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散讲|06、古希腊的苏格拉底
文/老九
上一期的结尾说到老子算得上是中国的苏格拉底，这会引发好几个话题，比如苏格拉底是谁、老子应不应该算是中国的苏格拉底之类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今天先说谁是苏格拉底，下一期再说何以笙箫默，哦，不对，何以中国的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是谁？跟中国的老子一样，他也许是整个西方哲学史上最神秘难解的人物，但又跟老子不一样的是，他从未留下任何文字。可是这丝毫不影响他成为人类思想史上影响最重大的人物之一。
苏格拉底是第一个出生在雅典的哲学家。我们之所以能够知道一些他的生平，是通过三个人的回忆性著作，包括阿里斯托芬、色诺芬，尤其是他的学生柏拉图的著作。耶稣、释迦牟尼和孔子的言行也是靠别人记录下来才为我们所知的，只不过记录的形式各不相同罢了。
据说，苏格拉底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市场、运动场、街头等公众场合与各种各样的人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过，跟他聊天可不是什么愉快的事，因为他善于装作无知的样子，不断地向对话者提问，直到对方不能自圆其说而理屈词穷。
苏格拉底这种谈话方式被叫做“苏格拉底式的反讽”。他说他自己之所以这样，其实只是为了证明辨别是非的能力就存在于人的理性中，因为它暂时被蒙蔽了，所以需要他像助产士那样帮忙把它接生出来，而反讽就是他的接生方式。
可是这只是苏格拉底自己的看法。对大多数人来说，跟苏格拉底聊天就相当于当众出丑，所以大家一定不会认同他的这个说法。比较而言，苏格拉底把自己比作“雅典的牛虻”也许更合大家的心意——他的确像到处乱叮的牛虻一样令人讨厌。
这个牛虻即使在当时，也被视为谜一样的人物。不过，正因为他神秘难解、模棱两可，才使得一些在学说上大相径庭的学派都可以宣称他们是苏格拉底的传人。所以，如果你要成为一代宗师，一定不要把话说明白了，不然顶多也就像老九这样无能。
在苏格拉底的时代，有一群自称“智者”或“有知识的人”在雅典教授别人演讲和辩论之术。他们多半都是一些游历各地、见过不同的风俗习惯、文化背景和政治制度的人。他们的见多识广使得他们不禁想要分辨清楚哪些事物是基于自然而与生俱来的，而又有哪些事物是出自人为而约定俗成的。比如，害羞是与生俱来的吗？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人会因为同样的原因害羞吗？道德是人为约定的吗？不同文化不同体制的人们会拥有相同的道德标准吗？
这就是说，他们想要分清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可变的。做这样的思考本来是很好的，可是当智者派把事情的对错好坏看做完全取决于人类的需求时，他们就败坏了自己的道德基础——当真理完全成为相对的东西的时候，知识也就丧失了它的节操——它可以为讼案的每一方辩护，只要能够满足个人的需要。
这也是智者派往往被贬称为“诡辩派”的原因所在。如果你也认为“人是衡量一切的尺度”，那么你就要小心自己堕入诡辩学家的行列。当然，只是小心而已，并不是一定就会。
苏格拉底跟这些“智者”不一样。首先，他不认为自己是智者，而认为自己是“爱智者”,亦即“热爱智慧的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家”。其次，苏格拉底认为辨别是非的能力存在于人的理性中，而不存在于社会中，所以，不要指望他会违背理性而屈从于各种现实的需要。
这就是说，苏格拉底想为是非对错找出一个清楚明白并且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定义。如果你从苏格拉底的角度来理解“人是衡量一切的尺度”，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从辨别是非的能力本来就存在于人的理性中的角度来理解“人是衡量一切的尺度”，那你就会避免堕入诡辩者的行列，不过，这样你也就背离了“人是衡量一切的尺度”原来的意思。
苏格拉底声称他受到内心一个神圣声音的指引，同时他的“良心”也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但是这却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我们不难想象人们多想弄死这个已经犯了众怒的小丑，即使是戴尔菲的神谕说他是世上最聪明的凡人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们是一定会遵循现实的需要，而不是听从良心的指引的。所以，苏格拉底会被判处死刑实在是一件预料之中的事，只是他的罪名有些怪异：引进新的神灵和腐蚀青年思想。
苏格拉底本来可以选择自我流放，但是他选择了出庭为自己辩护。我们不难想象的是，他的舌头是如何毫无悬念的令陪审团颜面扫地的；我们难以想象的是，他出庭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为了替自己辩护，还是为了彻底的羞辱雅典的公民们。总之，他是死定了。
不过，在被判处了死刑之后，苏格拉底还是有机会越狱的，但是他拒绝了朋友们帮助他逃跑的好意。他的意思是，逃跑就是违抗和损害了雅典的法制，是在追求一个错误的目标，所以，他应该去死，以此证明他对法律的尊敬。
中国古代死社稷的人不少，死诺言、死名节、死赏识、死意气、死贞操甚至死桃子等等各种容易理解和难以理解的死也不少，但好像除了公子扶苏，好像没有谁像苏格拉底这样为了维护一种制度的尊严而死。那些死谏的文臣们也不在此列，因为他们是试图去阻止错误而让事情复归正道。苏格拉底的死跟他们不一样，苏格拉底是要成全一个错误而实现正道。
听起来多么荒唐，苏格拉底的正道竟然要通过成全一个错误来实现！但其实这很牛掰，因为它代表了程序正义——苏格拉底该死不该死是一回事，他是被合法的程序判处了死刑是另一回事。他要是逃跑，那就是对程序，也就是对雅典立法精神的背叛。如果要找中国跟西方的差别，这大概要算很重要的一条吧？不要忘了，耶稣也是这样从容就死的。
嗯，既然说到耶稣了，那下一期就说他。老子到底该不该算是中国的苏格拉底，还是往后拖一拖再说。
上一期的结尾说到老子算得上是中国的苏格拉底，这会引发好几个话题，比如苏格拉底是谁、老子应不应该算是中国的苏格拉底之类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今天先说谁是苏格拉底，下一期再说何以笙箫默，哦，不对，何以中国的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是谁？跟中国的老子一样，他也许是整个西方哲学史上最神秘难解的人物，但又跟老子不一样的是，他从未留下任何文字。可是这丝毫不影响他成为人类思想史上影响最重大的人物之一。
苏格拉底是第一个出生在雅典的哲学家。我们之所以能够知道一些他的生平，是通过三个人的回忆性著作，包括阿里斯托芬、色诺芬，尤其是他的学生柏拉图的著作。耶稣、释迦牟尼和孔子的言行也是靠别人记录下来才为我们所知的，只不过记录的形式各不相同罢了。
据说，苏格拉底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市场、运动场、街头等公众场合与各种各样的人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过，跟他聊天可不是什么愉快的事，因为他善于装作无知的样子，不断地向对话者提问，直到对方不能自圆其说而理屈词穷。
苏格拉底这种谈话方式被叫做“苏格拉底式的反讽”。他说他自己之所以这样，其实只是为了证明辨别是非的能力就存在于人的理性中，因为它暂时被蒙蔽了，所以需要他像助产士那样帮忙把它接生出来，而反讽就是他的接生方式。
可是这只是苏格拉底自己的看法。对大多数人来说，跟苏格拉底聊天就相当于当众出丑，所以大家一定不会认同他的这个说法。比较而言，苏格拉底把自己比作“雅典的牛虻”也许更合大家的心意——他的确像到处乱叮的牛虻一样令人讨厌。
这个牛虻即使在当时，也被视为谜一样的人物。不过，正因为他神秘难解、模棱两可，才使得一些在学说上大相径庭的学派都可以宣称他们是苏格拉底的传人。所以，如果你要成为一代宗师，一定不要把话说明白了，不然顶多也就像老九这样无能。
在苏格拉底的时代，有一群自称“智者”或“有知识的人”在雅典教授别人演讲和辩论之术。他们多半都是一些游历各地、见过不同的风俗习惯、文化背景和政治制度的人。他们的见多识广使得他们不禁想要分辨清楚哪些事物是基于自然而与生俱来的，而又有哪些事物是出自人为而约定俗成的。比如，害羞是与生俱来的吗？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人会因为同样的原因害羞吗？道德是人为约定的吗？不同文化不同体制的人们会拥有相同的道德标准吗？
这就是说，他们想要分清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可变的。做这样的思考本来是很好的，可是当智者派把事情的对错好坏看做完全取决于人类的需求时，他们就败坏了自己的道德基础——当真理完全成为相对的东西的时候，知识也就丧失了它的节操——它可以为讼案的每一方辩护，只要能够满足个人的需要。
这也是智者派往往被贬称为“诡辩派”的原因所在。如果你也认为“人是衡量一切的尺度”，那么你就要小心自己堕入诡辩学家的行列。当然，只是小心而已，并不是一定就会。
苏格拉底跟这些“智者”不一样。首先，他不认为自己是智者，而认为自己是“爱智者”,亦即“热爱智慧的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家”。其次，苏格拉底认为辨别是非的能力存在于人的理性中，而不存在于社会中，所以，不要指望他会违背理性而屈从于各种现实的需要。
这就是说，苏格拉底想为是非对错找出一个清楚明白并且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定义。如果你从苏格拉底的角度来理解“人是衡量一切的尺度”，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从辨别是非的能力本来就存在于人的理性中的角度来理解“人是衡量一切的尺度”，那你就会避免堕入诡辩者的行列，不过，这样你也就背离了“人是衡量一切的尺度”原来的意思。
苏格拉底声称他受到内心一个神圣声音的指引，同时他的“良心”也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但是这却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我们不难想象人们多想弄死这个已经犯了众怒的小丑，即使是戴尔菲的神谕说他是世上最聪明的凡人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们是一定会遵循现实的需要，而不是听从良心的指引的。所以，苏格拉底会被判处死刑实在是一件预料之中的事，只是他的罪名有些怪异：引进新的神灵和腐蚀青年思想。
苏格拉底本来可以选择自我流放，但是他选择了出庭为自己辩护。我们不难想象的是，他的舌头是如何毫无悬念的令陪审团颜面扫地的；我们难以想象的是，他出庭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为了替自己辩护，还是为了彻底的羞辱雅典的公民们。总之，他是死定了。
不过，在被判处了死刑之后，苏格拉底还是有机会越狱的，但是他拒绝了朋友们帮助他逃跑的好意。他的意思是，逃跑就是违抗和损害了雅典的法制，是在追求一个错误的目标，所以，他应该去死，以此证明他对法律的尊敬。
中国古代死社稷的人不少，死诺言、死名节、死赏识、死意气、死贞操甚至死桃子等等各种容易理解和难以理解的死也不少，但好像除了公子扶苏，好像没有谁像苏格拉底这样为了维护一种制度的尊严而死。那些死谏的文臣们也不在此列，因为他们是试图去阻止错误而让事情复归正道。苏格拉底的死跟他们不一样，苏格拉底是要成全一个错误而实现正道。
听起来多么荒唐，苏格拉底的正道竟然要通过成全一个错误来实现！但其实这很牛掰，因为它代表了程序正义——苏格拉底该死不该死是一回事，他是被合法的程序判处了死刑是另一回事。他要是逃跑，那就是对程序，也就是对雅典立法精神的背叛。如果要找中国跟西方的差别，这大概要算很重要的一条吧？不要忘了，耶稣也是这样从容就死的。
嗯，既然说到耶稣了，那下一期就说他。老子到底该不该算是中国的苏格拉底，还是往后拖一拖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