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辰本第七十五回回前单页题记可一步到位证明庚辰本成本于康熙时期，进而证明《石头记》成书于康熙时期。传统版本学研究者对于这个问题，使用了诡辩，他们声称有所谓丙子本（即乾隆二十一年本）。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就能知道，即使是存在过所谓丙子本，那也无济于事。若存在丙子本，无非是三种情况：用某本（或某稿）对清庚辰本而题记于庚辰本，用庚辰本对清某本（或某稿）而题记于庚辰本，用某甲本（或甲稿）对清某乙本（或乙稿）而题记于庚辰本。无论是哪种情况，皆因乾隆二十一年（即丙子年）庚辰（乾隆二十五年）本尚未出世而不可能成为题记的物质载体。因此，庚辰本第七十五回回前单页题记可直接证明庚辰本成本于康熙时期。相应地，原稿成书时间自然就在康熙庚辰年之前或在庚辰年当年。也就是说，原稿成书时间比版本成本时间更要往前推。
将成书时间和成本时间上推一个甲子，则传统红学所有的悖论群最终都将得以成功消解，否则就会形成无人能够消解的死结。这种上推，将毁灭传统曹学及相应的雍乾时期成书或成本谬论。康熙时期三脂一靖四大原版原著中，曹雪芹与吴玉峰一样，无款非人。传统曹学的既有资源将转用于原版传播学研究和盗版制作过程研究，它可以充分揭示乾隆中期义重冒名的曹家“雪芹”之狗尾续书人的身份。科学红学天衣无缝的作者论体系的建立就是从以【雪芹曾随[梦]其先祖寅织造之任】澄明续书人，以【对清】题记证明原版成本于康熙时期开始的。它遵循的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治学原则。
土默热红学“体系”并没有遵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治学原则，它用外来物种“南明野史”来“深刻”地穿凿文本，用所谓洪升说来“独到”地附会文本，认为原稿成书于康熙时期而版本（脂本）皆成本于乾隆时期。土默热红学也玩曹家“雪芹”（曹雪芹）续书说，但从其思路就可以看出，这种说是倒逼出来的；与其曹雪芹续书说并行的，还有所谓曹雪芹缩写成了《金陵十二钗》但书却未传的1-1=0的谬论。可见，土默热在曹雪芹问题上，陷入了模棱两可的思维窘境之中，违背了形式逻辑排中律。
“菊花诗”一战，土默热遭到以已故曹学家邱华东先生为主攻手的曹家军的伏击，土默热南明野史谬论受到重创。【对清】一战，则是土默热遭到的第二次伏击。不过，这第二次伏击的设伏者已经不是传统曹学家了，而是吴带-曹衣美学家，土默热洪升胡说受到毁灭性打击。
土默热在第一次伏击中并没有吸取教训。我相信，在第二次伏击中，他同样不会吸取教训，因为这种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学术。须知，诡辩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越是顽强的诡辩越成不了气候。
同一律、不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既是科学红学的立论方法，也是科学红学四大证伪方法即驳论方法；所证伪的对象，分别是骑马找马、自相矛盾、模棱两可、煞有介事四大思维违法犯罪行为。形式逻辑是每一个红学研究者必须自觉地有意识地遵守的学术底线。
《石头记》有多少种读法？正确的读法只有一种：遵循充足理由律且遵循同一律且遵循不矛盾律且遵循排中律。错误的读法——或煞有介事或骑马找马或自相矛盾或模棱两可，共2^4=16种。不仅《石头记》是这样，其他任何作品的读法都是这种情况。逻辑，只有逻辑，才是评判读书是非的唯一标准。这个标准既可以用于批评，也可以用于自我批评。
《石头记》文本要按逻辑规矩读，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他们还满以为文学是发挥“想象力”的花胡哨的东西，没什么逻辑呢。事实恰恰相反。《阅读的革命——怎样读难懂的书》告诉我们，文学是世界上最难读懂的一类作品，读者对其概念、判断、推理都要从零起步进行归纳才能读通读懂，而其他作品则不需要从零起步，它们是有平台的。例如“红楼”这个概念，因缺乏逻辑约束，土默热竟然给它赋予了五种含义，还讥讽红学研究者不懂“红”字。而究其实，“红楼”乃修辞造词法所造词。任学良《汉语造词法》告诉我们：修辞造词法所造词不可以再进行进一步的语法分析。“红楼”一词用典白居易《秦中吟/议婚》“红楼富家女，鑫缕绣罗襦”藏词修辞指富家女，这就像“其弟”一词用典《礼记/曲礼》“僚友称其弟也”藏词修辞意为“僚友”、“一芹”一词用典宋代李石《食枸杞猫头筍》“尚献一芹裨玉食，天庖回首隔重城”乃指物谦辞（具体到红学中，指计划中的最後整理版“甲戌”本）一样，不能再用语法方法分解为偏正结构来理解。修辞造词法所造词有隐性的勾引号，这个勾引号决定了它不能再施加语法分析。也就是说，“红楼”只有“富家女”这一种含义，“其弟”只有“僚友”这一种含义，“一芹”只有指物谦辞这一种语用（具体到红学中，特指计划中的最後整理版“甲戌”本，并标示康熙时期三脂一靖四大原版的版本校书人“畸笏叟”张英（1637-1708）与原著作书人“梅溪”张廷瓒（1655-1702）的父子关系），都是单义化的概念。第二十回脂批【痴十六】自然也是用典白居易《秦中吟/议婚》“红楼富家女，鑫缕绣罗襦。见人不敛手，娇痴二八初”，乃原版原文，并非如冯其庸等所说的那样，是盗版改文。
逻辑学是一门化奇为平的学问。文学作品以传“奇”著称，故阅读文学作品，须高强度地精密使用逻辑，以使之凡俗化，便于理解和交流。事实上，《石头记》新颖的语法、修辞和章法都是通过逻辑四大基本规律“夹逼”发现的。因此，语文学的四大板块——语法、逻辑、修辞和章法中，逻辑是基础。当然，就雅致程度而言，语法最为雅致。逻辑学之推理，须阴阳二分为亚里士多德单因素分析三段论和亚里士多才双因素分析三段论。文学语言中的所谓“超常搭配”，须通过亚里士多才双因素分析三段论予以证明。
《石头记》文本可汇不可校。一旦校改，就直接违背了形式逻辑同一律，快速步入红外学，堕落为红外学叛乱分子。这种人，一定会受到科学红学人脑思考和机器思考的双重清剿。很简单的道理，你的脑袋不可能升级为一个版本，它没有作为一个版本对古文献进行格式化的资格。
版本学中，你只要不坚持“版本可汇不可校”的原则，就无论如何也玩不转文本；这就像曹学中，你只要不坚持“楔子中的吴玉峰曹雪芹不是人”的立场，就无论如何也玩不转作者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