诗作赋你行，带兵打仗我行，我现在联合诸侯、外族一切能联合的势力。实际上朱姓诸侯已经被朱允炆逼的倒向了朱棣，最有趣的是，居然朝鲜、蒙古也派兵助阵。
方孝孺啊，你的招的确都是杀招，威力巨大，但是你忘了一点，自古战争都是拉一派打一派，哪有庄家亲自应战的？
你记得纵横家们的玩法吗？庄家永远都是躲在幕后，幕前都是小弟在互撕。你们这么快就暴露了自己。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谢谢你把我的盟友都推给我。哦，对了，我记得鬼谷子好像说过：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
忽然，剧情神逆转，朱棣居然后发制人了。啥叫神之一手？
“允炆呐，这盘棋，你从一开始就下输了，你亲自把自己的后路给断了，记住叔叔的忠告：如果有来生，千万别暴露的太早，千万别听腐儒的，千万不要太自信。”
四
人生总有很多猝不及防。
等一直自我感觉良好的朱允炆回过神来的时候，一切为时已晚，朱棣军团已经攻到江北，这特么就尴尬了。
“孝孺啊，咱们说好的志在必得呢，你不是说三个月就灭掉朱叔叔的吗，这都三年了？要不朕先……”
朱允炆见势不妙，准备开溜。但是他没料到方才子下面的举动：
孝孺力请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济，当死社稷。
“大哥，千万别当胆小鬼啊，大不了以死殉国”，见自己的智囊不同意，朱允炆的内心机会是崩溃的，好好的一盘好棋给下输了。但是输人不输阵，这是明朝皇帝最大的毛病，他们很擅长死要面子活受罪，朱允炆是如此，后来的朱由检也是如此。为了面子，硬是死扛，有人称之为气节。其实就是死脑筋。或许到最后的一刻，朱允炆和方孝孺还站着长江边上，凝视北方：
“爱卿，让我们一起用道德感动他们吧，我们是道德之师，是仁义之师。”
终于他们失败了，道德在这东西在朱棣眼里就是个屁。朱元璋曾经说过：世界属于读书人的。所以他把朱熹理学定为官学。但是他忘了说下一句：这个世界有时候也是属于流氓的，他自己就是真实案例。
流氓从来不讲理，只讲利益。
该来的始终还是会来，不久燕兵入城，建文帝自焚，这一天，方孝孺被抓进监狱。
以前我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方孝孺劝阻朱允炆死守南京，以身殉节？写到这里我明白了，这就是儒家的道德使然吧。
毕竟逃跑了多不酷，一点也不是君子所为。真是猪一般的队友，这样的人，赢了才是奇迹？
接着大明王朝最悲伤的一幕发生了：
方孝孺内心似乎在像朱允炆证明着什么：“皇上你看，微臣也不跑，哪怕朱棣就站在我面前又能怎样？”
果然他故意激怒朱棣，朱棣威胁他说：“你不怕我灭你九族吗？”
方孝孺忽然道德感爆棚的说：“你诛我十族又如何？”
于是他就真的被诛了十族，就因为他一句话，使他成了一个道德模范。顺带着让837人跟他一起陪葬，而那837人姓甚名谁，无人知晓，有襁褓中的婴儿，有柔弱的女子，有无辜的学生。
方孝孺认为这是他的深谋远虑，感天动地：“我要用方家837条人命谴责你，用道德谴责你。”
可是，历史告诉我们，朱棣实际上作为一个皇帝做的还不错，奠定了明朝兴盛的基础。
那么，就真的尴尬了。
六
关于深虑，鬼谷子也说过比如：心安静则神策生，虑深远则计谋成。但是你放心好了，方孝孺说的一定不是这个意思，为此他还写了一篇《深虑论》：圣人，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意思是说：做人真诚点，不要用阴谋诡计，要用道德来感动一切。
每次读到这段话，我都会想说，这朱允炆输的根本不是偶然啊，这根本就不可能赢嘛。就如蔡东藩先生评价的那样：方孝孺一迂儒耳，观其为建文立谋，无一可用，亦无一成功。
他就是个读书人，沉浸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梦想里的人，却从未想过世界如此现实与残酷。人跟树一样，越是向往阳光，他的根就要扎进黑暗的大地。不知死焉知深，不知黑焉知白？
他信守道德，却不知讲道德是要看人的，如鬼谷子所言：非独忠、信、仁、义也，中正而已矣。圣人之道并不是单纯讲求忠心、诚信，仁爱、道德，不过是在维护不偏不倚的正道而已。
道德是一种自我修养，但是作为我们现代人，如果一个人的嘴里永远是“之乎者也，仁义道德”，或许未必能修成圣人的正果，反而沦为一个眼高手低，满嘴大道理的人，那不是迂腐又是什么呢？
千百年来，有多少忙着修炼道德，却对人心一无所知的人呢？道德与谋略，本身都是一种修行，都是一种工具而已，方孝孺尚且不谙此理，
更何况你呢？
李贽对方孝孺的这种做法大不以为然。他以山西清远戍卒罗义的经历（即罗义曾上书燕王，“乞早息兵当国”，再赴京上书，请求建文帝息兵讲和，被建文帝系于狱中。朱棣即位之后，提升他为户科给事中，不久又升为湖广右参政）为例，借此议道：“此卫卒见识，胜方正学十倍。人亦何必多读书哉？呜呼！以全盛之天下，金汤之世界，付与讲究《周礼》、精熟《大学衍义》之大学士，不四年而遂败。可畏哉，书也。”（《儒家之绝唱——方孝孺悲剧根源剖析》）读书多读书好不等于能力强，更不等于有道德。高分低能是废品，有才伪德危险品。一个敢为了和平得罪皇帝的士兵 跟一个为了主子利益连累十族的高级知识分子，孰高孰下？@土豆带泥 @kkfehn8
@我们决不宽恕
、“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
许锡良
1、“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这是明朝思想家李贽对当时儒家官僚的一句评判，充分揭露了儒家学者与儒家官僚的虚伪本质。说得实在太好了。我最早是看到明朝李贽的这句话是十几年前，在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一书中。是写到儒教统治下的大明王朝时的哲学家李贽。当时感觉很震惊。因为，李贽数百年前的判断，在当今中国并不过时。他在批判儒家官僚的同时，他还赞扬那些市井小夫的真诚率真，他说:“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产者但说生产，力田者便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说中国儒家文化里的官员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还说这些儒家官员学者，“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实际上都是“读书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显”，全是为自己打算，“无一厘为人谋者”（《焚书?答耿司寇》）。如此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反倒不如“市井小夫”与“力田作者”实实在在，干啥说啥。
李贽对南宋朱熹所说的：“天不生仲尼，则万古如长夜”说法也提出了质疑,说：“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苦必得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李贽充分肯定了孔子作为一个普通常人存在的价值，同时又否认他在历史上有界定光明与黑暗那样的作用。因为，如果孔子之前的人类如长夜，那么他们怎么能够延续到孔子时代？而且之前的人不能够算人吗？这样的质问是符合逻辑的。
2、纵观中国成为富贵之人，大多是很虚伪的。也就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的那类人。事实上，也只有这一套在中国行得通，吃得开。客观存在的现实就是，那些将“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践行得非常到位的人，常常真的是富贵了。而且这个文化的脉络从来没有中断过。在古代，那些口口声声“仁义道德”的人，成为了富贵之人。在当今中国，那些口口声声“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的人，成为了富贵之人。
3、相反，那些“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产者但说生产，力田者便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他们虽然言必称利，但是，事实上他们即使获利，也是蝇头小利。那些利大多是对社会作出真实贡献之后的一点点回馈。然而就是这样一点点小利，却常常被人们戴上引车卖浆者流的势利小人的帽子。在中国，那些公开言利，按照公开的规则合同获得利益的人，实际上反而发不了财，而那些口口声声“仁义道德主义”、“大公无私”、“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的人，大多获得了特权，并且在这种特权下，获得了大富大贵。
4、在国外的法治国家，公务员并不是一种特别令人羡慕的工作。其一生的收入是非常公开透明的一个可以算得出来的数字。从跨进公务员系列那一刻起，如果中途不出意外，那么他到死能够有多少收入，是一个可以立即算得出来的数字。即使高升为总统，这个数字也是一个可以计算出来的相对稳定而透明的数字。但是，在封建时代的中国，进入这个系列的前途简直是是两个极端，一端是地狱——因权力斗争，而落马，沦落为地狱的一员。另一端是天堂——因特权而享受人间天堂，其本人的一生及其家庭与家族的财富，甚至不可以用数字来计算，能够用数字计算的是有形资产，还有许多无形资产，那是不可轻易计算出来的。这种传统，其实明朝时期儒家统治下的明朝就是如此。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这样评论明朝的官员说：“一个人得中进士，立即有人前来出谋划策，如何买田放债，如何影响诉讼，如何利用权势作额外收入的资本。”因为考中进士，在当时意味着可以正式进入官僚阶层了。而考中进士的科举考试，就是通过考圣贤之言，满口仁义道德而获得的。他必须首先巩固了自己家族存在的最根本的基础，然后他同样地会选拔他家族的后辈，重走自己所走过的路。同时他又会通过自己在读书考试为官时形成的各种诸如“乡谊”“年谊”等关系为他们上下打点，最后博取功名，也成为一名士大夫。如果他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就说明他忘了根本。对家族来说，他就是儒家伦理道德所极力反对的“不孝”；对于皇帝来说，他会被认为一个连孝道都做不到的人。因为，儒家伦理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其他不孝中有一不孝就是“不为仕禄”，也就是不出来当官，谋求一官半职，升官发财。而不孝，在儒家文化里是很大的罪行。
5、由此可见中国儒家文化的虚伪性、冷酷性，以及利用特权横征暴敛的本性。中国成为官本位社会，道德虚伪社会，与这种文化在中国二千多年时间里占绝对统治地位是密切相关的。
、“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
许锡良
1、“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这是明朝思想家李贽对当时儒家官僚的一句评判，充分揭露了儒家学者与儒家官僚的虚伪本质。说得实在太好了。我最早是看到明朝李贽的这句话是十几年前，在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一书中。是写到儒教统治下的大明王朝时的哲学家李贽。当时感觉很震惊。因为，李贽数百年前的判断，在当今中国并不过时。他在批判儒家官僚的同时，他还赞扬那些市井小夫的真诚率真，他说:“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产者但说生产，力田者便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说中国儒家文化里的官员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还说这些儒家官员学者，“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实际上都是“读书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显”，全是为自己打算，“无一厘为人谋者”（《焚书?答耿司寇》）。如此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反倒不如“市井小夫”与“力田作者”实实在在，干啥说啥。
李贽对南宋朱熹所说的：“天不生仲尼，则万古如长夜”说法也提出了质疑,说：“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苦必得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李贽充分肯定了孔子作为一个普通常人存在的价值，同时又否认他在历史上有界定光明与黑暗那样的作用。因为，如果孔子之前的人类如长夜，那么他们怎么能够延续到孔子时代？而且之前的人不能够算人吗？这样的质问是符合逻辑的。
2、纵观中国成为富贵之人，大多是很虚伪的。也就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的那类人。事实上，也只有这一套在中国行得通，吃得开。客观存在的现实就是，那些将“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践行得非常到位的人，常常真的是富贵了。而且这个文化的脉络从来没有中断过。在古代，那些口口声声“仁义道德”的人，成为了富贵之人。在当今中国，那些口口声声“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的人，成为了富贵之人。
3、相反，那些“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产者但说生产，力田者便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他们虽然言必称利，但是，事实上他们即使获利，也是蝇头小利。那些利大多是对社会作出真实贡献之后的一点点回馈。然而就是这样一点点小利，却常常被人们戴上引车卖浆者流的势利小人的帽子。在中国，那些公开言利，按照公开的规则合同获得利益的人，实际上反而发不了财，而那些口口声声“仁义道德主义”、“大公无私”、“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的人，大多获得了特权，并且在这种特权下，获得了大富大贵。
4、在国外的法治国家，公务员并不是一种特别令人羡慕的工作。其一生的收入是非常公开透明的一个可以算得出来的数字。从跨进公务员系列那一刻起，如果中途不出意外，那么他到死能够有多少收入，是一个可以立即算得出来的数字。即使高升为总统，这个数字也是一个可以计算出来的相对稳定而透明的数字。但是，在封建时代的中国，进入这个系列的前途简直是是两个极端，一端是地狱——因权力斗争，而落马，沦落为地狱的一员。另一端是天堂——因特权而享受人间天堂，其本人的一生及其家庭与家族的财富，甚至不可以用数字来计算，能够用数字计算的是有形资产，还有许多无形资产，那是不可轻易计算出来的。这种传统，其实明朝时期儒家统治下的明朝就是如此。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这样评论明朝的官员说：“一个人得中进士，立即有人前来出谋划策，如何买田放债，如何影响诉讼，如何利用权势作额外收入的资本。”因为考中进士，在当时意味着可以正式进入官僚阶层了。而考中进士的科举考试，就是通过考圣贤之言，满口仁义道德而获得的。他必须首先巩固了自己家族存在的最根本的基础，然后他同样地会选拔他家族的后辈，重走自己所走过的路。同时他又会通过自己在读书考试为官时形成的各种诸如“乡谊”“年谊”等关系为他们上下打点，最后博取功名，也成为一名士大夫。如果他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就说明他忘了根本。对家族来说，他就是儒家伦理道德所极力反对的“不孝”；对于皇帝来说，他会被认为一个连孝道都做不到的人。因为，儒家伦理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其他不孝中有一不孝就是“不为仕禄”，也就是不出来当官，谋求一官半职，升官发财。而不孝，在儒家文化里是很大的罪行。
5、由此可见中国儒家文化的虚伪性、冷酷性，以及利用特权横征暴敛的本性。中国成为官本位社会，道德虚伪社会，与这种文化在中国二千多年时间里占绝对统治地位是密切相关的。
一个肮脏的社会，如果人人讲规则，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的正常社会，道德也会自然回归；一个干净的社会，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这个社会最终会坠落成一个伪君子遍地的肮脏社会。
人首先应该遵守规则制度，再来谈道德。
春秋政治家、思想家管仲曾说过：“有道之君，行治修制，先民服也”。
意思是，善于治国理政的人，懂得通过制定有效制度来管理国家，从而达到众民皆服的目的。
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经验都表明，一个国家的兴旺和长久，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治理水平，而一个国家的治理水平则集中体现在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能力上。
一、有规则制度的社会才能越来越好
关于制度，有一个特别经典的例子，叫做分粥的故事。
有一群穷人住在一起，每天共分一大桶粥。悲剧的是，粥每天都是不够吃的。
刚开始，他们决定抓阄，赢的人来分粥。结果，运气好的人连续几天都是饱的，运气差的人天天饥肠辘辘。运气差的人不开心了，觉得这不公平。
于是他们决定通过投票，选出品德最好的一个人来分粥，让他尽量把每一碗都分得平均。然而这位品德好的人因为没有制度的约束，变得贪心起来，每次都给自己和巴结讨好他的人分得最多，给他看不惯的人分得最少。换成另一个人，结果还是一样。
他们这才明白，在权力面前道德毫无约束作用。一个聪明的人提议，大家应该再选出一名监督人士，来监督分粥的人。刚开始效果还挺好，没想到过了几天，分粥人和监督人居然沆瀣一气，两人合伙“贪污”了不少的粥。
于是乎，大家决定重新制定一个制度——成立三人分粥委员会及四人监督委员会，完善权力运行监督与制约机制。这下子公平是公平了，可监督委员会和分粥委员会总是互相扯皮攻击，等讨论结果出来，粥都凉了。因为效率太低，这个方案也被否决了。
最后经过多次讨论，他们决定不再由固定的人分粥，每人轮流一天，而且分粥的人要等别人挑完了，拿剩下的最后一碗。奇妙的是，这一次，每人每天分的粥基本上平均了。
原来，为了不让自己剩下的那碗是最少的一碗，分粥的人必须尽量分得平均，如果少了，也只能自己认了。
这就是制度的力量。
像故事中的七个人最初那样，指望靠道德来约束人的行为，是极其不现实的。道德在资源相对充足的情况下才能得到保障，资源紧缺不足的时候，人们更倾向于自私，如果不自私，就会难以生存，这是人性使然，也是自然法则。
面对权力，人的欲望会被无限扩大，自私会更加严重。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有一条公认的权力定律：“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约束机制的丧失和绝对权力的腐蚀，往往会诞生残暴的独裁者。如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希特勒、萨达姆等，最后不是变成肆意践踏生命的专政暴君，就是变成私吞国家财产的最高贪污犯。
风筝没有了丝线将会堕入无边风中，河流没有了堤坝将会吞噬无数生命。人类社会亦是如此，没有制度的约束，人类的行为就会陷入混乱。
二、好制度让人变好，坏制度让人变坏
17—18世纪，英国将澳洲变成殖民地之后，决定把英国本土的罪犯送到澳洲去。这样一方面解决了英国当地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解决了澳洲因人口过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英国政府雇佣了一批私人船只运送犯人，并按上船时犯人的人数给私营船主付费。但私营船主为牟取暴利，往往超载运送，导致船内乌烟瘴气，拥挤不堪。
有些船主为了降低成本，更是恶意克扣犯人的水和粮食。极度恶劣的生存环境和非人的虐待，导致大部分犯人在中途就死去。
英国政府调查后发现，运往澳大利亚的犯人平均死亡率高达12%。其中有一艘船运送424个犯人，中途竟死了158个，死亡率高达37%！
为了降低犯人的死亡率，英国政府决定向每艘运送船只派一位政府官员，以监督船长的行为，严令规定不得虐待犯人，并配备了专业的医生随船支援。
然而高额的利润和不健全的监督机制使得船长们宁愿铤而走险，要么用金钱贿赂随行官员，要么将不愿合作的官员进行迫害。据说，当时有不少的随行官员和医生不明不白地死亡，而政府却无可奈何。
面对生命的威胁和金钱的诱惑，大部分官员只能被迫选择同流合污。于是，官员监督没有了任何意义。
奖罚机制都建立了，犯人的死亡率却一直居高不下。英国政府只好采取最古老的方法——他们把私人船主们集中起来进行道德教育，劝诫他们要珍惜生命，不要把金钱看得过于重要，要配合政府。当然，情况没有得到任何好转。
最后，经过无数次商议，英国政府终于发现了奖励机制的弊端，并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把“上船付费”改为“下船付费”：船主们只有将犯人活着送达澳洲，才能赚到运送费，少一个人数，就少赚一笔钱。
私人船主们为了能够拿到足额的运费，开始千方百计地保证每一个犯人的生命安全，很多甚至还主动配备医生和药品。这样一来，这个制度既降低了政府监督的成本，又抑制了官商勾结的不良风气。
有资料说，新方案一出，犯人的死亡率迅速降到了1%以下，有的船只甚至创造了零死亡记录。
这个故事说明，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受到扼制，而坏的制度则会让好人四处碰壁，甚至变坏。有时候，把事情结果和个人利益联系起来的制度，比道德呼吁更能解决问题。
三、只谈道德不讲规则的社会很虚伪
当然，这并不是说道德约束机制就不重要。在法律不完善的情况下，道德的力量有时可以最大程度地维护个人权利和社会正义。
然而这一切都必须以遵守规则和制度为前提。
更多时候，道德只是一种自律工具，是个人对自我的约束，如果用来他律，往往会超出道德的范围。
最典型的案例便是，我国向来推崇尊老爱幼，这是道德上的一种追求。但很多人往往倚老卖老，别人不给他便宜占，他就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肆意谴责和绑架他人。年轻人因不让座而被老人口头辱骂甚至拳脚相向的事情并不少见，道德似乎成了这些人的利器。
这个时候，规则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道德是不能侵犯人的权利的，道德对权利的侵犯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道德不是义务，而是一种良知，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别人牺牲自我成全他人。
胡适先生曾说过：
一个肮脏的社会，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的正常社会，道德也会自然回归。一个干净的社会，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那么这个社会最终会坠落成一个伪君子遍地的肮脏社会。
人首先应该遵守规则制度，再来谈道德。违背了规则制度的道德没有任何意义，只谈道德不讲规则，这样的社会很虚伪。
我们不能奢望仅靠道德约束就能建设好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建立起规则制度，整个社会才能变得越来越好，很多时候，好的制度往往能够事半功倍。
人首先应该遵守规则制度，再来谈道德。
春秋政治家、思想家管仲曾说过：“有道之君，行治修制，先民服也”。
意思是，善于治国理政的人，懂得通过制定有效制度来管理国家，从而达到众民皆服的目的。
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经验都表明，一个国家的兴旺和长久，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治理水平，而一个国家的治理水平则集中体现在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能力上。
一、有规则制度的社会才能越来越好
关于制度，有一个特别经典的例子，叫做分粥的故事。
有一群穷人住在一起，每天共分一大桶粥。悲剧的是，粥每天都是不够吃的。
刚开始，他们决定抓阄，赢的人来分粥。结果，运气好的人连续几天都是饱的，运气差的人天天饥肠辘辘。运气差的人不开心了，觉得这不公平。
于是他们决定通过投票，选出品德最好的一个人来分粥，让他尽量把每一碗都分得平均。然而这位品德好的人因为没有制度的约束，变得贪心起来，每次都给自己和巴结讨好他的人分得最多，给他看不惯的人分得最少。换成另一个人，结果还是一样。
他们这才明白，在权力面前道德毫无约束作用。一个聪明的人提议，大家应该再选出一名监督人士，来监督分粥的人。刚开始效果还挺好，没想到过了几天，分粥人和监督人居然沆瀣一气，两人合伙“贪污”了不少的粥。
于是乎，大家决定重新制定一个制度——成立三人分粥委员会及四人监督委员会，完善权力运行监督与制约机制。这下子公平是公平了，可监督委员会和分粥委员会总是互相扯皮攻击，等讨论结果出来，粥都凉了。因为效率太低，这个方案也被否决了。
最后经过多次讨论，他们决定不再由固定的人分粥，每人轮流一天，而且分粥的人要等别人挑完了，拿剩下的最后一碗。奇妙的是，这一次，每人每天分的粥基本上平均了。
原来，为了不让自己剩下的那碗是最少的一碗，分粥的人必须尽量分得平均，如果少了，也只能自己认了。
这就是制度的力量。
像故事中的七个人最初那样，指望靠道德来约束人的行为，是极其不现实的。道德在资源相对充足的情况下才能得到保障，资源紧缺不足的时候，人们更倾向于自私，如果不自私，就会难以生存，这是人性使然，也是自然法则。
面对权力，人的欲望会被无限扩大，自私会更加严重。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有一条公认的权力定律：“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约束机制的丧失和绝对权力的腐蚀，往往会诞生残暴的独裁者。如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希特勒、萨达姆等，最后不是变成肆意践踏生命的专政暴君，就是变成私吞国家财产的最高贪污犯。
风筝没有了丝线将会堕入无边风中，河流没有了堤坝将会吞噬无数生命。人类社会亦是如此，没有制度的约束，人类的行为就会陷入混乱。
二、好制度让人变好，坏制度让人变坏
17—18世纪，英国将澳洲变成殖民地之后，决定把英国本土的罪犯送到澳洲去。这样一方面解决了英国当地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解决了澳洲因人口过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英国政府雇佣了一批私人船只运送犯人，并按上船时犯人的人数给私营船主付费。但私营船主为牟取暴利，往往超载运送，导致船内乌烟瘴气，拥挤不堪。
有些船主为了降低成本，更是恶意克扣犯人的水和粮食。极度恶劣的生存环境和非人的虐待，导致大部分犯人在中途就死去。
英国政府调查后发现，运往澳大利亚的犯人平均死亡率高达12%。其中有一艘船运送424个犯人，中途竟死了158个，死亡率高达37%！
为了降低犯人的死亡率，英国政府决定向每艘运送船只派一位政府官员，以监督船长的行为，严令规定不得虐待犯人，并配备了专业的医生随船支援。
然而高额的利润和不健全的监督机制使得船长们宁愿铤而走险，要么用金钱贿赂随行官员，要么将不愿合作的官员进行迫害。据说，当时有不少的随行官员和医生不明不白地死亡，而政府却无可奈何。
面对生命的威胁和金钱的诱惑，大部分官员只能被迫选择同流合污。于是，官员监督没有了任何意义。
奖罚机制都建立了，犯人的死亡率却一直居高不下。英国政府只好采取最古老的方法——他们把私人船主们集中起来进行道德教育，劝诫他们要珍惜生命，不要把金钱看得过于重要，要配合政府。当然，情况没有得到任何好转。
最后，经过无数次商议，英国政府终于发现了奖励机制的弊端，并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把“上船付费”改为“下船付费”：船主们只有将犯人活着送达澳洲，才能赚到运送费，少一个人数，就少赚一笔钱。
私人船主们为了能够拿到足额的运费，开始千方百计地保证每一个犯人的生命安全，很多甚至还主动配备医生和药品。这样一来，这个制度既降低了政府监督的成本，又抑制了官商勾结的不良风气。
有资料说，新方案一出，犯人的死亡率迅速降到了1%以下，有的船只甚至创造了零死亡记录。
这个故事说明，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受到扼制，而坏的制度则会让好人四处碰壁，甚至变坏。有时候，把事情结果和个人利益联系起来的制度，比道德呼吁更能解决问题。
三、只谈道德不讲规则的社会很虚伪
当然，这并不是说道德约束机制就不重要。在法律不完善的情况下，道德的力量有时可以最大程度地维护个人权利和社会正义。
然而这一切都必须以遵守规则和制度为前提。
更多时候，道德只是一种自律工具，是个人对自我的约束，如果用来他律，往往会超出道德的范围。
最典型的案例便是，我国向来推崇尊老爱幼，这是道德上的一种追求。但很多人往往倚老卖老，别人不给他便宜占，他就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肆意谴责和绑架他人。年轻人因不让座而被老人口头辱骂甚至拳脚相向的事情并不少见，道德似乎成了这些人的利器。
这个时候，规则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道德是不能侵犯人的权利的，道德对权利的侵犯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道德不是义务，而是一种良知，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别人牺牲自我成全他人。
胡适先生曾说过：
一个肮脏的社会，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的正常社会，道德也会自然回归。一个干净的社会，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那么这个社会最终会坠落成一个伪君子遍地的肮脏社会。
人首先应该遵守规则制度，再来谈道德。违背了规则制度的道德没有任何意义，只谈道德不讲规则，这样的社会很虚伪。
我们不能奢望仅靠道德约束就能建设好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建立起规则制度，整个社会才能变得越来越好，很多时候，好的制度往往能够事半功倍。
@我们决不宽恕
反道德的道德高标
——子贡赎人
张远山
鲁国的法律规定，如果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有人出钱为他们赎身，可以到国库中报销赎金。
子贡为在外国沦为奴隶的一个鲁国人赎身以后，拒绝了国家补偿的赎金。
孔子批评说：“端木赐，你这样做就不对了。你开了一个坏的先例，从今以后，鲁国人就不肯再替沦为奴隶的本国同胞赎身了。你收回国家补偿的赎金，不会损害善行的价值；你拒绝国家补偿的赎金，就破坏了鲁国那条代偿赎金的好法律。”
后来子路救了一个溺水的鲁国人，那人送了一头牛表示感谢。子路想起孔子的教导，于是欣然接受。
孔子赞扬说：“从此以后，鲁国人一定都愿意救溺水者了。”
孔子之所以批评拒绝赎金的子贡，赞扬接受赠牛的子路，是因为能够洞见事理的细微之处，观照教化的长远效用啊！
（译自《吕氏春秋·先识览·察微》）[1]
子贡是最为富有的孔门弟子[2]，一个成功的商人。他在商业营运中周游列国，有机会也有经济实力赎出在外国沦为奴隶的鲁国人。他又受到了孔子的道德感化，所以拒绝收回国家补偿的赎金。他大概以为孔子会表扬他，没想到孔子竟批评他。
孔子认为，大多数人没有子贡这么巨大的财力，无法不在乎这笔赎金，因为白付赎金可能严重影响自己的生活。而如果不能收回代付的赎金，那么即便看到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有机会救同胞出火坑，大多数人也会放弃为本国同胞赎身。即便有人经济实力不弱，白付赎金也不影响自己的生活，但是并非每个人都有如此之高的道德水平，因此大多数人仍会由于不能收回赎金，放弃为本国同胞赎身。
也许子贡会这样自辩：别人没有我的财力，或者虽有财力却不愿损失赎金，完全可以从国库中收回赎金，不必像我一样拒绝。我拒绝收回赎金，应该不至于使他们放弃行善吧？
子贡可谓鼠目寸光，正如《庄子》对孔门后学的批评：“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3]。鲁国那条代偿赎金的法律，立意极好，目的是让每个鲁国人只要有机会，就可以惠而不费地做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善事。即便自己拿不出预付的赎金，也应该借钱为同胞赎身，因为你不损失任何东西，只需要付出同情心。道德的目的不是要人做损己利人的牺牲，而是做无损于己、有利于人的善事。
由此可见，子贡的“道德”行为是反道德的。首先，他把原本平淡无奇、大多数人都能达标的道德，超拔到了大多数人难以企及的高度[4]。既然“道德”标准如此之高，那么原本符合道德的代偿赎金然后收回，现在就变成“不道德”了。因为“道德舆论”会对收回赎金的人说：你什么也没付出，算是做什么善事？与子贡相比，你太自私自利了！读者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你做了一件为奴隶赎身的好事以后，将会得到“自私自利”的苛评；如果你做了一件合乎道德的善事以后，将会得到“不道德”的恶名，你还会做吗？你当然不会做，而是像“道德舆论”那样胡说。因此子贡式的“无私道德”，最终使“道德”变成了只说不做的纯粹高调。
子贡的“道德”高标，如同设定跳高的世界记录二米三十四，然后宣布只有跳到这一高度，才算具有跳高才能。这样的话，小学生运动会，中学生运动会，大学生运动会，一切低水平运动会，都不必开了，因为这些运动会的跳高冠军大都跳不过二米。也就是说，运动员们一身臭汗忙了半天，得到的只有耻笑，得到的只有“不配跳高”的恶骂。与此相似，过高的“道德”标准，使绝大多数人都沦为“不道德”。所有追求道德的人，得到的只有耻笑。他们的高尚努力，只被用来证明自己的“不道德”。在这种“道德高压”之下，人们的唯一选择是：永远只说“道德”的话，永远不做“道德”的事。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并且心安理得。过高的“道德”，不仅没能推广道德，反而推广了不道德。推广不道德有没有好处呢？有的，但是仅对那个达到“道德世界记录”的人有利：他成了绝对的道德偶像，至高无上的圣人。
道德世界记录，绝对不能成为人类社会的道德原则。
首先，人类社会的道德原则应该符合大多数人力所能及的道德潜能，使愿意成为有德者的大多数人胜任愉快。也就是说，道德标准应该是大多数人能够达到的一条及格线。自我道德要求高的人，不妨去拚一百分，争第一，但是大多数人只要及格，就不该打屁股。如果一种教育不让考不到一百分的大多数学生及格，学生就会丧失求知进取心，自暴自弃，这种教育就是失败的。如果一种道德不让善良而不杰出的大多数人感到自己有希望做个好人，人们就会丧失道德进取心，自暴自弃，这种道德就是虚假的。大多数人达不到的过高道德，就是伪道德。鼓吹伪道德的唯一结果，就是败坏道德。伪道德越是成功，越会导致道德大滑坡。鼓吹伪道德的人，决非热爱道德，而是自诩道德圣人的自恋狂或自虐狂。真道学正是这样的自恋狂和自虐狂，假道学则是眼红真道学之成功的小人。假道学虽然自恋，却不是自恋狂。因为假道学决不自虐，而用沽名钓誉得到的利益，满足其世俗欲望。
其次，人类社会的道德标准应该相对恒定，以便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准此而行。如果道德世界记录做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那么世界记录就会被道德自恋狂一再刷新，被精神自虐狂不断打破，那么大多数人必将无所适从。因为一种正当行为，昨天的道德狂尚未斥为不道德，今天的道德狂却会斥为不道德。道德狂热的比赛永无止境，不到家破人亡，国毁种灭，永远不会罢休。
任何人做道德之事，如果仅仅为了证明自己是打破和刷新道德世界记录的天下第一人，那么他就不是真爱道德，而是狂恋自己。打破跳高世界记录，是人类的光荣，不能跳得如此之高的其他人也分享这一光荣。打破道德世界记录，是个人的荣耀，不能跳得如此之高的其他人不仅分享不到荣耀，反而承受了极大的负罪感，蒙受了巨大的羞辱。
可以设想，子贡的立异以为高，逆情以干誉[5]，必将迫使有些人在收回赎金或行善获酬以后，公开表示“自愿”放弃本该收回的赎金，公开表示“自愿”捐献本该得到的酬金，于是“道德舆论”大加赞扬。这种公开而且“自愿”的“道德”行为，若非迫于“道德”高标的压力，就是放长线钓大鱼的沽名钓誉。因为真正道德的慈善捐助，应该是匿名捐助。署名捐助有两大坏处：一是用“道德”行为抬高了自己，在物质不平等之外，加剧了精神不平等。二是贬低并羞辱了受助者，使之成为对捐助者感恩戴德的精神奴隶。然而除了感激天地和伟大先人，任何人都不应对一个与自己平等的活人感恩戴德。索取感恩戴德的物质施舍者，只是精神乞丐，与道德毫不相涉。
若干年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绝对道德高标，导致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发生了有史以来的最大滑坡，滑到了两千年来的历史底谷，以致在这一口号停止使用三十年以后的今天，仍然无法恢复到文明社会的正常水平，很多国人更是沦为“利己必损人”、“损人不利己”的道德败类。如此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国人和全人类都应深刻记取。
道德是人类文明的大地，而非人类生活的天空。让所有人都在恒定坚实的道德大地上自由舞蹈，是人类文明的目标。人类的智慧，不该用于打破道德世界记录，而该用于打破科学世界记录和艺术世界记录。科学成果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艺术成就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真正的道德，就是卑之无甚高论的东西。想用立异以为高、逆情以干誉的道德高标来彰显自我的人，是贪天之功为己有的狂徒，是把大多数人赶入道德深渊的历史罪人，是把大多数人打入精神地狱的文化恶棍。
子贡的立异以为高，逆情以干誉，开创了“道德”有权不服从法律的不良先例。为了不开这种不良先例，原本可用支付罚金、接受放逐两种方式逃避死刑的苏格拉底，拒绝不服从法律而苟活。子贡的“道德”，表面上是不服从合理的法律，实际上是不服从合理的道德，至少想标榜道德高于法律。然而合理的道德，原本不该与合理的法律有实质性冲突。法律是建立在永恒道德大地之上的暂时道德建筑。人类居住在立基于道德大地之上的法律建筑里，从事科学与艺术，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创造，享受独立自由的幸福生活。
从法律是道德的语言物化而言，时代的合理道德不应反对时代的合理法律。从每一时代的法律体系是人类文明某个历史阶段的暂时道德形式而言，法律建筑可以随着文明进步和社会变迁，随着人类对永恒道德与普遍人性的认识深化，时时加以修缮，不断加以扩建。然而无论多么巨大的建筑，只能占据广袤大地的一小部分，法律也只能覆盖人类生活的一小部分，人类还有更大一部分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将会走出暂时的法律建筑，在恒定坚实的道德大地上自由舞蹈。
道德本该比法律更宽容，而非更无情。道德的根本目的不是束缚精神，而是解放精神，道德就是自由的同义语。真正的道德是不损害他人的利益，真正的自由是不践踏他人的自由。只有当永恒道德与暂时法律和谐兼容之时，人类文明才有可能进入高级阶段。
反道德的道德高标
——子贡赎人
张远山
鲁国的法律规定，如果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有人出钱为他们赎身，可以到国库中报销赎金。
子贡为在外国沦为奴隶的一个鲁国人赎身以后，拒绝了国家补偿的赎金。
孔子批评说：“端木赐，你这样做就不对了。你开了一个坏的先例，从今以后，鲁国人就不肯再替沦为奴隶的本国同胞赎身了。你收回国家补偿的赎金，不会损害善行的价值；你拒绝国家补偿的赎金，就破坏了鲁国那条代偿赎金的好法律。”
后来子路救了一个溺水的鲁国人，那人送了一头牛表示感谢。子路想起孔子的教导，于是欣然接受。
孔子赞扬说：“从此以后，鲁国人一定都愿意救溺水者了。”
孔子之所以批评拒绝赎金的子贡，赞扬接受赠牛的子路，是因为能够洞见事理的细微之处，观照教化的长远效用啊！
（译自《吕氏春秋·先识览·察微》）[1]
子贡是最为富有的孔门弟子[2]，一个成功的商人。他在商业营运中周游列国，有机会也有经济实力赎出在外国沦为奴隶的鲁国人。他又受到了孔子的道德感化，所以拒绝收回国家补偿的赎金。他大概以为孔子会表扬他，没想到孔子竟批评他。
孔子认为，大多数人没有子贡这么巨大的财力，无法不在乎这笔赎金，因为白付赎金可能严重影响自己的生活。而如果不能收回代付的赎金，那么即便看到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有机会救同胞出火坑，大多数人也会放弃为本国同胞赎身。即便有人经济实力不弱，白付赎金也不影响自己的生活，但是并非每个人都有如此之高的道德水平，因此大多数人仍会由于不能收回赎金，放弃为本国同胞赎身。
也许子贡会这样自辩：别人没有我的财力，或者虽有财力却不愿损失赎金，完全可以从国库中收回赎金，不必像我一样拒绝。我拒绝收回赎金，应该不至于使他们放弃行善吧？
子贡可谓鼠目寸光，正如《庄子》对孔门后学的批评：“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3]。鲁国那条代偿赎金的法律，立意极好，目的是让每个鲁国人只要有机会，就可以惠而不费地做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善事。即便自己拿不出预付的赎金，也应该借钱为同胞赎身，因为你不损失任何东西，只需要付出同情心。道德的目的不是要人做损己利人的牺牲，而是做无损于己、有利于人的善事。
由此可见，子贡的“道德”行为是反道德的。首先，他把原本平淡无奇、大多数人都能达标的道德，超拔到了大多数人难以企及的高度[4]。既然“道德”标准如此之高，那么原本符合道德的代偿赎金然后收回，现在就变成“不道德”了。因为“道德舆论”会对收回赎金的人说：你什么也没付出，算是做什么善事？与子贡相比，你太自私自利了！读者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你做了一件为奴隶赎身的好事以后，将会得到“自私自利”的苛评；如果你做了一件合乎道德的善事以后，将会得到“不道德”的恶名，你还会做吗？你当然不会做，而是像“道德舆论”那样胡说。因此子贡式的“无私道德”，最终使“道德”变成了只说不做的纯粹高调。
子贡的“道德”高标，如同设定跳高的世界记录二米三十四，然后宣布只有跳到这一高度，才算具有跳高才能。这样的话，小学生运动会，中学生运动会，大学生运动会，一切低水平运动会，都不必开了，因为这些运动会的跳高冠军大都跳不过二米。也就是说，运动员们一身臭汗忙了半天，得到的只有耻笑，得到的只有“不配跳高”的恶骂。与此相似，过高的“道德”标准，使绝大多数人都沦为“不道德”。所有追求道德的人，得到的只有耻笑。他们的高尚努力，只被用来证明自己的“不道德”。在这种“道德高压”之下，人们的唯一选择是：永远只说“道德”的话，永远不做“道德”的事。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并且心安理得。过高的“道德”，不仅没能推广道德，反而推广了不道德。推广不道德有没有好处呢？有的，但是仅对那个达到“道德世界记录”的人有利：他成了绝对的道德偶像，至高无上的圣人。
道德世界记录，绝对不能成为人类社会的道德原则。
首先，人类社会的道德原则应该符合大多数人力所能及的道德潜能，使愿意成为有德者的大多数人胜任愉快。也就是说，道德标准应该是大多数人能够达到的一条及格线。自我道德要求高的人，不妨去拚一百分，争第一，但是大多数人只要及格，就不该打屁股。如果一种教育不让考不到一百分的大多数学生及格，学生就会丧失求知进取心，自暴自弃，这种教育就是失败的。如果一种道德不让善良而不杰出的大多数人感到自己有希望做个好人，人们就会丧失道德进取心，自暴自弃，这种道德就是虚假的。大多数人达不到的过高道德，就是伪道德。鼓吹伪道德的唯一结果，就是败坏道德。伪道德越是成功，越会导致道德大滑坡。鼓吹伪道德的人，决非热爱道德，而是自诩道德圣人的自恋狂或自虐狂。真道学正是这样的自恋狂和自虐狂，假道学则是眼红真道学之成功的小人。假道学虽然自恋，却不是自恋狂。因为假道学决不自虐，而用沽名钓誉得到的利益，满足其世俗欲望。
其次，人类社会的道德标准应该相对恒定，以便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准此而行。如果道德世界记录做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那么世界记录就会被道德自恋狂一再刷新，被精神自虐狂不断打破，那么大多数人必将无所适从。因为一种正当行为，昨天的道德狂尚未斥为不道德，今天的道德狂却会斥为不道德。道德狂热的比赛永无止境，不到家破人亡，国毁种灭，永远不会罢休。
任何人做道德之事，如果仅仅为了证明自己是打破和刷新道德世界记录的天下第一人，那么他就不是真爱道德，而是狂恋自己。打破跳高世界记录，是人类的光荣，不能跳得如此之高的其他人也分享这一光荣。打破道德世界记录，是个人的荣耀，不能跳得如此之高的其他人不仅分享不到荣耀，反而承受了极大的负罪感，蒙受了巨大的羞辱。
可以设想，子贡的立异以为高，逆情以干誉[5]，必将迫使有些人在收回赎金或行善获酬以后，公开表示“自愿”放弃本该收回的赎金，公开表示“自愿”捐献本该得到的酬金，于是“道德舆论”大加赞扬。这种公开而且“自愿”的“道德”行为，若非迫于“道德”高标的压力，就是放长线钓大鱼的沽名钓誉。因为真正道德的慈善捐助，应该是匿名捐助。署名捐助有两大坏处：一是用“道德”行为抬高了自己，在物质不平等之外，加剧了精神不平等。二是贬低并羞辱了受助者，使之成为对捐助者感恩戴德的精神奴隶。然而除了感激天地和伟大先人，任何人都不应对一个与自己平等的活人感恩戴德。索取感恩戴德的物质施舍者，只是精神乞丐，与道德毫不相涉。
若干年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绝对道德高标，导致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发生了有史以来的最大滑坡，滑到了两千年来的历史底谷，以致在这一口号停止使用三十年以后的今天，仍然无法恢复到文明社会的正常水平，很多国人更是沦为“利己必损人”、“损人不利己”的道德败类。如此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国人和全人类都应深刻记取。
道德是人类文明的大地，而非人类生活的天空。让所有人都在恒定坚实的道德大地上自由舞蹈，是人类文明的目标。人类的智慧，不该用于打破道德世界记录，而该用于打破科学世界记录和艺术世界记录。科学成果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艺术成就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真正的道德，就是卑之无甚高论的东西。想用立异以为高、逆情以干誉的道德高标来彰显自我的人，是贪天之功为己有的狂徒，是把大多数人赶入道德深渊的历史罪人，是把大多数人打入精神地狱的文化恶棍。
子贡的立异以为高，逆情以干誉，开创了“道德”有权不服从法律的不良先例。为了不开这种不良先例，原本可用支付罚金、接受放逐两种方式逃避死刑的苏格拉底，拒绝不服从法律而苟活。子贡的“道德”，表面上是不服从合理的法律，实际上是不服从合理的道德，至少想标榜道德高于法律。然而合理的道德，原本不该与合理的法律有实质性冲突。法律是建立在永恒道德大地之上的暂时道德建筑。人类居住在立基于道德大地之上的法律建筑里，从事科学与艺术，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创造，享受独立自由的幸福生活。
从法律是道德的语言物化而言，时代的合理道德不应反对时代的合理法律。从每一时代的法律体系是人类文明某个历史阶段的暂时道德形式而言，法律建筑可以随着文明进步和社会变迁，随着人类对永恒道德与普遍人性的认识深化，时时加以修缮，不断加以扩建。然而无论多么巨大的建筑，只能占据广袤大地的一小部分，法律也只能覆盖人类生活的一小部分，人类还有更大一部分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将会走出暂时的法律建筑，在恒定坚实的道德大地上自由舞蹈。
道德本该比法律更宽容，而非更无情。道德的根本目的不是束缚精神，而是解放精神，道德就是自由的同义语。真正的道德是不损害他人的利益，真正的自由是不践踏他人的自由。只有当永恒道德与暂时法律和谐兼容之时，人类文明才有可能进入高级阶段。
@我们决不宽恕
法律合于理，道德通于情。理可变，情不可变。今天的理可能反对昨天的理，但是今天的情却不可能反对昨天的情。理日明，情日深，深情与慈悲是道德的永恒目标。情是理的基础，理是情的提炼。违反常情、悖逆人情的伪道德，是世上最为邪恶的东西。所谓魔鬼式傲慢，正是伪道德家的傲慢。法律的公正无情，就是上帝的公正无情。道德的无知傲慢，却是魔鬼的无知傲慢。无知、傲慢和矫情，正是真假道学家的共同特征。
从法律立场来看，如果你的理是错的，就要无情地反对你。从道德立场来看，如果你不够深情，就更要深情地感化你。道德感化只能用爱，不能用恨，而伪道德彰扬的正是恨。以为伪道德的“道德高标”会有巨大的“道德感召”，仅是道学家的自我意淫。爱的道德感化，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恨的伪道德感召，是狂风暴雨，雷霆震响。真道德的“感化”，是我来主动亲近你，提升你；伪道德的“感召”，是强迫你来符合我，崇拜我。人们愿意亲近充满爱的真道德感化，正如愿意亲近春风雨露；人们竭力逃避浸透恨的伪道德暴虐，正如竭力逃避雷劈电击。
世上最愚蠢最反动的事，莫过于不顾实际效果的道德叫嚣。道德应该符合普遍人性，而普遍人性是全人类相通的，因此道德原则也应世界通用。所以孔子把最高道德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称为“恕道”[6]，基督教也把最高道德原则“你愿他人如何待你，也要如何待人”称为“金律”[7]。如果说这一永恒道德原则还需要有所补充，就是“己所欲者，勿强加于人”。没有这一补充和限制，就会滥用道德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变成反道德原则“己所欲者，滥施于人”，那么有德者就会变成强制者，道德败坏的强梁者就会以道德的名义窃取权力，并用窃得的权力对民众实施强制。虽然法律的强制有时是不得已的必要手段，但是一切强制都不符合永恒道德。
总之，一切大多数人做不到的道德，都是伪道德，哪怕这种道德是未来时代的大多数人都能做到的超前道德，在现时代也是伪道德。道德和法律都是人类生活的日常家什，不需要超前消费。合理的法律如同饭菜，吃一辈子都吃不腻；合理的道德则如同空气，不仅呼吸一辈子不会厌倦，而且厌倦了都无法不呼吸。不好的饭菜可以不吃，不好的空气却不得不呼吸。人们曾经理直气壮地反抗不合理的坏法律，但是很少有人敢于反抗不合理的伪道德。越是丧心病狂的道德高标，人们越是不敢反对。人们顶多说，这种神圣道德对是对的，只是太难做到了。殊不知大多数人无法企及的道德高标绝对是错的。因为道德的目的是让大多数人成为善人，而伪道德使大多数人成了罪人。伪道德对人类精神和社会生活造成了最大伤害。真正的道德就像空气那么重要，又像空气那么平常。让人感觉不到存在的空气是最好的空气，让人感觉不到存在的道德是最好的道德。认为道德与法律不该太平常的道学家，是厌世者和恨世者，他们简直就想停止自己的呼吸，或者一天到晚挖空心思把人类的精神空气弄得污浊不堪，使人们难以畅快地呼吸，直到大多数人的精神都窒息而死，成为行尸走肉。因此道学家是人类的最大敌人，文明的最大敌人，道德的最大敌人，更是生命与爱的最大敌人。
最后我想顺便谈谈孔子在中国乃至人类文明史上的特殊价值。孔子的中庸思想，在这一故事中得到了极为出色的体现。孔子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因为他是真正的有德者。有德者宣扬道德，不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令人敬仰及至令人膜拜的道德圣人，而是为了让道德引人向善，给人间带来祥和与幸福。只要有利于道德广布天下，真正的有德者不惜被道学家诬为“道德叛徒”。
孔子之所以反对“以德报怨”，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8]，正是因为反对道德高标，主张道德中道，所以孔子绝对没有圣人气，更没有道学气。把孔子捧成圣人和道学家，是儒家后学对孔子的最大背叛。孔子的思想非常平实中肯，没有任何唬人成分。
孔子确有不少地方令人难以恭维，比如过分注重实际效果，导致他的道德原则缺乏宗教的超越性。更由于过分注重实际效果，又因时代局限而无法分清法律与道德的不同辖域，导致他从所处时代的实际效果出发，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9]，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这未必完全没有道理。尽管以现代人文公理来看是十足的愚民政策，并对后来的中国历史影响极坏。但这一方面是孔子的历史局限，另一方面也是儒家后学过度彰扬的结果。儒家后学没能继承发展孔子思想的诸多好的方面，却发扬光大了孔子思想的某些坏的方面。后者是孔子不必负责的，因为任何思想家都有局限。如果后人错误地把某位伟大思想家吹捧为永远不会出错的“一句顶一万句”的圣人，随后又把他的局限之处和思想糟粕发扬光大，那么伟大思想家就会成为历史的替罪羊。评价孔子功过，一方面不能为孔子的愚民思想辩护，另一方面必须实事求是，知人论世，把远非完美无缺的真实思想家，与后人歪曲重塑的道德偶像区别开来。
不幸的是，孔子最杰出的弟子颜回死后[10]，剩下的多为子贡这样的蠢材，他们以道德代替法律，以强制代替自由，对科学全无兴趣，对艺术毫无会心，徒然只剩无止境的伪道德叫嚣。两千年中国历史，就被这些真道学和假道学鼓吹的伪道德毁掉了。以至于中国人没啥东西可以夸耀，只能吹嘘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世界第一。然而一个民族的整体道德水平，与个别道德自恋狂和精神自虐狂的屡破道德世界记录不仅不成正比，反而适成反比。何况夺取道德世界记录的锦标，原本就是道德狂的自恋痴念。真正的道德从不与人争胜，而是与人为善。真正的有德者从不进行无法验证的道德裁判，而是仅以可以验证的科学真理与人辩难。
真正的道德大地，为全人类共享。各民族在各自不同的历史道路上，营造了不同的法律建筑体系，发展了不同的思想艺术体系，探索着同样为全人类共享的科学真理的广袤天空。由于孔子之后的古代中国人误把伪道德奉为天空，却把科学真理乃至法律民主践踏在脚下，于是古代中国人成了倒立在天花板上跳舞的奇怪民族。
[1]《吕氏春秋·先识览·察微》：“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
[2]端木赐（前520－前450）：字子贡。卫国人。孔子弟子。
[3]《庄子·外篇·田子方》：“温伯雪子曰：‘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
[4]《庄子·外篇·骈拇》：“枝于仁者，擢德搴性以收名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
[5]〔北宋〕欧阳修《纵囚论》：“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6]《论语·颜渊》：“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7]《新约·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8]《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9]语出《论语·泰伯》。
[10]颜回（前521－前490）：字子渊。鲁国人。孔子最为喜爱的弟子。
法律合于理，道德通于情。理可变，情不可变。今天的理可能反对昨天的理，但是今天的情却不可能反对昨天的情。理日明，情日深，深情与慈悲是道德的永恒目标。情是理的基础，理是情的提炼。违反常情、悖逆人情的伪道德，是世上最为邪恶的东西。所谓魔鬼式傲慢，正是伪道德家的傲慢。法律的公正无情，就是上帝的公正无情。道德的无知傲慢，却是魔鬼的无知傲慢。无知、傲慢和矫情，正是真假道学家的共同特征。
从法律立场来看，如果你的理是错的，就要无情地反对你。从道德立场来看，如果你不够深情，就更要深情地感化你。道德感化只能用爱，不能用恨，而伪道德彰扬的正是恨。以为伪道德的“道德高标”会有巨大的“道德感召”，仅是道学家的自我意淫。爱的道德感化，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恨的伪道德感召，是狂风暴雨，雷霆震响。真道德的“感化”，是我来主动亲近你，提升你；伪道德的“感召”，是强迫你来符合我，崇拜我。人们愿意亲近充满爱的真道德感化，正如愿意亲近春风雨露；人们竭力逃避浸透恨的伪道德暴虐，正如竭力逃避雷劈电击。
世上最愚蠢最反动的事，莫过于不顾实际效果的道德叫嚣。道德应该符合普遍人性，而普遍人性是全人类相通的，因此道德原则也应世界通用。所以孔子把最高道德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称为“恕道”[6]，基督教也把最高道德原则“你愿他人如何待你，也要如何待人”称为“金律”[7]。如果说这一永恒道德原则还需要有所补充，就是“己所欲者，勿强加于人”。没有这一补充和限制，就会滥用道德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变成反道德原则“己所欲者，滥施于人”，那么有德者就会变成强制者，道德败坏的强梁者就会以道德的名义窃取权力，并用窃得的权力对民众实施强制。虽然法律的强制有时是不得已的必要手段，但是一切强制都不符合永恒道德。
总之，一切大多数人做不到的道德，都是伪道德，哪怕这种道德是未来时代的大多数人都能做到的超前道德，在现时代也是伪道德。道德和法律都是人类生活的日常家什，不需要超前消费。合理的法律如同饭菜，吃一辈子都吃不腻；合理的道德则如同空气，不仅呼吸一辈子不会厌倦，而且厌倦了都无法不呼吸。不好的饭菜可以不吃，不好的空气却不得不呼吸。人们曾经理直气壮地反抗不合理的坏法律，但是很少有人敢于反抗不合理的伪道德。越是丧心病狂的道德高标，人们越是不敢反对。人们顶多说，这种神圣道德对是对的，只是太难做到了。殊不知大多数人无法企及的道德高标绝对是错的。因为道德的目的是让大多数人成为善人，而伪道德使大多数人成了罪人。伪道德对人类精神和社会生活造成了最大伤害。真正的道德就像空气那么重要，又像空气那么平常。让人感觉不到存在的空气是最好的空气，让人感觉不到存在的道德是最好的道德。认为道德与法律不该太平常的道学家，是厌世者和恨世者，他们简直就想停止自己的呼吸，或者一天到晚挖空心思把人类的精神空气弄得污浊不堪，使人们难以畅快地呼吸，直到大多数人的精神都窒息而死，成为行尸走肉。因此道学家是人类的最大敌人，文明的最大敌人，道德的最大敌人，更是生命与爱的最大敌人。
最后我想顺便谈谈孔子在中国乃至人类文明史上的特殊价值。孔子的中庸思想，在这一故事中得到了极为出色的体现。孔子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因为他是真正的有德者。有德者宣扬道德，不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令人敬仰及至令人膜拜的道德圣人，而是为了让道德引人向善，给人间带来祥和与幸福。只要有利于道德广布天下，真正的有德者不惜被道学家诬为“道德叛徒”。
孔子之所以反对“以德报怨”，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8]，正是因为反对道德高标，主张道德中道，所以孔子绝对没有圣人气，更没有道学气。把孔子捧成圣人和道学家，是儒家后学对孔子的最大背叛。孔子的思想非常平实中肯，没有任何唬人成分。
孔子确有不少地方令人难以恭维，比如过分注重实际效果，导致他的道德原则缺乏宗教的超越性。更由于过分注重实际效果，又因时代局限而无法分清法律与道德的不同辖域，导致他从所处时代的实际效果出发，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9]，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这未必完全没有道理。尽管以现代人文公理来看是十足的愚民政策，并对后来的中国历史影响极坏。但这一方面是孔子的历史局限，另一方面也是儒家后学过度彰扬的结果。儒家后学没能继承发展孔子思想的诸多好的方面，却发扬光大了孔子思想的某些坏的方面。后者是孔子不必负责的，因为任何思想家都有局限。如果后人错误地把某位伟大思想家吹捧为永远不会出错的“一句顶一万句”的圣人，随后又把他的局限之处和思想糟粕发扬光大，那么伟大思想家就会成为历史的替罪羊。评价孔子功过，一方面不能为孔子的愚民思想辩护，另一方面必须实事求是，知人论世，把远非完美无缺的真实思想家，与后人歪曲重塑的道德偶像区别开来。
不幸的是，孔子最杰出的弟子颜回死后[10]，剩下的多为子贡这样的蠢材，他们以道德代替法律，以强制代替自由，对科学全无兴趣，对艺术毫无会心，徒然只剩无止境的伪道德叫嚣。两千年中国历史，就被这些真道学和假道学鼓吹的伪道德毁掉了。以至于中国人没啥东西可以夸耀，只能吹嘘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世界第一。然而一个民族的整体道德水平，与个别道德自恋狂和精神自虐狂的屡破道德世界记录不仅不成正比，反而适成反比。何况夺取道德世界记录的锦标，原本就是道德狂的自恋痴念。真正的道德从不与人争胜，而是与人为善。真正的有德者从不进行无法验证的道德裁判，而是仅以可以验证的科学真理与人辩难。
真正的道德大地，为全人类共享。各民族在各自不同的历史道路上，营造了不同的法律建筑体系，发展了不同的思想艺术体系，探索着同样为全人类共享的科学真理的广袤天空。由于孔子之后的古代中国人误把伪道德奉为天空，却把科学真理乃至法律民主践踏在脚下，于是古代中国人成了倒立在天花板上跳舞的奇怪民族。
[1]《吕氏春秋·先识览·察微》：“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
[2]端木赐（前520－前450）：字子贡。卫国人。孔子弟子。
[3]《庄子·外篇·田子方》：“温伯雪子曰：‘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
[4]《庄子·外篇·骈拇》：“枝于仁者，擢德搴性以收名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
[5]〔北宋〕欧阳修《纵囚论》：“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6]《论语·颜渊》：“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7]《新约·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8]《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9]语出《论语·泰伯》。
[10]颜回（前521－前490）：字子渊。鲁国人。孔子最为喜爱的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