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外出差，没有来得及回答各位的问题，也没有来得及更新。很对不起了。
今天有空，回答以上朋友的问题。我写这个帖子，实在有点自不量力，一个毛头小子竟敢将中国文化层层剥开，实在有点那个了。但是，略其大要，择其大概。总想梳理出一些什么来，走出“我注六经”的狭隘，走出“六经注我”的偏执。并以西方文化为参照，平心静气里看待我们的文化，不自卑，更不骄慢。只有这样，才能有出路。
个人意见，欢迎大家参与讨论，提出批评

请教LZ：王阳明说：“身外本无一物，其发微之精处，就在于人心中的那一点点灵明”这句话出自何处？
我查了一下《传习录》，只找到类似的话：

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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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说的阳明先生的这句话，可能就来自楼上的这句话。本人很早就记住了，可能在岁月蹉跎的过程中记错了，只是记住了大概，所以成了我写的样子，以后改正

另外，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智慧是“有”和“无”的辨证统一的关系。这点对修身来说，就是“以无为体，以有为用，体用一源，辨证统一”，阳明的“无善无恶心之体，……为善去恶是格物”很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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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人生观我还没有讲到，还未涉及。下面会谈到。欢迎各位给在下以启迪。

表里双解 攻补兼施
——从中医看“阴阳”思维向自然领域的渗透

思维模式的“霸权”
一说到“霸权”，我们总是会联想到“霸道”、“蛮横”、“老子天下第一”、“用拳头说话”“大棒政策”等字眼，那么，思维模式是如何成为“霸权”的呢？
关于“霸权”，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词是“话语霸权”。谁掌握了“话语霸权”，谁就会在谈话中掌控游戏规则，谁就会在说话中占尽优势地位，而处于弱势的人必须按照他所制定的游戏规则出牌，否则就会淘汰出局。其实，比“话语霸权”更为严重、更为隐蔽、更为深层次的一种霸权就是“思维霸权”。所谓“思维霸权”，就是说一种文化思维模式一旦形成，就会四处撒播，向人生社会的各个领域渗透。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一不打上这种思维模式的烙印。
“思维霸权”并非贬义，它暗示的是人性的一种倾向。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在他的《工具论》所说，人有一种倾向，或者说“假相”，即把在某个领域习得的一种规则想当然地应用到其他领域，并丝毫感觉不到有任何不当。按照培根的说法，思维估计是最容易被“迁移”的东西了。所谓“思维”，说的白话一点，不过是“如何去思考问题的套路”。但这种“套路”一旦形成，就会用来思考一切问题，形成我们上面所说的“霸权”。
这是人的本性，估计很难改变。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那样，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是一种线性因果思维。当这种线性因果思维形成以后，西方人就开始用这种思维去思考自然社会的一切现象，表现出了无法比拟的理性实证精神和因果演绎模式。所以我们经常说，西方人把任何东西都“科学化”，一个东西如果不被认为是科学的，都会遭到鄙夷。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所有的一切都在理性的审判桌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确实是这样，据说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写了一本书叫做《梦的解析》，主要研究人的潜意识和精神现象的。但因为这本书主要是讨论梦魇，很多人都不愿意把这本书当作科学著作。其实，不是科学著作又能怎么样呢？但是弗洛伊德却无法忍受自己著作被打上的这种“非科学”的烙印，于是又给这本书增加了一个副标题——精神分析科学导论。看来，在西方，是不是“科学的”，并不是无关紧要，而是打上了强烈的价值色彩，尽管不是科学的未必是不正确的，尽管不是科学的未必是不合理的。
中国也是如此，古代文化，特别是《周易》，所展现出来的方法论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在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下，我们不仅用这种思维判断吉凶，还用来思考自然、思考社会，思考人生，产生出很多只有我们文化才会有的东西。比如、中医、雄辩之术、兵法、武术……这些，后面我们还会详细地考察。而我们这一讲所要谈的中医，就是中国人用“阴阳”思维思考自然的结果。在我国古代，中医药所用的志徽就是阴阳鱼，可见“阴阳鱼”式的思维对中医的影响之深。
然而，中医只是一个代表。还有很多领域都渗透着我们国人对大自然的“阴阳式”思考，尽管我们所观察的角度和西方人不同。比如，对于日有长短，海有潮汐这一自然现象，晋朝的杨泉这样认为：“日者，太阳之精也。夏则阳盛阴衰，故昼长夜短；冬则阴盛阳衰，故昼短夜长；气之引也。行阴阳之道长，故出入卯酉之北；行阴阳之道短，故出入卯酉之南；春秋阴阳等，故日行中平，昼夜等也。月，水之精。潮有大小，月有盈亏。” 当然，我们的古人没有望远镜，不可能观测到太阳相对于地球之海平面的引力问题，但是“阴阳式”的思维却让他们感觉到了日月、昼夜长短和海之潮汐之间的关系。真是让人惊奇！这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周易》中“无往不复”、“否极泰来”等“阴阳”观。念至于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大戴礼记》中是这样解释的：“阴阳之气各静其所，则静矣。偏则风，俱则雷，交则电，乱则雾，和则雨。阳气盛，则散为雨露；阴气盛，则凝为霜雪。阳之专气为雹，阴之专气为霰。霰雹者，二气之化也。”尽管我们的古人根本不会使用高低气压、冷暖气流、正负电荷等现代术语，但在“阴阳式”思维的引导下，自然而然地将这些自然现象看作是两种相互矛盾的自然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象西方人那样，把这些变化看作某一个元素辗转变化的产物。这就是我们古人的高明之处。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就坦诚地承认，自己的物理学成果受益于《周易》。
在这个世界上，估计本来就没有什么固定永恒的真理。思维结构不同，思维模式各异，其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就会不同，对“科学”的理解也就不同。苏轼有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许，世界本来就没有原本的真相，思维模式是多元的，所展现出来的科学形态就是多元的，正如我们下面所要谈到的中医和西医。

有病不治，常得中医
中国是医药文化发祥最早的国家之一，从文明的曙光在天幕上耀映亚细亚大地之时，遍及神州大地的簇簇史前文化篝火，由点到面联接起来，形成燎原之势，逐渐的融化在文明时代的光华之中。而在这一片“光华”之中，最耀眼的则是中医。
“中医”是个专用名词，它的“中”字显然是为了区别“西医”的“西”字。因此，大家理解的“中医”是指传统中国医学或中国大夫。不过认真求实地考证一下，这个“中医”之“中”，本来的意思根本就不是指中国呢！
很多词语的意思就是这样在历史中被篡改的。但篡改的成功在于其能够解释的“通”。如果大家一眼就看出这种解释得牵强附会，估计这种“篡改”也经受不住历史的考验。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汉字的魅力，我觉得应该是八个字，即形同意易，音同意远。也就是说，要把握一个汉字的确切含义，就要同时把握其“音”、“形”、“意”，缺一不可。但是要把握这三者，又必须借助于上下文的关联（context），否则就无从把握了。正如我们上面看到的“易”字，到底是“变化”之“易”，还是“容易”之“易”？如果从上下文的关联无法看出这一点或者说都能解释的通，就为歧义的解释提供了土壤和空间。所以西方人很不屑于中国的文字，认为中国的语言词不达意，歧义横生。其实，这种“词不达意、　歧义横生”的反面不正是中国文字的魅力吗？也只有这种文字，才能在“形”、“音”、“意”之间玩弄起真正的语言游戏；也只有这样的文字，才能产生唐诗、宋词、书法、篆刻这些数不尽的艺术瑰宝！
说的有点偏离主题了。我们在这里是要考察“中医”的“中”字。“中”字何解？大部分人的解释是，“中”字表示的是“中国”，“中医”说的就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医学理论以及相应的治疗疾病的方法，以区别于西方的医学，即西医。但问题是，“中医”一词在西汉时就出现了。《汉书•艺文志•经方》中说：“以热益热，以寒增寒，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 这里的“中”不是“中国”的“中”，而是“中间”的“中”。这句谚语说得非常好，意思是说，有了病根本就不需要医治，只要维持在“中间”就可以了。至于“中间”的意思，我们可以结合上文来理解：如果很热，就不能再加热了，如果很冷（寒），就不能再继续冷（寒）下去了。所以，身体内只有一股力量（不论是热还是冷），就是我们所谓的“疾病”了，即“独”而“失”。要改变这种“病态”，就要维持在“中间”， 即不热也不寒，维持在“寒”与“热”的中间。可见，“中”在这里指的是一种均衡、平稳的态势。也就是说，“中”即“医”，均衡了，平稳了，病就自然“医”好了。
“中医”这个名词真正出现得到鸦片战争前后。东印度公司的“西医”为区别中西医给中国医学起名为“中医”。这个时候的“中医”的名称是为和“西医”做一个对比。到了1936年，国民党政府制定了《中医条例》正式法定了“中医”两个字。过去人们又叫中国医学为“汉医” “传统医”“国医”这些都是区别于西医而先后出现的。
也许，“中医”（区别于西医）中全部奥秘就在于“中医”（中而医）的这个“中”字（听起来好像有点绕口令。但没办法，中的文字的特色就是如此），它代表着中国医学中的一个最高境界。“中”就是致中和，就是以平为期，以和为重。“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致中则和。”寒就要让热，热就要寒，结就要散，散就要结，逸就要劳，劳就要逸。“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适事为故”，恰到好处就好了。
中医的这种治病原理，我们在一部儒家经典中也能够看到，即《中庸》。《中庸》一书中至关重要的哲学命题是“致中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说的是中和是世界万物存在的理想状态。通过各种方法达到这一理想状态就是致中和。天地就各得其所，万物便生长发育。我们后面会讲到，孔子也正是从“致中和”得理念出发，来阐述社会关系中的伦理原则的。由于年代的久远，今天的我们已经无法考证到底是中医的“致中则和”影响了儒家的“中庸之道”，还是儒家的“中庸之道”影响了中医的“致中则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医学所阐明的“阴阳和合”、“阴平阳秘”生理机制和儒家的“极高明而道中庸”无疑都受了《周易》的影响。如果说儒家经典《中庸》体现了这种影响，那么，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医学著作《黄帝内经》更是深深地打上了《周易》的痕迹。

不知易者不知中医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阐述医学理论的书籍应该就是《黄帝内经》了。对于这部托名黄帝的古代医书，其真实作者已经很难考据，其成书年代也说法不一，或说是在战国，或说是在秦汉之际，或说是在汉朝中期。然而无论如何，其思想的系统性和完备的程度，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是极为罕见的。可是，如果我们有幸翻开这部古老而又深沉的医学著作，肯定会大吃一惊：在这部书里，出现最多的不是病理，不是药方，而是“阴阳”二字！以至于初读者不得不怀疑：这到底是一部医学著作，还是一部解释《周易》的书？
《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中一句话道出了中医治病的最高原则：“黄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 阴阳，既然是“天地之大道”，必然无处不在，无处不显，故为“神明之府”。“治病必求于本”，那么“本”是什么？显然是掌握阴阳的“变化之道”。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周易》从根本处决定了《黄帝内经》的“身体观”和“疾病观”，也决定了中医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的走向。 有道是：“不知易者不知中医”，古代的中医药家都很重视对《周易》的学习研究，很多有名的医家无一不对周易有深刻的认识。所以，中医学史上有一句名言，叫做“医易同源”。意思是说，医学和易学尽管形态各异，但却是同根本源。正如明代医学家张景岳所说：“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一言以蔽之，易学与医学的核心问题都不过是“阴阳”问题。
但《黄帝内经》中的阴阳已经不是抽象的符号了。我们上面说过，伏羲观男女交配而推演八卦，文王变八卦为六十四卦。而《易传》则从《易经》中的这两股相反相成的生殖力量中抽象出“阴”、“阳”符号。这是一个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观念化过程。当这种观念化的东西渗透到人的思维以后，又会从理性走向感性，由抽象过渡的具体。所以，《黄帝内经》中的“阴阳”已经不是《易传》中抽象的阴阳，而是有着具体的所指。比如，人的体表属阳,体内属阴；背侧属阳，腹侧属阴；六腑属阳，五脏属阴；机能活动属阳，,组织结构属阴；机能亢进属阳；,机能低下属阴等等。但是,事物的阴阳属性并非绝对不变,而是相对的、变化的,要根据一定的条件来决定。例如胸与腹相对而言,胸在上属阳,但与背相对而言,胸又属阴。
至于阴阳变化的规律，和《周易》中的变化规律是相似的，只是反映到了人的身体上。在这里，我们不妨简单地归纳一下：
1．阴阳的互根同生，相反相成。没有阴,就不可能有阳,没有阳,也不可能有阴。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说的：“阴生于阳，阳生于阴,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具体到人的身体,人体各种机能活动是“阳”,人体所必需的营养物质则是“阴”。没有营养物质，就无从产生机能活动；而机能活动又是化生营养物质之动力,没有脏腑的活动,饮食就不可能变成体内的营养物质。这种阴阳的对立和统一始终贯彻在生命的全部过程,一旦“阴阳难绝”，生命也就终止。
2．阴阳此消彼长，运动不止。阴阳并不是处于静止不变的状态，而是不断地进行着“阳消阴长”或“阴消阳长”的斗争。例如,人体在进行机能活动时（阳长）,必然要消耗一定数量的营养物质（阴消）；在化生各种营养物质时（阴长）,又必须消耗一定的能量（阳消）。所以，阴阳之间只有相对的、动态的平衡；而没有绝对的、永久的平衡。因此人体中阴阳在一定限度内不断的有消有长,有盛有衰,这是生理活动的过程,这个活动过程出现异常,就会发生病理变化。如果机体的物质基础（阴）消耗过多，则机能活动（阳）就会相对地亢盛，从而导致阴阳的失衡，产生形体虚弱、头晕耳鸣、燥热盗汗、虚烦不眠等“阴虚阳亢”的症状。治疗这种病理要用“滋阴潜阳”法来调整体内阴阳的消长，使之恢复正常，达阴阳的相对平衡。
3．阴阳相生相克，彼此转化。中医认为“重阴必阳，重阳必阴”,“寒极生热、热极生寒”，阴阳可以各自向相反的方向变化。例如，机能亢盛的阳证可以变化为机能衰竭的阴证。肺炎病人，症见高热、面红、烦燥、脉数而有力，这些都是机体反应机能旺盛的表现，中医叫做“实热证”，应用寒凉的药物来治疗。但是当发展到严重阶段而出现毒性休克时，病人反而手足发凉、面色苍白、脾搏细弱、血压下降,也就是机体反应机能衰竭，“实热证”转化为“虚寒证”，应急用温热的药物“回阳救逆”。

阴阳相生相克，却又相反相成，此消彼长，反映在人的身体上，则表现为“新陈”和“代谢”。所以中医认为，阴阳相对平衡方能进行正常的生理活动，若遭受某些致病因素的破坏，体内阴阳任何一方偏盛或偏衰，都可发生疾病，既所谓的“阴阳失调”。所以，我国医学认为，疾病发生的基本环节就是“阴阳失调”，而治病的关键就是要“调和阴阳”，而非“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我们上面说过，发轫于《周易》的中国文化的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她的方法论和世界观不象西方世界那样是彼此分离的，而是纠缠在一起：方法论同时又是她的世界观，世界观同时又是方法论。这一点在我们后面几讲里体现的将会十分明显。正是这种特色，使得中国社会“道”和“术”不分，“仁”和“知”难辨，“知”和“行”不可分离。具体到中医，也是如此。《黄帝内经》从“阴阳式”的思维模式出发，成就了自身的“身体观”，即把身体看作一个有机的结构系统，而非身体的各个部位之间简单、机械的组合。也就是说，中国人眼里看到的是“身体”（body），而非“肉体”（fresh）。

怎么会散呢？我是先通过周易说出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就是阴阳思维模式。中国人把这种思维模式四处撒播，运用到自然领域就是中医，运用得战争就是孙子兵法，运用到人际领域就是谋略，运用到人生领域就是攻守进退，运用到境界领域就是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中国的思维就是四处蔓延，产生出精华，当然也有糟粕。
不知楼上是否可以理解

对楼上的建议，我还是不得要领。真希望能具体指教。能将这篇文字写得更加完美，是我最大的心愿。希望楼上能不吝赐教。也希望广大朋友给出建议。

显微镜下的肉体器官——西医眼中的“肉体”
法国哲学家拉美特曾经有一句名言，就是“人是机器”。在线形因果思维的影响下，西医把正是像拉美特所说的那样把人的身体看作是各个器官组合搭配起来的“机器”。只要各个肉体器官保持完好，身体这个“机器”就能有效地运转。人之所以会得病，那是因为某些器官遭到了病毒的侵染。要想根治疾病，就必须把这个病毒找出来，而后再用合适的药物将病毒杀死。这样，病毒一旦消失，人的病就痊愈了。
所以，西方人重视的是解剖学。通过手术，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可以单独拿出来研究。正如胡维勤先生在《将中医进行到底》中所说的那样，西医手术可以摘除人的肾，医生将肾用一个托盘装来给你看：“看好了呀！这就是你的肾。”然后，“啪”的一声扔进了垃圾桶。在这里，肾是一个物质，是一个可以随便对待的东西。比如怀孕生孩子，现在流行的剖腹产就是西医的产物。孩子既然在妈妈的肚子里已经成熟了，完全有理由将妈妈的肚子剖开，把孩子从里面拿出来。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仍然是线形因果思维的影子，即重元素，轻结构。所以，西医向来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胃出现了病变可以切除一部分，照样可以消化食物；肝发生了癌变，可以移植，把一个健康的肝脏嫁接上，照样可以发挥造血功能；心脏出了问题，可以通过助搏器和搭桥的方法帮助心脏跳动……所以，西方的医学是随着生物学和细胞学一起成长起来的，是和显微镜、听诊器、血压表、X光机、CT、核磁共振等仪器的发明共同进步的。有了细胞学，医生就可以分析研究细胞中发生的兵变，找出“罪魁祸首”的病毒；有了仪器，医生就可以根据检测出的结果来判断你身体的状况。
所以说，西医的手术更是一门技术，它与建筑工程技术没什么两样，开刀割掉盲肠就相当于建筑工程上的定向爆破，心脏搭桥手术就相当于“二战”时美国大兵在搭浮桥。可以看出，西方医学家在理念中是想把医学发展为一门严格的科学，寻找的是治疗疾病的普遍法则和药物。所以，西方在解剖学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是细菌理论和病毒理论，他们热衷的是寻找和研究病毒，重视的是在显微镜下观察病毒的活动。而在药物学方面，西方的医学重视“提纯”，即寻找和创造对付这些病毒细菌的“天敌”。一旦“提纯”出灭掉某一个病毒细菌的药物，就能够“以不变应万变”了。
就拿今天来说，我们去医院里看病，首先要做的就是化验，先从你的身上抽取血样，然后送到几个不同的化验室去化验。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要找出在人体内作祟的病毒，二是要分析病毒的性质。病毒一旦露出“庐山真面目”，我们就可以对这些病毒下手了。只要你身体内病毒的性质是一样的，所吃的药一般都是一样，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小孩还是老人。
这就是线形因果思维下的西医。在西方医生眼里，人的身体估计就是血液、肌肉、骨骼组成的“肉体”。这个“肉体”和外在自然界的任何事物一样，都可以进行观察和研究。肉眼实在看不见，就借助仪器。如果你有一天被推进手术室，在医生眼里，估计你都不是“人”了，仅仅是“一堆肉”！行文至此，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以无间入有间”地解牛和今天医生用手术刀在人身上“游刃有余”，原理估计差不多，“唯手熟尔”！
正因为西方的这种“身体观”，正因为西方的这种线形思维方式，西方的医学到今天业已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巨大学科，包括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细胞学、分子解剖学等五大学科。因为重视实验，强调观察，注重分析，西医的科学性在全球范围内也越来越受到认可。随着“科学主义”的盛行，那些拿不出“证据”来的医学理论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冲击。其中，受冲击最大的就是中医。
看不见的经络脉象——中医眼中的“身体”
但在中国人眼里，人不是机器，而是一个场，一个棋盘。人的器官好比棋盘的上的每个棋子。对中医而言，重要的是盘活“身体”这盘棋，而非计较棋盘中的每个棋子。所谓“善弈者谋局，不善弈者谋子”。只要这些棋子能够互相配合，协调有序，身体就是健康的；否则就是病态。因此，中医在“阴阳式”思维的影响下，重视的是身体的机能结构，而非各个器官。正如棋子离开了棋盘没有任何意义一样，身体上的每个器官单独拿出来没有任何意义。从这种“重结构、轻元素”的立场出发，中医建立了与西医完全不同的病学理论。中医没有细菌理论，但却讲究寒热、虚实。中医没有把导致疾病的原因归结为某种单纯的病原体，而是将其看作是身体各机能关系失衡的结果。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说的那样：“阴盛而阳虚，先补其阳；后泻其阴而和之。阴虚而阳胜，先补其阴，后泻其阳而和之”。
正是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中医很注重养生。养生之道在于取消疾病发生的根源，是一门更高的医术。而等到病入膏肓再去治病，这样的医生也许只是三流。有这样一个故事：扁鹊是战国时代的名医。他的医术很高超，很多疑难杂症，扁鹊都能手到病除，因此扁鹊的名声大噪。相比之下，他的两位哥哥就有点“名不见经传”了。一天，魏国的国君文侯问扁鹊：“听说你有兄弟三人，都会行医，哪个水平最高啊？”扁鹊说：“我兄弟之中，我的水平最差，大哥的水平最高。”文侯很奇怪：“为什么你的水平最差却名气最大呢？”扁鹊说：“大王有所不知，我大哥可以在病人生病之前，就可以看出病人所生之病，并给予适当的治疗和提醒，病人就不会生病。由于大哥治病在病人病症发作之前，病人并没有确实的体验到疾病所带来的痛苦，所以病人就不会觉得我大哥会治病。二哥技术比大哥稍差，它只能在病人发病之后，在病情深入发展以前给病人治好，所以病人以为我二哥只会治小病。而我的水平，只能在病人并入膏肓的时候才能为其治病，所以，大家看到的都是我治好的疑难杂症，觉得我的医术最高，所以我的名气才最大！
《史记•包公传》中也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一妇人，常有腰背疼痛并伴有畏寒发热，名医淳于意诊断属于“内塞”，病因是由于“欲男子而不得”所致。清代也有因10年未过性生活以致有神经症表现的男人，名医徐灵胎的处方是“命与妇人一交”。所以，在中医看来，所谓的病证不是病毒侵入了人的身体，而是阴阳失衡。上面这两个例子中的女人和男人，是因为长期没有性生活而导致了阴阳失调，内分泌紊乱，才表现为一系列的外在症状。而对于这种病的治疗，也不是从线形思维出发，用一种物质（如抗菌素）来消灭另一种物质（如细菌），而是从“阴阳”关系入手加以治疗。所谓的“欲男子而不得”和“命与一妇人交”，就是要通过男女之间的交配达到阴阳的平衡。不如此，失去平衡的身体机能就无法恢复常态。
之所以此，有人认为，吃中药的意义在于吃阴阳，而不是吃元素。这话很有道理。中药的配制和西药的使用方法完全不同，它不讲究“提纯”，而是重视“配伍”，即因地、因时、因人、因症而不断地调整配方，使阴阳有变而无定法。所以，很多研究中医的西方人试图通过分析中药中的化学成分来探究中医治病的原理，往往无功而返。因为中医中根本就没有“以不变应万变”的药方，视野中更没有一模一样的病人。想要在里面找到“一劳永逸”的治疗方法，简直是痴人说梦。也正因为此，中医的这种理论使其很难进入实证性的、普适性的现代科学形态，经验色彩较浓。纵观我国历史上的那些著名的医学理论，到最后仅仅是一些药方的汇总。比如《本草纲目》，记载了两千多个药方，但却没有所谓的病理学。究其原因，正是中医所信奉的“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思维观念决定的。
中医不仅重结构、轻元素，而且还重功能，轻器官。虽然《黄帝内经》在“灵枢”一篇中也谈到了解剖问题，但其建立起来的中医理论，却不像西医那样严格地以解剖学为基础。但其所建立起来的中医理论， 却不像西医那样是以严格的解剖学为依据的。中医也有“藏象”理论，但其所谓的“五脏”、 “六腑”则不能与西医的种种器官等量齐观。以五行学说相比附，中医主张肝、胆配木，心、小 肠配火，脾、胃配土，肺、大肠配金，肾、膀胱配水。这是由于，木的性能是向上舒展的，故与 肝、胆善于疏散的功能相同类；火的特点是炎上的，故与心和小肠开窍于舌、发赤于面的特点相等同；土为生长万物之母，故而比做具有消化和吸收功能的脾、胃；金能发出声响，故而犹如上下鼓动的肺和大肠；水则具有向下流淌的特点，故而与具有排泄功能的肾和膀胱相比附……。由此可见，中医的“五脏”、“六腑”主要是从功能而非器官入手的（六腑中的“三焦”甚至没有 与西医相对应的器官）。说到底，中医所赖以支撑的思维结构——“阴阳”本身就是功能属性而机器上的零件。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五脏”为阴，“六腑”为阳；而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无论是 “五脏”还是“六腑”，它们之间又各有其阴阳互转、相生相克的辩证关系。正如“灵枢”篇中所说：“阴中有阴，阳中有阳……内合于五脏六腑，外合于筋骨皮肤。故内有阴阳，外亦有阴阳。”
看来，在中医的眼中，人的身体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场”，对于人体健康真正具有意义和影响的，不是这些器脏的实际结构，而是其相互之间的功能关系。其中蕴含着诸多“阴阳不测谓之神”的秘密，根本无法找到对每个人都适用的医学规律，也无法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

谢谢楼上，欢迎多多批评指正

很难再深入写了，我是在写中国文化的智慧。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要写。阴阳式思维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看不见的经络脉象——中医眼中的“身体”

但在中国人眼里，人不是机器，而是一个场，一个棋盘。人的器官好比棋盘的上的每个棋子。对中医而言，重要的是盘活“身体”这盘棋，而非计较棋盘中的每个棋子。所谓“善弈者谋局，不善弈者谋子”。只要这些棋子能够互相配合，协调有序，身体就是健康的；否则就是病态。因此，中医在“阴阳式”思维的影响下，重视的是身体的机能结构，而非各个器官。正如棋子离开了棋盘没有任何意义一样，身体上的每个器官单独拿出来没有任何意义。从这种“重结构、轻元素”的立场出发，中医建立了与西医完全不同的病学理论。中医没有细菌理论，但却讲究寒热、虚实。中医没有把导致疾病的原因归结为某种单纯的病原体，而是将其看作是身体各机能关系失衡的结果。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说的那样：“阴盛而阳虚，先补其阳；后泻其阴而和之。阴虚而阳胜，先补其阴，后泻其阳而和之”。
正是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中医很注重养生。养生之道在于取消疾病发生的根源，是一门更高的医术。而等到病入膏肓再去治病，这样的医生也许只是三流。有这样一个故事：扁鹊是战国时代的名医。他的医术很高超，很多疑难杂症，扁鹊都能手到病除，因此扁鹊的名声大噪。相比之下，他的两位哥哥就有点“名不见经传”了。一天，魏国的国君文侯问扁鹊：“听说你有兄弟三人，都会行医，哪个水平最高啊？”扁鹊说：“我兄弟之中，我的水平最差，大哥的水平最高。”文侯很奇怪：“为什么你的水平最差却名气最大呢？”扁鹊说：“大王有所不知，我大哥可以在病人生病之前，就可以看出病人所生之病，并给予适当的治疗和提醒，病人就不会生病。由于大哥治病在病人病症发作之前，病人并没有确实的体验到疾病所带来的痛苦，所以病人就不会觉得我大哥会治病。二哥技术比大哥稍差，它只能在病人发病之后，在病情深入发展以前给病人治好，所以病人以为我二哥只会治小病。而我的水平，只能在病人并入膏肓的时候才能为其治病，所以，大家看到的都是我治好的疑难杂症，觉得我的医术最高，所以我的名气才最大！
《史记•包公传》中也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一妇人，常有腰背疼痛并伴有畏寒发热，名医淳于意诊断属于“内塞”，病因是由于“欲男子而不得”所致。清代也有因10年未过性生活以致有神经症表现的男人，名医徐灵胎的处方是“命与妇人一交”。所以，在中医看来，所谓的病证不是病毒侵入了人的身体，而是阴阳失衡。上面这两个例子中的女人和男人，是因为长期没有性生活而导致了阴阳失调，内分泌紊乱，才表现为一系列的外在症状。而对于这种病的治疗，也不是从线形思维出发，用一种物质（如抗菌素）来消灭另一种物质（如细菌），而是从“阴阳”关系入手加以治疗。所谓的“欲男子而不得”和“命与一妇人交”，就是要通过男女之间的交配达到阴阳的平衡。不如此，失去平衡的身体机能就无法恢复常态。
之所以此，有人认为，吃中药的意义在于吃阴阳，而不是吃元素。这话很有道理。中药的配制和西药的使用方法完全不同，它不讲究“提纯”，而是重视“配伍”，即因地、因时、因人、因症而不断地调整配方，使阴阳有变而无定法。所以，很多研究中医的西方人试图通过分析中药中的化学成分来探究中医治病的原理，往往无功而返。因为中医中根本就没有“以不变应万变”的药方，视野中更没有一模一样的病人。想要在里面找到“一劳永逸”的治疗方法，简直是痴人说梦。也正因为此，中医的这种理论使其很难进入实证性的、普适性的现代科学形态，经验色彩较浓。纵观我国历史上的那些著名的医学理论，到最后仅仅是一些药方的汇总。比如《本草纲目》，记载了两千多个药方，但却没有所谓的病理学。究其原因，正是中医所信奉的“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思维观念决定的。
中医不仅重结构、轻元素，而且还重功能，轻器官。虽然《黄帝内经》在“灵枢”一篇中也谈到了解剖问题，但其建立起来的中医理论，却不像西医那样严格地以解剖学为基础。但其所建立起来的中医理论， 却不像西医那样是以严格的解剖学为依据的。中医也有“藏象”理论，但其所谓的“五脏”、 “六腑”则不能与西医的种种器官等量齐观。以五行学说相比附，中医主张肝、胆配木，心、小 肠配火，脾、胃配土，肺、大肠配金，肾、膀胱配水。这是由于，木的性能是向上舒展的，故与 肝、胆善于疏散的功能相同类；火的特点是炎上的，故与心和小肠开窍于舌、发赤于面的特点相等同；土为生长万物之母，故而比做具有消化和吸收功能的脾、胃；金能发出声响，故而犹如上下鼓动的肺和大肠；水则具有向下流淌的特点，故而与具有排泄功能的肾和膀胱相比附……。由此可见，中医的“五脏”、“六腑”主要是从功能而非器官入手的（六腑中的“三焦”甚至没有 与西医相对应的器官）。说到底，中医所赖以支撑的思维结构——“阴阳”本身就是功能属性而机器上的零件。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五脏”为阴，“六腑”为阳；而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无论是 “五脏”还是“六腑”，它们之间又各有其阴阳互转、相生相克的辩证关系。正如“灵枢”篇中所说：“阴中有阴，阳中有阳……内合于五脏六腑，外合于筋骨皮肤。故内有阴阳，外亦有阴阳。”
看来，在中医的眼中，人的身体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场”，对于人体健康真正具有意义和影响的，不是这些器脏的实际结构，而是其相互之间的功能关系。其中蕴含着诸多“阴阳不测谓之神”的秘密，根本无法找到对每个人都适用的医学规律，也无法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

对不起了,错了

中医算不算科学——取消中医的背后
清朝末年，西方凭借着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西方的思想观念伴随着他们的科学技术一起涌进了中国，其中就包括西医。
西方的坚船利炮早已经让我们见识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威力，我们的大刀长矛挡不住他们的枪林弹雨，我们的武术无法击敌于数尺之外，我们的血肉之躯也无法和炮火相抗衡。所有的这些，让我们无法不正视，无法不面对。于是，在我们民族的内心深处，出现了普遍的生存焦虑和一层浓厚的自卑感。
否定中医的呼声就是在这样一种自卑感极重氛围中喊出的，原因很简单，当我们把中医当作科学来对比中医的时候，发现中医根本就不是西方的那种实证科学。无论我们用多大倍数的显微镜，我们也看不到“阴”和“阳”，无论我们怎么把人的身体进行解剖，也发现不了穴位，而那些所谓的“丹田之气”也是不知在无何有之乡！
所以说，一定要以科学的观点看，中医显然是没有根基的。中医理论根本就不是按照线形因果思维建立起来的，而且也不能用实验的方式进行实证研究。但问题是，线形因果思维真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吗？我们不否认，中国文化中的“阴阳”思维渗透到人生、自然、社会的各个领域，在体现中国文化独特智慧的同时，也造就了很多迷信和糟粕。但西方的线形因果思维渗透到人生、社会、自然的各个领域，就没有形成糟粕吗？答案无疑是肯定的。西方把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都纳入到了科学的解释框架，试图用科学解释一切，也出现了难以回避的尴尬。科学也许能用来解释“冷冰冰”的事物，但却无法解释“活体”的生命。正如我们所引用的康德那句话：“给我物质，我能撬起整个宇宙，但是科学定律连一个毛毛虫的生命运动都不能解释。”中国的阴阳思维，对“活体”一直充满着人文关怀，而不像西方人那样把什么都看作“对象”，看成“工具”，这种思维在社会领域内广泛应用，形成了兵法、谋略、艺术等中国特有文化瑰宝，但是，当中国人也运用这种方式来思考自然界时，就出现了 “天人感应”之类的封建迷信。所以说，无论是西方的线形因果思维，还是中国的阴阳思维，都有自己所适用的范围和界限，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是“霸权”，就是“僭越”。西方的科学思维是如此，中国的阴阳思维也是如此。
但是，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我们中国人对西方的一切都表现出了狂乐得热情。尤其是对西方的科学，简直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另一方面，我们却无情地抛弃了自己的文化，抛弃了自己的智慧。不相信，我们就去看一看电视上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广告，不是补锌，就是补铁，好像我们中国所有的人忽然间都缺乏营养了。而这种吃“铁”、迟“锌”的逻辑恰恰是西方的思维。我们忽视了整个身体的平衡，而疯狂地进补，最后往往适得其反，不但没有使身体更健康，反而伤害了身体。
当然这里面也有商业运作的成分。一些商家抓住国人迷信科学的心理，在进行大肆宣传的同时，也开始展开了“威胁”。比如怀孕，就有人威胁我们：“女人怀孕了要吃叶酸，如果不吃，肚子里的孩子就不会发育好，搞不好就是畸形”。面对这样的“威胁”，我们吃不吃？我们完全处于弱势，也许不得不吃。
因为迷信西医，我们在生活中闹出了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有很多“闹剧”还转化成了悲剧。比如，很多人为了减肥不吃饭，结果虚脱而死。这样的悲剧估计每年会出现很多例。还有很多人用西医的疗法去美容、去美体，用进口的化妆品，做“丰胸”之类的手术。对于这种现象，与其说是无知，还不如说是对西医过分迷信。
前两天，笔者的一位朋友喜得贵子。孩子出生时8斤多，让朋友着实高兴了一回。在我们现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妇女怀孕以后，摄入的营养越多越好；孩子出生以后，体重越重越好。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按照“阴阳互根同生，相反相成”的观点，人体的机能活动和人体的营养物质是一对矛盾体，无论哪一方占了优势都未必是什么好事。如果肚子里的生命吸收了过多的营养，势必会造成阴盛阳衰，影响婴儿出生后的机能活动。现代人总爱相互攀比孩子出生后的重量。你的孩子出生后只有5斤，我的孩子出生后却有8斤，于是就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孩子比别人的孩子健康。按照中医的理论，孩子出生后6斤多最恰当不过了，过于肥胖的孩子势必会造成“阴”（营养物质）盛“阳”（身体的机能活动）衰，影响孩子整个身体的机能。
中医中的阴阳思维固然有其缺陷，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限制了外科手术的发展。然而，人体诸机能的健康与协调是否像西医所理解的那样，都能还原为各个器官的完整与健全呢？恐怕也并非如此简单。“代偿”功能的普遍存在似乎已说明了这一点。比如，眼睛不好的人，耳朵往往灵敏。把人的身体分析成一堆乱七八糟的指标（去过医院化验的人估计都有这样的体会）进行个案研究，只能使得身体的整体性遭到破坏。也许，人体本来就是一个“黑箱”，并不是所谓的科学能够完全解释的。当我们以解剖学的方式将其“打开”之后，“黑箱”里的秘密便不复存在了。正如黑格尔作的那个精彩的比喻：“用分析方法来研究对象就好像剥葱一样，将葱皮一层又一层地剥掉，但原来的葱已不在了。”

阴阳不测谓之神
——从谋略、兵法看社会领域内的“阴阳”观念

医术和战术——孪生兄弟的不同命运
和中医的命运不同，中国“阴阳式”思维一旦进入到社会人生领域，就大放光彩，就连西方人也不得不佩服。西方人说我们的文化中没有产生出科学，但他们从来不敢说中国文化里没有产生出兵法和谋略。翻开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和中医一样大放光彩的是中国的兵法和雄辩之术。说起中国的兵法，我们很容易想到的就是《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说起雄辩之术，我们的脑海中马上就会浮现出战国时代的“纵横家”和那部专讲谋略的《鬼谷子》。据说，现在《孙子兵法》已经被翻译成了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国流传，更为甚者，有的国家还为大学生专门开设课程，讲授这门看似古老、但却常读常新的中国智慧结晶。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孙子兵法》被西点军校列为教学参考书。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洛杉矶时报》记者采访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时，发现其办公桌上摆着两本书：一本是《恺撒传》，另一本就是《孙子兵法》。美军进攻伊拉克的时候，每位士兵手里都备有一本《孙子兵法》，随时阅读，以备不时之需。可见西方人对中国古代兵法的热衷程度。
但戏剧化的是，《孙子兵法》、《鬼谷子》和中医其实同出一源，其思维方式都是来自《周易》，来自那个神秘难测的“阴阳鱼”图形，区别仅仅在于一个用于了自然领域，一个用于了社会认识领域而已。如果我们把《黄帝内经》和《孙子兵法》对比来读，就会发现它们的思维方式其实是相通的：

《兵法》曰：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陈。《刺法》曰：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漉漉之汗，无刺浑浑之脉，无刺病与脉相逆者。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袭者也；与其形之盛者也；与其病之与脉相逆者也，”
——《黄帝内经•灵枢》


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
——《孙子兵法•军争》


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故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设备于已失之后者,非上圣也;智与众同,非国师也;技与众同,非国工也。
——《六韬•军势》

在上面的文字中，《内经》直接引用兵法，可见已经把“医术”当成“战术了”，所谓的“刺法”也不过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兵法”。而《孙子兵法》中的一句“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明显是从治病救人的中医中得到了灵感和启发。而最后这段《六韬》中的话就更明显了。直接把两军对垒比拟为治病救人，所谓“善战者”和“善除患者”，其实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道理其实是相通的。
我们可以作这样一个比喻：中医和兵法其实是一个母亲的两个儿子。这个母亲就是《周易》。他们是一奶同胞，性格、脾气、智商几乎无甚差别，但他们走的道路不同，从事的职业有所差异，从而注定了他们在今天社会中不同的命运：中国的兵法是当今社会的座上客，备受青睐，人们不仅要从兵法中学习人生智慧，还要用于外交、商业等现实领域；而中医则非常不幸地沦为了阶下囚，被斥为封建迷信，一棒子打入了冷宫。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中又包含什么隐情呢？
其实前面我们已经隐约提到了。和线性因果思维一样，《周易》中所体现这种阴阳思维方式也有其适用的界限。二者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正确思维。当这种思维向自然领域渗透时，难免会产生一些迷信和糟粕，当精华和糟粕鱼龙混珠时，西方人自然将中医打入了冷宫，至少不会看作科学。而在社会领域就不一样了，社会领域是人参与其中的“地盘”，到处是“活体”的对抗，而不是像大自然那样的“死物”呆在那里等着我们去观察、去研究。正如下面这个图标所分析的，阴阳思维只能应用到人事社会领域才能发挥出威力，可是一旦应用到自然领域，就会出现悖谬，产生迷信。中医之所以不是迷信，就是因为人的“身体”并不是单纯的“自然物”，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场”，但是阴阳五行之术推导出来的“天人感应”之类的东西，就是迷信了。线性因果思维也是如此，它应用到自然领域，产生的是科学技术，但它一旦进入人事社会领域，就是教条了，必将压抑人的自由意志，把人可做按照既定程序动作的机器。
应用领域/思维模式 阴阳思维 线性因果思维
自然领域 封建迷信 科学技术
社会领域 谋略智慧 本本教条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过一句著名的话：知识关乎自然，智慧关乎人生。什么是知识？知识就是人类在与大自然周旋过程中总结出来的规律，它能够预测未来，为我所用。比如说，今天太阳从东边升起，在西边落下。我们看的久了，就进行了总结：太阳每天都从东边升起，在西边落下。于是，我们就靠这个知识来指导自己的生活起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说：知识关乎自然。但是，一旦涉及人的生活领域，知识就没有用了，因为知识一旦把人的生活纳入到自己的范围之内，就会出现尴尬，因为线性因果思维在这里完全失效了。比如爱情就不是科学，谈恋爱如果有所谓的“爱情学”的话，我们也无法从中总结出什么规律。因为对你适用的，未必对别人适用。
所以，与人相关的学问就不是知识了，而是智慧。还有现成的法则可用吗？肯定没有。因为你想把对方置于死地，对方也想将你打的不能翻身。这里已经是两个“活体”的对抗了，线性因果思维在这里肯定会遭到挫败，而阴阳互动、此消彼长的思维却派上了用场。正如谋略大师冯梦龙所说：“智慧没有固定的模式，以顺应时势者为最高。所以愚人千虑或有一得，聪明人千虑亦有一失。而大智之人遇事能应付自如，无需经过千思万想。他人取其微末，我则执其大端；他人看得近，我则觑得远；他人愈忙愈乱，我则以逸待劳；他人束手无策，我则游刃有余。正因为如此，所以难事遇到他就变易了，大事遇到他就化小了。他观察事物，入于无声息的毫芒之微；他举止行动，出入意想思考之外。”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是孟子说的话。意思是说：如果照抄照搬书本上那些教条般的知识，就不如没有知识。因为知识会让我们的思维形成套路，造成思维负担，最终作茧自缚。战国时期的赵括，把兵书背诵的滚瓜乱熟，连他的父亲赵奢都自叹不如。但又怎么样呢？长平一战。四十六万大军全军覆没，无一而还。近现代史上的王明，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是倒背如流，可惜就是不懂中国国情，处处吃败仗，如果不是毛泽东的临危受命，红军也几乎是全军覆没。兵法绝对不会有现成的理论，谋略也没有所谓的规律，只能是“运用之妙，在乎一心”。

五四以来的尝试无可辩驳地证明：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过是一个天真的幻想。因为中国文化的特质就在于：她的世界观（把世界看成什么）和方法论（如何看待世界）是纠缠在一起的。这一点在《周易》中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我们自以为自豪的“天人合一”的背后，其实是“仁”与“智”的纠缠，“体”和“用”的不分，“道”和“术”的难辨。现代化的历程表明，尽管我们小心翼翼，西学的“用”已经成为“体”了。

《孙子兵法》的冷酷面孔（之一）
正是由于“阴阳式”思维的影响，中国社会各个领域无不打上了“斗争”的色彩。中国人把任何事情都愿意当作战争来看待。比如辩论，本是口舌之争，我们称之为“舌战”。《三国演义》中就有过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故事。商业领域中的竞争我们称之为“商战”。而最能代表中国式游戏的象棋和围棋，也是仿照“战争”来设计的。在法庭辩论中，起诉的一方发起的是进攻，辩护的一方是在防守……
当然，最能代表“斗争”的还是战争本身，其他的都是小儿科。因为，它牵涉的是生死存亡，远非其他形式的“斗争”所能比拟。战争，估计是人类最直接、最残酷的争斗形式了。当其他的一切手段都不能达到目的时，最后只能诉诸于武力。古人早就说过，兵凶战危，对国家而言，它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最后一种手段，它用实力说话，用流血的方式来最终强迫失败者臣服。战争的结局，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并且是用“生”与“死”、“存”与“亡”这种最惨痛的代价和最极端的选择来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当你在战争中失败，必须接受“死”与“亡”的现实，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因此，国家的主宰者、战争的决策者，对战争问题不能有丝毫忽略，必须认真对待。正如《孙子兵法》所云：“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说到《孙子兵法》，估计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化理论化的军事著作了，素有“兵学圣典”之称。在我国历史上，《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据说作者为春秋末年的齐国人孙武（字长卿）所著，全书分为十三篇，是孙武初次见面赠送给吴王的见面礼。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说：“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汉书•艺文志》中则记载：“兵权谋家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也就是说，孙子在见吴王的时候，所献上的仅为八十二篇中的十三篇，见吴王后又著问答多篇。晚至唐代，流传的孙子兵法共三卷，其中十三篇为上卷，还有中下二卷。《孙子兵法》注家杜牧认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十三篇，是经三国时期的曹操之手删节的。
但无论是八十二篇，还是十三篇，对我们了解传统文化中的军事辩证法来说，都已经足够了。因为兵法本身只是我们进入战争智慧的“抓手”和“敲门砖”，而不是现成的理论和教条。正如《孙子兵法》中所说的：“微乎其微，至于无形，神乎其神，至于无声，能为敌司命”。也就是说，真正高明的将领不会迷信任何现成的理论，不会把任何法则当作万能钥匙，而是在当时的局势中，在敌我双方所展开的阴阳互动和转化中随机采取相应地战略，正所谓“相时而动，顺势而行”。不如此，就无法做到游刃有余，左右逢源。而这才是《孙子兵法》传授给我们的智慧，即什么也不要迷信，即使是《兵法》，它也仅仅是一个梯子，当我们登着梯子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就应该把梯子抛弃。
所以，在笔者看来，《孙子兵法》中最高的智慧并不是“兵以诈立”的战术思想，也不是“兵者诡道”的用兵法则，而是一种“阴阳不测谓之神”的“无形”智慧。翻开《孙子兵法》，最高明的战略就是“微乎其微，至于无形”，最高明的战术则是 “不战而屈人之兵”。所谓“微乎其微，至于无形”，是在告诉我们：在战争中切莫有“执著之心”。因为你一旦“执著”，必然有破绽，有破绽就有软肋，有软肋则战不能胜。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不费一刀一枪而平息战争，将战争化于无形。这估计是战争中最高明的战术了，因为这一思想已经是跳出战争来看待战争了。战争是在利益纷争面前迫不得已才采取的手段。既然如此最高明的战争则是没有战争。所以《孙子兵法》中说：“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奇胜，无智名，无勇功。”没有勋章的将军才是最好的将军，默默无闻的领袖估计才是最有智慧的领袖，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著名象棋大师于幼华曾经说过，要想在象棋对弈中取得胜利，办法不外乎两个：一是把对方将死，二是把对方的子全部吃光。乍一听，这话好像是废话，没有任何意义，其实，简单的两句话已经涵盖了象棋对局过程中的全部玄机。战争何尝不是如此呢？战争要取得胜利，办法估计也不外乎两个：一是让对方放下武器，主动认输；二是将对方的军队在肉体上予以消灭。前者是大战略，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后者才是具体的战术运用，是“以奇之兵”的阴谋诡计。既然是“存乎一心”，就没有所谓的普遍法则，所以要“神乎其神，至于无声”；既然是“以奇治兵”的阴谋诡计，也就没有固定的套路规矩。所以，“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有一位研究《孙子兵法》的资深专家曾经说：《孙子兵法》是两张面孔：一张面孔看似说了很多，另外一张面孔看似又是什么也没有说。确实如此，翻开一张面孔，我们细细体味，就会发现里面蕴含着无法穷尽的大智慧；而翻开另外一张面孔，确是如此地不实用!它无法像科学知识那样拿过来直接运用，对现实无法进行具体的指导。也正因为此，《孙子兵法》真是“誉满天下，谤满天下”。有很多人靠兵法打赢了很多战争，但更多的人则是受了兵法的拖累打败了战争。原因很简单，那些战败者把智慧当成了知识，把《孙子兵法》当成了教科书，把“阴阳不测谓之神”的“神”理解成了无往而不利的规律，哪里有不打败的道理？真是成也兵法，败也兵法。西施一笑，风情万种；而东施效颦，则是丑态百出。韩信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扭转败局；马谡凭借孤山，逞匹夫之勇，结果是全军覆没。知识是可以复制的，而智慧却不能照搬。
佛家讲，你要放下，就连“放下”的念头也要放下。《兵法》何尝不是如此？你也要放下，最后连《兵法》也要放下。

目前中医前景似乎并不看好，更有人叫嚣取消中医。而我身边的情况是当西医无明显效果时，人们才转投中医，似乎有死马当活马医的感觉。却往往有出乎意外的结果，即疗效好于西医。未知楼主大才对中医的前景与出路可有甚高见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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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出入就是中国文化的出路，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平心静气地看待我们的文化，而不是线形的、因果的、实证的。别忘了，看待世界的眼光有很多种。

其实所谓的“智慧”，不过是看待世界的方式。但这种方式不能独断化，而必须保持着鲜活，否则的话，就是本本和教科书。所以说，智慧和民族的文化紧密相连的，也无所谓对错。

《孙子兵法》的冷酷面孔（之二）

两军对峙，兵戎相见，战争的双方常常并不处于单向制约的因果关系中，而是处于彼此消长，相互转化的阴阳关系中。正如范蠡所说的那样：“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在这里，没有直来直去，而是迂回和进入。直线的思维要不得，正所谓“欲速则不达”；而只有寻找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才能最终到达“目的地”，正所谓“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当这种“阴阳不测谓之神”的阴阳纠缠的思维形式进入到战争的战略战术研究，就出现了《孙子兵法》中的强弱、虚实、远近、真假等范畴。正所谓“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视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扰之，卑尔骄之，逸而劳之，亲而离之。功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正因为此，中国古代的很多军事家，比如孙武、范蠡、孙膑、韩信、赵奢，都是善于运用“阴阳”之间的这种相反相成、此消彼长的关系来分析战争中的刚柔、奇正、攻防、主客、虚实、劳逸诸种矛盾因素，有的甚至直接运用《周易》来推演兵法。
阴阳观念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本没有对错、好坏之分，关键是要看这种思维向何处运用和延伸。就好比火药的发明，我们既可以用来开山辟路，也可以用来烧杀抢掠。阴阳观念也是如此，它在自然领域运用中运用，我们顶多会说它不科学，但在战争领域就不一样了，它立即换了一个面孔，变得残酷无情。因为在这场游戏中，赌注不是别的，而是人的生命。《孙子兵法》开篇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正因为此，战场估计是世界上最卑鄙的地方了。之所以卑鄙，是因为战场上没有父母，没有兄弟，没有朋友，没有人情，更没有道德，唯一有的就是生死。抛开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不谈，单就战争本身而言，战争将人性中的恶全部暴露，同时也将人的智慧发挥到了极致。所谓“以奇治兵”，说得就是要出其不意，不按常规方式出牌；所谓“兵以诈立”，则是说，弥漫在战场上的都是谎言，没有一丝的真实。总之一句话，战争是一个没有游戏规则的游戏。
春秋时期，宋国的国君襄公向来主张以德治国，推崇仁义。但就是这样一位仁君，历史却送给他一个绰号——“蠢猪式的军事家”。因为他将治理国家的原则用于了领兵打仗，最终导致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据韩非子的寓言集《外储说•左上》记载：宋襄公与楚人战于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济。右司马购强趋而谏曰：“楚人众，而宋人寡，请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击之，必败。”襄公曰：“寡人闻君子曰：‘不重伤，不擒二毛，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济而击之害义。请使楚人毕涉成阵，而后鼓士进之。”右司马曰：“君不爱宋民，腹心不完，特为义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阵矣，公乃鼓之。宋人大败，公伤股。三日而死。
历史往往是无情的。战争，尤其是古代社会中那些为争夺统治权力而互相厮杀的战争，总是要彻底撕掉那块“仁义道德”的遮羞布，以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展示于世。于是乎，恪守“军礼”信条，奉行“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原则的宋襄公被不讲信义且又实力强大的楚军打得落花流水，大败亏输，成为战争舞台上的完败者。
战场估计都是小人的天下，是一个把“恶”赤裸裸地表现为“恶”的场所。难怪马基雅弗利说“政治无道德”。在这里讲道德，简直就是迂腐。《资治通鉴》载：公元前340年，商鞅帅秦兵攻打魏国。魏国派公子卬率兵迎敌。商鞅当年曾在魏国效力，与公子卬相交甚厚。于是商鞅派人遗书于公子卬： “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之民。”意思是说，我原来和公子您是至交，现在却是各为其主，兵戎相见，实在不忍。我很想和公子您见面谈一谈，最好能把手言和，互相罢兵。这样做不仅不伤害我们之间的情谊，对魏、秦两国的百姓也是有好处的。天真的公子卬竟然相信了，“乃相与会。盟已，饮。而卫（商）鞅伏甲士，袭虏公子卬，因攻魏师，大破之。”
就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打败了重情义的君子。胜者为王败者寇，这就是战争所带来的强权逻辑和霸道哲学。齐鲁之乡的宋襄公以仁义治国，本是一件令人尊敬的事情。可惜，他将自己的原则过分放大，用其指挥战争，最终遭人诟病，授人以笑柄。公子卬何尝不是如此？重情谊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把情谊用在了不合适的场所，才遭了商鞅的暗算。
每个领域都有其所适用的思维原则，应该划开界限，不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地捆绑在一起。而中国的文化却在本根上很难理清楚其中的是非曲直，阴阳思维四处撒播，使得精华与糟粕并存，珍珠与泥沙同在。所谓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是一个天真的梦想，而老子的“以正治国，以奇治兵，以无为取天下”的警告更是成了千古绝响。中国的阴阳思维借助战争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反过来又渗透到了治国、人事、管理等其他社会领域，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了太多的交际“兵法”、处世“兵法”、管理“兵法”、仕途“兵法”……不知道有多少“厚黑”、权术、阴谋诡计和尔虞我诈与这些所谓的“兵法”有关。翻开中国历史，中国人把太多的精力和才华都浪费在了人际关系的算计上，用在了权术的平衡上，以至于造成了大面积带有杀伤力的“内耗”，使得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几乎丧失了向外突破的力量。这估计正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大力反省的地方。
真理再向前一步就是谬误。此话不假，真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下面讲到中国传统中的谋略之学的时候，我们也许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