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生产方式的革命必将导致现代家庭的消亡 ——从，，，，说起
人口生产方式的革命必将导致现代家庭的消亡
——从婚姻家庭问题和人口断崖式下跌说起
朱鲁子
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关于婚姻家庭的研究，都是正面的即建设性和维护性的。我们则不然。我们认为，现代社会婚姻家庭的解体和消亡，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的必然趋势，是长期以来建立在“父权制”即财产依附及其人身依附基础上的婚姻家庭已经不适应于当代人类个体自由发展和幸福的内在要求的必然结果。这一趋势和结果，是与当今时代人类生产力的极限式发展所带来的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有关，更重要的是与生物技术的成熟和应用所带来的人口生产方式的革命即人口生产和养育与家庭剥离、脱钩有关。即将到来的人口生产方式的革命，有着极为深刻而重大的社会学、历史学和人类学意义，或许，它将修正理论界长期以来关于私有制的消亡是所有问题最终解决的前提的理论纰漏，从而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
一、问题的提出
1，世界性的婚姻家庭问题。
在西方国家，这是个老话题。在高速发展和剧烈变化的当代社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包括离婚率攀升、婚外情，甚至同性恋在内的诸多婚姻家庭问题。对此，中外社会学、人类学界有着具体的研究，我们仅以中国为例（参考《环球时报》记者联合报道：《各国离婚率调查》，《投林》，2006年第7期）。
（1） 离婚率上升。据我国民政部门统计，1980年，中国离婚对数为34.1万对，1990年为80万对，2001年为121万对，2003年为133.1万对，2005年为161.3万对。从绝对离婚对数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离婚人数增加迅速。另据一项不完全统计，在离婚人群中，因夫妻双方无法沟通、感情冷漠离婚的占60%，由于第三者的出现而离婚的占20%，因性生活不和谐以及夫妻社会地位悬殊等原因离婚的占20%。
（2） 婚外情。“婚外情”是一个道德概念。一般来说，由于它的非道德性，婚外情是一种比较隐秘的情感。近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性观念的变化，婚外情日趋公开、半公开化和普遍化。在某些特定的阶层、人群、时空、婚外情开始变得时尚、前卫、令人羡慕，一些人甚至把“情人”当做自己的资本、能力、人生的成功，公开炫耀，究其原因，是由于整个社会对婚外情的接纳程度大大提高，有些人并不对这样一种不道德的情感进行谴责，反而互相交流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分享拥有“情人”的秘密。由此形成了所谓婚外情的亚文化。同性恋。同性恋是指对同性所产生的性爱行为或感情。同性也可以恋爱，同性恋也要走入婚姻且要求婚姻合法化，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自然进化的格局和秩序以及人们对两性关系的基本理解。据性学专家李银河的调查统计，我国目前同性恋者已超过4000万人。作为中国社会隐蔽的部落人群，他们生活在阴暗的角落里，成为艾滋病、各种性病传播的高危人群，却长期被主流社会所忽视，普通民众也视他们为令人恶心的“变态一族”。
（3） 家庭问题。家庭是构成社会有机体的元素、细胞和基本单元，所有的社会人都是“家庭人”。我国目前共有3.74亿个家庭。目前，我国家庭问题的主要表现有：独生子女现象；家庭暴力；空巢家庭；丧子家庭；代际关系失衡；家庭危机和家庭破裂等。
我们认为，婚姻家庭问题的普遍性存在，其根本原因在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所导致的已有的婚姻家庭不适合人类个体自由发展和幸福的内在需要，而非如好多研究者所说的道德退化和堕落问题。
2，人口断崖式下跌。
今天，中国和全球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人口断崖式下跌。这个问题，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当代的一个普遍性问题，根源在全球化、市场经济、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人类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对此，西方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心理学和哲学等学科都做出过积极的探索和研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由于西方学者普遍从根本上排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故他们始终找不到解释这一现象的正确方法。在这一点上，我们国家可谓得天独厚。可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国家几乎所有的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心理学和哲学等研究者，都把我国的这种情况归咎于我们长期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我国从1971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推行晚、稀、少政策：晚，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指只生两个孩子），1980年开始推行极端化的一胎化政策。实际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其意义是显著的：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优化了人口结构等。当然，其危害和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如老龄化问题、独生子女的心理健康问题、社会劳动力的短缺问题等】。
在他们看来，只要放开二胎、三胎，甚至废除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断崖式下跌就会很快自然终结。可早在7年前的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且，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全面二孩政策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加之还有少数民族以及偏远落后地区的几乎不限制生育，但并没有阻止人口断崖式下跌。事实上，即便是如某些专家所建议的那样放开三胎，甚至废除计划生育政策，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人口下跌问题（《三联生活周刊》发表过多篇讨论人口“断崖式”下跌的文章，如2020-12-11，邢海洋：《人口断崖，放开三胎就可以了么？》）。
我们认为，人口断崖式下跌的根本原因，是当代人类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人类个体生命意识即个体自由发展和幸福意识的觉醒——人们想“活好自己的人生”，不想让血缘亲情（父辈或孩子）绑架，而非如众多研究者所说的计划生育政策。
二、本文依据的理论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1，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个人的自由发展和幸福。
2，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决定性因素。
3，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条件是（1）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2）人自身即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种的藩衍）。
三、本文的逻辑展开
站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所有问题都可以归结于当代人类生产力的极限式发展。本文的具体立论，主要是基于恩格斯著名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一书中的远见卓识（以下凡引该书，一律只标页码）。
首先，当代生产力的极限式发展，把人类从满足生存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的此岸中解放出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当代人类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宇宙航空技术、生物基因技术等为标志的科技生产力的极限式发展，带来了人类的物质财富的几何级数式增长（用马克思所说的“物质极大丰富”、“财富像泉水一般涌流”来形容都不为过），从而为普遍的人们从物质生产劳动即从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此岸中解放出来提供了可能——这仅从欧美发达国家一个农业工人生产的粮食就足够满足150多人的需要就可以证明。这是自人类始祖被赶出“伊甸园”后男人所受的诅咒——必面朝黄土背朝天受劳作之苦——的终结。
其次，当代生产力的发展，把人类个体，特别是妇女从种的繁衍即人口生产的劳役中解放出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这是自人类始祖被赶出“伊甸园”后女人所受的诅咒——受生育之苦——的终结。生物工程技术，特别是基因技术、胚胎克隆技术等的成熟与应用，直接把人口的生产推进到可以脱离人体而直接进行工厂化、批量化生产的境地，如此一来，从技术上说，所谓的人口断崖式下跌，根本不成其为问题。可以期待，人类从人口生产的此岸解放出来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四、婚姻家庭形式的历史变迁
婚姻基础上的家庭，是一切社会存在的细胞。在历史上，它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我们曾经历了：1，血缘家庭；2，普那路亚家庭（“普那路亚”系夏威夷语punalua的音译，意即“亲密的朋友”或“亲密的伙伴”。“普那路亚家庭”由美国民族学家L.H.摩尔根命名，并把它作为群婚家庭的典型）；3，对偶制家庭；4，专偶制家庭。今天，我们就处于“专偶制家庭”阶段。已来的未来，人类将进入“第5种家庭形式”——自由家庭。
1，人类的5种家庭形式。
人类早期的原始社会与文明时代不同，那时，人类是以建立在“母权制”之上的各种形式的群居生活为主，妇女在家庭中拥有较高的地位，受到普遍尊重。
恩格斯指出，几乎所有的人类学研究资料都表明，人类最初的婚姻形式普遍是群婚，这是“戴着妓院眼镜去观察原始状态”的人不乐意看到的。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根据摩尔根《古代社会》对人类早期婚姻家庭的研究资料以及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指出家庭必然随着原始人类走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而发生与时代相适应的变化，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摩尔根语），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出现了建立在“父权制”基础上的对偶制家庭。迄今的人类历史上，共有过四种家庭形式，前三种属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1，血缘家庭；2，普那路亚家庭；3，对偶制家庭。“在一切蒙昧人中，在一切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部分地还有处于高级阶段的野蛮人中，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
属于文明时代的是4，专偶制家庭。恩格斯说，这种家庭制度“是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其明显的目的就是生育有确凿无疑的生父的子女；而确定这种生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子女将来要以亲生的继承人的资格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第71页）“这里，我们便有了三种主要的婚姻形式，这三种婚姻形式大体上与人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相适应。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专偶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在对偶婚制和专偶制之间，插入了男子对女奴隶的统治和多妻制。”（第85-86页）
恩格斯指出，历史上的家庭形式，本质上与“群”即集体生活相冲突和矛盾。
“高等动物的群和家庭并不是互相补充，而是互相对立的。埃斯皮纳斯非常清楚地说明了，雄性在交配期内的忌妒是怎样削弱或者暂时瓦解任何共居生活的群。”恩格斯引述埃斯皮纳斯的说法：“在家庭紧密结合的地方，群只是一种稀有的例外。反之，在自由的性关系或多偶制盛行的地方，群差不多是自动地形成的……为了使群能够组成，家庭的纽结必然要放松，个体必然要重新自由。因此，我们在鸟类中才极少见到有组织的群……反之，我们在哺乳动物中之所以能发现在某种程度上有组织的社会，正因为个体在这里没有被家庭所吞没……所以，群的集体感在其发生时的大敌，莫过于家庭的集体感。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如果说一种比家庭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已经发展起来，那么这只是由于它把遭受了彻底变化的家庭容纳于自身之中才能发生；这并不排除，这些家庭正是由于这一点以后才有可能在无限优越的环境中重新组成。”（埃斯皮纳斯《论动物的社会》，转引自日罗—特隆《婚姻与家庭的起源》1884年版第518-520页）”（第41页）。
这里，恩格斯实际上在向我们挑明：文明时代的专偶制家庭，妇女是处于被奴役地位的。而其根源，在于私有财产属于男权家庭中的男性。
2，恩格斯正确地预言“第5种家庭形式”——自由家庭的存在。
恩格斯告诉我们（他这里的性爱和我们说的爱情同义），在无产阶级即不被财产捆绑的人们中间，爱情初露端倪：“只有在被压迫阶级中间，而在今天就是在无产阶级中间，性爱才成为而且也才可能成为对妇女的关系的常规，不管这种关系是否为官方所认可。不过，在这里，古典的专偶制的全部基础也就除去了。在这里没有任何财产，而专偶制和男子的统治原是为了保存和继承财产而建立的；因此，在这里也就没有建立男子统治的任何推动力了。况且，在这里也没有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维护男子统治的资产阶级法律，只是为了维护有产者和他们同无产者的相互关系而存在的；它是要花费金钱的，而因为工人贫穷的缘故，它对于工人同他的妻子的关系就没有效力了。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完全是另一种个人的和社会的关系。此外，自从大工业迫使妇女从家庭进入劳动市场和工厂，而且往往把她们变为家庭的供养者以后，在无产者家庭中，除了自专偶制出现以来就蔓延开来的对妻子的野蛮粗暴也许还遗留一些以外，男子统治的最后残余也已失去了任何基础。这样一来，无产者的家庭，甚至在双方都保持最热烈的爱情和最牢固的忠实的情况下，并且不管有可能得到什么样的宗教的和世俗的祝福，也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专偶制的家庭了。所以，专偶制的经常伴侣——淫游和通奸，在这里只有极其微小的作用；妻子事实上重新取得了离婚的权利，当双方不能和睦相处时，他们就宁愿分离。一句话，无产者的婚姻之为专偶制，是在这个名词的词源学意义上说的，决不是在这个名词的历史意义上说的。”（第82-83页）
3，恩格斯预言了男权意义上的专偶制将被忠贞的爱情取代。但前提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即私有制的废除。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知道，恩格斯推论出这样的结论是自然的：终结专偶制婚姻家庭的动力来源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即私有制的废除。
恩格斯说：“但是，我们现在正在走向一种社会变革，那时，专偶制的迄今存在的经济基础，正像它的补充物即卖淫的经济基础一样，不可避免地都要消失。专偶制的产生是由于大量财富集中于一人之手，也就是男子之手，而且这种财富必须传给这一男子的子女，而不是传给其他人的子女。为此，就需要妻子方面的专偶制，而不是丈夫方面的专偶制，所以这种妻子方面的专偶制根本不妨碍丈夫的公开的或秘密的多偶制。但是，行将到来的社会变革至少将把绝大部分耐久的、可继承的财富——生产资料——变为社会所有，从而把这一切对于传授遗产的关切减少到最低限度。可是，既然专偶制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那么当这种原因消失的时候，它是不是也要消失呢？”“可以不无理由地回答：它不仅不会消失，而且相反，只有那时它才能完全地实现。因为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雇佣劳动、无产阶级，从而一定数量的——用统计方法可以计算出来的——妇女为金钱而献身的必要性，也要消失了。卖淫将要消失，而专偶制不仅不会灭亡，而且最后对于男子也将成为现实。这样一来，男子的地位无论如何要发生很大的变化。而妇女的地位，一切妇女的地位也要发生很大的转变。随着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个体家庭就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私人的家务变为社会的事业。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情；社会同等地关怀一切儿童，无论是婚生的还是非婚生的。因此，对于“后果”的 担心也就消除了，这种担心在今天成了妨碍少女毫无顾虑地委身于所爱的男子的最重要的社会因素——既是道德的也是经济的因素。那么，会不会由于这个原因，就足以逐渐产生更随便的性关系，从而也逐渐产生对处女的荣誉和女性的羞耻都更加马虎的社会舆论呢？最后，难道我们没有看见，在现代世界上专偶制和卖淫虽然是对立物，却是不可分离的对立物，是同一社会秩序的两极 吗？能叫卖淫消失而不叫专偶制与它同归于尽吗？在这里，一个在专偶制发展的时候最多只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的因素——个人的性爱，开始发生作用了。“（第87-88页）
“因此，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附加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第93页）
五、人自身即人口生产方式的革命及其意义
当代人类生产力的极限式发展，必将导致人自身即人口生产方式的革命即实现工业化、批量化生产，其意义极为深刻和重大。
1，人自身即人口生产将实现工业化、批量化生产。
当代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宇宙航空技术、生物基因技术等为标志的人类科技生产力的极限式发展，特别是生物基因技术的成熟、应用，使得人口生产的工业化、批量化生产取代家庭人口生产的个别化，少量化，第一次有了现实的可能，从而把人，特别是女人，从生育机器中解放出来有了可能，并将从根本上解决人口生产的数量以至质量问题。
2，子女的养育将实现集体化、社会化，妇女解放成为现实。
随着人自身生产即人口生产的工业化和批量化，就如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那样，必然要求子女养育的集体化和社会化，从而把人从养育子女的繁重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现在，中国有多少年轻夫妇被孩子的教育问题弄得疲惫不堪、焦头烂额），并进一步地把妇女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现代家庭这一合法的、一次性买断的“卖淫”关系中解放出来（已经相当普遍的婚外情现象，是对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现实婚姻状况的反动和弥补）。
3，现代家庭消亡，建立在个人平等和爱情基础上的“第5种家庭形式”——自由家庭将诞生。
人自身即人口生产和子女养育与家庭的脱钩、剥离，社会化养老的全面覆盖，使得现实中家庭生儿育女、养儿防老的核心功能丧失，从而导致并非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现代家庭存在必要性和合法性丧失，现代家庭必走向消亡，与此同时，一种建立在个人平等和爱情基础上的新式家庭必将诞生。它是人类历史上的“第5种家庭形式”——自由家庭。
当然，所有这些，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但也决不是遥不可及的。当今人类社会生产力“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发展速度，是“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的。让我们想象一下互联网和我们所用的智能手机吧！
4，现代家庭消亡是私有制消亡的前提，而不是相反。这一点是对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人口生产和子女养育与现代家庭的脱钩，将导致传统血缘、亲缘关系变得松弛以至断裂，这必将导致个人积聚财富的动力和动机丧失，私有财产变得没有必要，从而彻底敲响了资本私有的丧钟。因此，是现代家庭功能的丧失导致了私有制的消亡，而不是相反。这从理论上修正了理论界长期以来所执着的私有制的消亡是其他一切问题解决的前提的错误观点，对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是一个丰富和发展。
5，私有观念淡出以至断灭，精神文明发生质的历史性飞跃。
现代的解体和私有制的瓦解，必然使财产公有成为现实，从而使得社会化的群体、集体生活，成为所有人选择的生活方式，个体自私自利的观念将逐步淡出以至彻底断灭，博爱将在群体生活中发展出来，纯洁的爱情将归于所有个人，每个人的科学和艺术创造力将得到最大限度的发辉。整个人类的精神文明将发生质的历史性飞跃。
6，人类终极目标达成，人类历史真正开始。
《共产党宣言》中所预言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将成为现实。人类历史上那些先知先觉的圣人梦寐已久的理想国、大同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共产主义蓝图，将随着现代家庭的解体、私有制的瓦解而自然而然地实现。人类历史将真正地开始。
2020，12，20（初稿）
——从婚姻家庭问题和人口断崖式下跌说起
朱鲁子
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关于婚姻家庭的研究，都是正面的即建设性和维护性的。我们则不然。我们认为，现代社会婚姻家庭的解体和消亡，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的必然趋势，是长期以来建立在“父权制”即财产依附及其人身依附基础上的婚姻家庭已经不适应于当代人类个体自由发展和幸福的内在要求的必然结果。这一趋势和结果，是与当今时代人类生产力的极限式发展所带来的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有关，更重要的是与生物技术的成熟和应用所带来的人口生产方式的革命即人口生产和养育与家庭剥离、脱钩有关。即将到来的人口生产方式的革命，有着极为深刻而重大的社会学、历史学和人类学意义，或许，它将修正理论界长期以来关于私有制的消亡是所有问题最终解决的前提的理论纰漏，从而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
一、问题的提出
1，世界性的婚姻家庭问题。
在西方国家，这是个老话题。在高速发展和剧烈变化的当代社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包括离婚率攀升、婚外情，甚至同性恋在内的诸多婚姻家庭问题。对此，中外社会学、人类学界有着具体的研究，我们仅以中国为例（参考《环球时报》记者联合报道：《各国离婚率调查》，《投林》，2006年第7期）。
（1） 离婚率上升。据我国民政部门统计，1980年，中国离婚对数为34.1万对，1990年为80万对，2001年为121万对，2003年为133.1万对，2005年为161.3万对。从绝对离婚对数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离婚人数增加迅速。另据一项不完全统计，在离婚人群中，因夫妻双方无法沟通、感情冷漠离婚的占60%，由于第三者的出现而离婚的占20%，因性生活不和谐以及夫妻社会地位悬殊等原因离婚的占20%。
（2） 婚外情。“婚外情”是一个道德概念。一般来说，由于它的非道德性，婚外情是一种比较隐秘的情感。近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性观念的变化，婚外情日趋公开、半公开化和普遍化。在某些特定的阶层、人群、时空、婚外情开始变得时尚、前卫、令人羡慕，一些人甚至把“情人”当做自己的资本、能力、人生的成功，公开炫耀，究其原因，是由于整个社会对婚外情的接纳程度大大提高，有些人并不对这样一种不道德的情感进行谴责，反而互相交流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分享拥有“情人”的秘密。由此形成了所谓婚外情的亚文化。同性恋。同性恋是指对同性所产生的性爱行为或感情。同性也可以恋爱，同性恋也要走入婚姻且要求婚姻合法化，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自然进化的格局和秩序以及人们对两性关系的基本理解。据性学专家李银河的调查统计，我国目前同性恋者已超过4000万人。作为中国社会隐蔽的部落人群，他们生活在阴暗的角落里，成为艾滋病、各种性病传播的高危人群，却长期被主流社会所忽视，普通民众也视他们为令人恶心的“变态一族”。
（3） 家庭问题。家庭是构成社会有机体的元素、细胞和基本单元，所有的社会人都是“家庭人”。我国目前共有3.74亿个家庭。目前，我国家庭问题的主要表现有：独生子女现象；家庭暴力；空巢家庭；丧子家庭；代际关系失衡；家庭危机和家庭破裂等。
我们认为，婚姻家庭问题的普遍性存在，其根本原因在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所导致的已有的婚姻家庭不适合人类个体自由发展和幸福的内在需要，而非如好多研究者所说的道德退化和堕落问题。
2，人口断崖式下跌。
今天，中国和全球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人口断崖式下跌。这个问题，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当代的一个普遍性问题，根源在全球化、市场经济、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人类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对此，西方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心理学和哲学等学科都做出过积极的探索和研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由于西方学者普遍从根本上排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故他们始终找不到解释这一现象的正确方法。在这一点上，我们国家可谓得天独厚。可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国家几乎所有的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心理学和哲学等研究者，都把我国的这种情况归咎于我们长期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我国从1971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推行晚、稀、少政策：晚，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指只生两个孩子），1980年开始推行极端化的一胎化政策。实际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其意义是显著的：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优化了人口结构等。当然，其危害和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如老龄化问题、独生子女的心理健康问题、社会劳动力的短缺问题等】。
在他们看来，只要放开二胎、三胎，甚至废除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断崖式下跌就会很快自然终结。可早在7年前的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且，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全面二孩政策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加之还有少数民族以及偏远落后地区的几乎不限制生育，但并没有阻止人口断崖式下跌。事实上，即便是如某些专家所建议的那样放开三胎，甚至废除计划生育政策，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人口下跌问题（《三联生活周刊》发表过多篇讨论人口“断崖式”下跌的文章，如2020-12-11，邢海洋：《人口断崖，放开三胎就可以了么？》）。
我们认为，人口断崖式下跌的根本原因，是当代人类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人类个体生命意识即个体自由发展和幸福意识的觉醒——人们想“活好自己的人生”，不想让血缘亲情（父辈或孩子）绑架，而非如众多研究者所说的计划生育政策。
二、本文依据的理论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1，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个人的自由发展和幸福。
2，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决定性因素。
3，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条件是（1）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2）人自身即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种的藩衍）。
三、本文的逻辑展开
站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所有问题都可以归结于当代人类生产力的极限式发展。本文的具体立论，主要是基于恩格斯著名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一书中的远见卓识（以下凡引该书，一律只标页码）。
首先，当代生产力的极限式发展，把人类从满足生存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的此岸中解放出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当代人类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宇宙航空技术、生物基因技术等为标志的科技生产力的极限式发展，带来了人类的物质财富的几何级数式增长（用马克思所说的“物质极大丰富”、“财富像泉水一般涌流”来形容都不为过），从而为普遍的人们从物质生产劳动即从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此岸中解放出来提供了可能——这仅从欧美发达国家一个农业工人生产的粮食就足够满足150多人的需要就可以证明。这是自人类始祖被赶出“伊甸园”后男人所受的诅咒——必面朝黄土背朝天受劳作之苦——的终结。
其次，当代生产力的发展，把人类个体，特别是妇女从种的繁衍即人口生产的劳役中解放出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这是自人类始祖被赶出“伊甸园”后女人所受的诅咒——受生育之苦——的终结。生物工程技术，特别是基因技术、胚胎克隆技术等的成熟与应用，直接把人口的生产推进到可以脱离人体而直接进行工厂化、批量化生产的境地，如此一来，从技术上说，所谓的人口断崖式下跌，根本不成其为问题。可以期待，人类从人口生产的此岸解放出来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四、婚姻家庭形式的历史变迁
婚姻基础上的家庭，是一切社会存在的细胞。在历史上，它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我们曾经历了：1，血缘家庭；2，普那路亚家庭（“普那路亚”系夏威夷语punalua的音译，意即“亲密的朋友”或“亲密的伙伴”。“普那路亚家庭”由美国民族学家L.H.摩尔根命名，并把它作为群婚家庭的典型）；3，对偶制家庭；4，专偶制家庭。今天，我们就处于“专偶制家庭”阶段。已来的未来，人类将进入“第5种家庭形式”——自由家庭。
1，人类的5种家庭形式。
人类早期的原始社会与文明时代不同，那时，人类是以建立在“母权制”之上的各种形式的群居生活为主，妇女在家庭中拥有较高的地位，受到普遍尊重。
恩格斯指出，几乎所有的人类学研究资料都表明，人类最初的婚姻形式普遍是群婚，这是“戴着妓院眼镜去观察原始状态”的人不乐意看到的。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根据摩尔根《古代社会》对人类早期婚姻家庭的研究资料以及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指出家庭必然随着原始人类走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而发生与时代相适应的变化，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摩尔根语），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出现了建立在“父权制”基础上的对偶制家庭。迄今的人类历史上，共有过四种家庭形式，前三种属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1，血缘家庭；2，普那路亚家庭；3，对偶制家庭。“在一切蒙昧人中，在一切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部分地还有处于高级阶段的野蛮人中，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
属于文明时代的是4，专偶制家庭。恩格斯说，这种家庭制度“是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其明显的目的就是生育有确凿无疑的生父的子女；而确定这种生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子女将来要以亲生的继承人的资格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第71页）“这里，我们便有了三种主要的婚姻形式，这三种婚姻形式大体上与人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相适应。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专偶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在对偶婚制和专偶制之间，插入了男子对女奴隶的统治和多妻制。”（第85-86页）
恩格斯指出，历史上的家庭形式，本质上与“群”即集体生活相冲突和矛盾。
“高等动物的群和家庭并不是互相补充，而是互相对立的。埃斯皮纳斯非常清楚地说明了，雄性在交配期内的忌妒是怎样削弱或者暂时瓦解任何共居生活的群。”恩格斯引述埃斯皮纳斯的说法：“在家庭紧密结合的地方，群只是一种稀有的例外。反之，在自由的性关系或多偶制盛行的地方，群差不多是自动地形成的……为了使群能够组成，家庭的纽结必然要放松，个体必然要重新自由。因此，我们在鸟类中才极少见到有组织的群……反之，我们在哺乳动物中之所以能发现在某种程度上有组织的社会，正因为个体在这里没有被家庭所吞没……所以，群的集体感在其发生时的大敌，莫过于家庭的集体感。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如果说一种比家庭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已经发展起来，那么这只是由于它把遭受了彻底变化的家庭容纳于自身之中才能发生；这并不排除，这些家庭正是由于这一点以后才有可能在无限优越的环境中重新组成。”（埃斯皮纳斯《论动物的社会》，转引自日罗—特隆《婚姻与家庭的起源》1884年版第518-520页）”（第41页）。
这里，恩格斯实际上在向我们挑明：文明时代的专偶制家庭，妇女是处于被奴役地位的。而其根源，在于私有财产属于男权家庭中的男性。
2，恩格斯正确地预言“第5种家庭形式”——自由家庭的存在。
恩格斯告诉我们（他这里的性爱和我们说的爱情同义），在无产阶级即不被财产捆绑的人们中间，爱情初露端倪：“只有在被压迫阶级中间，而在今天就是在无产阶级中间，性爱才成为而且也才可能成为对妇女的关系的常规，不管这种关系是否为官方所认可。不过，在这里，古典的专偶制的全部基础也就除去了。在这里没有任何财产，而专偶制和男子的统治原是为了保存和继承财产而建立的；因此，在这里也就没有建立男子统治的任何推动力了。况且，在这里也没有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维护男子统治的资产阶级法律，只是为了维护有产者和他们同无产者的相互关系而存在的；它是要花费金钱的，而因为工人贫穷的缘故，它对于工人同他的妻子的关系就没有效力了。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完全是另一种个人的和社会的关系。此外，自从大工业迫使妇女从家庭进入劳动市场和工厂，而且往往把她们变为家庭的供养者以后，在无产者家庭中，除了自专偶制出现以来就蔓延开来的对妻子的野蛮粗暴也许还遗留一些以外，男子统治的最后残余也已失去了任何基础。这样一来，无产者的家庭，甚至在双方都保持最热烈的爱情和最牢固的忠实的情况下，并且不管有可能得到什么样的宗教的和世俗的祝福，也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专偶制的家庭了。所以，专偶制的经常伴侣——淫游和通奸，在这里只有极其微小的作用；妻子事实上重新取得了离婚的权利，当双方不能和睦相处时，他们就宁愿分离。一句话，无产者的婚姻之为专偶制，是在这个名词的词源学意义上说的，决不是在这个名词的历史意义上说的。”（第82-83页）
3，恩格斯预言了男权意义上的专偶制将被忠贞的爱情取代。但前提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即私有制的废除。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知道，恩格斯推论出这样的结论是自然的：终结专偶制婚姻家庭的动力来源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即私有制的废除。
恩格斯说：“但是，我们现在正在走向一种社会变革，那时，专偶制的迄今存在的经济基础，正像它的补充物即卖淫的经济基础一样，不可避免地都要消失。专偶制的产生是由于大量财富集中于一人之手，也就是男子之手，而且这种财富必须传给这一男子的子女，而不是传给其他人的子女。为此，就需要妻子方面的专偶制，而不是丈夫方面的专偶制，所以这种妻子方面的专偶制根本不妨碍丈夫的公开的或秘密的多偶制。但是，行将到来的社会变革至少将把绝大部分耐久的、可继承的财富——生产资料——变为社会所有，从而把这一切对于传授遗产的关切减少到最低限度。可是，既然专偶制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那么当这种原因消失的时候，它是不是也要消失呢？”“可以不无理由地回答：它不仅不会消失，而且相反，只有那时它才能完全地实现。因为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雇佣劳动、无产阶级，从而一定数量的——用统计方法可以计算出来的——妇女为金钱而献身的必要性，也要消失了。卖淫将要消失，而专偶制不仅不会灭亡，而且最后对于男子也将成为现实。这样一来，男子的地位无论如何要发生很大的变化。而妇女的地位，一切妇女的地位也要发生很大的转变。随着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个体家庭就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私人的家务变为社会的事业。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情；社会同等地关怀一切儿童，无论是婚生的还是非婚生的。因此，对于“后果”的 担心也就消除了，这种担心在今天成了妨碍少女毫无顾虑地委身于所爱的男子的最重要的社会因素——既是道德的也是经济的因素。那么，会不会由于这个原因，就足以逐渐产生更随便的性关系，从而也逐渐产生对处女的荣誉和女性的羞耻都更加马虎的社会舆论呢？最后，难道我们没有看见，在现代世界上专偶制和卖淫虽然是对立物，却是不可分离的对立物，是同一社会秩序的两极 吗？能叫卖淫消失而不叫专偶制与它同归于尽吗？在这里，一个在专偶制发展的时候最多只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的因素——个人的性爱，开始发生作用了。“（第87-88页）
“因此，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附加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第93页）
五、人自身即人口生产方式的革命及其意义
当代人类生产力的极限式发展，必将导致人自身即人口生产方式的革命即实现工业化、批量化生产，其意义极为深刻和重大。
1，人自身即人口生产将实现工业化、批量化生产。
当代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宇宙航空技术、生物基因技术等为标志的人类科技生产力的极限式发展，特别是生物基因技术的成熟、应用，使得人口生产的工业化、批量化生产取代家庭人口生产的个别化，少量化，第一次有了现实的可能，从而把人，特别是女人，从生育机器中解放出来有了可能，并将从根本上解决人口生产的数量以至质量问题。
2，子女的养育将实现集体化、社会化，妇女解放成为现实。
随着人自身生产即人口生产的工业化和批量化，就如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那样，必然要求子女养育的集体化和社会化，从而把人从养育子女的繁重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现在，中国有多少年轻夫妇被孩子的教育问题弄得疲惫不堪、焦头烂额），并进一步地把妇女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现代家庭这一合法的、一次性买断的“卖淫”关系中解放出来（已经相当普遍的婚外情现象，是对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现实婚姻状况的反动和弥补）。
3，现代家庭消亡，建立在个人平等和爱情基础上的“第5种家庭形式”——自由家庭将诞生。
人自身即人口生产和子女养育与家庭的脱钩、剥离，社会化养老的全面覆盖，使得现实中家庭生儿育女、养儿防老的核心功能丧失，从而导致并非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现代家庭存在必要性和合法性丧失，现代家庭必走向消亡，与此同时，一种建立在个人平等和爱情基础上的新式家庭必将诞生。它是人类历史上的“第5种家庭形式”——自由家庭。
当然，所有这些，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但也决不是遥不可及的。当今人类社会生产力“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发展速度，是“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的。让我们想象一下互联网和我们所用的智能手机吧！
4，现代家庭消亡是私有制消亡的前提，而不是相反。这一点是对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人口生产和子女养育与现代家庭的脱钩，将导致传统血缘、亲缘关系变得松弛以至断裂，这必将导致个人积聚财富的动力和动机丧失，私有财产变得没有必要，从而彻底敲响了资本私有的丧钟。因此，是现代家庭功能的丧失导致了私有制的消亡，而不是相反。这从理论上修正了理论界长期以来所执着的私有制的消亡是其他一切问题解决的前提的错误观点，对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是一个丰富和发展。
5，私有观念淡出以至断灭，精神文明发生质的历史性飞跃。
现代的解体和私有制的瓦解，必然使财产公有成为现实，从而使得社会化的群体、集体生活，成为所有人选择的生活方式，个体自私自利的观念将逐步淡出以至彻底断灭，博爱将在群体生活中发展出来，纯洁的爱情将归于所有个人，每个人的科学和艺术创造力将得到最大限度的发辉。整个人类的精神文明将发生质的历史性飞跃。
6，人类终极目标达成，人类历史真正开始。
《共产党宣言》中所预言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将成为现实。人类历史上那些先知先觉的圣人梦寐已久的理想国、大同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共产主义蓝图，将随着现代家庭的解体、私有制的瓦解而自然而然地实现。人类历史将真正地开始。
2020，12，20（初稿）
我在一个大学美学教授群里的一句话：好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美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个，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有什么区别？都是知障儿罢了！
已经做如下编辑并收入“应用哲学”类。师弟你看看是否需要修改和变动？
应用哲学（1）
一、“苦艺”思想简介
创始人：朱鲁子。2020
“哭艺”，是朱鲁子在现代人生哲学、宗教和美学艺术教学和研究基础上，基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艺术理论而提出的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可操作的实践性概念。
1.哭艺的定义
哭艺属于悲剧范畴。
哭艺，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饱含恐惧和懊悔等情绪的人的自然哭声的艺术性、创造性模仿。它能够快速地使听闻到这种声音的受众从“旁观者”状态进入到审美的“见证人”（米盖尔·杜夫海纳）状态，从而最大限度地把积蓄、压抑在受众心理底层的恐惧和懊悔等负面情绪疏泄、净化出来，使人获得身心健康，成为一个身心合一的正常人。
2.哭艺是时代的迫切需要
（1）现代人的人生如前现代人一样，都是悲剧性的。
（2）悲剧艺术的作用是以毒攻毒——犹如新冠病毒的灭活疫苗。以往的解药——“古典悲剧”俱已成为过期药。
（3）哭艺抛弃了传统悲剧艺术以“情节”为中心的“编故事“的创作思路，代之以“演技”为中心的“形式即内容“的创作思路。
（4）如果自然人的哭声是三五十度的白酒，那么，哭艺就是提纯到近一百度的醇酿。这种近百度醇酿的哭艺，能够“醉倒”所有人。哭艺是一种诉诸于听觉的非理性的声音艺术。
（5）哭艺之于受众，犹如啼哭的婴儿之于哺乳中的母亲，二者心心相印、心灵相通。
应用哲学（1）
一、“苦艺”思想简介
创始人：朱鲁子。2020
“哭艺”，是朱鲁子在现代人生哲学、宗教和美学艺术教学和研究基础上，基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艺术理论而提出的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可操作的实践性概念。
1.哭艺的定义
哭艺属于悲剧范畴。
哭艺，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饱含恐惧和懊悔等情绪的人的自然哭声的艺术性、创造性模仿。它能够快速地使听闻到这种声音的受众从“旁观者”状态进入到审美的“见证人”（米盖尔·杜夫海纳）状态，从而最大限度地把积蓄、压抑在受众心理底层的恐惧和懊悔等负面情绪疏泄、净化出来，使人获得身心健康，成为一个身心合一的正常人。
2.哭艺是时代的迫切需要
（1）现代人的人生如前现代人一样，都是悲剧性的。
（2）悲剧艺术的作用是以毒攻毒——犹如新冠病毒的灭活疫苗。以往的解药——“古典悲剧”俱已成为过期药。
（3）哭艺抛弃了传统悲剧艺术以“情节”为中心的“编故事“的创作思路，代之以“演技”为中心的“形式即内容“的创作思路。
（4）如果自然人的哭声是三五十度的白酒，那么，哭艺就是提纯到近一百度的醇酿。这种近百度醇酿的哭艺，能够“醉倒”所有人。哭艺是一种诉诸于听觉的非理性的声音艺术。
（5）哭艺之于受众，犹如啼哭的婴儿之于哺乳中的母亲，二者心心相印、心灵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