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批评《走向共和》是“美化反面人物”，是为某某人“翻案”，我认为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错误观点。

所谓“翻案”，“美化”乃是相对于以前传统的观点而言，按照有些人心目中的传统形象--“李鸿章是卖国贼，慈禧太后腐败不堪，一无是处”，那么似乎在电视剧中这两个人物的所有行为就必须要符合这个“基本要求”，否则就有“翻案”，“美化”的嫌疑。但我们知道，其实任何一个人都是复杂的，都具有多面性，那种绝对的大善大恶其实只有在童话中才能出现。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也未必时时处处都在做好事，有时即使主观上想做好事，但客观上也可能导致不好的结果，同样，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坏人”，也未必时时处处都在做坏事，有时即使主观上仅仅为一己私利行事，但客观上也可能成为造福大众的好事。所以，刻板、公式化、脸谱化的评价一个人显然是片面的，也不可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历史。

《走向共和》其实并未篡改历史，其描绘的基本历史事件都是很真实的。因此，我认为《走向共和》根本不存在“翻案”和“美化”谁的问题，但其表述的确有所侧重，它有意无意地选择了一些这样的事件，它们可能刚好体现出某些传统“反面人物”较为正面的、积极的形象，而有些事件可能并不不广为人知的，有的则可能在以前的所谓“正史”中所较少涉及，因此与有些人心目中的传统形象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抵触，产生了“翻案”的感觉。

那么《走向共和》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侧重呢？为什么编剧没有刻意迎合那些传统观点，没有把那些所谓的“坏人”“恶”的一面尽情的表现出来，反而去发掘他们身上的积极的一面，冒着被人骂做“为卖国贼翻案”的风险，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这样做显然别有深意。这就牵涉到该剧的主旨问题。

该剧的主旨是什么？其实只要稍微认真地看完该剧，都不难得出这样的答案：该剧从头至尾都是为了是阐明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国家兴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治制度是否符合时代的发展需要，在国家根本政治制度落后的状况下，即便是有几个明君贤臣也是无济于事的。长期的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贫弱，只有现代的“还权于民”的民主共和制才能救中国，才能引导中国走向富强。

纵观中国历史，朝代轮回，封建专制绵延不绝，史学家们似乎总在讲述着大致相同的情节：在某朝末年，由于某皇帝昏庸无能，或者出了几个祸国秧民的大奸臣，因此搞的民不潦生，有豪杰者揭杆而起，终于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终于又天下太平，万民安康。但，几乎没有人向我们阐述王朝灭亡的深层原因，没有人告诉老百姓：不管朝代如何更迭，一个专制制度永远无法给人民带来真正的幸福。当然，“成王败寇”是亘古不变的铁律，新的统治者也总是热中于渲染旧王朝的腐败和不堪，以充分证明自己统治的正义性和合法性。他们好象总是在对百姓说：看，旧王朝之所以灭亡，并不是因为这个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那个统治者太昏庸腐朽，太坏了，但换了我就不同了，虽然我也是专制，也在统治奴役你们，但我英明无比，我伟大无双，我任用贤臣，我护国勤政，所以你们这些草民们就有福了，你们如果再有二心，那就是大逆不道，罪无可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而有些著史者则颇善于揣摩“上头的意思”，总在津津乐道于新王者的精明能干，孜孜不倦于挖掘旧王朝腐败不堪的趣闻逸事，对旧王朝中的积极正面的东西闭口不提，有意掩盖，就这样，“历史”就慢慢变了味。在这样的宣传口径下，老百姓们更加确信，旧王朝的确一无是处，坏透了，打倒了那些大坏蛋，我们就有福了，跟着这个伟大的新皇帝，我们就有救了！所以，中国的封建帝制才得以绵延数千年，并最终导致了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终于承受奇耻大辱的悲惨局面！

孙中山的革命则和历代的王朝更迭有着根本的不同，他的敌人并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整个专制制度，他推翻的是一个落后的制度，不管这个制度下的当权者是开明还是昏庸，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奸臣”还是“忠臣”，只要他依然在捍卫这落后的制度，都是孙中山的敌人，都是必须打倒和消灭的。

可惜，有些所谓“历史学家”，其实并未真正分清孙中山革命和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根本区别，也许连他们自己都未曾察觉，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实际上仍然着沿用几千年的传统思维习惯。他们认为：只有“昏君、奸臣”才会导致王朝的覆灭；反过来说，如果一个朝代灭亡了，那也肯定只能是昏君奸臣的“功劳”。因此，他们所研究的这段历史，往往不可避免的带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对于《走向共和》中较为全面地表现人物，他们觉得不可理解，他们不能理解这种事实，他们可能会振振有辞的发问：“既然你说李鸿章很有才干，慈禧太后也有谋略，甚至袁世凯也作了不少好事，那你怎么解释清政府的最后灭亡呢？”

而实际上，客观的说，中国近代衰败的责任绝对不是某几个所谓的“昏君、卖国贼”所能承担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人们应该会很自然的想到，既然是昏君奸臣误国，那以后中国只要多出几个明君，多提拔几个贤臣就行了吗？继续保留封建制度也未尝不可嘛！孙中山为什么又非要推翻封建制度不可呢？为什么非要“革命”不可呢？用别的方式来救国不行吗？为什么非要选择这种让无数生灵涂炭的方式呢？这么说孙中山不是反而成了无事生非的捣蛋分子和历史罪人了吗？

其实，孙中山早就深刻地认识到：阻碍中国发展的最根本因素在于政治体制的落后，决不在于所谓“昏君奸臣”的问题。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即便是明君贤臣也徒叹奈何。封建专制制度已经严重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要效法西方，用最先进的民主共和制来改造中国，中国才能真正脱胎换骨，走向富强。因此，孙中山的目标，就在于在中国建立全新的政治体制，而不是要和专一的某个昏君，某个贪官污吏，某个所谓的“坏人”过不去。这从他请袁世凯当总统这件事上可以清楚的体现出来，他未尝不清楚袁世凯奸诈的人品，但只要他能帮助推翻帝制，实现共和，孙中山一样支持，甚至还不惜牺牲自己的政治地位。

《走向共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值得回味--慈禧太后迫于内外压力，也由于自己反思的结果，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也想学习西方，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按道理讲，慈禧太后这么做也是比较开明的，也算是一种进步，但由于孙中山并不认同在中国搞君主立宪制，因此他下令对五大臣进行暗杀，以破坏慈禧太后搞君主立宪的企图，这件事表明政体之争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按孙中山一贯的思想，这样做也是理所当然。然而看到这里，有的人却可能会大惑不解：明明人家慈禧太后已经想要“进步”了，孙中山偏要从中破坏，这不是小人之举吗？因此得出结论，编剧刻意突出这段历史，是了“美化慈禧太后”，同时“矮化伟人孙中山”！真是南辕北辙，让人啼笑皆非！

《走向共和》所展露给我们的东西恰恰揭开了历史最真实的一面，补上了被“历史学家”们所忽视的重要一课，它明确的告诉我们：也许清王朝并非我们想象的那般堕落不堪，也许它的君王并非我们以前想象的那般昏庸无能，也许它还确有几个能臣贤士，但这并不能改变它必然衰败灭亡的结局，因为它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这种专制政体在和先进的民主共和政体的竞争中必然处于绝对劣势，最终必然会被它的人民所抛弃！这才是真正体现了最大的历史真实！

然而，直到今天，仍然有为数不少的人，包括一些“历史学家”并未看清历史的真像，仍然存在着把国家的兴旺简单归因于“好人、坏人、奸臣，贤良，昏君，明君”的思维定势，仍然未能认识到政治制度对一个国家的决定性作用，仍然非常迷信“人治”的威力，仍然把一个整体制度的必然的失败全部归罪于某几个人身上，让我们不禁慨叹有些人的思维逻辑和历史观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看来，孙中山先生的遗训至今仍有相当的警示意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