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的批判
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英国经济学界有一场非常著名的论战，称之为“社会主义大决战”。一批反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试图证明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这一派的主要人物就是哈耶克。
哈耶克批评社会主义，不是针对社会主义是否合理，而是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获得维持经济运转的信息。
哈耶克深信，自由市场经济体系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最好的经济体制。市场机制可以自动调节，自由放任保证经济进步，国家对经济的任何干预和调节均将阻碍经济进步。哈耶克认为，即使国家干预和调节能够暂时稳定经济，那也是不值得的、得不偿失的。
他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没有经济效率。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即使可能存在某种价格制度或竞争制度，但仍然不可能取得经济效率，从而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照样是不可能的。”(参看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济研究评论》，1936年10月)
哈耶克还提出了一个由经济到政治的著名命题。他断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即使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那也不值得追求，因为它最终必定导致主义，走向对民主和自由的限制。”
哈耶克认为：“对私人利益的追求将促使生产成本降低和社会经济福利增加。但这种追求只有在自由竞争条件下才有保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下，由于自由竞争受到了限制，利己的动力便发挥不出来，效率必然是低的。至于合理的决策，则以完备的市场信息的掌握为前提。但市场信息是分散的，它们只有通过自由竞争才能充分地、灵敏地反映出来。信息的分散性要求决策的分散性。少数人的集中决策(计划化工作)不可能取得像在市场经济中分散决策那样的高效率，甚至依赖于数学工具也无济于事。”
因此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看法是，一旦实行了“社会主义”，中央计划部门必将凌驾于个别企业活动之上。在这种中央计划制度下，不可能存在企业的本单位利益或生产者的个人利益，不能使个人的“主动性”、“进取心”得到发挥，而是一切听从上级的命令行事，结果必然官僚主义滋长，主义盛行。
按照他们的看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必然加剧国际冲突，因为它破坏了国际分工，把一个民族的利益置于其它民族的利益之上。罗宾斯说：“一个有着入场多计划经济的世界，将是一个地理上的工团主义的世界。任何类似于竞争性市场之点都会消失。在各个制度内部只会有对生产要素的主义的处置；在它们之外则会有国有垄断造成的混乱……很难相信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与自由企业的世界相比，和平会更有保障，国民生产率会更高，而国际分工可能减少，国际投资几乎微不足道。在各国之间现有的政治摩擦之外，还要发生许多经济摩擦，而它们在私人经营国际贸易时是不会发生的。所以国家计划化的世界，不是一个能使政治稳定或经济进步的世界。”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指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导致世界战争的制度。
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做出的经典指出，市场通过相对价格的波动，提供了一个高度灵活和分散的市场机制，帮助市场主体分享他们以最有效率的方式达到个人目的所需的信息。相比之下，计划经济只是自下而上为决策中心传递信息。由于接收到的信息多而复杂，决策中心已经无法有效地处理，导致机构臃肿、瘫痪和体制混乱。他只说错了一点：计划经济并不意味着“少数人的集中决策”（见我的另一篇文章〈通往人民民主之路〉）。
事实上，现代资本主义离哈耶克梦想的横向交易还有相当的距离。只有少数拥有特权的经济主体之间--特别是那些跨国公司和投资银行的主要操纵者--才可以谈得上是有点横向式的贸易关系。大多数主体都受困于垂直的支配或从属关系。
第二，毫无疑问20世纪20年代末，前苏联的“斯大林革命”带来的官僚命令经济，连同二战后受其影响的国家的经济都属于哈耶克和他的追随者描述的那种表面上万能的、实际则无能的计划中心。但也不能根据这一历史经验认为计划经济就一定要采取这样的模式。
作为资本主义替代品的计划经济，应建立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分散的、水平的关系基础上，而不是计划中心强加的垂直命令式的关系。在民主的计划经济中，多种经济变量--包括在个人和团体消费之间作出的资源的宏观调配，社会和经济投资，能源和交通政策，环境保护--将由全国范围内选出的代表团成员，在综合考虑专家提出的一系列候选方案的基础上，统一决定。但是，在这样的框架下，大部分的经济决策将会在分散化的基础上产生。经济力量将在协商调整的过程中被拆分，并被赋予单个的生产单位，由其劳动者、消费者、供应者、相关政府机构和相关的利益群体来代表。
在协商调整的模型中，商品和劳务的相对价格，不仅要能够补偿他们的生产成本，保证能够获得收入的剩余部分以用于再投资，还应该把因为利用可再生的和不可再生的资源带来的社会成本考虑在内。那些未能实现再投资收入的单位和部门，若经相关部门协商调整，认为其对社会是有益的，就可以获得资助，维持经营。因此，进行有效的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所需的必要信息就在脱离市场力量的环境下诞生……即由在社会需求和成本的基础上形成的价格和在利益支配下作出的决策来共同决定。协商调整机制可以使经济决策从整体角度自觉地协调，而不需要中央行政命令的参与，同时在充分分散化的基础上有效利用地方资源。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少部分人，如公司执行官、投资银行家，各行各业的顾问，目前花费他们宝贵的工作时间用来开会，制定能够影响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生活决策。民主计划，将通过把决策权（从而也把决策时间）转移到广泛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手中，终止这种支配和被支配的现状。
对这些潜在利益的评估必然是个很困难的过程。个人有不同的愿望、计划和理想，无法轻易达成协调。因此个人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总是带有个人利益的色彩。各方意见调和融洽的基础条件是，需要多方的协定，或者至少是少数群体能够服从多数人的决定。要求人们在获取必要的资源方面有平等的权利，以追求其向往的生活。这可以使人们在广义经济安全的基础上参与高度竞争性的决策，也可以使参与者感到利益的分配和责任的承担是公平的。平等，换言之，不仅是社会主义社会力图实现的规范性原则，同时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运行条件。
当然，这个简单的设想只是勾勒出一个计划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还有很多重要的问题有待解决。但是无论如何，它总比哈耶克们的方案优越。为什么农民还要像几个世纪以前那样，在气候变迁和疾病面前束手无策呢？我们现有的生产力（更不用说在此能力上可以继续开发）使我们能够解决目前世界总体的不平等问题，而正是这种不公平使世界充满了罪恶，因此我们义不容辞。
另外，所谓社会主义经济不利于国际分工的指责，似乎恰恰从某种角度回应着19世纪李斯特对斯密主义的批驳。但是，由此我们倒可以思考一下新自由主义的世界分工论，究竟是对哪些国家有利！
哈耶克批评社会主义，不是针对社会主义是否合理，而是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获得维持经济运转的信息。
哈耶克深信，自由市场经济体系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最好的经济体制。市场机制可以自动调节，自由放任保证经济进步，国家对经济的任何干预和调节均将阻碍经济进步。哈耶克认为，即使国家干预和调节能够暂时稳定经济，那也是不值得的、得不偿失的。
他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没有经济效率。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即使可能存在某种价格制度或竞争制度，但仍然不可能取得经济效率，从而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照样是不可能的。”(参看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济研究评论》，1936年10月)
哈耶克还提出了一个由经济到政治的著名命题。他断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即使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那也不值得追求，因为它最终必定导致主义，走向对民主和自由的限制。”
哈耶克认为：“对私人利益的追求将促使生产成本降低和社会经济福利增加。但这种追求只有在自由竞争条件下才有保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下，由于自由竞争受到了限制，利己的动力便发挥不出来，效率必然是低的。至于合理的决策，则以完备的市场信息的掌握为前提。但市场信息是分散的，它们只有通过自由竞争才能充分地、灵敏地反映出来。信息的分散性要求决策的分散性。少数人的集中决策(计划化工作)不可能取得像在市场经济中分散决策那样的高效率，甚至依赖于数学工具也无济于事。”
因此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看法是，一旦实行了“社会主义”，中央计划部门必将凌驾于个别企业活动之上。在这种中央计划制度下，不可能存在企业的本单位利益或生产者的个人利益，不能使个人的“主动性”、“进取心”得到发挥，而是一切听从上级的命令行事，结果必然官僚主义滋长，主义盛行。
按照他们的看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必然加剧国际冲突，因为它破坏了国际分工，把一个民族的利益置于其它民族的利益之上。罗宾斯说：“一个有着入场多计划经济的世界，将是一个地理上的工团主义的世界。任何类似于竞争性市场之点都会消失。在各个制度内部只会有对生产要素的主义的处置；在它们之外则会有国有垄断造成的混乱……很难相信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与自由企业的世界相比，和平会更有保障，国民生产率会更高，而国际分工可能减少，国际投资几乎微不足道。在各国之间现有的政治摩擦之外，还要发生许多经济摩擦，而它们在私人经营国际贸易时是不会发生的。所以国家计划化的世界，不是一个能使政治稳定或经济进步的世界。”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指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导致世界战争的制度。
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做出的经典指出，市场通过相对价格的波动，提供了一个高度灵活和分散的市场机制，帮助市场主体分享他们以最有效率的方式达到个人目的所需的信息。相比之下，计划经济只是自下而上为决策中心传递信息。由于接收到的信息多而复杂，决策中心已经无法有效地处理，导致机构臃肿、瘫痪和体制混乱。他只说错了一点：计划经济并不意味着“少数人的集中决策”（见我的另一篇文章〈通往人民民主之路〉）。
事实上，现代资本主义离哈耶克梦想的横向交易还有相当的距离。只有少数拥有特权的经济主体之间--特别是那些跨国公司和投资银行的主要操纵者--才可以谈得上是有点横向式的贸易关系。大多数主体都受困于垂直的支配或从属关系。
第二，毫无疑问20世纪20年代末，前苏联的“斯大林革命”带来的官僚命令经济，连同二战后受其影响的国家的经济都属于哈耶克和他的追随者描述的那种表面上万能的、实际则无能的计划中心。但也不能根据这一历史经验认为计划经济就一定要采取这样的模式。
作为资本主义替代品的计划经济，应建立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分散的、水平的关系基础上，而不是计划中心强加的垂直命令式的关系。在民主的计划经济中，多种经济变量--包括在个人和团体消费之间作出的资源的宏观调配，社会和经济投资，能源和交通政策，环境保护--将由全国范围内选出的代表团成员，在综合考虑专家提出的一系列候选方案的基础上，统一决定。但是，在这样的框架下，大部分的经济决策将会在分散化的基础上产生。经济力量将在协商调整的过程中被拆分，并被赋予单个的生产单位，由其劳动者、消费者、供应者、相关政府机构和相关的利益群体来代表。
在协商调整的模型中，商品和劳务的相对价格，不仅要能够补偿他们的生产成本，保证能够获得收入的剩余部分以用于再投资，还应该把因为利用可再生的和不可再生的资源带来的社会成本考虑在内。那些未能实现再投资收入的单位和部门，若经相关部门协商调整，认为其对社会是有益的，就可以获得资助，维持经营。因此，进行有效的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所需的必要信息就在脱离市场力量的环境下诞生……即由在社会需求和成本的基础上形成的价格和在利益支配下作出的决策来共同决定。协商调整机制可以使经济决策从整体角度自觉地协调，而不需要中央行政命令的参与，同时在充分分散化的基础上有效利用地方资源。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少部分人，如公司执行官、投资银行家，各行各业的顾问，目前花费他们宝贵的工作时间用来开会，制定能够影响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生活决策。民主计划，将通过把决策权（从而也把决策时间）转移到广泛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手中，终止这种支配和被支配的现状。
对这些潜在利益的评估必然是个很困难的过程。个人有不同的愿望、计划和理想，无法轻易达成协调。因此个人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总是带有个人利益的色彩。各方意见调和融洽的基础条件是，需要多方的协定，或者至少是少数群体能够服从多数人的决定。要求人们在获取必要的资源方面有平等的权利，以追求其向往的生活。这可以使人们在广义经济安全的基础上参与高度竞争性的决策，也可以使参与者感到利益的分配和责任的承担是公平的。平等，换言之，不仅是社会主义社会力图实现的规范性原则，同时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运行条件。
当然，这个简单的设想只是勾勒出一个计划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还有很多重要的问题有待解决。但是无论如何，它总比哈耶克们的方案优越。为什么农民还要像几个世纪以前那样，在气候变迁和疾病面前束手无策呢？我们现有的生产力（更不用说在此能力上可以继续开发）使我们能够解决目前世界总体的不平等问题，而正是这种不公平使世界充满了罪恶，因此我们义不容辞。
另外，所谓社会主义经济不利于国际分工的指责，似乎恰恰从某种角度回应着19世纪李斯特对斯密主义的批驳。但是，由此我们倒可以思考一下新自由主义的世界分工论，究竟是对哪些国家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