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每当想家的时候，就会打开地图，找到那条江，把地图慢慢放大，看着那些熟悉的地名，许多小时候的回忆又会清晰地浮上心头，如同那条蜿蜒清澈的江。
那时候日子真苦，天空真蓝，河水真清，身体真他妈好。
我是个60后，出生在三台西路的一个小乡镇上，家里三兄弟，都只相差一岁半多，像几级楼梯，一个比一个高一滴滴。
妈妈在公社卫生院（那时不叫医院）当药剂员抓药，爸爸在几公里外另一个公社教书，基本每个星期回不来一次，因为那个时候运动多，星期天经常要开这会那会，这个时候就回不来。
我行二，比哥哥不受重视，比弟弟不受宠爱。所以经常有事只能旁观，陪打陪骂陪哭。现在回想起来，实际上自己还是有点坏，经常煽风点火，伙同哥哥弟弟干了不少让妈老汉生气的事。。。。
那时最恨弟弟，他老爱学大人蹲茅斯（厕所)。那厕所都是蹲式，木板或石板搭的蹲格。两岁的娃娃，叉开腿硬要一只脚站一块板板便便，妈妈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他从空空里（空格）头掉下去，一看不见他，就喊我到茅斯里去找，妈哟，臭得很得嘛。。。。。
哥哥五岁，样子长得乖，嘴巴甜，又洗的白白的，深得众人喜爱。老爸经常把他顶到肩膀上（我们那边叫老班班），扛几公里到学校。据我所知，他趁老爸上课之机，跑到别个老师宿舍偷吃过不少东西。有次伙同许家女儿偷了她们家块豆腐，吃得一嘴一脸的豆腐残渣，像个鬼王一般，还一本正经背到手给爸爸说：‘我没有偷许伯伯的豆腐！’结果挨了顿笋子炒座墩（竹条打屁股），打得怪叫，被老爸的同仁们取笑了一辈子。

那个时候人们工作虽然都很悠闲，但是心理压力大，不能乱说话。小娃娃不懂这些，飞叉叉地疯玩。一条百米长的小街，有五六个差不多大的娃娃，分成两派，主要游戏是“占营”“躲猫猫”，女娃娃统统靠边。
仅有的一条街上有食堂（饭馆），供销社，邮电局，缝纫社，油坊，铁匠铺，屠宰场，被对方追捕时，跑进哪家就看哪个嘴巴甜，叔叔嬢嬢一喊，就允许你躲起来，找到就该你背时。那心里是又怕又期待。
一条街的人最可恶的人有两个，最可恶的是屠宰场的周大汉。此人生得来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秃顶大胡子，胸口长毛，讲话像喊一样，是小朋友的噩梦主人公之一。另一个人是食堂的李饼子，这人锅盔（川北的一种面饼）打得好，特别那根八寸长的擀面杖，一边擀面饼一边敲出川戏鼓点花样来。这李饼子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不喜欢小人（小孩），到跟前就吼，要不然就出卖你躲藏的地方，所以我们经常想方设法要去偷他的饼子吃。奇怪的是被他抓到后只把饼子抢回去，日妈捣娘地骂几句，从不不打人不告家长。所以还是经常有人躲在他的案板下，除了游戏外还有了偷锅盔的机会。

玩到下午妈妈下班，把一斗碗（半尺大的土碗）稀饭一吃（夏天基本是稀饭泡菜），就跟妈妈和单位同事到河边散步。
凯江边散步的人不少，小孩就在沙滩上跑，卵石堆里找好看稀奇的石头。或者找来薄薄的石片打水漂，不比打得远，比谁在水上漂的水花多。一时间，河边上闹麻了，张家呼儿，李家唤女，生怕自己的娃娃掉到水里淹死了。中学里的教师子女自成一派，孙家大娃子和赵家大娃一起，（他们大我们三岁左右）在水里逮一种叫‘巴石子’的鱼。这种鱼外形像短胖短胖的黄辣丁，胸口有个吸盘，遇到危险就吸在石头上不动。只要把它栖身的鹅卵石一摇，把石头抱出水面，到岸上鱼还巴到在石头上，所以得到此名。我哥哥一直在看他们咋个捉，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决心要来大干一场。结果第二天，挨了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一顿饱打。

第二天乖乖地等到吃完午饭，太阳当空照，大人都昏昏沉沉的在椅子上栽嗑睡，正是精力无限的我们无人管束的时候。
三兄弟谁也不叫，从田埂抄小路就到河边去了。途中还到农民院墙边偷了个撮箕。到了河边，背心窑裤（内裤我们叫窑裤）一脱，就往水里跑。
老大赶快约束警告，以淹到大腿为限。老大历来懂事又负责，两个弟弟都听他的话。
弟弟调皮，想往水深处走，被罚站在岸上等起。
结果很悲催，摸了两三个小时，一个鱼花花都摸不到。还是用撮箕捞了一条半寸长的鱼，两个小虾米，用水草青苔做个窝窝放进去叫弟弟捧到。
正忘我时，只听见妈妈在岸上温柔地叫到‘大娃二娃幺儿，起来得了’。待我等回到岸上，妈妈立马变脸，大发雌威，又哭又骂，从桑树上折下树枝就朝我们背上屁股脚上一顿猛抽。原来老妈找了一下午，被吓得魂飞魄散，此时不出口恶气，更待何时。
抽累了，背心窑裤也不准穿，老三捧水草碗碗在前，妈妈拿着桑树条子在后，走几步一人要挨几下。
在西下的夕阳中，用我们的哭泣和被打断好几根的树枝，妈妈画了一幅美丽的油画。到了现在才知道，应该命名为痛苦和爱。
这件事的后遗症除了第二天我们三兄弟后背脚上涂满红药水之外，还被两个后来高中在一起同学的小伙伴看了小鸡鸡，挨打外加被看光。。。。心灵受到了重创。

在三台的乡镇以前大多都有一座庙，文革开始前破四旧都把菩萨拉下来打了（阿弥陀佛）。这些寺庙规模都不小，打完菩萨后基本都改为公社小学。紧邻庙子的肯定一个大院子，两窝（棵）几人合抱的大黄桷树，一个戏台。有木有？肯定有。
那时人小，脚短手短，觉得院子好大，跑起来半天过不去，不信诸君自己到小时候经常玩的地方体会一下，定会哑然失笑。
这个院子是公社贫下中农开批斗会看文艺演出的地方。毛主席有新指示下来开庆祝大会，更是人山人海，红旗飘飘。
那黄桷树，遮天蔽日，两棵树起码遮住一两亩地方，巴掌大的树叶，晴天遮太阳，阴天档雨水，是大家休闲喝茶的好地方。
戏台不大，约四五十平方，四根大柱子支撑。除台面外，后面的一小格便是两间化妆间了，右边门旁写的出将，左边的自然就是入相了。这上面，也是小伙伴躲猫猫占营的好地方。父母是坚决不准在上面玩的，怕从台口掉下来。

在三台的乡镇以前大多都有一座庙，文革开始前破四旧都把菩萨拉下来打了（阿弥陀佛）。这些寺庙规模都不小，打完菩萨后基本都改为公社小学。紧邻庙子的肯定一个大院子，两窝（棵）几人合抱的大黄桷树，一个戏台。有木有？肯定有。
那时人小，脚短手短，觉得院子好大，跑起来半天过不去，不信诸君自己到小时候经常玩的地方体会一下，定会哑然失笑。
这个院子是公社贫下中农开批斗会看文艺演出的地方。毛主席有新指示下来开庆祝大会，更是人山人海，红旗飘飘。
那黄桷树，遮天蔽日，两棵树起码遮住一两亩地方，巴掌大的树叶，晴天遮太阳，阴天档雨水，是大家休闲喝茶的好地方。
戏台不大，约四五十平方，四根大柱子支撑。除台面外，后面的一小格便是两间化妆间了，右边门旁写的出将，左边的自然就是入相了。这上面，也是小伙伴躲猫猫占营的好地方。父母是坚决不准在上面玩的，怕从台口掉下来。

我妈妈的出生成分高。我外公解放前是本县的 名医，家里有钱，在1948年左右买了十多亩地，哦豁，这下背了万年时了，解放后土改就弄来笼起，划成分搞成富农。
我妈运气不错，解放时说是未满十六岁，惊险地成为五类分子子女，逃过很多劫难。。。。
那个时候阶级斗争的弦都绷得紧，经常有任务按百分比揪各类坏分子，只要人民日报一登最高指示，再发动全国人民一讨论，遭了，有人要挨。
我父亲这边成分低，爷爷在解放前是个乡堂小码头袍哥，堂上七把交椅，他老人家是老幺（最小），称红旗老七，专管迎来送往，相当于现在的公关部长。
平时都不归家，做点小生意，带到我爸一天到黑（晚）吃香喝辣嗨皮得不得了，根本不顾家。
可怜我婆婆（奶奶）带我二叔在家，饭都吃不饱，穷得把锅吊起来当钟敲。
正是毛老人家依靠的最坚定的流氓无产阶级。土改时，定为雇农。

老爸从小就在码头上当小操哥，仗义疏财，讲究的是仁义礼智信，过后才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文革后，随大流参加造反派，大辩论口才又好，所以一般人不敢轻易对我们家动手。
但是老妈因为出生成分高，一直心头打鼓，每天看见院长和造反派头头朱医生谈事时，都要派我们去偷听。
老三是肯定不敢去的，他怕极了那个朱医生，已经到了听见名字就要大哭的地步。后来很多年，他一淘气，只要喊声朱某某来了，立马见效。
转眼间，大革命高潮来了，当时八二六派正红，把炮兵团斗得抱头鼠窜。朱医生有想法了，认为自己无产阶级（尼玛那个有产嘛）觉悟高，定然可以打到一两个阶级敌人，进而掌握政权。
思来想去，只有把主意打在我老妈头上。欲整之人，何患无辞，决定先去中太区我外婆家调查。
外婆家以前是有钱人，房子肯定是好些。朱医生到了后，一边看山墙上画的海波浪，一边跟接待的大队革委会主任感叹‘这个房子比地主家的还好’。
主任是我外公救过命的，根本不搭腔。正感叹间，只听轰的一声，朱医生凭空不见鸟。
原来在中太农村除了屋后有红苕窖外，屋头也有一到两口。因为大炼钢铁时把木头盖盖弄去烧了，用个蔑折子盖到，结果相因遭朱某人捡到了，一脚踩空，掉了下去。
等到梯子拿来，人爬上来，克膝头（膝盖）下巴都伤了。一帮妇道人家忍到笑，拿红药水给他擦起，继续调查。
经过仔细观察寻找，把我表哥跟民兵打靶捡的一个子弹壳从墙洞中抠了出来。这下不得了，富农要变天！赶紧找主任开证明，主任一看，这不是栽赃麽，根本不鸟他。

朱医生本来脸胖，龅牙，有点猪头猪脑的意思。这回回来更狼狈，下巴红的像周大汉案板上的槽头肉一般，一肚子的气找不到地方发泄。
思来想去，决定从我老妈的账目着手。那个时候的药（西药）都木有包装，一个玻璃瓶装一百或二百片，相因的一分钱几颗，按医生处方用长把小勺舀出来，用纸包好写好剂量服法。收钱因为没有专门的出纳，由药剂员代收，每月和会计对账后交到区上。
朱医生组织了三四个人（全院只有七八个人），查了十来天，问题查出来鸟：三个月共卖出西药二百多元（中药用戥子称计量一般都会多，故而不查），差and错款1.18元。
这下有证据了，开始写横幅大字报，准备批斗会。
按说这么大动作老妈应该知道，哪不知因为我们被老爸打了顿屁股，正跟老爸吵架打冷战，没有注意。
起因是头天晚上老爸回来，老大因为偷许老师的豆腐被打想报复，天快黑时假装在老爸身上撒娇，把他的打火机摸出来，丢到热水瓶里。
半夜老爸烟瘾发了，把身上的包包，从摸到下，找了一晚上（医院有伙食团，家里不备火柴），弄得来心头毛焦火辣的，早上五六点就穿好衣服，倒杯茶，准备挨到大家起来好去借火，心里头还在可惜他的五星打火机。

茶叶子发起（四川泡的第一开茶叫发叶子），漱口洗脸，坐下了把茶一喝，味道不对，一股汽油味。
把热水瓶里的水倒了，就控出了他的大宝贝百发百中上海名牌五星牌老伙计（火机）。
等琢磨出来是娃娃干的，一时间火从心头冒，怒向肝边走，可怜我们三个，莫名其妙，一人屁股上先挨了两大巴掌。老三嚎啕大哭，把老妈也吵醒。
家庭批斗大会开始了。三个小人人跪成一排，挨个审问，刑讯逼供，最后确定是老大干的。
我家打屁股的规矩从此确立了：首先自己陈述承认错误，自己估计错误大小，申请爸爸打屁股多少。申请批准后，自己脱裤子，俯伏在板凳上，他要打净肉。
报这数字太难了，尼玛想起来就想撞墙，申请多了说你赌气，要多打几个，少了说你怕痛，也要加打。说起来都是泪啊，一直打到小学毕业。
哪天早上老大申请打200个（太小没有数字概念），老爸听了正大怒，老妈在旁边看三个乖儿哭哭啼啼，粉团团一排跪在地上，觉得太好玩了，突然哈哈大笑，笑得眼泪直流，立刻把老爸营造的教育气氛破坏殆尽，开口就骂脏话，‘你笑你mmp。。。。’。老妈大家闺秀出生，哪里受得了这个，两个人大吵，最后把老大打了八个屁股。父母两人一个不理一个，老妈进了药房就不出来，老爸在屋里声闷气，我们躲到床上害怕。

这边朱医生几个人已经准备上好麻绳，准备等人一到齐就绑起来斗。因为那天是星期天，医院的人回家的多。
老爸下午三点过才听供销社的王嬢讲朱医生买了纸笔，要开批斗会写大字报，才有点警觉老妈要遭了。于是气也不怄了，马上去找林幺爸。
林幺爸是解放前当地一个大丝厂老板庶出的后代，好像他老爸五几年被镇压（枪毙）了还是解放前就跑了，留下母子二人相依为命。我妈经常请他们照顾我们几兄弟，每个月给点钱。
林幺爸挑对罗兜，到医院后门，把我和老三一头一个，担起就走，老爸老妈牵到老大，直接往老家方向而去。
老爸当天晚上回学校跟相好的同事把课调了，第二天一早回到医院，看到里外墙上大字报贴满了，势必要把差错款项高达1.18元的贪污犯，逃避斗争的地主阶级小姐我的妈批倒批臭。

我有两个舅爷，都是我奶奶的弟弟。几个表叔表姑都和我们差不多大。父母让我们按辈分叫，那心里是一万个不服，到现在都还这样叫，他们听了还得意洋洋，真没面子。
所谓一乡一俗。舅爷这边靠近邻县中江，那房子就不一样。
同姓的很多人都住一个四四方方的大院子，正面的是两层半，那半层在最低，好像解放前养鸡鸭都在下面，是个特大的鸡圈。
幺舅爷房后有面石壁，石壁上两丈高处有个人工开凿的石室，大人为了不让小孩上去出危险，把这里叫毛公洞。
那毛公是这边吓小孩的一种动物，与野人猿猴相似，不知从哪里流传下来，听起来就好怕怕。
大舅爷根正苗红，在公社革委会当个什么差，经常喝完酒回家，就和我们吹他学的铁砂掌，并且用武功打死过一条疯狗的壮举。要知道传说疯狗的影子和人的影子重合了人都要得恐水病（狂犬病）的。
在大舅爷家，弟弟在和小表孃追打时，踩在盘草帽辩的木板上（定好尺寸，一头钉颗洋钉），把脚板刺了个对穿。为了治疗，老妈不得不露面背着弟弟去卫生院打青霉素。
我们娘儿母子在我舅爷家躲了二十多天，把舅婆吃得来脸都黑起了，才传来最后结果。在经过老爸的几轮辩论以及我们在卫生系统工作的舅舅起了些作用，下放农村改造，保留城镇户口及粮食供应。这一年，我四岁，哥哥六岁，弟弟三岁不到。
下放的地方在爸爸工作的公社，他领命在一个叫干湾子的生产队办一个一年级的班。跟队长关系还好，关键这里是少有的通电的村。和队长说好，手续办好，到医院把东西（一桌一柜两张床）搬到队上腾出来的一间空房里正式当起了农民。

农民和单位上的人就不同了，他们基本没有文化。
他们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有钱有势的见面喊某会计，那些官职他们也搞不清。有文化没当官的，自然是某老师，队上有点地位的直呼其名，其余人有小名的叫小名。有外号的叫外号。老爸他们叫老师不奇怪，他们吧老妈叫宋老师娘子，就有点封建社会的意思了。
这边人说话爱粗话（当地叫带把子），张口闭口r 尼玛r尼玛，大家一样，也没人翻脸。
由于这边靠近中江，口音里就有特点了，刮风叫‘吹轰’，鱼和一不分，黄颜色偏要叫房颜色，都成这样了，还去笑话盐亭人说话，‘这个茹茹儿（树儿）长得比王子（房子）还高了’。正是老鸦（念哇）说猪黑，自己不觉得。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现在网路上流行的什么“看灰机”之类，我文革初就会说了，想起来还是激动呢。
队长姓周，名字里有个水字，外号‘水老哇（鸦）’，其余社员长脚杆短脚杆李麻子韩跛子等，共98人。
这个队有个怪事，只要满一百人，必死一两个，或者嫁出去一两个，到现在都是如此。到了现在更少了。

家安好，老爸就又赶时髦开了个家庭会，严令我们必须听话讲礼貌，不许下水玩火，爱劳动要勤快等等，不一而足。并让妈妈缝一格子布袋，插上黄荆条子三根，各按大小认领，写上名字，随时准备对我们进行无产阶级专政。
高压之下，我们兄弟三个战战兢兢，又在新环境，乖得不得了。五十岁以上的不管队上什么辈分，统统叫婆婆爷爷，什么长脚杆爷爷短脚杆爷爷，罗婆婆王婆婆。有个孤寡老太婆姓韩，是五保户，那时搞不清，干脆就喊五婆婆。叔叔伯伯嬢嬢也不在话下，奇怪的是，印象中从来没有叫过别人家的娃娃哥哥姐姐。不像现在，十五岁的见到五十岁的老太婆都喊姐姐。我一直没想通，代沟太深了尼玛。
队上还划了一多分自留地，这是唯一的公开的资本主义尾巴。老妈把地挖出来，大部分下（下种）的牛皮菜，又种了一小块海椒。还有十多棵叫洋海椒，这是什么东东呢？告诉你，现在——叫番茄。
这地种下，经常要请人挑点粪水浇灌。因为自己家没有茅司（厕所），要到别人家粪坑去要，不好意思时，挑两担阳沟水浇下去了事。
那阳沟是每户人在门口的雨水沟，顶头一个水池，像现在饭馆的沉淀池，一来作为防火用水，再有全家洗碗洗脚水都倒在里面，沤出的淤泥是上好的肥料。

早上鸡叫第二遍（第一遍天才发白），队长周爷爷拿出大铁皮喇叭，把头天表现不好的社员的妈妈婆婆拿出了请了安，一顿乱骂，安排当天该做的活路。
每块地都有名字，什么尖尖土、扁挑田，牛滚凼、碾子土，老坟山、鬼窝子等等。
老妈被安排跟保管员晒了几天包谷，就再没干过农活，反正有供应粮吃。
那时候的农民心地善良，虽然没文化，也喜欢美好的东西。我父母有文化，三个儿子正是最乖的年龄，洗得白白的，（那时候一星期洗次澡的人家极其少见），全队上下都喜欢。每天晚上吃饭时间，都端起碗到我家门口吃，其实最关键是老妈的泡菜比他们的都好吃，还有收音机可以听。
白天家里不好玩，我和弟弟就跟大人到地里，看他们犁地耙田打土粑，点种插秧栽红苕，学了不少农活，也接受了最初的性启蒙教育，学会了不少脏话（那边叫骂怪话）。
说起这个‘怪’字，诸位要注意，说哪个人怪，这边人不会认为你说他奇怪，而是很猥琐很流氓的人，搞不好要挨打。谁说你是个怪物，你大可以和他翻脸，把友谊的小船弄翻淹死他。男女那啥叫搞怪，也千万不可乱用。

小朋友是从来不会无聊的。
生产队年龄相仿的有七八个，男孩居多。
每天白天家长都要出工，如果只是挖土打土粑，我们便没兴趣跟他们去玩，小伙伴自有自己的玩法。
玩法可以随性，但是规定不能玩火，大人不在不许玩水。
有天，我和几个小伙伴藏猫猫，跑去寡妇王满娘家灶房里躲着，百无聊赖，到处乱翻，在土灶边上一个小洞里找到半盒火柴，这下找着宝了，几个人商量决定偷走。
那个时候火柴很金贵。农村每月每户只凭票供应一盒火柴，价钱虽然才两分，奈何没票。每天做饭要用起码三根，所以都不够用，经常要厚着脸皮去别人家灶糖里讨块燃着的桴炭，总不能吃生的吧？
讨火多了是很让人看不起的，除非不得已，或者关系很好，一般双方都极其不愿意。
因为大跃进时炼钢铁，山上树都被砍得差不多了，这里的燃料都只用秸秆和茅草，所以灶膛里是攒不住火的。
几个小伙伴有了火种，便分头去找柴火，找了好大一捆，怕大人看见，都放在公路下的一个涵洞里，准备放火看烟。
门口是条公路，现在是条县际公路，现在已经正式命名为三中路。
一帮小孩纷纷钻进涵洞，把那些茅草点燃，不一会就喘不过气来。把那火用个烂筲箕一盖，赶快退出了，便做了鸟兽之散。
那火被筲箕捂住，一会就冒起大烟，山上社员看见，以为发生火灾，几十人从山上冲下来找盆找桶救火，纷纷嚷嚷，乱做一团。

这边还未乱定，就听见王满娘在院子里破口大骂，贼娃子偷了她的火柴。
农村的寡妇为了宣示自己的清白，一般都对人比较刻薄，不然稍假辞色，便会闲话连篇。所以骂起人来是一套一套的，污言秽语不绝于耳。
老妈和老爸以及十几个学生看了半天热闹，才搞懂是怎么回事。一联想，抓了两个小女孩，审出来有我参与，望过来的眼神就不对了。
王满娘指桑骂槐，多半都着落在祖宗几代头上。老妈被人这样骂，还不好回嘴，那滋味真不好受。只在没人的地方，叫我上山折根合适的条子，晚上好炒屁股肉吃。
这祸闯大了。一下午我惴惴不安，窝在黄幺叔门口的碓窝里，半睡半醒，无精打采，准备领晚上的惩罚，万一来个男女混合双打，就悲吹了。
哪碓窝是大块青石凿出来的，又厚又大，比家用姜蒜杵臼大好多倍。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虽然不好意思，还是要说明，我的裤子还没有封裆，本地称为叉叉裤。光屁股坐在碓窝里，夏天确实凉快。
天渐渐晚了，我越想越怕，干脆躲起来。
生产队的保管室在院子中央，门口立着几床晒席，这席子约五米长三米宽，用来晒粮食用，不用时卷起来。
我费力很大力气钻进靠里的一个席筒里，整死都不出声，只剩下害怕。
吃晚饭时，老妈看我不见，喊也没人应声，叫老爸和大哥也找不见，这下慌了。赶快叫社员们帮忙。
一帮人上山的上山，下河的下河村里两个水塘都用竹竿趟过，各家还把粪坑都搅了一遍，弄得一个村子臭气熏天。
一直到了晚上十一点左右，我在席筒里睡着了，被人从下面缝隙中看见我的光脚，才把我揪了出来。
老妈被吓的要死，打屁股提也不提了，赶快回家睡觉，还抱着我好好地哄了一番。我假装来了瞌睡，晚饭也不补了，上床睡觉，心里暗暗侥幸逃过一劫。

老大六岁多时，就安排他开始上学，妈妈连夜把他开裆裤封裆，第二天就背起了书包上学堂。
仅有的教室就在隔壁。学生是周围几个队的娃娃，有十几个年龄都比我哥大。第一堂课，他坐不住，在下面磨皮檫痒，遭老爸批评几句，他局然钻到老爸裤裆下，抱到大腿撒娇。真是一步错，步步错。弄得现在开同学会时，酒要多喝好几杯，厚厚的老脸都要变几回颜色。
不过话又说回来，个个都像毛爷爷干革命，步步走对，那我国就主席满地走了。
由于老妈没了收入，家里经济日益紧张。老爸决定开始家庭副业，花了一百多块（不知是借的还是要的），买了台上海牌缝纫机（那时最好品牌是飞人和蝴蝶牌），叫老妈学打衣服。他又花了半个月学了裁剪，买来皮尺直尺画粉块，这就开始挣钱了。
好日子过的都很快，转眼就是68年春天，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新一轮运动开始，老妈基本每天可以挣一块多钱时，被老爸直接喊停，机器藏到黄老二屋头躲风头。老妈医院这边也听到了我妈妈搞资本主义的风声，准备来抓典型。
那朱医生，好像和我家卯上了，盯死我老妈，定要打到才罢休。

话说这天老爸在公社开会（公社离干湾子一公里不到），遇到妈妈医院进药的同事（本公社也是区政府所在地，有个药站），说起朱医生最近要来抓老妈去开批判会。
老爸叫这段时间已经停课闹革命，几乎天天在公社开会学习，只有嘱咐老大加强警戒，有事赶快去找他。
果然第二天，老朱带了两个民兵，带了两盘麻绳，就要捆人。
老爸平时为人的好处这下有了体现，黄老二两兄弟赶快拦住，叫老大赶快搬兵。老大一趟子跑到会上把信报了，累瘫在地。现在想起来都遭孽（可怜），尼玛七八岁的娃娃，平时营养不良还一趟跑一千多米，估计马家军知道都会惭愧。
老爸赶快找到革委会主任，派了两个民兵同事，背了两杆中正式步枪，过来就给这几爷子比起。这下闹热（热闹），现场就开辩论会，反把朱医生黒（吓）安逸了，绳子都不要了，灰溜溜打道回府。
此役老爸大获全胜，两盘麻绳质量真好，不是搓的，是手工编的那种。从此我家的晾衣绳用到了2005年。
由于领导（老爸这边）有所察觉，家里的资产阶级黒工厂必须暂停，老妈必须另谋出路，她坚决宁死不干农活，干苦力也在所不惜，把老爸愁坏了，蓝雁烟都抽了两三包。（老爸再穷都不吃经济烟，最起码都要两角以上的）
那时拿工资的一般都抽两毛左右的香烟。比较流行的牌子有金沙江，朝阳桥，兰雁，次一点的春耕一毛多一包。最次的就是经济牌卷烟（不叫香烟），八分一包，是农民待客的主要品种，关键是它不要票。

说起我妈妈不干农活，也有些龙门阵摆。
她怕一样东西，怕进命里。说起来就紧张的不得了。
她怕虫，那种蠕动着走路的胖胖的五颜六色的肉虫。
现在科学讲法叫密集恐惧症。这个东西影响了她一辈子。也是她有机会读书后拼命学习跳出农门的最大动力。
小时候虽是大家闺秀，也要干活。外婆逼她下地，被豌豆滕上的小花虫（有香棍粗细，遇险就圈成圆圈那种）直接吓昏了过去。从此就成了家里的蛮疙瘩（出蛮力的小丫鬟），推腰磨担水，带娃娃扫地煮饭，除不会炒菜外，一体包干。怕就怕了，偏偏天赋异禀，眼睛尖，记忆力超群（仅指对虫虫的各种颜色花纹习性等等细节）。虫虫们也专门和她作对，小时候闺房里居然会爬进猪儿虫，在她的绣花鞋里安家，被吓得魂飞魄散。
前几年还有件趣事，我表哥给她搬来 一盆栀子花，喜欢得不得了，天天浇水，搬出搬进。后来发现会长出四条豁拉子（一种会蛰人的虫虫），也不知它妈妈把蛋下在哪里，很小，吓的遭不住。赶快电话把表哥喊来，用火钳夹了。过个十多天，又长了四条。如是者三，搞了五六回，像灵异事件一般，差点摆道场请和尚来念经了。最后不得不忍痛送人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