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的事业和他的共产主义我们可以不必多说，但是毫无疑问，他是近代以来对中国文化的辩证法传统--我们的道统最为自觉的人。他的一生，也可以说是在这种无神论的辩证法所显示出的无限自由的表象引导之下，竭力发挥。他是借重一种意识形态而重新唤醒了这种深藏的道统。我以为他是一个哲人王式的人物，是始终忠实于他的哲学的。所以，我们其实是刚刚经历了一次中国传统哲学、源头智慧的复兴，而不是相反。在这种认识之上，对我们的文化本性是否可以有更好的评估？而不是又要原地打转的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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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源头，重新燃起火焰。在一定分寸上燃烧，再在一定分寸上熄灭。是中国文化必须要做的。中国文化是如此，西方文化也是如此。比如，我们必须走出《易传》，回归《易经》，我们必须走出“三纲五常”，走向“阴阳不测”，我们必须走出孟子的后家儒学，回归孔子。学问都是在历史中被拆解得，而我们则是要去微言大义地区寻找对话的契机。

对毛泽东的事业和他的共产主义我们可以不必多说，但是毫无疑问，他是近代以来对中国文化的辩证法传统--我们的道统最为自觉的人。他的一生，也可以说是在这种无神论的辩证法所显示出的无限自由的表象引导之下，竭力发挥。他是借重一种意识形态而重新唤醒了这种深藏的道统。我以为他是一个哲人王式的人物，是始终忠实于他的哲学的。所以，我们其实是刚刚经历了一次中国传统哲学、源头智慧的复兴，而不是相反。在这种认识之上，对我们的文化本性是否可以有更好的评估？而不是又要原地打转的再来一次？


作者：嗟乎　回复日期：2008-11-24　11:27:27
当然，说毛泽东时代我们经历了一次中国传统哲学和源头智慧的复兴，是在很特定的意义上说的。毛泽东对中国式的辩证法给出一个鲜明的现代表述，这就是所谓复兴。但是，他尝试踢开那些旧的形式，以及一切旧的附着在辩证法之上的价值观的说教，单单抽取辩证法本身，并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结合起来。他的确尝试通过把辩证法意识形态化（在我看来就是一种世俗人士所想象的宗教化）赋予中国文化新的地位。但是显然这种尝试结局不佳。他在晚年对佛教和基督教的宗教研究特别加以提倡，也是大有深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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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最敬佩的就是毛主席。主席将中国文化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但中国的问题往往充满过多的个人色彩，主席不能活一百年。以助于我特别能理解秦始皇当年为什么求医问药。

因为没有神，人就真的只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只有在社会关系里完成对自己的寻找和定位，获得一切人生价值。楼主所说中国人对于人的社会属性的早熟的自觉，我相信正是来源于此。我们中国人不是为上帝而活，不是对上帝负责，我们是彼此为对方活着，说的直白些，中国人就活了个人际关系。所以，人际关系在中国具有宗教一般的地位，是我们生活方式的核心和基础，是在心灵结构的深处就决定了的取向。以我的人生阅历，我们的人际关系并不是为了事业、生活，而是反之，我们的人生事业附着于人际关系。没有宗教，人的宗教需求（关于基本存在的需求）只有以一种别样的方式满足，如此而已。

不错，正是如此。但所谓的社会关系不仅仅是玩弄人际关系，还有家、国、天下的抱负。中国人不需要任何神诋就能坦然面对生死，就凭这一点不就值得尊重和敬佩吗？这种向内超越的文化，这种将个人的价值和家、国天下紧密结合的情怀，不正是我们所骄傲的东西吗？

文明的重负
秦国的强大开始于秦孝公执政时期。正是秦孝公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发奋图强，启用商鞅进行变法。商鞅在秦国执政十年，对秦国整个政治体制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使得秦国的国力空前凝聚，资源高效配置，从而加速度地超过了东方六国，为统一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问题是，为什么商鞅变法单单在秦国成功了，而不是发生在山东诸国？而且，这些法家的著名代表人物，比如商鞅、韩非子、李斯，都不是秦国人，他们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国家实行变法，而是跑到了秦国发挥自己的才能？六国中也曾经实行过变法，比如，李悝在魏国施行变法，吴起在楚国施行变法，但结果又怎么样呢？或者随着支持者的失势或去世而半途而废，或者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而被迫流产。吴起在楚国变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仅变没有成功，自己还被乱箭射死。这所有的一切都在说明什么呢？
这其实还是我们上一节谈到的问题。东方六国太文明了，太粉饰了，以至于文明成了一把大锁，紧紧地锁住了他们的心灵。而到最后，却找不到打开这把大锁的钥匙了。他们知道的太多，所以什么也不敢去干；他们脑袋里有着太多的条条框框，所以放不开手脚。历史和文化就像枷锁、像桎梏，紧紧地套在他们的脖子上，以至于不能呼吸。也正是因为 “名不正，则言不顺”的文化心理障碍，改革在东方阻力重重，险象环生，要么触动了既得利益者，要么和文化大义相背离，从而遭人诟病。
在治国和用人方面也是如此，无论采取什么路线，总是先想想这样做是不是符合仁义之道；重用什么样的人才，总是先考察他们是不是德才兼备。如此地求全责备，如此地顾虑重重，落在别人后面就不是难理解的事情了。《资治通鉴》中记载了这样两个故事，颇值得我们深思：

子思言苟变于卫侯曰：“其才可将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将；然变也尝为吏，赋于民而食人二鸡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公再拜曰：“谨受教矣！”
——《资治通鉴•卷第一》

吴起者，卫人，仕于鲁。齐人伐鲁，鲁人欲以为将，起取齐女为妻，鲁人疑之，起杀妻以求将，大破齐师。或谮之鲁侯曰：“起始事曾参，母死不奔丧，曾参绝之；今又杀妻以求为君将。起，残忍薄行人也！且以鲁国区区而有胜敌之名，则诸侯图鲁矣。”起恐得罪，闻魏文侯贤，乃往归之。
——《资治通鉴•卷一》

先看第一个故事。
子思到卫国去，向卫侯推荐苟变。子思说，苟变是个大才，“可将五百乘”。可是，卫侯却不以为然，理由是：苟变当年为官，在向老百姓收取赋税的时候偷吃了老百姓的两个鸡蛋。据此，卫侯认为苟变这个人品质有问题，道德不完善。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个犯过错误的人，政治上有污点，行为上有前科，所以不愿意再起用。
于是，子思就举了一个例子劝告卫侯：“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用人要应该像木匠用木一样，取其所长，去其所短。合抱的大木，烂了几尺，木匠也不会轻易弃掉它。今天的战乱时代，国君竟然因为两个鸡蛋而放弃干城之将，其不悲哉！如是，卫国能招揽什么人才呢？在诸侯角逐的春秋时代，这样的治国方略和用人制度一旦被邻国得知，后果是不言而喻。
从子思和卫侯关于苟变得这一段对话，我们很容易把握二人的立场。对卫侯而言，所谓人才就是要德才兼备，即使再有才能，道德上有污点，也不能启用，宁可浪费。卫侯的这种观点在当时是主流，很多国家的国君都是这么认为的。
而子思却不这么看，他认为，所谓人才，就是那些能为我所用的人，每个人都有短处，只要能够避其短，扬其长，为我所用就可以了，而不能在各个方面求全责备。如果仅仅因为水脏而将孩子一起倒掉，未免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得不偿失。在此，卫侯坚持的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把道德作为了衡量人才的标准。这显然是深受东方文明熏陶的结果。可以看出，对于东方各国而言，所谓道德仁义，已经成了一种包袱，一个负担，从而使人才大量外流。所以子思嘲讽地警告卫侯，你这样选拔人才千万不能让你的邻国知道！为什么呢？很简单，这样治国只会让那些道德完善但才能平庸的人走上领导岗位。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岂能有不被邻国吃掉的道理？
再来看看第二个故事。这个个故事非常著名，历史上称作“杀妻求将”。吴起是鲁国人，齐国攻打鲁国的时候，鲁国打算启用吴起。但是，吴起的老婆是齐国人，所以很难把握吴起能不能为鲁国卖力。吴起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杀掉了自己的妻子，终于当上了迎战齐国的将军，大败齐国之军。可是，齐国的威胁刚刚缓解，很多人向鲁候说吴起的坏话，说他母亲去世，他也不奔丧；他由于道德品质不好，老师都和他断交了。总之，吴起“残忍薄行人也”，而且留着吴起只会引起其他国家的算计，还不如杀掉。就这样，鲁国马上开始了卸磨杀驴的计划，幸亏吴起提前知道了消息，跑到魏国去了。
吴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道德品质败坏吗？我们可以这么认为，他母亲死了不奔丧，老师和他断交，为了求一将杀掉与自己生活多年的妻子，确实是“残忍薄性”之人。但是，吴起却是难得的人才，他领兵打仗，冲锋陷阵，是一流的将军。而鲁国在危难之际根本没有顾及吴起的道德品质如何，可是危难刚刚缓解，就举起了道德的大棒，将人逼向死路。鲁国是圣人的故乡，做出如此虚伪之事，实在令人汗颜。
但这个故事也深刻地反映出，那些仅仅有才能，而在道德品格上不完善的人，根本无法在东方立足，他们或者像苟变那样遭人诟病，怀才不遇，或者像吴起这样被卸磨杀驴，总之下场都好不到哪去。他们要发挥自己的才能，能被人重用，唯一的办法就是背井离乡，寻找赏识自己的“伯乐”。而正在这个时候，秦国为他们打开了方便之门。与此，我们或许能明白了，这些单纯研究政治和法律的法家代表人物为什么都跑到了秦国，为什么法家思想单单在秦国扎下了根。

在我看来，我们中国人活的就是人际关系，要的就是人际等差，我们的乐趣就在于贵贱尊卑，所以，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充满压迫意识的文化，我们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充满压迫意识的人际关系。其中罕有对人的尊重，罕有人性尊严；其中充满对于人的个性、自由、独立的排斥和剥夺。这就是没有上帝、人本文化的必然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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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际等差是否和我们中国人的农业生产方式有紧密的关联？耕稼文化需要的就是稳定，私有制不可能充分发展，人和人之间的血缘纽带就不可能彻底斩断。这也许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有时候想，农耕民族能否产生民主思想，每个人能否真正的独立起来？

楼主，我的意思是，我们民族的基本精神是无神论的辩证法。我们的生存意义和宗教问题不是通过面向上帝，而是通过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不是诉诸神而是全部诉诸人，所以我们是一个把人际关系作为基本生活方式和情感依托的民族，甚至可以说，人际关系是中国人的宗教。但是，但是我们的阴阳哲学、我们的辩证法运用于人际关系，注定人际关系的构造是矛盾的，是对立的，是等差的。是以人与人的高下相较、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而凝聚起来的。换句话说，可以构造的人际关系不可能是平等的，相反，是基于不平等和寻求不平等的，所以必定是压迫性质的，是歧视性质的，是等级化的，是零和游戏式的，是随时区分自己人的小群体因而不断分化的，是人身依附和群体依附的，是反对个性、尊严、自由、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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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所表达的意思很清楚，也很深刻。也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古人是否已经意识到? 和而不同，怎么变成了上下相侮？我想这不是先哲的本意吧！我认为，向中国文化的源头回归，就是向“和而不同”回归。我们强调的是“不同”，而不是不平等。平等，造就的整齐划一，二惟有不同，才会有和谐。不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这和是否农耕民族无关。乃是无神论的民族不可能产生民主，每个人也不可能独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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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认为，中国没有形成人格神的崇拜，恰恰与农耕生活有关。楼上可以去看看我前面的帖子。从图腾崇拜到祖先崇拜

我觉得，这和是否农耕民族无关。乃是无神论的民族不可能产生民主，每个人也不可能独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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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思想最早是从什么地方发端的? "选贤与能"最早在周礼里面就有了。
我们现在的落后是近现代的事，要从近现代来思考，如果一味向上找，最后可能会找到北京猿人那儿去了。
文化传统和科学是不同的领域，不能混为一谈。
为什么近现代以前的中国科技会领先呢？而近现代以后落后？
我们常说西方的启蒙运动，而西方启蒙的实质是什么？实际上是中华文明对西方的强烈冲激而造成的。
我们的落后是从明记亡后开始的，要从找这方面的原因，除此之外全是胡说八道。
我人现在的落后是近几百年中国文化人的集体堕落造成的，这种文化人的堕落比当年八国联军的伤害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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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是封建制，分封的都是兄弟子弟，上智和下愚不移。市贵族统治。选贤与能，不过是口号。不过是到了后来，各国兼并，土地月来越多，对内的公室都被君主为了防止篡弑而杀光了。只能采取郡县制，利用平民势力。这个时候，所谓的选贤与能，也不过是为了自身的统治，不是什么国家大义

楼上的观点本人部分赞同，不过仍然有些偏激之处。平心静气一些

我们的思考应当尊重历史，尊重现实。不能用任意的假设和推诿代替面对历史和现实的严肃深思。
楼上的那位朋友对圣经宗教缺乏基本了解。确实是偏激得厉害，情绪化得厉害。
弱势文化和弱势民族的弱者心态害死人。真正自强的人绝不是满心仇恨、盲目排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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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说的有理。有时候自大往往是自卑，而自卑又会通过自大表现出来。我还是那个观点：文化只是文明演进的路径，是“无待”的，“无待”，即没有对待，没有对待，就无法放在一个进化论的链条上比较优劣，评判是非。而今天中西方文化的碰撞，无疑为各自文化的发展和演进提供了一种“机缘”，所以才能接着讲下去，而不是照着讲。


而我发这个帖子的初衷，也在于此

秦国与山东六国在文化上鲜明对比，秦国与山东六国殊异，而山东六国彼此雷同，这就是秦国最大的优势。秦国以其野蛮而质朴清新的形象确立自己成为揭露文明而腐朽的六国的镜子，成为一切异议分子（往往正是精英分子）首选的“对方”，成为主流之外的自由人而不得不也可以创新和尝试，成为另一种选择和另一条道路，以区区一国而与六国对称，并且或基于地理形势或基于历史偶然后的历代国君的自觉定位而维护和加强自己的这种形象、这种老式文明之对方的地位。这就造成了一种极端有利的形势。这也是秦国成功统一的关键。野蛮并不总是占据优势，即使在冷兵器时代，但是非主流却的确可以被激发而成为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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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兄台的高言，让我耳目一新。我正在写一本关于秦国的书，到时候还希望兄台多多赐教。小弟先感谢了

我们的落后是近现代的事情，要从近现代这个历史中找原因，一味的上找本身是找错了方向。
再说，在近现代以前，我们的科技在世界上是领先的。---所以说文化或思维方式，甚至有人说我们的皮肤产生不了科学本身就是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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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的观点我本人不赞同。中国从古至今都是经验技术领先，而不是科学。先秦诸子中的名家、后期墨家的衰落至少表明中国没有纯粹思辨的传统。而中国人热衷这些经验技术的时候，西方却有了欧几里德几何学体系，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逻辑和古希腊的诡辩。而这种思辨传统才是西方科学的源泉。单纯的技术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滑稽的是，西方人研究这些科学并不是为了实用，而是靠近上帝。所以说，科学和宗教是联姻了。这种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是没有功利目的的，一旦和经验相结合，立即产程了工业革命。而中国呢？技术还是技术，火药、指南针，造纸术都是如此。

无知者无畏
同东方六国近乎迂腐的治国理念和用人观念相比，秦国可就没有这么多条条框框和道德仁义的束缚了。因为秦国本来就没有文化，也没有历史。正如我们上面所谈到的，秦本来就是起于蛮夷之地的少数民族，以游牧为生。作为游牧民族，他们四海为家，随遇而安，民风自然淳朴而彪悍。而不像山东六国，自古就有一个文明的传统，远有三皇五帝，近有夏、商、周三代。而且，以农业为主要生存方式的定居生活，自然就会去思考那些在游牧民族看起来近乎“吃饱了撑的”似的人生和社会问题。
因此，生活方式的差异，使得东方的那些礼仪知识和文明规范并没有对秦产生过多地影响。当然，这和地理位置也有很大关系。古代交通不便利，又有淆山这么一座大山南北绵延，这就使得东方和西方处于近乎完全隔离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化的交流。所以到了后来，秦国招贤纳士，来投奔的大多是赵、魏、韩三国人士，比如商鞅、韩非子、李斯、吕不韦、甘茂公、公孙衍等。而齐鲁之地的儒家人士来的就比较少。究其原因，估计还是交通不畅的原因。
但是，文明未必就是好事，野蛮也未必就是坏事。有历史未必光荣，没历史也未必可耻。就拿今天来说，美国是世界上历史最短的国家，只有300多年的历史。美国也没有自己的文化。本来就脱胎于英殖民地，哪里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呢？但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却成了当今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占尽全球74%的财富。我们国家有着5000年的灿烂文明，而如今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看来，历史和文化并不是财富的同义语，过于厚重的历史和文化如果渗透到人的血液，就可能会成为人前进的障碍和包袱。
美国没有历史，所以美国人没有包袱，干什么事情说干就干，有时候不会考虑太多。所以，美国人看电影喜欢看科幻片，尽可能地去想象、去假设，思想有一个驰骋的空间。而我们却不行了，我们最爱看的电影是历史片，总是想挖掘以前的东西为现在所用，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了冒险和超越精神。的确，身上背负着太多的文化、历史的东西，当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就是行动的障碍了。
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秦国也是如此。没有历史，没有文化，反倒成了一种优势。正是这种野蛮，正是这种未开化，反而让秦国放开了手脚，从而大刀阔斧地改革。当时的秦国，在山东诸国的冷落和欺辱中发奋图强，只要能让秦国富庶，他们什么方法也可以用，而不会管这种方法的正义和非正义；只要能让秦国强大，什么人都可以到秦国来发展，而不会理会你道德品质是不是高尚。总之，只要为我所用，就是好的；只要对我有好处，我就来者不拒。

秦献公薨，子孝公立。孝公生二十一年矣。是时河、山以东强国六，淮、泗之间小国十馀，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皆以夷翟遇秦，摈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

孝公令国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于是卫公孙鞅闻是令下，乃西入秦。
——《资治通鉴•卷第一》

上面是《资治通鉴》中描述秦国当时所处的形势及秦孝公励精图治、发奋图强的一段文字。秦国在秦穆公时代曾经有一个有一个事业的巅峰，可是由于后来内战不止，内耗不断，使得国力下降了。东方的三晋趁机抢占了秦国的很多土地，使得国力下降，饱受东方诸国的欺凌。在秦孝公即位的时候，河、山以东强国六，即齐、燕、赵、魏、韩、楚。楚国在南边与秦交界，魏国在西边与秦交界。魏国筑长城，显然是在防范秦国；楚国实力强大，不仅土地广阔，而且还臣服了南方巴、黔这些少数民族，对秦也是虎视眈眈。总之，秦国当时面临的状况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内忧外患。
秦孝公是一个有作为的君主，面对国力日衰，外强侵略，他痛定思痛，决定继承先人遗志，发奋图强。所以才发出了“招安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不管是谁，只要能够让秦国富强，就封为高官，送与土地。可见，秦国确实比东方六国开放多了。人才，只要有本事让国家强大，其他的都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国家的强大是唯一的目的，其他都可以暂时放一放。这是主要矛盾，这是中心任务，秦孝公身处优胜劣汰的战国时代，而且从饱受欺凌的历史中也汲取了教训，可谓相时顺势，具备一个战略政治家的眼光。
孝公的励精图治，让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个人就是商鞅。商鞅正是听到了秦孝公招贤纳士的消息后才决定入秦的。自此，秦孝公和商鞅这两个人的名字被紧紧地拴在了一起，共同载进了中国的历史。
商鞅，姓公孙，卫国人，所以也被称作卫鞅、公孙鞅。之所以叫做商鞅，是因为他在秦国执政十年，功劳很大，被孝公封于商。卫鞅年轻的时候供职于魏国，在魏国国相公叔痤手下担任“中庶子”，相当于今天的参谋或秘书，有事情了出出主意。公叔痤知道卫鞅这个人很有本事，还没有来的及向魏候推荐，就病倒了。公叔痤这一病，没想到越来越严重，眼看就坚持不了多久了。魏候听说国相得了重病，急忙来探病。魏候见公叔痤病的不轻，很是担忧，问道：“到现在我们也不要忌讳什么了，你如果这次真的挺不过去，国家的大事可以托付给谁呢？” 魏候这是让公叔痤选定接班人。公诉痤沉思半刻，便向国君推荐了卫鞅。公叔痤说：“我手下有一个人叫卫鞅，别看此人年纪轻轻，但胸有大略，我希望在我去世之后，你能把国家所有的实务都交给他来管理。”
魏候听完公叔痤的话，没有作声。公叔痤看出来了，魏候对自己推荐的这个人很不满意。其实这也怪不得魏候，因为卫鞅当时只是个毛头孩子，二十几岁，名不见经传，只是担任一个“中庶子”的小官，突然让他把整个国家的事务都交给这么一个人，确实让人很难一下子接受。公叔痤看出来了，赶紧屏退左右，单独对魏候说：“君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你如果不用卫鞅，就杀掉他，千万不要让他跑到别的国家去！魏候连声称是，就告辞了。
送走魏候，公叔痤连忙召见了卫鞅。告诉他说：“我是先尽臣子之忠，再尽朋友之谊。我刚才向国君说要杀掉你，现在还请你快掉逃走吧！” 卫鞅微微一笑：“国君既然没有听你的话重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杀掉我呢？” 结果卫鞅没有逃走。果然不出他所料，公叔痤去世以后，魏候也没有找卫鞅的麻烦。 其实，魏候根本没有把公诉痤的话放在心上，正如他自己说的：“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卫鞅也！既又劝寡人杀之，岂不悖哉！”一会让我“以国听卫鞅”，一会又让我把他杀掉，这不是很荒谬吗？难道国相是病糊涂了？
魏候估计到最后也没有想明白公叔痤的言外之意和话外之音，更没有领会公叔痤的良苦用心。公叔痤想告诉魏候，卫鞅是一个人才，而且仅仅是一个人才，如果为我所用，就是如虎添翼；如果为邻国所用，就会后患无穷。所以，用则“举国听之”，不用则“杀之，勿令出境”。可惜，深受东方文化熏陶的魏候根本不会明白这个道理。当然，他也有明白的那一天。到后来，卫鞅率领秦国大军攻打魏国，大败魏公子昂，抢走了魏河西大面积的土地。到了那时候，魏侯才想起了公叔痤的临终遗言，追悔莫及，真是“恨不用公叔之言！”

美国立国的历史固然短暂，文化的脉络继承自其欧洲的母国,恰恰说明他没有自己的文化。在这个一个土壤里，仅仅生长出了“实用主义”的哲学，难道不让我们深思吗

关于儒家和周易的关系，我在第二篇讲儒家的时候详细讲了。希望楼上朋友去看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孔子七十而学易，儒学在他那里仅仅是奠基性的，就因为没有移入方法论的易，儒家学说当时很不景气。孔子的经历可见一斑。晚年的孔子和后儒给儒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就是易。儒家学说才得以广大

有人大概是说我“无知者无畏”，回复如上。
很不幸，中国文化可爱之处实在不多，恕我出言不敬。
还可以说得再难听也再坦白一点。什么叫中国文化、中国智慧？直至今天，所谓中国文化中国智慧就是和一切道德、良知、正直角力，对一切道德、良知、正直肆意嘲讽。当我们说到聪明的时候，那意思九成九是指着破坏规则；当我们说到变通的时候，那就是直白的指着践踏道德良知。几乎所有人都以变态为智慧，以背理为能事。我们的聪敏智慧使得生活越来越弯曲悖谬，越来越暗无天日，越来越离不开中国智慧。我们就是以背弃道德良知为乐事为能事为智慧聪明的无神论和无道德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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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兄台的感慨本人也有同感。不过本人更愿意将其看作是“道”和“术”蜕变。中国的“道”和“术”同西方文化的“道”和“术”所厘定的范围不同。中国文化中的“道”是天下之正道，中国文化中的“术"是阴阳纠缠。因为二者都不离世间，导致了“道”和“术”没有截然分开的界限，使得人性加速堕落。有时候，“道”成了“术”的工具，成了“术”的工具。而“术”反而甚嚣尘上，成了主流。
怪哉，归根到底，估计正如兄台所说的，没有了一个终极的最高和指引和范导，比如宗教。

一批欧洲殖民者到了美洲，毋庸置疑，他们还是有着悠久文明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后来他们脱离那些欧洲母国独立成国了，于是他们是没有文明没有历史的人了。妙哉。
我们虽然又穷又落后又混乱，可是我们是文明人，我们不过是贵族落魄；美国人？他们不过是没有文化的暴发户！妙哉。
美国人只有实用主义？说真的，美国人竟然比我们更实用主义？美国人的实用主义就是不顾道德情操、没有义利之辨的但求实用？
何必自己拼命挖苦自己呢？无知者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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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与他的前身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已经差的很多了。他所建立的所谓文明和历史已经不是英国、德国、法国的历史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名字，好像就不是那几个国家所拥有的，至少在理念上，还是在气质上

漫谈商鞅变法（之一）
卫鞅在魏国呆了一段日子，尽管没有杀身之祸，但终也没有用武之地。最后听说秦孝公在招贤纳士，就西进入秦了。
孔子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意思是说，做什么事情，不但要保持目的的正当性，也要保证手段的正当性，而不能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但法家思想却注重功利，为了达到目的，从来不估计手段的正义性。正是这一点，为法家人物后来的蒙难埋下了伏笔。
就拿商鞅来说吧！他刚到秦国的时候，为了能够接近秦国的高层，花了大量的钱买通了秦孝公身边的宠臣景监，由景监将自己引见给孝公。商鞅这种做法多遭到后人的责难，认为这是很不光彩的一件事。其实，商鞅这样做虽然有点不择手段，但也是迫不得已。可想而知，当时的商鞅仅仅是一个从外国来的小卒子，如果要施展才华，引起上层的注意，是不可能走下层路线的。如果踏踏实实，估计一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就好比今天的某些人，想出名，又不肯努力，只能靠一些绯闻、荒诞不经的言论来吸引眼球，提高互联网的点击率。其实，这都是急功近利的表现。当时的商鞅估计也是这种心理，唯一不同的是，商鞅肚子里是真的有货，而不是只想成名的庸才。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孩子，去见高高在上的一国之君，还想让国君采纳自己的建议，其难度可想而知。尽管有国君身边的宠臣牵线搭桥，想打动国君的心也非易事。后来韩非子专门写了一个专辑叫做《说难》，是专门来阐述如何说服君王的。说难、说难，意味着游说君王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据史书记载，秦孝公一共见了商鞅三次。第一次，商鞅给孝公讲帝道（尧舜之道，也就是部落联盟时期的制度和理想），孝公无动于衷；第二次，商鞅又给孝公讲王道（汤武之道，修道德，重人事的政治理想），孝公听得昏昏欲睡；最后一次，商鞅才给孝公讲了霸道（即隆礼尚贤，奖励军功，鼓励生产），孝公听得忘乎所以，欣喜若狂。《资治通鉴》中是这样讲述这个细节的：“公大悅，與議國事。” 看来商鞅的“霸道”思想确实说到了孝公的心坎里，否则不会“与议国事”。《史记》记载的更生动：“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于席也，語數日不厭。” 说孝公与商鞅谈话，膝盖不由自主地已经离开自己的坐席（古人会客谈话的时候，都是跪在芦席上）。在房间里一共谈了几天几夜，都没有感到厌倦。这个时候，商鞅便正式进入了孝公的视线，同时也标志着他登上了秦国的政治舞台。
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副总理），全权负责国家体制的改革。对于商鞅这样一个并非王族大臣的外姓人，秦孝公能封之左庶长，委以军政大权，一方面可以看出秦孝公对于商鞅的信任，另一方面则表露出他坚决变法、富国强兵的信念。
其实，商鞅在秦国变法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以上我们所说的文化、地理方面的因素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那就是秦孝公这样一个英明君王的全力支持。而且，更为关键的是，秦孝公在位时间长达28年（公元前361年—前338年），从而能够让商鞅在位十年，将改革的各项措施得以彻底贯彻。而孝公去世以后，商鞅很快就失势了，随即被杀。试想，如果孝公在位时间短，仅仅有几年的时间，商鞅的改革也可能像吴起变法一样中途流产。所以，历史的偶然性也是不能排除的。有时候，偶然性恰恰正是其必然性，历史的辩证法的魅力才得以彰显。
当然，任何政治体制改革都是对现行的资源、财富进行重新分配，都是对以往大家都已经的政治制度的全面革新，必然会面临着一些难以克服的阻力和障碍。这种阻力和障碍，不仅来自既得利益者，而且也来自下层群众和老百姓。商鞅变法也是如此，遭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压力。
首先，商鞅变法遭到了以甘龙为代表的贵族阶级的反对。两派在变法前夜围绕着“如何对待先王之法”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甘龙一伙认为，祖宗之法不能破，因为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而且没有什么不妥。如果改弦易张，只会造成不适应和不习惯，使得管理国家的成本增加，所以说不经济，没有必要变法。何况中国人大多是农民，农民就是种地，官吏就是指导农民种地。农民种地，按时令变化耕耘种地，只需凭借过去经验就可以了。所以说，“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根本就没有必要变法。
而商鞅却不这么认为，他说历史在不断地进步，管理国家的体制也应该相应地发生变化。现在大家虽然都习惯于“旧法”，那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无法想像“新法”的优势。就像一个人喜欢吃青菜一样，那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吃过肉。一旦他吃过一次肉，知道了肉的香，就会很快将青菜抛弃的。变法也是如此，必须先行改变，然后再让老百姓去适应，而没有必要先听从他们的意见。所以商鞅说：“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 老百姓庸庸碌碌，哪里会有高远的眼光呢？如果事事都和他们商量，永远也干不出什么大事。到最后他们发现对自己有好处了，就自然会很高兴地接受下来了。所以说，变法不能犹豫，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资治通鉴•卷第二》）
再说了，如果墨守成规，遵循先王之法，那么，先王之法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资治通鉴•卷第二》） 所以，守旧法根本站不住脚，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站不住脚。
在这场争论中，商鞅的雄辩彻底击败了甘龙等守旧派的观点，赢得了秦孝公的支持。这是第一个回合，商鞅胜利了。
商鞅虽然在辩论中战胜了贵族守旧派，但是接下来就面临了一个新的难题——太子犯法了。
太子是国君的儿子，以后要继承君主之位的。他犯了法，是视而不见，还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可给商鞅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站在个人利益角度，太子是万万不能得罪的，否则太子一旦登基，就会给自己穿小鞋。这个简单的道理，高智商的商鞅不会不明白。但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新法的贯彻，即使太子犯法，也要罚。 “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资治通鉴•卷第二》）太子犯法当罚，但太子高贵，不能罚其本人。不是有“教不成，师之过”的说法吗？于是，商鞅就拿太子的“师”（文化课老师）公孙贾和“傅”（体育课老师）公子虔开刀，把这两个人处罚了。
在这里，商鞅虽然没有直接处置太子，但处罚了太子的两个老师。这是杀鸡给猴看。打狗还要看主人呢，处罚的尽管是太子的老师，打得却是太子的脸。太子在这场较量中失败了，也在心中留下了仇恨的种子，这就为后来的商鞅灭门车裂埋下了伏笔。但不管怎样，商鞅在这次较量中也胜利了。
第三个回合是商鞅和老百姓的较量。
商鞅变法，不仅遭到了贵族守旧派的反对，就连老百姓也不愿意改变自己已经熟悉的国家制度。“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 寥寥数字，已经毫不保留地暴露出了来自下层的抵触和反对。当然，老百姓不会明目张胆地去和商鞅争论，他们反对变法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新法不信任，视新法为儿戏。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树立新法的尊严和信任度，采取了两种办法，一个是奖，一个是罚。在商鞅眼里，老百姓就是“刁民”、“贱民”，“奖”和“罚”就足以将他们修理的服服帖帖。奖就是言出必行，决不食言。罚就是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
开始的时候，法令已详细制订但尚未公布，公孙鞅怕百姓难以确信，于是在国都的集市南门立下一根长三丈的木杆，下令说有人能把它拿到北门去就赏给十金。百姓们感到此事很古怪，没人动手去搬。公孙鞅又说：“能拿过去的赏五十金。”于是有一个人半信半疑地拿着木杆到了北门，立刻获得了五十金的重赏。这时，公孙鞅才下令颁布变法法令。这个故事说明孝公和商鞅坚持变法的决心，让人们相信他们是动真格的。
罚，就是惩罚那些反复无常的“刁民”。变法刚开始的时候，有些老百姓跑来说新法不便，后来惩戒了太子师以后，这些人又来说新法很好。其实，这种现象不难理解，很明显是敷衍趋势的百姓心态。其实这种心态都很正常，我们这些俗人都有这种心态。可商鞅却不答应，说这些人是刁民，要严惩。结果后来称颂新法的人却得到了严厉的惩罚。商鞅这样做确实有点苛刻。他自身的矛盾之处在于：它通过严刑酷法让人们就范，另一方面又要让人们发自内心地拥护，何其难也！
就这样，通过这三个回合的较量，商鞅为新法的推行扫平了障碍。正是有了新法的推行，秦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物质资源在一种高压政策下得到了最为优化的配置，人力资源在严酷的法律“监视”下开始服从于国家的利益。而财富和社会地位，也打怕了原来的分配规则，而是通过国家政策的导向和牵引，开始迎合特殊时期的战争需要。

我们这个民族是否有点聪明反被聪明误?理想始终破灭,实用大行其道.不过那些理想始终鼓舞着人,象当初的共产主义,象现在的国学热,不管能不能实现.毕竟这是个新的时代,和以前两千年不一样,东西方的桥梁架起来了,我们不会固步自封,哪里有希望,总有人去探寻.


东西文化桥梁的搭建，这是一个契机和诱导因子。而中华民族的复兴，还要看我们的文化自身。理想不仅能鼓动人，还能切合地转化成现实的力量。只是时机未到。

漫谈商鞅变法（之二）
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纵观商鞅变法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奖励军功。表现在两个方面：
（1）“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资治通鉴•卷第二》）这条法令从根本上打破了贵族凭借血缘优势垄断国家财富和利益的局面，以军功为标准对财富和利益重新进行分配。即使你是宗室的继承人，在血缘上属于宗室，如果没有军功，照样不配分享国家的财富和利益。任何人都不能再拿自己的出身说事，如果想得到财富和利益，就到战场杀敌去。
（2）“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资治通鉴•卷第二》）社会的地位也是用军功来衡量的，而不是以财富来衡量。并不像今天一样，谁有钱谁就是老大，谁有钱，就意味着是社会名流。商鞅变法，就是用军功来决定社会地位，军功的大小决定了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而社会地位又直接和田宅、臣妾、衣服这些物质利益挂钩。即使你再有钱，没有军功，也不会有社会地位，不过是个暴发户，没有什么值得可炫耀的。
“奖励军功”是商鞅变法中最重要的内容。商鞅变法将“军功”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这是由战国时代“趋于诈力”的现实决定的。战乱时代，你争我夺，弱肉强食，是否有能战之兵，领兵之将，是在诸侯林立的战国时代得以强大的关键，甚至可以说是否能生存的根本。“奖励军功”，就是“军功”作为国家的一项制度安排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体现在每个人的生活价值观中。一方面是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奖励性引导，另一方面则是严刑酷法的强制性压制，是秦迅速强大的关键性因素。
那么，今天的我们如何去评价这场以“军功”为核心的变法内容呢？也许，商鞅变法是顺应时势的产物，而无法用好、坏，优、劣来评价，仅仅具有历史和时代的意义，仅此而已。我们并不能因为秦统一了六国就说其找到了一条与中国文化相契合的治国模式。相反，它恰恰背离了这种模式。 中国文化所苦苦追求的“内圣”和“外王”在秦这里是断裂的，注定了它的不能长久。
2、重农抑商。“致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资治通鉴•卷第二》）
致力于本业，耕田织布、生产粮食布匹多的人，免除他们的赋役。不务正业因懒惰而贫穷的人，全家收为国家奴隶。古代以农为本，本业说的就是耕织，种田和织布。这是中国的传统，这种传统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为什么呢？因为耕织是创造，是从“无”到“有”的创造。你没有看见吗？在人的劳动下，种下种子，发芽、开花、结果，形成粮食。这是创造财富。中国文化一直强调这种创造，认为这是一项非常神奇、非常伟大的事情，所以一直强调要“务本”，“务农”。中国人自古至今都祭天祭地，就是在感叹造物主的神奇。古人经常说“社稷”，“社”指的是“宗庙”，而“稷”则指的就是 “庄稼”。正是这种务本的思想养成了中国人勤劳、朴实的性格，毫无投机取巧之心。
而这也正是“抑商”的原因。“商”是什么？商”赚取的是利润，而利润不过是差价而已，是物品的流通而造成的利润，对社会财富的总产值并没有多少贡献，所以并没有创造财富，自古至今，中国人对“商”都深恶痛绝，所谓“无奸不商”。“商”让人有着不劳而获的心理，造就的就是一颗蠢蠢欲动的欲望之心。
所以，我们的文化对“商”一直没有兴趣，这种传统影响了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传统，既没有塑造出中国人向外扩张和掠夺的欲望，也没有产生出对科学和技术的兴趣和征服自然的野心。商鞅变法，重农抑商，不过是通过法律的形式重申和强化了中国人的这种理念：耕田织布生产粮食布匹多的人，免除他们的赋役。不务正业因懒惰而贫穷的人，投机取巧、企图不劳而获的人，全家收为国家奴隶。这条法令，就是鼓励大家多去耕田织布，而不要去投机取巧地去经商。“事末利及怠而贫者”，这里的“事末利”指的就是经商。在中国文化中，“商”被称为“末”，是那些不愿意劳动，懒惰的人才去从事的职业。抱有这种心态的人，不仅全社会都要鄙视他，而且法律也要予以严惩。对务本抑商的强调，使得秦国的财富迅速积累，成了一个强国，一个富庶的国家。
3、严刑酷法。“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 “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资治通鉴•卷第二》）
让民以“什”、“伍”为单位相互监视，互相揭发，揭发了就有大功，不揭发就要受到严厉的处罚。我们可以想象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人民，肯定每天都是胆战心惊，魂不守舍。自己稍微一个不规矩的动作很可能就要被揭发，发现了别人稍微一个不规矩的动作就必须去揭发。否则就会大难临头。正如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商鞅变法，把所有的人都变成了警察，也把所有的人都变成了盗贼，大家互相监视，彼此揭发，可谓人人自危。 这真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人和人的关系迅速恶化，成了狼和狼之间的关系。在这种白色恐怖中，谁还敢去偷东西，哪里还会有山贼呢？
“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 就是不准打架斗殴，否则予以严惩。为什么商鞅变法对于老百姓之间的“私斗”如此看重，还专门立了一条法加以限制？因为在那个随时都可能打仗的年代，老百姓的体力实在太重要了，如果他们都把力气用在了打架斗殴上面，哪里还能上战场杀敌呢？谁有本事，谁的精力过剩，上战场杀敌去，但不能窝里斗，！如果不听，就判以重刑。在言行酷法之下，打架斗殴的代价和风险太大了。所以，“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资治通鉴•卷第二》）商鞅变法十年，秦国路不拾遗，路上丢了东西都没有人捡，山中没有盗贼，人民争先恐后地去当兵，没有人再打架斗殴，无论是穷乡僻壤，还是城市里，社会秩序井然。
这里几乎出现了天下大治的所有征兆，可是我们却丝毫感觉不到。因为以上繁荣景象并不是来自于人们的道德水平提高和民风的纯朴，而是严刑酷法的外在强制。所谓天下大治的后面，原来是象死一般的寂静。
4、向东方文化靠拢。商鞅本来就是从东方的国家来的。他的到来，无疑带来了东方的文化和风俗。所以商鞅变法在向东方文化学习方面也做了一些努力。比如，将国都迁到了咸阳，向东方靠拢，目的就是向东方学习。但学习的内容却是充满了保守。“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向东方学习礼仪，不过是让秦这一“蛮夷”得到一些教化，使得兄弟有别，父子有差。如此一来，秦人开始进入了东方所认为的“文明”。其实这一过程带有必然性。因为秦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就要改变以前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适应农耕为主的农业生活。而定居的农业生活，就要改变以前那种父子、兄弟同居一室的状态。以前一是没有条件，而是在思想上没有觉得不妥，而现在既然有了条件，就要立下规矩。

曲高和寡，不知是悲是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