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的密码 ——“彼可取而代之”的另类解读
一
两千多年前，一场奠定我们“汉族”名称的战争，在经历了四年的酣战之后终于落下了帷幕。对于这段深刻影响后世的短暂历史，文人学者向来都是见仁见智，人们喜欢从《史记》的经典中解读出各自心目中的美丑善恶。崇拜权术说客之流最爱谋士们的巧舌如簧及阴谋诡计，傻女痴男则浮想联翩热衷于霸王别姬的浪漫情怀，十面埋伏的琵琶曲铿锵激越掩盖了楚歌哀伤，英雄铁血与战马嘶鸣的古老战场早已消散得无影无踪。而两千多年来，人们总是不厌其烦的反复讲述着那些真假混淆的传奇故事，现代的荧屏银幕更喜爱借助光影技术来重构这段非凡历史。本文仅尝试以另类的视角去探寻某些隐匿于繁华光影背后的人之常情。
不论人们将当年的传奇历史是冠名为楚汉战争还是说成刘项相争，所有的观点不外乎都是出于对《史记》的不同解读，古今争辩概莫能外。司马迁所著述的《史记》是这段历史的唯一权威记述，正因为如此，人们所以敬重太史公当年不畏艰难地坚持著述，为后世留下了解读这段历史的珍贵权威资料及其巨大的想象空间，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我们还是先梳理清楚这段历史的时间顺序，这样或许会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领悟司马迁著述《史记》的超群智慧。
楚汉战争发生在公元前206—202年，而司马迁出生于公元前145—135年之间，大约于公元前103年之前他开始著述《史记》，也就是说，人世间发生的事实到刻成竹简上的文字，两者之间至少相隔了一百年，因此，司马迁再公正也有可能力不从心，故而《史记》是“著述”而不是实录。著述当然也是根据各种资料整理而成，但终究作了怎样的裁减取舍或是添油加醋，大概只有司马迁自己知道。但有一点是勿容置疑的，不论他如何筛选取舍，后人也绝无非议的理由，因为一个让他尽失尊严的汉武帝随时都可能妨碍其著述的正常进行，尤其事关刘家始发初祥，是直接关系到汉武帝及其祖先脸面颜光的大事，绝不可能任由司马迁随意直书，能留下如此宏篇著述实在已是难能可贵。如若不信，诸君不妨试想一下，自己又能搞清楚距离当今一百年前几件事情的真相细节？今人都做不到的事情，又何必苛求于古人呢！
二
不苛求不等于非得相信，如果能从中解读出一些不同的历史信息，同样也是对司马迁超凡智慧的一种欣赏，或作闲聊。
大约早于司马迁著述《史记》一百多年之前，项羽和刘邦曾以不同的年龄，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各自说了一句粗听起来大意相同的短语，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此也”。类似的话别人当然也说过，陈胜就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名言。既然是项刘二人的私下感慨，又时隔了一百多年，司马迁怎么能够准确无误的记述下来呢，能当真吗？历史无数次的证明，大凡有一代新君登极开国，后撰的史迹中总是会留下一些他们于爆发之前的非凡言行，用以证明事业成功的先兆，借以暗示天意所属，岂能人人可为。
刘项各自的话相当于他们各自事业的肇始宣言，既符合二人开始的身份，又像预先设定的成败，仔细品味，则更像是著述的伏笔。任何言语说辞都有其特定的语境，语境就是某种时空环境，人们一般不会说脱离生活时空环境的话语，比如我们现在就没有人再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那些豪言壮语了，因为时空环境已经改变，不用再喊“解放全人类三分之二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这样的大口号，来证明自己具有无产阶级国际共产主义精神了。
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这句话，暗示出了一个贵族与一个皇帝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处于社会等级的两个极端。这个败亡之国的破落贵族因其败亡时间不是太长，其身上仍然保留着强烈的贵族本性，语句中没有那种羡慕权贵的卑贱，而是显露出一种挑衅与蔑视。言辞中隐含着一种自觉的主动意识，更像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而又口无遮拦的童言无忌。这句话的目标对象显然只针对秦始皇，而不可能是挑衅别人，因为别人的地位再尊贵，与项家曾经有过的荣耀大约也只是上下之间，自然就没有了说这种话的动机。况且，项羽讲“彼可取而代之”时，司马迁说项梁听见了引为旁证，再说《史记》终究是将他作为失败者记述的，因此，项羽说过这句话的可信度比较高。
至于刘邦那句“大丈夫当如此也”其可信度就不那么高了。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时的情景，司马迁描述得神色逼真，而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此也”则记述得索然无味，更无旁证。按记述的时间算，刘邦那时还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刘家老三”，古人称谓刘季，社会底层的一个哥们，怎么可能将自己与秦始皇类比成“大丈夫”呢？两者的地位悬殊几乎等于社会等级的两个极端，刘季这话是有想要一步登天的感觉，语气中却又充满了羡慕权贵的卑贱。问题是他想过一步登天吗？“刘老三”当初并没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他后来的揭竿而起，完全是逼于无奈的生死一搏，而不是像项羽或其它刺客一样是主动寻找机会反秦。因此这话仅是羡慕情绪的流露，可皇帝与贫民这两极之间还有很多的富贵等级同样是值得底层的“刘老三”去羡慕。而“大丈夫当如此也”这句话，也可以在各种场合表达，比如看见有人大把地花钱取悦某个漂亮女人，看见某个侠义之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看见勇猛义士临危不惧，看见清官廉吏秉公执法，甚至看见奢糜的生活排场等等，都可以说“大丈夫当如此也”这句话。即便放在今天也十分平常，不过就是一句“男子汉就应该这样”，甚至于有些家长鼓励孩子也会这么说。也许他“刘老三”不知在哪种场合确实也说过，却被司马迁牵强附会放进了一个子虚乌有的特定语境中，只因为缺少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时的生动场景，所以描述出的可信度就显得不怎么逼真了。很有些像当年“你办事，我放心。”一样，可能是被挪移了时空的记述。不同点在于司马迁将其撰刻到竹简上的时间，距离刘季是怎么说这句话的实际时间已经相隔了一百多年。时过境迁，已经无人能辨其真伪了，时至今日，除了进行逻辑推理分析，不可能再找出任何的旁证。信与不信，都只能任由它成为公认的历史。
三
有一句至理名言：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史记》当然不可能例外，司马迁不是自由撰稿人，而是领取汉朝俸禄的太史令，汉武帝更不是什么仁慈善主，之前仅因言语不合圣意便可动用宫刑，即便是司马迁有心秉承客观，也非顾忌圣意不可，因为弄得不好便会一事无成甚或再次惹祸上身。而颂扬高祖刘邦却是他不可推卸的职责，利弊对于他而言，既显而易见又必须权衡。
表面上看，“彼可取而代之”比“大丈夫当如此也”要来得气势豪迈。但仔细品味则不难发现，项羽的口气透着某种轻而易举的无所畏惧，充满了破落贵族依然目中无人的孤傲气节。孤傲之人，人缘必差，乏人与共，失败必然，可见司马迁如此著述原本并非褒义也。
反观刘邦那句话，不论地位尊卑，任何人都可以说得，平淡无奇正是共性所在，共性就是人缘。刘邦的事业原本就是靠大家簇拥着做成的，人人都想从中分到一杯羹，韩信陈平之流都是怀抱着这样的憧憬不惜反叛而投奔到刘邦集团的。很多人都误以为可以从一个出身低贱且没有文化还略显憨厚的首领那里能够比较容易地挣得一份荣华富贵，因此而使得刘邦集团的人才队伍不断壮大直至走向成功。
不知何故，司马迁未将“彼可取而代之”写成“（吾）可取而代之”，是项羽原本就表达不清？还是“著述”时故意而为？总之，按古汉语解释“彼”字的词义，它只能是一个指称对方的代词。项羽讲这话时即便年少无知，也不应该如此含混不清，因为这是个简单短语，古今解读没有差别。二千五百年以前孙子就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今天的人们还是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还记得早些年本地口语中也时常使用“彼”字，例如春节期间两个熟人碰面，一方先说：“过了热闹年。”另一方则回答：“彼此一样。”，可见“彼”字的词意古今相同、用法一样并无改变。
按语言逻辑与当时的语境理解，似乎是项羽看见秦始皇时想说：“（吾）可取而代之”，结果却鬼使神差说成了“彼可取而代之”。这样就没有了项羽想要取代秦始皇的意思，当然，不论怎么说项梁都得捂住侄儿的嘴巴，依照当时的情景，我们不妨对“彼”的具体指代作如下几种猜测，看看能否确定他的本意。
1）、项羽看见秦始皇愤懑地说：“你，是可以取代的。”，这应该算一句近乎真理的话，因为任何人都是可以被取代的，但不能让秦始皇的“粉丝”听见了去告密，项梁顺手捂住了侄儿的嘴。
2）、项羽看见秦始皇后想了想对旁边的叔叔说：“你，可以取而代之。”，想怂恿项梁去取代秦始皇，这话简直要命，项梁赶紧捂住侄儿的嘴。
3）、项羽看见秦始皇后，以商讨的口气跟叔叔说：“他是可以取代的。”，隐含“我们快起事吧”的意思，项梁急忙捂住侄儿的嘴。
4）、项羽看见秦始皇想起了一个人，毫不犹豫的说：“他，可以取而代之。”，项梁搞不清那人是谁，先得捂住侄儿的嘴要紧。
四种可能，都没有项羽自己想要取代秦始皇的意思，也显然不是指项梁。那是谁呢？还早着呢！因为“刘老三”那时还只是泗水亭的哥们混混。无独有偶，司马迁说“刘老三”也正好赶上目睹过一回秦始皇出行，如是说了一句平淡无奇的“大丈夫当如此也”，此话真的平淡无奇吗？那也不一定，如果我们再假设一个场景：
重点是：假设“刘老三”和项羽早就相识，有一天二人站在一起看见秦始皇威严显赫的仪仗从眼前经过且各有所思。
项羽仔细打量了一下刘老三后说：“彼可取而代之。”
刘老三连头也没回十分淡定的回答：“大丈夫当如此也。”
如果再调换一个顺序，将会更接近最终结果。
场景仍然是秦始皇从二人眼前经过。
刘老三看着秦始皇深有感触地念道：“大丈夫当如此也。”
项羽侧过头审视了一下刘老三说：“彼可取而代之。”。
如果这种假设成立，项羽也就没有任何贵族的高傲可言了，而且明摆着从一开始就处于刘邦的下风，这是一种巧合，还是司马迁的故意？只能读者自己去品味了。
四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书写历史需要极高的智慧与技巧，司马迁堪称顶级高手。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这话的原意，符合他没有自己要取代秦始皇的历史真实。刘邦的那句“大丈夫当如此也”，也是比较符合他事业发展成功的轨迹。如果我们尝试着置身于两千多年前那个波澜壮阔的历史环境中，设身处地去试着感受当时人们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意识行为，这或许会多一个认识刘项成败得失的视角，从而获得另类的历史认知。
秦国经过长期的坚持不懈，在几代法家人物的教唆下，终于以其前所未有的军国主义面貌出现在东方六国面前，满载着虎狼之师的战车在中原大地上横冲直撞，城破国亡的六国诸侯贵族各自为了保命而四处逃窜，多少项上人头被悬挂在载满战利品的车轮边，一路上血淋淋伴随着凯旋之师向西驶去，血染的泥泞路正是秦朝新贵的阶梯。更有秦始皇的威严仪仗肆无忌惮践踏着六国故都，羞辱着那些已经失去权利的六国破落王公贵族。楚国是较后灭亡的诸侯，国破家亡之后的少年项羽，是一个出身于逆历史潮流的旧贵族世家孤儿，跟随着叔伯们四处颠沛流离，过往的荣华富贵，他应该记忆犹新。家国的惨烈剧变与其精神落差全是新政权秦朝所赐，他痛恨秦始皇，痛恨秦国及秦人，尤其对大一统的秦朝恨之入骨。这一点极其重要，它形成了项羽最基本的人格力量与复仇心理，既铸就了他所向披靡的神勇精神以及大无畏的统帅气质，也毁掉了他已经企及巅峰的非凡事业。
随着年龄的增长，已往的贵族尊严在项羽的意识里越来越强烈。恢复被灭亡的国家及其家族荣誉成为他矢志不渝的终极目标。这既是六国破落贵族的共同意识，也是他们集合于项羽旗下的思想基础。只要看看刺秦路上荆轲张良等人的故事，谁不是源于同样的背景与利益驱动，这些刺客的思想行为与项羽之间有着最大的共同之处，就是要杀死秦始皇报仇，推翻秦朝暴政，恢复往日的荣光。唯独没有想过自己要去填补秦始皇身后的空缺，更没有想过要推举谁去替代秦始皇的位置。简言之，他们的目的就是复仇与复旧，这是由其旧贵族身份与思想意识所决定的，它流淌于血液中，外力无法改变，项羽更不能摆脱。正是这种僵化的思维模式，导致了项羽集团的必然失败。所以司马迁著述时巧妙的使用“彼可取而代之”，而不是“（吾）可取而代之”，实在是非常地符合项羽一贯的所作所为。
他从少年时代要学“万人敌”开始，到破釜沉舟惊天地泣鬼神的巨鹿之战，再到一举坑杀二十万秦国虎狼之师，无不透射出他对秦帝国刻骨铭心的痛恨。从焚烧咸阳宫（非阿房宫）到凯旋不归故里等于锦衣夜行的愚蠢思维，无不说明他从来没有想要取代秦始皇的意愿。从分封刘邦去汉中为王，到恢复六国诸侯等等无不折射出项羽的复辟思想根深蒂固。既然所有的行为都能证明项羽从来没有自己要取代秦始皇的意思，因此著述用的是“彼”，也就是“你或他”，而非项羽自己。至于“彼”具体指谁？司马迁一百年后追述时，暗指那人就是刘邦。
五
让我们继续置身于那段历史环境中，当秦国战车的轮子与士兵的步伐踏破六国都城的时候，在远离战场的穷乡僻壤沛县里，百姓们依旧种田吃饭织布穿衣的照常生活着，从诸侯的管辖变成秦朝的统治，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刘老汉一家也依然如故，谁掌控国家权利对于他们而言区别不大，富贵一样与己无关，照旧的农家小日子，该干嘛还干嘛。唯一要操心的是老三（刘季）整天不误正业，凭着哥们义气居然也混上了一个新王朝的基层干部—亭长，虽说不是什么吃皇粮的显摆差事，却乐得游手好闲混吃混喝，估计刘老汉一家可能也没怎么太在乎，或许哪天说没就没了。
刘季自己却不这么看，虽说只是个亭长，四周乡邻都得敬他三分，出面陪餐饭喝杯酒那是他刘季看得起人家。况且这差事比下地干活强多了，送民工服徭役那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诸侯管辖时一样也摊派徭役。给谁干都差不多，小菜一碟难不倒哥们，至于那些打仗杀人的事，离自己远着呢，也懒得去想。总之，由雄霸一方的诸侯管辖到大一统的秦朝统治，对刘季而言没有多大区别，他也无须改变什么思想与意识，或承受什么精神痛苦与生活落差。
直到有一天，在解送徭役的路上，他突然意识到现在的国家比诸侯时期大多了，徭役之路又长又远，不管自己如何努力吃苦，在规定的日期内无论如何是走不到目的地的，那要命的“规定日期”就是法律，不能按时到达就是犯了死罪，好端端的怎么就死罪了？他想不通，这该死的法律搅得他翻来覆去夜不能寝，挨到第二天集合，他对老实务农、杀猪宰羊、偷扒抢劫、打架斗殴甚至杀人放火的徭役们说：“我们已经误期了，走与不走横竖是个死，之前是我一路上领导照管大伙，现在开始，我和你们都是同一根绳子上的蚂蚱，继续往前走，一个个最后都会被捏死，即便是散了伙回家，也只可能多蹦跶几下，终究还是会被捉去砍头的，大伙看怎么办吧（为之奈何）？” 众人顿时犹如开了锅的一般，七嘴八舌嚷过不停。
“你是领导，你拿主意吧！何必问别人为之奈何。”，一个熟悉的乡邻大声说。
“为之奈何？就是善于学习，你懂个屁。”，刘季心中暗想，表面却沉默不语。
“我看不如反了，老子原本只杀猪的，以后改成杀人得了。”，一个姓樊的屠夫说。
“哎呀！男人就应该这样嘛（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老子原本就杀过人，怕啥。”，不知谁说的。这人后来也许战死了，也就失去了这句话的知识产权！
“刘三哥，还是由你领头，我们就跟着你干！”，又一个乡邻怂恿刘季。
“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刘季附和一句，其实他早已经想过了，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选择。【注：刘季此刻如果有第六感觉，说不定能意识到一百年后有个司马迁的那家伙文化水平真高，老子普普通通一声附和，被他说成是我看见秦始皇时说的，那品位可就高到哪里去了。而且万分欣慰曾孙子刘彻如此独具慧眼，选择了司马迁掌太史令，真乃夫复何求也！】
这段虚构的对话情景无非是想说明，“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这句话可以用在无数的场合，无可争辩的是司马迁所著述的时间地点无疑是水平境界最高的。
一句极为平常的感叹语，也道出了刘季没有推翻大一统秦朝的主观愿望，他之所以揭竿而起，是面临生死抉择时人性的本能反应。与项羽相比，刘季没有什么值得怀念的过往，既没有从富坠贫的生活体验，更没有从福禄尊贵降至颠沛流离的精神落差。套用现代词汇形容，就是刘季这个人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观念，是一个得过且过之人。正因为什么都没有，反而成就了他当初根本没有企盼过的巨大事业。因此，司马迁将“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这样一句极富羡慕口气的感叹语，著述成刘邦事业的开始与走向成功的先声，可谓技巧高超用意深远。
六
项羽与刘季不同，他对大一统秦朝的恨之入骨几乎是与生俱来，像是根植在生命的每个细胞里，他不爱读书，只想学“万人敌”的本领，一门心事想用武力和军事手段去推翻秦朝。这种敢于挑战强权的气魄及其过人的胆识，加之遗传的贵族基因，铸就了他鹤立鸡群、蔑视旁人、拒纳忠言、固执己见、独断专行的性格特征，也是项羽的致命弱点。从点滴的流露到全面的释放，所产生的排他性更是与日俱增，韩信陈平范增等都是因此而一个个离他而去。
这些人才的离去不是发生在灭秦的艰苦激战中，而是在胜利之后或与刘邦对垒时，关键的原因司马迁开始就隐藏在“彼可取而代之”这句短语中，灭秦以后又以“锦衣夜行”的比喻给说白了，都是说项羽从未打算留在关中取代秦始皇成为新帝国的统治者。项羽不但是痛恨秦朝的一切，还强烈抵触秦朝大一统的国家体制，他一心想回到他的家族曾经拥有过的那种美好时光，他对秦始皇（包括秦朝）拥有过的权势简直是不屑一顾，这与刘邦对秦始皇的极度羡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项羽不但焚烧了秦朝的皇宫并义无反顾的离开了都城，同时要求别人跟他一样返回到过去的诸侯时代。如果以现代的国家体制去衡量，项羽也许是想建立一种邦联制形式的国家模式，这肯定不会获得大多数人的赞同。因为人类的思想是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共同作用形成的，而两千多年前的人们是不可能产生这种认识的，因此铁定了没有人支持他。其它六国的旧贵族都是一些自私自利与目光短浅之徒，只要看看当年巨鹿之战他们是如何心甘情愿以作壁上观的德行便可一目了然。因此后来被刘邦一个个瓦解击破也就毫不奇怪，否则，历史可能就会大不一样了。
项羽对秦朝的仇恨如果不是那样的根深蒂固，性格不是那样的固执己见，如果他也能与时俱进去学习适用新的形势发展，并收敛那鹤立鸡群的孤傲，弯弯腰拾起秦始皇遗落下的皇宫钥匙，摒弃那种锦衣夜行的孩童式虚荣，刘邦也就没有可乘之机了。
司马迁当然明晰这一切，因此他刻意用语意含混的“彼可取而代之”作为项羽事业的起点征兆，其用意也是恰如其分清楚准确。
七
西楚霸王项羽，虽然灭秦的功绩无人能与之比肩，再加上所向披靡的军事才能及其非凡神勇，但终究不是名正言顺的皇帝，按礼制规格是不该为其著述《本纪》的，即便司马迁有心想要拔高规格以皇帝礼遇刻成《项羽本纪》，大概也需要汉武帝首肯后才能行得通，怎么就会同意呢？
因为汉武帝有一个绕不开的重大法理是非，就是汉高祖与汉朝这个“汉”名称的由来，没有项羽还真是说不清道不明，司马迁为难，汉武帝可能更为难，要证明“汉”的法理地位崇高，就必须给予分封刘季为“汉王”的项羽以至少有不低于刘邦本人身份的地位，否则，“汉”的意义就太没有含金量了，总不能说是根据刘邦是个男子汉定的国号。这是刘汉王朝法理名正乃至万世评说的大事，来不得半点马虎，权衡利弊得失，只有用《项羽本纪》才能解决，给项羽一个皇帝的虚尊，汉朝的法理基础也就名正言顺了，在这个非同寻常的问题上，汉武帝与司马迁这一次取得了共识双赢。（此前已有一言不合而施以宫刑的典型案例。）
“汉王”乃高祖登基之前最尊贵的身份，这一身份源于项羽的分封，以致后来的汉朝及汉族汉人汉语等称谓都根源于此。由此可见，当年连个名字都没有的刘老三（刘季）在被项羽封为汉王时，虽然有些委屈，但应该还是蛮高兴的，接受分封做汉中王，无论如何比当泗水亭长要威风得多。况且项羽那家伙太霸道，称为“西楚霸王”，所谓楚怀王只不过是被他利用的傀儡，即使有“先入关中者为王”这么一说，毕竟只是个传说，没有正式文件昭告天下，谁都可以不承认。能够封个汉王也算挺不错的，刘季其实非常重视“汉王”这个封号，因为除此之外他没有其它可供显摆的头衔，所以任何出头露脸的事他都不得不冠上这个封号。
按皇帝的规格礼遇来著述项羽的功过是非，从而解决了汉王尊贵身份及汉朝名称的法理源头，但如果认真思考不难发现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刘邦既然接受又使用“汉王”这个封号，那就是认可了项羽的基本国策（假称邦联制）并承认其管辖及领导权，如此就不应该反对项羽。相反，他既然要反对项羽又不赞成他的基本国策，而要照搬继承大一统的秦朝，那么他就不应该领受或者继续使用“汉王”这个封号。从这一点不难看出，刘邦是一个矛盾混合体，他既拥护项羽又要反对项羽，既反对项羽又必须拥护项羽。别的事情也是一样，他既接纳韩信关于封赏功臣的策略，例如封了张耳为赵王，却又不愿封韩信为齐王。既喜欢别人帮他打天下，又特别害怕别人拥有兵权，以致杀了很多开国功臣。刘邦行事毫无原则，他的砝码总是唯利是图，因此司马迁才让他开始就有“大丈夫当如此也”这种向往权贵的卑贱。
八
摊上这么一位高祖也是蛮好玩的，到一座山里唱一座山里的歌也是刘邦的性格特征，他没读过什么书，遇事又喜欢问旁人“为之奈何？”，与那些诸侯旧贵族相比，他显得格外平易近人。士人以为没有文化必定是憨厚老实缺心眼，这样的领导容易相处好共大事，因此很多怀有不同利益目的的人士都来投奔他，一些工于心计或善于权谋之徒就争相为之施展才能出谋献策，都把刘季当作了以后能够多分一杯羹的最佳选择，更被自恃甚高者标榜为“良禽择木而栖”。
选择投奔谁？可能是那个年代人们择业找工作的热门讨论题，既然想去投奔人家，就不能沿用俗称刘季了，试想“吾将投奔刘老三那里施展毕生所学。”这样的言语称谓不但是对主公不敬，同样也贬低了自己的身份。可老大却无名无字无雅号，于是乎冒出了一个“刘邦”的代词，“邦”乃诸侯邦国之意，也就是诸侯国中刘姓邦国之简称“刘邦”，刘季于是也就有了“刘邦”这个名字，往后乃敬称汉王直至高祖，再往后，议论评说多用刘邦，调侃贬损直呼刘季。投靠的人才多了，事业也就一天天壮大乃至成功，有人因此获得了高官厚禄，也有人因此断送了身家性命，登上皇帝宝座的刘邦猜疑杀戮绝不亚于灰飞烟灭的诸侯们，由刘季到刘邦，从普通民众变成一个性格复杂猜忌的皇帝，除了其本性之外，更多的只怕是这些士人不断教唆影响的结果。
刘邦是很善于学习的，之所以搞不懂就问“为之奈何”，是因为他既没有文化知识也没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因此他能够接受任何只要对他有利而哪怕是自相矛盾的观念与事物，他边干边学，实习与反应能力极强，例如：当他显露本色怒骂韩信的使者时，仅仅受到张良与陈平的轻微暗示，便能心领神会立马改口，由此可见他学习权谋心计与变本加厉的水平之高和速度之快。
唐人诗云：“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原意虽是抨击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野蛮行径，同时也道出了刘邦项羽不读书的实情。但不读书不等于不爱学习，他二人的学习能力都非常强，都属于那种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的高手，只是由于二人不同的出身经历所形成的不同思想意识而选择了不同的专业。项羽固执的选择了军事指挥专业，他把自己塑造成了名震古今的优秀军事专家，（顺便说一句，韩信也是该专业的佼佼者。）他以非凡的勇气和才能指挥了彪炳史册的巨鹿之战，不光让作壁上观的友军看得胆颤心惊，也奠定了西楚霸王的强势政治地位，然而他却不是一个政治家。这种胜利仅仅只是强化了他在战场上不会失败的自信心理，结果落得连个马革裹尸的待遇都没捞到，最终以分尸谢幕，真乃呜呼哀哉！
刘邦则不同，他虽是被迫揭竿而起，无意间却混进了在职高级政治研修班，正是由于胸无点墨而致使他特别勤学好问“为之奈何”，作为学生他可是成绩超凡，表演也是淋漓尽致，以致原先主动调教他的先生们（如张良陈平之流）到后来都自觉相形见绌的躲了起来。军事天才韩信原以为刘邦推食食他，解衣衣他乃是平易憨厚，末了不得不承认这都是“善将将”的高超政治技巧。刘邦的成功及成功后的好恶表明，他的政治意识中根本不存在痛恨秦朝的基因，而是非常喜欢并且完整地继承了秦朝的基本体制。这就是刘邦与项羽之间最为重要的根本性区别，也是羡慕“大丈夫当如此也”这一感慨的最好诠释。
九
“彼可取而代之”从骨子里透射出了项羽对于秦朝的痛恨，“大丈夫当如此也”所表露的是刘邦对于秦始皇的无限仰慕，不同的思想观念得出不同的认知理念，并以此形成不同的终极目标，项羽的痛恨是要消灭并肢解秦朝，刘邦的仰慕是想取代秦始皇的统治地位。所谓的楚汉战争，它既不是诸侯之间的争霸称雄，更不是刘邦和项羽两个人在争输赢，而是刘邦集团与项羽个人在争国家体制的大是大非，争的是继续大一统的国家形式还是复辟诸侯时的分治管辖，亦即国家的体制前途。事实证明，一个人斗不过一个团伙，可惜项羽至死都不明白这一点，甚至天真到想要与刘邦单挑决斗来解决，最后还认为是天要亡楚。项羽的复辟路线产生的是离心力，西楚霸王作为拥有分封权的霸主原本要比刘邦及其它诸侯王高出至少半个级别，但诸侯王的相对独立却使项羽无法调动他们的军队去对付刘邦，这也恰恰正是分封诸侯的必然逻辑结果。项羽的群体大体上就是一个军事集团，他坚信武力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藐视排斥其它各方面人才，因而缺乏驾驭强大军事实力的政治智慧，这就是他失败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司马迁应该是知道的，因此，“彼可取而代之”这句既透着杀气而又含混不清的话，似乎更像是他述说项羽失败而预设的伏笔。
刘邦高举着项羽分封的汉王旗号，精心做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政治当然包含着军事，有句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他既能利用韩信那样的军事人才来达成军事目的，又可以毫不手软的清除他们以消除政治上的疑虑担忧。刘邦的人品结合他所学到的政治伎俩绝非单一的军事专家项羽可比，因此，项羽一根筋的思想根本就不是善于阴谋诡计的刘邦集团的对手。
刘邦集团所取得的巨大胜利，绝非刘季个人一开始就有的终极目标，也不是一种自觉行为，他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切，是因为他有一颗贪得无厌的心，他衡量事物的标准不是信仰，而是利益，只要有利，他什么都可以干，诸于把儿子踹到车下自顾逃命，撕毁墨迹未干的楚汉和平协定，诛杀功臣异姓王等等，他无须顾忌什么面子与任何道德底线，因为追求最大利益是其本性。不管他是在哪里说的“大丈夫当如此也”这句话，都是刘邦极端羡慕权贵的真实写照。他的胜利，他的人品以及他的道德一直受到后人的众多质疑，直到今天，人们在谈论汉高祖时，依然喜欢用流氓无赖哥们混混这样的词汇来亵称，究其原因，他缺少项羽的人格魅力，仅是一个被人贬损诟病的胜利者。
各自《本纪》中的一句：“大丈夫当如此也”，“彼可取而代之”。有如刘项二人的隔空对话，既像司马迁精心刻意的著述，又像为刘邦设置的成功密码。即便如此，仍不失为历史的大真实，这也是司马太公超凡智慧所创造的历史。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两千多年前，一场奠定我们“汉族”名称的战争，在经历了四年的酣战之后终于落下了帷幕。对于这段深刻影响后世的短暂历史，文人学者向来都是见仁见智，人们喜欢从《史记》的经典中解读出各自心目中的美丑善恶。崇拜权术说客之流最爱谋士们的巧舌如簧及阴谋诡计，傻女痴男则浮想联翩热衷于霸王别姬的浪漫情怀，十面埋伏的琵琶曲铿锵激越掩盖了楚歌哀伤，英雄铁血与战马嘶鸣的古老战场早已消散得无影无踪。而两千多年来，人们总是不厌其烦的反复讲述着那些真假混淆的传奇故事，现代的荧屏银幕更喜爱借助光影技术来重构这段非凡历史。本文仅尝试以另类的视角去探寻某些隐匿于繁华光影背后的人之常情。
不论人们将当年的传奇历史是冠名为楚汉战争还是说成刘项相争，所有的观点不外乎都是出于对《史记》的不同解读，古今争辩概莫能外。司马迁所著述的《史记》是这段历史的唯一权威记述，正因为如此，人们所以敬重太史公当年不畏艰难地坚持著述，为后世留下了解读这段历史的珍贵权威资料及其巨大的想象空间，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我们还是先梳理清楚这段历史的时间顺序，这样或许会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领悟司马迁著述《史记》的超群智慧。
楚汉战争发生在公元前206—202年，而司马迁出生于公元前145—135年之间，大约于公元前103年之前他开始著述《史记》，也就是说，人世间发生的事实到刻成竹简上的文字，两者之间至少相隔了一百年，因此，司马迁再公正也有可能力不从心，故而《史记》是“著述”而不是实录。著述当然也是根据各种资料整理而成，但终究作了怎样的裁减取舍或是添油加醋，大概只有司马迁自己知道。但有一点是勿容置疑的，不论他如何筛选取舍，后人也绝无非议的理由，因为一个让他尽失尊严的汉武帝随时都可能妨碍其著述的正常进行，尤其事关刘家始发初祥，是直接关系到汉武帝及其祖先脸面颜光的大事，绝不可能任由司马迁随意直书，能留下如此宏篇著述实在已是难能可贵。如若不信，诸君不妨试想一下，自己又能搞清楚距离当今一百年前几件事情的真相细节？今人都做不到的事情，又何必苛求于古人呢！
二
不苛求不等于非得相信，如果能从中解读出一些不同的历史信息，同样也是对司马迁超凡智慧的一种欣赏，或作闲聊。
大约早于司马迁著述《史记》一百多年之前，项羽和刘邦曾以不同的年龄，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各自说了一句粗听起来大意相同的短语，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此也”。类似的话别人当然也说过，陈胜就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名言。既然是项刘二人的私下感慨，又时隔了一百多年，司马迁怎么能够准确无误的记述下来呢，能当真吗？历史无数次的证明，大凡有一代新君登极开国，后撰的史迹中总是会留下一些他们于爆发之前的非凡言行，用以证明事业成功的先兆，借以暗示天意所属，岂能人人可为。
刘项各自的话相当于他们各自事业的肇始宣言，既符合二人开始的身份，又像预先设定的成败，仔细品味，则更像是著述的伏笔。任何言语说辞都有其特定的语境，语境就是某种时空环境，人们一般不会说脱离生活时空环境的话语，比如我们现在就没有人再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那些豪言壮语了，因为时空环境已经改变，不用再喊“解放全人类三分之二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这样的大口号，来证明自己具有无产阶级国际共产主义精神了。
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这句话，暗示出了一个贵族与一个皇帝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处于社会等级的两个极端。这个败亡之国的破落贵族因其败亡时间不是太长，其身上仍然保留着强烈的贵族本性，语句中没有那种羡慕权贵的卑贱，而是显露出一种挑衅与蔑视。言辞中隐含着一种自觉的主动意识，更像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而又口无遮拦的童言无忌。这句话的目标对象显然只针对秦始皇，而不可能是挑衅别人，因为别人的地位再尊贵，与项家曾经有过的荣耀大约也只是上下之间，自然就没有了说这种话的动机。况且，项羽讲“彼可取而代之”时，司马迁说项梁听见了引为旁证，再说《史记》终究是将他作为失败者记述的，因此，项羽说过这句话的可信度比较高。
至于刘邦那句“大丈夫当如此也”其可信度就不那么高了。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时的情景，司马迁描述得神色逼真，而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此也”则记述得索然无味，更无旁证。按记述的时间算，刘邦那时还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刘家老三”，古人称谓刘季，社会底层的一个哥们，怎么可能将自己与秦始皇类比成“大丈夫”呢？两者的地位悬殊几乎等于社会等级的两个极端，刘季这话是有想要一步登天的感觉，语气中却又充满了羡慕权贵的卑贱。问题是他想过一步登天吗？“刘老三”当初并没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他后来的揭竿而起，完全是逼于无奈的生死一搏，而不是像项羽或其它刺客一样是主动寻找机会反秦。因此这话仅是羡慕情绪的流露，可皇帝与贫民这两极之间还有很多的富贵等级同样是值得底层的“刘老三”去羡慕。而“大丈夫当如此也”这句话，也可以在各种场合表达，比如看见有人大把地花钱取悦某个漂亮女人，看见某个侠义之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看见勇猛义士临危不惧，看见清官廉吏秉公执法，甚至看见奢糜的生活排场等等，都可以说“大丈夫当如此也”这句话。即便放在今天也十分平常，不过就是一句“男子汉就应该这样”，甚至于有些家长鼓励孩子也会这么说。也许他“刘老三”不知在哪种场合确实也说过，却被司马迁牵强附会放进了一个子虚乌有的特定语境中，只因为缺少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时的生动场景，所以描述出的可信度就显得不怎么逼真了。很有些像当年“你办事，我放心。”一样，可能是被挪移了时空的记述。不同点在于司马迁将其撰刻到竹简上的时间，距离刘季是怎么说这句话的实际时间已经相隔了一百多年。时过境迁，已经无人能辨其真伪了，时至今日，除了进行逻辑推理分析，不可能再找出任何的旁证。信与不信，都只能任由它成为公认的历史。
三
有一句至理名言：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史记》当然不可能例外，司马迁不是自由撰稿人，而是领取汉朝俸禄的太史令，汉武帝更不是什么仁慈善主，之前仅因言语不合圣意便可动用宫刑，即便是司马迁有心秉承客观，也非顾忌圣意不可，因为弄得不好便会一事无成甚或再次惹祸上身。而颂扬高祖刘邦却是他不可推卸的职责，利弊对于他而言，既显而易见又必须权衡。
表面上看，“彼可取而代之”比“大丈夫当如此也”要来得气势豪迈。但仔细品味则不难发现，项羽的口气透着某种轻而易举的无所畏惧，充满了破落贵族依然目中无人的孤傲气节。孤傲之人，人缘必差，乏人与共，失败必然，可见司马迁如此著述原本并非褒义也。
反观刘邦那句话，不论地位尊卑，任何人都可以说得，平淡无奇正是共性所在，共性就是人缘。刘邦的事业原本就是靠大家簇拥着做成的，人人都想从中分到一杯羹，韩信陈平之流都是怀抱着这样的憧憬不惜反叛而投奔到刘邦集团的。很多人都误以为可以从一个出身低贱且没有文化还略显憨厚的首领那里能够比较容易地挣得一份荣华富贵，因此而使得刘邦集团的人才队伍不断壮大直至走向成功。
不知何故，司马迁未将“彼可取而代之”写成“（吾）可取而代之”，是项羽原本就表达不清？还是“著述”时故意而为？总之，按古汉语解释“彼”字的词义，它只能是一个指称对方的代词。项羽讲这话时即便年少无知，也不应该如此含混不清，因为这是个简单短语，古今解读没有差别。二千五百年以前孙子就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今天的人们还是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还记得早些年本地口语中也时常使用“彼”字，例如春节期间两个熟人碰面，一方先说：“过了热闹年。”另一方则回答：“彼此一样。”，可见“彼”字的词意古今相同、用法一样并无改变。
按语言逻辑与当时的语境理解，似乎是项羽看见秦始皇时想说：“（吾）可取而代之”，结果却鬼使神差说成了“彼可取而代之”。这样就没有了项羽想要取代秦始皇的意思，当然，不论怎么说项梁都得捂住侄儿的嘴巴，依照当时的情景，我们不妨对“彼”的具体指代作如下几种猜测，看看能否确定他的本意。
1）、项羽看见秦始皇愤懑地说：“你，是可以取代的。”，这应该算一句近乎真理的话，因为任何人都是可以被取代的，但不能让秦始皇的“粉丝”听见了去告密，项梁顺手捂住了侄儿的嘴。
2）、项羽看见秦始皇后想了想对旁边的叔叔说：“你，可以取而代之。”，想怂恿项梁去取代秦始皇，这话简直要命，项梁赶紧捂住侄儿的嘴。
3）、项羽看见秦始皇后，以商讨的口气跟叔叔说：“他是可以取代的。”，隐含“我们快起事吧”的意思，项梁急忙捂住侄儿的嘴。
4）、项羽看见秦始皇想起了一个人，毫不犹豫的说：“他，可以取而代之。”，项梁搞不清那人是谁，先得捂住侄儿的嘴要紧。
四种可能，都没有项羽自己想要取代秦始皇的意思，也显然不是指项梁。那是谁呢？还早着呢！因为“刘老三”那时还只是泗水亭的哥们混混。无独有偶，司马迁说“刘老三”也正好赶上目睹过一回秦始皇出行，如是说了一句平淡无奇的“大丈夫当如此也”，此话真的平淡无奇吗？那也不一定，如果我们再假设一个场景：
重点是：假设“刘老三”和项羽早就相识，有一天二人站在一起看见秦始皇威严显赫的仪仗从眼前经过且各有所思。
项羽仔细打量了一下刘老三后说：“彼可取而代之。”
刘老三连头也没回十分淡定的回答：“大丈夫当如此也。”
如果再调换一个顺序，将会更接近最终结果。
场景仍然是秦始皇从二人眼前经过。
刘老三看着秦始皇深有感触地念道：“大丈夫当如此也。”
项羽侧过头审视了一下刘老三说：“彼可取而代之。”。
如果这种假设成立，项羽也就没有任何贵族的高傲可言了，而且明摆着从一开始就处于刘邦的下风，这是一种巧合，还是司马迁的故意？只能读者自己去品味了。
四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书写历史需要极高的智慧与技巧，司马迁堪称顶级高手。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这话的原意，符合他没有自己要取代秦始皇的历史真实。刘邦的那句“大丈夫当如此也”，也是比较符合他事业发展成功的轨迹。如果我们尝试着置身于两千多年前那个波澜壮阔的历史环境中，设身处地去试着感受当时人们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意识行为，这或许会多一个认识刘项成败得失的视角，从而获得另类的历史认知。
秦国经过长期的坚持不懈，在几代法家人物的教唆下，终于以其前所未有的军国主义面貌出现在东方六国面前，满载着虎狼之师的战车在中原大地上横冲直撞，城破国亡的六国诸侯贵族各自为了保命而四处逃窜，多少项上人头被悬挂在载满战利品的车轮边，一路上血淋淋伴随着凯旋之师向西驶去，血染的泥泞路正是秦朝新贵的阶梯。更有秦始皇的威严仪仗肆无忌惮践踏着六国故都，羞辱着那些已经失去权利的六国破落王公贵族。楚国是较后灭亡的诸侯，国破家亡之后的少年项羽，是一个出身于逆历史潮流的旧贵族世家孤儿，跟随着叔伯们四处颠沛流离，过往的荣华富贵，他应该记忆犹新。家国的惨烈剧变与其精神落差全是新政权秦朝所赐，他痛恨秦始皇，痛恨秦国及秦人，尤其对大一统的秦朝恨之入骨。这一点极其重要，它形成了项羽最基本的人格力量与复仇心理，既铸就了他所向披靡的神勇精神以及大无畏的统帅气质，也毁掉了他已经企及巅峰的非凡事业。
随着年龄的增长，已往的贵族尊严在项羽的意识里越来越强烈。恢复被灭亡的国家及其家族荣誉成为他矢志不渝的终极目标。这既是六国破落贵族的共同意识，也是他们集合于项羽旗下的思想基础。只要看看刺秦路上荆轲张良等人的故事，谁不是源于同样的背景与利益驱动，这些刺客的思想行为与项羽之间有着最大的共同之处，就是要杀死秦始皇报仇，推翻秦朝暴政，恢复往日的荣光。唯独没有想过自己要去填补秦始皇身后的空缺，更没有想过要推举谁去替代秦始皇的位置。简言之，他们的目的就是复仇与复旧，这是由其旧贵族身份与思想意识所决定的，它流淌于血液中，外力无法改变，项羽更不能摆脱。正是这种僵化的思维模式，导致了项羽集团的必然失败。所以司马迁著述时巧妙的使用“彼可取而代之”，而不是“（吾）可取而代之”，实在是非常地符合项羽一贯的所作所为。
他从少年时代要学“万人敌”开始，到破釜沉舟惊天地泣鬼神的巨鹿之战，再到一举坑杀二十万秦国虎狼之师，无不透射出他对秦帝国刻骨铭心的痛恨。从焚烧咸阳宫（非阿房宫）到凯旋不归故里等于锦衣夜行的愚蠢思维，无不说明他从来没有想要取代秦始皇的意愿。从分封刘邦去汉中为王，到恢复六国诸侯等等无不折射出项羽的复辟思想根深蒂固。既然所有的行为都能证明项羽从来没有自己要取代秦始皇的意思，因此著述用的是“彼”，也就是“你或他”，而非项羽自己。至于“彼”具体指谁？司马迁一百年后追述时，暗指那人就是刘邦。
五
让我们继续置身于那段历史环境中，当秦国战车的轮子与士兵的步伐踏破六国都城的时候，在远离战场的穷乡僻壤沛县里，百姓们依旧种田吃饭织布穿衣的照常生活着，从诸侯的管辖变成秦朝的统治，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刘老汉一家也依然如故，谁掌控国家权利对于他们而言区别不大，富贵一样与己无关，照旧的农家小日子，该干嘛还干嘛。唯一要操心的是老三（刘季）整天不误正业，凭着哥们义气居然也混上了一个新王朝的基层干部—亭长，虽说不是什么吃皇粮的显摆差事，却乐得游手好闲混吃混喝，估计刘老汉一家可能也没怎么太在乎，或许哪天说没就没了。
刘季自己却不这么看，虽说只是个亭长，四周乡邻都得敬他三分，出面陪餐饭喝杯酒那是他刘季看得起人家。况且这差事比下地干活强多了，送民工服徭役那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诸侯管辖时一样也摊派徭役。给谁干都差不多，小菜一碟难不倒哥们，至于那些打仗杀人的事，离自己远着呢，也懒得去想。总之，由雄霸一方的诸侯管辖到大一统的秦朝统治，对刘季而言没有多大区别，他也无须改变什么思想与意识，或承受什么精神痛苦与生活落差。
直到有一天，在解送徭役的路上，他突然意识到现在的国家比诸侯时期大多了，徭役之路又长又远，不管自己如何努力吃苦，在规定的日期内无论如何是走不到目的地的，那要命的“规定日期”就是法律，不能按时到达就是犯了死罪，好端端的怎么就死罪了？他想不通，这该死的法律搅得他翻来覆去夜不能寝，挨到第二天集合，他对老实务农、杀猪宰羊、偷扒抢劫、打架斗殴甚至杀人放火的徭役们说：“我们已经误期了，走与不走横竖是个死，之前是我一路上领导照管大伙，现在开始，我和你们都是同一根绳子上的蚂蚱，继续往前走，一个个最后都会被捏死，即便是散了伙回家，也只可能多蹦跶几下，终究还是会被捉去砍头的，大伙看怎么办吧（为之奈何）？” 众人顿时犹如开了锅的一般，七嘴八舌嚷过不停。
“你是领导，你拿主意吧！何必问别人为之奈何。”，一个熟悉的乡邻大声说。
“为之奈何？就是善于学习，你懂个屁。”，刘季心中暗想，表面却沉默不语。
“我看不如反了，老子原本只杀猪的，以后改成杀人得了。”，一个姓樊的屠夫说。
“哎呀！男人就应该这样嘛（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老子原本就杀过人，怕啥。”，不知谁说的。这人后来也许战死了，也就失去了这句话的知识产权！
“刘三哥，还是由你领头，我们就跟着你干！”，又一个乡邻怂恿刘季。
“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刘季附和一句，其实他早已经想过了，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选择。【注：刘季此刻如果有第六感觉，说不定能意识到一百年后有个司马迁的那家伙文化水平真高，老子普普通通一声附和，被他说成是我看见秦始皇时说的，那品位可就高到哪里去了。而且万分欣慰曾孙子刘彻如此独具慧眼，选择了司马迁掌太史令，真乃夫复何求也！】
这段虚构的对话情景无非是想说明，“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这句话可以用在无数的场合，无可争辩的是司马迁所著述的时间地点无疑是水平境界最高的。
一句极为平常的感叹语，也道出了刘季没有推翻大一统秦朝的主观愿望，他之所以揭竿而起，是面临生死抉择时人性的本能反应。与项羽相比，刘季没有什么值得怀念的过往，既没有从富坠贫的生活体验，更没有从福禄尊贵降至颠沛流离的精神落差。套用现代词汇形容，就是刘季这个人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观念，是一个得过且过之人。正因为什么都没有，反而成就了他当初根本没有企盼过的巨大事业。因此，司马迁将“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这样一句极富羡慕口气的感叹语，著述成刘邦事业的开始与走向成功的先声，可谓技巧高超用意深远。
六
项羽与刘季不同，他对大一统秦朝的恨之入骨几乎是与生俱来，像是根植在生命的每个细胞里，他不爱读书，只想学“万人敌”的本领，一门心事想用武力和军事手段去推翻秦朝。这种敢于挑战强权的气魄及其过人的胆识，加之遗传的贵族基因，铸就了他鹤立鸡群、蔑视旁人、拒纳忠言、固执己见、独断专行的性格特征，也是项羽的致命弱点。从点滴的流露到全面的释放，所产生的排他性更是与日俱增，韩信陈平范增等都是因此而一个个离他而去。
这些人才的离去不是发生在灭秦的艰苦激战中，而是在胜利之后或与刘邦对垒时，关键的原因司马迁开始就隐藏在“彼可取而代之”这句短语中，灭秦以后又以“锦衣夜行”的比喻给说白了，都是说项羽从未打算留在关中取代秦始皇成为新帝国的统治者。项羽不但是痛恨秦朝的一切，还强烈抵触秦朝大一统的国家体制，他一心想回到他的家族曾经拥有过的那种美好时光，他对秦始皇（包括秦朝）拥有过的权势简直是不屑一顾，这与刘邦对秦始皇的极度羡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项羽不但焚烧了秦朝的皇宫并义无反顾的离开了都城，同时要求别人跟他一样返回到过去的诸侯时代。如果以现代的国家体制去衡量，项羽也许是想建立一种邦联制形式的国家模式，这肯定不会获得大多数人的赞同。因为人类的思想是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共同作用形成的，而两千多年前的人们是不可能产生这种认识的，因此铁定了没有人支持他。其它六国的旧贵族都是一些自私自利与目光短浅之徒，只要看看当年巨鹿之战他们是如何心甘情愿以作壁上观的德行便可一目了然。因此后来被刘邦一个个瓦解击破也就毫不奇怪，否则，历史可能就会大不一样了。
项羽对秦朝的仇恨如果不是那样的根深蒂固，性格不是那样的固执己见，如果他也能与时俱进去学习适用新的形势发展，并收敛那鹤立鸡群的孤傲，弯弯腰拾起秦始皇遗落下的皇宫钥匙，摒弃那种锦衣夜行的孩童式虚荣，刘邦也就没有可乘之机了。
司马迁当然明晰这一切，因此他刻意用语意含混的“彼可取而代之”作为项羽事业的起点征兆，其用意也是恰如其分清楚准确。
七
西楚霸王项羽，虽然灭秦的功绩无人能与之比肩，再加上所向披靡的军事才能及其非凡神勇，但终究不是名正言顺的皇帝，按礼制规格是不该为其著述《本纪》的，即便司马迁有心想要拔高规格以皇帝礼遇刻成《项羽本纪》，大概也需要汉武帝首肯后才能行得通，怎么就会同意呢？
因为汉武帝有一个绕不开的重大法理是非，就是汉高祖与汉朝这个“汉”名称的由来，没有项羽还真是说不清道不明，司马迁为难，汉武帝可能更为难，要证明“汉”的法理地位崇高，就必须给予分封刘季为“汉王”的项羽以至少有不低于刘邦本人身份的地位，否则，“汉”的意义就太没有含金量了，总不能说是根据刘邦是个男子汉定的国号。这是刘汉王朝法理名正乃至万世评说的大事，来不得半点马虎，权衡利弊得失，只有用《项羽本纪》才能解决，给项羽一个皇帝的虚尊，汉朝的法理基础也就名正言顺了，在这个非同寻常的问题上，汉武帝与司马迁这一次取得了共识双赢。（此前已有一言不合而施以宫刑的典型案例。）
“汉王”乃高祖登基之前最尊贵的身份，这一身份源于项羽的分封，以致后来的汉朝及汉族汉人汉语等称谓都根源于此。由此可见，当年连个名字都没有的刘老三（刘季）在被项羽封为汉王时，虽然有些委屈，但应该还是蛮高兴的，接受分封做汉中王，无论如何比当泗水亭长要威风得多。况且项羽那家伙太霸道，称为“西楚霸王”，所谓楚怀王只不过是被他利用的傀儡，即使有“先入关中者为王”这么一说，毕竟只是个传说，没有正式文件昭告天下，谁都可以不承认。能够封个汉王也算挺不错的，刘季其实非常重视“汉王”这个封号，因为除此之外他没有其它可供显摆的头衔，所以任何出头露脸的事他都不得不冠上这个封号。
按皇帝的规格礼遇来著述项羽的功过是非，从而解决了汉王尊贵身份及汉朝名称的法理源头，但如果认真思考不难发现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刘邦既然接受又使用“汉王”这个封号，那就是认可了项羽的基本国策（假称邦联制）并承认其管辖及领导权，如此就不应该反对项羽。相反，他既然要反对项羽又不赞成他的基本国策，而要照搬继承大一统的秦朝，那么他就不应该领受或者继续使用“汉王”这个封号。从这一点不难看出，刘邦是一个矛盾混合体，他既拥护项羽又要反对项羽，既反对项羽又必须拥护项羽。别的事情也是一样，他既接纳韩信关于封赏功臣的策略，例如封了张耳为赵王，却又不愿封韩信为齐王。既喜欢别人帮他打天下，又特别害怕别人拥有兵权，以致杀了很多开国功臣。刘邦行事毫无原则，他的砝码总是唯利是图，因此司马迁才让他开始就有“大丈夫当如此也”这种向往权贵的卑贱。
八
摊上这么一位高祖也是蛮好玩的，到一座山里唱一座山里的歌也是刘邦的性格特征，他没读过什么书，遇事又喜欢问旁人“为之奈何？”，与那些诸侯旧贵族相比，他显得格外平易近人。士人以为没有文化必定是憨厚老实缺心眼，这样的领导容易相处好共大事，因此很多怀有不同利益目的的人士都来投奔他，一些工于心计或善于权谋之徒就争相为之施展才能出谋献策，都把刘季当作了以后能够多分一杯羹的最佳选择，更被自恃甚高者标榜为“良禽择木而栖”。
选择投奔谁？可能是那个年代人们择业找工作的热门讨论题，既然想去投奔人家，就不能沿用俗称刘季了，试想“吾将投奔刘老三那里施展毕生所学。”这样的言语称谓不但是对主公不敬，同样也贬低了自己的身份。可老大却无名无字无雅号，于是乎冒出了一个“刘邦”的代词，“邦”乃诸侯邦国之意，也就是诸侯国中刘姓邦国之简称“刘邦”，刘季于是也就有了“刘邦”这个名字，往后乃敬称汉王直至高祖，再往后，议论评说多用刘邦，调侃贬损直呼刘季。投靠的人才多了，事业也就一天天壮大乃至成功，有人因此获得了高官厚禄，也有人因此断送了身家性命，登上皇帝宝座的刘邦猜疑杀戮绝不亚于灰飞烟灭的诸侯们，由刘季到刘邦，从普通民众变成一个性格复杂猜忌的皇帝，除了其本性之外，更多的只怕是这些士人不断教唆影响的结果。
刘邦是很善于学习的，之所以搞不懂就问“为之奈何”，是因为他既没有文化知识也没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因此他能够接受任何只要对他有利而哪怕是自相矛盾的观念与事物，他边干边学，实习与反应能力极强，例如：当他显露本色怒骂韩信的使者时，仅仅受到张良与陈平的轻微暗示，便能心领神会立马改口，由此可见他学习权谋心计与变本加厉的水平之高和速度之快。
唐人诗云：“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原意虽是抨击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野蛮行径，同时也道出了刘邦项羽不读书的实情。但不读书不等于不爱学习，他二人的学习能力都非常强，都属于那种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的高手，只是由于二人不同的出身经历所形成的不同思想意识而选择了不同的专业。项羽固执的选择了军事指挥专业，他把自己塑造成了名震古今的优秀军事专家，（顺便说一句，韩信也是该专业的佼佼者。）他以非凡的勇气和才能指挥了彪炳史册的巨鹿之战，不光让作壁上观的友军看得胆颤心惊，也奠定了西楚霸王的强势政治地位，然而他却不是一个政治家。这种胜利仅仅只是强化了他在战场上不会失败的自信心理，结果落得连个马革裹尸的待遇都没捞到，最终以分尸谢幕，真乃呜呼哀哉！
刘邦则不同，他虽是被迫揭竿而起，无意间却混进了在职高级政治研修班，正是由于胸无点墨而致使他特别勤学好问“为之奈何”，作为学生他可是成绩超凡，表演也是淋漓尽致，以致原先主动调教他的先生们（如张良陈平之流）到后来都自觉相形见绌的躲了起来。军事天才韩信原以为刘邦推食食他，解衣衣他乃是平易憨厚，末了不得不承认这都是“善将将”的高超政治技巧。刘邦的成功及成功后的好恶表明，他的政治意识中根本不存在痛恨秦朝的基因，而是非常喜欢并且完整地继承了秦朝的基本体制。这就是刘邦与项羽之间最为重要的根本性区别，也是羡慕“大丈夫当如此也”这一感慨的最好诠释。
九
“彼可取而代之”从骨子里透射出了项羽对于秦朝的痛恨，“大丈夫当如此也”所表露的是刘邦对于秦始皇的无限仰慕，不同的思想观念得出不同的认知理念，并以此形成不同的终极目标，项羽的痛恨是要消灭并肢解秦朝，刘邦的仰慕是想取代秦始皇的统治地位。所谓的楚汉战争，它既不是诸侯之间的争霸称雄，更不是刘邦和项羽两个人在争输赢，而是刘邦集团与项羽个人在争国家体制的大是大非，争的是继续大一统的国家形式还是复辟诸侯时的分治管辖，亦即国家的体制前途。事实证明，一个人斗不过一个团伙，可惜项羽至死都不明白这一点，甚至天真到想要与刘邦单挑决斗来解决，最后还认为是天要亡楚。项羽的复辟路线产生的是离心力，西楚霸王作为拥有分封权的霸主原本要比刘邦及其它诸侯王高出至少半个级别，但诸侯王的相对独立却使项羽无法调动他们的军队去对付刘邦，这也恰恰正是分封诸侯的必然逻辑结果。项羽的群体大体上就是一个军事集团，他坚信武力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藐视排斥其它各方面人才，因而缺乏驾驭强大军事实力的政治智慧，这就是他失败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司马迁应该是知道的，因此，“彼可取而代之”这句既透着杀气而又含混不清的话，似乎更像是他述说项羽失败而预设的伏笔。
刘邦高举着项羽分封的汉王旗号，精心做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政治当然包含着军事，有句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他既能利用韩信那样的军事人才来达成军事目的，又可以毫不手软的清除他们以消除政治上的疑虑担忧。刘邦的人品结合他所学到的政治伎俩绝非单一的军事专家项羽可比，因此，项羽一根筋的思想根本就不是善于阴谋诡计的刘邦集团的对手。
刘邦集团所取得的巨大胜利，绝非刘季个人一开始就有的终极目标，也不是一种自觉行为，他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切，是因为他有一颗贪得无厌的心，他衡量事物的标准不是信仰，而是利益，只要有利，他什么都可以干，诸于把儿子踹到车下自顾逃命，撕毁墨迹未干的楚汉和平协定，诛杀功臣异姓王等等，他无须顾忌什么面子与任何道德底线，因为追求最大利益是其本性。不管他是在哪里说的“大丈夫当如此也”这句话，都是刘邦极端羡慕权贵的真实写照。他的胜利，他的人品以及他的道德一直受到后人的众多质疑，直到今天，人们在谈论汉高祖时，依然喜欢用流氓无赖哥们混混这样的词汇来亵称，究其原因，他缺少项羽的人格魅力，仅是一个被人贬损诟病的胜利者。
各自《本纪》中的一句：“大丈夫当如此也”，“彼可取而代之”。有如刘项二人的隔空对话，既像司马迁精心刻意的著述，又像为刘邦设置的成功密码。即便如此，仍不失为历史的大真实，这也是司马太公超凡智慧所创造的历史。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