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论浩然之气（引言）
《大学》论“心”，《中庸》论“性”，孟子兼论心、性。如果从儒家心性之学的视角研读《孟子》七篇，应该从后向前读，先读“尽心”“告子”两篇。在“公孙丑”篇“浩然之气”章，孟子点出“知言”与“养气”，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一章文字较长，义理层层深入，也是阐发儒家心性之学非常重要的一段文字，需要高度重视。
一、知言
《论语》最末一章，孔子提到“知言”。子曰：“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孔子虽然主张“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但还是要学者通过“知言”来识人。孟子所谓“知言”，涵义有所不同，或者说，视野更大，境界更高。孟子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要护持孔子之道，力辟杨朱墨翟等异端邪说，前提就是“知言”。这“知言”功夫，与孔子所言“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倒是有些近似。
在解读《大学》“诚意”章时，某曾指出：“诚意”不是直接落在“意”上做功夫，而是“诚于中，形于外”，要时时守住这个“中”，不逐外，功夫才能合于本体。如果心中觉察到意念不诚实了，然后落在“意念”上做“诚之”的功夫，就会失却“头脑”，如阳明先生所谓：“人有过，多于过上用功，就是补甑，其流必归于文过”。颜子有“未发之中”，故能“不迁怒，不贰过”，做到“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孔子言“不逆诈，不亿不信”，体会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要逐外。孟子开示“知言”功夫，“知言”看似“动词+宾语”这样结构的短语，从义理上体会，只是守住大中至正之道，诸子百家之偏失自然就会呈现出来。
孟子知言善辩，连孟子的学生也不太能理解。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打开了话匣子，从尧舜禹时代说起，再到周公与孔子，最后说：“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孟子之好辩，不是争强好胜，不是得理不饶人，与名家惠施、公孙龙等诡辩不同。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孟子念兹在兹，拳拳之心，殷殷之情，只是要护持尧舜三王与孔子之道，此是《中庸》所谓“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从孟子之好辩，须体会出一片仁民爱物、同体大悲之恻隐心。
孟子曰：“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对杨朱墨子的学说如此定性，似乎涉嫌人身攻击了。孟子又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与杨朱墨子辩论的目的,是对两家进行招安，但孟子视其为“放豚”，言辞似乎尖酸刻薄，不近人情。孟子门下的学生不能理解老师，后世儒家学者对于孟子能言善辩也多有批判。
须知，孟子虽然言辞激烈，咄咄逼人，但只是“迹”，后人须体会孟子一片赤诚之心。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孟子向诸子百家猛烈开火，但并没有违背孔子这个训诫。批判基于“中道而立”，虽然表现激烈，如疾风暴雨，但“批判”本身并不是“攻”。换言之，孟子须臾不离大中至正之道，虽然在“迹”上表现为孟子之批判，实则是诸子自攻、自伐。“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对于孟子之知言善辩，只有体会到这层意思，才算是读懂了孟子。
孔子宽裕温柔，温文尔雅，孟子大义凛然，义正辞严。“天道曰圆，地道曰方”，孔子圆融而孟子方正。孔子大圆则方（半径无限大的圆，圆周就不再是曲线，而是直线），孟子大方则圆（边长无限大的正方形，方亦是圆），至圣、亚圣，其揆一也。
二、养浩然之气
孟子论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
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这就是“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的境界。体会“配义与道”“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便知孟子与其是论“气”，不如说是论“性”。正如《大学》言“格物”，不能以文害辞，以辞害志，“格物”本是心上功夫，如孔子开示子路“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格物”功夫入于精微，则是《中庸》所谓“时措之宜也”，或如孟子在“浩然之气”章指出：“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阳明先生年轻时圆睁双目，对着一片竹林较劲，认为这就是在做一番格物功夫，实则是“逐物”，完全错会了“格物”的本义。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这个“事”字义深，与孔子所言“临事而惧”不同。“事”乃心之事，可与《中庸》“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之“物”对照着研读。“必有事焉”，指心上功夫连绵而不间断，《中庸》所谓“至诚无息，不息则久”。《大学》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孟子却要学者“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孟子把心性功夫落在前一句“必有事焉”，一“正心”，就是“义袭而取之”，偏离了“集义”，故孟子所言“正心”，与《大学》“正心”功夫不同。
三、孟子与告子
虽然“知言”“养浩然之气”境界很高，但孟子点出“知言”“养气”却是很偶然的。孟子说自己“四十不动心”，并指出：“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告子如何养得“不动心”？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这句话如转化成肯定句式就是：得于言，而求于心；得于心，则求于气。
所谓“求于心”“求于气”，“求”不是“求助”，朱子理解错了。“求”就是心上功夫，如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
对于告子一生的学问功夫，其得与失，孟子看得非常清楚，曰：“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孟子为什么认可前者而否定后者，需要读者自己用心去体会。孟子要为儒家心性之学立个大本，在告子“得于言，而求于心”的基础上，开示“知言”功夫；面对告子“得于心，则求于气”，又开示 “养浩然之气”的功夫。
四、“守约”与“守气”
孟子在“浩然之气”章还提到“守约”与“守气”，这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概念。什么是“守约”？孔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孟子曰：“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孟子所谓“守约”，接近于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守约，即守一（或守中），此“一”非“举一而废百”，而是惟精惟一。通常说一个人有雄才大略，再如战略、谋略，一个人在处理纷繁复杂的事情时，能理出个头绪，化繁为简，执中而行权，这就是“守约”的功夫。
孟子相对“守气”而言“守约”，先分别叙述北宫黝、孟施舍养勇之道，然后指出：“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然后又对比孟施舍、曾子之养勇，指出：“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孟施舍相对于北宫黝为“守约”，相对于曾子则是“守气”，可见，“守约”具有相对性，“约”之义可深可浅。
阳明先生在《传习录》28条区分“未发之中”与“气宁静”，可以追溯到孟子所言“守约”与“守气”。
问：“宁静存心时，可为未发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气，当其宁静时，亦只是气宁静，不可以为未发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宁静不宁静。若靠那宁静，不惟渐有喜静厌动之弊，中间许多病痛只是潜伏在，终不能绝去，遇事依旧滋长。以循理为主，何尝不宁静；以宁静为主，未必能循理”。
把“守约”与“守气”、“未发之中”与“气宁静”给理会清楚，对于孔门之“学”的体会就走向深入了。遍览彼佛教经论数万卷，也赶不上《论语》“雍也”篇这一句话：“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孔门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独有颜子一人好学。孔子以“不迁怒，不贰过”界定“好学”，看似说“迹”，实则论“心”，心性功夫真切笃实而又入于精微。
“非想非非想”“抱神以静”“一念不起”，一般认定这种虚静状态是最上乘的功夫，契入“不贰法门”。但在儒家看来，却是沉空守寂，虚说光景，只是勉强养得“气宁静”，心上的病痛都潜藏起来了，一入世，一处理事情，潜藏的病痛就发作了。故阳明教导弟子在“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上真切笃实做功夫，不要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一、知言
《论语》最末一章，孔子提到“知言”。子曰：“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孔子虽然主张“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但还是要学者通过“知言”来识人。孟子所谓“知言”，涵义有所不同，或者说，视野更大，境界更高。孟子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要护持孔子之道，力辟杨朱墨翟等异端邪说，前提就是“知言”。这“知言”功夫，与孔子所言“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倒是有些近似。
在解读《大学》“诚意”章时，某曾指出：“诚意”不是直接落在“意”上做功夫，而是“诚于中，形于外”，要时时守住这个“中”，不逐外，功夫才能合于本体。如果心中觉察到意念不诚实了，然后落在“意念”上做“诚之”的功夫，就会失却“头脑”，如阳明先生所谓：“人有过，多于过上用功，就是补甑，其流必归于文过”。颜子有“未发之中”，故能“不迁怒，不贰过”，做到“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孔子言“不逆诈，不亿不信”，体会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要逐外。孟子开示“知言”功夫，“知言”看似“动词+宾语”这样结构的短语，从义理上体会，只是守住大中至正之道，诸子百家之偏失自然就会呈现出来。
孟子知言善辩，连孟子的学生也不太能理解。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打开了话匣子，从尧舜禹时代说起，再到周公与孔子，最后说：“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孟子之好辩，不是争强好胜，不是得理不饶人，与名家惠施、公孙龙等诡辩不同。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孟子念兹在兹，拳拳之心，殷殷之情，只是要护持尧舜三王与孔子之道，此是《中庸》所谓“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从孟子之好辩，须体会出一片仁民爱物、同体大悲之恻隐心。
孟子曰：“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对杨朱墨子的学说如此定性，似乎涉嫌人身攻击了。孟子又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与杨朱墨子辩论的目的,是对两家进行招安，但孟子视其为“放豚”，言辞似乎尖酸刻薄，不近人情。孟子门下的学生不能理解老师，后世儒家学者对于孟子能言善辩也多有批判。
须知，孟子虽然言辞激烈，咄咄逼人，但只是“迹”，后人须体会孟子一片赤诚之心。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孟子向诸子百家猛烈开火，但并没有违背孔子这个训诫。批判基于“中道而立”，虽然表现激烈，如疾风暴雨，但“批判”本身并不是“攻”。换言之，孟子须臾不离大中至正之道，虽然在“迹”上表现为孟子之批判，实则是诸子自攻、自伐。“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对于孟子之知言善辩，只有体会到这层意思，才算是读懂了孟子。
孔子宽裕温柔，温文尔雅，孟子大义凛然，义正辞严。“天道曰圆，地道曰方”，孔子圆融而孟子方正。孔子大圆则方（半径无限大的圆，圆周就不再是曲线，而是直线），孟子大方则圆（边长无限大的正方形，方亦是圆），至圣、亚圣，其揆一也。
二、养浩然之气
孟子论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
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这就是“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的境界。体会“配义与道”“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便知孟子与其是论“气”，不如说是论“性”。正如《大学》言“格物”，不能以文害辞，以辞害志，“格物”本是心上功夫，如孔子开示子路“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格物”功夫入于精微，则是《中庸》所谓“时措之宜也”，或如孟子在“浩然之气”章指出：“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阳明先生年轻时圆睁双目，对着一片竹林较劲，认为这就是在做一番格物功夫，实则是“逐物”，完全错会了“格物”的本义。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这个“事”字义深，与孔子所言“临事而惧”不同。“事”乃心之事，可与《中庸》“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之“物”对照着研读。“必有事焉”，指心上功夫连绵而不间断，《中庸》所谓“至诚无息，不息则久”。《大学》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孟子却要学者“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孟子把心性功夫落在前一句“必有事焉”，一“正心”，就是“义袭而取之”，偏离了“集义”，故孟子所言“正心”，与《大学》“正心”功夫不同。
三、孟子与告子
虽然“知言”“养浩然之气”境界很高，但孟子点出“知言”“养气”却是很偶然的。孟子说自己“四十不动心”，并指出：“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告子如何养得“不动心”？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这句话如转化成肯定句式就是：得于言，而求于心；得于心，则求于气。
所谓“求于心”“求于气”，“求”不是“求助”，朱子理解错了。“求”就是心上功夫，如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
对于告子一生的学问功夫，其得与失，孟子看得非常清楚，曰：“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孟子为什么认可前者而否定后者，需要读者自己用心去体会。孟子要为儒家心性之学立个大本，在告子“得于言，而求于心”的基础上，开示“知言”功夫；面对告子“得于心，则求于气”，又开示 “养浩然之气”的功夫。
四、“守约”与“守气”
孟子在“浩然之气”章还提到“守约”与“守气”，这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概念。什么是“守约”？孔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孟子曰：“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孟子所谓“守约”，接近于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守约，即守一（或守中），此“一”非“举一而废百”，而是惟精惟一。通常说一个人有雄才大略，再如战略、谋略，一个人在处理纷繁复杂的事情时，能理出个头绪，化繁为简，执中而行权，这就是“守约”的功夫。
孟子相对“守气”而言“守约”，先分别叙述北宫黝、孟施舍养勇之道，然后指出：“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然后又对比孟施舍、曾子之养勇，指出：“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孟施舍相对于北宫黝为“守约”，相对于曾子则是“守气”，可见，“守约”具有相对性，“约”之义可深可浅。
阳明先生在《传习录》28条区分“未发之中”与“气宁静”，可以追溯到孟子所言“守约”与“守气”。
问：“宁静存心时，可为未发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气，当其宁静时，亦只是气宁静，不可以为未发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宁静不宁静。若靠那宁静，不惟渐有喜静厌动之弊，中间许多病痛只是潜伏在，终不能绝去，遇事依旧滋长。以循理为主，何尝不宁静；以宁静为主，未必能循理”。
把“守约”与“守气”、“未发之中”与“气宁静”给理会清楚，对于孔门之“学”的体会就走向深入了。遍览彼佛教经论数万卷，也赶不上《论语》“雍也”篇这一句话：“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孔门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独有颜子一人好学。孔子以“不迁怒，不贰过”界定“好学”，看似说“迹”，实则论“心”，心性功夫真切笃实而又入于精微。
“非想非非想”“抱神以静”“一念不起”，一般认定这种虚静状态是最上乘的功夫，契入“不贰法门”。但在儒家看来，却是沉空守寂，虚说光景，只是勉强养得“气宁静”，心上的病痛都潜藏起来了，一入世，一处理事情，潜藏的病痛就发作了。故阳明教导弟子在“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上真切笃实做功夫，不要掩耳盗铃，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