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llywen 2015-11-07 13:15:53
从4月2日起，8纵23旅和13纵37旅，分别由东北、东南两面，对东关城进行坑道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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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野编到了13纵，而中野也编到了13纵，看来有和中央红军后裔再度争一口气的意思。
此时的华野和东野，已经开始使用大集群炮兵攻城了。而中野先用云梯，再用坑道爆破。还处于1932年彭德怀打赣州的水平。
红四后裔和老蒋思路还是有点类似的，只把目光注意在最近视角，而在很长时间里面并不注意军事高科技的积累。要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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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11-07 16:51:42
此时的华野和东野，已经开始使用大集群炮兵攻城了。而中野先用云梯，再用坑道爆破。还处于1932年彭德怀打赣州的水平。
红四后裔和老蒋思路还是有点类似的，只把目光注意在最近视角，而在很长时间里面并不注意军事高科技的积累。要是依仗他们，按照邓所说，可能1980年还不能解决问题。
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物资条件问题。华野在大连有以建新公司为核心的军工企业群，军火可通过渤海海峡运到山东，中野没有这样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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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11-07 17:22:05
中野也有稳固的根据地，但抗战期间一直在打，而不是在训练炮兵人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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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野在挺进大别山之前，炮兵也是很厉害的。但他们不像华野那样，有建新公司源源不断供应炮弹，要靠缴获得到炮弹。所以，他们不敢随意用炮，只能在打歼灭战时用一下，攻取坚固城池时，还是得靠坑道爆破。

@y4511070612012 2015-11-07 14:50:29
当初斗地主杀富豪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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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富豪都杀，而是有血债的富豪才杀。

@新昌仁慧 2015-09-13 12:29:55
吴雨铭在天津被捕。他被黎天才营救出狱后，便通过黎天才进入东北军，起初并未显山露水。潘文郁牺牲之后，黎天才自己曾亲自为张学良做先生，讲解马列学说，介绍国际共运 历史 。可是这位好学而性急的 学生 ，并不满足于这种纯理论的讲法，希望听参加工人运动较长，有亲身经历，又有水平的人讲一讲中国的“工人运动与阶级斗争”的组织经验和成功规律。黎天才立刻抓住这个机会，把吴雨铭推荐到了张学良身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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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很高的姿态，他不怕共产党对东北军渗透，相反是对共产党100%的信任，这是在向共产党表明，他对他们是诚心合作。周恩来以后派人帮他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和一个学兵队。

可见，张学良对操心当军阀已经厌倦了。只要共产党能让他摘掉不抵抗将军帽子，把军队送给共产党都乐意。

@新昌仁慧 2015-09-13 12:40:29
不明中共内部斗争残酷性和派别的张学良，在9号深夜的延安密谈中，毫无顾忌地告诉延安，自己早已在身边重用了你们共产党人的重量级大员。一说来路和人名，立即引起了周恩来等人特有的高度警觉。
很可惜，不是毛泽东直接会晤了张学良和黎天才，否则， 历史 将是另一个新局面！
因为，罗章龙和周恩来可不是生人，罗章龙、吴雨铭都是在五年前“六届四中全会”上，曾经与周恩来等人面对面斗争的人物。那时，周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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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章龙等一旦重新出现在过去的对手，中共特科老领导——周公的视野里，必然引起后者本能的警惕和防范。随后的两天，即10日与11日，周在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报告中，就迅速通报“张言他左右有一些共产党人，经查明都是研究法西斯主义的人，其中有几个是脱离党的叛徒，或托派 。”

如果情况属实，周总理思想也是很左的。

@新昌仁慧 2015-09-13 14:02:33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时，身边有一位叫黎天才的人物，曾十分引人注目，但至今却似乎已被淡忘。
一　黎天才引人注目的原因
最早注意到西安事变中有黎天才在起作用，可溯至1936年。蒋介石被扣西安尚未释放，当时的上海《新闻报》就连日刊登文章，点出了张学良身边的黎天才，并往事变的起因上挂疑：
他(指张学良——引者注)所信任的黎天才，本来是共产党徒，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是一个共产党的活动分子。张作霖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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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后期，蒋介石也注意到了黎天才的特殊作用，故而在扣押了张学良之后，随即扣押了来探望张氏的黎天才。

奇怪的是，蒋介石并不杀黎天才。

第八十九章 粟林上书
华东局接到主席同意批复后，便开始了进攻潍县、打通胶济路中段的准备工作。潍县由被白浪河隔开、相隔仅100多米的东西双城组成：西城较大呈方形，东城略小呈椭圆形。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军就一直盘踞于此，经长期经营形成了以西城为中心、外设三道防线的半永久型防御体系，号称“鲁中堡垒”。但正因为潍县工事坚固，王耀武产生了判断错误，认为山东兵团更有可能乘虚攻打济南或兖州，故将守敌核心力量整45师的两个团空运到济南。这样，潍县守敌只剩下整45师212旅和直属部队及保安6、8旅等部，共4.6万人。
由于敌军已把兵力收缩到了潍县核心区域，山东兵团不能像胶济路西段战役时那样，先端敌指挥中枢，再四面开花；而只能按传统经典打法，先肃清外围，再集中力量攻城。为确保战役成功，解放军参战兵力连同地方部队达54个团、逾12万人，且有支前民工13.5万人、担架5000多副，承担后勤支持。
一切安排妥帖，4月2日，山东兵团开始行动。渤海纵队和鲁中军区部队向昌乐进发，阻断昌乐、田马与潍县间交通，并包围了这两个据点。9纵从长山一带向东行进，13纵由胶东地区出发；至5日，各参战部队全都到达预定地点。也就在这天，敌11绥靖区司令官丁治磐率整64师和整35师57旅共15个团，从青岛西援。但他们刚走到大沽河，就被13纵、胶东军区新5师和滨海军分区部队阻击于沿岸地区，无法前进。
4月8日，解放军对潍县发起攻击。9日十六时，胶东军区部队攻占机场，阻断敌空中增援通道；坊子守军见势不妙，逃往安丘。10日，他们攻占发电厂，与解放石家庄一样，达到了使敌电网失去电源的效果。12日，解放军再占火车站，控制南郊。与此同时，9纵26师在城北经过连续夜间土工作业，于14日攻占东北关，15日攻占北关。渤海、鲁中部队经连续十天战斗，也于17日占领西南关，18日占领南关。至此，解放军歼敌5000余人，拔除外围据点50余处，进逼潍县双城的城垣。
见潍县局势危急，敌济南方向的整73、75师也出动了，于4月16日进至章丘境内龙山（也就是著名的龙山文化所在地）以东地区。7纵和渤海军区新13师阻击和短促突击相结合，对敌展开弹性防御。眼看潍县四关全失，21日，王耀武又亲率整84师出济南，援军增加到18个团，越过周村、临淄，进至离昌乐30多公里、离潍县60多公里的益都以西地区。
许、谭会者不忙，决定暗中向城墙下挖爆破坑道，先拿下守敌指挥部所在的西城，以收擒贼先擒王之功效。4月21日，为掩护坑道作业，他俩欲擒故纵，令攻城部队向后收缩。此时，临汾守敌还没来得及将东关城被解放军爆破攻陷的教训，向其他地区国民党军通报，潍县守敌不知地下有变，还以为解放军因伤亡惨重及王耀武援军逼近而放弃进攻。国民党《中央日报》闻讯发表题为“共军溃退，潍县解围”的报道，王某更是从前线赶回济南，举行庆祝潍县解围大会，并命令潍县守敌发起反击，收复失地。但敌军反攻很快就被挫败，接踵而来的是灭顶之灾！
4月23日，爆破潍县西城城墙的坑道装填炸药完毕，十八时，9纵27师通过连续爆破并在炮兵掩护下，打得还陶醉在“胜利”之中的守敌晕头转向，有五个连突破北门城墙。24日拂晓，该师79团（战后被华东局和华野授予“潍县团”荣誉称号）5连首先突入城内。但清醒过来的守敌，随即以猛烈炮火封锁突破口，并调预备队进行反击，双方围绕突破口展开激烈争夺。见一个突破口不够，聂凤智又令25师在西北方向强攻。结果，该师73团在炮兵支援下，于当日十三时，也突入西北城墙。黄昏时分，渤海纵队又从南面突入城内。守敌指挥官、整96军军长兼整45师师长陈金城，眼看到处都是突破口，知道西城大势已去，遂与山东保8旅旅长张天佐一起，率残部涉白狼河逃往东城。当夜23时，西城宣告解放。
山东兵团乘胜追击，随即完成了对潍县东城合围。4月26日十八时，解放军对东城发起总攻，展开炮击。二十时二十分，9纵87师80团对城墙连续爆破，到二十一时炸开缺口并攻入城内，9纵主力和鲁中军区部队也相继突入。由于敌军精锐和炮兵已在西城遭到毁灭性打击，其反击软弱无力，至次日七时，解放军已控制东城1/3区域。陈金城、张天佐见势不妙，再次分头向昌乐方向突围逃跑，结果遭埋伏在城门外的西海军分区部队伏击。欠下山东人民累累血债的张某被击毙（即使被擒也要处决），系出黄埔二期的陈某则被俘（后在1960年第二批获释，安度晚年）。群龙无首的残敌在军事、政治双重攻势下，纷纷缴械投降，中午时分，最后一个据点三官阁的敌军也放下了武器。
潍县既被攻克，安丘、昌乐、田马等周围据点被围守敌，不等解放军进攻，纷纷突围逃跑。结果除欠下血债的保3师师长张景月外，该师师部、保6、8旅等敌，均被渤海纵队、渤海军区部队及安丘独立团歼灭。5月1日，已损兵折将3000余人的王耀武部，因失去援救对象而停止前进，并于8日后撤。青岛援敌动作更快，在1日就撤到城阳一线，也被歼灭了4000余人。
潍县战役，山东兵团以伤亡8000余人的代价，歼敌整45师主力及保3师等地主武装共4.6万余人（俘2.65万人）；缴获各种炮181门、各种枪1万7千多支、炮弹3万8千多发、榴弹约11万5千发、子弹26万多发及飞机、火车头、汽车等大量物资；攻占潍县、昌乐、安丘三座城镇及附近4000平方公里这片从未解放过的地区；打胜了内线反攻的翻身仗。
同样在打翻身仗的，还有“七战七捷”所在地华中战场。前面讲过，华野11、12两个小纵队，在1947年8月12日攻克过盐城。之后，国民党军以整21、51师加强沿江防御，以防解放军威胁南京、上海；以整4师从海安、整44师从阜宁南北对进，于23日重占盐城。但9月初，11、12纵避实就虚，分路进击进犯之敌侧后的淮海、沿江地区；到10月上旬，收复泰兴、靖江、海门、启东、如皋等县的大部分地区，切断通榆公路，迫使敌退出盐城。
10月中旬，陈粟军3纵出击淮北津浦路东地区，华中部队积极响应配合，11、12纵及淮北支队累计歼敌5000余人（含整44师一个营），攻克新安镇、青阳镇、泗县城等一批城镇。11月11日，华中工委决定成立两淮军政委员会，由饶子健任书记，负责恢复淮南、淮北的津浦路以东地区。经过反复斗争，到1947年底，两淮军政委在12纵34旅100团帮助下，建立了高宝、天长、盱眙、盱凤嘉四个县政权。

当11、12纵配合陈粟军行动时，敌整4、21师又乘机对沿江地区进行“驻剿”和“机动清剿”。于是，11、12纵主力又于11月下旬，南下发动攻势，在苏中军区1、9军分区配合下，至12月10日，歼敌8000余人（含整21师146旅），扫除敌据点70多处。而敌军也集中七个团1.3万余人，从东台向北报复扫荡。11、12纵再次北上，于26日在盐城以南突然反击，经三天激战，歼敌7600余人，残敌约6000人逃回东台。
华中紧贴国民党统治核心地区，敌统帅部势在必争，故不断增兵。时间进入1948年，敌1（南通）、7（淮阴）绥靖区的兵力增至6个整编师15个旅约9万人。11、12纵兵力不足4万，如按当年红一方面军粉碎敌一、二、三次围剿及西北野对抗胡部初期的兵力对比，还不算十分悬殊。但一来，他们的指挥员不是朱、毛那样的杰出统帅；二来，国民党军指挥官不是时时想着出老千的胡宗南，所以大意不得。更重要的是，华中地区是以徐州为中心的南线国民党军主力除津浦路以外的另一条退路，只有牢牢控制住该地区的农村，才能让国民党军主力欲逃不能，陷入解放军重重包围之中。中央军委令华野2纵前往苏北，加强华中地区兵力，就是出于此种考虑。
2月17日，2纵司令员兼政委韦国清率部，从山东胶县以南地区出发，经江苏东海县驼峰镇两侧越过陇海路，于3月14日抵达阜宁西北羊寨地区。遵照中央军委命令，2、11、12三个纵队组成苏北兵团，韦国清任司令员，陈丕显任政委，吉洛（姬鹏飞）任副政委。同时，苏北、苏中两个军区合并为苏北军委，政委、副政委仍由陈、吉兼任，管文蔚任司令员，统一指挥1、2、5、6、9军分区，原华中指挥部撤销。
国民党军统帅部见状，判断是华野要经苏中出击江南了（从主席已让粟裕组建东南野战军看，该判断也不算太离谱），急忙从山东战场调来整72、83师，从大别山战场调来整25师，并放弃沭阳、阜宁等县城，加强各要点及沿江防御。但敌军还未开始行动，作战计划照例已被中共地下组织截获，转报苏北兵团。于是，韦、陈、吉决定集中2、12纵和苏北5、6军分区部队共13个团，抢先攻击淮阴、涟水地区侧翼据点益林镇。
3月16日黄昏，2纵主力发起攻击，守敌整51师113旅（欠一个团）打擦边球施放催泪瓦斯，2纵5师13团指挥所和14团两个突击连官兵，出现流泪、头晕恶心症状，立刻因担心中毒而停止进攻。但其他部队未受影响，迅速突破益林镇外围阵地，迫使守敌于17日退守镇内核心阵地东大圩待援。这时，敌整44、72师从淮阴、凤谷村东援，但在凤谷村以东地区，遭12纵及2纵一部阻击而不得前进。为了尽快结束战斗，2纵4师师长殷绍礼到东大圩前沿为部队选择突破口，却被敌暗堡里射出的子弹击中，不幸牺牲。
3月18日下午，2纵调整部署后继续强攻东大圩，2纵防化班以牙还牙，也向守敌施放缴获的催泪瓦斯，造成敌军混乱。激战至19日晨，终将守敌全歼，俘少将旅长王匡以下3000余人。援敌闻讯后撤，但整72师仍被歼一个营。12纵乘胜扩大战果，又连续攻克响水口、陈家港等据点．歼敌1300余人。与此同时。在沿海地区执行牵制任务的11纵，在9军分区部队配合下，攻克掘港、三余、石港、吕泗镇等七处据点，歼敌一部。这样，整个战役共歼敌7000余人，但苏北兵团也付出较大伤亡，仅2纵就达2800余人。
时间进入4月，国民党军组成两个各有13个团的集团，分别清剿扫荡苏中和淮南地区，企图在清剿扫荡得手后，再集中兵力，像围攻大别山那样，围攻苏北兵团所在的盐阜区，达到将解放军消灭或赶出苏北地区的目的。而由于国民党军实行所谓“总体战”，摧残敌后解放区经济，解放区春荒严重。面对严峻形势，华中工委领导敌后军民，一面反清剿扫荡，一面生产救灾。苏北兵团则在清剿区外，打击薄弱之敌。经一个半月的斗争，华中各地都粉碎了敌清剿扫荡，共歼敌5000余人，再次收复响水口、陈家港等据点。
南线解放军攻城略地，北线解放军当然也不会碌碌无为。涞水战役以后，晋察野逐渐改变了在平津保三角地带作战的方略。最初，二杨罗耿的设想是先围保定再出察哈尔，到1月31日，主席提出以平绥路为作战目标，先打北平、张家口段，再打张家口、大同段；用四十天完成该战役目标后，再休整一个月，大约在4月中旬，晋察野应全数开往冀东。
主席这个设想是建立在对北线东野、晋察野两大战略集团任务通盘考虑基础上的。2月7日，他又给林罗刘去电并转朱刘（其实也是在征求老总意见），建议东野下一次战役方向，应在沈阳外围的抚顺、铁岭、法库，和从辽西阜新到冀东滦州一线的两个方案中选取一个。由于他在电报里明确表示：“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而让东北敌军撤退与华北敌军会合，“控制锦州、承德、北平、天津四角及其中间地区，并打通津浦北段”，“其给养当然会很困难，士气会更衰落，但兵力则较集中”；且通报了让晋察野出冀东安排，其实是要东野选择后一个方案。这意味着，东野和晋察野将在4、5月间，在冀东、辽西一带会合，完全隔断敌东北、华北两大战略集团的联系，分而困灭之。结合要粟裕跃进江南，此时主席所设计的解放全国模式，无疑就是先将国民党军在全国分区围困，然后南北齐动手加以消灭的“越南模式”。
然而，对于主席此等安排，不仅东野林总还没做好思想准备，就是晋察冀聂帅也没做好思想准备。当然，由于会师冀东计划实施还有一段时间，他们与粟裕的做法差不多，不约而同采取了暂且同意、到时候再说的策略。其中，林总在2月10日致电主席，一面表示他也认为堵留在东北加以歼灭，对全局有利，今后将以此为作战准绳；一面又说：“只要吉林（当时敌60军尚未向长春撤逃）、长春敌被抓住和未歼灭前，沈阳的敌人是不会退的。”显然已经在考虑用围困长春，来逃避南下作战了。
聂帅、萧克和二杨罗耿接到主席建议后，进行了马拉松式的讨论，直到2月22日，他们才设计上报了一个新作战方案：直接攻打处于晋察冀结合部的察南蔚县一带，尔后视情况向北、向东扩张战果，直至大同、张家口外围，等调动傅部主力北上后，主力再重回保北作战。聂帅等还打着“与东北行动协同”旗号，说各部要到3月上旬开拔，15日以后开始进攻（这时，东野刚开始休整，根本不存在什么协同）。
主席接电后哭笑不得，但考虑到晋察野磨蹭了两个多月，毕竟还是动了，便赶紧在23日就复电同意。在复电中，主席要求晋察野，学习南线三军无后方作战的“艰苦奋斗精神”（其实，平绥路仍在晋察冀解放区边缘，晋察野并不是去而不回），学习东野在零下三十度与强敌战斗的精神（3月下旬的察南、绥东已春暖花开，哪有什么零下三十度高寒？），从而让他们知道，出击察南、绥东所遇到的困难，远比南线三军和东野所遇到的困难要小。电文最后，主席也没忘记要求他们，此次战役后，必须树立去冀东的决心。当然，按照前面所推算的进度，时间可能要推迟到5、6月了。

3月20日夜，察南、绥东战役终于打响。由1、6纵组成的晋察野左翼兵团，向大同周士庄和天镇永嘉堡之间的平绥路发动进攻，当晚便攻占周士庄、王官屯、罗文皂、聚乐堡等车站；21日攻占阳高；23日攻占天镇；战至24日，控制了周士庄至永嘉堡段平绥路50多公里。21日拂晓，由2、3、4纵组成的右翼兵团，也向广灵、蔚县、阳原等地守敌发起攻击，陆续攻克了上述城镇。到25日，左、右翼兵团共歼敌训5、6师和暂11师、整骑11旅各一部及察哈尔保2团一个营，共计1.5万余人，解放县城5座、重要车站11处。
见大同、张家口之间铁路交通被切断，老傅觉得事态严重。他生怕晋察野进攻张家口，遂将北平地区的基本部队——35军和暂3、4军主力、骑11、12旅及新骑4师等部共10个师（旅），调到柴沟堡、下花园一线，企图以6个师与驻大同的1个师东西夹击晋察野于天镇、阳高地区，形成“主力对主力”的决战态势。晋察野当然不会上当，遂以右翼兵团在阳原、蔚县地区待机，左翼兵团于3月25日晚西进诱敌。3月27日，左翼兵团攻占丰镇，然后破坏了丰镇、集宁间平绥路，再于4月3日攻克天成、新堂，6日攻克凉城、和林格尔，歼敌补训4师大部，直逼傅部老家归绥。
老傅当然不能不管老家，当即派35军、新骑4师、骑5旅等共5个师（旅），自张家口地区西援，4月5日进至卓资山、集宁、丰镇一线。杨得志、罗瑞卿见状，立刻令右翼兵团进攻重占天镇、怀安的敌暂4军等部。但解放军于7日黄昏开进后，途遇暴雨耽误了五个多小时，等他们赶到天镇时，暂4军已闻讯逃往柴沟堡。西援的35军为核心的傅部主力，闻讯又快速回到张家口以西地区，重新形成“主力对主力”态势。杨、罗等见再无战机可寻，遂于9日结束战役。
察南、绥东战役共歼灭敌1.8万余人，解放察南、绥东县城15座及1.3万平方公里土地，控制平绥路400多公里。但老傅在战役中表现出的“主力对主力”战斗决心，也让主席出冀东这个北线下一步战略手笔，面临着严峻挑战。因为晋察野若前往冀东，老傅必然也要派主力去那里。当然，东野主力也赶到冀东，可以对傅部形成兵力优势，但问题是东北敌军主力也可以跟到冀东。这样，国共双方在北线两大战略区主力就会在冀东迎头相撞，从而立刻形成战略决战态势，这显然不是主席初衷，故必须重新规划北线战略格局。
然而，没等主席找借口改变策略，4月18日，也就是察南、绥东战役结束后的第九天，林总主动致电中央军委，提出暂不执行南下计划。该电可不是林罗刘三人一时兴起的意见，而是东北局在哈尔滨开会讨论后得出的一致结论，在电报中列名的东北局大员，还有高岗、陈云、李富春和谭政。
电报一一列举了向南作战的困难：如打沈阳附近之敌，敌立刻能组织10个师以上重兵集团增援（日后廖兵团就是这种规模）；打锦州附近之敌，敌军比长春要强大得多。等敌军自己出来打通沈锦线，又不知他们什么时候出来；即使敌人出来了，东野一前进，敌军马上又会缩回去。如果打到锦州、山海关段或冀东，敌军一定会放弃次要城市，固守大城市；东野势必小仗找不到，大仗吃不消，且物资给养成问题。而且，东野主力一南下，东北敌军就会撤离长春，打通沈锦线，抱成一团，留在东北的解放军再也奈何他们不得。因此，电报主张暂不南下，在政治、军事训练结束后，于5月中下旬集中9个纵队攻打长春和阻援。为防止锦州范汉杰集团与东进沈阳，再与卫立煌集团一起援救长春，林总等还请求主席令晋察野三至四个纵队，到承德以东、山海关以北，牵制范集团。
正统党史对林总领衔的这封电报基本持否定态度，认定其思想消极。但笔者综合当时北线敌我力量对比，觉得该电报也颇有可取之处。当时，东北解放军虽已发展到近百万，光野战军就有12个纵队、15个独立师及炮、骑、坦克部队近70万人。但数量不等于质量，与冬季攻势前野战军42万余人、总兵力73万余人相比，约有20多万野战军是由地方部队升格而来，而地方部队缺额则由等量新兵补充。如此庞大数量缺乏战斗经验的部队，如不经过严格训练，并与老部队磨合，很难立刻发挥出战斗力（电报中所说的大仗吃不消，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电报中暂缓南下、攻打长春建议，蕴含着争取时间练兵的正确因素。
除了练兵需要外，时间对于修复被破坏的铁路，以铁路运输保障大兵团作战后勤，也极其重要。事实上，东野在以往攻坚战里，已有过用铁路运输火炮到战场的先例。但由于长、沈仍在国民党军控制之下，要将火炮等重武器运送到辽西走廊，至少得修通平齐路齐齐哈尔到郑家屯段、大郑路新立屯到郑家屯段和整条新义路（新立屯到义县）。如果东野主力不携带重武器南下，那么，任其轻装步兵再剽悍，也难逃刘邓军战斗力骤降的命运。此外，没有铁路把解放区粮食运到战地，近70万野战部队南下作战，会很快耗尽战地群众存粮，使军事行动无法持续。而越过锦州这个铁路节点直插冀东，粮食供应将更为困难。
电报的另一正确因素是，不想轻易放弃将东北敌军分割在长、沈、锦三块互不联系地区的有利战略态势。如果林总贸然率全部主力南下冀东，剩下30多万的一大半部由新兵组成的地方部队，确实无法阻止长、沈、锦三地之敌猬集成一团，形成一个超大重兵集团。而当敌军高度集中时，尽管与东野兵力相比仍有差距，但威胁程度却将比被分割时有着质的区别。辽沈战役实战中，林总仍以较大兵力围困长春，使敌无法猬集，目的就在于此。
当然，电报中所反映的消极思想也不是一点都不存在。对林总而言，此时虽已是百万大军统帅，但实际能力还在锻炼成长过程当中。林总在红军时代所指挥的一军团兵力峰值不过两三万，即威名赫赫的他来东北前的实际阅历，只相当于东野一个纵队司令。尽管他靠着个人智慧，将红军运动战精髓与去苏联养伤学到的现代战争理论相结合，在前面的攻势作战中，不断把敌军像猴子一样，在铁路线上牵来牵去，打出不少漂亮仗，可毕竟还没有取得过“主力对主力”的十万人以上大会战的胜利。故只要听到主席要他率主力南下进行实质性的主力会战，他就会产生恐惧感。林总在秋季战役中不愿全力攻打吉林，便是这种恐惧感的具体表现，目的无非是设法把会战日程往后拖延。
同时，遭阎军误伤所造成的病痛，导致林总较难胜任在条件艰苦的野外指挥作战，而更喜欢在双城这样舒适的办公室里指挥作战。南下作战就必须离开双城，在野外建立指挥所，这也是林总所恐惧的。此外，三战四平被陈明仁所挫，又给林总增添了攻坚战恐惧。这三大恐惧日后还将在辽沈战役中集中爆发，从而导致其在攻打锦州过程中的犹豫。当然，林总这种情况，跟公认的学霸害怕在新科目考试中失手一样，纯属心理问题，跟后来一度强加在他身上的什么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完全沾不上边。

而与林罗刘在电报上共同署名的高岗、陈云、富春应该也有消极思想。站在他们角度，东野主力一走，留下的地方部队还不是林总所认为的看得住看不住敌人问题；而是万一卫立煌集团发起神经来，直取哈尔滨搞围魏救赵，地方部队根本就挡不住。那样的话，他们就必须面对胡部进犯延安时中央所面对的局面，不得不流动游击，颠沛流离转战黑龙江，甚至还有生命危险。所以，他们应该更希望林总率东野主力留在内线，先拿下长春，再将敌军一步一步赶出东北，一切就万事大吉了。
当然，不管林总等的电报是有道理还是消极，主席因为老傅“以主力对主力”的凶悍作风，已经暗自打消会师冀东计划，总会同意他们所请。不过，没等主席作出答复，无独有偶，粟裕也在4月18日这一天，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军委并华东局，发出一封近3000字的长篇电报，建议自己所率的东南解放军1兵团暂缓渡江，集中刘邓、陈粟及华野西兵团主力，依托中原、华东两大解放区，打几个较大的歼灭战。
与林总电报一样，粟裕电报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因为中央军委已于4月4日，直接发电报给粟裕、金明、叶飞等东南分局领导，要求1、4、6纵到5月15日结束休整南下。陈毅来到濮阳后，也在华野前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中央意图，称“变江南为中原，变中原为华北，胜利就来了”。而华野一兵团也已进行了水网稻田地带行军、作战和以攻坚、巷战为主要内容的训练；并向长江沿岸地区派出先遣小分队，以多种手段侦察敌情；还组织中央调集的一大批准备随军南下的干部和民工学习和研究新区政策，印制到新区使用的“东南流通券”。可以说，渡江准备一切就绪。粟裕如果再不上书提出不同意见，部队就要开拔了。
于是，粟裕利用华野前委扩大会议间隙，向陈毅详细了汇报自己反对过江的想法和建议。陈毅受主席战略规划鼓励，本对渡江计划自信满满，还赋诗“稳渡长江遣粟郎”，自是大感意外，经粟裕反复陈述利弊，终于被逐渐说服。但因为不是自己本意，陈毅只是鼓励粟裕单独向中央汇报想法，自己则置身事外。
粟裕当然清楚，此次进言很可能被主席误解为右倾怕死，故既然陈毅不愿署名，他也未拉其他将领联名，独自一人向中央提出个人意见。而且在此之前，他先按组织原则，于4月16日，给刘、邓发去一封近1300字电报，报告了他的意见。至于粟裕与林总同一天上书中央，是否是经商量后的统一行动；据笔者分析，一来林总与刘、邓情况不同，不是粟裕上级，粟裕不可能将此秘密战略部署告诉与之无关的林总；二来，两者如真的通过电报交流，势必留下文字证据，主席事后不可能不追究他们无组织无记录行为。所以，两人在同时上书的行为，应该纯属巧合。
粟裕在电报中，先谈了歼敌困难、不易保密、伤病员无处安插、炮弹得不到供给、粮食补给困难五个外线作战的一般性困难；接着分析到1兵团渡江，只能调敌整20、25、28、63、83等部及留华南的后调旅，无法完成调动敌5军、整11师及桂系整7、48师这些中原敌军的骨干力量，故中原局势将面临较长期僵持局面。
粟裕据此建议，让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陇海路北后方作战，充分发挥炮弹、炸药、手榴弹的威力，大量歼敌。同时，派出数路强有力的游击兵团（每路多则一旅，少则一个团），在淮河、长江间的敌近后方辗转广泛游击。派出多路坚强的远征游击队（每路至多三千人，少则一千人即可），在长江以南苏、浙、皖、赣、闽及湘、黔的敌远后方，歼敌地方武装，摧毁地方政权，破坏兵源、粮弹及其他战争资源，发动群众建立新根据地（1兵团已准备派出七个加强营分路出发渡江）。
粟裕建议，如中央认可他的意见，可集中华野大部佯攻（或真攻）济南，吸引敌5军北援歼之。尔后，华野以一部相机攻占济南，主力与刘邓军一起进逼徐州，寻求第二个歼灭战（相当于淮海战役雏形）。对于江南，可由华野派两个旅去苏、浙、皖、赣、闽地区，由刘邓、陈谢部各抽一个旅去湘鄂赣和湘鄂西地区。他最后还表示，由于“对政局方面情况了解太少”，只是将些个人不成熟意见“斗胆直呈”。至于渡江准备仍在积极进行，决不松懈。
粟裕自我感觉没错，他反对渡江理由都在于军事层面，对于渡江的政治层面理由基本就不懂。而且他也清楚，作为曾经深入敌后被打散的红七军团参谋长，出面反对渡江深入敌后，也有可能被认为是当年失败阴影作怪，思想消极。所以，他的态度不像林总他们那样理直气壮，而是表示中央如依然决定渡江，他将坚决执行。
至此，粟、林把球踢给了主席。应该说，主席根据他们二人平时性格的了解，对他们真实态度早有预料，此时接到电报并不感到意外。问题是，如果粟裕渡江和林总南下，与刘邓跃进大别山一样，从军事大战略甚至政治层面出发，是非走不可的一步，那么，困难再大也必须坚决执行。但如果不是非走不可的一步，或从军事大战略甚至政治层面考虑，走了反而有害，则当粟、林这样的重要将领从军事角度指出重大缺陷时，主席确实应该三思而后行。欲知主席接到两封电报后采取何种态度，请看第九十章《城南庄会》。
本章先后谈了林总和粟裕对重武器在解放战争中极端重要地位的认识，却还没来得及分析主席对重武器的态度，现在就在本章结尾处谈谈这个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主席长期呆在延安后方，分析敌我兵力对比时只看人数，而忽视重武器的重要性，所以会不顾实际情况，多次强令解放军重装备集团脱离后方，深入敌后方作战。
事实真的如此吗？只要看看主席在红军时代对国民党军飞机大炮的评价就清楚了。据国焘回忆，主席对敌军飞机大炮后怕不已，主张将红军撤往外蒙边界一带。主席既然对飞机大炮威力有深刻认识，岂会分析兵力对比时，只重人数而不看武器轻重？当然，可能有人会说国焘在造谣，但主席在西安事变之前向国际寻求包括飞机大炮等重武器在内军事援助，总有货真价实电报作证吧？如果还嫌不够，可看主席1947年12月23日致林罗刘电，电文中明确写道：要在张家口、天津间打开一两个缺口，开辟东北生产的军火向关内各战场运输渠道。须知，内地解放区也有军工企业，生产子弹、手榴弹不在话下，不能生产而渴望东北接济的军火唯有炮弹。主席既然希望东北接济关内炮弹，焉能不知重武器对战争极端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见，主席提出跃进大别山、跃进江南及东野下冀东等脱离后方作战方案，并非不知其中困难的鲁莽之举，而是充分权衡利弊后的毅然决策。这从主席在作出这些提议时十分大胆，而决定实施时十分谨慎，可以得到充分佐证。

@killywen 2015-11-08 12:34:32
此外，三战四平被陈明仁所挫，又给林总增添了攻坚战恐惧。这三大恐惧日后还将在辽沈战役中集中爆发，从而导致其在攻打锦州过程中的犹豫。当然，林总这种情况，跟公认的学霸害怕在新科目考试中失手一样，纯属心理问题，跟后来一度强加在他身上的什么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完全沾不上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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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总的对敌人比较恐惧，应当是他的一个重要性格。从红军时期开始，林彪就想去老蒋那里。路上怕被民团干掉而没去。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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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指挥能力与粟裕各有千秋，但训练部队的能力要比粟裕强得多。

@killywen 2015-11-08 12:34:32
此外，三战四平被陈明仁所挫，又给林总增添了攻坚战恐惧。这三大恐惧日后还将在辽沈战役中集中爆发，从而导致其在攻打锦州过程中的犹豫。当然，林总这种情况，跟公认的学霸害怕在新科目考试中失手一样，纯属心理问题，跟后来一度强加在他身上的什么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完全沾不上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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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总的对敌人比较恐惧，应当是他的一个重要性格。从红军时期开始，林彪就想去老蒋那里。路上怕被民团干掉而没去。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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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解放军互相打起来，估计东野能打败其他几支野战军。

@悠悠见南山L 2015-11-08 16:38:48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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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新昌仁慧 2015-09-13 14:33:05
斯大林挽救了中国革命：按照蒋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当内部粗安后，去除外侮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但当时中国还是弱国，还需要时间厚植国力，而对国际局势还有一个观察的阶段，所以当时中国还不能主动求战，但正因为中国国内粗安，蒋希望外人明白，过去的暂可以不问，但新来的欺侮中国将不再容忍。1936年11月爆发的绥远抗战就体现了蒋的这一思路。11月上旬。伪蒙军队仗着日人撑腰，向山西傅作义部出击，在蒋介石的多次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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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13 14:56:01
山沟里面的几万人，还能影响你抗日么。
一定要把对方斩草除根，没那么容易的。马云再厉害，也不可能一下子把许多小电商网站斩草除根。持这种想法的现代非成功人士，只不过一种妄想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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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仁慧 2015-09-13 16:25:13
毛泽东玩弄蒋介石于股掌之上，尤其是“公审”这场戏对其造成了心理摧残：毛泽东对苏联的厌恶感远大于亲切感，这主要源于苏联对中共的种种控制，甚至直接下命令让其遵守。
早在秋收起义失败以后去井冈山求生，毛泽东就被苏联严厉处分，将他的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撤销（由于当时沟通不便，毛还以为是被开除了党籍）。
到了1931年博古等苏联培养出来的代言人来到中央苏区以后，毛泽东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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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说到底，其实中共根本没有实力来帮助张扬。自己尚且朝不保夕，已经制定了放弃陕北苏区继续长征。这种情况下，红军凭借什么来帮助张扬绝处逢生呢？

毛主席基本战略就是拿张杨做红军的替死鬼。

@新昌仁慧 2015-09-13 14:33:05
斯大林挽救了中国革命：按照蒋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当内部粗安后，去除外侮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但当时中国还是弱国，还需要时间厚植国力，而对国际局势还有一个观察的阶段，所以当时中国还不能主动求战，但正因为中国国内粗安，蒋希望外人明白，过去的暂可以不问，但新来的欺侮中国将不再容忍。1936年11月爆发的绥远抗战就体现了蒋的这一思路。11月上旬。伪蒙军队仗着日人撑腰，向山西傅作义部出击，在蒋介石的多次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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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采取的容忍中共政策是主动选择的结果，主要是考虑到即将全面抗战后对苏关系的需要，西安事变不过给它抹了点油彩，没有起到任何根本性的作用。

不对。西安事变从政治角度堵死了蒋介石继续剿共的道路，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而不是抹点油彩那么简单。当然，西安事变结果与毛主席本想杀蒋，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新昌仁慧 2015-09-13 16:28:36
此时如果中共公然和苏联作对，那么很有可能失去苏联这个最大靠山的帮助，这对于中共来说是最可怕的事情了。他们还有极多的地方需要苏联的帮助，要知道事变后苏联以巨额军援作为担保换取国共合作，中共才得以生存下来，并且在抗战中迅速发展到百万以上规模。抗战刚刚结束，苏联就把在东北的地盘和八十万关东军的装备全部交给中共，帮助建立了东北野战军，这支军队打赢了三大战役中的两大战役。朝鲜战争后帮助中共建立了工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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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蒋介石毕竟是在张扬手中，中共还需要通过释放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达成停战协定。如果张扬一急之下，在周恩来和南京政府达成协议之前就私自将蒋介石放了，岂不是鸡飞蛋打？

张杨在名义上是为中共出头，才抓的蒋介石，中共当然没有理由谴责张杨，这与张杨放不放蒋无关。

@新昌仁慧 2015-09-13 14:33:05
斯大林挽救了中国革命：按照蒋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当内部粗安后，去除外侮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但当时中国还是弱国，还需要时间厚植国力，而对国际局势还有一个观察的阶段，所以当时中国还不能主动求战，但正因为中国国内粗安，蒋希望外人明白，过去的暂可以不问，但新来的欺侮中国将不再容忍。1936年11月爆发的绥远抗战就体现了蒋的这一思路。11月上旬。伪蒙军队仗着日人撑腰，向山西傅作义部出击，在蒋介石的多次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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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究事实论，张学良既不是什么千古功臣，也不是什么千古罪人，他只不过是一出历史大戏中的跳梁小丑而已，除了增添一些戏剧性效果，对历史的真正影响几乎为零。

张学良对中国现代史进程影响力是颠覆性和决定性的，决不是什么跳梁小丑。

第九十章 城南庄会
1948年3月21日，主席率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离开驻扎了四个多月的陕北杨家沟。23日，他们由吴堡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到山西临县三交镇双塔村，与尚昆任副书记的中央后委（书记叶帅已赶赴河北工委）会合。主席在这里决定，中央和军委大部机关人员由尚昆率领前往河北，他自己率少数电台、机要、警卫人员单独东行。26日，主席来到兴县蔡家崖，与贺帅、李井泉等晋绥边区领导会面，并听取汇报。4月1日，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2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发表谈话（这两次讲话谈话，均被收入毛选第四卷）。3日，主席继续前进，取道晋西北岢岚（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便建于此处）、神池、雁门关、代县，在大风雪中翻越五台山，于13日到达阜平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大院。
主席刚刚安顿下来，林总、粟裕的重要电报就在4月18日联袂而来，这其中，粟裕电报尤为重要。因为只有当粟裕率部下江南，解放军在中原地区力量有所削弱时，才有必要让东野去冀东接替晋察野，而让晋察野南下中原，加强这里的力量。如果粟裕不下江南，东野就不一定必须去冀东，而完全可以先攻取辽西走廊这个东北、华北国民党军的结合部。
因此，主席首先要解决粟裕下江南问题。而粟裕所列举的战术困难，稍有军事常识者都能认识到，对主席而言，理由并不充分。主席需要的是从战略层面分析下江南利弊，这显然是粟裕所不能胜任的。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老总能够承担起这个职责。于是，主席经过几天思考，先不管林总，于4月21日致电陈、粟，称“为商量行动问题”，请他俩于25至31日数日内，同来平山中工委开会。其实就是借讨论粟裕建议，请老总发表意见。
粟裕这边暂告段落，主席才于4月22日致电林罗高陈李刘谭，表示同意他们先打长春的意见，并应他们要求，令晋察野派三个纵队到承德、北平以东地区配合作战。但主席特别强调，同意先打长春的理由是该方案比别的方案要有利些，而非其他方案（即打沈阳附近、打锦州附近、打榆锦段以及入关到冀东）具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他还特别指出，林总等强调的困难，有些只是自己想象，事实上不一定存在；有些困难确实存在，但在拿下长春后再南下作战时还会遇到，万一拿不下长春更会遇到。故主席要求林总等在战斗动员时，只应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而不应强调南下作战困难，以免被动。这其中意思很明显，主席只是因为可能不让粟裕渡江及老傅以“主力对主力”的凶悍态度，才同意东野先打长春。而不久后的将来，不管长春能否拿下，东野都必须克服困难，南下作战。
给林总等的电报刚刚发出，陈、粟急电又于4月22日当天发到中央，称陈毅正主持华野1兵团高干会议反军阀主义倾向，要作报告及组织下一步的政策讨论，脱不开身，请求让粟裕一个人在4月24日作完报告后即北来。联系前因后果不难看出，陈、粟此时以为粟裕上书反对渡江闯祸了，粟裕去中央可能挨批评。所以，粟裕好心不想让陈毅受牵连，而陈毅也因为自己原本赞成渡江，不愿陪粟裕受牵连。
但主席并没有整粟裕的意思，而且只要老总表态支持粟裕，就要摒弃渡江赤化全国的“越南模式”，改行大决战模式。而一旦执行大决战模式，主席对陈毅的角色定位，就将发生重大变化，故非要陈毅到场不可。于是，主席毫不犹豫地在4月22日当天，再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陈、粟：“请你们两人提前于卯感（4月27日）赶到中工委会晤。”陈毅接电后不好再推迟，遂与粟裕在23日联名电复中央：“拟于明晚及后天白天作一天半报告，传达中央指示及政策，并布置分组讨论，使会议不间断。我们两人于有（25日）晚即动身北来。”
华野1兵团驻地濮阳孙王庄与阜平城南庄之间直线距离仅300公里，中间也只有安阳及附近地区还是敌占区。4月27日，陈毅在1兵团高干会议上做完总结报告，当晚与粟裕一起出发，29日就到了中央工委所在地西柏坡。30日，他俩与少奇、老总、总理、弼时四大书记一起前往城南庄，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当一行人来到主席驻地时，主席破例迎出门外，在与众人握手同时，特别跟有17年未见面的粟裕长时间握手并拥抱。
众多党史研究者都认为，除了1942年出门迎接从苏联养伤归来的林总外，主席这次破例对象其实是粟裕。也有人因为粟裕是同四大书记及陈毅一起来的，认为主席是因为与少奇、老总有一年多未见，这才破例出迎，粟裕只是碰巧沾光而已。但这一次，笔者站在大多数这边，认为主席就是为粟裕而破例的。因为老总在1940年从前线回延安，少奇在1942年年底从华中回延安时，与主席离别的时间都在两年以上，却也未见主席出门迎接，故主席不可能仅仅因一年未见，就要破例迎接他们。至于总理、弼时，一年来朝夕相处，陈毅也在几个月前刚见过，都不可能破例。因此，破例对象只可能是粟裕。
主席破例以最高礼遇迎接粟裕，表明在他心目中，粟裕是解放军中仅次于林总的二号将帅；而且如果采取大决战模式的话，粟裕就是参加南线决战解放军的核心人物（北线核心则是林总）。作为识才、爱才、尊才的解放军最高统帅，主席必须这样做。当然破例迎接，主席也是旨在消除粟裕心中这次开会要批评他的顾虑，以便他能在会上畅所欲言。
粟裕参加的这次是中央前委和工委会合后的第一次书记处扩大会议，史称“城南庄会议”。会期从4月30日至5月7日，出席者除毛、刘、朱、周、任五大书记外，还有彭真、聂帅、一波、陈毅、粟裕、先念、张际春等。主席曾在4月25日致电其他四大书记，提出会议的六个议题：（一）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商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事宜。（二）冬季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后因战略决战，推延到1949年3月）。（三）酌量减轻人民负担，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四）消灭某些无政府状态，酌量减少地方权力。（五）制定区乡（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大纲草案。（六）陈粟兵团行动。（七）刘、邓建议事宜。（八）晋绥管辖。
陈粟兵团行动议题虽只列在第六位，会上却在4月30日首先进行讨论。粟裕汇报基调依然是4月18日电的那些，但依据无疑要比电报里更为详尽。除此之外，他又强调了一点，即如从中原抽走十万主力，将削弱坚强的突击力量，这意味着会失去更多时间，甚至可能推迟夺取全国胜利时间。
此观点虽在日后被证明非常正确，但从粟裕嘴里说出，确不具有说服力。因为当时南线国共正规军兵力对比依然悬殊，仅凭军事实力及潜伏在国民党军统帅部的地下工作者提供情报，仍不具备决战决胜条件。退一步讲，即使能通过决战消灭敌主力，若美军干涉协助残敌防守江南半壁，解放军依然无法夺取全国政权。所以，以粟裕所掌握的资源，并不足以促成全国胜利时点提前到来。

事实上，能通过江北决战使全国胜利提前到来的充分资源，掌握在主席手里。由于这个缘故，粟裕留在江北加速胜利论，根本打动不了他。主席此时在乎的不是全国胜利早晚，而是哪个方案更能确保全国胜利。并不长于战略的粟裕根本无法提供答案，会议在座能提供答案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老总。于是，主席突然告诉粟裕，如果他感到确有困难或不愿意率一兵团南下，中央可以考虑另换统帅。主席代表中央作此表态，其实是在逼老总表态。如果老总保持沉默，那就是同意主席换帅考虑了，也就等于认为渡江方案要优于留在江北方案。如果老总认为渡江方案是着危棋、臭棋，这时就必须站出来支持粟裕。
老总后来确实站出来支持粟裕了，但因他反应稍慢，陈毅先情不自禁发了言。他认为别的统帅率部渡江，都只有全军覆灭结果，只有粟裕去还可能保留三五万人，等待救援。陈毅说的是实话，1945年春夏之交，王震率南下支队来到湖南，在鬼子还占据交通干线和主要城市情况下，却被同样处于游击状态的国民党军围追堵截，无法立足。只有粟裕渡江到苏浙皖边区，曾先后粉碎过同样处于游击状态的国民党军三次大规模进攻，站住了脚，发展到近5万人，后因鬼子投降，才全师北归。如果中央考虑用其他将领替代粟裕挥师渡江，则这位将领不论从1兵团内部叶飞、陶勇等人中产生，还是从外面空降，都不可能比粟裕干得更好。
不过，陈毅急迫站出来反对换帅，跟其个人利益也有密切关系。因为粟裕一旦被换，势必跟萧克一样打入冷宫，再无战场指挥权。而只有一定战略思维的陈毅，“题目”出得再好，没有粟裕这个指挥高手替他“做文章”，也将一事无成。所以，只要解放战争还没结束，粟裕与陈毅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陈毅力挺粟裕的缘由就在于此。
当然，陈毅此举只能表明个人态度，对大局起不到任何作用，真正对大局起作用的是老总。就在陈毅发言之后，老总发言支持粟裕意见。正史没有记载老总支持的具体理由，但从粟裕在决战前夕依然只制定旨在攻城略地的“小淮海”计划看，老总并未在会上透露粟兵团留在江北的真实战略意图，仅是表明了一下他个人立场而已。再观察老总从不在主席面前以军事教官自居的态度，他在会后与主席私下交流，阐述先决战歼敌主力、后渡江追击解放全国战略构想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实际情况应该就是，老总仅表明了个人立场，拿到台面上的理由也未必站得住脚。但这对主席来说已经足够了，因为主席自己也早已权衡过两套战略方案利弊，所求老总的，只是让他进行一下把关，二选其一就可以了。对于朱、毛两大经多年磨合形成极端默契的战略高手而言，一个结论远胜千言万语。
正因为如此，老总态度决定主席最终态度，也就决定了会议决策。5月5日，城南庄会议尚未结束，中央军委就致电刘邓并华东局，在坚持把战争引向长江以南总基调不变前提下，明确表示因立刻渡江尚有困难，粟裕指挥的1、4、6纵，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道路。即在四至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3、8、11纵，在汴徐线南北地区，寻机歼灭敌5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刘邓军则命1、11纵在陇海路汴徐段以南适当地点休整，按粟裕命令，协同作战。在粟裕作战的同时，山东兵团向津浦路行动，相机钳制并歼灭敌整12、73、75、84师等部。此外，苏北兵团也应发起歼敌战役，配合行动。至于粟裕团的供应，则由华北、山东两大解放区统筹。
此电虽仍表示渡江计划不变，但由于最多推迟时间达八个月之久，“越南模式”已在事实上演变成战略决战模式。八个月之后，南北线齐动手的战略决战成功，国民党军主力已基本覆灭，渡江计划当然可以如期进行。只不过届时的渡江，不再是10万人的偷渡，而是百万雄师浩浩荡荡渡江追击残敌，解放全中国了。
完成了最重要议程后，城南庄会议继续讨论其他议题。主席在讲话中提出三条方针：一、“军队向前进”；二、“生产长一寸”；三、“加强纪律性”。会议讨论通过了庆祝五一节口号，提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倡议。
会议还研究决定加强华北和中原解放区统一领导的措施：其中，将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解放区合并组成华北解放区，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中央局合并成华北中央局，晋冀鲁豫与晋察冀两支解放军合并成解放军华北军区，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边区政府合并成华北区联合行政委员会（上述合并均于5月20日完成）。规定除华中解放区现辖境地外，凡陇海以南、长江以北、直至川陕边区，均属中原解放区。中原局以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刘帅为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简称中野）司令员，小平为政委，陈毅为军区及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先念为第二副司令员。但陈毅仍兼任华野司令员及政委。
陈毅调中原军区工作，也是主席在城南庄会议上的人事大手笔。最初方案是陈毅彻底调离，由粟裕担任华野司令员兼政委。可粟裕自感无力主持全局，向中央提出，只有在陈毅主持全局情况下，他才能集中精力搞好战役指挥。经协商，主席最后决定陈毅必须调走，但保留华野职务，粟裕以代司令员兼代政委身份指挥华野大军。对于这一人事变动，网上有多种解读。有认为主席这是撇清陈毅，让粟裕单立军令状，如不能在中原实现消灭敌5军目标，就重罚粟裕。也有认为主席让陈毅去中原做刘邓监军（一说协调刘邓关系），以便在南线决战时，可以让陈毅为华野利益，督促刘邓军拼命配合。但笔者却认为，事情没有那么复杂，主席考虑的只是暂时拆散陈粟这对搭档，以便自己能直接指挥粟裕。
前面已经分析过了，陈毅长于战略构思，粟裕长于战场指挥，这对搭档打胜仗的秘诀在于：陈毅“出题目”、粟裕“做文章”。这在各战略区具有自主权的时期是件相得益彰的美事，但到了战略决战时期，中央要根据全国总体军事形势，直接对战场情况进行控制，像陈毅这样战场指挥能力差的人，就显得多余了。当然有人会说，不妨让主席战略决战时亲自给粟裕“出题目”，陈毅转换身份当个命令传达员也可。但问题是，主席指挥作战一般都采取与战场指挥员商讨形式，陈毅夹在毛、粟中间，不仅起不到丝毫积极作用，反倒有可能干扰毛、粟信息交流，造成不畅和失真。
此外，陈毅如在南线决战时继续担任华野司令员兼政委，又将影响主席另一宗长远政治安排。如前所述，主席对小平在坚持大别山斗争时表现出的战略眼光十分欣赏，已有增厚其政治资本、作为接班人培养意向了。但平心而论，小平虽具有领袖气质，业务水平却稀松平常。他身为政委，连王克勤这样的解放战士典型都抓不出，还得靠刘帅来抓；至于军事指挥，除了在大别山与刘帅分开三个月外，也乏善可陈。所以，靠小平自己在解放战争中建立重大功勋，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此，主席决定自己亲自指挥南线决战，等大局已定时，再让小平担任名义上的总指挥。这样，他就可以瞒天过海，把自己立下的赫赫战功，暗中送给小平，成为其在军中慑服群雄的杀手锏。然而，如果陈毅还留在华野，则以其资历和华野实力，将在大局已定时出任总指挥。而陈毅不可能成为接班人候选者，冒得此特等战功，非但对党和国家前途毫无用处，对他本人说不定还是一件坏事。所以，主席必须先把陈毅调到中野，在小平手下任副职，让他届时无法与小平竞争名义总指挥一职。
城南庄会议议程里尚有一件事情，可以回击反毛分子所造的谣言。1948年五一口号草案里本有24条，其中第23条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但主席在会议讨论时，明确主张删去这一条，会议接受主席主张，最终公布的口号是23条。由此可见，早在1948年，中央就提出“毛主席万岁”这一口号了，主席根本不可能在1950年，像反毛分子所说的那样，厚着脸皮自己添加“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口号。1950年五一口号拟定者应该是按1948年旧例，写入“毛泽东同志万岁”口号，让主席自己取舍。但这一次，主席觉得接受一点群众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对巩固新生政权更有好处，便没有删去。
由于城南庄会议最终决定的作战模式是战略决战模式，会后主席还必须采取系列措施，保障战略决战模式贯彻实施。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防止美军在国民党军溃败时进行干涉。而仅以解放军力量尚不足以粉碎这种干涉，故需要向苏联求援，让其在全球其他地方牵制美军力量，使美军无力干涉。为此，主席在4月26日，城南庄会议还未作出决定之前，就向老斯提出访问苏联的愿望。
主席已经不是第一次打访苏这张牌了。早在1947年3月撤出延安时，他就提出过访苏要求。当年6月15日，也跟随主席转战陕北的苏联医生阿洛夫（同时也是苏共中央联络员），收到莫斯科来电。该电称“请转告毛泽东，联共（布）中央认为，关于他前来莫斯科的事情不可走漏任何风声。如果毛泽东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那么，我们认为最好取道哈尔滨前来。如果需要，我们可以派飞机前往。”阿洛夫将电报转给主席后，晋绥解放区便迅速在临县新建简易机场，以便苏联飞机降落。
但此时，主席正以身为饵把胡部拖在陕北，而且还以不过黄河的誓言，来激励解放区军民斗志。故他在南线出击外线关键时刻，如真的离开陕北访苏，将给人怕死临阵脱逃的感觉，并不可取。因此，主席没有回绝老斯邀请，很大程度上是在试探其意图。如果苏联飞机真在临县降落，他一定会找理由推脱不去。但结果是老斯先沉不住气，7月1日，阿洛夫又接到老斯另一封电报，说：“您有关毛泽东事宜和有关前线形势的报告已收到。鉴于目前进行的战役，毛泽东离开可能会对战事带来不利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来访是适宜的。”
既然老斯主动毁约，主动权便在主席这里。当年12月16日，莫斯科通知阿洛夫转告主席：“苏联政府欢迎毛泽东前来访问。”而当时形势仍不适合主席访苏，为了不失去主动权，主席佯装“十分满意”，请阿洛夫转告老斯，称将在苏联呆上三个月或半年。但在日期上，他却说要等解放军占领平绥路后，才可以出发。事实上，平绥路直到开国大典之前，才随着绥远通电起义而解放，主席这个先决条件其实也是缓兵之计。
东渡黄河之后，主席觉得无论采取决战模式还是“越南模式”，都需要苏联予以支持，在全球范围对美国进行牵制了，遂再打访苏牌。1948年4月22日，总理通知阿洛夫，称主席打算在5月初前往莫斯科，夫人江青、女儿李讷和翻译师哲随行。未等老斯回电，主席又在26日亲自致电老斯，详细说明行程安排：越过京张铁路，6月中旬抵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去莫斯科。他表示将就政治、军事、经济等重要问题向联共（布）中央同志请教；如有可能，还将访问东欧和东南欧社会主义国家。电报末尾，主席还孩子气地说，老斯如不同意，他将一个人去苏联。
主席这次要求访苏，决心似乎挺大，但在笔者看来，仍旧是虚晃一枪，让老斯处于被动地位，以答应他某些请求。这是因为解放战争正进行到关键时期，十分需要主席在国内就近指导和协调各战略部队行动。一旦主席访苏，其精力势必被大量外交事务所牵扯，加上距离遥远，通讯设施局限，不可能十分精准地指导和协调。当然，主席也可以在访苏期间，将战略指挥大权转交给老总。但万一老总指挥全军取得战略决战胜利，便将独享这一不世战功；万一老总指挥全军冒进大败，则将对中国革命进程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两种情况都是主席不愿看到并无法承受的。
不过，主席越是内心里不想访苏，越是要装得像到老斯不敢请他访苏的程度。所谓与夫人、女儿全家同行，还要顺访东欧和东南欧，就是告诉老斯，来了就乐不思蜀，要在苏东长期呆下去。老斯当然不想让全球舆论认为，苏联在支持中共推翻国民党政权，故不能容许主席借访苏向外界传达这样的暗示。
当然，老斯也是政治高手，他不便直接拒绝主席访苏，便分几步慢慢转弯。4月29日，他先复电主席称：“同意您来苏联的计划，您想带谁来，您认为需要带几个人来都可以。”但到5月10日，他又致电主席，以战局发展和安全为由，建议主席推迟动身日期。不过，老斯也没把话说死，在电文最后加上一句“如果您决定不延迟动身日期，请您通知我们，何时把飞机派到何处”。
主席访苏的设想是先从陆路到达哈尔滨，然后再坐其他交通工具，老斯此时表示派飞机到河北接主席，骨子里就是不愿接他访苏。这是因为国民党空军在北平、沈阳、青岛都有基地，苏联不论是从外蒙还是大连派飞机来，如无战斗机护航，则极有可能在途中遭遇国民党空军截击，主席生命就会有危险。可苏联如派战斗机护航，则构成对中国领空侵犯。此外，河北解放区并无机场，即使修建临时机场也需要时间，这样就能拖延主席访苏日程了。老斯此电一发，主席果然没有立刻表示。但其实，他真的安排人在河北威县修建临时机场了，7月4日临时机场竣工，主席明知老斯不会派飞机，却故意致电请他派飞机，当然这是后话。
就在主席还在考虑继续通过访苏请求，暗示老斯帮忙牵制美国时，美苏之间的冷战愈演愈烈。2月底，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以苏联驻军为后盾，采取类似于近年来西方势力经常采取的“颜色革命”手段，通过组织全国总罢工，将资产阶级政党赶出政府，成立了单独执政政府，史称捷二月事变。美国为报复苏联，加速在德国的美英法占领区（即西占区）单独建立西德国家的步伐。而老斯因苏联在德国占领区面积较小，不愿单独建国，总想着使德国继续保持统一，却像芬兰那样，中立于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故要竭力阻扰西德单独建国行动。

老斯看到了英美法的柏林占领区（即西柏林）四面都被苏占区包围的不利地理形势，决定用控制西柏林与西占区交通的方法，逼停西德单独建国行动。即使达不到目的，至少也要迫使英美法驻军撤离，将西柏林收入苏占区。于是，随着西德建国行动步步深入，苏军从4月1日起，对西柏林地面交通逐步设限，到6月24日终于以“技术原因”为由，完全封闭了西柏林与西占区间地面交通。
西柏林面积只有480平方公里，除了城市建筑外只有一些绿化地，却有250人口及美英法驻军，他们失去外界补给将冻饿而死。在老斯看来，美国若要避免这一噩运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停止西德单独建国活动，二是撤退驻军，将西柏林归于苏占区。但这两条路美国都没有走，它仗着自己强大的空中运输能力，联合英国进行空中补给。从6月25日到1949年5月12日，美英空运行动持续了将近十个半月，最后以苏联解除封锁而告终。
时至今日，西方社会依然对柏林空运沾沾自喜，认为此次行动显示了“自由世界”捍卫自由的坚强决心和雄厚实力，大长“自由世界”志气，大灭社会主义阵营威风！但其实呢，那只是站在欧洲角度看问题，如果站在全球角度看问题，美国贸然进行柏林空运，简直就是极端愚蠢之举！
此话怎讲，此话要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决战讲起。根据前面分析可知，国民党军主力即使在大决战中被完全摧毁，只要美国下决心调动其主要地面部队，辅之以强大的海空力量，协防长江防线；则老蒋有望保住南半个中国，现代中国历史是南北分裂的悲惨历史（主席之所以一直要让粟裕渡江，就是为了防止南北朝局面出现）。但柏林空运发生后，美军基本空运力量都调往欧洲，将美陆军从世界各地快速投送到中国的能力不足。而美国如见国民党军输掉战略决战，停掉柏林空运，将陆军送到中国，则西柏林居民不几天就会饿死。届时，美国只有答应苏联条件或放弃西柏林，这叫它这张老脸往哪搁？况且，干涉中国内战也是一招险棋，未必能够成功。美国弃已有把握获胜的柏林空运，蹚中国内战这滩浑水，万一两头落空，那就更麻烦了。
也许有人会说，空运不成还可以海运，淮海战役胜利后，国共进行了三个月的谈判，有这点时间，美国海运兵员也到中国了。但问题是，如此大规模海运不可能不走漏风声，主席一听说世界各地美军都上船出海、去向不明，马上就会猜到其目的地，也就不会再与国民党谈判，立刻百万雄师过大江。等美军赶到中国，南方所有海港都已易手，国民党军也大多溃散，美军只能按此前的诺曼底模式、此后的仁川模式，在中国强行登陆，帮助老蒋反攻大陆了。但如果那样干有胜算的话，美军日后也不必在朝鲜与志愿军来回拉锯了。
再退一步讲，由于西柏林封锁与反封锁对抗如火如荼，即便美国愿意丢掉老脸，空运基本地面部队去中国，也为时已晚。因为此时美国地面部队一共只有11个师另9个独立团，要协防长江防线，就必须把其中大半都派到中国。而美苏冷战形势既然如此严峻，焉知老斯不会等这些部队前脚一走，后脚找借口横扫西欧、近东，赤化西德、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诸中等国家及荷兰等袖珍国家，将美国势力彻底逐出欧洲和近东？
所以，西柏林空运角力，美国看似赢了面子，其实却捡了西柏林这颗小芝麻，丢了中国这个大西瓜，彻底输掉了里子！而且，哑巴亏一吃就是六十多年，美国至今还在强颜欢笑，不敢道出实情。不过，老斯最初封锁柏林也只是就事论事，希望遏制西德单独建国行动。但在实施过程中，他慢慢发现中国革命形势正向夺取全国政权方向发展，从而领悟到主席一直要求访苏所包含的要求他牵制美国军力以防其干涉中国内战的潜台词，再看到美国为保住西柏林调集了基本空运力量，这才形成不惧封锁失败丢脸面，牵制美军干涉中国内战行动的基本设想，从而把封锁坚持了十个多月。
至于苏联克格勃将军苏多柏拉托夫，在1994年所撰回忆录《特殊使命》中声称，封锁西柏林就是老斯和主席商议后决定挑起的大危机，以便转移美国对中国战略注意力，应该不是历史事实。因为主席除了不断要求访苏外，并无畅通保密渠道，能与老斯商议如此机密的事情，俄罗斯解密的苏联档案中也无与此有关电文。事实上，柏林空运开始后的第九天，即7月4日，主席仍未认识到这场危机对中国革命战略决战的极端重要价值，还在要求老斯同意他访苏。只是当封锁行动持续到8月，证明不会立刻停下来，主席才意识到，老斯已帮他做了他所想的事情，遂毅然发起战略决战。
城南庄会议后要做的第二件保障战略决战顺利进行的事情，是实地考察未来在南线战略决战中将起核心作用的华野1兵团准备情况。主席当然不可能亲自前往，遂委派老总代表。5月10日，老总与回部队的陈、粟结伴，乘坐两辆吉普车（老总坐一辆，陈、粟合坐一辆），在一辆满载警卫人员的大卡车护卫下，前往濮阳。然而，从城南庄到濮阳，仍须穿过以安阳为中心的孤立敌占区。就在那里，他们遭遇一群国民党军散兵。欲知老总是如何以大帅风度带领陈、粟化险为夷，请看第九十一章《西府战役》。
在即将结束本章之时，想谈的是毛、斯之间的政治隐语。笔者记得自己孩子在还不会说话之时，到他姑姑家做客。孩子看中了姑姑家一款玩具，就拿了送到姑姑手里，姑姑不解其意，便把玩具放在一边。过了一会儿，孩子又拿起玩具，送到姑姑手里，姑姑依然放回。如此再三后，姑姑终于领悟，孩子喜欢这款玩具，便跟孩子说将玩具赠送给他。孩子虽不会讲话，却听得懂话，闻言立刻拿起玩具，拉着奶奶要回自己家去。在这里，不会说话的孩子所使用的，就是一种动作隐语。
主席与老斯围绕着访苏问题的交涉，也应该看作是政治隐语。主席想请老斯在解放军发起战略决战时帮助牵制美军，但又不便明说，遂不断请求访苏。而老斯最初以为主席访苏是跟他要大规模军事援助，因这样做不利于苏联全球战略，便一面婉拒主席访苏，一面让朝鲜及苏联自己向东民联转交些缴获的鬼子武器。可主席依然要求访苏不止，老斯这才意识到主席另有所求。作为大政治家，他只要站在主席立场上换位思考，立刻就能明白主席所求内容了。而恰好苏联此时也有与美国展开冷战需要，中国革命胜利对苏联来说更是重大利好，老斯便两事合一了。
正因为两事合一，老斯并不需要知会主席，而主席一旦明白过来，也乐得佯装与己无关，躲掉了这笔巨大的人情债。而因政治隐语没有绝密档案验证，就苦了那些从不分析思考、只靠手头拥有比他人更多稀有史料吃饭的党史研究者们。当然，他们为了维护形象，通常都会以分析者拿不出过硬档案，干脆一票否决。可问题是，这样做能提高党史研究水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