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高要县三年困难时期
黄东文

2002年第9期 炎黄春秋杂志



当年“高产卫星”过秤时的情景

1959年到1961年是中国人民遭受深重灾难的三年。三年中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200亿元，出现了全国范围的饥荒，饿死的人数以千万计。现将我在广东省高要县亲历三年困难时期的真实情况，及今日的思考提供给读者。

竞放晚稻高产“卫星”
各级领导走火入魔

三年困难时期的形成，是从1958年夏收大放小麦高产“卫星”开始的。这年6月7日，河南省信阳地区岈山人民公社率先放出亩产2105斤全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刮起了粮食高产“卫星”的狂风。这股风刮到广东时，早稻已基本收割完毕，要放早稻高产“卫星”已错过了时机。到10月初，晚稻刚刚开镰收割，地处西江地区丘陵地带的新兴县迫不及待，率先向省委上报了“特大喜讯”：全县晚稻平均亩产1000多斤，出现了一大批亩产3000斤、4000斤、5000斤的晚稻高产“卫星”田，成为全省最早出现的晚稻高产状元县。对此，媒体大张旗鼓进行宣传，省属各部门奖励了10多辆汽车给新兴县。接着，县委书记刘某调任高要县县委书记。高要县是西江地区首县、富县，是地委、专署驻地，又是全省举足轻重的几个商品粮基地县之一，调到高要就意味着升级。不多久，他就当了中共西江地委委员。当时，我在中共高要县委办公室当一名小干事，职务是县委调研组组员。刘某来高要后，领导安排我当刘某的秘书。正是秋收大忙季节，刘指定分管农业的副书记率各部、委、办、局领导及各公社党委书记去新兴参观晚稻高产“卫星”田，并指定我一同去。新兴一位县委副书记介绍情况时说：“现在形势一派大好，卫星连片、连村，大面积出现，估计全县晚稻亩产至少超过3000斤！”吃过午饭，我们来到天堂公社参观“卫星”田，田里的稻子已割完，田头整齐地排列着已脱粒的100多箩谷子，大木牌用白底红字写着情况介绍：一块是地委书记的试验田，亩产8000多斤；另一块是地委常委、妇联主任的试验田，亩产6000多斤。大家看了，都说：“这回来参观，看后真是大开眼界，思想解放了！”可是大家心里怎么想，谁都十分清楚，只不过无人挑明罢了。当晚回到高要，刘书记交代，要我第二天带领各公社农业副书记再到新兴参观。在回来的车上，由于没有首长在场，大家讲话毫无顾忌。有人说：“我点过禾头，数过穗数，算过谷粒，什么亩产8000斤，我看有六七百斤就很不错了！”有人说：“这样的高产状元县，我看全省到处都有！”接着，莲塘公社副书记张有才冲着我吼叫：“老黄，明天下午你在办公室等着，我们莲塘公社也要向县委报一个‘卫星’！”我说：“好啊！一言为定，你报来，我给你整理材料！”于是车厢里又响起了一阵哈哈大笑。看来大家把放晚稻高产“卫星”都看成是上头号召的政治任务，既然是上头布置的，下边照上边要求完成任务就行了，至于放了“卫星”会产生什么后果，谁都没有认真考虑。
次日下午，张有才果然打来“报喜电话”，说：“今天上午，我们莲塘公社在镇安大队召开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生产队长‘卫星’田实割现场会，经丈量土地，专人过秤，核实亩产，干谷5100多斤，特向县委报喜。”我立即整理好材料，请刘某过目，他看了很高兴，立即批示通报全县各公社。接着全县各公社的晚稻高产“卫星”喜报如雪片般飞到县委办公室，都是亩产四五千斤、五六千斤。晚稻大放高产“卫星”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后来，省委组织晚稻创高产报喜团上北京向党中央报喜，全县第一个放高产“卫星”立了功的张有才代表高要县上了一回北京。
大放晚稻高产“卫星”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我们高要县在一片“粮食大丰收”的喜气洋洋气氛中迅速掀起了深翻改土、积肥送肥、兴修水利、大炼钢铁高潮。与此同时，全县一夜间实现了“公社化”。人民公社一成立，就出现了“一平、二调、三共产”。所谓“共产”，实际上只有“上面共下面的产”，没有“下面共上面的产”。随之出现了高估产、高征购，普遍购了过头粮。还实行免费吃饭加发工资的制度，没多久，就耗尽了大队、小队的存粮和资金。1959年春节前，全县城乡掀起了大炼钢铁的高潮，每天投入大炼钢铁的劳动力超过10万人。办大食堂又占用了大批精壮劳动力，只留下老、弱、妇、孺投入秋收，导致大量已成熟的晚稻无法及时收割而烂在地里。春节前粮荒开始在部分大队露头，大队干部向公社反映实情，要求调粮解决。可是由粮管部门征购的粮食已入国库，公社无权动用。于是粮荒就如烈火燎原般全面爆发，变成势不可挡的灾难。

清查“黑仓”　大反“瞒产”
村干部哑巴吃黄连

高要县秋收后，一些大队不到三个月就把存粮吃完了。有一个公社书记几次打电话向县委反映，要求解决调粮，在被拒绝的情况下跑到县长办公室，跪在县长脚下痛哭，说什么也不肯起来。这使县领导感到困惑，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反复分析研究，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是大队、生产队干部对平调粮食有抵触思想，把粮食藏起来，瞒产私分。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一次“查黑仓、反瞒产运动”。1959年1月21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4200多人到会，县委进行了“查黑仓、反瞒产”动员。西江地委书记也到会讲话。他说：“高要是西江专区的粮仓，又是高产县，1958年晚稻特大丰收，怎么会秋收后不到三个月就缺粮了？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谁都不会相信。粮食都到哪里去了？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大队、生产队干部搞了黑仓，把粮食藏起来，瞒产私分。地委坚决支持县委反瞒产的决定，下决心把粮食的底子搞清楚。希望有瞒产行为的同志安下心来开好会，通过学习，提高认识，把隐瞒的粮食报出来，不搞清问题就不散会，开到过年也要开下去！”会议一连开了三天，毫无进展。当时已是春节前夕，参加大会的队干部，思家心切，好些人失眠，还有的人在睡梦中狂叫惊醒。我向刘某汇报了这一情况，刘某说：“那就好，说明大家担心不能回家过年，思想斗争开始紧张，不说不行了。”我到禄步公社禄步大队参加讨论，大队长胡启满同我很熟，他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告诉我：“老黄，实不瞒你说，我们大队确实搞了三个‘黑仓’。”我一听心情振奋，忙问他“总共多少谷子？”他一本正经地回答：“8万斤左右罢。”我说：“你真笨，干嘛要搞这吃力不讨好的事？”胡启满说：“这你就不明白了，像现在一日三餐干饭，放开肚皮吃饱，全大队两千多口人，粮山也要吃崩，到时候没有粮食了，社员找我要饭吃，我找谁要去？”我听他讲的话有道理，深信不疑，马上向刘某汇报。刘某马上说：“好！立即通知禄步公社党委，召开全体大会，让禄步大队长作典型发言。”胡启满在大会上讲话有板有眼，全场200多人听得十分入神。胡启满讲完后，县委书记刘某强调自报瞒产粮，谁报归谁，县、社一律不调走、不没收的原则，号召大家放心自报。接着就以大队为单位开讨论会，果然出现了各大队纷纷报出建立粮食“黑仓”、瞒报粮食的情况。县委立即召开公社书记会议，介绍禄步公社的做法，各公社书记听了十分兴奋，情绪高涨。第二天是旧历十二月二十八，各公社在讨论中突然如火山爆发般掀起了自报“设立黑仓，瞒产私分粮食”的高潮。整整一天，全县共有1800多位大队、生产队干部自报设“黑仓”，“隐瞒”粮食1.2亿多斤。
春节后，我即到禄步公社进一步了解 “粮食黑仓”清查落实情况。出乎我的意料，公社的同志说，“四级干部会议揭发的黑仓绝大部分是假的。因为当时已是年关，再不报个假账应付就无法回家过年，还要囚在县里整思想，当然谁都不干啦。”我一听，心里凉了半截，马上到禄步大队去。找到胡启满，问他“三个黑仓”是怎么回事？胡启满慢条斯理地说：“三个黑仓是假的，我们根本就没有瞒产。”我回到公社，杨希明书记告诉我：公社党委在外坑大队查出了一个黑仓，有几千斤谷子，准备下午召开现场会，请我也去参加。下午，我到了外坑大队，果然见晒场上摆满了几十箩谷子，趁现场无人，我伸手插进谷箩去探查。天啊！原来谷箩表面一寸厚左右是真谷子，下面垫的全是谷壳！我再探过几箩，都是同样情况。说明“黑仓”里几千斤谷子中只有5%左右是真谷子，其余95%都是谷壳。禄步公社党委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笨拙的假现场呢？我想他们也是为了应付县委，不得已而为之。后来，我了解到全县其他公社的情况也和禄步公社差不多。这说明全县在查黑仓、反瞒产运动中反出的基本上都是假材料，而且越反越假，花样翻新。放“卫星”导致高征购，高征购导致购过头粮。这样，浮肿病、饿死人的惨剧终至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饿死农民　诿过于人
弃卒保帅大抓“恶鬼”

1960年4月30日，由高要县下放干部组成的“公路绿化专业队”一行70多人（我是其中一员）集中到县委，听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讲话。部长说：“现在全县有一部分公社因为干部官僚主义，作风恶劣，不关心群众，造成各种疾病流行，不正常死人严重，特别是莲塘公社，情况十分严重，县委已派去工作组，对公社党委进行整顿。县委决定撤销公路绿化专业队，全体队员改为抓生活治病专业队，集中到莲塘公社，具体任务就是整顿食堂，抢救病人。”部长一再强调：“莲塘公社党委已经烂掉了！你们到莲塘后，归县委工作组领导。”五一节上午，全体下放干部到了莲塘公社，县委工作组向我们介绍情况，分配任务，我才知道公社党委已经“烂掉”是什么意思。原来2月下旬，原禄步公社党委书记杨希明调任莲塘公社党委书记，已有一批大队闹粮荒，不久各大队普遍缺粮，公社多次向县里反映，县里不予解决。许多大队把饲料粮吃完了，就吃种子，有的大队连种子也吃完了，口粮标准一降再降，导致社员中各种疾病大爆发，大部分妇女患了子宫下垂、闭经病，男人则普遍患上肝炎、水肿病，很多小孩患“马骝湿”病。各大队都出现饿死人。到4月初，有的大队死人已占上年年终人口5%以上。这时，县委才认识到死人问题的严重性，派出工作组到莲塘处理死人问题。刚调到莲塘两个月的杨希明和放水稻高产“卫星”的始作俑者张有才被指控犯有严重官僚主义，“高高在上，害死一大批贫下中农”，两人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判处了徒刑。调回龙公社书记王北水到莲塘接替杨希明的职务。到了7月早稻收割大忙季节，由于繁重的劳动、社员身体瘦弱以及卫生条件差等原因，病人大量增加，送到公社卫生院和各联队卫生站抢救的病人挤得连走廊、办公室都摆满了病床。最可怕的是，这时突然发生了严重的夏季流行病——痢疾。许多病人本来体质已很差，一旦染上痢疾，腹泻不止，很快就因严重脱水死去。到7月下旬，全社已有温贯、罗勒、波洞等11个大队死人超过总人口的10%。这时，公社党委通知召开全体干部会议。大会由县委工作组主持，县委副书记兼县长讲话。他说：“今天这个大会，是捉鬼会！近几个月来，莲塘公社发生那么多种病？就因为有鬼！水肿鬼、闭经鬼、肝炎鬼、马骝湿鬼……都有！鬼在哪里啊？公社里、大队里、生产队里都有！要治病，不死人，就得捉鬼！把这么些鬼都捉了，各种病都会好，就不会再死那么多人了！”听了半天，终于弄清楚了县长讲的“捉鬼”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把那些躲在公社里、大队里、生产队里的“鬼”们一个个捉出来。
下午，县长公布“莲塘死人事件”有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被捉的“鬼”共48人，第一名就是王北水，他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留在公社继续抓好生活治病工作。受处理的干部，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非党、团员的撤销职务。下放干部、抓生活治病专业队被作为“鬼”捉的有两个：一个是队长陈介忠，他所驻的温贯大队，是该公社死人最多的大队，死人达大队人口的13%，他无法推卸责任，被开除党籍。另一个是队员张子尧，马来西亚归侨，原南方大学学生，他在为病人熬牛骨汤时，为了调味尝了下牛骨汤，说他“偷吃病人的营养品”，被开除团籍。作为公社党委书记、全社3万多人的父母官，王北水在三个月任内为了拯救数以千计的濒危病人，尽了他的一切努力，可是他却被作为“莲塘死人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受到了最严厉的处分。在这样的逆境中，王北水对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对待没半句怨言，而是接受分配给他的严酷任务：受处理后第二天大清早他就出门，走访了莲塘的5个大队，检查病人情况，晚上到公社卫生院同医务人员一同抢救危急病人，直到凌晨1点多钟才回到公社。次日一早到伙房打一大碗白开水，吃两个咸馒头，又出门了。他这些感人事迹，许多干部、社员都是亲眼见的，大家都为他打抱不平。
过了半个月，地委工作组来了，主要是了解1958年稻谷产量的真实情况以及群众对县委大批处理干部的看法。又过了几天，地委召开会议，宣布地委认为前段高要县委对莲塘一大批干部的处理是错误的，分别恢复受处理的48位同志的党籍、团籍与职务。由于大放水稻高产“卫星”，逐步演变成“捉鬼”的闹剧终于落下帷幕。
血的教训刻骨铭心
莫让荒唐历史重演

三年困难时期已过去40多年了，今天总结其历史教训，仍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首先，党内民主不健全，党章规定的党员基本权利被严重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健全党的组织生活的基本原则，坚持贯彻这个原则是党维持旺盛战斗力的基本保证。在执行这个原则中，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三项，对正确与错误都有明确的界定标准，唯独“个人服从组织”这一项往往由于书记以“代表党委”的名义，对广大党员及人民群众发号施令。三年困难时期高要县一次处理200多名社、队干部，就是县委书记个人权力恶性膨胀，不受党委约束，严重违反党章，践踏党员基本权利的典型例子。
其次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制订一切法律、法规的依据，是中国人民享受社会主义制度赋予的各项政治、经济权利的基本保障。当时的宪法总纲第十一条规定：“国家保障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的所有权”；第三章第九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房屋不受侵犯”。可是在公社化高潮中刮起的“共产风”、强迫命令风，把农民的房子拆了作肥料，把农民养的牲畜没收集中办大畜牧场，把农民的家具、厨具没收办集体食堂，使庄严的宪法成为一纸空文。
三是缺乏群众监督，民意得不到应有尊重。在“三面红旗”已造成严重恶果，人民群众迫切要求修正错误，稳定农业生产关系，恢复与发展生产的时刻，上面仍一意孤行，坚持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使“三面红旗”造成的严重后果持续发展。1959年，庐山会议原是让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领导畅所欲言反映“三面红旗”给农民带来的灾难和农民要求纠“左”的呼声。但谁都不会料到，原本纠“左”的会议突转“反右”，反出一个“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接踵而来的是，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实践证明，要维护党员和公民的基本权利，要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必须建立民意机构，健全实践民意运行机制，认真尊重民意，切实实行群众监督。
（责任编辑　赵友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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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百姓家史】荒唐年代的惨痛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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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喜相逢 于 2015/6/12 17:23:07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节选自长篇小说《梦回香巴拉》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10693168

我幼小的时候，是物资极为贫乏的年代，别说计算机、电视，就连一台收音机也都闻所未闻，像我们这些平民的孩子，最大的娱乐也就是满街疯跑，或是到海滩嬉戏，到小溪捉鱼捞虾。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奶奶对我极为疼爱，从不让我到处疯跑，这让我从小就养成了平静、谦和的性格。南方的夏天闷热而漫长，那时候空气还没有污染，天空还是蔚蓝一片，夜晚的星空也格外明朗，繁星点点，闪烁明亮，不像现在到处都是雾霾，天空总是灰蒙蒙。一到夜里，没有高楼的阻挡，没有热岛效应，风从海上吹来，清凉惬意。

所以，一到夜幕降临，坐在家里的庭院，在朗朗星空之下，听奶奶“讲古”（老家俚语，讲故事的意思）便成为我小时候最大的乐事。奶奶家学渊源，饱读诗书，肚里总有讲不完的故事。岳家军、杨家将、三国、水浒等等等等，当然更多的还是宋末三杰抗击元兵，慷慨赴义的悲壮故事。不过，相比这些慷慨激昂，壮怀激烈的故事，我似乎更喜欢奶奶给我讲的神话故事，什么西游、封神、嫦娥奔月、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牛郎织女等等，给了我无限的想象和遐思。

记得有一次，凉风习习，夜光如练，奶奶仰头向天，若有所思，久久没有说话。我知道奶奶又在想念爷爷了，不敢开口打岔，也随着奶奶仰望浩瀚的星空。过了许久，奶奶才幽幽地叹了口气，指着天上一条泛着淡淡乳白色的亮光对我说道：“瞧，那就是银河啦，西边最亮的那颗星星就是织女星，河对面那颗一闪一闪的星星就是牛郎星了。”我以为奶奶又要开始讲故事，便不开口，静静地等奶奶继续往下讲。奶奶似乎没有察觉到我的期待，自顾自地又说道：“虽说牛郎和织女一年才能相聚一次，但是天上的岁月无穷无尽，那也和永远在一起没什么分别了。”奶奶一生与爷爷聚少离多，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思念爷爷中度过，每当奶奶思念爷爷的时候，我总是不太敢开口说话，怕打断奶奶的思绪。这时却忍不住地问道：“奶奶，奶奶，爷爷究竟去了那里呀？怎么老不来看我们呢？”从大人的口中，我早就知道爷爷已经去世，但是当时年幼的我并不懂得死亡的真正含义，偶尔问起，大人们也总是说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奶奶微微一怔，接着轻轻一笑，说道：“爷爷呀，去了天上了，你看。”奶奶说着指了指东南边一个不知名的明亮的星星，接着说：“那就是你爷爷，他正在天上看着我们，守护着我们呢。”我抬头仰望着星空，不解地问道：“爷爷怎么会到天上去呢？”“爷爷是好人啊，好人死了之后就变成星星，到天上了。”奶奶应道。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喃喃自语地道：“原来人死后都到天上去了啊？”“那倒不是。”奶奶顿了顿，说道：“只有好人、善良的人，死后才能到天上去的哦。”“那坏人呢？坏人死后去了那里？”我急忙问。奶奶见我问的天真，不禁莞尔，笑道：“坏人啊，死了之后自然就是下地狱了。”“地狱又是什么地方呀？”我问道。“地狱啊，那可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关着都是些坏人，恶魔，天天要遭受下油锅，开膛挖心的酷刑，无时无刻地受尽各种折磨，永远永远也见不到自己的亲人。”奶奶顿了顿，接着说：“而且啊，做的坏事越多、为害越大遭受的酷刑就越厉害。”我不禁打了一个寒噤，低声道：“原来做坏人的下场这么可怕啊！”“是啊，”奶奶少有地脸色一端，正色地说道：“所以啊，不管在什么情况，都绝对绝对不能做坏人的！”

“不管在什么情况，都绝对绝对不能做坏人的！”我喃喃地重复着奶奶的话。虽然那时还小，尚不懂什么是好人、坏人，但是奶奶的这句话却时时在我耳边响起，也成了我这一生做人的最基本的信条。

也许是神话故事听多了，在我幼小的心里总是天真的认为，只有坏人才会死掉，好人就应该长命不死才对，为什么好人也要死去呢？我不解的问奶奶，奶奶轻轻地笑道：“傻孩子，只要是人，总要死去的呀。”“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都要死掉吗？”我问，“嗯。”奶奶点了点头。“不管多么善良的好人，也不管做了多少好事，都一定要死掉吗？”我不服气追问，“是啊，”奶奶肯定地说,我怀着最后一丝希望，不死心地追问道：“那是不是有本事，有大本事的人就可以不死了呢？”奶奶见我执拗，不禁失笑地说：“生老病死，那是自然规律啊，再大本事的人也一样要死的，一个人再伟大，再了不起，终究也是难逃一死！”

正如奶奶所说的，生老病死乃是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太阳照常东方升起，从西边降落，地球并不因某个人的存在与否而停止旋转，时间不紧不慢地按照它的规律悄悄地滑过，不管我愿不愿意，都不得不接受没有奶奶的日子，很快，时间就悄然地滑到了一九七六年。

在中国的历史上，一九七六这一年绝对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太多太多的大事件集中在这一年发生，先是三大巨头的先后谢世，唐山大地震，一夜之间二十多万无辜民众死于非命，一万多个家庭瞬间瓦解，接着就是打到了四人帮，宣告一个时代的终止，结束了人类历史上最惨无人道，最荒诞的人祸。而我人生中第二次直面死亡的问题也就在发生这一年。

时间的巨轮缓慢而坚定地驶入了一九七六年，当人们刚刚度过沉闷、压抑的新年（阳历新年，在那个癫狂的年代，中国最大的传统节日—春节，被执政当局认为是封建的糟粕，不被允许民间庆贺），记得那年的冬天特别的阴冷，是南方少有的寒冬，家里大人们将能穿的衣服都给我们套上，但坐在潮湿、阴冷的教室里，我们仍是忍不住一阵一阵地瑟瑟发抖。突然有一天，大街小巷大大小小的有线广播突然同时响起了陌生而又低沉的旋律，正当我们微微惊讶诧异的时候，老师紧急宣布停课，将我们带到学校的礼堂，礼堂里，令人压抑的的旋律更加沉闷而响亮，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压抑而又令人不安气氛，台上老校长瘦削的脸庞一脸地严肃，老师们安顿好我们排好队之后也步履沉重地走向台上，齐刷刷地站成一排，脸上也是少有的凝重与迷茫。我与几个要好的同学都禁不住地偷偷相互对望几眼，少不更事的我们在这不安的气氛中也隐隐地感觉到有什么大事发生了，心理不禁掠过一丝慌恐，同时也莫名地泛起了一阵兴奋和期待。忽然，压抑、沉闷的旋律戛然而止，刹那间礼堂里诡异地一阵寂静，老校长轻轻地咳嗽一声，清了请嗓子，缓慢而低沉地宣告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

周恩来的死验证了奶奶的话，“再伟大、再了不起的人也难逃一死。”让我和同学们意外之喜的是接下来日子，我和小伙伴们竟然可以不用上课，老师和大人们忙着准备各种追悼、纪念大会，无暇管顾到我们。当时在我们小孩之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一种转陀螺的游戏，我们几个要好的伙伴整天带着自制的鞭子和陀螺，各出绝招，比赛谁的陀螺最大最沉，转的最快最久，整整一个礼拜，玩得不亦乐乎。社会上压抑、沉痛的氛围丝毫也不影响我们欢乐的心情。

快乐的日子总是很容易地就过去了，社会很快又恢复到正常的秩序，我们在疯过之后又日复一日地开始了沉闷、单调、无聊的课程。在尝过甜头之后，在尚算轻松的功课之余，我知道，我与所有的同学都在心里暗暗地期盼着、等待着下一个大事件的发生，在一次课余的玩耍中，终于坐在我后座，也是我最要好的同学，玩性最大的张丹升同学终于忍不住地说出了我们一直期盼的却都不敢说出来的话，“什么时候再死多几个大人物就好了。”一语惊人！道出了我们所有孩子的心声！当时的大人们是怎么想的不得而知，但此话却实实在在地代表了我们那个年龄的孩子们的心理期盼，我想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代表了全中国大多数少年儿童那时候的心里所盼的吧。（后来参加工作之后，接触到了全国各地差不多同一年龄的各行各业的人们，专门就这事做了个小小的调查，除了个别由于各种原因拒绝回答之外，绝大多数人回忆之后都表示当时确实人同此心。）

时间之河就在我们心里念着、盼着，期待之中静静地流淌着，转眼之间一学期就快过去一大半了，在此期间，我童年时代最最惨痛的劫难终于无可避免地降临到我的头上，此次劫难是如此的惨烈，如此的荒诞，以至于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事隔多年，直到现在所有细节仍然清晰如故，历历在目。

清楚地记得那是我们在上语文课的时候，当时给我们上语文课的老师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女老师。老师姓高，是刚从改造农场回调到我们学校的教师，属于改造积极，尚可挽救的右派份子。（当然这些信息我是后来才得以知道的。）刚刚四十出头的年纪，两鬓已经斑斑点点，花白过半，齐耳的头发永远都整齐地分梳在两边，架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孱弱的身躯总是微微地蜷缩着，似乎永远都在躲避着什么似的，声音尖尖细细，并不时地伴随着几声干咳，站在讲台上微微颤颤，老是让我忍不住担心高老师走在街上被大风一刮，会不会马上就倒地不起，真不知道那些年，如此瘦弱的身躯是如何熬得过改造农场里那么超高强度的体力活，还有各种花样百出的批斗会。

我们学校一个年级有四个班级，我所在的班级是三班，是全校有名的顽皮的班级，也是最调皮捣蛋、最难管教的班级，高老师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根本就管不了我们，也不太敢管我们，语文课的时候，整个课堂总是吵闹喧嚣，乱糟糟一片，老校长最后实在看不下去，每当我们上语文课的时候，只要他有空，都会坐在课室的最后一排，震慑我们，维持课堂的秩序。哪天语文老师高老师给我们讲的是一篇名叫《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课文，疆字笔划太多，太难了，一下子难倒了我们，高老师在黑板上大大地板书了一个疆字，要我们在本子上照着写，接着跟我们解释这个字的意思。只听高老师解释道：“疆的意思啊就是界限、边界的意思，无疆呢就是没有界限，无边无界，永远的意思。所以呢，课文题目的意思就是我们敬爱的毛主席万年长寿，无边无界，永远永远也活着……”不对啊，我心理嘀咕着，人怎么可能长寿不死，永远活着呢？奶奶不是说过，只要是人，终究是难逃一死的吗？况且文天祥在诗里也说过人生自古谁无死，奶奶那么好的人也都死了，凭什么毛主席就能万年长寿，永远不死呢？年初周恩来的死不就证明了再伟大的人也是要死的吗？毛主席难道不是人吗？万年长寿、永远不死那不是胡说八道嘛？绝对不可能的呀。我用力地摇了摇头冲口而出，高声说道：“老师，你说的不对，毛主席也是要死的！”

真可谓是石破天惊，犹如平地一声惊雷，“你说什么？”高老师吓得失声尖叫，脸色瞬间变得煞白，身子悠悠晃晃，几乎要跌倒在讲台上，嘴里哆哆嗦嗦地道：“你,你，你刚才说了什么？”我没料到高老师反应会这么剧烈，微微一怔，反问道：“我说毛主席也要死啊，不对吗？”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应该还记忆犹新，在当时那个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年代，在那个将谎言宣传成真理的年代，全国上下运动达到巅峰，将毛泽东抬在神坛上，当神一般膜拜的年代，“毛主席也是要死的”这句话在我心里只不过是个常识，而对高老师来说，非但闻所未闻，恐怕连想都不敢想过。别说在我们学校，估计当时全中国近十亿人口当中，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声说出这样的话的人，恐怕也没有几个。对于经历过各种残酷运动的高老师来说，这句话对她心理造成的震撼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她的承受极限了。高老师这一吓真是非同小可，脸色白里泛青，嘴角剧烈地抽搐着，竟然发不出任何声音，身躯瑟瑟发抖，几欲摊到。我连忙站了起来张开嘴还想再说什么，还没等我再开口，只见老校长“腾”地一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一个箭步地冲到我跟前，伸手紧紧地捂住我的嘴，脸色铁青，口里直说道：“不能乱说，不能乱说……”

别看老校长已经有把年纪了，平时走路总是慢条斯理、不紧不慢，那时却是步履如飞，矫健有如少年。当时的场面甚为滑稽，我一个人站在课室中间，傍边老校长瘦骨嶙嶙的大手紧紧地捂着我的嘴，同学们在座位上面面相觑，不明所以，不远处讲台上的高老师腿脚发软，斜倚在讲台旁，胸口快速地起伏，课堂上一片鸦雀无声，唯有高老师瑟瑟发抖的身躯带动着讲台，发出古怪的“咯吱，咯吱”的声音。过了半响，高老师终于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凄厉的叫声：“这，这，这可是反革命言论啊”。

很快，我的反革命言论就传遍了整个校园，同学们不懂得事态的严重性，依然与我有说有笑，老师们却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指指点点，连一向喜爱我的班主任李老师见到我也远远地躲开，唯恐避之不及（班主任李老师是我们的算术老师兼音乐老师，我从小就乐感颇强，学习又好，深得李老师的喜爱。）。

未曾想到，我只是说出了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常识而已，却在一时之间，竟然成了全校乃至全县中小学校的“名人”，成为了反面教材。善良、正直的老校长深知事态的严重，冒着极大的风险，紧急召集全校老师开会，极力想将此事控制在学校的范围内。但纸终归是包不住火，没过两天，我的反革命言论终于还是被人举报到了县教育局。

我的老家僻处于中国南方一个偏远的渔港，交通闭塞，远离政治中心，然而却是历史悠长，人心淳朴，古风犹存，虽然在四九年中共执政之后，经历了一场场政治运动的洗劫,那里的人们仍然顽固地守护者自己心中最后一丝正直与善良。县教育局连续开会，经过多次的激辩，虽然不少的年轻革命派主张上报公安局，作为反革命言论处置，但大部分人却认为太过小题大做，小孩子不懂事，不能太过当真。双方激烈争辩，互不相让，甚至有些人上纲上线，说我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要深挖我背后的反革命势力，在老校长声嘶力竭冒死的抗辩之下，最后还是老成持重的教育局长拍板决定，由一个姓胡的副局长—一个即将退休的的老干部拟定下了宽大的处理结果：遵循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为了挽救一个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少年儿童，将我的错误言论作为反面教材，通报全县的中小学校，同时在全县的教育系统范围内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党、爱领袖、表忠心活动，责令我所在的学校和家长对我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责令我本人对自己的错误言论做深刻的检讨，并做记大过处分。

老校长由于连带责任，也被责令做深刻的检讨，并被暂时停止校长的职务，降级为学校的教导主任。可怜的老校长无辜受累，本来他完全可以撇开责任，甚至为了自己的前程而落井下石，以表明自己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对领袖的无限热爱，但可敬的老校长缺不昧良心，无数次地冒险在学校、教育局的会议上脸红脖子粗地为我据理力争。

当老校长陪同教育局的胡副局长和另外一个年轻的干部到我家对我父母宣告对我的处理结果的时候，可怜的父亲才知道我闯了多大的祸。父亲当时是县里农机局的技术员，几乎每天都要下乡为各个生产队修理农机具，培训乡村技术人员，一个月才能有两三天能回家休息，哪天刚好是父亲从乡下回家的时候，父亲听了我的“事迹”，不啻是五雷轰顶，怎么也不相信一向乖巧懂事的我，竟会说出如此离经叛道的言语。父亲虽然只是个小小的技术员，但也算是国家干部，在县机关工作，历经过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的他，深知什么叫祸从口出，看多了无数无辜的人仅仅由于说了一句不合时宜的话，表达了一个不同的观点就被批斗、劳教、残酷斗争。不久之前，就在他们单位，有一个年轻的技术员，仅仅在如厕的时候，不小心将一本毛主掉进粪坑就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份子，目睹了年轻的技术员如何无休止接受审查，被残酷批斗、游街，辱骂、殴打，受尽凌辱，最后还被判了十六年徒刑。谨小慎微的父亲在单位兢兢业业地做事、小心翼翼地做人，终于勉强地躲过了各个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虽然对年轻的技术员的悲惨遭遇不敢置词，但偶尔谈起，确也不胜唏嘘。活生生的例子就在眼前，没想到如此的厄运竟然就要降临到自己身上，如何教他不又惊又怕？

不知道父亲当时心里是如何地痛苦与挣扎，只见父亲白皙的脸庞一阵青一阵白，双手不听使唤似地颤抖起来，身子摇晃，上牙紧紧地咬住下唇，一声不吭，忽然低声一吼，扬手就是一个巴掌，朝我脸上狠狠地扇了下去。我本来以为父亲最多也就大大地训斥我一番，虽然一百个不服气，但在威严的老校长面前（当时我还不知道与老校长一起到我家的两个教育局官员的身份，当然也不知道老校长为了我曾三番四次冒死抗争过。），我还是不太敢申辩，正耷拉着头，准备接受父亲的责骂，哪想到向来爱惜我们的父亲居然不由分手的扬手就打，我猝不及防，被父亲打个正着，顿时脸上火辣辣地作痛，不由得怪叫一声，睁大眼睛，不相信地看着父亲，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眼眶。父亲似乎不知道我内心的惊诧，嘴里骂道：“小混蛋，不想活命了，竟敢胡说八道。”边骂边顺手拿起桌子上一根粗大的绳子，（那是父亲平时在修理、搬运农具零件时，用来捆绑固定农具零件的，粗大而又结实。）朝我身上劈头盖脑地抽打起来，嘴里还不停的叫骂道：“我看你胡说八道，我看你还敢到处胡说……”我身子吃疼，心里又惊又怕又委屈，不禁”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嘴里不服气的嚷道：“为什么打我？我做错什么了？”母亲站在一旁，吓得手足无措，本能地将我护在身后，对着父亲叫道：“干吗打孩子？有话好好说嘛，干吗打孩子？”老校长也在一旁帮腔道：“不要打，不要打，孩子还小，教育教育就好。”教育局的胡副局长嘴巴蠕动了一下，似乎也想劝我父亲，傍边的另一个年轻的干部却抢先地说道：“哼，说得轻巧，这是什么性质，这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是反革命言论。”

本来有母亲护在身前，父亲高高举起的绳子已经停止了抽打，听到如此可怕的一句话，不由得心里打了个冷颤。要知道，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在当时可是罪大恶极的罪行，是要劳改、判刑、坐牢，甚至枪毙的。父亲的脸色霎时变得死一般的灰白，浑身抖动，胸脯起伏，剧烈地喘气，嘴里呵呵有声，就是说不出话。忽然，父亲从喉咙深处发出近乎绝望的一声吼声：“完了，完了，打死这混账东西算了。”说着猛一伸手，将我从母亲身后用力地拽了出来，我一个踉跄，差点跌倒在地，赶紧扶住厅中间的柱子，父亲就势将我按在柱子上，顺手用绳子将我紧紧地捆在了柱子上，我身子动惮不得，心里是三分惊恐、三分骇怕，更有三分的委屈，一分的疑惑，父亲反手拿起倚在墙角的扫把，倒转杆头，不由分说地朝我身上就打了下去。

棍子如雨点般地落在我的身上，我疼得嗷嗷乱叫，母亲那见过如此阵仗，吓得脸色煞白，眼泪直流，却不敢上前劝说父亲。恰好那个时候，不远处居委会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革命歌曲，一曲《唱支山歌给党听》穿透重重屋宇，飘进耳际，“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令人觉得诡异的是，当时我虽然身体疼痛难当，可那高亢的歌声却一字不漏地钻进我的耳朵，我心里极度困惑，这歌是在唱我的吗？眼前的情景不就是这歌曲的写照吗？虽然打在我身上的是棍子而不是鞭子，但又有什么区别呢？母亲不也是也只会泪淋淋嘛？可是歌里唱的可是万恶的旧社会呀，打人的也是地主恶霸，而不是自己的父亲啊，现在不是新社会了吗？我们都当上了国家的主人，为什么还要遭受这般毒打？是什么让父亲这么一反常态，动手痛打平日爱惜有加的儿子？我咬紧牙关，强忍着身上的疼痛，倔强地仰起头，不让眼眶里的泪水流出来，无助而又不解地望着如同癫狂的父亲和惶恐惊慌的母亲。

母亲在一旁不敢劝父亲，只能一个劲地对我说：”好孩子，快认个错，快说你再也不敢了……”母亲满脸泪水，不断地低声哀求着我，但天性倔强的我又怎肯轻易求饶，况且我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心里是一千个一万个的不服气，我不顾母亲的哀求，孤傲地抬起头，死命地紧咬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任凭泪水哗哗哗地从眼眶里滚落。

父亲其实也是不忍心打我，看母亲劝我，也就停下手里的棍子，附和着母亲的话，喝道：“快快认个错，保证今后不再乱说。”我倔强地扬着头，拼命咬紧牙关，死活不肯开口。父亲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不断地呵责我，到最后声音越来越低，几近哀求般地说道：“你就认个错吧，只要你认错了，就不再打你了，快点认错啊。”教育局的年轻干部见我如此倔强，冷冷地哼了一声，嚷道：“小家伙，这么顽固，简直是死不改悔啊。”年轻干部从一进门就冷言冷语，没有好脸色，还不断地煽风点火，父亲之所以下如此狠手打我，大半就是被他的言语所激，我心里气极、恨极，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心里反而不如刚才那么害怕了，索性豁了出去，高声为自己辩解起来：“我做错什么了？我又说错什么了？我只是说了毛主席也是要死的，这难道错了吗？毛主席不是人吗？你们说，是人那有不死的？”我的话显然激怒了那个年轻干部，只听他高声地怪叫起来：“瞧瞧，瞧瞧，这是反动透顶的反革命言论，极其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快，报告公安局去，抓起来枪毙！”父亲听他这么一嚷，脑袋嗡一下，瞬间一片空白，心里愤懑到了极点，也害怕到了极点，从喉底发出一声几近绝望的吼声：“打死你这混账东西，打死算了…..”本来已经快要放下的棍子又一次往我身上落下，不知道是父亲已经失去理智还是恐惧过甚双手不停使唤，突然有一棍朝我面门直戳过来，我身子不能动弹，赶紧将脑袋一偏，“噗”的一声棍子重重地戳在我左眼角的眉骨上。顿时皮开肉绽，鲜血直流，我一声惨叫，只觉得左眼巨疼，眼睛望出去红彤彤一片，心里惊恐至极，生恐左眼被戳瞎，从此变成独眼龙。我当时的情形恐怖之极，左眼血肉模糊，半边脸被鲜血染得通红，右边脸庞青筋勃发，由于骇怕和疼痛，不由自主地不断抽搐。母亲见状，尖叫一声，几乎昏阙，扑在父亲身上，死命地夺过棍子，哭喊道：“你疯了，你这是要打死他吗？是要他的命吗？”父亲也没想到那一棍会打在我脸上，吓得手足无措，四肢无力，瘫坐在地上，口里嘶声的嚷道：“他这是在要我命，要我们全家的命啊！”

老校长见我脸上血流不止，气得闷哼一声，一大步走到我身前，掏出手帕，捂住我的左眼，口里喝道：“还不赶快过来看看孩子。”转过头低声地安慰我道：“别怕，别怕，孩子。”胡副局长也没料到事态会发展成这个样子，当时父母教育小孩还不像现在这么文明，小孩子调皮捣蛋，不听话，犯错误，父母往往是棍棒伺候，所以父母打孩子在每个家庭都是再平常不过，胡副局长刚开始看父亲打我，也不太在意，心想对我略施惩戒也是好的，免得我以后再犯同样的错误，难以收拾。没想到事态演变成这个样子，看到我的惨状，心里大为不忍，对着我父亲大声地喝责道：“够了，够了，快去看看孩子伤得怎么样了”顿了顿，好像对那年轻干部，又好像对我父亲骂道：“简直莫名其妙，小题大做，至于吗？至于这样打孩子吗？”接着忍不住又说道：“再说了，孩子也没有说错，这世上还真没见过不死的人呢。”年轻的干部也是大出所料，虽然刚刚嘴里还叫得凶，这时也只是脸色铁青，悻悻然地站在一旁，一声不发。

我当时又惊又怕，脸上、身上疼痛难当，心里更是惶恐至极，眼里看出去渐渐一片昏黑，金星乱跳，脑袋一阵阵晕眩，几近休克，意识逐渐模糊……

当我再次苏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躺在床上了，头上也蒙着一块大大的纱布，几乎遮住我的大半个左眼，一睁开眼睛，就看到母亲大大的双眼噙满着泪水，脸上写满着焦虑和怜爱，正端着一碗参汤，用汤匙轻轻地喂到我口边，（我后来才知道，那是母亲厚着脸皮，央求邻居的老姨，切下一小片她珍藏多年，用于保命的人参，熬成的参汤。）一股苦涩，略带甘甜的汤水流进我口中，我轻轻地咳了一下，望着母亲，低低地叫了一声：“妈妈。”两行清泪顺着脸庞滑了下去。母亲见过醒了过来，怕我乱动，忙道：“好好躺着，别动。”说着放下汤碗与汤匙，拿起毛巾为我轻轻地擦去脸上的泪水，父亲见我醒过来，也赶紧地走到我的床前察看，父亲嘴巴蠕动了几下，终于不知道该说什么，伸手探向我的额头，想看看我有没有发烧，我负气地不看父亲一眼，将头一偏，拒绝父亲的好意，父亲无奈，尴尬地缩回手，轻轻叹了口气，脸上又是懊悔又是愧疚。

万幸的是父亲的那一棍只是打在我左眼上方的眉骨上，并没有戳中眼睛，尽管皮开肉绽，还好并不太严重，身上虽然布满伤痕，到处青一块、紫一块的，但也仅仅是皮外伤，并没什么大碍，然而，当时我惊吓过度，惧怕眼睛就此瞎掉，心里又是委屈、愤懑，到了夜里，竟然高烧不退，一病不起，可怜的母亲彻夜不眠，不断地用毛巾浸泡凉水，拧干后敷在我的额头上，帮我退烧，父亲也是整夜默不作声，一趟趟地到后巷给我打来清凉的井水（当时家里还没有自来水管，日常的饮食、洗漱全靠后巷的一口圆井）。

母亲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的我病床边，父亲也不放心我的伤势，请了几天假在家看护我，每隔一小会，就到我床前探视，看到我身体衰弱，不禁神色黯然，我心里对父亲有点忿恨，每当父亲到我床前，我不是闭上眼睛，就是故意侧开脸，不搭理父亲，父亲无可奈何，只能在心里暗暗叹气。

中国的南方，夏天来得特别的早，那年的夏天却似乎有点反常，格外的潮湿、闷热，整天淫雨绵绵。我赌气地连续几天都不理睬父亲，不跟父亲说一句话，父亲虽然心里焦急，却也无法可想。由于工作在身，父亲不能长期请假，不得不惴惴不安地重新踏上了下乡之路。

父亲离开家之后，虽然母亲悉心照料，但是我的病情却反反复复，并没有什么起色，记得不久后的一个晚上，天空飘着细雨，天气闷热难当，我在半夜睡得迷迷糊糊之际，忽然听到厨房传来一阵轻微的“叮里当啷”和“咕嘟，咕嘟”的响声，耳际似乎听到母亲在轻声地叫着我的名字，母亲轻轻地摇醒我，我诧异地睁开眼睛，看着母亲，侧头一看，父亲正悄声地从厨房走进房里，我心里纳闷，父亲不是到乡下去了嘛，怎么会深夜出现在家里呢？疑虑之间只见父亲快步地走向我的床前，手里端着个盘子，盘子里还盛着两个冒着热气的鸡蛋，茶褐色的蛋壳在昏暗的灯光下，发出淡淡的光晕，随着发亲的走动，在盘子里轻微地晃动着，父亲坐到我跟前，快速地剥掉鸡蛋皮，递到我嘴边，怜爱地说道：“嗯，你最喜欢的茶叶蛋，快趁热吃了吧。”我欠起身子，诧异地打量父亲，只见父亲胸前衣襟半干半湿，灰色衬衫邹邹巴巴，一半束在裤子里，一半垂落在外，点点斑渍，也不知道是汗渍还是泥斑，裤子，鞋子满是污泥，头发凌乱，几绺头发无助地垂搭在宽大的额头上，灯光下，两鬓星斑点点，格外显眼，几天之间，仿佛苍老了许多，脸上挂满着汗珠，尽管脸上挤着一丝的微笑，却难掩满脸的疲倦与憔悴。

我愣愣地看着父亲，不禁一阵心酸，心中不忍，接过父亲手里的鸡蛋，嘴巴蠕动，轻轻叫了一声：“爸爸。”父亲听我叫唤，禁不住热泪滚滚而下，喉头哽咽，轻声说道：“好孩子，让你受委屈了。”听到让你受委屈这五个字，我心里一阵苦涩，五味杂陈，刹时，心里酸楚难当，眼泪扑簌簌地夺眶而出，强忍多天的泪水一旦流出，就如决了堤的大坝一般，不受控制地倾泻而出。我越哭越伤心，最后抑制不住自己，索性放声大哭了起来。

其实我之所以病倒不起，倒不是伤势有多严重，主要还是因为心里的充满愤懑和委屈，郁结于心，无处宣泄。这一放声大哭，将多日积郁在胸臆的郁闷、伤心、委屈宣泄殆尽，加上母亲的细心照料，病情竟然迅速地康复。

父亲那天晚上从乡下带回十几只鸡蛋和一只老母鸡，母亲将其中四个送给隔壁老姨，以答谢她的人参片，剩下的十来个鸡蛋，母亲自己连一口也舍不得吃，连哄带骗地全塞进我的肚子，两个哥哥正是长身体的什么，极需营养，母亲硬是碰都不让他们碰一下，弄得我甚是过意不去。别看这小小的鸡蛋，在现在自然是稀疏平常，再普通不过，但是对于当时我们家来说可是稀罕物。家里五口人，全靠父亲一人的工资维持生计，母亲没有正式工作，只是在家帮人缝制衣裳，帮补家用，上一年，奶奶病逝，花了不少钱，不仅花光为数不多的积蓄，还向亲戚朋友借了点钱，所以日子过得相当节俭，平日难得见到荤腥。父亲经常下乡，有文化又有技术、人又好，工作之余，常常义务帮乡亲们拉线装灯，修理农具，因而人缘极好，刚开始的时候，乡亲们总是送点自家的花生、番薯，芋头什么的农作物，不过那时候农村比城里的日子更加艰难，父亲不愿也不忍增添乡亲们的负担，总是婉言拒绝。但是这次情况特殊，父亲见我身体虚弱，忧心如焚，终于拉下脸，向乡亲们讨要一些鸡蛋，给我补充营养。父亲难得开口，质朴的乡亲们自然都是不吝所有，纷纷慷慨解囊，父亲不敢白要，最终用十斤粮票换了十几个鸡蛋和一只老母鸡，冒雨连夜赶了十几里路回到家里。

当时城镇居民还试行粮食配给制，每人的口粮都有定量，父亲下乡吃饭也是需要给生产队粮票的，用粮票换鸡蛋的结果就是接下来十几天，父亲每天在乡下吃饭，就只能是一顿米饭，一顿番薯了（吃饭需要给粮票，光吃番薯倒是不需要粮票）。后来父亲因此而落下了肠胃不适的毛病，最后竟然发展到胃癌，以至于过早离世。我是后来才从母亲口里知道这些事的，现在每每念及，仍然感概万分，唏嘘不已。父爱如山，母爱似海。诚哉斯言！

我在床上躺了足足一周，当我再次出现在学校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礼拜之后的事了，当语文老师高老师在学校里碰到我的时候，见我头上贴着一大块纱布，微微一愣，眼神似乎闪过一丝不安与自责，迟疑着上前问我道：“你的头怎么啦？身体还好吗？我当时不明就里，笑着应道：“没什么事，挺好的，谢谢老师。”高老师略微尴尬地摇摇头，神情复杂地看了我一眼，喃喃地道：“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多年之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才得以知道当时将我的反革命言论举报到县教育局，酿成轩然大波的人恰恰就是这位孱弱的高老师。虽然已经时隔多年，对当年的那场劫难早就不萦于怀，但得知举报我的人居然是高老师时，心里仍然震惊不已。按说高老师是历次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年轻的时候，就是因为被人举报才被划为右派，虽然积极改造，但每当运动一来就被作为典型，被拉去批斗，历经折磨，一生尽毁。本来对这种行为应该深恶痛绝才对，为什么反而比什么人都积极地举报别人呢？联想到，古往今来，凡是叛国投敌的汉奸，背叛革命的叛徒，屠杀自己的同胞，残害自己的同志往往比敌人更加凶狠、残忍，心里既震撼又疑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心理学上有一种现象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似乎也不能很好地解释这种现象，不知道这种现象是不是全体人类都有的通病，还是中国人这个特殊的群体特有的劣根性呢？很想知道有没有人对此现象做深入系统的研究。

原谅她吧，从高老师眼神中透出的一丝不安和自责，我能知道高老师心底里还是个善良的人，一切都怪那个人类史上最黑暗的年代，扭曲了整个民族的人性。其实高老师的一生极其不幸，五七年那年，二十一二岁时候的她，师范毕业，分配到教育系统工作，年轻热情、天真幼稚，不知人心险恶。当时中共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发动整风运动，号召知识分子向中共提意见，帮助中共整风，并信誓旦旦地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小姑娘单纯无知，不知那是引蛇出洞的阳谋，信以为真，结果被人举办，不断上纲上线，被划为右派，受尽磨难，大好的青春岁月都在农村劳动改造，刚谈好的对象也自然告吹。后来虽然摘帽平反，但已经是人到中年，青春已逝，韶华不再。五几年的大学生，算得是很难得的人才了，要是在正常的国家，在正常的年代，高老师应该是事业有所成功，学术有所成就，有个爱着她的丈夫，一、两个可爱的孩子，一个幸福的家庭，平淡而快乐地度过一生的。不幸生在一个错误的国度，活在一个错误的年代，高老师最终终身未嫁，早早病退之后，晚年收养了一个弃婴，也由于先天隐疾，终至夭折，在她人生的最后几年，无亲无故，一个人郁郁寡欢，孤苦寂寞，又多病缠身，颇为凄凉。据后来同学张丹生告诉我，高老师死后没有留下任何财产，也无多少积蓄，还是老校长出面，向老师们和她生前教过的学生募捐，送走高老师最后一程，葬礼上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老师和几个学生，场面极为冷清，我当时由于身在法国，没接到通知，后来闻之，不禁唏嘘不已。高老师一生孤苦凄凉，愿她在天堂安宁、快乐吧。那里没有政治运动，没有告密、举报，没有游街、批斗更不需要改造。如果有轮回，希望高老师慎重万千，远离这人神共弃的地方，投胎到一个正常的国度。中国有风险，投胎需谨慎。切记，切记！

在我病倒在床的一个礼拜里，全县的中小学校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起爱党、爱领袖、表忠心的活动，我们学校是“肇事者”，自然不敢怠慢，各个课室的黑板上面，毛主席的画像高高挂起，“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等红色标语贴满墙壁，与我们胸前鲜红的红领巾交相辉映，在一片红彤彤的教室里，充斥着狂躁、癫疯与无知，而在我的心里这一整片的红色还隐隐地渗着一丝丝的血腥。盯着挂在墙上的毛主席的画像，我抚摸着还隐隐作疼的眼角，心里暗暗发狠，对着画像，暗暗哼道：“哼，我就不信你真的能万寿无疆！”从那一刻起，我就开始在心里暗暗地盼着伟大领袖早日死掉。那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那么热切地盼望着一个人早日死掉。

时光流逝，滑稽、荒诞的爱党、爱领袖表忠心活动在学校也逐渐式微，很快就到了学期末了，七月流火的夏日的一天，突然学校的广播又传出了久违的低沉而肃穆的旋律，一听到这熟悉的旋律，我禁不住心头一喜，心脏嘭嘭直跳，难道我心里期盼的哪一刻终于来了？难道天公显灵，我的预言终于成真了？大家突然听到这压抑、沉闷、肃穆、哀伤的旋律，都是心头一震，一片寂静，我却心头犹如小鹿乱撞，兴奋莫名。

世间之事，往往事与愿违，死的并不是我心中期盼的伟大领袖，而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委员长，虽然朱德的名字在当时我们这些小学生听得不多，但从《朱德的扁担》这篇课文中我们知道了这个人，也知道他也是中共少数的几个伟大领导人之一。虽然不是心里所盼，略有所憾，但毕竟也是个大人物，根据年初周恩来死时的经验，接下来一个礼拜，又可以不用上课了，又可以到处游荡撒野，尽情挥洒我们欢乐了。 后座的张丹生早就按耐不住心中的兴奋，用笔偷偷地捅了捅我的后背，对着我挤眉弄眼，喜悦之色跃然脸上。

不出所料，接着下来，又是停课一个星期，更令我们喜出望外的是连讨厌的期末考试也不知何故取消了，这可乐坏了我和小同学们了，连最后的一点压力也消失不见，我们更加地玩得忘乎所以、不亦乐乎。谁曾想到，大人物的死居然成了我们欢乐的盛宴，快乐的节日！

当时我们的玩耍是哪样的尽兴，心情是如此的舒畅，以至于张丹生最后不无感叹地说：“要是那些大人物都死掉了就好了……”大人物们居于庙堂，高高在上，住着豪宅，吃着特供，指点江山，为所欲为，不可一世，动用一切宣传手段，颠倒黑白，强行洗脑，以为草民愚钝、好糊弄，不辨是非，还在对他们感恩戴德，顶礼膜拜，不知道可曾想到，天下苦秦久矣，无数江湖草民们正在日思夜盼，盼望着他们早日下地狱哩。

一九七六年，那一年虽然遭受了人生最悲惨的劫难，却也是我童年最欢乐的一年，虽然我从小学习成绩就很好，但是少年心性，玩耍永远都比学习快乐。九月一日，学校准时正式开课，但是暑假玩疯了的我们根本收不回心性，老校长一如既往地坐了最后一排压阵，老校长颇有威严，同学们都不敢造次，这可苦了最爱玩耍、最调皮捣蛋的张丹生了，五十分钟的课时如坐针毡，浑身都不自在。有一次趁着老师转身在黑板上板书的时候，忍不住悄声地对我嘟囔着道：“怎么还不死掉啊？”我微微一怔，问道：“什么死掉？谁死啊？”张丹生望着墙壁，向上边努了努嘴。说来惭愧，虽然我们心里均盼着大人物们死掉，但是所知道的大人物实在有限，除了死去的那两个之外，就只知道挂在墙壁上的那个了。我心里好笑，随口应道：“快了，快了。”心里却道：“原来不止是我，其它的人也都在盼着他早掉死掉哩。”

果不其然，话犹在耳，没过几天，学校的广播站的高音喇叭又响起了那熟悉的旋律，低沉，压抑，哀伤的旋律在我们耳里却如聆仙乐，盼望多时的张丹生按耐不住，第一个跳了起来叫道：“哈，又有人死啦……”我赶紧站了起来，用手捂住张丹生的嘴，生怕他和我一样，说出什么反革命的言论，内心却抑制不住地一阵狂喜。

这一次果然是“不负众望”，曾经被我恶毒攻击的伟大领袖在我们的期盼中终于“永垂不朽”了。在毛的追悼会上，在悲壮、低闷的旋律中，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教导主任站在礼堂的讲台上，声泪俱下地向我们宣读悼词。（老校长由于受到我的牵连，被降职处理，由教导主任暂代校长职务）冗长、乏味的悼词加上教导主任沉痛、缓慢的语速，夹杂着悲壮的旋律背景，混杂着我们兴奋的心情，使我心里产生出一种诡异，魔幻而不真实的感觉，我偷偷地游目四望，见张丹生正悄悄地用手碰了碰站在他旁边的另一个同学，向我这边撇嘴，眉眼嘴鼻泛着笑意，显然他已经站得很不耐烦了，正在想着一会之后能到那里玩耍，我心里知道，其实张丹生和其它同学们对死的是谁并不在乎，心里兴奋、高兴的是又可以不用上课，可以尽情玩耍，而我除了高兴之余，还有一种类似于大仇得报的快感，更有一种先知先觉般的得意。教导主任沉痛的声音伴着哀乐继续在礼堂里回旋，我悄悄抬起头，望着竖在讲台上大幅的画像，心里不由得暗暗撇嘴不屑：“说什么万寿无疆，什么万岁万岁万万岁，还不是照样一命呜呼。”

若干年之后，当我稍微长大了点，读到了安徒生的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衣》的时候，不禁掩卷感叹，我和故事里的那个小男孩何其相似，只是结局却如此不同。小男孩轻轻的一句真话，戮穿了一个大谎言，得到了大家的一致附和，成为一个敢说真话的小英雄，而我，尽管高声的说出真话，不仅得不到认可，反而被痛打一顿，差点酿成大祸。为什么会这样呢？多年来我一直思考着这问题，是不是几千年的高压统治，已经让这个民族丧失了辨别真伪的能力？是不是多年的宣传、洗脑，残酷镇压，竟致国人变得笨蠢如猪，丧失了思考的能力？还是这个民族一贯奴性，丧失了说真话的勇气了？

我这人可能真的是有点异乎常人，总是有那么些不合时宜，出人意表的想法和念头。当时看到台上教导主任泪流满面，声声悲切地念着悼词，在那时的语境下，大家都认为那是很自然的流露，很正常的表现，我当时心里却暗暗纳闷，心想：“毛又不是你的父母，八竿子也打不着，他的死与你有什么关系，干吗无端伤心难过？”时至今日，我仍然不太信教导主任当时真的会悲伤难过，怀疑她是不是故意装出来的。可惜教导主任天年不假，再也没有机会探寻她当年的真实心境了，殊为遗憾。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大多都还健在，不知道有没有好事者做过这样的调查，统计一下，听到毛逝世的消息的时候，当时的国人是怎么样的反应？有多少人是真正的悲痛欲绝，有多少人是装出来的，有多少人是假装悲伤，其实内心暗暗叫好，有多少人其实根本就漠不关心，又有多少人喜形于色，这些人都各自是处在什么年龄段，从事什么职业，是男是女，是什么身份，是官是民，相信这一定是一个相当有趣的课题。

悼念毛的规格显然要比周和朱的规格要高得多，不仅仅学校同样停课一周，甚至全国都禁止一切娱乐活动，连老年人们喜欢的象棋，扑克都被禁止。当然那些禁令只是对大人有用，我们这些孩子们才不管那些，不用上课又没人管，自然是尽兴地玩耍，忘乎所以的了。

“心中喜乐，口欲歌之，手欲舞之，足欲蹈之。”早在中国汉朝的班固在其《白虎通·礼乐篇》就这么写道，意思是说，一个人只要心中欢喜、快乐，口中自然就想唱歌，手就自然想挥舞，脚自然就想跳动。这就是所谓的“喜之余则歌，乐之余则舞”。当时虽然全社会禁止娱乐，不许唱歌跳舞，但我们高兴之余都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那个年代，歌曲本来就少，来来去去就是那几首革命歌曲，在某一天我们尽情玩耍之后，当我蹦蹦跳跳地回家的时候，我竟惊讶地发现，我们当时哼唱的最多的却是那时最流行的革命歌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就是好，小小年纪的我们自然是不明就里，但当时我们的心情却真真切切的就如歌里所唱的“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

父亲由于要回单位参加追悼大会，回到城里，我们也就难得能够连续几天一家团聚，一起在家里吃饭，有一天，我终于忍耐不住心中得意，对父亲说道：“我说的是没错吧，毛主席终于还是死掉了。”吓得父亲差点丢掉碗筷，不住地对我厉声呵斥。不要苛责父亲的粗暴，也不要嘲讽他的胆怯，要不是我的老家地处穷乡僻壤，远离政治漩涡，要不是老家的人们顽强地坚守住做人的最后底线，要不是当时教育局领导还有最后一丝善良，要不是老校长冒险力争，说不定我早就被定为现行反革命，被判刑、坐牢、劳教，即使没有被枪毙也很有可能被折磨致死，当时全国各地，此类案例不胜枚举，能过逃过一劫，实在是侥幸之极。假如那样的话，这世上就多了一个终身伤心的母亲，新中国又多了一个破碎的家庭，共和国又多了一条小冤魂。

毛之死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对于其一生的是非功过，虽已盖棺，但由于大家都懂的原因，至今尚未定论。官方由于“你懂得”的原因，做出了“三七开”的正面评价，私下里，上至共党的高官，下至民间学者，黎民百姓对其评价却颇为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