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要让汉卿死心塌地按主席意图行事，光给一张假党票还不行，还必须让他看到苏援希望。6月16日电所做的就是这项工作，该电在汇报统战汉卿成功以后，接着要求国际每月至少提供300万元现款援助，以及大批飞机、重炮、机步抢、架桥器材、弹药等等。笔者查了查1927年老蒋拉拢老冯时开出的加码，也不过每月军费250万元，主席一下子就要这么多，真可谓狮子大开口。因此，国际当时并未当真，也就没有及时回复。
不过，二、四方面军此时尚未北上，国际即使答应援助，单靠彭总这万把人，也无法打通国际线拿到援助。事实上，彭总一直打到7月底，也只俘获了马鸿宾部人枪各2000、战马500匹，开辟纵横200余公里新根据地而已，并没有力量对宁夏之敌实施毁灭性打击。
于是，向汉卿做过姿态以后，主席并没有既催国际答复，也没有敦促汉卿采取进一步行动，而是耐心等待二、四方面军北上，并积极做东北军下层官兵工作。在此期间，主席忙中偷闲，接待了一位名叫斯诺的美国《每日先驱报》特派记者。斯诺是经庆龄介绍，于6月来到陕北的，并一直逗留到10月，期间拜访了许多中共领导人。10月底，他回到北平之后，即发表了大量介绍陕北见闻报道（后来编成《西行漫记》一书），从而把中共事业首次展现于全世界面前。斯诺也由此与中国革命结下不解之缘，1939年他再访陕北，新中国成立后又三次来访，一直到他去世，与主席保持了三十六年的友谊。
这时，国焘与弼时、贺帅会合后，也开始离开甘孜北上了。北上之前，国焘为了到中央后不孤立，很想把弼时他们争取过来。为此，他让老总以中革军委名义，把二、六军团和红32军（原一方面军九军团）重新组成二方面军，增强了弼时他们政治、军事实力。但从现有回忆材料看，二方面军主要领导拿了国焘的手没短，吃了国焘的嘴没软，顶多就是保持中立而已。这也难怪，弼时、向应虽未名列二十八宿，但都是国际看中之人，如何会与想和国际对着干的国焘有共同语言？贺帅对国焘阻扰南昌起义十分不满，最佩服的是总理；而王震向来只烧冷灶，不烧热灶。所以，国焘争取了半天，似乎只争取到了萧克。这位八月失败时站对立场的萧营长，放着主席这尊现成真神不拜，却去拜国焘这尊歪神，可谓有眼无珠，结果自然是断送大好前途。当然这同样难怪，国焘身上毕竟笼罩着党创始者之一、中央常委光环，稍微放低点身段嘘寒问暖，没怎么见过世面的萧营长感动之余把持不住，也属正常之事。
就这样，国焘惴惴不安踏上北上之路。因为要分散就粮缘故，四方面军当时在甘孜草原上散得很开，但北上通道却只有一条，就是十个月前中央红军所走的路。所以，从7月2日到10日，各路红军陆续出发，第一目的地全都是包座。尽管吸取前两次过草地经验，红军准备了较多粮食，但在8月1日到达包座前，指战员仍免不了要靠野菜、草根甚至皮带充饥。好在此时，虽说陈济棠已被老蒋平定，中央军仍被李、白桂系所牵制，西北敌军力量相对较弱。8月9日，红30军88师强占腊子口；10日，89师攻占哈达铺，随即包围岷州。熟悉中央红军北上之路的网友肯定清楚，到了哈达铺，前路四通八达，可以展开机动作战了。为此，西北局（国焘已在6月6日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并在此后出任与二方面军领导联合组成的西北局书记）于8月5日，在包座附近的求吉寺召开会议，决定二、四方面军共同发动“岷洮西战役”。
与此同时，奉行国际拖延战术的小开，也总算在8月8日到了中央所在地保安。前面说到，小开于7月7日到南京与二陈接上头，但老蒋正受两广事变压力，不愿在此时与中共谈判，二陈遂以小开不能代表国内中央和红军为由，让他先去陕北取得正式谈判代表资格和谈判条件以后，再来南京谈。小开随即在上海通过冯雪峰找到刘鼎，在刘鼎安排下到了陕北，向中央汇报了老蒋要求谈判意向。不过，小开不是第一个带来消息的人，在此之前，中共党员张子华已三到陕北，传递国民党方面和谈意向，最近一次就在7月28日。
至此，主席凭借陕北和一方面军这个小规模政治军事实体，“买空卖空”于革命阵营内部的国焘、国际和敌方阵营的老蒋、汉卿、各地实力派之间。尽管他只是第一次处理如此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却应付自如，游刃有余。
主席依然紧紧抓住利用汉卿这条主线，而把老蒋三心二意的和谈先放在一边。在他推动下，8月10日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先由二、四方面军在一个半月内进兵夏洮，威胁兰州及青海，吸引马步芳从甘凉肃三州调兵增援，以帮助东北军控制三州。然后，三个方面军会合于甘北，并在12月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另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黄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打通国际线。之后便与汉卿携手，实现西北联合反蒋计划。会后，中央让小开于12日去西安，向汉卿通报情况。至于老蒋那边，暂时不予回复。
可仅仅过了三天，国际于15日发来一封重要指示电，明确要求中共放弃正在实施的“抗日反蒋”方针，转而实施逼蒋和联蒋抗日方针。国际突然否定西北大联合计划，是老斯一以贯之的苏联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原则的具体表现。以当时苏联东西两面分别遭受德日威胁的状况，老斯非常希望与中国结成同盟，在远东共同对付鬼子。但之前，他对老蒋政权稳固度并不看好，为此也把西北大联合，作为万不得已时控制中国西北、与鬼子瓜分中国的备选方案。可随着老蒋巧妙运作，两广事变平息已成定局，老斯转而看好老蒋统治能力，当然就愿意把中国捏成一个整体对抗鬼子侵略了。于是，他又拿出中山舰事件时，硬逼陈总向老蒋屈服故伎，要中共向老蒋屈服，以配合实现苏联国家利益。
这事要放在陈总身上，肯定又是一哭二闹三上吊，但有主意的主席却不这么干，当然他也不会像二十八宿那样，唯国际之命是从。套用一句现在流行语，主席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的对策是继续忽悠汉卿反蒋，而且不反则已，一反就要反大的，要让蕴藏在汉卿身上的巨大政治能量，在特定时期爆炸开来，炸得国民党当局支离破碎。因此，他决定向汉卿隐瞒西北大联合遭国际否决事实，但设法推迟实施进程，以免穿帮。
让主席喜出望外的是，汉卿也在这时打起退堂鼓来，直到8月19日，他仍称病不见小开，而原因竟和中共方面大同小异。原来，汉卿在7月间，又去南京出席了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老蒋在会议期间，向他明确表示了联苏决心，让他感到苏联更看重的是老蒋而不是他，此时反蒋恐怕未必能得苏联支持。再加上两广事变失败已成定局，他就更加犹豫不决。在装病思考多日以后，汉卿终于在21日和24日晚，两次接见小开。谈话中，他一面原则上继续赞同西北大联合计划，一面表示宁愿部队在与红军作战时受损，也不愿因配合红军行动而使联共秘密泄露。真实意思就是，红军不打通国际线拿来苏援，他是不会起兵反蒋的。但为了让红军能为他火中取栗，当小开提出红军继续向他借款时，他毫不犹豫地又借出五万元，用作补充给养，还表示愿意多借。

主席并不在乎汉卿的犹豫，仍按原剧本将戏唱下去。8月25日，在得到小开来电报告后，主席做了两件事情，其一是发布《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正式向老蒋提出有条件联合抗日主张。其二是起草了给王明电报，叮嘱王明务必要求苏联提供援助。由于电报只提为红军要援助，而且明言再无援助，红军只能离开西北，重新回内地发展。老斯当然清楚，已经大为瘦身的红军再回内地，无疑自取灭亡。他不敢托大，很快批准了国际已经拟就的援助方案，并让国际于9月11日复电中央，同意红军占领宁夏和甘肃西部以接受援助计划，但不允许红军去新疆。
这个复电对主席而言，无疑对内获得一柄尚方宝剑，可以号令二、四方面军行动；对外携有一块金字招牌，可以把国际对红军援助说成对东北军援助。而在此之前，汉卿又因“艳晚事件”，重新与中共走得近了。事情是这样的，汉卿在8月29日风闻，中央军三个师加一个补充旅，将从郑州开到西安三原一线，当晚又传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便衣密捕东北籍大学生宋黎、马绍周等的消息。恼怒之下，他当时就调卫队及手枪营，查抄了省党部。但当30日得知中央军西进属于误传（也可能是老蒋因“艳晚事件”而取消西进）后，汉卿不得不向老蒋电请处分。经此一闹，他在30日晚又一次约见小开时，表达了联共决心。
见汉卿这头没问题，主席以中央名义，在9月14日先后通知一、二、四方面军，要求做好两个月后夺取宁夏准备。一方面军接电后自会遵照执行，二方面军已经接受中央指示，从9月11日起实施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计划（之后十天内，他们连克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四城，控制了略阳、凤县、西和、礼县、天水等陕甘两省边界地区的农村）。难办的还是国焘的四方面军。
国焘虽说以西北局暂时归属于驻国际代表团领导，不再保持另立中央名义。但从内心里，他并不愿与一方面军靠得太近，担心如此一来会被调往中央，从此丧失兵权。为此，尽管在8月初至此约一个月时间里进行的“岷洮西战役”中，二、四方面军先后攻占和控制了临潭、漳县、渭源、通渭四座县城及岷县、陇西、临洮、武山、宕昌等县农村，他却只在当地扩红，并未表露出继续东移意思。
所以，当中央要四方面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再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靠近时，国焘第一反应就是不想执行，而把部队拉到远离中央之处。9月16日，他在岷州七里铺组织红军总部部分成员召开军委会议，抛出一个西进控制河西走廊和新疆计划。计划表面理由是，既保障未来西北大联合力量的后路，又使陕北、西安和河西走廊呈鼎足之势，使甘肃敌军多面受敌。但骨子里，他是希望由一方面军和东北军在前方与老蒋拼个你死我活，他自己则在河西走廊拥兵自重，寻找下一次夺取最高领导权机会。
然而，国焘此时威信大降，与会者中不要说老总反对西进计划（刘帅已跟随二方面军行动），就连从来就是西方面军的一些高级干部也站到了对立面上。国焘本是真主意假商量，此时干脆不顾这些非实权人物意见，径自发布命令让部队出发西进。傅钟、张琴秋等人见势不妙，遂用俄语交换意见后，决定把在方面军总部的昌浩叫来劝阻。昌浩属于实权人物，他飞马过来一喊，部队立刻停止前进，连率领交通队走在最前面的国焘也不得不跟回来。
国焘当然不肯甘心，便继续在三十里铺召开在二方面军主要领导缺席的西北局会议，党史上叫岷州会议。会议开到9月18日上午，国焘见大多数人意见始终与他相左，拿出了辞职杀手锏，带警卫员住到了洮河对岸供给部。前面说过，主席在苟坝会议上也用过这一招，但结果非常不妙，最后还是通过与总理私下交换意见，才避免出局噩运，故此国焘再用此招必然无效。果然，经历过苟坝会议的老总，用一句“他不干，我干！”，就接过指挥权，向作战参谋布置起静会战役计划来。到了黄昏，国焘见辞职要弄假成真，便赶紧派人喊老总、昌浩等人去供给部继续开会。到了这时，他只好先保住权力再推行自己主张，便同意签发老总制定的战役计划，并电告中央。
到6月19日凌晨三时，国焘单独找昌浩谈话（与主席找总理类似），痛哭流涕地向他挑明：一旦与中央会合，他们将失去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让国焘没想到的是，昌浩凭着二十八宿之一身份，早已考虑好了大船搁浅、舢板逃生计划。此时，他讲了一番应该服从中央套话后，冷冷地告诉国焘，哭是没有用的。
眼见昌浩已经变心，国焘觉也不睡，连夜赶往漳县前敌指挥部，游说他的第二支柱徐帅去了。见到徐帅、李特、李先念等人以后，国焘依旧是哭，但哭的内容不同了。他这次哭的是，昌浩有取他而代之野心，要送他去中央坐牢杀头。从昌浩为人一贯强势来看，徐帅等对他也口服心不服，故见国焘一哭，大家纷纷安慰，表示决不支持昌浩。国焘此时倒不再摆领导架子，而是摆事实讲道理，说直接与优势敌军交战无胜算，不如西渡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做立足点，然后再返身作战。如此一说，本来远离中央的性质，就变成了像主席上井冈一样，先找堵墙靠一靠再打狗了。于是，长于军事布局却不识政治内幕的徐帅率先支持，众人也纷纷应和，当下就定了个从甘青交界处渡黄河的方案。
中央对这些新变化并不清楚，便在9月21日复电中，借二方面军领导以及刘帅之口，主张以主席、彭总、稼祥和国焘、老总、昌浩六人组成军委主席团，驻地设在宁夏同心城附近。国焘接电后立刻摊牌，当晚就向四方面军发出了停止北进、掉头向西命令。老总一看定好事情变卦，赶紧一面在傅钟帮助下，向中央、二方面军领导发电，一面通知其他岷州会议参加者去漳县。他自己也在22日凌晨，骑马前往漳县。
于是，西北局又于9月23日，在漳县盐井镇召开了紧急扩大会议，史称“漳县会议”。参加者除国焘、老总、昌浩、徐帅外，属于国焘嫡系的有李特、傅钟、曾传六、何畏、先念，却也有萧克（时任红31军军长）、何长工这样的老井冈以及参加过遵义会议的李卓然。尽管老总在会上提出了反对意见，但因为昌浩在此前已遭徐帅围攻表现消极，因而孤掌难鸣，加之部队已经出发，最终未经表决便推翻了岷州会议决议。
老总和傅钟之所以孤掌难鸣，与老井冈们态度多变有很大关系。如果萧克、何长工、李卓然明确支持老总、傅钟意见，则昌浩也会改变消极态度站过来，这样支持与反对为六比六打平，鹿死谁手，尚未可知。由此可见，老井冈们的行为实属助纣为虐。这些人若在一年前这样干，还勉强算得上对事不对人。而此时路线对错已很明了，他们还坚持拥护国焘，就只能说明他们是既不对人也不对事、只屈服于当时权势的投机客。从这点上看，主席日后宁可重用出自国焘营垒的先念，再也不眷顾这三位背叛自己营垒的投机客，实在是没做错什么。

主席并不在乎汉卿的犹豫，仍按原剧本将戏唱下去。8月25日，在得到小开来电报告后，主席做了两件事情，其一是发布《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正式向老蒋提出有条件联合抗日主张。其二是起草了给王明电报，叮嘱王明务必要求苏联提供援助。由于电报只提为红军要援助，而且明言再无援助，红军只能离开西北，重新回内地发展。老斯当然清楚，已经大为瘦身的红军再回内地，无疑自取灭亡。他不敢托大，很快批准了国际已经拟就的援助方案，并让国际于9月11日复电中央，同意红军占领宁夏和甘肃西部以接受援助计划，但不允许红军去新疆。
这个复电对主席而言，无疑对内获得一柄尚方宝剑，可以号令二、四方面军行动；对外携有一块金字招牌，可以把国际对红军援助说成对东北军援助。而在此之前，汉卿又因“艳晚事件”，重新与中共走得近了。事情是这样的，汉卿在8月29日风闻，中央军三个师加一个补充旅，将从郑州开到西安三原一线，当晚又传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便衣密捕东北籍大学生宋黎、马绍周等的消息。恼怒之下，他当时就调卫队及手枪营，查抄了省党部。但当30日得知中央军西进属于误传（也可能是老蒋因“艳晚事件”而取消西进）后，汉卿不得不向老蒋电请处分。经此一闹，他在30日晚又一次约见小开时，表达了联共决心。
见汉卿这头没问题，主席以中央名义，在9月14日先后通知一、二、四方面军，要求做好两个月后夺取宁夏准备。一方面军接电后自会遵照执行，二方面军已经接受中央指示，从9月11日起实施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计划（之后十天内，他们连克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四城，控制了略阳、凤县、西和、礼县、天水等陕甘两省边界地区的农村）。难办的还是国焘的四方面军。
国焘虽说以西北局暂时归属于驻国际代表团领导，不再保持另立中央名义。但从内心里，他并不愿与一方面军靠得太近，担心如此一来会被调往中央，从此丧失兵权。为此，尽管在8月初至此约一个月时间里进行的“岷洮西战役”中，二、四方面军先后攻占和控制了临潭、漳县、渭源、通渭四座县城及岷县、陇西、临洮、武山、宕昌等县农村，他却只在当地扩红，并未表露出继续东移意思。
所以，当中央要四方面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再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靠近时，国焘第一反应就是不想执行，而把部队拉到远离中央之处。9月16日，他在岷州七里铺组织红军总部部分成员召开军委会议，抛出一个西进控制河西走廊和新疆计划。计划表面理由是，既保障未来西北大联合力量的后路，又使陕北、西安和河西走廊呈鼎足之势，使甘肃敌军多面受敌。但骨子里，他是希望由一方面军和东北军在前方与老蒋拼个你死我活，他自己则在河西走廊拥兵自重，寻找下一次夺取最高领导权机会。
然而，国焘此时威信大降，与会者中不要说老总反对西进计划（刘帅已跟随二方面军行动），就连从来就是西方面军的一些高级干部也站到了对立面上。国焘本是真主意假商量，此时干脆不顾这些非实权人物意见，径自发布命令让部队出发西进。傅钟、张琴秋等人见势不妙，遂用俄语交换意见后，决定把在方面军总部的昌浩叫来劝阻。昌浩属于实权人物，他飞马过来一喊，部队立刻停止前进，连率领交通队走在最前面的国焘也不得不跟回来。
国焘当然不肯甘心，便继续在三十里铺召开在二方面军主要领导缺席的西北局会议，党史上叫岷州会议。会议开到9月18日上午，国焘见大多数人意见始终与他相左，拿出了辞职杀手锏，带警卫员住到了洮河对岸供给部。前面说过，主席在苟坝会议上也用过这一招，但结果非常不妙，最后还是通过与总理私下交换意见，才避免出局噩运，故此国焘再用此招必然无效。果然，经历过苟坝会议的老总，用一句“他不干，我干！”，就接过指挥权，向作战参谋布置起静会战役计划来。到了黄昏，国焘见辞职要弄假成真，便赶紧派人喊老总、昌浩等人去供给部继续开会。到了这时，他只好先保住权力再推行自己主张，便同意签发老总制定的战役计划，并电告中央。
到6月19日凌晨三时，国焘单独找昌浩谈话（与主席找总理类似），痛哭流涕地向他挑明：一旦与中央会合，他们将失去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让国焘没想到的是，昌浩凭着二十八宿之一身份，早已考虑好了大船搁浅、舢板逃生计划。此时，他讲了一番应该服从中央套话后，冷冷地告诉国焘，哭是没有用的。
眼见昌浩已经变心，国焘觉也不睡，连夜赶往漳县前敌指挥部，游说他的第二支柱徐帅去了。见到徐帅、李特、李先念等人以后，国焘依旧是哭，但哭的内容不同了。他这次哭的是，昌浩有取他而代之野心，要送他去中央坐牢杀头。从昌浩为人一贯强势来看，徐帅等对他也口服心不服，故见国焘一哭，大家纷纷安慰，表示决不支持昌浩。国焘此时倒不再摆领导架子，而是摆事实讲道理，说直接与优势敌军交战无胜算，不如西渡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做立足点，然后再返身作战。如此一说，本来远离中央的性质，就变成了像主席上井冈一样，先找堵墙靠一靠再打狗了。于是，长于军事布局却不识政治内幕的徐帅率先支持，众人也纷纷应和，当下就定了个从甘青交界处渡黄河的方案。
中央对这些新变化并不清楚，便在9月21日复电中，借二方面军领导以及刘帅之口，主张以主席、彭总、稼祥和国焘、老总、昌浩六人组成军委主席团，驻地设在宁夏同心城附近。国焘接电后立刻摊牌，当晚就向四方面军发出了停止北进、掉头向西命令。老总一看定好事情变卦，赶紧一面在傅钟帮助下，向中央、二方面军领导发电，一面通知其他岷州会议参加者去漳县。他自己也在22日凌晨，骑马前往漳县。
于是，西北局又于9月23日，在漳县盐井镇召开了紧急扩大会议，史称“漳县会议”。参加者除国焘、老总、昌浩、徐帅外，属于国焘嫡系的有李特、傅钟、曾传六、何畏、先念，却也有萧克（时任红31军军长）、何长工这样的老井冈以及参加过遵义会议的李卓然。尽管老总在会上提出了反对意见，但因为昌浩在此前已遭徐帅围攻表现消极，因而孤掌难鸣，加之部队已经出发，最终未经表决便推翻了岷州会议决议。
老总和傅钟之所以孤掌难鸣，与老井冈们态度多变有很大关系。如果萧克、何长工、李卓然明确支持老总、傅钟意见，则昌浩也会改变消极态度站过来，这样支持与反对为六比六打平，鹿死谁手，尚未可知。由此可见，老井冈们的行为实属助纣为虐。这些人若在一年前这样干，还勉强算得上对事不对人。而此时路线对错已很明了，他们还坚持拥护国焘，就只能说明他们是既不对人也不对事、只屈服于当时权势的投机客。从这点上看，主席日后宁可重用出自国焘营垒的先念，再也不眷顾这三位背叛自己营垒的投机客，实在是没做错什么。

会后，国焘督促四方面军筹足八天干粮，准备西渡黄河。中央闻讯后，又于9月26日来电反对，中央军委更是于27日发电明令停止。依了国焘往日脾气，中央就是用十头牛也休想把他拉回，但这次老天爷终于把他拉住了。因为徐帅率前指西进到黄河边，调查到当年冬季来得早，对岸已经大雪封山，实难行军。
有道是，不到黄河心不死，而国焘到了黄河心还不死。9月27日，他在临潭听过折返回来的徐帅报告以后，又在当地一个天主教堂再开西北局会议。会上，他提出从更南边绕道，通过青海直接到迪化（即今乌鲁木齐）。此言一出，便知他毫无地理常识。即使交通发达的今天，也只有一条315国道，从西宁出发，沿青海湖、柴达木盆地翻阿尔金山，历1555公里路程才到新疆若羌，之后还要走218国道，沿塔克拉玛干沙漠行444公里到库尔勒，再转314国道行468公里，才能抵达乌鲁木齐。途中很大一段路程是比草地面积还大的无人区，如真走了这条路，四方面军估计将全军覆没。
为此，众人虽不知道国际禁止红军去新疆的态度，但仍对国焘这番鬼话无法忍耐。其中，昌浩既已和国焘成了对头，自然第一个起来反对。他分析能力较强，仅看一眼地图就认定沿途又有大片草地（其实比草地还凶险），将士们决不肯去。徐帅听了，马上也表示反对，说鄂豫皖出来的同志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作为国焘第二支柱的他一转向，便成为压垮国焘对四方面军控制权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与会者见势纷纷掉头，连李卓然也当了反对派。
当然，国焘还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利用中央尚未知晓他已众叛亲离实情之机，他通过电报向中央表示，请洛甫等以中央名义指导四方面军工作，隐晦地表达了愿意放弃同中央保持“横的协商关系”立场、接受中央领导的态度，以争取去中央后还能保有一定地位，为未来东山再起留点余地。两天后的9月29日，国焘终于同意四方面军重新北进，并将通庄静会战役计划上报中央。主席自然先得稳住他，遂回电称“十分佩服和欢欣”。但不管怎么说，国焘与主席为期一年多的争夺最高领导权斗争，以国焘认输而告终。
当然和遵义会议一样，主席根本没有时间庆贺，而要将全部精力用在周旋各种势力上。9月27日，国际电告中央，说苏联只能从外蒙向红军提供援助，红军必须夺取定远营（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所在地巴彦浩特镇），并前伸到外蒙接取物资。定远营位于贺兰山西侧内蒙草原上，是内地与外蒙交流的重要中转站，而且从外蒙到此不需要过黄河（小平1927年回国去老冯处工作，就是取道这里）。国际选此为物资交接地，可谓选对了地方。但这样一来，红军就必须西渡黄河，而且还要稳固占有与定远营一山之隔的银川平原（这也是中央此前要求发动宁夏战役原因），困难很大。即使这样，中央还是在10月2日复电国际，同意援助地点放在定远营，并提出所希望得到武器装备清单，其中明确要求提供相当数量飞机和大炮。按照笔者理解，红军并无操纵飞机和大炮人才，这些重武器应该是为东北军索要的。
但是，四方面军却忙中出错，于10月3日不慎将刚制定好的通庄静会战役计划遗失。国焘为此请示中央改变战役部署，加速北上抢占靖远附近黄河渡口并获得批准。8日，汉卿向红军通报情况，遗失的计划确已落入敌手，老蒋已拟定对应的“通渭会战计划”，决心与红军主力决战。10日，一、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再次会师，但因情报泄密，双方没有更多时间欢庆。11日，中央军委根据汉卿的敌情通报，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要》，决定不等12月黄河结冰，至迟在11月10日前发动宁夏战役。
10月18日，老斯对中央10月2日电仔细研究后，终于指示国际复电。电文称物资没有要求的那样多，在五百五十吨至六百吨重左右，其中没有飞机和重炮。苏方提供一百五十辆汽车和司机、汽油，负责分两次将货物运中共指定地点（已经不限于定远营了）。但红军要到外蒙边境接收货物，并担负沿途保护责任。老斯用意很明显，即武器援助只是为了帮助红军不被老蒋消灭，而非帮助红军和东北军把老蒋势力逐出西北。
但不明老斯底细的老蒋，却对红军打通国际线行动十分恐惧，竭力加以破坏。除了组织通渭会战的军事对策之外，他还向中共伸出谈判橄榄枝（10月17日，张子华在西安向中央报告，国民党方面约总理去广州谈判。19、20日，已回到上海的小开两次致电中央，报告国民党要求谈判意向），企图用谈判烟雾麻痹中共。此外，他还支持老西和傅作义进行绥远抗战，既做一点抗日实事，又让苏联援助红军的行动，无形之中变成对绥远抗日将士背后捅刀的不道德行为，可谓一箭双雕。欲知老蒋这些谋划有无效果，请看第三十二章《置死后生》。
行将结束本章之时，想谈的是国焘最后一次分裂行为中的政治手腕。他在昌浩变心的困难处境中，利用徐帅等军事领导对昌浩跋扈作风不满，通过把西撤河西走廊割据自保，包装成打狗先靠一面墙，最后一次争取到了多数。如果不是那一年老天爷提前降下大雪，四方面军就可能全军开河西走廊（因为是全军开去，也许能站住），昌浩则要步曾中生后尘了。抛开褒贬立场，此次行动跟主席在会前做通各派人物思想工作，从而贯彻自己战略目标，并无什么本质区别。这也再次证明，论政治运作能力，国焘与主席实在伯仲之间，甚至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与主席唯一也是最根本差别，就是战略眼光远远不如，按他那样运作，中共顶多当个偏安一隅的刘备。从这个意义上讲，国焘政治手腕越强，对革命事业损害就越大。

会后，国焘督促四方面军筹足八天干粮，准备西渡黄河。中央闻讯后，又于9月26日来电反对，中央军委更是于27日发电明令停止。依了国焘往日脾气，中央就是用十头牛也休想把他拉回，但这次老天爷终于把他拉住了。因为徐帅率前指西进到黄河边，调查到当年冬季来得早，对岸已经大雪封山，实难行军。
有道是，不到黄河心不死，而国焘到了黄河心还不死。9月27日，他在临潭听过折返回来的徐帅报告以后，又在当地一个天主教堂再开西北局会议。会上，他提出从更南边绕道，通过青海直接到迪化（即今乌鲁木齐）。此言一出，便知他毫无地理常识。即使交通发达的今天，也只有一条315国道，从西宁出发，沿青海湖、柴达木盆地翻阿尔金山，历1555公里路程才到新疆若羌，之后还要走218国道，沿塔克拉玛干沙漠行444公里到库尔勒，再转314国道行468公里，才能抵达乌鲁木齐。途中很大一段路程是比草地面积还大的无人区，如真走了这条路，四方面军估计将全军覆没。
为此，众人虽不知道国际禁止红军去新疆的态度，但仍对国焘这番鬼话无法忍耐。其中，昌浩既已和国焘成了对头，自然第一个起来反对。他分析能力较强，仅看一眼地图就认定沿途又有大片草地（其实比草地还凶险），将士们决不肯去。徐帅听了，马上也表示反对，说鄂豫皖出来的同志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作为国焘第二支柱的他一转向，便成为压垮国焘对四方面军控制权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与会者见势纷纷掉头，连李卓然也当了反对派。
当然，国焘还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利用中央尚未知晓他已众叛亲离实情之机，他通过电报向中央表示，请洛甫等以中央名义指导四方面军工作，隐晦地表达了愿意放弃同中央保持“横的协商关系”立场、接受中央领导的态度，以争取去中央后还能保有一定地位，为未来东山再起留点余地。两天后的9月29日，国焘终于同意四方面军重新北进，并将通庄静会战役计划上报中央。主席自然先得稳住他，遂回电称“十分佩服和欢欣”。但不管怎么说，国焘与主席为期一年多的争夺最高领导权斗争，以国焘认输而告终。
当然和遵义会议一样，主席根本没有时间庆贺，而要将全部精力用在周旋各种势力上。9月27日，国际电告中央，说苏联只能从外蒙向红军提供援助，红军必须夺取定远营（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所在地巴彦浩特镇），并前伸到外蒙接取物资。定远营位于贺兰山西侧内蒙草原上，是内地与外蒙交流的重要中转站，而且从外蒙到此不需要过黄河（小平1927年回国去老冯处工作，就是取道这里）。国际选此为物资交接地，可谓选对了地方。但这样一来，红军就必须西渡黄河，而且还要稳固占有与定远营一山之隔的银川平原（这也是中央此前要求发动宁夏战役原因），困难很大。即使这样，中央还是在10月2日复电国际，同意援助地点放在定远营，并提出所希望得到武器装备清单，其中明确要求提供相当数量飞机和大炮。按照笔者理解，红军并无操纵飞机和大炮人才，这些重武器应该是为东北军索要的。
但是，四方面军却忙中出错，于10月3日不慎将刚制定好的通庄静会战役计划遗失。国焘为此请示中央改变战役部署，加速北上抢占靖远附近黄河渡口并获得批准。8日，汉卿向红军通报情况，遗失的计划确已落入敌手，老蒋已拟定对应的“通渭会战计划”，决心与红军主力决战。10日，一、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再次会师，但因情报泄密，双方没有更多时间欢庆。11日，中央军委根据汉卿的敌情通报，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要》，决定不等12月黄河结冰，至迟在11月10日前发动宁夏战役。
10月18日，老斯对中央10月2日电仔细研究后，终于指示国际复电。电文称物资没有要求的那样多，在五百五十吨至六百吨重左右，其中没有飞机和重炮。苏方提供一百五十辆汽车和司机、汽油，负责分两次将货物运中共指定地点（已经不限于定远营了）。但红军要到外蒙边境接收货物，并担负沿途保护责任。老斯用意很明显，即武器援助只是为了帮助红军不被老蒋消灭，而非帮助红军和东北军把老蒋势力逐出西北。
但不明老斯底细的老蒋，却对红军打通国际线行动十分恐惧，竭力加以破坏。除了组织通渭会战的军事对策之外，他还向中共伸出谈判橄榄枝（10月17日，张子华在西安向中央报告，国民党方面约总理去广州谈判。19、20日，已回到上海的小开两次致电中央，报告国民党要求谈判意向），企图用谈判烟雾麻痹中共。此外，他还支持老西和傅作义进行绥远抗战，既做一点抗日实事，又让苏联援助红军的行动，无形之中变成对绥远抗日将士背后捅刀的不道德行为，可谓一箭双雕。欲知老蒋这些谋划有无效果，请看第三十二章《置死后生》。
行将结束本章之时，想谈的是国焘最后一次分裂行为中的政治手腕。他在昌浩变心的困难处境中，利用徐帅等军事领导对昌浩跋扈作风不满，通过把西撤河西走廊割据自保，包装成打狗先靠一面墙，最后一次争取到了多数。如果不是那一年老天爷提前降下大雪，四方面军就可能全军开河西走廊（因为是全军开去，也许能站住），昌浩则要步曾中生后尘了。抛开褒贬立场，此次行动跟主席在会前做通各派人物思想工作，从而贯彻自己战略目标，并无什么本质区别。这也再次证明，论政治运作能力，国焘与主席实在伯仲之间，甚至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与主席唯一也是最根本差别，就是战略眼光远远不如，按他那样运作，中共顶多当个偏安一隅的刘备。从这个意义上讲，国焘政治手腕越强，对革命事业损害就越大。

@新昌仁慧 2015-09-11 17:40:27
蒋介石计划用东、南、西三面合围陕北的办法，将红军赶到外蒙边境去。１０月下旬蒋介石对冯玉祥说，关于同中共关系问题，他已考虑很久。问题主要有三点：（１）‘人的问题，这好解决，从前大家在一桌子吃饭，一屋子开会，现在变成对打的冤家’，‘如妥协成功，仍在一起对外，并无不可’。（２）党的问题，‘这好办，待我们实行宪政，各党派都可参政，共党当然不能例外’。（３）军队问题，‘这是最不易解决的问题，谁敢去领导......
-----------------------------
因此，苏联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是事变发生乃至最终得以和平解决的根本原因。

是的，斯大林是蒋介石的“救命恩人”。

@新昌仁慧 2015-09-11 17:40:27
蒋介石计划用东、南、西三面合围陕北的办法，将红军赶到外蒙边境去。１０月下旬蒋介石对冯玉祥说，关于同中共关系问题，他已考虑很久。问题主要有三点：（１）‘人的问题，这好解决，从前大家在一桌子吃饭，一屋子开会，现在变成对打的冤家’，‘如妥协成功，仍在一起对外，并无不可’。（２）党的问题，‘这好办，待我们实行宪政，各党派都可参政，共党当然不能例外’。（３）军队问题，‘这是最不易解决的问题，谁敢去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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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苏联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是事变发生乃至最终得以和平解决的根本原因。

是的，斯大林是蒋介石的“救命恩人”。

@饭桶饿死鬼 2015-09-11 17:43:59
@zhaoyu1027 从这个意义上讲，国焘政治手腕越强，对革命事业损害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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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11 19:39:29
张国焘没积累多少技术，就是想着搞政治，忽悠一群小弟。
当然，其结局不会很好。一是打仗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没技术，迟早会被比下去；二是毛泽东不会把先进技术交给张国焘的，28宿也不愿意。张国焘偷了人家技术，再肃反掉别人，难道还能偷第二次吗？ 毛和毛手下的不会那么傻。于是留下过时的5，9军团给张国焘而已。留下的朱德、刘伯承、何长工、李卓然也并非什么先进人才。
张国焘最终的打算是让徐、陈另开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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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时陕北地理位置确实很不利。徐是从地形角度出发，打算在陕北失败后，给红军留点火种。没想到陕北没失败，他自己却失败了。

@饭桶饿死鬼 2015-09-11 17:43:59
@zhaoyu1027 从这个意义上讲，国焘政治手腕越强，对革命事业损害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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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11 19:39:29
张国焘没积累多少技术，就是想着搞政治，忽悠一群小弟。
当然，其结局不会很好。一是打仗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没技术，迟早会被比下去；二是毛泽东不会把先进技术交给张国焘的，28宿也不愿意。张国焘偷了人家技术，再肃反掉别人，难道还能偷第二次吗？ 毛和毛手下的不会那么傻。于是留下过时的5，9军团给张国焘而已。留下的朱德、刘伯承、何长工、李卓然也并非什么先进人才。
张国焘最终的打算是让徐、陈另开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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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时陕北地理位置确实很不利。徐是从地形角度出发，打算在陕北失败后，给红军留点火种。没想到陕北没失败，他自己却失败了。

第三十二章 置死后生
随着两广事变在1936年9月初彻底平息，三大红军主力全部来到西北这两大事件发生，10月的西北成了中国内战主战场。到10月中旬，老蒋用来对付红军的军队，除了已在本地的东北军、西北军和马步芳、马步青（简称青马）军队以外，还有毛炳文第37军、王均第3军两个师、从长沙开回的胡宗南第1军以及关麟征第25师等中央军。
为了抢在敌军到来前西渡黄河，四方面军红30军于10月中旬开到靖远大芦子地区，在木匠出身的该军政委李先念指挥下，秘密制造木船并侦察渡河点。同时，红4、5、31军在界石铺、通渭、华家岭一线，对敌军进行阻击。但老蒋这次下了狠心，他在22日亲自飞临西安督阵，汉卿、虎城再不能放水。红军在这种情况下抵挡不住，22日当天，敌37军占领华家岭，红5军遭受重创。23日，敌37军再占会宁县城，敌1、3军也分别占领通渭、静宁、界石铺等地。
这时，红30军总算造好了十六只船。国焘、老总闻讯后，就在10月23日与彭总、海东在海原县打拉池会合之时，电令红30军立即渡黄河，红9军随即跟进。但因为水情不熟，红30军当日在红嘴子强渡失利。24日晚，红30军终于在靖远南10公里处虎豹口强渡成功，到25日傍晚渡完，然后红9军继续渡河。
然而，中央与四方面军分歧又一次暴露了出来。主席想法是，四方面军除红30军以外，再派除红9军以外的一个军渡河，以两个军控制黄河西岸就可以了。以红9军为核心的另三个军二、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在打拉池南北地区，采用只有一、二方面军会用的诱敌深入战法，争取歼敌三、四个团，迫使敌暂停进攻。接着，一方面军突然北上宁夏，占领金积、灵武地段，已渡过黄河两个军同步移动至此，接应一方面军主力渡河。与此同时，在确认追敌已受打击停止进攻后，红9军也在中宁渡过黄河。这样，渡河后红军就可以快速扑向定远营，接受苏联车队送来援助了。为此，中央在10月24日紧急致电国际，通知红军已强渡成功情况，要求苏联立即准备实施援助计划。
应该说，即使在中央军大量开到的不利形势下，只要苏联车队往返迅速，红军按主席方案，在取得军援后，再迅速返身与敌周旋，打通国际线存在一定可能性。苏援物资由一、四方面军先各得一半，再匀出一些给二方面军，也算公平合理。即使战役受阻，过河的两个野战军也可以通过机智灵活运动战，重新东渡黄河与主力会合。唯一能看出主席有点私心的，是他不见兔子不撒鹰，没有十分把握，决不把一方面军主力放过黄河西岸。但那是主席唯一本钱，不如此也不行。
可国焘等人想法却不一样。一个月前，他们想在甘青交界处渡黄河去河西走廊，因对岸大雪封山无法成行。而这时，先头部队已过了黄河，对岸西北方，是他们一心想去的河西走廊，正北方则是定远营，故焉有不全军跟上之理？这样就进可取定远营独吞苏援，退可去河西走廊当凉州王，还可以可领了苏援再去河西走廊，正所谓进退自如。至于一、二方面军，既然主席会用“买空卖空”忽悠汉卿等人，就让他们通过忽悠求生存好了。
当然，这种想法只能意会不能言传。10月25日，当中央来电不同意红9军渡河时，徐帅等人表面执行，暗中却组织四方面军总部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渡河，想方设法形成单凭红30军无力掩护总部人员两难局面。为此，主席和总理不得不在26日凌晨一时半再电朱张彭，同意红9军西渡。但要求红30军占永登同时，红9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枢纽地带，准备袭取定远营，此后两三日，其余红军暂不渡河。徐帅等得寸进尺，不光速渡红9军，还在26日白天致电朱张彭，竟说要红31军也渡河，以一个军压迫兰州，两个军控制红水枢纽，并让红5军在黄河东岸守船。而他和昌浩则于当日十七时，也过河指挥去了。
事态发展至此，主席已看出徐帅等不良用心，毅然在10月26日二十一时，用密电单独指示彭总，防止国焘渡河后去凉州而不去宁夏，并拉住红4、5、31军和二方面军（当然也包括国焘本人），不再让他们渡河，抗击胡宗南等部。彭总接电后一面部署，一面在27日向主席回电，谴责国焘盗用他名义给中央及陈徐发电，宣布此类电报无效，以此向中央表忠。在彭总牵制下，国焘被迫以朱张名义（不敢再加彭），在27日五时致电徐、陈并报毛、周，命令其余部队停止渡河，并将渡船顺流放到五佛寺渡口。已经过了河的徐帅等当然不肯甘心，索性在27日白天致电朱张彭毛周，赤裸裸地要求四方面军全军渡河，甚至已经说出由一、二方面军独立完成宁夏战役，四方面军与兰州之敌决战的真实想法。
国焘立刻呼应，于10月28日十六时，以朱张名义致电徐陈，称毛周在29日八时前无回电，即让红31军渡河。主席经过犹豫，于29日十二时，同意红31军渡河。但彭总又单独向主席去电，强烈反对红31军渡河。主席遂采纳彭总意见，于30日决定，红31军先在河东参加与宗南部战斗，待胜利后从宁夏中卫渡河。在此之前，主席于28日任命彭总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刘帅为参谋长，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抵御敌军北进。
至此，经几番电报较量，渡河行动大体上算是按主席试想在进行，即渡两个野战军去河西。这样一支部队，与河东主力配合进行宁夏战役并无问题。但若想单独去河西走廊，一是实力不够，二是缺乏指导独立作战的参谋、情报人员，三是缺乏开辟新根据地必不可少的政工人员。然而，让主席没想到的是，徐帅等私渡四方面军总部人员，使创造新根据地成为了可能。而当敌1军前锋于10月30日意外逼近打拉池，看护渡船的红5军被迫随船西渡后，河西红军力量就加强到了2.18万人，初步具备了独立作战能力。

说到政工人员，笔者还想多啰嗦几句，眼睛深度近视的黄克诚大将，就是一位出色政工人才。但陕甘支队奔赴陕北途中，时任军事裁判所所长的他，因不肯执行枪决掉队者指令（当时红军人数已经很少，军纪不严必然溃散），被一位领导（可能就是黄大将所在二纵队政委李富春）下了如此评语“像黄克诚、吴溉之这样的人，年龄大了，干不了什么工作了，连当个红军战士也不够格。”结果吓得他再也不敢说话，行军时宁走前不走后，生怕因为“没用”而被整肃掉。
但那位领导错了。黄大将当个红军战士固然不够格，可他是建设根据地的一把好手。他创立的苏北抗日根据地，不仅打通了华北、华中根据地联系，而且还在抗战胜利后，为抢占东北的解放大军提供了两万生力军。到达东北后，黄大将又上交部队，主持建立西满根据地，为其后东北野战军发展壮大，提供了坚实后盾。由此可见，政工人员虽然在眼前战斗里起不了作用，却能够在现有战士牺牲、负伤以后，解决新战士补充问题。徐帅等故意让包括政工人员在内的方面军总部渡过黄河，除了离不开参谋、情报部门之外，显然对创建新根据地需要政工人员，也有着清晰认识。
此后，敌军行动出乎主席意料。他们因为事先知道红军去定远营计划，故并不中诱敌深入之计，而是一直沿着黄河东岸推进，企图彻底隔断两岸红军联系。战斗中，除宗南第1军一如既然消极外，其余中央军攻势凶猛，其中尤以关麟征25师最为凶狠。到10月31日，两岸红军联系终于被敌军切断，彭总策划的海打战役遂告流产。敌军不久又占领中卫等地，完成了对宁马增援，并直趋定远营（11月下旬，敌25师进入定远营，驱逐设在那里的鬼子特务机关）。于是，即使苏援送到定远营，也只剩下河西红军能够冲过去争一争。
而此时，绥远傅作义部在老蒋支持下，对鬼子及其扶植的傀儡——内蒙德王，态度日益强硬，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无比正义的绥远抗战即将爆发（这次抗战于11月15日打响，到12月19日以中国军队全胜结束）。老斯觉得，如在此时通过定远营向红军运送武器，肯定会给全体中国人民留下苏联在中国将士背后下刀的极其恶劣影响。而且，老蒋还可能通过秘密渠道，直接向老斯施加压力。不管怎么说，老斯最终授意国际书记处及王明、陈云，于11月3日致电中央，决定不从外蒙提供援助，而改从新疆哈密提供援助。为表达歉意，援助吨位由六百吨增至一千吨（据陈云说，其中增加了重炮和坦克）。
如果没有国际从新疆援助承诺（而且还是加倍援助的承诺），河西红军使命很简单，就是重新东渡黄河回归主力。但因为有了新疆承诺，主席对河西红军定位就显得十分艰难。11月2日，徐、陈向中央发电，诉说当地不宜久留，要求迅速决定运动方向，并倾向于西进。当日主席回电，坚持暂以现地区为中心、大方向不变主张。可当此日得知定远营援助取消后，主席不得不就于22时致电徐陈，同意先西进占领古浪、永登之线，但仍要留守一条山、五佛寺。显然，这是他在尚未思考清楚西进新疆领取苏援可行性之前，所采用的权宜之计。
但徐帅等不认为这样，他们在让主力前进到古浪、永登线同时，于11月4日致电朱张，称该地水苦地瘠，要求放弃现地区西进，并让红4、31军一并西渡黄河。这本就是国焘想法，却因为此时红4、31军正与敌鏖战而无法渡河，而他本人也被彭总牵制。因此，国焘在5日回电，让徐陈“机断专行”。徐帅等领到“尚方宝剑”后连夜赶工，到6日拿出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上报中央军委，并于当日十七时致电朱张，宣布将放弃一条山、五佛寺，主动切断东渡之路。国焘（主动）、主席（被动）先后批准了这一计划，徐帅等遂于7日拟好“西北前委”和“西北军分会”组织名单，要求中央批准。
见木已成舟，主席于11月8日致电朱张，同意授予河西红军“西路军”番号，并提议组成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赋予该部在一年内打通新疆任务。朱张于10日复电中央，同意给予“西路军”番号。11日，中央致电徐陈，正式将西渡部队命名为“西路军”，任命徐帅为西路军总指挥兼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昌浩为总政委兼军政委员会主席。但主席依然觉得打通新疆国际线不切实际，遂又于当日致电徐陈，询问他们有无单独西进取得苏援把握、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能否获得冬衣这三个问题，实质是希望由他们之口提出东归要求。
昌浩闻电响应，主张东归。但徐帅等国焘铁杆早已不把昌浩放在眼里，通过开会表决，一举否定了昌浩意见。于是，西路军根本不回答主席提问，于11月12日十三时致电朱张，报喜说大靖一线水美地肥（仅仅一两百里，竟有这么大变化，真是随便他们说了），可建立根据地，开创新局面。而等不到西路军答复的主席，只能于该日十五时，向朱张电询西路军情况。徐帅等闻讯后，才于当日以陈徐名义向中央回电，拍胸脯说有能力在凉州创立根据地，并完成接通新疆任务。主席至此无话可说，只得于13日致电国际，上报西路军计划，并于15日同意西路军向凉州前进。至此，徐帅等不禁为用暗度陈仓之计摆脱中央控制而得意洋洋，自以为从此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殊不知已经领着两万将士走在了不归路上面。
西路军迎来覆灭悲惨（如今很多文章称为之悲壮，但笔者认为西路军当不起这个褒义词，故采用悲惨一词）结局，要到来年3月。笔者届时将全面描述其怎样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而此前将集中笔墨，描述主席怎样使中国革命置之死地后生，对西路军就暂作选择性遗忘了。

说到政工人员，笔者还想多啰嗦几句，眼睛深度近视的黄克诚大将，就是一位出色政工人才。但陕甘支队奔赴陕北途中，时任军事裁判所所长的他，因不肯执行枪决掉队者指令（当时红军人数已经很少，军纪不严必然溃散），被一位领导（可能就是黄大将所在二纵队政委李富春）下了如此评语“像黄克诚、吴溉之这样的人，年龄大了，干不了什么工作了，连当个红军战士也不够格。”结果吓得他再也不敢说话，行军时宁走前不走后，生怕因为“没用”而被整肃掉。
但那位领导错了。黄大将当个红军战士固然不够格，可他是建设根据地的一把好手。他创立的苏北抗日根据地，不仅打通了华北、华中根据地联系，而且还在抗战胜利后，为抢占东北的解放大军提供了两万生力军。到达东北后，黄大将又上交部队，主持建立西满根据地，为其后东北野战军发展壮大，提供了坚实后盾。由此可见，政工人员虽然在眼前战斗里起不了作用，却能够在现有战士牺牲、负伤以后，解决新战士补充问题。徐帅等故意让包括政工人员在内的方面军总部渡过黄河，除了离不开参谋、情报部门之外，显然对创建新根据地需要政工人员，也有着清晰认识。
此后，敌军行动出乎主席意料。他们因为事先知道红军去定远营计划，故并不中诱敌深入之计，而是一直沿着黄河东岸推进，企图彻底隔断两岸红军联系。战斗中，除宗南第1军一如既然消极外，其余中央军攻势凶猛，其中尤以关麟征25师最为凶狠。到10月31日，两岸红军联系终于被敌军切断，彭总策划的海打战役遂告流产。敌军不久又占领中卫等地，完成了对宁马增援，并直趋定远营（11月下旬，敌25师进入定远营，驱逐设在那里的鬼子特务机关）。于是，即使苏援送到定远营，也只剩下河西红军能够冲过去争一争。
而此时，绥远傅作义部在老蒋支持下，对鬼子及其扶植的傀儡——内蒙德王，态度日益强硬，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无比正义的绥远抗战即将爆发（这次抗战于11月15日打响，到12月19日以中国军队全胜结束）。老斯觉得，如在此时通过定远营向红军运送武器，肯定会给全体中国人民留下苏联在中国将士背后下刀的极其恶劣影响。而且，老蒋还可能通过秘密渠道，直接向老斯施加压力。不管怎么说，老斯最终授意国际书记处及王明、陈云，于11月3日致电中央，决定不从外蒙提供援助，而改从新疆哈密提供援助。为表达歉意，援助吨位由六百吨增至一千吨（据陈云说，其中增加了重炮和坦克）。
如果没有国际从新疆援助承诺（而且还是加倍援助的承诺），河西红军使命很简单，就是重新东渡黄河回归主力。但因为有了新疆承诺，主席对河西红军定位就显得十分艰难。11月2日，徐、陈向中央发电，诉说当地不宜久留，要求迅速决定运动方向，并倾向于西进。当日主席回电，坚持暂以现地区为中心、大方向不变主张。可当此日得知定远营援助取消后，主席不得不就于22时致电徐陈，同意先西进占领古浪、永登之线，但仍要留守一条山、五佛寺。显然，这是他在尚未思考清楚西进新疆领取苏援可行性之前，所采用的权宜之计。
但徐帅等不认为这样，他们在让主力前进到古浪、永登线同时，于11月4日致电朱张，称该地水苦地瘠，要求放弃现地区西进，并让红4、31军一并西渡黄河。这本就是国焘想法，却因为此时红4、31军正与敌鏖战而无法渡河，而他本人也被彭总牵制。因此，国焘在5日回电，让徐陈“机断专行”。徐帅等领到“尚方宝剑”后连夜赶工，到6日拿出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上报中央军委，并于当日十七时致电朱张，宣布将放弃一条山、五佛寺，主动切断东渡之路。国焘（主动）、主席（被动）先后批准了这一计划，徐帅等遂于7日拟好“西北前委”和“西北军分会”组织名单，要求中央批准。
见木已成舟，主席于11月8日致电朱张，同意授予河西红军“西路军”番号，并提议组成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赋予该部在一年内打通新疆任务。朱张于10日复电中央，同意给予“西路军”番号。11日，中央致电徐陈，正式将西渡部队命名为“西路军”，任命徐帅为西路军总指挥兼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昌浩为总政委兼军政委员会主席。但主席依然觉得打通新疆国际线不切实际，遂又于当日致电徐陈，询问他们有无单独西进取得苏援把握、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能否获得冬衣这三个问题，实质是希望由他们之口提出东归要求。
昌浩闻电响应，主张东归。但徐帅等国焘铁杆早已不把昌浩放在眼里，通过开会表决，一举否定了昌浩意见。于是，西路军根本不回答主席提问，于11月12日十三时致电朱张，报喜说大靖一线水美地肥（仅仅一两百里，竟有这么大变化，真是随便他们说了），可建立根据地，开创新局面。而等不到西路军答复的主席，只能于该日十五时，向朱张电询西路军情况。徐帅等闻讯后，才于当日以陈徐名义向中央回电，拍胸脯说有能力在凉州创立根据地，并完成接通新疆任务。主席至此无话可说，只得于13日致电国际，上报西路军计划，并于15日同意西路军向凉州前进。至此，徐帅等不禁为用暗度陈仓之计摆脱中央控制而得意洋洋，自以为从此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殊不知已经领着两万将士走在了不归路上面。
西路军迎来覆灭悲惨（如今很多文章称为之悲壮，但笔者认为西路军当不起这个褒义词，故采用悲惨一词）结局，要到来年3月。笔者届时将全面描述其怎样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而此前将集中笔墨，描述主席怎样使中国革命置之死地后生，对西路军就暂作选择性遗忘了。

海打战役落空后，河东四万多红军活动地域骤然缩小，而本来指望从定远营获得苏援物资也全部落空，给养困难问题就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得中央领导喘不过气来。为此，洛甫于11月9日，以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王明、康生、陈云，要求国际紧急寄送款项，声称：“不论五万十万都要快”，“多推迟一天，则红军的冻死饿毙即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听洛甫说得那么可怜，老斯也动了恻隐之心，遂授意国际于12日电告中央，将对中共财政援助，定位55万美元，首批援助25万美元将于当月月底汇到上海。
虽然管经济的毛泽民确于11月底，从上海庆龄处收到15万、5万美元两笔汇款，并设法弄回陕北，但中央这时已等不及了。11月13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对策。主席在会上承认：本来打宁夏就无多大把握，只是没把形势看得这样严重。现在，应考虑南下平凉、泾川、长武、宁县、正宁，然后视情况再东进山西，或南下河南和湖北，准备在外线作一年左右长途征战，再设法返回西北地区。总而言之，是准备再进行一次长征。当日，中央在致电告知组成西路军同时，将河东红军新去向也一并报告了上去。15日，中央正式决定红军全部南下，并先后通知在前线的朱张彭以及同盟者汉卿。
眼见红军接受苏援企图已化为泡影，老蒋立刻撕去伪善面具。11月10日，小开如约与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会谈。陈代表老蒋对中共提出条件作了答复：无条件接受收编，目前保留3000红军，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党政干部可按才分配南京政府服务。这无非是要红军投降。19日，两人在南京继续谈判，陈仍说老蒋坚持原条件，无让步可能，会谈遂无果而终。
事态恶化至此，不要说林总这样的军事内行，就是对军事一知半解的普通网友，也要对主席前一阶段指挥水平大摇其头了。不打无把握之仗，本是主席军事思想精髓（反对攻打鼓新场就是如此）。但在宁夏战役中，主席明知把握不大，却把与一方面军呈掎角之势的二、四方面军拉到一起打。结果，造成了本来就为数不多的红军大多聚集一处贫瘠之地（按主席意思，西路军也要拉回来），中国革命陷入随时可能猝死的极其严重后果。可以说，主席在这一阶段军事指挥，全然没了四渡赤水时的神韵，水准低得不是一般。
那么，主席关键时刻掉链子，是他军事指挥水平忽高忽低，还是另有所图。笔者认为，主席指挥水平自秋收起义以来，十年磨一剑，早已达到炉火纯青程度。他这样干的背后，包含着更高层次政治图谋。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曾描写一个过一个围棋残局，叫做玲珑棋局。该局中白方无论如何挽救，都难逃落败命运，众多高手几十年冥思苦想均未能破局。有一天，来了个名叫虚竹的小和尚，无意中把子落在死地。结果，大片白棋被杀，却等于重开一局，以后竟转败而胜。
中国革命在1936年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玲珑棋局。由于老蒋已把他所在集团整合得很具凝聚力。中共无论与那家地方实力派连横合纵，终究无法抗衡老蒋。但老蒋是靠个人权术而非理想、主义控制集团的，所以，只要在肉体上消灭老蒋，就可以瓦解蒋集团，打破这个玲珑棋局了。说到肉体消灭老蒋，地方实力派已经雇佣暗杀大王王亚樵干过多次，但不仅次次落空，而且，王本人也在1936年7月，在桂系地盘梧州，被老蒋特务头子戴笠暗杀。更何况，中共向来反对暗杀，故而此路不通。
于是，主席打算另辟蹊径。通过研究老蒋历次对红军围剿，主席找到一条规律，即他一定会靠前指挥，而不管指挥地点是否在中央军控制之下。因此主席断定，老蒋再次发动对陕北围剿时，也会到西安靠前指挥。届时，设法让汉卿与老蒋火并，抓捕乃至杀掉老蒋，玲珑棋局就会被打破。
然而，跟汉卿打了半年多交道，主席明显感到，他尽管政治道行不深，却很有自我保护能力和待价而沽本领。不把汉卿逼到山穷水尽地步，想让他铤而走险，无疑与狐谋皮。红军实力弱于东北军，主席当然没有能力把汉卿逼到山穷水尽，但主席要让红军山穷水尽是有办法的。故而，唯一办法就是像虚竹自投死子那样（《天龙八部》当时并未问世，但此道理早被世人掌握），将红军战略态势置于“死地”。这样，已经把自己前途与红军前途联系在一起的汉卿，就会产生穷途末路之感，不得不扣押甚至杀死老蒋。而国内政治军事形势便将像玲珑棋局那样，由明朗重回到1927年以前混沌状态，中共就能在重开棋局里发展壮大。
当然，置红军于死地是假置而非真置。因此，主席策划宁夏战役时，还是尽量做争取胜利努力，只是到了实在不可为之时，才考虑收缩部队，形成自置死地局势。而现在，当敌军真紧逼上来时，主席当然要祭出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法宝，力争根据地在短时期里转危为安。不过，这样一桩极度冒险战事，并不适合让谨小慎微的林总来指挥（故他早被主席调任红军大学校长，不再被允许了解前线军情），而只能由在任何艰难困苦形势下都敢横刀立马（其实就是李云龙亮剑精神）的彭总来指挥。
从10月底开始，红军各部在彭总领导的前敌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下，由海打地区逐次向东转移，至15日分别移至萌城、甜水堡、豫旺堡以东地区。此时，敌军各部前进都比较迟缓，唯独宗南第1军紧紧尾追，进至豫旺地区。前面已多次讲到，宗南特点是该奋进时一定稳健，而该稳健时一定冒进，这次依旧如此。而一同参加进剿的王以哲，不断地将宗南动向告诉红军，这便为主席使杀手锏提供了必要条件。

海打战役落空后，河东四万多红军活动地域骤然缩小，而本来指望从定远营获得苏援物资也全部落空，给养困难问题就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得中央领导喘不过气来。为此，洛甫于11月9日，以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王明、康生、陈云，要求国际紧急寄送款项，声称：“不论五万十万都要快”，“多推迟一天，则红军的冻死饿毙即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听洛甫说得那么可怜，老斯也动了恻隐之心，遂授意国际于12日电告中央，将对中共财政援助，定位55万美元，首批援助25万美元将于当月月底汇到上海。
虽然管经济的毛泽民确于11月底，从上海庆龄处收到15万、5万美元两笔汇款，并设法弄回陕北，但中央这时已等不及了。11月13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对策。主席在会上承认：本来打宁夏就无多大把握，只是没把形势看得这样严重。现在，应考虑南下平凉、泾川、长武、宁县、正宁，然后视情况再东进山西，或南下河南和湖北，准备在外线作一年左右长途征战，再设法返回西北地区。总而言之，是准备再进行一次长征。当日，中央在致电告知组成西路军同时，将河东红军新去向也一并报告了上去。15日，中央正式决定红军全部南下，并先后通知在前线的朱张彭以及同盟者汉卿。
眼见红军接受苏援企图已化为泡影，老蒋立刻撕去伪善面具。11月10日，小开如约与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会谈。陈代表老蒋对中共提出条件作了答复：无条件接受收编，目前保留3000红军，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党政干部可按才分配南京政府服务。这无非是要红军投降。19日，两人在南京继续谈判，陈仍说老蒋坚持原条件，无让步可能，会谈遂无果而终。
事态恶化至此，不要说林总这样的军事内行，就是对军事一知半解的普通网友，也要对主席前一阶段指挥水平大摇其头了。不打无把握之仗，本是主席军事思想精髓（反对攻打鼓新场就是如此）。但在宁夏战役中，主席明知把握不大，却把与一方面军呈掎角之势的二、四方面军拉到一起打。结果，造成了本来就为数不多的红军大多聚集一处贫瘠之地（按主席意思，西路军也要拉回来），中国革命陷入随时可能猝死的极其严重后果。可以说，主席在这一阶段军事指挥，全然没了四渡赤水时的神韵，水准低得不是一般。
那么，主席关键时刻掉链子，是他军事指挥水平忽高忽低，还是另有所图。笔者认为，主席指挥水平自秋收起义以来，十年磨一剑，早已达到炉火纯青程度。他这样干的背后，包含着更高层次政治图谋。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曾描写一个过一个围棋残局，叫做玲珑棋局。该局中白方无论如何挽救，都难逃落败命运，众多高手几十年冥思苦想均未能破局。有一天，来了个名叫虚竹的小和尚，无意中把子落在死地。结果，大片白棋被杀，却等于重开一局，以后竟转败而胜。
中国革命在1936年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玲珑棋局。由于老蒋已把他所在集团整合得很具凝聚力。中共无论与那家地方实力派连横合纵，终究无法抗衡老蒋。但老蒋是靠个人权术而非理想、主义控制集团的，所以，只要在肉体上消灭老蒋，就可以瓦解蒋集团，打破这个玲珑棋局了。说到肉体消灭老蒋，地方实力派已经雇佣暗杀大王王亚樵干过多次，但不仅次次落空，而且，王本人也在1936年7月，在桂系地盘梧州，被老蒋特务头子戴笠暗杀。更何况，中共向来反对暗杀，故而此路不通。
于是，主席打算另辟蹊径。通过研究老蒋历次对红军围剿，主席找到一条规律，即他一定会靠前指挥，而不管指挥地点是否在中央军控制之下。因此主席断定，老蒋再次发动对陕北围剿时，也会到西安靠前指挥。届时，设法让汉卿与老蒋火并，抓捕乃至杀掉老蒋，玲珑棋局就会被打破。
然而，跟汉卿打了半年多交道，主席明显感到，他尽管政治道行不深，却很有自我保护能力和待价而沽本领。不把汉卿逼到山穷水尽地步，想让他铤而走险，无疑与狐谋皮。红军实力弱于东北军，主席当然没有能力把汉卿逼到山穷水尽，但主席要让红军山穷水尽是有办法的。故而，唯一办法就是像虚竹自投死子那样（《天龙八部》当时并未问世，但此道理早被世人掌握），将红军战略态势置于“死地”。这样，已经把自己前途与红军前途联系在一起的汉卿，就会产生穷途末路之感，不得不扣押甚至杀死老蒋。而国内政治军事形势便将像玲珑棋局那样，由明朗重回到1927年以前混沌状态，中共就能在重开棋局里发展壮大。
当然，置红军于死地是假置而非真置。因此，主席策划宁夏战役时，还是尽量做争取胜利努力，只是到了实在不可为之时，才考虑收缩部队，形成自置死地局势。而现在，当敌军真紧逼上来时，主席当然要祭出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法宝，力争根据地在短时期里转危为安。不过，这样一桩极度冒险战事，并不适合让谨小慎微的林总来指挥（故他早被主席调任红军大学校长，不再被允许了解前线军情），而只能由在任何艰难困苦形势下都敢横刀立马（其实就是李云龙亮剑精神）的彭总来指挥。
从10月底开始，红军各部在彭总领导的前敌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下，由海打地区逐次向东转移，至15日分别移至萌城、甜水堡、豫旺堡以东地区。此时，敌军各部前进都比较迟缓，唯独宗南第1军紧紧尾追，进至豫旺地区。前面已多次讲到，宗南特点是该奋进时一定稳健，而该稳健时一定冒进，这次依旧如此。而一同参加进剿的王以哲，不断地将宗南动向告诉红军，这便为主席使杀手锏提供了必要条件。

11月17日，宗南让第1军分3路前进：左路第1师第1旅由惠安堡东进，中路第1师第2旅向萌城、甜水堡推进，右路第78师由西田家原向山城堡前进；并奇怪地把第43、第97师当作第二梯队放在豫旺。这样，本来实力雄厚的第1军，被拆分成了互不照应的四个小军事集团。当日，四方面军红4、31军就在萌城、甜水堡以西地区，击溃第1师第2旅,毙伤其600余人，并击落飞机1架。18日，彭总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山城堡地区求歼孤军深入之敌78师。19日，彭总到山城堡部署作战，以一方面军红1、15军团和红4、31军，集结于山城堡南北地区隐蔽待机；以红28军在红井子一带，钳制第1师第1旅；以二方面军红6军团和一方面军第81师在洪德城、环县以西迟滞东北军；以二方面军主力集结于洪德城以北地区为预备队。
11月20日，第78师232旅及另1个团进占山城堡地区，孤立突出，翼侧暴露，正是打歼灭战大好时机。但不懂军事的洛甫，见根据地已被压缩，四周全是敌军，误以为末日来临，便亲自给国际发电说：“红军主力在现地区不利作战时，将被迫恐怕得准备分路远出，去支持相当长时期的游击战争。”言下之意是，红军只能四散逃命了。
但他话音刚落，红军就于次日下午发起进攻。红15军团和1军团第2师攻击山城堡西北之哨马营方向，断敌退路，其他各部红军向山城堡进逼。黄昏时，1军团第1、第4师和红31军一部，乘第232旅变换阵地之机，从南、东、北三面向山城堡猛攻。激战至22日上午，全歼敌78师1个多旅。与此同时，红28军在红井子附近击溃第 1师第1旅。这样一来，宗南就找到了撤退理由，迅速指挥第1军其余各部仓皇西撤，其他各路敌军闻风一起奔逃。老蒋发动的这次危及红军生存攻势，骤然被粉碎，也让戴在洛甫脸上的有色眼镜跌落在地，打得粉碎！还让也对该战法一无所知的国焘，在回忆录里胡诌什么，是宗南缺粮先退，然后红军才消灭了其后卫部队（四方面军最多只能打到这个程度）。
山城堡战役让老蒋重新看到了中央苏区前四次围剿中的那支英勇善战红军，知道要彻底打败这支红军，还得重新祭出碉堡战术这个有效但费时费力的法宝。为此，老蒋又授意陈立夫在12月初，再次紧急电召在上海的小开去南京，告知中共，自己已做出重要让步，不再要求红军投降，同意接受红军改编，只是人数要限制在3万以内。当然，老蒋此时向红军提出这个七七事变以后实际执行的改编方案，并未出自真心。而是想再次麻痹红军，以便有时间亲自去西安，胁迫汉卿一同剿共。
让老蒋没想到的是，汉卿在他和主席内外双重压力下终于爆发，与虎城联手发动兵谏，将他和大批嫡系将领扣押，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欲知详情，请看第三十三章《西安事变》。
这次在本章结束之际，笔者想谈的是徐帅这个人。在正统党史和与徐帅同事回忆里，他是位不谙政治、只精通军事的老实人。可通过本章中对西渡黄河细节探究，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与通常面目不同的徐帅。这位徐帅，并没有像以往中央与国焘的暗斗中，站在比较超然的位置上，而是明显站在国焘一边，悄悄地把西征河西走廊最需要的总部人员渡过了黄河。这位徐帅，也没有完全唯国焘之命是从，当国焘个人已被彭总绊住，明显不再有渡河可能时，依然要求把整支四方面军都西渡黄河，以便单独对与兰州之敌决战。这位徐帅，也不再把昌浩这位政委放在眼里，当昌浩欲响应主席号召东归时，他领着大伙开会，把昌浩意见否了。
那么，徐帅为何会表现得与平日如此不同呢。笔者认为，这是他从方面统帅战略视角出发，对主席到陕北后一系列军事行动极不认可的具体表现。早在没离开草地北上之时，徐帅应该就看出陕北这个地方，东、西、北三面为黄河环绕，一旦老蒋调重兵自南向北扫荡而来，是个绝地。而主席居此危地，不思韬光养晦，却东征西讨，变着法地把老蒋注意力往陕北引，更让徐帅感到不可思议。他嘴上不说，心里压根就认为，去陕北和一方面军会师是自寻死路。故而，当中央让四方面军两个军渡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时，徐帅便想到要把整个四方面军都暗度陈仓，逃离陕北这个是非之地。
徐帅这种做法与林总吵着要去陕南打游击其实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林总只想划舢板逃生；而徐帅则想把整个四方面军变成一只中国革命的诺亚方舟。作为船长的国焘能上来当然更好，实在上不来也不等了，他就当代理船长，和昌浩一起将方舟驶向安全彼岸。然而造化弄人，事实证明徐帅想驶往的彼岸却成了危险的深渊；而在他眼里的军事死地，却因更高层次政治原因，转而变成生地。由此，他的救人行为就成了害人行为，好心办成了坏事。
徐帅好心办坏事，还与国焘言传身教有着直接关系。正是因为先前国焘在草地里，上行拥兵自重、另立中央；才会有此时徐帅在黄河边，下效瞒上私渡、讨价还价。可见，主席从秋收起义开始，就坚持党指挥枪原则，是多么正确。如果主席对人马列主义，对己自由主义，死抓军权不放。中央派来项英架空项英，派来总理架空总理，派来弼时架空弼时，博古亲自到来再架空博古，虽能得逞一时。则彭、林诸帅必上行下效，架空主席；下面各将也可以照方抓药，架空彭林。而如此循环往复，红军由革命军队堕落成土匪部队，势在必然。所以说，缔造听党指挥的人民军队，主席功莫大焉！

11月17日，宗南让第1军分3路前进：左路第1师第1旅由惠安堡东进，中路第1师第2旅向萌城、甜水堡推进，右路第78师由西田家原向山城堡前进；并奇怪地把第43、第97师当作第二梯队放在豫旺。这样，本来实力雄厚的第1军，被拆分成了互不照应的四个小军事集团。当日，四方面军红4、31军就在萌城、甜水堡以西地区，击溃第1师第2旅,毙伤其600余人，并击落飞机1架。18日，彭总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山城堡地区求歼孤军深入之敌78师。19日，彭总到山城堡部署作战，以一方面军红1、15军团和红4、31军，集结于山城堡南北地区隐蔽待机；以红28军在红井子一带，钳制第1师第1旅；以二方面军红6军团和一方面军第81师在洪德城、环县以西迟滞东北军；以二方面军主力集结于洪德城以北地区为预备队。
11月20日，第78师232旅及另1个团进占山城堡地区，孤立突出，翼侧暴露，正是打歼灭战大好时机。但不懂军事的洛甫，见根据地已被压缩，四周全是敌军，误以为末日来临，便亲自给国际发电说：“红军主力在现地区不利作战时，将被迫恐怕得准备分路远出，去支持相当长时期的游击战争。”言下之意是，红军只能四散逃命了。
但他话音刚落，红军就于次日下午发起进攻。红15军团和1军团第2师攻击山城堡西北之哨马营方向，断敌退路，其他各部红军向山城堡进逼。黄昏时，1军团第1、第4师和红31军一部，乘第232旅变换阵地之机，从南、东、北三面向山城堡猛攻。激战至22日上午，全歼敌78师1个多旅。与此同时，红28军在红井子附近击溃第 1师第1旅。这样一来，宗南就找到了撤退理由，迅速指挥第1军其余各部仓皇西撤，其他各路敌军闻风一起奔逃。老蒋发动的这次危及红军生存攻势，骤然被粉碎，也让戴在洛甫脸上的有色眼镜跌落在地，打得粉碎！还让也对该战法一无所知的国焘，在回忆录里胡诌什么，是宗南缺粮先退，然后红军才消灭了其后卫部队（四方面军最多只能打到这个程度）。
山城堡战役让老蒋重新看到了中央苏区前四次围剿中的那支英勇善战红军，知道要彻底打败这支红军，还得重新祭出碉堡战术这个有效但费时费力的法宝。为此，老蒋又授意陈立夫在12月初，再次紧急电召在上海的小开去南京，告知中共，自己已做出重要让步，不再要求红军投降，同意接受红军改编，只是人数要限制在3万以内。当然，老蒋此时向红军提出这个七七事变以后实际执行的改编方案，并未出自真心。而是想再次麻痹红军，以便有时间亲自去西安，胁迫汉卿一同剿共。
让老蒋没想到的是，汉卿在他和主席内外双重压力下终于爆发，与虎城联手发动兵谏，将他和大批嫡系将领扣押，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欲知详情，请看第三十三章《西安事变》。
这次在本章结束之际，笔者想谈的是徐帅这个人。在正统党史和与徐帅同事回忆里，他是位不谙政治、只精通军事的老实人。可通过本章中对西渡黄河细节探究，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与通常面目不同的徐帅。这位徐帅，并没有像以往中央与国焘的暗斗中，站在比较超然的位置上，而是明显站在国焘一边，悄悄地把西征河西走廊最需要的总部人员渡过了黄河。这位徐帅，也没有完全唯国焘之命是从，当国焘个人已被彭总绊住，明显不再有渡河可能时，依然要求把整支四方面军都西渡黄河，以便单独对与兰州之敌决战。这位徐帅，也不再把昌浩这位政委放在眼里，当昌浩欲响应主席号召东归时，他领着大伙开会，把昌浩意见否了。
那么，徐帅为何会表现得与平日如此不同呢。笔者认为，这是他从方面统帅战略视角出发，对主席到陕北后一系列军事行动极不认可的具体表现。早在没离开草地北上之时，徐帅应该就看出陕北这个地方，东、西、北三面为黄河环绕，一旦老蒋调重兵自南向北扫荡而来，是个绝地。而主席居此危地，不思韬光养晦，却东征西讨，变着法地把老蒋注意力往陕北引，更让徐帅感到不可思议。他嘴上不说，心里压根就认为，去陕北和一方面军会师是自寻死路。故而，当中央让四方面军两个军渡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时，徐帅便想到要把整个四方面军都暗度陈仓，逃离陕北这个是非之地。
徐帅这种做法与林总吵着要去陕南打游击其实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林总只想划舢板逃生；而徐帅则想把整个四方面军变成一只中国革命的诺亚方舟。作为船长的国焘能上来当然更好，实在上不来也不等了，他就当代理船长，和昌浩一起将方舟驶向安全彼岸。然而造化弄人，事实证明徐帅想驶往的彼岸却成了危险的深渊；而在他眼里的军事死地，却因更高层次政治原因，转而变成生地。由此，他的救人行为就成了害人行为，好心办成了坏事。
徐帅好心办坏事，还与国焘言传身教有着直接关系。正是因为先前国焘在草地里，上行拥兵自重、另立中央；才会有此时徐帅在黄河边，下效瞒上私渡、讨价还价。可见，主席从秋收起义开始，就坚持党指挥枪原则，是多么正确。如果主席对人马列主义，对己自由主义，死抓军权不放。中央派来项英架空项英，派来总理架空总理，派来弼时架空弼时，博古亲自到来再架空博古，虽能得逞一时。则彭、林诸帅必上行下效，架空主席；下面各将也可以照方抓药，架空彭林。而如此循环往复，红军由革命军队堕落成土匪部队，势在必然。所以说，缔造听党指挥的人民军队，主席功莫大焉！

第三十三章 西安事变
作为西北剿总副司令，汉卿一看到老蒋“通渭会战计划”，就知道红军打通国际线计划不可能成功了。当时，他完全可以断绝与中共秘密联系，把这段历史隐藏起来，继续以大军阀身份与老蒋周旋下去。但汉卿没有这么做，却于1936年10月20日，亲自驾机飞到太原，约老西借祝老蒋五十大寿机会，共同劝他停止剿共，准备抗日。
老西是既有军队又有地盘之人，停止剿共也就意味着，有机会从老蒋“安内”阴影中挣脱出来，在“攘外”过程中，寻找新的自保或壮大机会。因此，他对汉卿建议一口答应。而汉卿自己情况就不同了，他已变成只有军队没有地盘的浮萍军阀。抗战真的爆发，东北军在与鬼子恶战中损耗，老蒋定然不会补充，汉卿最后结局必是光杆司令。故站在自私立场上，汉卿劝老蒋停止剿共、一致对外，比他并无什么好处。真正有好处的举措，还是乘老蒋剿共正酣之际，在中央军背后猛插一刀，与红军共享西北地盘。
那么，汉卿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笔者认为，汉卿在身边谋士策划下，也定下了上、中、下之策。上策者，登高一呼抗日，天下归心，则先与中共共图全国领导权，后商量如何与中共分配权力。中策为，与中共里应外合，驱逐老蒋实力出潼关，在苏联支持下，与中共共享西北地盘。下策是，劝说老蒋停止剿共，洗雪不抵抗将军恶名。应该说洛阳之行，就是汉卿在眼看上、中两策无望情况下，所采取的下策。
但是，老蒋此时正踌躅满志。在他看来，红军主力被困陕甘宁交界处，已如釜底游鱼，只要调动大军四面兜击，其最好结局也就走绥远到外蒙。接下去，他就可以放心大胆与苏联结盟，着手进行抗日大事了。老蒋既然心里有抗日打算，完全可以向张、阎二人透底，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说服二人支持他完成剿共“大业”，然后携手抗日。但是，老蒋不是共产党员，没有学过做思想工作的方法。面对二人劝说，他摆出一副领袖架子，居高临下训斥一番。
这样一来，汉卿对老蒋更不放心了。他十分担心，老蒋即使消灭红军后，依然不会抗日，而会继续消灭包括东北军在内的异己力量。如果是那样的话，即使老蒋一统天下后再抗日，但自己届时已是一介平民，再也没机会在抗战中，用实际行动洗刷不抵抗将军恶名了。想到这里，这个把名誉看得比权力更重要的阀二代，心中不寒而栗。于是，他继续与中共保持密切联系，并让王以哲向红军通报中央军动向，对红军取得山城堡战役胜利起到了一定作用。
在此之前，主席发电向汉卿询问“有何办法停止内战”，汉卿经召集众谋士集思广议后，托刘鼎向中央转达，退出神木、直趋绥远抗日前线、出鄂豫陕再兜圈子转回来这三条策略。随着绥远抗战进入高潮，汉卿觉得，如果率东北军赴绥远抗战，一能使西北内战因东北军离开陷于停顿，二可在绥远继续与红军保持联系，三能合法地接通苏联、外蒙国际交通线，可谓一箭三雕（也许他心里还想着，即使东北军就此与鬼子拼光，他也能一举摘掉不抵抗将军帽子。并以此作为政治资本，像老冯那样，内可在国民党中央谋得一席之地，外能结好中共，当个政治不倒翁）。11月27日，汉卿正式上书老蒋，强烈要求调东北军参加绥远抗战，并以如不答应，部队将难以统驭相要挟。
老蒋当时并不清楚汉卿真实意图。但在老蒋看来，汉卿在对日作战问题上可谓劣迹斑斑：抛开九一八没看清形势不说，南京政府要他死守锦州，他依然保存实力，直到长城抗战，仍坐视汤玉麟弃承德而逃。真的让东北军去绥远，必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老蒋既然是这样想的，就应该用比较婉转方式，告诉不同意汉卿去绥远的理由。但也许是考虑给他留点面子，也许就是为消灭红军而压制国内抗日浪潮（11月23日，老蒋悍然逮捕主张一致抗日的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爱国七君子），老蒋以“没必要再派军队去绥远，必须集中全力消灭共产党”为由，严词拒绝了汉卿要求。
至此，汉卿所有政治重生之路被老蒋一一堵死，如果不想听任老蒋摆布未来，就只能铤而走险。当然要一个阀二代，自行想出什么铤而走险招数来，有些勉为其难。但这时，另一个大佬级人物出面贡献铤而走险招数了，此人便是大名鼎鼎的杨虎城。他在11月中旬告诉汉卿，可以等老蒋来西安时，行“挟天子以令诸侯”故事。
从情势分析，汉卿率东北军来西安，明显挤占了虎城地盘，虎城应该是汉卿天敌。而老蒋也在10月间，对前来奉化晋见的虎城，挑拨了张杨间关系，表示汉卿不堪重用，将来西北事情还是要交给虎城（当然，虎城很快把这话告诉了汉卿）。武装扣押老蒋建议从他口中说出，自然比从汉卿智囊团里的中共或前中共党员口中说出，更具有说服力。
让汉卿更觉得有说服力的，是虎城虽曾与中共走得很近，但据说是因为国焘在川陕时违背盟约袭击汉中缘故，此时他对中共很不感冒。这边汉卿早已要求秘密加入中共了，那边虎城仍不肯与中共走得太近。直到9月上旬，他才同意十七路军与红军达成秘密协定，但仍只把与红军合作范围限定在交通、联络、通商、情报等项之内。故此，汉卿更不会怀疑虎城捉蒋建议是中共的意思。
汉卿哪里知道，虎城从大革命起就与中共往来密切，曾在1927年底向中共河南省委提出过入党申请。中共中央在1928年1月9日收到河南省委报告后，由于中间经历六大换班无人拍板，故直到当年10月9日，才特函复中共东京市委，同意吸收当时在日本游历的他入党。遗憾的是，函件到达东京时，他已离日回国，因此也就没有履行入党手续。虎城虽然不是中共地下党员，但他第三任（现任）妻子谢葆真，则是货真价实共产党员，系1928年由吴岱峰介绍并经党组织批准与虎城结婚，并一直在党组织领导下做他工作的。因此，汉卿眼里与中共保持距离的虎城，其实只是个假象。
不知底细的汉卿，在被老蒋堵塞政治重生之路后，立刻想起虎城所指这条铤而走险道路，并召集谋士们商讨利弊。这些谋士大致可分两类：一类就是中共地下党员，代表人物是已被汉卿在老蒋压力下处死的潘文郁；另一类是被捕后自首的前中共党员，首要分子是黎天才。而即使在中共眼里属叛徒的后一类，他们内心里依然以革命、反蒋、抗日为己任，并把自己与中共关系看成是“人民内部矛盾”，愿为红军生存效犬马之劳。于是，众谋士纷纷以各种方式，赞成汉卿从虎城哪里批发来的兵谏方案，西安事变计划遂在汉卿心里基本成形。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促成汉卿起抓蒋之心的，既有主席自置死地和老蒋逼迫剿共的外部外因，也有汉卿听取虎城建议和谋士劝说的内部外因。而在内部外因方面，除了黎天才之外，虎城建议其实就是来自于谢葆真吹出的枕边风。众所周知，即便现在受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多年的干部，都会被枕边风吹得东倒西歪，虎城这样一个倾向革命的军阀，当然会被枕边风吹着走的。当然，枕边风和中共籍谋士这些当时中共掌握的秘密战宝贵资源，都是由总理统一调度，而总理又根据主席统一部署行事。总结成一句话就是：西安事变表面是张、杨自发行为，但无论分析内部还是外部的外因，真正幕后总推手非主席莫属。
有了兵谏这个底气以后，汉卿于11月30日通过刘鼎致电中共，表示红军只要能设法牵延一二月时间，他就能成就西北联军事业。作为推手的主席收到电报，从字里行间看出汉卿已在内心里把兵谏作为最后手段，不觉心中暗喜。为了进一步推动兵谏，他随即复电说，将在一周后派叶帅来西安，共商两军行动“新步骤”。而汉卿此时也只是把兵谏作为最后手段，于12月1日收到主席来电后，觉得还是有必要在停止剿共、共同抗日问题上，再向老蒋争取一下。于是，他于12月2日又只身驾驶飞机，去洛阳见老蒋。即临上飞机前，他叮嘱刘鼎电告中共他赴洛意图及老蒋最新“剿共”部署，声称国民党军各部将于12月10日全部按新计划部署完毕，提请红军“立即准备作战”。
怀着一颗红心，做好两手准备，汉卿当面向老蒋提出东北军开赴绥远抗战要求，并增加了释放七君子新要求。但老蒋不仅拒绝要求，还声色俱厉地训斥说：“我是委员长，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革命的进来，不革命的滚出去！”见汉卿反对剿共，老蒋果然按主席预料，立刻决定亲自到西安，靠前指挥剿共战争。汉卿前脚刚回西安，老蒋便后脚于12月4日，带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调元、朱绍良等重要军事将领，浩浩荡荡开赴西安。同时，他还调集大批战机飞赴西安，并宣布调30万中央军入陕，杀气腾腾地打算将红军全部消灭。
老蒋这么做，等于是把汉卿往兵谏绝路上逼，军统局长戴笠看出了些名堂，便劝说他不要去西安冒险。但在老蒋眼里，汉卿只是个纨绔子弟，尽管已知道他与中共有来往，却根本不相信汉卿会帮属于“敌我矛盾”的中共，来抓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自己。只是为防万一，老蒋才没让夫人宋美龄及私人顾问端纳，一同前往西安（没想到留的这一手，后来竟成为救命稻草），而且不住在西安城内，住到了距离西安二十公里的旅游胜地临潼华清池。
安顿下来以后，老蒋立刻就分别找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师长以上军官谈话，要他们服从命令，继续“剿共”。在自认为分化瓦解成功以后，他直接对张、杨摊牌，给他们出了一道选择题。其中，选项A是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向陕北前线，中央军则在后面接应督战；选项B是如张、杨不愿在陕甘“剿共”，则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将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剿共”。
老蒋之所以让汉卿做选择题，是因为汉卿以多年从政经历向世人表露，他不会自己出题目，但做选择题能力却很不错，往往选对（如1928年东北易帜，1930年中原大战，他都选对了答案）。故在老蒋看来，无论汉卿在A、B中选哪一项，都能达到消灭红军战略目标。但让老蒋失算的是，有人已经悄悄地在这道选择题里添加了C项，那就是兵谏扣蒋，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老蒋想消灭的红军灵魂人物——主席。
当然，汉卿在坚决不选A、B同时，也不愿用自己身家性命，贸然选C。12月7日，他又去华清池晋见老蒋，希望老蒋能在选择题里，另加联共抗日D项。但两人争论达二三小时之久后，老蒋愤然把桌子一拍，厉声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已然走投无路的汉卿决定选择兵谏，于当日下午急电中共中央，邀请尚未出发的叶帅火速来西安，“有要事相商”。
作为整起事件总导演的主席，一看到“要事”二字，就知道汉卿想选C项了，心头一阵狂喜。然而，在主席下的这盘棋局里，捉蒋只是中间过程，杀蒋才是最终目的。而且，最好给外界留下捉蒋杀蒋完全是张、杨所为、与中共毫无关系的印象（果然，直到现在大多数人依然这样认为），才能保证中共在因老蒋死亡国内形势重新混乱的情况下，迅速发展壮大力量。所以，主席得陇望蜀，故意装作不明白电文奥秘的样子，把叶帅本定于12月8日出发日期，又往后推了一天，到9日再出发，然后于10日再电告汉卿，竭力不给他有同中共当面商讨发动兵谏的机会（这种事情无法在电报里讨论）。
那么，叶帅晚走一天，汉卿也可以推迟一天发动兵谏，主席这么做是否徒劳呢？答案是一点也不徒劳，因为12月9日有一道汉卿过不去的情感之坎，这道坎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在这一天，即使中共地下党不组织，西安所有大中学生也必然要上街游行加以纪念。而中共地下党一组织，这场示威必然会把矛头直接对准人在临潼的老蒋，进而加速老蒋和张、杨矛盾激化，推动西安事变迅速爆发。
果然，12月9日上午八九点钟，西安15000多名学生，就在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组织下，举行了游行请愿。他们先聚集在南院门广场，通过《为督促政府动员全国兵力抗日停止内战宣言》，然后推举请愿代表团，进入西北“剿总”大门，递交请愿书。汉卿让“剿总”交际科长出面接受请愿，好言抚慰各代表。之后，当游行队伍又先后去省政府、绥靖公署请愿。在此期间传出清晨集合时，特务警察在东大街打伤一名12岁小学生的消息。游行学生愈加愤怒，决定要到华清池向老蒋请愿。
老蒋闻讯，立刻让待从室主任钱大钧给汉卿打电话，命令他阻止学生来华清池。但这时学生已经冲出西安城门，并冲破去临潼公路上数道军警组成的封锁线，来到了灞桥前。此时，老蒋直属卫队——宪兵第三团，已在桥上架枪严守，并奉命在学生冲击灞桥封锁线时，可“以暴徒论处，开枪扫射，格杀勿论。”眼看一场大规模流血事件就要发生！

关键时刻，接到电话后的汉卿，亲自驾驶汽车追到灞桥，赶上了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汉卿在当时普通国人心目中，依然是逃跑将军的形象，学生完全可以对他冷嘲热讽。如果是那样的话，汉卿心灵也不会受到什么震撼，反而将产生很强的无能为力之感，西安事变极可能胎死腹中。但学生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见到亲人一样，围住汉卿，向他诉说立志救国决心。他们高呼：“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流血！我们愿意为救国而牺牲！打回东北老家去！死在救国的路上是光荣的！”有人唱起了一首几个月前刚刚问世、从未在舞台上公演过、但已经在西安全城、特别是东北军中广泛传唱的爱国歌曲。这首歌就是张寒晖创作的《松花江上》。
虽然现在每一个中国人都对这首歌耳熟能详，但请大家允许笔者占用一点篇幅，将歌词全文抄录一遍，以共同体验汉卿在现场受到的强烈心灵震撼。歌词是这样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梁。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即使是我们现在，早已经收复东北，但每每唱起这首歌，都还会想到当时国家的衰弱、同胞的苦难，往往哽咽流泪，难以成句。而在当时，面对东北还在鬼子铁蹄之下，收复无望，整个中国命运未卜悲惨境地，渐渐加入合唱队列的全体学生哪里还控制得住情绪？完全是且歌且泣，且泣且歌，最后在场万名学生全部号啕大哭，悲愤之情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这歌声这哭声，宛如一把把尖刀在剜汉卿的心。汉卿当然清楚，歌曲中描述的凄惨情形，与他当时个人决策失误有着很大关系。学生们尽管没有直接要求汉卿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上做什么，但歌声、哭声却比直接的诉求，更能打动汉卿心扉。
喜欢看苦戏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看头遍震撼力最强，最容易伤心掉泪。而看过多遍以后，即使心里还想哭，脸上也哭不出来了。《松花江上》尽管已在民间传唱了几个月，但因为没有在上层社会公演，对一直周旋于上层社会的汉卿来说，产生的就是头遍效应（即使偶尔下部队，士兵也不敢在他这位顶头上司面前唱《松花江上》）。因此，汉卿听后深受感染，再也不能沉默，激动地对学生说：“我张学良和大家一样，也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我与日寇有杀父之仇，有失土之恨，这仇和恨是不共戴天的！我的最后一滴血，也一定要流在抗日的战场上！我与你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要求，在一星期之内，我一定用事实来答复你们！”这才终于劝说学生整队回了西安。送走学生，汉卿马上又去华清池见了老蒋，他想借刚才学生营造的悲壮气氛，说服老蒋停止剿共。
岂料老蒋虽也有爱国之心，心里却想着抢出几个月时间，消灭了红军，然后再谈抗日。怪还怪老蒋不懂得做思想工作，没有声泪俱下地把隐藏在内心的爱国热情合盘托出，反而又一次对痛哭流涕进谏的汉卿厉声斥责，这无疑是把他自己往危险道路上推得更远了。而已经许诺在一周内用事实答复学生要求的汉卿，决定不再等待中共态度，当天深夜就迅速与兵谏提议者虎城，敲定了发动兵谏各个细节。
次日，也就是12月10日，汉卿领着预备带兵攻击华清池的骑兵106师师长白凤翔、下属18团团长刘桂五，以准备让两人在回热河打游击之前听老蒋训示为名，再往临潼见老蒋。其实是让他们熟悉华清池地形和认清老蒋容貌。等白、刘二人退下，汉卿还想再给老蒋一个机会，当然也再给他自己一个机会。但说刚出口，老蒋照例拍桌大骂，直接把汉卿轰走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汉卿只好请虎城再去劝最后一次。老蒋跟虎城没汉卿熟，倒也不发火（由此看来，老蒋自以为对汉卿还算是“打是亲，骂是爱”），摆出一副推心置腹样子，说了一番国民党和共产党水火不同路，冰炭不同炉，不消灭他们无法抗日的理论。希望张、杨认识清楚，他们与老蒋再不对付，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与中共再融洽，也属于敌我矛盾。客观地说，老蒋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说这番话是有道理的。如果他在两个月前，就能如此循循善诱，尤其是对汉卿如此循循善诱，张、杨或不至于铤而走险。但此时为时已晚，虎城假意同意老蒋看法，告辞回去准备兵谏了。
12月11日，已经做好一切准备的汉卿，又到华清池见老蒋。这次他不再劝谏，而且在陪老蒋吃晚饭时，还因动手前有些紧张，情不自禁地表现出一副魂不守舍样子。老蒋看在眼里，或许也觉察到了异样，故在召见黎天才（是在下午下令召见的）时，对天才提出种种疑问。但经能言善辩的天才巧妙解释，自以为是的他，终于误认为汉卿已经被压服，接下来准备奉命行事了，所表现出的魂不守舍，只不过屈服后的情绪低落而已。为此，老蒋并未采取应急措施，结果差点把自己送上不归路。
从老蒋处出来，汉卿驾车带陈诚、卫立煌、陈继承等人，又赶至新城大楼重新吃一桌盛宴（老蒋吃饭比较节俭），到当晚十时许，才席终人散。张、杨二人在这里最后一次郑重敲定，联合实施兵谏。接下来，两人觉也不睡，各自在金家巷和新城大楼，召集亲信将领部署行动方案。

12月12日晨5时，张、杨按时发动兵谏。按分工，东北军来到临潼华清池，消灭了保护老蒋的宪兵第三团，担任团长的老蒋族孙蒋孝先，因为在北平时双手沾满爱国学生鲜血，就擒后被当场枪杀。老蒋听到枪声起，在卫士帮助下翻五间厅后窗逃上骊山，但摔伤了后背。到早晨9时许，藏于半山腰一虎斑石东侧石峡洞内的他，被搜山部队发现，扶掖下山，送往西安城内囚禁。与此同时，十七路军武装攻击西京招待所，陈诚、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富有军事经验的将领，懂得好汉不吃眼前亏道理，束手就擒。但被老蒋临时招来西安的文官邵元冲，不知枪弹厉害竟跳窗逃跑，结果被士兵击中要害，两天后死在医院里。此外，陕西省主席邵力子也在家中被抓。至此，除邵元冲送命外，包括老蒋在内所有大员，都被张、杨生擒。
得知兵谏成功消息以后，张、杨联名向全国发表由黎天才、宋绮云起草的救国八项主张，具体要求包括：（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当然，汉卿也没忘记在12月12日凌晨五时和晚间，两次向中共通报兵谏情况。
其实，就算汉卿不通报，中央也会通过设在西安的刘鼎秘密电台及稍后传出的正式消息，得知该项特大利好的。听到这个消息，整个红军一片欢腾，政治局于12月13日召开会议，讨论应对策略。国焘在回忆里说，会上平素持论温和、又不多发言的老总，竟然抢先表态说：“现在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意思是不仅要杀老蒋，而且还要杀陈诚、卫立煌等一班悍将。老总建议基本反映出广大红军将士心声，在不知西安事变底细的他们看来，这就是块从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得赶快不计后果地吃到肚子里，以免馅饼又长了翅膀飞走。
而作为事变总导演的主席，按国焘描述，“一直在那里狂笑”。也许有人会认为，国焘又在肆意污蔑主席了。但笔者却认为，国焘没有污蔑主席，相反很忠实地记录下了主席在胜利后的极度喜悦心情。试想，主席参加革命虽有十五年，但领导全党力量与对敌进行政治斗争，这还是初出茅庐第一次。而就在这第一次中，通过领导以总理为首的隐蔽战线同志，齐心协力妙手统战，主席借汉卿之手，将号称当时中国政坛之王的老蒋一举擒获。如此看来，主席政治能力远在老蒋之上，属于中国政坛不折不扣的王中王。大家说说看，主席高兴得狂笑不止，是不是也合情合理呢？
不过高兴归高兴，中国革命现实形势依然严酷。因为老蒋及一批嫡系将领虽被擒，但他的上百万中央军完好无损，其中胡宗南、毛炳文、王均（11月8日飞机失事死亡后，由曾万钟指挥）、关麟征等部，就在潼关以西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腹背地带。如果真刀真枪对战，红军等三位一体军队依然不是中央军对手。而就连老蒋本人杀与留，用参与策动事变全过程的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也是“这件事不能完全由我们做主，主要是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
因此，当时形势套用一句主席日后名言就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欲知主席又采用了哪些手段，做好西安事变善后工作，把革命从曲折道路引导到光明前景上，请看第三十四章《“斯”命难违》。
在结束本章之际，笔者想对比一下主席和汉卿这两个政治人物的优劣。就西安事变之前的实力而言，主席实际领导着中共，但红军经严重损失，不过六七万之数；而汉卿无论实际还是名义都领导着东北军，兵力将近20万。然而，实力比较强的汉卿，只会根据当前政治形势见招拆招，即所谓做政治选择题。虽然经过张作霖多年培养，他总算做对了不少选择题，但论起政治能力，只能排在末流。当然，有些政治人物连选择题都不会做，只会通过揣摩上级意图做事，比汉卿都不如，被归属于未入流。说到代表人物，班干部式总书记瞿秋白是也。
反观主席，不仅自己不做选择题，还要想方设法给对手和盟友出题。而且，所出题目也因人而异：对于悟性较差的汉卿，出选择题；对有些悟性的老西，出简答题；对中国政坛之王的老蒋，则出详答题。在顺应形势给人出题的过程中，主席也就慢慢以一己之力改变形势，成为推动中国前进的时代伟人。更为绝妙的是，主席在改变形势之时，还竭力掩盖形势因自己推动而改变的蛛丝马迹，让旁观者觉得是客观形势帮了他的忙，而不是他有多大本领。这简直是政坛高手里的高手，堪称超一流政坛人物。推动西安事变，就是一个很好例证。
也许很多网友不会同意此观点，觉得是否把主席吹得太神了。主席不是一贯希望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面前，树立伟大、光荣、正确形象，真有这么大的功绩，为何不主动公之于众，却甘愿做了好事不留名呢？
但笔者要说，有些好事是确实只能做不能留名的。就拿西安事变来说，主席如果大吹大擂告诉别人，西安事变是我干的，则老蒋逃回南京后，还会同意第二次国共合作吗？当然有人又会说，到了解放战争与老蒋翻脸时，总能公布真相了吧。但笔者依旧认为不能，因为那样的话，老蒋知道主席这么厉害，在三大战役时就不会那么容易上主席当了。而且，后来起义的地方实力派都会觉得主席惯于忽悠别人，很可能不再发动起义。当然有人还会说，等全国解放总可以说实话了吧。可笔者照例觉得不能，因为老蒋虽已逃到台湾，起义将领也无法后悔，但主席还要跟美苏两超斗智斗勇。主席若是公布了西安事变真相及后面若干真相，不等于把自己看家本领合盘告诉对手了吗？要是那样的话，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无须支付国焘生活费，让他写什么主席等中共领导人旧事，直接上报摊买相关报刊来研究就可以了。而主席想巧妙利用美苏矛盾做成中华崛起的大势，也就势比登天了。
由此可见，对于西安事变，主席只能提前学雷锋，做了好事不留名。虽然这样一来，很多反毛分子都说，主席根本没什么伟大之处，只是运气特好才取得了政权。但权衡利弊之下，主席也只能一言不发，听任反毛分子在他身前身后肆意诽谤了。