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帖声明：相信很多关注此帖的读者都明白本帖在一个特殊事件纪念日前一周遭遇了什么命运——尽管本人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也未尝谈及此事。不过，对于任何一个中国网友来讲，这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除了麻痹自己，似无他法可用。不过，我想，尽管我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或有被某些所谓忠臣顺子误解过，但这并不足以改变我的情感，因此，请不要逼迫一个渴望报效国家的有志青年自绝于人民。这个帖子，或有与党的口吻不相契合处，但观点不同常有之事，何苦由此及彼，以至某些同志质疑我对党的忠诚呢？再次声明，我只是在谈些无伤大雅的对历史的思考，不会触犯他人利益，因此，高抬贵手，谢谢。

前情提要：前帖谈及北伐时孙传芳连丢赣闽二省，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幻梦濒临破灭，现在我们接着原帖继续下去。有些没有看过前文的同志，可点击链接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23904.shtml，这里不再重复，谢谢。

续帖如下：

迁都之争

北伐军节节胜利，两湖，闽赣四省告破，而江浙两省也近在咫尺，但就在此时，国民党内部却出现了不和谐音，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在迁都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而这个北伐过程中的小插曲也再次暴露出了国民党内部的种种矛盾。

国民党原先的大本营是广东，但是广东地处偏远，难以协调全国事宜，因此在北伐进行到一定阶段时，国民党内部便有迁都之议。蒋介石作为国民党内部的军事统帅，同样也持此议，一开始大家的意见都很统一，就是迁都武汉，武汉号称九省通衢，地处中心，对北伐军的发展颇为有利，但是就在迁都武汉的决议即将落实之时，蒋介石的态度却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要弄清楚蒋介石反对迁都武汉的原因，我们不得不分析一下当时的局面。我们知道，北伐是苏联支持，国共两党共同参与，而国民党军队为主力进行的一场战争，但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地位很尴尬，这种尴尬我们在中山舰事件时已有详述，这里不再多言，而反对迁都武汉则正是这种尴尬的集中体现。

当时的国民党内部并不团结，以西山会议派为代表的右派另立山头，而国民党中央则由苏联支持下的左派与共产党把持，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这个联盟的后台则是当时国民党头号政治人物汪精卫，汪精卫虽然在中山舰事件中遭到蒋介石算计，避祸赴法，但影响力甚巨，并随时可以回国复职。蒋汪二人虽然在镇压右派时取得一致，并在一段时间内亲密无间，但是一山不容二虎的政治法则注定了二人必有一场对决，对于蒋介石不利的是，他虽然执掌兵权，但其嫡系仅为第一军，其余各军均关系暧昧，更关键的是，蒋介石在党内依然根基薄弱。

虽然蒋介石领导北伐军连战连捷，但是同时带来的问题是唐生智的势力迅速膨胀，已成蒋介石大患。唐生智这个人我们前面已经做过介绍，赵恒锡待他不薄，他还依然造反，更何况蒋介石跟他非亲非故，小唐更加不会与其琴瑟和谐了。唐生智本来只是一个师的师长，但是自从造了赵恒锡的反之后，军权就蹭蹭的上窜，尤其是借着北伐军西路军总指挥的便利，大捞而特捞，在两湖，虽然他没打什么硬仗，但是得利颇丰，收编了大量的北洋溃兵。此时他的实力到了什么程度呢？真真吓坏人，一共有28个团，将近10个师的兵力。

那么唐生智如何能那么快就变得不可一世了呢？一方面唐生智是湖南人，在两湖地区收编部队可用老乡之谊，另一方面，唐生智和北洋的很多旧军人都有校友之谊。唐生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在黄埔军校尚未成立之前，民国的军官大多来源于此，“保定系”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军界最大的势力之一，堪与“士官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分庭抗礼，而当时的唐生智就借助这层背景，收拢了好些原保定系的军人。蒋介石倚仗的部队是“黄埔系”，这是中国军界的后起之秀，也被前辈“保定系”视作最大的威胁，所以保定系领袖唐生智和黄埔系领袖蒋介石，从他们的军系背景而言就不可能尿到一个壶里。

一般来讲，实力强了，胆气就壮了，然后就有了争名夺利的心气，唐生智现在势头凶猛，当然不愿久居人下。如果说蒋介石在国民党根基不深，那么唐生智压根就是个新人，但好就好在唐生智目前的着眼点在军事上，并且有意在国民党内部寻找政治盟友。盟友还是好找的，国民党左派就一直缺个军事大佬撑腰，故而在中山舰事件时可是吃了蒋介石的亏，所以说，唐生智需要政治上的朋友，而左派需要枪杆子，因此干柴烈火，双方感情迅速升温，感觉就是只要老大汪精卫回国，蒋介石就可以被KO了。

老蒋这个人何其敏感，怎会不知道唐生智和政敌之间勾勾搭搭的状况？而唐生智本人出道于两湖，于此地多有根基，所以一旦定都武汉，唐生智这样的军事强人便会控制中枢，再加上汪精卫的党内人脉，那国民党还能有蒋介石的容身之处？如果让唐生智这样的异己分子当了“九门提督”，以后蒋介石还不得围着汪精卫打转？所以，定都武汉，万万不可。

汪精卫只是一个方面，蒋介石不同意定都武汉还有另一层考虑，那就是武汉的政治气候。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和汪精卫关系好，虽然蒋介石表面上是个左派，但一直都被共产党当外人，蒋介石之所以在中山舰事件作出如此的过激反应，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老蒋的潜意识里，只要共产党有动作，那目标就一定是他。而此时的武汉，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共产党人大有将武汉翻个底朝天之势，武汉俨然已经成为了共产党的活动中心，某种意义上说，武汉实际上已经成了共产党地盘。当然了，因为中山舰事件时结下的梁子，共产党内部的反蒋空气日益膨胀，包括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内都觉得要整倒老蒋了，再加上老蒋在党内素来敌人多，所以武汉此时业已变成反蒋大本营了。

当老蒋明白定都武汉会对自己造成极大的不利时，他就果断的表示了反对，他的理由是江西目前是北伐司令部，因此为了便于指挥，应该定都南昌，其实他心里的小九九谁不明白？南昌现在是他的地盘，而武汉是政敌的地盘，自然他选南昌而弃武汉了。但可惜的是，国民党内部没人支持他的动议，因为定都武汉是北伐时的既定方针，而且武汉的区位条件显然更有利于国民党向北扩张。

蒋介石为了阻止都城北迁武汉，也算用尽了手段，扣押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南昌召开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然后游说，倡议，无所不用其极，但是收效甚微，接茬没人理。这次蒋介石搞小动作完全违背了国民党中央的意愿，甚至他的老友张静江——张静江的问题，我们以后说道老蒋夺取党权时再提——也反对，所以啊，蒋介石这次真成了孤家寡人了。老蒋活动来活动去，甚至赶赴武汉，但遭遇的是当时如日中天的左派和共产党的白眼和冷言冷语，老蒋一个人根本就无法改变局面，所以只能选择妥协，这场迁都之争从1926年底一直闹到1927年3月，蒋介石寡不敌众，迁都武汉之议宣告落实。

老蒋闹腾没成功，自己当然也得倒霉了，老蒋那一点可怜的党权和政权进行清算开始遭到清算——毕竟武汉的天是左派的天。1927年三月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届三中全会中，蒋介石被大整特整，期间通过的一系列议案，取消了蒋介石国民党中常会主席、军人部长等职，仅保留北伐军总司令一职，并且还规定“总司令是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可以说老蒋在政治上，军事上，党务上都被夺了权，损失惨重。

蒋介石在北伐期间其实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尤其在党内经常面临挨整的状况，所以，老蒋迫切需要寻求政治支持，毕竟，要在国民党内取得地位，光有那一点可怜的军权是不够的。当然，老蒋虽然表面顺从迁都武汉，但实际上，他早就有了打算，他的想法是北伐军向东挺进，攻取江浙两省，以为基本，老蒋在浙江人，所以在江浙老蒋还是有地主之利，以江浙为基础，老蒋就可以和武汉打擂台了。迁都之争标志着国民党新一轮分裂即将来临，蒋汪对决将进入新篇章，虽然目前老蒋败得很惨，但是来日方长，他们还将再见高低。

最近查的比较严，一不小心多发了几个，此帖是正贴，以后就在这更新了。

请版主把那几个相关帖给删了吧

衣锦还乡

老蒋在北伐中厥供甚伟，但是却因为迁都问题被国民党中央恶整，非但党内地位没有因为北伐之功而水涨船高，反而还被降了职，夺了权，老蒋可以说在政争中落了下风。老蒋虽说是北伐军总司令，但是他的嫡系力量仅为何应钦的第一军，在政治上，除了张静江，吴稚晖等少数几个元老与他相契之外，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均与他不睦，因此，目前的老蒋根本就没有与汪精卫对抗的本钱——除非老蒋裂地自立。

老蒋当然也知道如果跟着国民党中央去武汉，无疑是羊入虎口，朝不保夕，因此，为今之计，只能攻取江浙以为基本，而后谋图自立，老蒋的优势在于他是浙江人，在江浙容易得到认可。而此时攻取江浙显然是个好时机，因为孙传芳先失江西，后丢福建，北伐军已经对江浙形成合围之势，更关键的是，孙传芳的部队并不稳当，而浙江的士绅们也更倾向于自己人入主。

中国人最重乡情，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往往同一个地方出去的就容易互相帮衬，形成小集团，这种现象古今皆然。在民国时期，北洋便是以籍贯划分派系，直系多为直隶或周边人士，皖系多为安徽或周边人士，而奉系更是以东北人为主。而乡情之于政治在细节处更是体现得颇为明显，以老蒋为例，其政治生涯的导师陈其美便是浙江人，而与其相契的张静江和吴稚晖也都是江浙人士；而这种情形即便在如今我党内部也不新鲜，比如最近挺火的汪洋便是胡哥的安徽老乡。所以，从乡情的角度来讲，山东人孙传芳肯定在浙江不如蒋介石这个土生土长的浙江人讨巧，虽说浙江士绅天天闹着退兵息武，但实际上他们显然更希望由老乡蒋介石来浙主持大局。

东南的士绅实力雄厚，一遇战事便会四处活动，乞求息战，虽然大多数时候是失败，但是也有成功的案例，比如在奉军南下时，这些士绅便迫使北洋政府在上海退兵，并从此不设防区。这次眼看战事即将重燃，他们就又开始活动了，没办法，有钱人嘛，谁愿意自己苦心经营的店面厂子老受炮火的威胁？但是，这些士绅这次显然没有活动开孙传芳，孙传芳此次铁了心要死守浙江了。

孙传芳原本算盘打得劈啪作响，梦也越做越唯美，但是革命军先取江西，后夺福建，显然对老孙触动不小，可怜老孙还没当过一天的派系老大，便要面临覆亡的危险。老孙立马明白了靠自己是挡不住气势如虹的革命党了，所以他前一段就屁颠屁颠的去了北方，跟原先的仇敌张作霖谈判，意思是老弟我扛不住了，为今只有老哥你能救我于水火，咱虽说是有些小摩擦，但毕竟是一家人，这次国民党显然是冲着我们北洋来的，所以还请老哥接济则个。张作霖当然比孙传芳聪明了，唇亡齿寒的道理岂能不知？于是就在前一段自封为安国军大元帅，孙传芳和吴佩孚当副手。但让老张觉得有些丧气的是吴佩孚却对此很冷淡，即便他已经被打得丢盔卸甲，不日将亡，他也不愿意发话让老张救援，没办法，吴佩孚天生有股傲气，越是困难，越要自己死扛。有人要问了，那他为啥让孙传芳援助呢？废话，孙传芳表面上还是直系啊，老张不一样，关系再好也毕竟是外人。老张当然也想玉帅发句话，但是等来等去玉帅就是不吱声，既不说好，也不说不好，这个所谓联军其实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张作霖对吴佩孚一直心存感激，尽管吴佩孚总也不理他，但是他还是在等吴佩孚发话，毕竟玉帅不说话，这个联军便是名不副实，老张的大元帅也当得不开心。孙传芳入京乞怜已经是病入膏肓，江南局势几无可挽回，于是老张决定采取守势，稳固江北，固守江浙，而奉军则先期派遣张宗昌鲁军驰援江苏。

浙江方面其实早在北伐军与孙传芳激战时便已经闹出了夏超反骨的内乱，但可惜夏超在浙江多有树敌，事未成而被孙传芳援兵宋梅村部扑灭，夏超本人也命丧黄泉。但是，孙传芳部队的倒戈大戏才刚开了个头，不久，与孙素来不睦的周凤岐，以及浙江省长陈仪便投靠了国民党，这两个人都是浙江人，部队也以浙人为主，他们倒戈之后便先期在浙江与孙部交战，只不过实力悬殊，很快便丢失了阵地，纷纷撤退，但不管怎么说，炮灰的作用还是起到了，也为攻浙的主力白崇禧领导的桂军开了个不算太好的头。

白崇禧当然不愿意放弃大好的立功机会，在衢州召开前敌会议，集结革命军，寻找屯兵兰溪和金华的孙军主力决战。孙传芳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孟昭月在兰溪，周荫人残部在金华，而孙传芳在安徽的部队也蠢蠢欲动，试图打革命党一个措手不及。双方战事一点即燃，孙传芳的部队本无战意，在北伐军的强势进攻下，也便纷纷败退，当然了，途中免不了有些将领向革命党输诚，很快孙传芳主力孟昭月的抵抗就被摧毁了，丢掉富阳之后，浙江全境已大部归属北伐军。1927年2月18日，白崇禧进驻杭州，宣告浙江战事初告胜利。而孙军在浙东，浙南的残部则在何应钦的协助下很快肃清，孙传芳一败再败，丢掉了浙江之后，已经基本大势已去，无力回天了。

浙江的战事结束，江苏便成为了新一轮的焦点。此时，张宗昌的部将毕庶澄已经到达江苏，准备和孙传芳一道背水一战。但是打仗这东西，气势折了，便再难挽回，比如孙传芳，连失三省之后，虽然自己还勉力支撑，但一众手下就不愿意跟着他厮混了，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在孙传芳得到了奉军的支持，准备做最后的挣扎时，手下又有人投诚了。安徽的陈调元——直系老前辈，当年名动一时的长江三督之一——在安徽宣布与孙决裂，话说长江三督当年也是民国一时翘楚，但如今李纯早亡，王占元早已下野，而陈调元呢，现在居然在一个后辈手下当差，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陈调元叛孙算是孙军玩完的一曲前奏，孙传芳号称长江五省总司令，但实际上真正归他控制，忠于他的部队还真不多，自与北伐军交战以来，手下时有部队叛变，而陈调元在安徽釜底抽薪无疑让孙传芳目眩耳鸣。

白崇禧不想给孙军任何喘息之机，要赶在鲁军大部驰援之际，消灭孙传芳残部，因此和何应钦分拨已定之后便率领部队进攻上海。上海原本在奉军南下时已经被士绅活动，北洋也允其不为战区，但是这种决议到了关键时候当然靠不住，所以呢，士绅们仅仅是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北洋系的许诺也仅仅是针对那一次战争，现在，该打还得打啊。鲁军的先期部队毕庶澄此时就在上海，那他现在是不是该帮帮孙传芳的忙，好歹在上海有所动作呢？这就得说狗肉将军张宗昌上梁不正下梁歪了，毕庶澄也不是啥好鸟，上司喜欢牌九，自己则喜欢女人。其实此次毕庶澄南下不是来打仗的，他对打仗压根没兴趣，所以刚到上海就跟蒋介石联系投降的事儿，老蒋觉得他靠不住，没理他，而他见老蒋不理他，索性就寻开心去了。而上海十里洋场吸引力确实不一般，加上有海上闻人杜月笙看觑，日子确实如意，天天在温柔窝中醉生梦死，中国女人腻了，就换成洋人，连日激战，把身子都掏空了，那打仗呢？干我甚事！杜月笙为啥要这么做呢？因为老杜与蒋介石早有往来，大家都知道老蒋曾经一度在上海滩做证券经纪，其目的是给广东政府筹钱——没办法，孙中山就是穷啊，在上海滩做事情要跟杜月笙没有牵连当然不太可能了，话说以后老蒋的亲信，军统头子戴笠还是杜月笙的把兄弟呢。

所以呢，毕庶澄虽然名为援苏，实际上根本没怎么用心，打仗还是孙传芳一个人管，孙传芳现在哪是北伐军的对手，很快就被北伐军冲散了，而毕庶澄还在快活之时，突然手下冲进来说革命军打进来了，老毕赶紧开溜，那手下怎么办？爱怎么办怎么办？逃命要紧啊。毕庶澄的部队摊上了这么个主儿，算是倒霉到家了，他们的下场就是被缴械。那毕庶澄自己呢？好歹逃到了山东，结果被张宗昌痛斥一顿，后来张宗昌听说他跟蒋介石打连连之后，就派人把他给做了。

上海丢了，南京就近在眼前，尤其是皖南地区以陈调元为首的一批师长级人物易帜，使得安徽也成了革命军地盘，这就让南京变成了一座孤城，守无可守。在革命军的围攻下，孙传芳和他的援军难以支持，死守南京的梦想宣告破灭，革命军于3月25日进驻南京，至此，孙传芳的所谓长江五省均告失守，他这个联军总司令终成了孤家寡人。

蒋介石如愿夺得江浙两地，他这个浙江人也可算是衣锦还乡了，江浙是全国最为富庶之地，富商大贾多居于此，因此老蒋可以说有了借地主之利与武汉争锋的本钱，攻打江浙两省的部队是白崇禧的桂军——此时与他交好，以及自己的嫡系何应钦的部队，既然都是自己人，那老蒋当然就能大干一场了。反击开始！

国共分裂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国共这段被强行撮合的婚姻终于在老蒋获取地盘后要结束了，继西山会议派后，与中共素来不睦的老蒋也打出了反共的旗帜，但是不同的是，老蒋做事情更为干脆狠辣。

政变

老蒋与中共的矛盾由来已久，说起来这里面有许多弯弯绕的事，不过个人认为老蒋之所以会跟中共最终闹翻主要是几个原因：一是他个人对共产主义印象极坏，他在1921年时曾赴苏考察，当时苏共内部勾心斗角，整个国家也处于阶级斗争的动荡中，因此他对苏联的专制气氛深感厌恶；二是因为共产党与左派和汪精卫相契，一直以来都跟老蒋不太对路，这也是老蒋会在中山舰事件中作出过激反应的深层原因；三是他一直认为苏联对中国有所企图，不可长与之相交，毕竟一个庞大的邻国，在中国政治中还具有如此的影响力，是件令人害怕的事；四是他对中共搞的声势巨大的工农运动一直都有所忌惮，这是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根本性破坏，而在思想较为保守的老蒋眼中这是难以接受的；五是中共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已经影响到了国民党的权力结构，他害怕中共会在苏联的扶持下最终控制国民党，一旦如此，他将死无葬身之地。

上述几个方面可能是促使老蒋下决心与苏联和中共翻脸的根本原因，尤其是经过中山舰事变后，中共与老蒋的关系更加恶化，几成水火之势，如果不是苏联关键时刻息事宁人，难保不会出现火并。许多矛盾是逐渐积累后爆发的，蒋介石与中共的矛盾便是如此，中山舰事变算是双方矛盾积累的一次小爆发，而此次清共则是长期以来矛盾的总爆发。

早在蒋介石在闹腾着要迁都南昌时，他就已经开始准备了，蒋介石最后同意定都武汉只是缓兵之计，实际上他的真实想法是攻取江浙，另立中央。当然，要搞大动作就不能孤军作战，老蒋目前在军事上取得了新桂系的支持，李宗仁和白崇禧站到了老蒋这边；而坐镇广州的李济深同样表示友好；而在党内，盟兄张静江和吴稚晖这两个人是铁票；另外他手里还有刚从美国回来便被其拉过来开采革命之矿的陈立夫以及在国民党中央已经崭露头角，时任组织部长的陈果夫这两个青壮派代表。

这里面需要介绍的当然是日后权倾朝野的陈氏兄弟，我们前面多次提到他们两人是陈其美的侄子，而陈其美和老蒋的关系当然不需要我再赘述了。陈果夫这个人城府很深，表面和气，内藏机心，很多陈果夫的部下都称赞他重感情，善于团结同志，他的这种外柔内刚的特点正是搞党务所必须具备的素质。老蒋在上海的那段时间便是和陈果夫合伙做证券生意，实际上主要是陈果夫管事，而老蒋甚至把自己的经济权全都交给了陈果夫，蒋经国在上海读书期间，生活费便是向陈果夫索取。因此，陈果夫和老蒋的关系那就一个字：铁！两个人不单有陈其美这层关系，在个人交往中同样相契较深。陈果夫能进入国民党中央，一方面是陈其美和蒋介石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他在上海的这几年也为广州方面的财政着实尽了一份力，筹办黄埔军校时，便是由陈果夫采办物资。但是，陈果夫有一个很要命的问题，那就是他的身体太差，患有比较严重的肺结核，不能过于劳累，陈果夫一生都在与肺结核做斗争，要不是家境宽裕，估计早就不在人世了。

陈立夫是陈果夫的胞弟，和陈果夫很早就参与国民党事物不同，他一直都是在四处求学，他早年毕业于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矿科，而后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获得矿科硕士，按说照这个路子应该会成为工程师，但是家世背景决定他必定会走上仕途。在陈立夫回国后，一直在寻找青年才俊的蒋介石便找到了他，鼓励他开采革命之矿，他起点很高，上来就作了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刚回国的陈立夫相较其兄稍显稚嫩，心高气傲，甚至还对蒋介石提出了不能骂他的要求，但在后来的历练中逐渐成熟。

蒋介石虽然一直以来都为孙中山所信任和倚重，但是因为盟兄陈其美的早亡，使他在党内失去了倚仗，因此，蒋介石爬得越高就越害怕在党内挨整，而他在迁都之争中就已经尝到了党内无人的滋味。其实蒋介石早年和陈其美，黄郛结拜时便有规划，由他主军，陈其美主党，黄郛主政，但是陈其美被张宗昌（实为袁世凯授意）暗杀，蒋介石的这个模式便落了空，但好在，陈其美虽不在了，他的两个侄子都是一表人才，陈果夫老练深沉，陈立夫才华横溢，正好接过陈其美的班。侄承叔业，陈氏兄弟的命运早就在蒋介石的规划之中。

蒋介石来到上海后，便召集人马开会，此时陈果夫也从武汉秘密来到上海，在会议上，几方面群情激愤，大意是共产党欺人太甚，在武汉把国民党中央搞得乌烟瘴气，而工农运动又是如何如何恶劣的影响了社会秩序，反正一句话，要保证国民党的纯洁，清共势在必行。此后，在陈果夫的建议下，蒋介石让陈果夫协助吴稚晖起草共产党谋叛的呈文，而这是为了在舆论和合法性上取得主动。

那么共产党是否有谋叛之举呢？客观的说，共产党虽然在国民党内有拉帮结派，排挤异己，打击右派的行为，但是谋叛还实在是无从说起，但是，此时的中共有些行为确实有过火之嫌，触动了国民党的神经。共产党的过火主要是工农运动开展的过于迅猛，且不论大规模声势浩大的工农运动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造成了何种不利影响，光就对国共合作便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国民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分化为三派，一派是以西山会议派为代表的右派，对国共合作持有异议；还有一派就是以廖仲恺，邓演达为代表的左派，明确支持国共合作；而如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则是中派，不置可否，伺机而动。共产党的策略应当是联合左派，团结中派，打击右派，但是共产党上层头脑发热，工农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这就使得原来的中派向右派发展，甚至汪精卫这样表面的左派也开始对此产生了忧虑。国共虽然合作，但政见毕竟不同，如果不能求同存异，而自为之，那么这种合作想来也是难以长久的。在上海，中共还过火了一把，就是在国民党中央不知情的情况下，共产党居然擅自搞出了一个临时政府，这在国民党眼里不就是赤裸裸的叛变吗？要发展自己当然是对的，要执政也是对的，但是如果一意孤行，不顾影响就要不得了，中共的问题就是妄自尊大，该低调的时候不低调，结果让人捅了刀子。当然了，从和谐的角度出发，我们要说共产党虽然出格，但老蒋挥舞屠刀显然也是不仗义的。

老蒋清共的主战场是上海，主力军是白崇禧的桂军，黄埔军以及上海滩的帮会分子。国民党和帮派的合作由来已久，早在反清时期，就有很多帮派人士参与其中，并多有功勋。中国帮派的始祖洪门初时的口号便是反清复明，虽说在发展途中逐渐蜕化为黑帮，但是反清意志尚未消退，所以，同盟会以反清为名号令天下时，很多帮派人士便加入其中。而此时帮助老蒋完成清共任务的是杜月笙领衔的新式帮派，民国时期由黄金荣创立的帮派和老式帮派有着较为本质的区别，那就是所谓“黄门”是依托于租界存在，实际上是洋人“华人制华”政策的产物，与先前的洪门青帮并无太大关联，只是为了寻求统一，黄金荣才象征性加入青帮。杜月笙曾是黄金荣部下，杜氏势力的雏形是小八股党，在与英租界大八股党争夺鸦片贸易时崛起，此后另立门户，成为上海滩最大的势力，当时上海滩有句话叫做有事就找杜先生，从中可见杜月笙的能量。在跟工人纠察队的较量中，正规军显然不如杜月笙手下的小混混好使，当然了，杜老板不是仅仅干一些袭击工会这类的小事，大事他也干了，比如上海总工会的委员长汪寿华便是被其诱杀。正因为这层关系，杜月笙晚景凄凉，最后客死香港。

有了帮派的支持，正规军的剿杀，清共工作有条不紊，很快便收到了成效，工人纠察队武装被解除，大批共产党员被捕被杀。清共浪潮迅速蔓延到了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广西以及四川等地，这些地方要么是蒋介石掌管，要么是桂系地盘，要么被李济深控制，这几方一闹腾，“四一二”的风波便走出上海，迈向东南全境。蒋介石攻其不备，下手果断凶狠，共产党猝不及防，损失惨重。

此次清共，受伤的是中共，被蒋介石扇了一大巴掌，几乎眩晕。教训是深刻的，国共虽然合作，但是共产党实力毕竟薄弱，而弱势方就必须谨小慎微，低调处事，但是，我党不单不低调，还高调的吓人，以为一切尽在掌握，这样盲目的斗争策略是不理智的，也必定遭受挫折；另外，一切政治合作归根结底都是靠不住的，尤其是国共两党在政见上存在明显的分歧，而中共显然对分歧引发的混乱准备不足，在政治上，缺乏应变准备可能带来的就是灾难。当然了，中共再一次像受了委屈的小媳妇一样抱怨老蒋不是东西，其实，自己失了算哪赖的着别人？早在中山舰事件时，老蒋便对中共有过激举动，可惜中共自己没有足够的应变准备，反而在上海玩的那么疯，这不就是伸头等人砍吗？这是政治，不是玩过家家，生死胜败本就是常见之事，混迹其中，岂能不识其险恶？这次共产党的完败，陈独秀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著名的知识分子根本就对政治的残酷性缺乏认识，一味沉浸在合作的美梦中不可自拔，结果火烧眉毛还怡然自得，自此陈氏的威望算是直线下坠，最终倒台。通过此变，中共的那些热血青年终于对政治的险恶有了认识，但是代价有点大，不过不要紧，我们毛主席说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短期的挫折就当是交学费了。

清共只是蒋介石跟桂系，李济深几方面的动作，并没有得到武汉党部中央的认可，实际上，蒋介石此举意在另立中央，取武汉中央而代之，果然没有多久，他便在南京建立了政府，公开和武汉方面打擂台。

谢谢楼主，写得很好！我从原帖全部看下来，期待楼主更新。
我到搜狐上看楼主发表的这篇文章，发现两边有写不一样的地方，是怎么回事，而且搜狐上分页太多，看不方便，还是来这边看了。

================================================================
搜狐是始发稿，天涯相对滞后，因此有些章节自然有所改动，但总体并无太大区别，感谢老兄支持。

站在权力斗争的角度，清共并没有错，但清共把国民党基层组织清掉一大半，实在是无敌了
=============================================================
不服从老蒋的国民党基层组织跟政敌没什么区别，老蒋的清共其实是跟武汉方面的左派和中共总体决裂。

这两天正在看人间正道是沧桑，里面有一段上海武装起义时国军按兵不动的情节，不知有没有这一回事，北伐时上海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楼主可否赐教一二。
================================================================
当时上海的情况是，被张宗昌派去驰援上海的毕庶澄一开始跟想跟老蒋和谈，因此老蒋一开始并没有让部队进攻上海；反倒是中共的工人纠察队挺积极，数次举事，再加上白崇禧桂军和降将周凤岐从苏州逼向淞沪，毕庶澄觉得没有机会就开溜了。工人纠察队举事后，貌似还在没跟国民党沟通的情况下中共就挂上了上海临时政府的牌子，这也是促成老蒋分共的导火索之一。

在清共过程中国民党基层组织损失到底有多严重？死了多少人？

ms有种说法，在清共过程中死的GMD党员要比G.CD党员多。
==============================================================

我党屡次肃反死掉的人也不少，但是却树立了领袖权威，反而提升了战斗力。对一个政客而言，团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并不总是一致，老蒋需要的国民党是能够服从于他的国民党，因此，对于那些不服从的，清理掉有什么所谓？乱世之中，强有力的团体比貌似人多势众的杂合体重要得多，这是我党的发展史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道理。

擂台

蒋介石清共只是第一步，根本目的是在南京建立政府，摆脱武汉的牵制。关于蒋介石对武汉不感冒的问题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对于老蒋而言，武汉是汪精卫和共产党的大本营，又有军界强人唐生智撑腰，所以他这个总司令如果去了武汉就那肯定得倒霉，所以与其束手就擒，不如放手一搏。

清共后没多久，蒋介石便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1927年4月18日），当然，是非法的，因为合法的国民政府是武汉，但是南京国民政府地盘可着实不小，所辖包括江、浙、粤、闽、桂、沪、宁以及皖南地区，而武汉方面呢，仅有两湖和江西三地，非法的地盘比合法的大，这看起来有点玩笑。

蒋介石敢和武汉唱对台戏，当然是有备而来，他在党内虽然依然弱势，但是在军事上得到了李济深和桂系的强力支持，并且，原本被废黜的西山会议派跟老蒋搭上了线，更有面子的是，在刺廖案中被遣送去苏的原大元帅胡汉民出任政府主席。武汉方面不是有汪精卫吗？那南京还有胡汉民呢，论党内根基资历和影响力，老胡可还比小汪占点上风呢。胡汉民可是在刺廖案中被汪精卫整惨了，这次蒋介石邀其出山，老胡可算是熬出来了，本次动作鞍前马后没少忙活，以前蒋汪合作挤走胡汉民，如今蒋胡合作对抗汪精卫，此一时彼一时。

胡汉民资历很深，对孙中山也是忠心耿耿，堪称铁杆拥趸，让他反袁他就反袁，让他摁手模他就摁手模，在国民党内那是一步一个脚印摸爬滚打出来的。按说，孙中山死后，不管从资历功绩还是影响力，他都应该成为国民党一号，但是老胡的问题在于他的政治倾向过早的暴露了，然后不可避免的成为了政争中的牺牲品。胡汉民不会玩政治，刺廖案其实要说跟他也没有太大关系，但是那种事情只要沾上一点，便洗都洗不掉，胡汉民就倒霉在沾上了这事，所以只能活该倒霉。国民党的老右派们大多有点脑残，在党内玩暗杀，那能有好？况且还是在左派占据上风的情况下玩暗杀，那不情等着被整？做事情，玩政变得准备充分，不能想到哪是哪，你看老蒋本次定都南京就是有了足够的准备，结果声势搞得挺大，甚至压过了武汉。胡汉民愣头愣脑，一开始便有了右派之名，然后一有风吹草动便被人当成了靶子，这样的人玩不好政治，因为他连基本的伪装都不会。老蒋也是右派，为什么上升势头一天比一天猛——除了定都之争时被整？原因是老蒋不到关键时刻，从来不显示出他到底是什么料，高深莫测，别人整无可整，反正不犯原则错误，中山舰事件老蒋之所以那样，是因为判断错了形势，以为到了关键时刻，所幸运气好，苏联把此事按了下来。大概胡汉民跟孙中山时间太久了，把咋呼的能力学到了，却把一个政客最本质的本领给丢了，所以这个最有资历成为一号的人物居然在孙公死后成了边缘人物，别人想用就用，不想用就被一脚踹开，以后甚至还被软禁。当然了，胡汉民目前还是有利用价值的，毕竟老蒋要掌握政权党权还欠火候，需要胡汉民这样的明星撑门面。

从迁都之争以来，武汉方面的反蒋空气便日渐浓厚，在鲍罗廷的策划下，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合作扛起反蒋大旗，并在国民党中央三届二中全会上给了老蒋一点颜色。但是武汉的行动大多是虚套，声势搞的很大，实际内容什么都没有，不像老蒋反共，上来就是干货，直接就在上海开刀，孰强孰弱，似乎早见端倪。老蒋自从扛起反共旗帜以来，西山会议派，中右势力纷纷投效，并且英美等国也向老蒋抛出了橄榄枝，而轰轰烈烈的反蒋搞了半天该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阵营也未见扩大。此次蒋介石要定都南京，武汉方面也有察觉，派了宋子文去南京控制财政，然后程潜去南京蹲点，意思是要用钱和枪控制住老蒋。但是程潜不是共产党，怎会愿意为了共产党而和老蒋翻脸，况且他手下的兵勇多为两湖人士，其家属亲眷又受着混乱的工农运动的影响，因此自然也不愿尽力，所以程潜稍遇阻滞便离开了南京；而没有枪权做保障的钱权当然也控制不了老蒋，宋子文的那个财政部就被老蒋给撤了；武汉方面是鸡飞蛋打，一切成空。

武汉方面的日见弱势和老蒋夺取江浙后的强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鲍罗廷很郁闷，形势很严峻，摆在武汉方面有两种选择，一是东征讨伐叛变的蒋介石，另一种是继续北伐，暂时搁置和老蒋的争端。这是艰难的选择，显然，中国局势的复杂已经远远超出了老毛子的预料，但是这是一个必须完成的选择题，在政治上，面对这种情况，没有放弃的机会。

一直关注本帖，但好像更新慢了点。能否更新快点，谢谢！
============================================================
这样啊，那我一天更新两篇吧，确实比搜狐慢太多了，呵呵。

一天更新一两篇太少，四五篇又太为难楼主了。

我看三篇差不多。

=================================================================
三篇就三篇，反正我存稿也多，现在就发。

告别

武汉方面现在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蒋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并得到了桂系和李济深的支持，势力已非昔比；而张作霖积极向河南增兵，开始压迫国民党；这对于当时掌握武汉实权的苏联顾问团来说确实是个艰难的时刻，如何选择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前途。

在武汉方面犹豫不决，踌躇未定之时，张作霖已经展开了行动。不争气的孙传芳算计半天，结果害人害己，吴佩孚半截入土，而他自己干脆香消玉殒，如今北洋中有可能挽回局面的只剩下老张了。但是河南是吴佩孚的地盘，老张出兵河南也颇是费了点劲，甚至不惜和老吴兵戎相见。

自老张出任安国军总司令以来，吴佩孚对张作霖就不理不睬，让张作霖心里很不是滋味，孙传芳跑到老张那摇尾乞怜——这两人不久前还水火不容，但是吴佩孚呢？虽说和张作霖结拜，但根本就没一点要求援的意思，刀架到了脖子上还要死撑，这就是吴佩孚，一个山东硬汉。但问题是，河南不仅仅是吴佩孚的地盘，这关系到北洋的大局，河南要是失守，那国民党就会和冯玉祥连成一片，对张作霖构成极大的压力，所以即便老吴不开口，老张也不能对河南不闻不问。

我们终于又提到冯玉祥了，老冯回国了——就在他的国民军在南口败退之时，老冯刚回国就换了一副面孔，因为他去了共产主义革命的中心苏联，受到了革命的感召，所以此时的冯玉祥已经不是军阀冯玉祥了，而是革命者冯玉祥了。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性，冯玉祥加入了在当时中国最具革命性的国民党，并被国民党委任为西北军总制，统率西北军。苏联对冯玉祥寄予厚望，因为冯玉祥是穷人出身，最了解无产阶级的苦痛，冯玉祥加入国民党也是苏联一手促成的，所以一直以来，苏联都把冯玉祥当成自己人，那冯玉祥把苏联当主子了吗，愿意为如今被搞的半身不遂的共产党兄弟两肋插刀吗？同志们莫急，此事留待下文再叙。

言归正传，我们还是接着讲张雨亭和吴子玉之间关于河南的事儿。吴子玉不松口，老张很着急，因为吴子玉明摆着是不可能挡住北伐军，吴佩孚认为河南是他自己的事儿，但是老张认为河南也是他的事儿，所以到现在，两个人还是没理顺这里面沟沟坎坎的事儿。其实吴佩孚岂能不知道自己守不住河南，但是老吴不松口是因为他怕张作霖趁火打劫，鸠占鹊巢，以出兵增援为名，将河南这块对老吴来讲意味着很多东西的地盘给占为己有。老吴宁可与国民党玉石俱焚，也不愿意让老张坐收渔利，吴佩孚的想法有道理吗？当然有道理，地盘是谁的当然是谁有兵谁说了算，奉军强势，吴佩孚弱势，一旦奉军入豫，那张作霖就相当于不费一兵一卒取得了河南。吴佩孚不愿吃哑巴亏，他宁可和国民党死战不支，也不愿意让老张轻易夺了他的心头肉。吴佩孚和孙传芳一样没有北洋的整体观念，但是老吴的坚持更让人感觉末路英雄的悲凉，不似孙传芳那样是精于算计的可厌。

老张等不得了，吴佩孚即便不答应张作霖出兵，张作霖也要硬来了，他不能因为吴佩孚的死撑而最终贻祸自己。张作霖对吴佩孚已经仁至义尽，为了让吴佩孚答应自己出兵，他甚至愿意将入豫奉军的指挥权交给玉帅，但是吴佩孚始终不愿意让步。既然如此，张作霖只能下手了，奉军开进河南，准备强渡黄河，直取郑州。吴佩孚不愿意抵抗，因为他明白老张这么做也是无可奈何，他跟张作霖做了大半辈子的敌人，双方有胜有败，但是他知道张作霖虽然精明，但重情重义，此次出兵河南非为落井下石强夺地盘，实是自保之计。吴佩孚不答应老张出兵，但也不愿意抵抗老张，此时的吴佩孚无疑是矛盾而纠结的。

吴佩孚不抵抗，并不意味着别人也不抵抗，比如河南省长靳云鄂，又比如跟随郭松龄叛乱已无面目再见奉系故人的魏益三。靳云鄂和吴佩孚有隙，在此之前甚至被吴佩孚免职，部下也部分被缴械，二人的矛盾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为了维护直系的团结，前直系老大，自从贿选之后便名声大恶的曹锟也来劝说二人。曹锟是个好领导，为人宽厚能容人，深得直系众人的钦敬，本来他自经历冯玉祥叛乱，兄弟曹锐自杀的变乱后便已不想再问政治，但是在这样的危局下，曹锟还是被直系旧人抬出来缓和局面，毕竟老曹的人缘是远好于吴佩孚的。劝说有一定的效果，靳云鄂总算没有叛离吴佩孚，但是靳云鄂容不得张作霖进入他的地盘，所以他的意思是，如果吴佩孚自己不愿和张作霖翻脸，那么他来当恶人，吴佩孚无力约束，只能听之任之。

靳云鄂组织保豫军抵抗奉军，张作霖当然很生气，在这种情况下玩窝里斗最要不得，其实真是窝里斗吗？老张未免也太轻看了靳云鄂。但无论如何，老张还是有足够的力量搞定河南——如果连这个能力都没有，老张还可能去跟北伐军对抗吗？很快，奉军便对郑州形成了围攻之势，吴佩孚很无奈，张作霖在不久前已经发了一封绝交信过来，老张的恼怒有道理，但是抵抗不是吴佩孚的意思。不管怎样，郑州显然是呆不下去，吴佩孚只能离开郑州。

但是老吴在河南太碍事了，豫军和奉军交战只是一方面，冯玉祥此刻也虎视眈眈，老吴呆在河南，只能成为奉军的障碍，老吴没办法，在辗转了两地之后，最后决定去四川。河南对吴佩孚意味着太多东西，吴佩孚在鼎盛时期坐镇洛阳，举手投足都影响着中国的局势，但是如今，落寞的吴佩孚已经无力再去捍卫他的尊严，尽管他不愿意，但是他必须走。一路凄凉，众叛亲离，老友罹难，吴佩孚在赴川的道路上颇多坎坷，在此不予赘述，但是老吴为人世所仰望，虽有趋炎附势之徒落井下石，但也有重情重义之人伸出援手。直奉败后是湖南的赵恒锡，而此次则是四川的杨森，此人素敬玉帅为人，在玉帅落难之际慷慨接纳。

就在老吴彻底告别民国舞台之时，河南也发生了变故，部下靳云鄂投靠国民党，被编入冯玉祥旗下，这对于张作霖无疑又是顶坏的消息，靳云鄂输诚，河南门户大开，这时候的河南局势已经对革命军较为有利了。张作霖需要对抗的敌人来自四面八方，独立支撑危局已然显得艰难。

张作霖刚入河南时，气焰嚣张，对武汉和南京方面都形成了压迫，因此，东征的提议遭到搁置，双方达成了共抗外敌的默契。具体来说就是武汉方面的张发奎（目前是第四军军长）和唐生智进军河南，而蒋介石则率部进入苏北作战，目标直指徐州。这种局面对武汉方面显得更为不利，因为蒋介石的实力只会在战争过程中越发强大，而武汉方面，时间拖得越久形势就越被动。果然就在唐生智与奉军激战之际，武汉后院起火，夏斗寅和许克祥先后造反，这让武汉的政治空气进一步紧张起来。

晚上八点左右再发一篇，以后一天三篇，赶进度

裂痕

中共一直把国民党左派看成自家人，甚至认为双方简直是一体的，但是亲兄弟也有明算账的时候，更何况是两个政见迥异的党派，没有什么联盟是牢不可破的，尤其是当这个联盟遇到强势的冲击时更是如此。冲击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外部老蒋的步步紧逼，二是联盟内部的疑窦丛生。

国共合作曾经有过一段蜜月期，当然所有的合作都有蜜月期，但是这段蜜月期很短，自孙中山去世之后，国共合作的态势就迅速转换了模式，蜜月变成寒冬，廖仲恺遇刺，西山会议派搞分裂，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中铤而走险，这一切都意味着国共合作正在一步步走向终点。双方的合作之所以难以持久，根本原因在于双方结合只为了满足欲望，而感情基础匮乏，所以经不住任何风浪。打个比方，国共合作有点类似于如今流行的闪婚，而闪婚也同时意味着随时面临闪离的可能；婚姻并不是家长个人的事，而是整个家族的事，这场由家长强行撮合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家族大部分人的祝福。

老蒋在上海宣布清共，是国共合作以来最大的危机，虽然老蒋所立的南京政府其实并不具备合法性，但是政治的合法性往往不在法理，而在乎实力。自老蒋打出反共大旗，其阵营便日见扩大，国民党内部对国共合作有意见的大有人在，不仅仅只有那些早就拆伙单干的西山元老派，还包括那些政治态度一开始并不明朗，但一有契机便露出本相的所谓中派，老蒋便是反共阵营形成的催化剂。蒋介石比老右派聪明的地方在于，他的反共是有步骤有目的有计划进行的，不像老右们要么不顾一切的鲁莽的刺杀廖仲恺，要么就头脑发热另立中央。搞任何政变都必须经过严密的策划，国民党元老的愚蠢在于他们做事从不计后果，想到哪算哪，而老蒋这个新右派则是脚踏实地的干事，从不虚张声势，要做就一击必中。因此，老蒋的反共阵营之所以能比西山会议派吸引到更多的人，原因就在于老蒋的实在——老蒋比先前的那些所谓反共积极分子靠谱多了。

老蒋的翻脸虽然突然，但对于中共来说并不意外，毕竟双方经历了中山舰事件之后就已经露出最终翻脸的征兆，至于为什么中共被整的那么惨，主要责任人不是老蒋，而是很傻很天真的陈独秀。在危机的应对方面，在政治的敏感性方面，陈独秀确实差得很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陈独秀的问题只是在于没有意识到危机的到来，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危机的产生。

关于国共破裂，我们习惯了单维度的考虑问题，总是习惯性的谴责蒋介石不仗义，国民党心狠手辣，那么受害人中共是否仅仅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呢？既然中共在这件事情上确实是伟~光~正的，那么为什么事情发展到今天的程度，却连武汉内部和共产党相契的左派甚至也跟中共闹出了摩擦呢？世界上的事情，总是有因有果，什么因得什么果，中共目前的空前孤立显然不是单单能用国民党的革命性不够彻底，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等无聊的意识形态理论来加以解释的。

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呢？其实我们此前已经提到过了，那就是中共工农运动的过火。过火这个词太抽象，为了让大家更明确的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我们还是具体的来说说这个问题。工人运动我就不多说了，因为这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但是工人运动的影响范围毕竟有限，真正要命的农民运动。国民党对工人运动不是很感冒，事实上有限数量的工人也不值得他们感冒——只有头脑发热的早期中共才会把鸡毛当令箭——但是，国民党人对农民问题很感兴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虽然除了民族主义几乎是一纸空文，但是好歹还是提到了要平均地权，这说明国民党对农民问题还是一贯关注的——国民党比共产党更早的设立了农部。当然了，共产党在工人运动屡遭挫折之后也重视到了农民问题，不仅仅是一贯呼吁要搞农民运动的毛泽东，还包括陈独秀这样的当家人。农民是中国的本质问题，所以国共两党都想抢占这片阵地，但是他们的方式却有所不同——国民党侧重于自上而下通过政策来改善农民处境，而共产党则致力于自下而上的农民运动。国民党是稳健的调和派，而共产党则是激进的革命派，虽然事实上调和是更好的问题的解决方式，但是真正能唤起热情，造成声势的却是革命，因为调和必须通过官僚机构的过滤，效果大多并不明显，而革命的效果则是立竿见影的。

因此，在农民这个主阵地上，虽然国民党看起来更理智，但是实际影响却远不如中共。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非常火热，在两湖地区尤其轰轰烈烈，热闹到什么程度呢？有人认为甚至超过了太平天国那阵。热闹归热闹，中共的农民运动并不是没有问题，相反，问题大了，这个问题可以用时下很流行的一个词来概括——很黄很暴力。中共把问题搞大了，甚至一定程度上失控了，虽然这对于我党来说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问题，但对于国共关系却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尤其是左派。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这段时间发表的言论很能说明当时的状况，“矫枉必须过正”，“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等等诸如此类，这说明毛泽东知道当时农民运动有点失控，但同时他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没必要过于在意，甚至是值得骄傲和享受的。对于底层的革命运动，我们毛主席向来是最欣赏的，他是个天生的革命者，只为了革命而存在，这个特点直到建政以后还有展现。中共的力量实际还比较薄弱，但是闹腾的水平却着实不低，湖南各地的农协很快建立起来，农民运动也风风火火，见天有地主士绅被拉到街上游行甚至枪毙，原本是打倒土豪劣绅，现在变成了打倒地主士绅，原本是减租减息，现在变成了抗租抗息。我党重要创始人李立三的父亲，一个善良，有涵养，有风度，甚至对儿子的工作表示赞赏的老人也在这场风波中被农民兄弟正法——尽管李立三的介绍信在他父亲怀里装着。窥一斑而见全豹，李立三的父亲都难逃厄运，更甭提那些全无背景的可怜地主士绅了。当然了，革命性不单单是表现在这一点，对旧有秩序的摧毁是全面性的，由于我国农民毕竟整体素质不高，很多时候，这些工作就流于强暴和蛮横了。农民运动搞得好？或许吧。

农民运动的这种状态在当时是很令人担忧的，就连共产党要人都保护不了他的至亲，更何况那些武汉的国民党人。左派因为这个问题开始对中共表现出不满，而武汉的军人也有很多家属深受农民运动之苦，本来还能勉强维持的联盟在这个问题上裂开了一道口子，谁都有至亲好友，谁愿意亲属家眷在这样恐怖的气氛下生活？要知道很多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军官都出身士绅家庭。

早期中共的问题是，运动搞得很多，却通常只是盲目的蛮干，也缺乏保卫运动成果的力量，也就是说一切运动都没有建立在武力保障的基础上，所以这样表面激越实则软弱的盲动最终只会遭到残酷的打压。蒋介石已经证明，中共的武装力量根本无力与正规军相抗衡，所以，等待这场声势浩大到最后流于暴力的农民运动将是血的代价，而首先开枪的是许克祥的部队，此次事变史称马日事变。许克祥部队的军官大多是士绅家庭，对于农民运动本来就非常不满，此次暴动可以说是武汉方面积怨的总爆发，对于中共而言，这也是左倾盲动的严重后果。

许克祥的行动彻底敲开了武汉方面国共的裂缝，马日事变只是前奏，更大规模的风暴即将到来，毕竟，在政见上存在明显冲突的两党终究不可能长久相与。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危机与机遇并存，到底是一跌到底还是绝处逢生，这将是对年轻的中共的重大考验，那么，事情将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呢？

混乱

武汉的政治气氛不佳，而中共党内更是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在蒋介石散播的恐怖氛围之下，共产党各地组织均遭破坏，甚至已有崩盘之象；而张作霖在北方也对中共举起了屠刀，中共早期的领袖李大钊更是被捕遇难。南北两方面的围剿对于中共无疑是场巨大的灾难，现在中共可以公开活动的地方仅仅剩下了湖北，这与国共合作中期的风光对比鲜明，出了这么大的变故，这就需要众人团结一心，共赴难关了，可惜的是，现在的中共党内没有和谐，只有混乱。

对陈独秀领导能力的质疑已经充斥在中共内部，因为陈独秀缺乏政治经验，使得老蒋在上海给了中共接近致命的一击，而在危机处理上，陈独秀也一筹莫展，中共目前濒临崩溃的局面，陈独秀难辞其咎。陈独秀这段时间相当苦恼，他想勉力振作，苦撑危局，但是却无从下手，更关键的是，上海的失败使得中共党内对陈独秀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怀疑，所以陈独秀对中共内部的实际控制力已经让其远不能负起实际，陈独秀有心无力，既无能力也无主张。

在此危难关头，采取何种策略是处理危机最关键的问题，但就是在政治策略上，中共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困难来源于内部的意见不统一，也来自于外部苏联指挥的混乱。苏共此时正处于严重的混乱中，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纷争不断，党内斗争已趋白热化，苏共的矛盾也蔓延到了中国。斯大林的委曲求全和托洛茨基的强硬是当时中国问题不同的思潮，斯大林掌握了第三国际，鲍罗廷是其在中国的代言人；而另一个新到中国的鲁易则在农运问题上倾向于托洛茨基；这两个人在武汉的危机应变策略上争论不断，使得中共更感迷茫。

鲍罗廷主张稳固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并在农民运动问题上作出让步，纠正过火行动，稳定住武汉的反蒋阵线；而鲁易则看起来是个空谈家，每次开会都会发表长段大论，发表一些空洞乏味的理论，声称要将农民运动进一步开向土地革命。双方在每次会议上都会先争吵半天，鲁易是当时共产国际的执委，号称“亚洲明星”，与谭平山一起来到武汉后便成了共产国际顾问团的团长，为了屈就第三国际的权威，会议上通过鲁易的主张，但是鲁易完全不了解中国国情，其主张也大多是倾向于原则和理论，因此于实际问题反不如在中国多年的鲍罗廷。因此，当时的情况是决议和实际决策背道而驰，尊重鲁易但倾向鲍罗廷。

而在中共内部，陈独秀是鲍罗廷主张的拥趸，他对中共单干的前景并不乐观，因此他很重视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主张纠正过火的农民运动；而党内的强硬派瞿秋白，蔡和森等人则对陈独秀的忍让非常不屑，认为唯有推进农民运动，武装农民才是中共的应变之道。陈独秀在上海问题上的惨痛失利，让强硬派对其更感失望，瞿秋白更是试图掀起检讨潮来逼迫陈独秀下野，只是因为鲍罗廷对陈独秀的支持而作罢。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陈独秀只是鲍罗廷的傀儡，而鲍罗廷又只是斯大林的代言人，所以上海的失败与其说是陈独秀个人的失败，不如说是斯大林中国政策的失败，斯大林对蒋介石一直寄予厚望，甚至在中山舰事件时选择迁就，但是蒋介石却用政变来报答斯大林的期许。两派中虽然强硬派咄咄逼人，瞿秋白在中央异常活跃，而蔡和森也频频发表自己对农运，对工农政权的看法，但是陈独秀是当家人，所以实际主张却是妥协派占优。

蒋介石分共是中国建党以来最大的危机，而面对这个重大危机，中共领导层缺乏经验，这是个年轻的政党，某种意义上来说，苏联的荫护让中共直至目前没有遇到太大的磨难，从建党到现在，中共基本上顺风顺水——除了罢工中的挫折，而现在当苏联已经不能给予实际帮助时，中共却显示出了无力的一面。处理危机最关键的当然是调整策略，作出实际回应，但是当时的中共却在武汉日日开会，争吵不休，而在实际问题上，却没有有力的措施，而时间和机会就在这种无休止的表面功夫中流逝，应变乏力可以说是当时中共的真实写照。

好了，我来谈谈自己的看法吧，当然，事后诸葛谁都会当，事实上评价历史的人都在事后，却未必是诸葛，大家姑且看看笔者是否当得起诸葛之名。对陈独秀来说，当断不断就会反受其乱，政客永远不能将赌注全部压在别人的态度上，陈独秀犯了和上海时同样的毛病——在别人身上押宝，在自身却不预作准备。和左派的联盟固然需要，但是完全把希望寄托在左派的态度上是绝对不理智的，当时的情况可以两手准备，一方面和左派维持亲善关系，另一方面则要做好应变的准备，农民运动要限制过火行动，但是同时也要加强在农协中的基层力量。可惜的是，对于农民运动，陈独秀态度过于消极，甚至发出了“湖南农运不是我们领导的，而是地痞与哥老会的领导”这样的声音，或许，湖南农运是存在一定程度上失控的问题，但作为一个领导人全面否定对本党命运攸关的政策是很不应该的。陈独秀毕竟是知识分子出身，建立中共的目的也很单纯，但是等到真正跨入政坛后，陈独秀却因为缺乏手腕而左支右绌。作为领导人，纠正错误是必须的，但是否定一切却是不能允许的，尽管农民运动存在问题，但农民绝对是中国问题的关键，因为农民运动一时的问题就全面否定，陈独秀的软弱无能由此可见。错误可以纠正，却不能自抽耳光，这是当一个政治领导人的重要素质，可惜的是，陈独秀并不懂得这些，他充其量只不过是个激进的知识分子，而不可能是卓越的领袖。

强硬派们显然比陈独秀更值得尊重，因为他们毕竟希望自己把握命运，这比陈独秀要进步得多，但问题是，强硬派们没有明确的战略计划，徒有血气之勇，主张大多不切实际。武装农民是对的，但是光武装农民而缺乏割据意识却只能遭到残酷围剿，动武的基础是占有地盘，可惜当时强硬派还没有这样的意识。他们武装农民的性质和组织工农纠察队是同样的概念，目标大，实力弱，缺乏战略纵深，其后果只能是被镇压。另外，提前和左派决裂只能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所以做好与左派决裂的准备是需要的，但是主动和左派决裂则是不理智的。狡兔三窟，凡事要预留后路，可惜当时陈独秀和强硬派都没有这样的认识，因此，中共最终遭难也是势所必然。

中共混乱的根源在于对左派的态度，那么左派的情况如何呢？答案是令人担忧的，因为表面上的左派领袖汪精卫已经没有了和共产党合作的热情，更大的风暴即将到来。



抉择

汪精卫原本是国民党左派——至少表面看起来是这样，甚至中共把他当成左派领袖，汪精卫之所以会摆出左派的姿态，其实也是形势所逼。虽然汪精卫相比较蒋介石在党内根基上有优势，但跟他的主要政界对手胡汉民相比还太嫩，所以汪精卫只能坚持两个凡是，跟着孙中山的路子走，才能维护自己的地位，毕竟，除了自己刺杀载沣所积攒的那点清誉，他在党内也没什么可以倚仗的了。

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是个很尴尬的人物，他没有军权，这一点相对于老蒋吃亏太大；他在国民党元老派方面的影响力也远不如胡汉民，他的手下是一些国民党青壮派人士，这些人大多是孙中山的粉丝，因为汪精卫号称总理接班人，所以他们也就成了汪精卫的人。没有军权，所以汪精卫没有潜力；而在元老方面不占优势，说明汪精卫党内控制力也有限；所以说汪精卫虽然名头很响，在党内也一直地位很高，但实际上汪精卫并没有什么真正可以拿得出手的重量级武器。

汪精卫在孙中山死后委身苏联，希望通过和左派，中共，苏联的三角同盟来支撑自己的权力底座，刚开始效果不错，在北伐之前，国民党内一直是东风压倒西风，左派压倒右派，所以汪精卫颇有些风光，也成功挤走了头号对手胡汉民。但是在中山舰事变中发生的一切，使得汪精卫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策略，蒋介石兵行险招，原本以为得到了清算机会的汪精卫却被苏联高层兜头一盆冷水，在蒋介石作出那么出格的行动后，斯大林居然选择了迁就蒋介石，汪精卫开始明白，他跟苏联的关系只是跟顾问团之间的关系，苏联高层更看好拥有实力的蒋介石。中山舰事变使得汪精卫对与苏联的同盟关系产生了动摇，因为关键时刻不支持他的盟友他无法接受，所以当汪精卫于1927年4月回到武汉时，他对苏联已经日趋冷淡了，伴随着的当然是对国共合作态度的冷淡。

作为孙中山的嫡系亲信，汪精卫觉得自己本应该是那个继承权杖的人，但是，眼看着自己原本心目中的最大对手胡汉民被搞掉了，蒋介石却半路杀出，并且其手腕心机均远甚于胡汉民。汪精卫有与蒋介石争锋的心思，而且刚开始，看起来似乎自己是占优的，但是原本想着在中山舰事变给蒋介石致命一击的汪精卫却因为苏联的护短而不了了之，而自己本来占据上风，却被搞得出国避祸。汪精卫甚至在此之后有受到左右两派夹击的感觉，其心情的苦闷和郁结无以复加。在旅欧期间，汪精卫也对国内形势以及与苏联的合作有了更深的认识，他认识到苏联的力量终究薄弱，与苏联合作的前景堪忧。汪精卫原本在跟蒋介石的争雄中稍占优势，但是等到他旅欧归来，却发现形势已非，蒋介石依靠军权逐渐经营起自己的势力，而到老蒋在南京建都时，他的实力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但是此时汪精卫呢？反蒋阵营除了每天例行的口号以及经常性的会议，什么实质动作也没有，汪精卫此时知道自己完全落后了，反蒋阵营看起来闹闹哄哄热闹非凡，但全无实际。

而令汪精卫更感难熬的是武汉方面军事力量的不稳，唐生智虽然一直有与老蒋在军事上争锋的决心，也和武汉走的很近，但问题是，唐生智对自己的军队缺乏绝对的控制力，手下很多将领因为中共的农民运动而陡升歹念。先是夏斗寅趁着唐生智率部入豫击奉，后方空虚之际，居然背后捅刀子，在1927年5月17日，突然反叛，回师武昌，虽然最终被叶挺击溃，但是终究表明唐生智部下与中共的格格不入；此后在5月21日，许克祥在何键（其为唐生智部下一员师长）的授意下，率兵攻击湖南的农会，收缴农民武装，发动马日事变。这两次事变说明中共和旧军人在根本利益上存在严重的冲突，中共倡导底层革命，但是武汉方面有很多军人却是地主士绅出身，因此虽然这些军人能在某些特定时期放任中共的工农运动，但是一旦威胁到其实际利益，他们根本就不可能与中共产生默契。唐生智试图与左派和汪精卫结盟共同对抗蒋介石，但是唐生智的手下却接二连三的出乱子——而这些乱子又大多跟老蒋有关联，因此，在反蒋和反共的阵营中，孰强孰弱已有了定数，以反蒋对抗反共，无异于以卵击石。

就在这种情势下，汪精卫意识到，反共已经不仅是东南的国民党所倡议，同样也蔓延到了武汉内部，反共得道多助，而反蒋则失道寡助。因此，汪精卫逐渐的对中共的态度产生了变化，从一开始联席会议开除蒋介石党籍，到后来说要纠正农民运动的过火，再到后来甚至国共联系会议也停摆，汪精卫正在逐步从中共的朋友走向对立面。让汪精卫担忧的不单是反蒋阵营的无力，还有武汉的局面，，他害怕中共会控制武汉，架空他这个领导人，此时唐生智正在河南激战，而平定夏斗寅叛乱的俨然是叶挺这个共产党人的军队，坐镇武昌指挥后方的竟是张国焘，这一切都说明中共在武汉有自立的实力甚至还有自立的可能。在这种形势下，汪精卫越发感觉到再跟着中共走很可能会滑向深渊，不单反蒋不易成功，甚至自己的地位也将成泡影，因此，汪精卫终于要痛下决心了。

跟汪精卫一样下决心的是唐生智，部下接二连三的叛乱让他认识到跟中共划清界限势所必然，否则很可能军队被老蒋的反共旗帜分化光，而自己变成孤家寡人。唐生智还站在汪精卫一边，但是不再站在中共一边了，被派去弹压许克祥事件的唐生智于5月下旬正式通电反共。武汉的国民党左派终于要和中共翻脸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国共合作终于要走到尽头。

翻脸

汪精卫和共产党翻脸看起来只是时间问题，但是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汪精卫只是对国共合作采取冷处理，还未有实际行动，真正让汪精卫意识到要采取实际行动的是天才的“亚洲明星”鲁易的愚蠢举动。
中国的不利局面牵动着苏联，虽然其实苏联应该要为这种不利局面负责——斯大林将赌注压在了老蒋身上，并天真的以为有了蒋经国当人质，蒋介石便不会轻举妄动，结果输得一塌糊涂，害了苏联，也害了中共。但是斯大林还要用貌似很了解情况的口吻来发一下最高指示，这个指示很幽默，我抄录下来供大家一观：一、实行土地革命，从下而上又从上而下的没收土地来没收和分配土地，但不要侵害军官的土地；二、由党的权力机关，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三、消灭现有的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和从两湖挑选出的五万工农分子，组织新军队；四、将新的工农分子安排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去代替原有的委员；五、组织革命法庭，由一位著名的国民党员任主席，来审判反动官吏。

这个指示似是而非，相互矛盾之处甚多，看者一头雾水，不仅不切实际，而且根本就是完全的扯淡。但是这份指示内蕴机锋，已经涉及到了中共组织军队单干的问题，甚至还有在国民党内部抢班夺权，控制武汉的意见，因此具有绝对的重量级和爆炸性。中共当然对这个根本就不可能实施的方案不与理睬了，斯大林的瞎指挥到此时可算到了极点。

但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鲁易居然会将这份电报给汪精卫看，看起来，除了SB之外，我们已经很难用其他词语来形容鲁易了，完全的不可思议。而当鲁易做了如此惊世骇俗的事情后，苏联居然将其和威尔金斯一并召回，将所有重担都推给了鲍罗廷，而此后中共继续苦等苏联的指示和对此事的解释，但是苏联好像是觉得没脸见人一般连个屁都没有了，这下可真算是把中共害苦了。

汪精卫看到这些指示会有什么反应呢？大家开动脑筋，发挥想象力，猜一下，我相信所有人的答案都差不多的，那就是脸色铁青，然后痛斥共产国际失信，并拿着这个决议当令箭，正大光明的以挽救国民党为号召促使左派反共。如果一开始汪精卫只是对国共合作前景渐渐丧失信心的话，那这次老汪可是看出来政治的险恶和自身处境的微妙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汪精卫本来是极不情愿跟着老蒋的步调走的，在老蒋的旗帜下反共似乎颇有示弱之嫌，而这封电报所起到的作用便是，汪精卫可以用自己的名义和理由来分共——而不是跟着老蒋走。

此时能扭转局面，能让中共有所倚仗的人是冯玉祥，因为他一直被认为赤化的极其严重，俨然是苏联最可倚仗的人物。冯玉祥此时正是春风得意，他回国后收拾残部，于五原誓师，然后以老本营陕西为基础，进取河南，很快便在唐生智和张发奎在豫南的牵制下收获全功，攻取洛阳，直下郑州，终于再次控制了河南。但是势头正盛的冯玉祥愿意挽救武汉的小兄弟吗？老冯归根结底是个超级投机者，他的一贯原则就是有奶便是娘，武汉如今身处绝境，东有蒋介石虎视眈眈，西有四川刘湘叫嚣攻鄂，而内部唐生智在湖南也已经打出反共旗号，汪精卫虽然态度暧昧，但也有意分共，此时武汉有什么？只有危机。冯玉祥从不是那种雪中送炭的人，他擅长的是釜底抽薪以及落井下石。所以尽管老冯在进驻郑州之后便跟武汉方面要人进行了会谈——主要是摸摸武汉国民党的底，探探政治气氛，结果如他所料，共产党已经空前孤立，武汉方面已经对国共合作不报期望，所以老冯的态度很快也出来了，那就是支持蒋介石，分共！

冯玉祥根本不是东西，谁跟他交往谁倒霉，愚蠢的苏联一错再错，看人走眼走到太平洋，先错看了蒋介石，后又错看了冯玉祥，现如今又把汪精卫逼上了绝路，那中共还可能有好果子吃吗？苏联一心一意要活动中国的军人，从吴佩孚到蒋介石，然后是冯玉祥，结果呢？没一个关键时候靠得住的，统统的翻脸，一个不剩。中共面临如今的窘境，斯大林和他的顾问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主要责任，政治最忌讳的便是押宝式的赌博，而斯大林在中国先是押宝蒋介石，然后押宝左派，最后押宝冯玉祥，结果呢？不重视自己，怎么可能有好结果？

汪精卫明确了冯玉祥的态度后，终于下定最后的决心了，武汉的国民党不能坐以待毙，不能被中共拉去当了垫背，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分共。国民党下定决心，一系列的决议出台，对中共的全面清算拉开了序幕。在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终于割裂了和中共最后的牵连，公开宣布分共，7月23日出台了一系列分共的决议，总体来说是和平分共，至于有恶性事件，那也是军人自为（比如唐生智），而并非汪精卫原意。

而中共呢？软弱的让人难以置信，直到这个时刻还在想着和左派友好，殊不知所谓的左派除了邓演达等少数人之外，跟中共早就没了战斗情意。中共一退再退，几乎没有了任何退路，但是还在退，而苏联的指示也是要委曲求全，力保与左派的联盟，这些废物点心不考虑怎么组织有效的反抗，而竟是把希望寄托在了别人的仁慈身上。但是政治从来没有仁慈，武汉分共名为清共实则自保，左派们如果现在还跟中共亲善往来，等待的将是几方面的夹击，围攻，所以为了自保，只有分共。但是中共似乎没有弄清楚这个道理，这是生意，而不是情意，弄不懂这个道理的只能被人吃掉，政治的法则是弱肉强食，尔虞我诈，能屈能伸，但是不可懦弱无刚。事情发展到了这个阶段，早已经过了退让的阶段了，中共在该纠正农民运动过火时没有实际行动，而在与许克祥的交锋中依然没有警惕，一忍再忍，一败再败，一退再退，如今退无可退，终于一败涂地，不可收拾。直到最后，中共才象征性的和国民党宣布划清界限，但这只不过是已经退让到了极限的结果。事情发展到了这种境地，中共的领导者必须承担责任，陈独秀的日子到头了，而苏联的威信也危机了，如今的中共唯有奋起反击，但是谁将成为救世主呢？中共的前途又在何方呢？遭此大难的中共是否能凤凰涅槃呢？

问责

随着汪精卫的分共决议出台，国共合作终于划上了句号。从1924年到1927年7月的这段时间，是中共发展的一个黄金期，在苏联的护卫和国民党的荫庇下，中共的社会基础和组织体系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可惜的是，这种局面并没有得到维持，国共最终分道扬镳。这段时期在教科书上被称为大革命时期，轰轰烈烈，红红火火的大革命最终没有能维持下去，事情发展到这个阶段，作为一个历史的爱好者，我们还是应该总结一下，分析一下，为什么婚姻破裂了呢？

国共双方的这次婚姻，当事方有共产党，国民党以及撮合这段婚姻的苏联。要分析婚姻破裂的原因，当然要从这三方来找出原因，简单的将关系破裂归结于任何一方都是不客观的，事实上，离婚总是双方的，而国共的离婚，甚至涉及到三方。好吧，现在开始，我们就看看这三方在婚姻破裂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来看看这个关系破裂的责任到底怎样划分，还是说如足协主席谢亚龙所言，这是个责任体系呢？

首先说说提起离婚诉讼的国民党，国民党显然在国共的联盟中更为强势，孔武有力，同时也是国民党率先虐待配偶，递交离婚协议书的。国民党内部对国共合作一直有着不同的意见，总体而言，分为两大派别，一是反对国共合作的右派，这个派别中以现形时间不同分为以胡汉民和西山元老派为代表的极右派和以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人为代表的中右派；另一派是支持国共合作的左派，但是左派中成色又有不同，分为以廖仲恺，邓演达和宋庆龄为代表的极左以及以汪精卫，唐生智等为代表的中左。

国民党在国共破裂过程中的演进过程是，首先以廖仲恺遇刺和西山会议派擅自召开国民党二大为发端，极右势力公开与国共合作说拜拜；此后极右势力煽动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中作出过激反应，促使蒋介石和共产党矛盾公开化；然后最终的转折点则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国民党实力派开始逮捕和屠杀中共；划上句号的则是汪精卫在七一五的分共，至此国共关系正式宣告破裂。在这个演进图中，我们发现，极右势力是开路先锋，中右势力是中流砥柱，而中左势力则最终盖棺论定。我们看到，国民党内导致国共关系最终破裂的关键人物是蒋介石，他要对国共合作的破裂负主要责任。

蒋介石最终分共的深层原因大概还是与共产主义理念的巨大分歧，大家都知道，老蒋这个人是很传统，推崇的人物也是曾国藩之类，处世也以忠孝著称，也就是说老蒋其实是政治改革中的保守派，他知道中国需要改变，但是他不想全面彻底的改变，说到底，老蒋只是希望对中国进行改良。但是中共的主张无疑要激进的多，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也会造成更大的冲击，显然，老蒋并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促使老蒋最终分共的最根本因素恐怕是政见分歧。

另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对苏联的担忧，苏联是中国的强邻，其前身沙俄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苦主，侵占了最多的土地，因此，老蒋对这样一个强邻强势介入中国事务深感忧虑。老蒋在1921年时曾赴苏考察，苏联给他的印象极坏，从这时起，他开始意识到苏联终不足恃，苏联的友好只是以退为进，久后必成大患。因此，蒋介石对与苏联的合作并不十分热衷，之所以前期表现积极，其目的也只是为了获取个人地位，而一旦个人地位到手，老蒋和苏联的激情就到头了，另选盟友也是顺理成章。

当然，老蒋分共比较直接的原因就是自中山舰事件后与中共的关系日见恶化，到了迁都之争时，武汉的反蒋空气已经逼得老蒋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了。在那种双方剑拔弩张的情况下，老蒋果断下手，以反共对抗反蒋其实也是情势所迫，政治斗争嘛，本来就是残酷的，难不成要老蒋坐以待毙，等着武汉的反蒋势力将其击溃？所以说，老蒋反共虽是必然，但也是时势所造。

因此，老蒋在此过程中的表现到底应该如何评价呢？说实话，个人认为老蒋并没有错，政治斗争本来就是刀刀见血的，批评老蒋残酷无情毫无意义，本来，一旦打定了主意，就必须把事情做绝，否则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优柔寡断，三心二意最要不得。所以说，老蒋和中共的冲突归根结底是改良和革命之争，谁对谁错，根本就没有定论。
共产党呢？虽然在国共破裂的过程中中共是受害者，但是造成那种局面，中共当然也有责任，最起码武汉方面和中共分手，中共是有责任的。现在历史书上往往将农民运动过火一节一笔带过，而将责任推给了汪精卫的背信弃义，反动军人的狼心狗肺。其实夏斗寅和许克祥之所以闹出兵变，中共在农民运动中侵犯军官土地绝对是直接因素，试想，谁愿意盟友侵犯自己的产业？中共高层虽说一直说要纠正过火，但在实际行动上无能为力，因为当时形势的发展，中共已经失去了对农民运动的控制，陈独秀的发言虽然有些偏激和不合时宜，但是地痞和帮会介入其中似乎也是事实。事情搞到这样，想要人家继续温顺的服从，似乎是难以办到的，因此，中共在痛诉他人残暴的同时，也不可不检讨自己的鲁莽，毕竟合作是双方面的，不能让别人一味迁就自己。中共更大的问题在于需要摊牌时犹豫不决，缺乏实际行动，而工农武装更像是乌合之众，跟正规军一触即溃。很多人甚至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过于天真，毛泽东甚至指望唐生智清理策动马日事变的何键，湖南的区委也对许克祥的行动缺乏准备，被实际力量其实并不雄厚的许克祥一举击溃。这一切都说明，中共缺乏危机应变的经验，这是一个年轻的政党必须走过的阶段，分共之所以会造成中共如此的损失，中共的不防其实是重要原因，搞政治，却缺乏警觉性和应变能力，遇事踌躇，吃了亏还抱怨别人不仗义，只能说中共将政治看的太简单，太幼稚。

苏联呢？对于中共而言，苏联是恩人，没有苏联在中国的活动，中共根本不可能发展的如此迅速，但是在国共问题上，之所以最后弄成了那副田地，苏联的责任很大，甚至某种意义上说超过了中共某高层的责任。苏联内部对中国问题一直都有不同意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为此争论不休，这致使中共在最要命的时刻却无所适从，作为在中国问题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斯大林，他必须为国共合作的破裂负责。在中山舰事变中对蒋介石退让，认为蒋介石是可以团结甚至是主要团结对象，这是斯大林所犯的第一个错误；轻视汪精卫，促使汪精卫最后心灰意冷，甚至将汪精卫逼到绝路，这是斯大林所犯的第二个错误；有意交好的人却不与之交好，无意交好的人却强要与之交好，这就是斯大林的愚蠢，在中国问题上，他总是一厢情愿。事实上，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基本就没看准过人，落井下石，促成武汉下定最后决心的冯玉祥就是苏联最失败的政治投资。斯大林之所以屡屡失算，也跟他的功利心——让国民党尽早掌权——有关，迫切需要执政盟友的斯大林却因为自己的浮躁而输得一败涂地。此后，在蒋介石分共，武汉形势危急的关键时刻，最高指示又是一些根本无从下手，莫名其妙的主张，而到了鲁易令人大跌眼镜之后，甚至最高指示也暂停了一段时间——而这段时间最后证明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斯大林不懂中国局势，但是他却硬要负担起中国的责任，不懂装懂造成了最后国共最终破裂。

其实，国共关系的破裂归根结底是由政见分歧所导致的必然事件，当事的三方只是推动事件以一种更激烈，更血腥的方式爆发出来而已，激烈和血腥并不是重点，我们要看到的重点是这是民国饱受的改良派与激进的革命派之间的对峙，是一定程度上维持旧秩序还是全面粉碎旧秩序的争斗。国共分道扬镳，最后成为仇雠，事实上是中国命运的大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