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人都无法脱离开时代和古代的经典进行对话。所以，“皓首穷经”的老路正如侯外庐说的那样，“其法也拘”。我们何必不站在中西方文化碰撞的时代浪潮，让二者进行对话，为由如此，我们的文化才能发展，才能焕发新意。如果没有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佛家思想怎么能消融进来呢？孔子说的“天时”总是随机显现的，顺天时方为大道。楼上的朋友看似学究，其实恰恰是认知性的思维占据了头脑，在国学研究方面挥舞大棒，把我们这一无政府主义的事业阉割。

治大国若烹小鲜
如果说“君道无为，臣道有为”表现的是一种驭人之术，那么，“治大国若烹小鲜”反映的则是种治国方略。前者是“统”，后者是“治”。前者的理想境界是政令畅通，后者的理想境界则是天下大治。
在国家的治理上，老子的观点就是“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说，治理一个国家就像烹炒一个小鱼，不能随便搅动它，否则它就烂了。这个观点和老子“大道无为”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老子认为治理国家应该“无为而治”，又说“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并非什么都不干，而是要无为而为，即要顺乎自然的前提下有所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六章》）大道运行，自有其章法和规律，一旦人为干预，就会陷入异化而不可自拔。
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它根本就不需要某些所谓英雄的振臂高呼，更不需要所谓圣贤的耳提命面，只要做到“无为”，把主动权交给人民自己，自然走的是正途。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第五十七章》）就像今天炒股票一样，最低级的炒股手天天看盘，手忙脚乱，累得半死，结果也没有挣到钱。其次的是跟着指数跑，患得患失，钱没有挣到，心却已经疲劳过度；而真正的高手却是看趋势，看个股不看大盘，喝着茶聊着天挣了大钱。股市不养勤奋人，同样，在国家的治理上也需要“无为”，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所谓的“领路人”和“领跑者”。“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第四十九章》）意思是说，圣人永远没有自己的主观偏见，应百姓的意见为意见。可见，无为而治，才是老子眼中的圣人之治。
根据无为而治的思想，老子提出了他的理想世界：“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车舟，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第六十七章》）
老子眼中的这个理想世界当然无法实现。也正因为此，用“无为”的方式来治国，多被理解为“消极”，遭后人诟病。但是圣人终归是圣人，其智慧的光芒穿透寰宇，为历史尘埃所不能阻挡。以史为鉴，多少前朝兴亡事，不无证明了老子思想的宝贵。世道沉浮，王朝更替，也都说明了一个道理：统治者无为，则百姓有为；统治者有为，则百姓倒霉。不相信，我们可以像放电影一样看一下历史上这几个鲜活的例子。
先说秦朝吧！秦始皇灭六国而一统天下，文治武功似乎彪炳千秋。但我们去关注一下当时的百姓民生，则可以用“人间炼狱”来形容。在秦国统一之前，秦国就有“暴秦”之称了。当时秦国虽然最强大，但其统治下的人民确是最痛苦的。秦统一六国后，且不说秦国通过“焚书坑儒”消灭了六国文化，摧残了社会的文明成果，只看那万里长城与三百里阿房宫，就让多少百姓家破人亡、血泪成河！“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秦的暴政激化了社会矛盾，到了秦二世的手里就土崩瓦解了。究竟有为还是无为，百姓心里有谱。万里长城虽然威武，但怎能掩盖孟姜女的眼泪！
“治大国若烹小鲜”，不要随便去打扰老百姓的生活。同样，统治百姓，就不能经常去劳民伤财，动不动就抓壮丁去修坟墓、挖运河、垒长城、征北方、打南蛮……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到民不聊生之时，你的统治也不长了，秦王朝的灭亡就是历史教训。
汉高祖刘邦和他的功臣们都参加过秦末的农民战争，所以很注意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无为而治的思想在汉朝得到发扬光大，汉高祖及他的继任者都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减轻田租，鼓励农耕，提倡节俭，减轻刑罚。使汉朝的生产与经济得到极大的恢复和提高，当匈奴屡次侵犯北方边境时，汉武帝凭借强大经济和技术条件，彻底打败了凶蛮强悍的匈奴骑兵，把匈奴赶到欧洲去了。“犯我天威，虽远必诛”——古往今来，只有大汉时代有如此豪言壮语。大道无为，无所不为。这种高妙的辨证法则，真是非庸人所能理解。
我们再来看看北宋，在中国统一的版图上，大宋王朝的面积最小，不过是偏安的半壁江山而已。北方辽国占领了其幽云十六州，宋赵匡胤虽一直耿耿于怀，但一直没有下决心收复之。他曾说有朝一日要能恢复幽燕十六州，要在北方山地上古北口一带设防。但这计划到四百年后才由明朱元璋指导下遂行。一般人看来，赵匡胤与他的继任者，在军上与政治上似乎都是无所作为的，他们从来不会将国家机器与权力发挥到及至；但无为之中却包含了大智慧，能为常人所不能为。赵匡胤不用汉高祖和明的伎俩去屠杀功臣，而通过著名的“杯酒释兵权”就轻易地加强了中央集权；他对南方一些小朝廷采取怀柔政策，统一了南方，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战局面，小朝廷原来的首领都受到优待，无历朝的疑忌杀戮事件，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他颁布了“不杀大臣，言者无罪”的法令，他的五个继任者都不曾砍过一个文人和大臣的脑袋，这样的结果当然是政治清明，经济文化得到了空前繁荣。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程颢等等大文豪、大改革家、大哲学家都生活在这个朝代。宋朝没有征兵制，为历朝所仅见，它尽量避免征派税赋于民间，刑罚都较其他朝代温和，但对官吏管理严格。那时的百姓生活究竟如何？从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就可略见一斑。《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当时的都城汴京的繁荣景象，生活在画中的每一个百姓，都享受着其他朝代难有的幸福生活。难怪金庸先生说，如果再重新写历史，一定要把老百姓的幸福程度当作一个重要指标。
有一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比较300年后的明朝财政数字，你会惊奇的发现，大明王朝的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1/10弱，南宋的1/6弱，而600年后的大清王朝，其人口与版图都在宋朝的3倍以上，财政收入也远远不能达到宋朝水平，直到清末才能勉强接近。
中国历代皇帝，唯有赵匡胤是职业军人出身。作为出色的将军，他当然不甘心偏安于一方，想建立奇功，征服北方，一统天下，名垂青史。但他又很清楚，穷兵黩武和采用严酷的政治制度，只会给百姓带来痛苦，给国家带来动荡与灾难。有为与无为之间，他选择了无为。后人不得不叹服于他智者的境界与行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有这样良好记录的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而西晋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
虽然宋朝后来被北方蛮族灭了，这不是因为无为而治的错，而是赵匡胤后来的继任者没有真正领会无为而治的真谛。如果把“无为”理解为什么也不干，那就大错特错了。前面提到了，老子说“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治就是要在无为的基础上有所作为，汉朝就是懂得了大道“无为无所不为”道理。如果北宋王朝在国力强盛之后，集中力量打败北方蛮族，收复失地，重定疆土范围，那么历史就要改写了，也可以继续实行无为而治了。
无为而治，其实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可惜的是，历代政治家，真正能领略无为而治的高妙境界的其实很少。那些自认为伟大的政治家，都不过是用人民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桂冠，将自己的伟大奠基于人民的痛苦之上。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而那些真正伟大的政治家，总是让自己变得平庸无为，因为只有他们的“无为”，才会有百姓的“有为”，才会有人民的幸福。正如喀尔诺说的那样，“自由的国度里，怨言多，痛苦少；在专制的统治下，怨言少，痛苦多。” 孟德斯鸠也说：“那种历史记录读来乏味的国家是幸福的。” 1999年有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来大陆，记者问如何评价克林顿政府对90 年代新经济的贡献时，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回答说：“看在克林顿没有做过什么事的份上，给他打个8分吧！”的确，克林顿除了折腾了一个不太正经的莱温斯基事件外，似乎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东西更吸引人们的眼球了，但美国经济却获得了复苏与持续增长。而小布什动不动就反恐，动不动就挥舞大棒侵略别国，看起来热热闹闹、风风光光，美国的经济却陷入了萎靡。而小布什政府又不得不动作起来转移人民的视线，结果陷入了恶性循环，越搞越糟。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道德经•第二十九章》）老子骑着青牛，出了函谷关。除了一个神秘莫测的背影和一部短短五千言的《道德经》，他什么都没有留下。但其中蕴含的道理，不知道我们还要咀嚼多久，才能慢慢消化。

这篇文字本来不打算粘了，但是为了保证连载的顺畅性，还是粘上了。因为里面的很多文字是借鉴别人，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剽窃的。很久以前，本人曾在这里看过一篇文字“大道无为——读《破道德》经”，久久不能释怀，很有感触。自此以后，读了不下几十遍。自认为无法超越。所以，这篇文字里有很多那个文章的痕迹。如果作者介意，我会考虑让斑竹删除。但是，尽管不是我的，但却能说明我的观点。放在这里也是合适的。

风澄百音兄台又来啦。我正等着呢，一下午就为这一个事情。

者：erhaozhu　回复日期：2008-8-18　18:41:13
我说，您何必要用百科全书这种专有名词？看你要说的这些话，恐怕要发明一个新词，才可以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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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请阁下帮我想一个吧！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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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指的是《道德经》，言简意赅足矣！如果是读不懂的感觉，水深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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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怎么才叫“读懂”，怎么才叫“读不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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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否lz另有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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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喜欢这首小诗，是因为它是对西方那种认知性思维的嘲弄和解构。就好像楼上老以为《道德经》和《孙子兵法》有一个最后的“谜底”。好像有一个最标准的“正解”。其他人如果和这个“正解”不一样，就是读错了，就是走火入魔了。这种独断论如果能够盛行，那么几千年来，我们还注什么“六经”？意思都明白了，还注啥？我认为恰恰是“横看成岭侧成峰”，恰恰是“远近高低更不同”，才使得我们的文化充满恒久的魅力。无论怎么说，我始终倔强地认为，《易经》、《孙子兵法》、《论语》、《道德经》都是“黑箱”，永远也打不开。比如《道德经》，我说《道德经》不是兵法，但能读出兵法‘不是逍遥游，但能读出逍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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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标杆，臆断经典，是中国学术最大的悲哀。庄子蝉蜕之喻，君可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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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都想让兄台给我一个标杆，提携一下后生，可惜兄台老是不说。以至于我到现在还在歧途。

也许我们永远也不要忘了，任何人的心都不是冰清玉洁的白板，也不是一面纯洁的镜子。都是带着“偏见”的。我不仅用法术势解读了老子，我前面还用逍遥游解读了老子，楼上没有看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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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见指明，不妥当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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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说，任何人解释经典都是带着“偏见”的。你，我都是如此。没有看见引号吗？诗问楼上，古人“我注六经”，谁注对了，你给我一个榜样，我好去学习

你用什么来读“老子”？法术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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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那句话，老子这里没有法术势，却能读出法术势。韩非子为什么写《喻老》，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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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是误读典型，只不过他是有机关的，利用《道德经》以达法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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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又有谁没有机关呢？除非是婴儿，可惜他读不懂

我始终相信，天下至理，殊途同归。那些在至高境界上有所领悟的人，已经超越了文化背景和国别。所以，无论是“阴阳不测谓之神”，还是“辩证法”，都是无所谓的。本人从来没有拿来比附，我也没有用西学来审视自己的文化。恰恰相反，我试图让二者对话，这也是这个帖子的初衷。我实在没有觉得把“阴阳纠缠”说成辩证法，有什么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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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您的辩证法，是在什么意义上说的呢？是否按教科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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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为我一说出来，您肯定说俺错了

没有标杆，臆断经典，是中国学术最大的悲哀。庄子蝉蜕之喻，君可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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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都想让兄台给我一个标杆，提携一下后生，可惜兄台老是不说。以至于我到现在还在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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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弄懂原典。那些后人发挥，尽量不看，看了也尽量不记。一字一句圆熟无碍，就可以演绎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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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怎么才叫懂，怎么才叫不懂，

我是说，任何人解释经典都是带着“偏见”的。你，我都是如此。没有看见引号吗？诗问楼上，古人“我注六经”，谁注对了，你给我一个榜样，我好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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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曲解道家，我不过返还《道德经》原旨。至于《六经》，应该请把《六经》尊为国学之必读的人来指点，为何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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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老是说原旨，但你又不说原旨是啥。让我自己去体会。那么，还是一个体会到什么是什么的问题啊，又回去了

没办法，一个帖子只要一贴出，就会被发的到处是。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种局面。本人既是知识传播的受益者，但当自己的东西被“复制”后，也会感到如此地不快。人也许走不出“私人情感”，胸襟仍不够宽广，特别是在这个物质利益和效益占据人心之全部的时代

上面一篇，是本人对于“道家”所进行的全方位透析。从各个方位来打量“道家”，力图提供一个“多维视野”中的道家。其实，在说完“阴阳思维”后，才发现很多地方虽然有所触及，但是不够全面，亦没有能深入，但实在不愿在面对自己写的东西，有时间看看专门针对《易》与中国文化写本书。在我看来，《易》给我们的东西实在太多，它本来就是个黑箱，怎么打都打不开，怎么打都无法穷尽。儒道两家之所以在中国文化历史中传了下来，就在于其对《易》有所领悟。对于道家而言，也是如此。
对道家，本文可提炼为：一、从历史视角，道家体现了对远古母系社会的留恋。“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这是道家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我说其有恋母情结。二、道家贵“阴”，而儒家贵“阳”，对《易》之“阴阳”作了不同的发挥。三、道家是一门深奥的哲学 四、道家偏重于阴阳转化，“反者道之动”。而儒家看重阴阳均衡，强调“中庸” 五、道家在后来也被历史性地拆解，一方面是庄子的“逍遥游”，关注“内圣”，另一方面是孙武和韩非子，看重“外王”。
从今天开始，我们进入儒家。儒家的东西，使这几部分中最不满意的。因为本人的思想好像还没有触及到对“在境遇中修德”的领悟。

黎明前的黑暗
——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


西周后期的春秋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王室衰微”的时代。周王朝的衰微，各路诸侯的坐大，官方似乎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垄断思想资源了。于是，“天子失学，学在四夷”，知识和思想也慢慢分化。政治秩序的瓦解和官方意识形态的坍塌，使得当时的社会出现了一个行为失范和信仰危机的局面。对社会来说，没有了共同遵守的道德法则和礼数，甚至出现了“八佾舞于庭”、“礼乐征伐从诸侯出”这样大不敬的僭越行为；对个人来说，没有了信仰，出现了价值真空，不知道何去何从，乃至发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鸟之将死，其鸣也哀”这样的慨叹。而我们所要讲的孔子，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走进我们视野的。
(这个稿子在写作过程中有所修改，大家可以接上面的“血缘和权力的联姻”，再继续看现在的，这是一个整体）

惟名与器，不可假于人
周公制礼，就是从血缘伦理情感着手的，因为“血浓于水”的血缘伦理情感并没有随着氏族社会的瓦解而退出历史舞台。人们的信仰也没有转向看不见的上帝和充满无限奥秘的自然界。正是这一点，使“周礼”得以成功。但个人的情感依托得到满足以后，还要考虑国家的和谐和有序。于是，血缘关系和权力关系正式联姻并结合了。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决定了权力等级的大小。血缘伦理关系凝聚了中国人的价值，给了中国人寄托和信仰，使生活于世的人不再感到孤独。但由血缘伦理引发的权力专制和垄断又导致了欲望的不断膨胀。当权力的膨胀造成的人性堕落大大超过了血缘伦理情感时，整个社会就不再稳定，于是就出现了春秋末年的“礼崩乐坏”和“王室衰微”。
所谓“礼崩乐坏”和“王室衰微”，说得是春秋末年，各诸侯国为了谋取利益和地盘，扩张自己的势力，开始互相争夺和厮杀，逐渐不把那位“天下共主”的周天子放在眼里了。其实这些诸侯都有血缘关系，都是一个老祖宗，不过是天子把土地以世袭的方式分给了他们，让他们建立了国家。于是，他们成了一个个诸侯。诸侯拥有绝对的权力，有着属于自己的利益，而那位“天下共主”的周天子，不过是名义上的元首，其实并没有什么权力。他只在自己那一亩三地上说了算，只不过是地位高一些，平时诸侯之间闹闹矛盾，他就在当中调节斡旋一下。就像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虽然体弱力衰，但威望还在。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各国诸侯都要来朝拜，带些礼品，缴纳一些赋税。至于各国内部的事务，天子一般是不管的。一开始的时候还行，大家对这位“虚君”还很尊重，可是随着欲望的膨胀，对权力的追求，以及诸侯之间不断的兼并和争夺，各诸侯就越来越不把这个天子放在心里了，就像供在庙堂里的菩萨，表面上还看起来遵循礼数，实际上在心里却已经不吃这一套了。到了后来，甚至在礼数上也怠慢了，经常出现一些僭越行为。比如，用六十四个乐伎排成八行表演舞蹈（八佾）只是天子之礼。诸侯只能用六行，大夫只能用四行。但鲁国的大夫季氏居然在自己家“八佾舞于庭”，这明显就使僭越了。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气愤，他说：“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佾》）如果这样的事情能够忍受，世界上就没有不能忍受的事情了。
孔子之所以无法容忍这种践踏“礼乐”的行为，是因为“礼法”乃周朝文化的根本。它关乎社稷宗庙之根本，体现上下等级之不能易位。礼法在一个等级社会中象征的一个人的身份，一个人的地位。而这种礼法，这种身份，这种地位，又往往是通过一些规矩和器物表现出来了。没有了规矩，混淆了器物，礼法也就不存在了。周公的贡献，就是把这些规矩和器物规定、固定了下来，使之合法化，成为了制度。而这种制度，又往往是通过“名”（名分）和“器”来体现的。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说的：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着，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
——《资治通鉴•卷第一》

见了天子应该行天子礼，见了国君，就要行国君礼，不能混淆，否则就是大不敬。因为这是名分，不能易位和僭越。至于器物，则是权力的象征，身份的标识，是不能随便乱用的。比如，殷器有鼎彝尊爵，但这些所谓的神器是专门用来祭祀用的，和权力并没有挂钩，殷人群饮，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可是到了周代，就大不一样了。周公制礼，赋予了一些物器以特殊的象征意义。 像“尊”“彝”“鼎”“爵”，这些本来是用于装黍稷与酒食的盛器，却转化为了权贵阶级专用的东西，成了他们的代名词和象征。所谓“天之尊爵”，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尊”“彝”只有贵族专享，如果周人群饮，即是乱制，就要下诰杀无赦！这样看来，礼器就是所获物与支配权二者的合一体，由人格的物化转变而为物化了的人格，换言之，尊爵就是富贵不分的公室子孙的专政形式。而这些“名”、“器”的专有权一旦丧失，就意味着周朝所苦心孤诣建立起来的等级社会的瓦解，这简直就是天崩地裂。难怪孔子生这么大的气，看来确实不可不察。
《左传》记载，卫国的国君孙恒子曾经在新筑与齐国的军队发生了一次战争，结果卫国的军队打败了，而孙恒子本人也是羊入虎口，岌岌可危。幸亏这时候冒出了一个名叫于奚的新筑人，出手救了孙恒子。孙恒子为了答谢这位救命恩人，决定赏赐给于奚一个邑的土地。可是，于奚辞谢不受，而提出要马匹上佩戴的繁缨。而在当时，这种繁缨是只能由天子和诸侯所用辂马所佩戴的，其他的人根本没有资格。结果，卫国还是把繁缨赏赐给了于奚。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后，也是不高兴，他说：“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资治通鉴•卷第一》）还不如多赏赐给他一些土地呢，像“名”和“器”这样的东西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土地再多，但上面没有承载身份和名望，可是就一个小小的繁缨，其实凝聚着“礼法”，所以比土地要重要的多。所以后来卫国请孔子去治理国政，孔子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正名”，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确立不了名分，社会的秩序又要靠什么来维持呢？所以，后来的司马光谆谆教导当时的宋神宗：“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资治通鉴•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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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曲解道家，我不过返还《道德经》原旨。至于《六经》，应该请把《六经》尊为国学之必读的人来指点，为何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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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老是说原旨，但你又不说原旨是啥。让我自己去体会。那么，还是一个体会到什么是什么的问题啊，又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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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谈得太多。就此别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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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啊，今天没有等兄台，还希望常来常驻。

个个都是假面孔
周王朝的“礼崩乐坏”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如果说，西周初的天子还能勉强维礼制之“大统”，那么，到了周厉王、周幽王时期，败象就呈现了。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说的：“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
一方面，天子的尊严开始丧失，诸侯要挟、怠慢天子的事情一再发生，而天子却又一而再、再而三的妥协，更使得各路诸侯有恃无恐。另一方面，则是“礼乐征发自诸侯出”，各路诸侯尽管在内心中不把周天子当回事，当表面上还是装着当回事，也就是阳奉阴违，打着维护正统的旗号打击、压制其它诸侯。由此，遵奉天子已经不是发内内心的事情了，成了一种手段，一种谋略。
韩非子曾经这样描述周朝的三个时期：“上古竞于道德，中古巧于计谋，当世争于气力。” （《韩非子•五蠹》）所谓上古，指得周朝灭商的西周初期，周朝靠“修道德、重人事”灭掉了相信鬼神、凡事必问与于天的殷商。得人心者得天下，所以说“上古竞于道德”。谁讲道德，谁就取得了胜利。虽未“中古”，指的则是西周末年的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王室衰亡，诸侯国已经开始不再循规蹈矩地遵守礼法，但是在表面上还是过得去的。他们阳奉阴违，把尊周室、敬天子当作了自己手中的一张王牌。只要谁稍微有一点对周王室不敬的言行，就会起兵讨伐。其实这里，尊王室是假，为自己谋取私利才是真。三国时期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实春秋时期这种把戏就有了。比如，鲁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楚人没有及时向周天子贡奉用于缩酒的茅草，害得周天子无法祭祀祖先。于是，齐国就打着周天子的旗号攻打楚国，这叫出师有名。这种借口尽管现在看来完全是“找茬”，是“莫须有”的罪名，但在当时还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狐狸尾巴”。尽管楚国说“君居北海，寡人居南海”，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你为啥来揍我？齐国更是理直气壮：我尊王攘夷，你对天子不敬，我就打你没有商量。这就是韩非子说的“巧于计谋”。各路诸侯对周王室还没有揭开那一层尚存的面纱，还没有彻底摊牌，所以只能打擦边球。
各诸侯国对周王室阳奉阴违，但自自己的领土范围内也不是“风景这边独好”。权臣专政，大夫篡权的事情一再发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开篇第一件事情讲的就是“三家分晋”。所谓“三家分晋”，说的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晋国的韩、赵、魏三家大夫就把晋国瓜分了，将晋国最后一个国君送到了一个偏远的地区去享乐。晋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韩、赵、魏三个新的诸侯国。这种大夫篡权，无疑是“礼崩乐坏”的最好证明。但三家分晋，还必须要得到周天子的认可。按现在的话来说，尽管瓜分的事实已经成立了，还需要到周天子那里去备个案，走个过场。因为周天子如果把点头，别的诸侯就可能以此为借口来找茬。所以，这虽然是个“过场”，还是必须要走的。因为他们担心的不是周天子，而是其他诸侯的剑拔弩张和虎视眈眈。
早在鲁僖公二十五年（公元前635），周襄王之后母弟太叔带勾结狄人争夺王位，襄王被迫出居于氾。晋文公率领军队勤王，杀太叔带，把襄王安置于郏。襄王为了表彰晋文公勤王之功，打算“劳之以地”。但晋文公对土地没有兴趣，提出了“请隧”的要求。在当时，“隧”是王者的丧礼。按照杜预的注解：“阙地通路曰隧，此乃王者葬礼也。诸侯皆县柩而下。”也就是说，只有周天子去世以后，才有资格享受“隧”这样高规格的丧礼仪式，而作为诸侯国君的晋文公，是没有资格的。今天晋文公竟然以“有大功于王室”而提出这种大不敬的要求，襄王当然知道其中利害，言辞拒绝了晋文公。襄王反驳晋文公说： “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意思是说：“隧”还是“不隧”不仅仅是拿铁锹、镢头刨地的问题，而是显示了“王”和“诸侯”、“天子”与“国君”的一种差别，是“章显王者异于诸侯也”。现在还没有改朝换代就出现了两个“天子”，恐怕叔父（对晋文公的尊称，古者天子谓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对这样的事情也很厌恶吧！如果不是如此，叔父你家的土地多的是，你自己开凿一条“隧”不就完了，何必还来向我请示呢？果不其然，听完襄王的话，晋文公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再也不敢提请“隧”的事情了。
晋文公的请“隧”和周襄王的言辞拒绝，分别从反正两方面揭示了名分礼制在当时的重要性。晋文公舍地不要而“请隧”，无疑是想在社会地位上更高一些；而周襄王的言辞拒绝，是不想让任何人破坏礼制的庄严性，维护自己作为唯一“天子”的不可比拟的地位。可是当到了周威烈王时期，周天子已经没有这样的魄力了。当韩、赵、魏把晋国瓜分完了，请求周威烈王封他们为诸侯时，周威烈面对这样大的一件僭越逆行，居然答应了。可见当时的周天子软弱到了什么程度，而各路诸侯又是猖獗到了什么程度！司马光对周威烈王的行为很是不满，他在《资治通鉴》中写道：“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周天子的软弱，显示出了礼制的败坏。可想而知，周朝维持天下秩序，靠的根本不是武力，而是以血缘伦理为纽带的礼法。要论实力，天子哪里有缚鸡之力呢？弹丸之地，没有军权，完全靠的是自己的地位和威望，所以才能“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资治通鉴•卷一》）而现在呢，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变了，要靠拳头说话了，周天子当然没辙了，所以，妥协退让也怪不得他，制度使然。就像今天的联合国秘书长，完全是一个空摆设，没有什么权力。美国攻打一个国家，请求联合国授权完全是走走过场，即使联合国不授权，该打还是打，联合国也没有脾气。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断然否弃了周朝的这种“封建制”，而是采取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正是从重汲取了教训。

谢谢楼上了，这个帖子的定位是：游走于玄虚和媚俗之间。但本人功力有限，有时候拿捏不住，不是过于通俗，就是过于玄虚，以后有机会再逐步改进

韩非子口中的“上古、中古、当世”指的仅仅是周朝吗？未知楼主有何依据？我认为应上溯到炎黄时代更为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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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不就是“现在”的意思吗？何况“上古”怎么会有“竟于道德”这样的事情。所谓“德”，不过是周朝灭商之“德”。有“德"即“得”，无“德”无“得”。楼上可以去看看上面我写的“惟德是辅”那一节。炎黄时期，好像“德”还是“日用而不知”的东西。“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以后，才出现了“德"。老子就说”失道而后德”。

楼上真是过奖了，其实自己感觉很渺小了，看看二三十年代的国学大师吧。但愿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巫婆是中国第一批思想家
上面两节，我们主要谈了政治社会中的“礼崩乐坏”。我们之所以如此详细地介绍了这个个人信仰危机和社会秩序失范的春秋时代，就是要为下面两节我们要谈的思想和知识的分化作铺垫。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马克思的著名观点。很多人对于革命导师的这句论断总是不感冒。在我看来，如果离开了社会土壤的分析，我们就无法把握精神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政治社会环境的变化，并不一定成为精神世界和思想领域的全部原因，但至少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前提。历史上各大时期无不如此。如果没有春秋末年的“礼崩乐坏”，就不可能有知识界的“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如果没有战国时期的“狼性生存”，就不可能有思想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如果没有近代中国没有遭受西方的“坚船利炮”，也就不可能有所谓的“科玄论战”和“问题与主义之争”……
还是让我们来说一说古代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和所谓的思想家吧！因为我们本书所要谈的“国学”最早就是由他们掌握。他们的地位、处境和命运，无疑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文化和河流。而春秋末年的“礼崩乐坏”，无疑是知识、思想发生分化，知识分子命运发生改变的直接导火索。
我们上面说过，远古时代的生产力很是不发达，人们对于天地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情，无论是电闪雷鸣，还是人间祸福，都不能很好的解释，只能通过占卜来预测吉凶。而那些通识占卜学问的人，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心灵工作者，历史上称作“巫”。他们是专门从事占卜的人。
“巫”这个行当的兴起是随着占卜的盛行而应运而生的。古人好占卜，尤其是商朝，信天命，尊鬼神，占卜之风更是风靡，甚至到了无事不占的地步。大到战争是否有利、庄稼何时播种，小到明天是否刮风、出门时会否摔跤等等，都要占卜。这就为一些人从体力劳动中摆脱出来，专门从事占卜工作。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今天，总得有些人去从事生产工作，如果大家都不去种田，而是躲在屋里占卜，可想而知，早晚都要饿死。而且，占卜这么一项神圣的工作，怎么能所有的人都能通晓其中的秘密呢？所以，占卜这项工作，注定只能由少数人来从事，而且被官方垄断。这其实就为中国传统中“天地君亲师”埋下了伏笔。中国向来有以君为师、以吏为师的传统。知识分子不仅是知识和思想的传播者，同时也是政府的管理者。不像我们今天，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教授是教授，官员是官员。有些人是大学教授，但不是政府的官员；有些人是政府的官员，但未必是思想上的领袖。可在古代不行，我们可以去看看，历史上的大文豪其实都是当过官的，李白、杜甫、陶渊明、韩愈、苏东坡，这些中国文学史上璀璨的明星，其实他们在当时的真正身份都是政府的公务员，而进行学术研究和文学创造其实都是副业，自娱自乐。结果自娱自乐的东西反而成全了其在历史上的地位，而他们当时的官职却被我们遗忘了，说起来既滑稽，也不免让我们深思。
还是说说“巫”吧！“巫”字在甲骨文中的写法，是两个“工”字成直角交叉状。“工”即古代的“矩”，它是原始人测天地的工具。掌握这种技能的人可以通“神”，成为天人交流的中介。当然，只用“工”还不足以得到明确的答案，于是在商周的时候，人们开始借助“占卜”和“筮（shi读作“士”）草”来直接向上天提问。
所谓占卜，就是在牛骨或龟甲上写上某件事的卜辞，商朝人占卜时，由卜官在甲骨的背面钻凿出凹穴，在凹穴部位加以烧灼，使正面出现裂纹，这些裂纹称为“兆”。商王便依据兆纹而预言吉凶。占卜完成后，在卜兆的旁边、背面，将占卜的时间、问卜的人物、问题、测定的吉凶、和应验的结果刻下，这便是甲骨卜辞。
筮草的卜法要复杂一些，预先准备出50支筮草，经过一整套复杂的随意分配和规定计算，可以最后算出“六、七、八、九”不同的计算结果，辅以卦辞来推测事情的吉凶。由于算法相对复杂，这里不罗列出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出《易传•系辞》中相关单节来学习。筮法虽有些玄妙，其实与小时候常玩地数花瓣来问事的方法也就是难易上的区别，都是用预先不可知的数字结果（数花瓣时只关心奇偶）来象征一些未来不可知的事物。当然，商周人占卜的花样还很多，程序也复杂的多。
骨甲占卜和筮法都据有一定的知识性和神圣性，所以注定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作的，因此便有了巫的参与。在古代，巫还有个更大的用处就是主持祭祀。我们前面说过，到了周朝，虽然周人不像商人那样迷信天命鬼神了，但却是崇拜祖先。崇拜祖先当然离不开祭祀，而祭祀又有一套复杂繁琐和严格的仪式。这些仪式并不是每个人都懂得，而是需要专门的人来掌握、主持这种祭祀仪式。于是，久而久之，在巫的职位描述中出现了更多的分工和新名词，比如“史”。 “史”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会议书记员，职能类似于今天的文字秘书或纪要秘书。《周礼》中已有了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的区别，他们除了记录祭祀中参与者的言论和行为外，还逐渐引申到国家大典的记载、史册起草、法令管理，甚至要通晓天文历算，所以最早的史官是与“巫”这个角色分不开的。《尚书》中说：“左手记言，右手记事”。无论“记言”，还是“记事”，都是靠“史”。
“祝”的职衔可能要略高于一般的“巫”，因为他除了要掌握“祝辞”以事鬼神外，还要懂得如何向上天祈求赐福，要通晓祭祀中各物件的名称和用途，要能分辩不同的祭礼的功效，还要领导一些特定的礼仪。这个角色类似于教堂里资深的牧师。而懂得各种仪式规范的人叫作“宗”，就好比今天婚丧嫁娶典礼中主持司仪 。
巫、祝、史，他们的职业决定了他们的人生方向。无论是信天命鬼神的商朝，还是信奉祖宗的周朝，这些人是必不可少的。所谓“左宗庙，右社稷”，是说祭祀祖先和从事农业生产是同样重要的事情，甚至，前者比后者更重要。因为古人尚“左”，处于“左”边的都是最为珍贵的。人就是这么一种奇怪的动物，当吃饱肚子以后，精神的需要就变得如此重要，心灵的寄托就显得如此的迫切。这估计也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劳心者”和“劳力者”出现分工的必然吧！于是，不需要到地里耕田的人群出现了，她们是知识分子，是精神的领袖，是心灵的导师，只要为天子占卜就能够吃饱饭了。而且，他们所掌控的东西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他们好像掌握了专利，占卜、祭祀都必须有求于他们。由于工作环境常与鬼神这些虚无飘渺的物件打交道，以巫、祝、史为代表的最早的知识分子逐渐接受并习惯了将具体事物抽象化的训练，多年后中国最早的一批思想家产生于“巫”这个行当也就不足为奇了。随着时代的变迁，巫的职能和专长也在发生着变化，在以后的新的历史时期中，方士、术士、儒士、道士是人们对巫的新称呼，当然，有些民间的巫接受改造地不够彻底，以至于仍然在玩通灵鬼神的旧把戏，我们把这些进化太慢的巫叫作神汉和巫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